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刘勇 李怡
奉献在读者诸君面前的这一套《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是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点牵头编撰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系列编年史著之一，仅“现代”部分，组织编写的时间就历时五年之久，加之先前已经推出的《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总体时间更在八年以上，如今总算初具规模，可以说是大体完成了我们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的一种表述。
编年史，顾名思义也就是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的历史记录方式。编年史的写作，中外并见，既是中国自己的一种传统，也是西方古典时代就存在的叙述方式，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Titus Livius，公元前59年—公元17年）的《罗马自建城以来的历史》、塔西佗（Tacitus，约公元55年—120年）的《编年史》和中国的《春秋》、《左传》及《资治通鉴》等都属于著名的编年史经典。《春秋》被称作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左传》被誉为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叙事详尽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则是我国现存编年体史书中影响最大的一部。文学编年史的写作始于现代人的自觉探求，历史学家陈寅恪建议文学研究不妨借鉴“史家长编之所为”，“能尽取当时诸文人之作品，考定时间先后，空间离合，而总汇于一书”。[1]这就是文学编年史。武汉大学陈文新教授任总主编的《中国文学编年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著述上至周秦，下迄当代，共分十八卷，每卷约80万字，总计1400万字，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完整、涵盖古今的编年史，其中於可训主持的现当代部分也是迄今最详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编年通史。进入2013年，更有钱理群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刘福春的《中国新诗编年史》等面世，有学者据此而称是“又一次文学史写作的高潮到来了”。当然，是不是真的掀起“高潮”还可以继续观察，但是，中国学者试图以新“编年”方式入手发现文学的“新历史”则是毫无疑问的。
中国现当代文学编年史的出现首先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新时期以来持续不断的“重写”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曾经分别在1950、1980、1990年代出现过三次大的高潮。1950年代是响应教育部将“中国新文学”纳入大学中文系课程的需要，以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及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为代表；19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思想启蒙的大潮，“重写文学史”蔚然成风，如果说唐弢、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承上启下的成果，那么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则是开拓创新的展示，其他如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郭志刚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朱寨《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等等构成了文学史写作的繁盛景观；1990年代文学史写作更加多元化，继续追踪文学研究动态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分别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史著的经典之作，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则开启了关注文学生产体制的新格局。进入新世纪之后，文学史的写作基本上沿袭了1990年代的多元化方向，不断拓展新的叙述空间，范伯群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第一次系统勾勒了雅文学主流之外的通俗文学的世界，孟繁华、程光炜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标志着当代文学历史化的最新成果。