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淆的“怀旧”主体与时代缝隙——《长恨歌》新论
不经意间，王安忆的《长恨歌》问世近二十年了。借着上海的重新崛起之势与众多文学奖项的青睐，《长恨歌》成了众说纷纭的对象。即便是王安忆自己也不曾料到这部小说将会经历一个慢热—大热—持久畅销的过程。现而今，《长恨歌》已经成为她的标志性作品了。这对于一个勤奋的不断突破与创新的小说家来说，自有其幸与不幸之两面。有关《长恨歌》的热闹纷扰的评论与感叹多半纠结在其“怀旧”变形与否以及王安忆对张爱玲的传承问题上。我以为，仅是这些关节不能让王安忆服膺外界普遍存在的“怀旧”解读，更不能窥视《长恨歌》的虚弱暧昧。而这些问题恰是重读《长恨歌》的起点。
一、 混淆的“怀旧”主体与误读的诞生
《长恨歌》甫一问世，王德威的《张爱玲后又一人》、《海派作家又见传人》就将王安忆与张爱玲紧紧联系在一起，也将王安忆纳入了海派文学的传统。“王安忆的努力，注定要面向前辈如张爱玲者的挑战。张的精警尖消、华丽苍凉，早早成了三四十年代海派风格的注册商标。《长恨歌》的第一部叙述早年女主人公王琦瑶的得意失意，其实不能脱出张爱玲的阴影。”
对于王德威的判断与嘉许，王安忆自是心生感激，却未曾料想到王德威的文章成了此后众多批评者的指南：王安忆与上海的关系，王安忆与张爱玲的关系。与之相适应的是越来越多的人为《长恨歌》贴上“怀旧”的标签：“新旧上海不同的风情韵致徐徐展出，半个世纪的沧桑，满纸低回的凭吊。”“《长恨歌》是一曲繁华旧上海的挽歌，是一部对四十年来上海由沉潜趋于浮躁、由精致滑向粗糙、由优雅坠入粗俗的怀旧伤感史。”
对《长恨歌》的“怀旧”解读显然与王安忆的创作初衷距离越来越远，这令王安忆很沮丧。在众多“怀旧论”者中，陈思和敏锐地觉察到了《长恨歌》的反讽：“既然大家都喜欢看关于上海的陈年往事，既然她苦心经营的精神之途难以得到大家的认可和回应，那么她也就索性用迎合社会大众口味的方法，编造出一个世俗的、应景的故事给人看。这次创作在王安忆一贯坚持的精神批判的指引下，恰恰是通过对上海历史细节的真实可信的发掘和叙述，来讽刺当时弥漫在人们周围的上海的怀旧风气。”这应该是比较接近于作者王安忆创作本意的一种判断与评价。但这意见似乎不足以弥补已有之定见，因此，王安忆不得不在文字与各种场合中解释这些问题，有点与众多论者拔河的意思。在将《长恨歌》收入“白玉兰丛书”再次出版之时，她详细回顾了《长恨歌》的创作初衷：
本人写于一九九五年的长篇《长恨歌》，可说迎头赶上风潮，但又带来另一种不幸，它被安在潮流的规限里，完全离开小说的本意……重要的情节是发生在第三部……是第三部里的情节决定我写这个小说。女主角的结局十分不堪，损害了她的优雅，也损害了上海的优雅，可是倘没有这结局，故事就将落入伤感主义，要靠结局来拯救，却又力量单薄，所以，略一偏，就偏入浪漫爱情小说，与时尚合流。我选它入丛书，期待的是新一轮的阅读，能归回我的初衷。
作品的误读本是稀松寻常。不过，面对热闹而又隔靴搔痒甚至搔错方向的评论，王安忆终于忍不住现身说法，似乎为文本解读提供了隐秘的路径，但是这样做是否能令《长恨歌》的批评与阅读走上“拨乱反正”之路倒是令人怀疑。如果说多数读者争相将《长恨歌》放在“怀旧”的旗帜下，无论确切与否，都在表明一点：《长恨歌》是脱不了与“怀旧”的干系的。那么，作家的否认又是源于何处呢？我以为，在这过程中，作家与众多读者都忽略了“怀旧”主体的不同。将对“怀旧”主体不同的情感指向混为一谈的后果就是王安忆要同读者进行一场持续的话语权与接受力毫不对等的拔河。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我们有必要对“怀旧”主体进行细化：走进开放鲜活新时代的王琦瑶与新世代老克腊等人显然是两个不同辈分同时也是具有不同立场的“怀旧”者。各自的“怀旧”动机有别，自然心生之像不同。
