7 无言的童年
她们的童年没有支撑。一切尽失，缺少坐标。蕾蒂西娅和杰西卡的人生之路因伤痕、殴打、惊吓和崩溃而坎坷不平，她们每次站起来似乎都只是为了再一次摔倒。在她们最初的那些年里，净是一系列难以理解的混乱。没有人给她们解释接二连三搬家的原因，或者母亲住院而父亲“在角落里”的缘由。没有人向她们讲述这一切。在对厄尔省
社会部门的研究中，吉纳维夫·贝松援引了一个童年时期遭受虐待的成年人的证词：“要摧毁一个小孩，不需要把他往墙上撞……把奶瓶固定在床上，让小孩独自喝着，没人注意他，没人跟他说话，这个小孩就不存在……他身上的某些东西就将彻底‘破碎’。”
蕾蒂西娅所有的老师和心理医生都曾指出，要让她开口是非常困难的。杰西卡补充道：“蕾蒂西娅说过，她什么都不记得了。”她童年的创伤已经从她的记忆里被清除掉了。对不堪回首的过去，她采取的是拒斥和隐瞒的态度。在儿童法官要求提交的报告中，呈现出来的是一个“被遗弃的形象”，一个“异常缺乏安全感”的小女孩，具有“情感和智力的缺失”。8岁的时候，她的认知能力相当于一个5岁的小孩。
但是，就算用上所有的儿童智力测验，哪怕依照韦克斯勒成人智力量表来鉴定一个小女孩，人们也只是枉费心机，最终得出的其实不过是成人视角的诊断，根本无法触及其内心世界的崩塌。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在她的幼年时期，她身上产生过何种具有决定性的伤痕？我们知道，考虑到她的年纪以及受过的创伤，她是没有能力把它说出来的。“语言表达的阙如”的背后，压抑和遗忘的背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想法？
我读过点这方面的书。约翰·鲍比（John Bowlby）开创了1960年代末的依恋理论，儿童精神病科医生莫里斯·伯杰（Maurice Berger）则是他的追随者，他曾写道，儿童需要和一个“稳定、可靠、可预见、容易接近，能够理解其需求和平复其紧张的”成人形象建立关系。没有这样一个照料者（或者说“给予关心的人”），他就没有情感上的安全感，没有信心，没有着落，因此也就没有去发现新世界的能力。人们曾观察到，一个目击过家庭内部暴力的幼童容易发展出如下表现：焦虑或攻击性、遗尿症、创伤后精神压力综合征，以及语言表达和智力缺陷。易受伤的特点很早便扎根了。
我学过技术化的术语和学术化的表达，但是，我反而更加喜欢探寻儿童内心中的微妙和含糊之处，他们惯于遗忘的倾向，他们在理解上的无力感，不仅包括蕾蒂西娅和杰西卡，也包括所有的小孩，我们都曾是小孩。
在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的非虚构作品《冷血》中，凶手亲眼看到他的父亲殴打他的母亲，做了如下描述：
我害怕到了极点。实际上，我们这些孩子都被吓到了。大家哭了起来。我感到害怕是因为我认为自己的父亲会伤害我，也因为他殴打我的母亲。我实在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打她，但是我确实感到她应该是做了什么糟糕透顶的事情。
在题为《被征服的女性》的研究中，玛丽—弗朗斯·伊里戈安（Marie-France Hirigoyen）援引了一条成年人的证词：“因为尖叫和打斗，我经常在晚上醒过来……人们在童年遭遇的暴力，就像是一种人们教授给你的母语。”
暴力的世界穷尽了语词。我将把这些语词送给蕾蒂西娅。应该为这位公主写一部《小王子》，在那里，成人的沉重和严肃不被认可。
爸爸打妈妈
妈妈哭泣
爸爸被关进角落
这是我的错
我不想去监狱
妈妈离开了
爸爸和妈妈还会回来吗？
我只想出了一半。2014年年底的一天——在逛了一个规模不大的圣诞集市之后，我们在一家咖啡馆里取暖——杰西卡追溯起往事的时候，音调也提高了：“我的父亲打了我母亲几个耳光。我母亲哭了起来，但我们没法去帮她，否则挨打的就会是我们。”
有个孩子还讲过其他的故事，这是一个律师向我讲述的。在一个小村子里，一个男人当着3岁和18个月大的女儿们的面，用刀杀死了自己的妻子。他丢下女儿们，让她们和尸体在一起，以此制造自己不在场的假象，最后，他惊惶不安地报了警，谎称这起惨案是由一桩入室盗窃所致。在此期间，他3岁的女儿因为母亲一动不动而感到生气，就躺在了她身上，对她又拉又摇一番之后，她不知该如何是好，便满身血迹地走到了街上。在走了200米远后，她撞在了一个路人的身上，这个被吓坏了的路人通知了宪兵。小女孩得到安顿后解释道：“爸爸在妈妈身上涂了红色的颜料。”
