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纪行

缘起

我的懒动在朋友圈里是小有名气的。但是去年似乎一年都在动，三四月份就去了两次北京，五六月份又去了郑州几次，七八月西行新疆，归来赴西安讲学，11月到北京参加完党的十六大，又折回西安看女儿。该打理一下身体的，该写稿子的，统统都束了起来。有些应命而作，比如说给香港《明报月刊》的专栏文章，都要在出行前考虑日程，匆匆作好留给家人，以备时需。马来西亚之行是年初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

去年党的十六大前几十天，忽然接到冯其庸先生的电话。他说奉接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的电话，邀请我去马来西亚作访。我答以“考虑考虑”。因为前些日子我曾接到不少马来西亚朋友的信和电话，这事我知道。“我再咨询一下庆善（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亦吾友）的意见，好吗？”

冯先生的话是不能不考虑的，且是要认真考虑的。因为在我创作“落霞三部曲”之前，他就是我的良师，实实在在地在帮我。他于我有恩情，这是全世界晓得我的“事”的人都晓得的，再就是他电话中说：“这是大使和马方几个民间团体共同的意愿，要举办一个叫‘二月河—三月天’的文学讲座。即使你不去，也要有一个礼貌周全的回应。你可以不重视哪个人，但你不能不重视马来人民。”当夜我反复思量，又打电话与几位密友商议。他们都知道我的心境，但无一例外地都赞同我“应该去”。后来才晓得，当夜冯先生也打电话告诉庆善：“解放访马的事，他明天可能打电话问你。你要支持他去！”打前年以来，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就不断刊登我的消息文章，至今还连载着《乾隆皇帝》，每一期都由我的朋友柯杰雄先生剪裁下来寄给我。我也很想见一见这位与这些使我敬重的域外神交者。赴马来西亚的事遂成定局。

我一辈子没有出过国，也从不坐飞机。我的朋友田永清将军每次见面都要揶揄我是“土老帽儿”。这个心理根子在怕“飞机掉下来”。我年轻时当兵，那时坐飞机是需要一定级别的，有一位刚提拔的师级干部就兴冲冲地坐了。刚起飞十五分钟，出来一位服务员（当时不兴叫“空姐”），神色庄重地宣布：“报告同志们一个不幸的消息。我们两个发动机，一个坏了，一个也有故障，现在正以革命加拼命的精神抢修……我给同志们每人一支笔和一张纸条。同志们把要说的话写在上面——我们保证送到你要说话的人手上……”满机的人顿时个个呆若木鸡，面如土色。直到那位服务员又出来说：“现在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发动机已经维修好……”后来我把这故事告诉大家，大家都说：“飞机是最安全的，出事的概率只有百万分之……”但我想，假若轮到了，就是百分之百。火车、汽车出事，有余地，《卡桑德拉大桥》发生的事那是特别，也并非百分之百的。有这层心理障碍，我不坐飞机，也不许家人坐，更不许女儿坐。去年女儿和我打别扭，仍坚持着坐飞机走了，害得我心神不定，不信神，也背了几篇佛经。这一回，我也要坐飞机了，而且一坐就是越洋过海，一坐就是四千七百公里。

哈！中国—马来西亚。

哈！北京—吉隆坡。

哈！二月河——土老帽儿。

云层动感

从国际机场起飞时，北京还在下着小雪，这在北京是百年不遇的瑞兆了。已经连绵了五六天，雪一直在飘。此刻，天空那绛红的云，混混沌沌，模模糊糊。低层有几朵游离出大气层的云，袅袅的，很轻盈的样子，随随便便在风中摇摆，倒显得灰暗、空旷、寥廓的机场上空有着几分生气。我坐在商务舱，恰正挨着窗口，忙不迭地用眼流连我的故国故土，生怕这是最后一眼了。全神贯注地，觉得是轻轻一滑那般的动感——它动了。