王琦瑶历经风雨，从青春妙龄到韶华已逝，面对失而复得的旧时光，“她心里的欢喜其实是要胜过薇薇的，因为她比薇薇晓得这一些的价值和含义”。但是，时光可以倒流，人却是回不去了，于是曾拥有昙花一现的1946繁盛时代的王琦瑶觉得上海走样了。越是觉得当前的走样，就越是要心生“怀旧”之情。正是因为对“旧”的念念不忘才会对今日世界“横挑鼻子竖挑眼”，这是无可奈何而又真实的怀旧心理，是无须用“变形、走样”来概括的。若是从王琦瑶的视角来看《长恨歌》，“怀旧”是真实的，且是容易被读者触摸到的。
但王安忆不是一个简单的作家，“怀旧”不是她想要的情感，她不愿意张扬甚至要扭转王琦瑶的自然“怀旧”之心，因为这更容易让文本走向美人迟暮、年华不再的伤感从而落入俗套。于是另一怀旧主体出现了：以老克腊为代表的新生代。王安忆渴望作品的结尾能够有力量扫除怀旧伤感之俗套并走上讽刺之途，于是她勇敢地冒险，让女主人公遭遇一场荒唐的老少恋，就此真正毁灭了优雅神话。年轻的老克腊“总是无端地怀想四十年前的上海，要说那和他有什么关系？有时他走在马路上，恍惚间就好像回到了过去……”。青春年少的老克腊对20世纪40年代充满了莫名的亲切与回归之想。但问题是新世代的老克腊并不具备王琦瑶那样的“怀旧”资历，他为何会产生这种无根的幻觉呢？王安忆的匠心便在于此：就年龄阅历而言，老克腊与王琦瑶的女儿属于一个时代。因此老克腊所拥有的是与薇薇同样粗糙的成长经验。但老克腊与薇薇的不同之处在于：薇薇脱胎于母亲，反而对母亲的旧日繁华胜景不屑一顾。老克腊却因为对眼前粗鄙世界的不满而要在那个时代里寻觅现实中所不曾拥有的优雅与荣光，因此他对旧上海风情充满了想象。但这显然是过于浅薄，很久以前的穆时英就在文中屡屡提及上海是一朵“恶之花”，具有“天堂与地狱同在”的“一体两面”之气质。因此，浅薄的老克腊、张永红等便成了王安忆要着力讽刺的对象，“这是一帮最没有文化、精神上最粗鄙的人，反而在那里故作时尚地怀旧”。
两个不同类型的怀旧者不仅同时存在而且发生关联，但双方的交集点并不多：王琦瑶要么不怀旧，一旦怀旧就会有人生况味，讽刺也就难以扎根；而新生代的怀旧更多的集中于对怀旧代码的想象上，就像老克腊对洋行绅士、贤良主妇的自我设计一样，这是用好莱坞的电影手段恢复上海1946年的年华倒影，免不得被作者讥为是“制造梦境”。正是由于这两种笔调与情怀的并存，让《长恨歌》的“怀旧”呈现暧昧之感，《长恨歌》的多数读者的理解与作者之间才会出现如此明显的误差。从这个意义上说，《长恨歌》并非完美之作，“不完美”与歧义丛生互为因果。
二、 时代缝隙：虚弱与暧昧的增生点
在分析了《长恨歌》“怀旧”主体的不同之后，我们更有必要进一步追究《长恨歌》的结构问题。如果说读者更容易从王琦瑶的视角获得“怀旧”之感成立的话，那么小说在用80年代以后的上海呼应昔日情境时，又进行了怎样的裁剪呢？回到文本，我们可以发现《长恨歌》为王琦瑶的人生做了一番剪辑：回避了诡谲多变的“文革”十年。正是这一回避，为“怀旧”心情的酝酿留下足够的时代缝隙，也为“误读”留下了足够的余地。其后果就是小说卸下了第二部分慢慢堆积起来的沉重，从而丧失了尖锐的拷问，就像一条大路横生出枝节，通向了另一路径，“怀旧”就在那里弥散出诱惑力。
无论是真诚的“怀旧”，还是对此进行反讽，都建立在新时期的第三部分的写作上。王安忆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说是“第三部里的情节决定我写这个小说”，并解释说要用结局拯救小说的“伤感主义”，让不堪的结局损坏此前的女主人公与上海的优雅。因为是“不堪”损坏“优雅”，所以能够产生讽刺之意。这是王安忆创作时的用心之处，但问题是她完美实现了这个初衷没有？就《长恨歌》而言，文字自身的意味与作家初衷之间的差距造成了反讽力量的不足，力量到底单薄了一些，偏入了“浪漫爱情”一路。这番自我表述倒未必全是谦虚之词，倘若结尾的力量更强一些，读者也不至于只在“浪漫爱情”的层面上来看王琦瑶的怀旧悲情而不去理会隐约的讽刺。这正是《长恨歌》的虚弱、暧昧之处：对王琦瑶“文革”年代的回避让小说面临时代断层的危机与怀疑。如果《长恨歌》不是一部时空线索比较清晰的文本，我们自然也不会去要求这个时空里的王琦瑶故事。但它是这样的清晰！王安忆用简练而有概括力的语言带过了这个将“城市的隐私袒露在大街上”的十年：