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之所以值得“拓展”乃是因为“以论代史”依然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文学史叙述。作为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重写文学史”的潮流的继续表现，中国现当代文学编年史也和“重写文学史”思潮一样充满“拨乱反正”的意味，经过多少年“以论代史”的干扰，我们对于“文学”历史的诸多基本情况——作家作品与期刊图书出版的基本情况本身其实是相当隔膜的，仅仅是“论”的展示并不足以揭示文学的历史演进，不足以还原文学历史的真相，“编年史”的价值可能正在这里，它力求将文学的发展还原为一系列最基本的文学现象的素朴的呈现，尽可能真实地告诉我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中国新诗编年史》的著者刘福春先生曾经感慨说，目前出版的中国新诗史，算上全部有名目的诗歌出版物，也不到他所掌握的数量的一半，如此比例的研究基础，实在令人质疑不断。所以，从进入中国新诗研究的那一天开始，刘福春先生就另辟蹊径，将主要的精力置于中国新诗原始材料的搜集、整理和勘探、分析之中，先后为我们推出了《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诗歌卷》、《中国当代新诗编年史（1966-1976）》、《中国新诗书刊总目》等系列著作，一步一个脚印地为我们积累了中国新诗历史的点滴史料，刚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的《中国新诗编年史》可以说就是这数十年心血的结晶，中国新诗终于有了自己厚重的档案和家谱，不能不说这真是中国现代文学界的一件大事。
当然，随着当代文学持续不断的发展，随着现代文学领域不时出现对“新文学主流”、“雅文学主流”、“白话文学主流”的“独占”历史的质疑，文学史写作似乎也出现了一种逾越边界或者说模糊边界与范围的可能，以致引发了另外一类疑虑：仅仅只有百年历史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否应该不断扩大我们的写作面积？是不是以时间为线索的编年史写作就成了可以收罗一切文学现象的框架？
其实，正如我们从来也不曾有过放弃主观思想认识的历史叙述一样，文学史的写作从来都不可能是不偏不倚、客观中性的材料完善工作，因为材料本身就是一个永远无法真正完结的活动，何况对于同样的材料，如何挑选、如何陈述依然是一种“态度”的结果，史料与史识的协调配合才是文学史写作的应有之义。从这个意义上看，所谓“重写文学史”并不就是叙述范围的不断扩大——从新文学扩大到旧文学，从雅正文学扩大到通俗文学，从各种可见的“地上文学”扩大到犄角旮旯里的“地下文学”……编年史的出现也不能够简单理解为是这一“扩军”过程的理所当然的产物。
在我们看来，现代文学史的重写从来都是史识与史实的同时建构，对“以论代史”的突破最终依靠的并不只是一大堆的史料，同时也需要更坚实有力的、更具有启发意义的历史思想。在透过新的思想扩大我们的认知范畴之后，在新的认识框架拓展了文学视野之后，等待我们的工作恰恰是回过头来，切实把握中国现代文学的新的历史内涵与特点，重新确立现代文学的经典，重新梳理现代文学的历史逻辑，重新解释现代文学自己的传统。在新的历史经典的构建之中，所谓的“多元标准”并不意味着毫无原则地容纳一切，“多元”并不能够成为没有标准的理由。正如温儒敏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基本的价值标准放弃了，表面上似乎包容一切，结果呢，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连起码的学术对话也难于进行，只好自说自话。过去是一个声音太过单调，全都得按照某种既定的政治标准来研究，学术创造的通道被堵上了；现在则放开了，自由多了，但如果缺少基本的评判标准，‘多元化’也只落下个众声喧哗，表面热闹，却无助于争鸣砥砺，还会淹没那些独特的学术发现。”[2]
最近几年，出现在我们视野中的有价值的文学编年史都不是原始材料的无限罗列，其中显然包含了著者诸多深刻的学术思想与良苦的学术用心。中国新诗尤其是当代中国诗歌常常受制于各种“非艺术”的社会事件，包括政治生活事件，也包括私人生活事件，“以论代史”的诗歌史不过是将文学艺术注解为一系列国家形势的反映，而总是忽略这些国家大事背后的异样人生与复杂生态。刘福春敏锐地注意到了这种缺失，所以他的《中国新诗编年史》将大量的篇幅花在“文学周边”的一些事件或者活动上，比如某些文坛官司的来龙去脉，还有不少的作家日记，有张光年日记、陈白尘日记、郭小川日记等等，这些日记折射出当时诗人的生活状态和遭遇，这些表面看来好像跟诗人的创作没有关系——他哪天做检讨了、哪天被谈话了——但实际上这就是真实的中国诗歌的生存，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中生存下来的。这都是今天诗歌的生态环境，是当代文化、当代文学非常重要的场景。在这个意义上，刘福春先生的编年史其实又可以说是中国诗歌的生态景观汇编，是中国诗歌的生态史。当我们的史家能够将诗歌发展的生态环境和作家的文字创作联系在一起，寻找两者之间的很好的映衬、说明，“还原”出我们诗歌发展百年来非常重要的细节时，这些细节带给我们的就不再是一些干枯的文字符号，而是以新的思想智慧烛照我们发现历史的道路，是以论者的思想高度吸引我们重新进入历史情境，感同身受地体验中国新诗的时代与氛围。这样的处理和安排，显然又是一般的文学史所不容易做到的。钱理群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不仅仅以副标题的形式特别标明这并非一部泛泛的文学大事记，而是“以文学广告为中心”的相当个人化的历史叙述，在“总序”中，更有明确的思想提示：“更重要的是，全书条目的选择与叙述，都暗含着我们对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些基本关系的持续关注，如文学与时代政治、社会、经济问题的关系，文学与出版、教育、学术……的发展，等等，都形成了我们的历史叙述中的内在线索，看似散漫无序、时断时续，但有心的读者是不难看出其间的蛛丝马迹的。”“‘个人文学生命史’应该是文学史的主体，某种程度上文学史就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个人文学生命的故事连缀而成的。文学史就是讲故事，而且是带有个人生命体温的故事。”[3]