飞机里也是一片静谧、安详，没有人说话走动。大家都在透窗向外看。这窗口圆圆的，有锅盖那么大，又有点像我们平常吃的锅盔，从这里向外望，雪花陡地变得很急，像一道道笔直的斜线从窗外激射而下，那速度太快，看不清它是雪片、雪花抑或是雪粒，拉着斜线、平线、交错的线，直得不可思议。渐次地，这雪画的直线也不见了，窗外是一味的白，调制好的奶粉一般均匀，时而稍浓，时而稍淡，绝无间隔，绝无断层。我知道，这是空中的雾——云了。冲破云层的一刹那，机窗外突地一亮。满机都是清明的阳光，灿烂而湛青的天空，洁净得纤尘不染，一丝一缕烟雾也没有，太阳斜照下来把光明赐给满机的人。这上面是没有污染的天，太阳周围没有污染的痕，我儿时在地面上曾经见过的天空，在云层上竟仍然存在。久违了！

我坐商务舱，机上的空姐一个比一个漂亮，我觉得她们比中国女人别致的地方有两点。一是蜡染的衣服，颜色清纯朴素，毫不夸张，自然风韵嫣然。二是发饰，我以为那必是下了辛苦功夫的。光可鉴人的顶部高高隆起，你似乎觉得她挽了个偏髻，然而却没有。发梢全部掩起，真的不知道这是用什么技术手法才办得下来的事，更让她们显得娇艳大方。她们端着装有各色水酒、点心的盘子，逐个温声笑语地与乘客交谈。那当然可以肯定，我们这一群并没有得到她们特别的眷顾，她们每天都是这样的。乘客们的那份安详，使我原本有点忐忑的心平静了下来。我左右打量，乘客都在说笑，看报看杂志吃东西，闭目养神，绝对没人思量发动机如何这类无聊事，空姐们也压根不像要宣布坏消息、发纸条的样子。渐渐地，我不再往这题目上想，又把目光盯向窗外。

在一万米以上的高空鸟瞰云层，绝不是在地面向上看到的那样子，一忽儿白一忽儿苍，飞扬滚动，赤橙黄绿青蓝紫，色彩纷繁，交融变幻……这里看，云是冻僵了的一片万古雪原，白色的冰川、白色的原野、白色的河湾，雪墙、雪壁，我敢说那一定是飞机的杰作。明知下面是万丈虚空，偏是这“色”掩盖了，看云是那般实在、坚固，似乎你出飞机踩上去，会像在雪地一样走得咯吱咯吱响。正看得入神，同行的孙玉明喊我：“老凌，快来这边看！”我忙赶过去，就在舷窗向外看，一下子便被镇住了：是云层上的日落！这景象我真的从未见过：太阳半掩在“雪原”下方，上面半层弧形的云晕，是金红色，湛蓝得有点紫黯的天，铺的是一层黄金，再近便是无垠的雪原。层次是那样的分明，色泽光彩也都带着棱角般的不混同，红就是红，蓝就是蓝，紫就是紫。也许它不够斑斓、多彩与流动，不够风韵与娇媚，但那真的是美得纯洁，美得令人不敢亲近，有着神的圣洁与庄严。这样的景致如在地面上可以常常见到的话，我相信崇信释迦牟尼、穆罕默德的人会更多……渐渐地，它更红、更紫、更青、更黯……太阳终于落了。

夜十时许，向机下望去，是无边的暗，时而掠过电子集成线路板那样的灯光图样，星星点点密集一群，余皆一片黑暗，耳鼓膜陡地一胀：飞机在降落。这就是21世纪的人类：四千七百公里的水陆两程仅飞了六小时。马来西亚，啊，到了！

