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文献学视野下的穆旦诗歌
一 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略述
但凡一门成熟的学科，都应当具备相对稳定的文献学基础。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工作自中国现代文学诞生之初就已逐步展开，也出现了10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这样的经典之作，但有组织、有计划且较大规模地进行文献发掘与整理的工作已是新时期之后了。突出标志即是1979年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发起编纂的大型资料丛书“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以及其他资料丛书、全集、选集、报刊（影印）、民国时期总书目、期刊目录汇编等不同类型的文献专书的出版。其中，《鲁迅全集》（人文版，1981年，2005年）在文献搜集的全面性、注释的详尽性、操作的规范性等方面提供了非常有益的经验。朱金顺先生的《新文学资料引论》[1]着眼于现代文学资料的搜集与整理，虽以“资料”为名，但主要是依循中国古典文献学的诸多原则，从考证、版本、校勘、目录等逐一进行了剥索，可说是最早对现代文学文献进行系统讨论的著作。而包括《〈女神〉汇校本》《〈围城〉汇校本》等数种汇校类著作的出版[2]，则在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方法上做出了积极的探索。
但是，一直到21世纪初期，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理念方才成蔚然之势，2003—2004年间召开的两次“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学术研讨会可视为重要节点，“文献问题”已被认为是现代文学研究持续推进之中“脆弱的软肋”（刘增杰语）。“文献的匮乏与讹误”、误用文献材料、全（文）集编选过程中修改或删改原作的现象、研究缺乏“史感”、缺乏严谨的学术规范等现象引发了批评。“文献还原与学理原创”之间的“互动八事”（杨义）、文献整理工作的长效性（朱德发）、文献对于学术思路的新拓展（钱理群）等观点则彰显了文献之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学理意义。[3]更为集中的探讨则有：徐鹏绪从“总论”“本体论”“功能论”等角度对现代文学文献学理论体系进行了系统的探索，提出了现代文学文献本体的结构模式，将现代文学文献分为三种类型，即由新文学作品组成的原典文献、原典文献传播过程中生成的对现代文学进行批评研究的二级文献和对这些批评研究进行再研究的三级文献。在此之前，徐鹏绪还对鲁迅学文献类型进行了专项研究。[4]解志熙强调现代文学也应如古典文学加强学术规范，他基于文字讹误，文本错简，“外文”“外典”及音译词语，“今文”与“今典”等情形，指出现代文学文本也需仔细校注，提出了“异文本”等概念，并特别强调了从“文献学的‘校注法’”到“批评性的‘校读法’”，即文献学作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研究方法的重要性，简言之，即“强调面对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文本，文学研究者在发挥想象力和感悟力之外，还有必要借鉴文献学如校勘学训诂学家从事校注工作的那种一丝不苟、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与比较对勘、观其会通的方法，而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那也就有可能将文献学的‘校注法’引申为批评性的‘校读法’——一种广泛而又细致地运用文献语言材料进行比较参证来解读文本的批评方法或辨析问题的研究方法”。[5]金宏宇则细致勾描了现代文学文献复杂的版本状况，认为传统意义上的“版本学”视域“很难让我们去发现版本的文学特性”，他提出了“版本批评”的概念，认为“版本批评”可以“把版本研究延伸至文本批评之中”。为了使现代文学研究“真正具有有效性和严谨性”，要确立三个基本的版本原则，即在文学批评或单个作品的研究中，要具有版（文）本精确所指原则；在文学史的写作中，应秉持叙众本原则；在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过程中（即作品的出版流布），应遵从新善本原则。[6]而其新近研究，则注意到了现代文学的汇校本问题。[7]
在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知识理念的引领之下，从“作品”或“文本”到“文献”，自然也就并非名词的简单替换，而是涉及对象本身、研究观念、治学态度、学术方法等一系列问题。对错综复杂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展开校注乃至汇校也可说是题中应有之义。
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汇校本”可谓1980年代方才出现的一种新的文献整理类型。一个现代文学作品往往可能有不同的版本形态，如手稿本、初刊本、再刊本、初版本、修订本、定本等。常见的整理行为即是选定某一版本，其他版本弃之不顾，或仅仅加上简单的版本说明。汇校本不然，它是以某一版本为底本，同时，通过脚注、尾注或者旁注等方式将其他版本中的异文一一呈现出来。一般性的文学作品的整理是静态地呈现一位作者在某一时段的写作，其功能是单一性的；而汇校本则往往可以动态地呈现出一位作者的艺术构想、修改意图及其与时代语境之间的内在关联，其功能可谓是综合性的。
从实际出版来看，作品的汇校本虽非新鲜事物，但绝对可说是困难重重的出版。1983—1991年间，曾出版过5种，但自从《〈围城〉汇校本》引发了一场著名的官司[8]之后即告一段落[9]，一直到近期方才出现两种，即《〈女神〉校释》[10]《边城（汇校本）》[11]。
很显然，在实际操作中，对现代文学文本进行系统校注及展开文献学式研究的难度颇大：因为种种原因的搁置，现代文学文本的版本问题犹如厚积之尘垢，一时间绝难拂去，“大量的现代文学文本累积了颇为繁难、亟待校注的问题，成为阅读和研究的拦路虎，而得到认真校理的却只有《鲁迅全集》等个别大家之作。所以，对现代文学文本的校注不仅是必需的，而且几乎需要从头做起”[12]。这里所谓未被“认真校理”的指的应是各类动辄数卷以上的全集或文集。相当一部分的文集或全集，多是作品的汇总，即将各种版本不加明确说明地混杂编排，缺乏必要的校注说明；在比较糟糕的情况下，甚至连作品的原始出处都未标注。换个角度看，作品的大量整理出版与实际方法的有效性之间并不对应——较早时期的一个判断，现在看来依然如是，那就是“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迄今似乎仍限于自发的或自然的状态”，即“缺乏古典文献学那样被共同意识到的学术传统和被大家自觉遵守的工作路径”。[13]
而落实到现代文学研究之中，若不加区分地对待一个作品的不同版本，从“众多版本中任选一个版本，而得出的结论却是统指性的”，这即所谓“版本互串”现象，将会“有损批评的精确”或者“导致阐释的混乱”[14]。实际上，也不妨说，目前现代文学研究中对于版本的精确性的忽视，以及由此形成的较为混乱的局势，既和知识理念有关，也和文集或全集的版本杂陈的编辑方式有关——当然，就其根本而言，知识理念与编辑方式原本就是直接关联的。