那么，文学编年史到底是什么呢？在我们看来，它应该是目前文学史研究最基本的文学发展史料的有机组织。与一般的文学史论著不同，它主要通过文献史料本身的整理铺排来展示历史的过程；与一般的史料汇编不同，其中依然包含着编著者对历史的理解和认识——虽然不是那种长篇大论的思想定义和概念阐述，但却应该包含着或者说提示着编著者对历史内在逻辑的理解。
这种理解归根结底就是对文学“谱系”的一种梳理和解读。
从文学史到编撰史，从学术史到接受史，从思潮史到编年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不断拓展，寻找历史“谱系”的价值也愈发引人注目。所谓“谱系”，就不是将历史看作乱七八糟的无序堆砌，而是承认在纵横交错、四方融汇、相互关联之中，有着清晰的某种变化发展的流脉，留意于这些事物之间的互动关系，立体地观照事物多层面的复杂关联，方能深刻地揭示事物自身的特质。
近年来，随着西方尼采、福柯的学说在中国大陆学界的深入研究，“谱系”这一概念开始广泛出现在各类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著作和论文当中，特别是对于西方“谱系学”理论的大量译介和运用，反映出人们打破以往将历史看成是一个既定的、有目的性、连续性的过程，期望在具体历史情境中去探索不同社会的冲突、博弈关系，重新解释历史的努力。根据福柯自身对于“谱系学”的解释，他所谓的谱系学就是要“将一切已经过去的事件都保持在它们特有的散布状态上；它将标示出那些偶然事件，那些微不足道的背离，或者，完全颠倒过来，标识那些错误、拙劣的评价以及糟糕的计算，而这一切曾经导致那些继续存在并对我们有价值的事情的诞生；它要发现，真理或存在并不位于我们所知和我们所是的根源，而是位于诸多偶然事件的外部”。[4]以往的历史研究把历史看成是一个具有本质意义、连续性的东西，我们可以从中推演出历史的起源和发展脉络，但是“谱系学”则注重历史背后的断裂、差异和偶然性，反对一味地追问历史规律和逻辑性，关注世界中一些边缘存在和历史本身的丰富性。简而言之，福柯的“谱系学”是对于历史的一致性和规律性的反拨和拒斥。
与西方的“谱系学”不同，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自己关于谱系的知识，并且已经在中国古代文学、史学、哲学的研究当中被广泛运用，体现了中国古代对于谱系的理解和对于世界的认知。根据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年版《汉语大词典》对于“谱系”一词的考察，中国对于谱系一共有三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记述宗族世系或同类事物历代系统的书。《隋书·经籍志二》曾有“今录其见存者，以为谱系篇”。第二种是指家谱上的系统。明代归有光著《朱夫人郑氏六十寿序》，中间写道：“至于今四百余年，谱系不绝”，清代顾炎武《同族兄存愉拜黄门公墓》诗云：“才名留史传，谱系出先公”，章炳麟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中：“而文化语言，无大殊绝，《世本》谱系，犹在史官，一日自通于上国，则自复其故名，岂满洲之可与共论者乎？”。第三种解释则是指物种变化的系统。[5]
相较于现代西方福柯的那种强调发现历史的复杂性和差异性、解剖政治、分析权力的“谱系学”而言，中国的谱系研究更加注重历史性、秩序性、考据性，通常是为了加固传统礼教、秩序和价值观，突出某种伦常观念和文化理念，使其更好地延续传承，强调文化上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同样是以历史本身和其中的事物为对象，西方的谱系研究强调其中的断裂、差异性，中国的谱系研究则看重其中的联系性、关联性。这其实是对于认知的两种态度和方法，一方面，一般的“谱系”是指事物在历时的演变过程或共时的相互关联中，同根同源、共生互养而又共同发展、相互影响的系统；另一方面，在这个系统的生成、发展过程中，又充斥着边缘性、偶然性、异质性的因素，这些因素同样决定了历史和事物系统最后的形成和形态，两种谱系的研究方法实质上都是一种对于还原历史的努力。
我们认为，抛开传统“谱系学”中那些僵化的礼教秩序和道统价值观，中国式的谱系学对于历史“变中有常”的认识依然具有明显的文学史建构价值：我们既要从传统的僵化理念中解放出来，不断发现新的历史细节，辨析各种矛盾与偶然，同时，这一切的努力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此放弃对包含其中的历史性质与历史方向的寻觅。