一九六六年这场大革命在上海弄堂里的景象，就是这样。它确是有扫荡一切的气势，还有触及灵魂的特征。它穿透了这城市最隐秘的内心，从此再也无藏无躲，无遮无蔽。……好了，现在全撕开了帷幕，这心便死了一半。别看这心是晦涩，阴霉，却也有羞怯知廉耻的一面，经得起折磨，却经不起揭底的。这也是称得上尊严的那一点东西。
这么清醒而深刻的体察，更让人揣摩王琦瑶的境遇。上海不是穷乡僻壤，不是“山高皇帝远”从而可以隐姓埋名的所在，而是“文革”时期的“革命”中心城市，是一个要对所有居民进行逐一排查甚至清除出去的城市，王琦瑶怎样才可以逃脱“文革”的梳篦安然度日呢？她的保护神——程先生在1966年纵身一跃告别红尘，那么王琦瑶呢？王安忆显然有意回避了对于王琦瑶“文革”岁月各种可能的书写，就像电影镜头一下子拉到了十年后。那么我们就必须追问她为什么要回避？回避的后果是什么？
如果王安忆让王琦瑶正面遭遇“文革”，那么，《长恨歌》的第三部分就将改观。肉体也许不会消灭，但心灵一定会有一番惊心动魄的体验，一如王琦瑶在“文革”之后对昔日衣衫“恍如隔世”的观感。令人意外的是，一些具有怀旧意味的物品被刻意保留下来，穿越了荒唐年代。在其他人经历“抄家”噩梦的时候，很难想象，自身问题多多的王琦瑶是如何保存这些东西的。或许，存留这些物品只是出于一种象征与文本呼应的需要，它们不仅是证明王琦瑶前世的最后物证，而且是她老境荒唐的见证与推动力。可见，空缺的“文革”十年彻底分隔开王琦瑶的前世与今生。
就写作策略而言，王安忆显然是一个极有掌控能力而又非常聪明的作家，为了故事的“好看”，“文革”十年是必须留下的空白，这让《长恨歌》避过了最艰难沉重的时刻，从可能的严肃悲剧变成了略带伤感的讽刺剧。而这又非常合乎王安忆的一贯手法：在每每接近精神绝境之际就侧身而过，从层层堆积的艰难中转向较为和悦轻松的路径。本应承载厚重历史的王琦瑶的生命突然奔向了新时期的荒谬怪相之路。差一步就可以登临艰难顶峰的文本于是成为一个真正“好看”的故事。
当另一个故作姿态的怀旧者长脚因为金条的诱惑而将王琦瑶逼向死亡时，王安忆分明是在用粗俗的物质欲望强力消解怀旧，但是有一点鲁莽了，对老克腊等人的讽刺未能臻于极致，于是造成了反讽的暧昧。这是不是《长恨歌》的不幸呢？倒也未必。缺了一点力量的《长恨歌》在留下遗憾的同时又留下了意义的歧路，否则又怎能“常谈”、“长恨”不已呢？
- 王德威：《海派作家又见传人》，《读书》1996年第6期。
- 郜元宝：《豪语微吟各识帜——漫议一九九五年的几部长篇小说》，《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3期。
- 周明鹃：《论〈长恨歌〉的怀旧情结》，《中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2期。
- 陈思和：《怀旧传奇与左翼叙事：〈长恨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79页。
- 王安忆：《七月在野 八月在宇（之九）》，《文汇报》 2008年3月3日。
- 王安忆：《长恨歌》，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264页。
- 王安忆：《长恨歌》，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326页。
- 陈思和：《怀旧传奇与左翼叙事：〈长恨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96页。
- 王安忆：《长恨歌》，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336页。
- 王安忆：《长恨歌》，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251—25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