问题的关键或许就在于，面对纷杂的局势，现代文学的文献整理如何“从头做起”呢？以个人的观察，更为切实的工作无外乎两种情形：一种是对于已成型（已整理出版）的文献的再校理，另一种则是新文献的辑校。前者涉及大量文献的重新校理，需要较多的人力物力，实际操作难度颇大；后者倒是在持续进行之中，目前较多出现的校读式批评也主要是基于某些新发现的佚文一类材料而展开的批评与阐释，这意味着从文献学的“校注”到批评性的“校读”尚只是一个局部原则，即是针对部分文献的、零散的研究，而不是全局式的、系统的研究。因此，提供可靠的版本谱系仍然是当务之急。
校注是全部工作的基石。校注并非单一性的问题，下一步工作即校读，这种进一步的考察必将涉及修改的背景、动因等等个人和时代的因素；再进一步，则将涉及现代文学学科自身的某些学术方法、规范与原则。诸多工作结合起来，文献学方法在文本批评乃至文学史研究方面也就具备了非常重要的价值意义。实际上，若建立了详尽的版本谱系，批评性校读等工作的重心也可有重要的调整：即将全部材料作为研究对象，择要述之；而不是局部的、零散的——甚至可说是基于某些边角料式的研究（如某些佚文的发掘与整理）。这种调整，粗略地说，即从“树木”到“森林”。
总的说来，尽管难度颇大，但学术自觉既已在逐步形成之中，文献学视域下的文本整理出版和研究局势的出现仍是可以期待的。近期出版的《边城（汇校本）》即是一套系统工程的开端，它被列为“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经典汇校丛书”的第一部。[15]而《穆旦诗编年汇校》着眼于穆旦的全部诗歌作品，既能有效地展现穆旦这样一个重要作家诗歌写作的全貌，在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建设方面，也应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1] 朱金顺：《新文学资料引论》，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年。
[2] 当时的汇校类著作有：郭沫若著、桑逢康校：《〈女神〉汇校本》，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郭沫若著、黄淳浩汇校：《〈文艺论集〉汇校本》，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郭沫若著、王锦厚校：《〈棠棣之花〉汇校本》，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李劼人：《〈死水微澜〉汇校本》，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钱锺书著、胥智芬汇校：《〈围城〉汇校本》，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年。
[3] 参见解志熙：《“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共识述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刘涛：《中国现代文学文献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2期。
[4] 徐鹏绪等：《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徐鹏绪：《鲁迅学文献类型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5] 解志熙：《老方法与新问题——从文献学的“校注”到批评性的“校读”》，《考文叙事录——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丛》，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8页。“异文本”的说法出自解志熙《芦焚的“一二九”三部曲及其他——师陀作品补遗札记》，《河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6] 金宏宇：《新文学的版本批评》，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27页，第55—63页。按：金宏宇的相关研究著作还有：《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作版本校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文本与版本的叠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文本周边:中国现代文学副文本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
[7] 金宏宇、杭泰斌：《中国现代文学的汇校本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6期。
[8] 《〈围城〉汇校本》出版后引起了官司，结果是钱锺书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胜诉，出版者四川文艺出版社及汇校本作者胥智芬败诉。
[9] 《〈围城〉汇校本》的官司也波及了其他汇校类作品的出版。时任责任编辑的龚明德后来在《〈《围城》汇校本〉十年祭——为深圳晚报〈围城〉六十年专号作》一文（《深圳晚报》,2007年7月16日）中颇多感慨：“不仅《〈围城〉汇校本》被明案判输，连早已得到版权所有者认可的《〈死水微澜〉汇校本》差点儿又在有关单位和欠理智的个人的取闹中连环吃官司！已经蕴酿成熟的更精到的《〈八十一梦〉汇校本》等中国现代文学名著汇校系列均胎死腹中。”
[10] 郭沫若著、陈永志校释：《〈女神〉校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11] 沈从文著，金宏宇、曹青山汇校：《边城（汇校本）》，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
[12] 解志熙：《老方法与新问题——从文献学的“校注”到批评性的“校读”》，《考文叙事录——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丛》，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页。
[13] 解志熙：《刊海寻书记：〈于赓虞诗文辑存〉编校纪历——兼谈现代文学文献的辑佚与整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
[14] 金宏宇：《新文学的版本批评》，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7页。
[15] 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名著异文汇校、集成及文本演变史研究”由金宏宇教授主持立项，本人为子课题“近百年新诗名作（以诗集为中心）异文汇校、集成及文本演变史研究”负责人。相信以此为契机，现代文学名著汇校的系统工作将全面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