变中有常的中国谱系学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成为我们文学编年史构建的基础理论。我们需要尊重历史过程的种种偶然、种种“变量”，需要对这些变化的细节做出尽可能详尽的梳理，同时，处理这些历史材料的方式又不应当是漫不经心的，对于晚清至20世纪的文学发展，我们显然存在自己的理解和观察，我们有必要通过对历史材料的呈现来传达我们的基本认识。当然，这样一来，我们也就绝不会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编年，只能以我们的方式进行，因为，出于不同的历史认知，当然也就存在不同的历史编年模式，未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编年，肯定会在多种形态的共生与对话中走向成熟，共同推进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创建于新中国建立之初，至今已历时半个多世纪，如果追踪本学科重要学者李何林先生的学术活动，更可以上溯到上世纪30年代。新中国建立后，我校叶丁易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与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刘绶松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并称为三部最有影响的新文学史教材；同时，随着新中国文学的发展，我们又适时展开了追踪研究，是国内最早开设当代文学课程的单位之一，1979年由郭志刚教授等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初稿》在国内产生了很大影响。从叶丁易到郭志刚，我们参与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两个主要阶段，至1990年代以降，以王富仁教授为代表的学者更积极地投入到“重写文学史”的理论建构之中，并不断有文学史著问世。今天，我们学科点组编的《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已经出版，《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马上就要付印，这可以说代表了新一代学科同仁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研究的新的努力和开拓，虽然我们的这些努力还显得稚嫩、笨拙，这样规模的编年史著也难免疏漏多多，但究竟是在我们理解的学科发展的方向上迈出了有意义的一步。但愿我们所有的努力和所有的疏漏一起都能够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新的基础，在不断的借鉴和不断的反省批判中实现新的学术突破。
本套《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丛书共11卷，历述自晚清1895年1月至新中国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前夕的1949年6月半个世纪的文学历史。内容包括文学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主要作家行踪、文学活动、文学思潮、文学出版、主要文学作品的基本情况，书后附录整个编年史涉及的主要人物索引，便于读者进一步查证，也列出了我们著述所使用的主要参考文献，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就此进一步拓展、探究。担任各卷主编的主要是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点的老师，鉴于1942年以后战争年代中国文学发展特殊的地域性，为了更准确地把握中国现代文学的这种时代特征，我们特别约请了重庆与四川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两位学者加盟。在本书完成的过程中，还有许多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同学积极参与其间，在查阅资料方面，他们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经过四年多的精诚努力，如今总算定稿完成，作为主编，我们要深深感谢所有这些学科点同事、学界同仁以及各位同学的辛勤付出，在当今，为这样一个浩大而又并不一定讨好的“集体工程”而孜孜工作，需要多么难能可贵的奉献精神！在本丛书出版之际，我们要向这些令人尊敬的学者致以诚挚的谢意！
2015年盛夏于北京师范大学
[1]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9页。
[2] 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
[3] 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总序》，载《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915—192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5页。
[4] 【法】米歇尔·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学》，苏力译，载汪民安、陈永国编《尼采的幽灵：西方后现代语境中的尼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页。
[5] 《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