有过多少次，蕾蒂西娅感受到了围绕着她、在她头上盘旋、附着在她身上的虚空？说她的生活是一片废墟并不准确，因为，首先必须建立过什么，才会有废墟。然而，蕾蒂西娅什么都不曾建立起来：人们系统化地阻止了她这样做。婴儿喜欢弄乱人们在他们面前堆起来的彩色积木。对蕾蒂西娅来说，摧毁这个小楼房的却是那些成年人。每一次，他们都想要重新开始。到头来却没有一样东西能立得起来，蕾蒂西娅便放弃了小房子。
还是一个婴儿的时候，她就变得消瘦，变得心灰意冷，睡得也越来越多；在这片荒谬之地里，她既然没有立足之处，便干脆抽身而出。成了一个小女孩之后，她依然羞涩、压抑、敏感、拒斥自我，对别人施加于她的各种暴力和各种虐待行径，她就是一个看客。她越是一无所求，便越是会被遗忘在角落里；她越是面露消极，无心自己的生活，便越少得到别人的安慰。所有这些难以理喻的事情，这些惊叫、殴打、眼泪、变动、冷漠，都在她身上催生出了这些怪异的想法、这些藏匿在她生命深处的真理，就是这些东西最终塑造了她：
爸爸是对的
爸爸是对的，否则他会打人
爸爸总是对的，否则他会杀死妈妈
男人总是对的，否则他们会杀掉我们
对这对双胞胎而言，有一个观念根深蒂固，当妈妈因为痛苦而尖叫，或因为悲伤而落泪的时候，她只是在屈从本性。因而，所有这些创伤都构成了基石。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谈及由暴力和服从设定的命运和生活。直至今天，杰西卡仍然害怕她的父亲。然而在以前，保护她妹妹的正是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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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专家断言，双胞胎直到两岁都生活在一种“双生融合”中。在2岁到6岁间，他们便进入了一种完全对立发展的“互补阶段”：一个冷静，另一个紧张；一个健谈，另一个沉默寡言；一个控制另一个；等等。在受教育的年纪和青春期，他们会自我成长，即便教育和特殊环境会让融合时期延长至成年。
无论如何，双胞胎中的一个都会是另一个的生命伴侣。他们相爱、相恨，互相知根知底。他们相伴相随，比爱情的结合更为长久。对于其中一个而言，他的双胞胎伴侣意味着什么呢？
热罗姆·加尔桑在《奥利维尔》中对一个被汽车撞倒的6岁小男孩说：“比他的双胞胎兄弟活得久是一种欺诈。为什么是我而不是你？”2015年2月，《新观察家》上的一篇文章谈到一对罹患先天性黏液稠厚症的双胞胎，其中一个解释道：“没有他，太多的东西我都没法去想象。即便是一次生日：这不是我的生日，而是我们的。这一天如果少了他，就像是在庆祝我一半的生命。”
蕾蒂西娅和杰西卡小的时候，由于她们长得太像，以至于人们总是混淆。她们有能力在同一时刻做同样的事情，比如说打哈欠。她们如影随形，还会打架。弗兰克·佩雷就见识过：“‘我的姐姐总是让我恼火’，接着是，‘我的妹妹在哪儿呢？’”在长大的过程中，她们各自都发展出了自己的个性。但成人总会用粗陋的对立去区分她们，导致这个互补的分化过程濒于停滞。谈起过去，所有人都坚信杰西卡是领导者、保护者、母亲，而蕾蒂西娅是被指挥的那个，是那个爱抱怨的小孩，用西部人的说法就是“小气鬼”。
这就是她们童年的基石：双胎妊娠。这是杰西卡最早跟我讲起过的事情之一：“我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妹妹。我会离开我的父亲、我的母亲，但永远不会离开蕾蒂西娅。”而如今，这个镜子游戏再也无以为继：从今往后只有一个人的生活了。
厄尔（Eure）是法国西北部的一个省。
热罗姆·加尔桑（Jérôme Garcin，1956— ），法国记者，他的双胞胎哥哥奥利维尔6岁时意外丧生于车祸，《奥利维尔》一书就是献给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