风情一

这里没有冬天，出发前便知这个国家在北半球接近赤道的位置，一年四季都是夏天，那么就是只有一季了，这一点，其实在飞机上已经领受了。登机时穿得里三层外三层，渐次地温热便浸来，一件件地往下脱。好在妹妹卫平跟着，我脱一件她便收一件。飞机上的空调，我想也是双向的，在北京用制暖，到吉隆坡必须用冷气了。饶是如此，从密封通道走出时，外面热浪袭进，立时就袭得人热汗淋淋，真的不假，这里是夏天。

大使馆的王太钰早就在海关通道口迎候了。可怜这位大使馆二等秘书，为了“请二月河来马”，他不知费却几多功夫和心血，从办护照到签证——他知道我是个笨盲人——都一一关心奔走，此刻已近午夜，也不知道他等候了多久。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位“电话朋友”，他不大像很修边幅的人，花格衬衣扎单裤里，脖子上挂着一个牌子，显见是外交官身份证，可以自由使用方便通道的通关符。他与孙玉明是同学，老远就认出来，迎上来，热情地寒暄，帮我们提行李、打点物什、验证过关……一点也不“认生”，一点也不矜持，热情干练，动作麻利。冯先生和我一下子便喜欢上了这个年轻人。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简称“华总”）的陈达真博士、《星洲日报》的几位记者等一群人，一时也记认不清这些朋友的名字，他们早已望眼欲穿地候在外边，捧什么宝贝似的把我们一行四人捧出了机场。又吃夜宵，又简单采访，直到午夜，我们才在金马皇宫大酒店安置下来。

这是马来西亚豪富李金友先生的产业。事后我才知道，是李金友先生与胡正跃大使商定邀请我们，由《星洲日报》、华总和李金友的绿野集团出资，胡正跃以特命全权大使的名义，共同邀我们来马来西亚。此时在紫翠交辉的金马皇宫大酒店，只见到处是马的雕塑，外面被灯光和喷泉映着的，是几匹跃腾欲飞的金色的马，大厅里水池旁、沙发座旁，壁间镶嵌，花盆架座，全都是马的行踪、马的影像。一望可知，马是这里的瑞祥、这里的图腾。引领我们的封富强先生是李金友的秘书。他介绍说：“我的主人爱马，这里是马的世界……”

金马皇宫是一家六星级酒店，外饰内修都是超一流的，初来夜半时分，但见到处火树银花，繁灯如织，周匝蒙在夜色中甚是朦胧。一觉醒来，窗帘拉开，我们顿时被外面的秀丽景色迷住。啊！这里并不是我想的那样平坦，绿得像栽绒地毯一样的草地，闲适地站着几匹塑马，几个大人和孩子在草地上快乐地追逐嬉闹，斜坡草地下去，是湖，约有两公顷吧，湖中碧波荡漾，岸边绿树掩映，各色楼阁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微微起伏的小丘岭上，有斜坡式、方顶式、罗马宫廷式的房顶，有红的，有蓝的，有白的，有紫的，也有灰色的，还可见到我们中国的歇山式的，浓密的树立在这些色彩各异的建筑中摇曳生姿。我站在茵茵芳草间，望着湖面美景，不禁有些慨然，我们的建筑师怎么就只晓得设计麻将牌、火柴盒、手机那样的楼？他们似乎是色盲，怎的总是认定了灰色？在旁陪我们的封先生指着远方：那是我们老板的办公处。这里水面上去，我们又开发了更大的湖和更大的人工岛，虽然还没有办完，但产权已经定了……湖那边是别墅，再向北是水上超市，也是李先生的……我不禁暗自惊叹他的豪富，但眼前这用旧锡矿坑改造的人工湖、废矿土堆成的丘陵，这金马酒店四周景观的配置，没有相当的人文素养是不可能办到的。

按照日程安排，当日中午，我们驱车去大使馆拜会大使。沿途风景依然秀色可餐。封富强是一个很棒的小伙子，热情稳重，马来语、英语、汉语都很流利，他介绍马来西亚人的收入、物产，介绍汽车拥有量、沿途各个地名的由来，以及与中国的渊源，口若悬河，几乎见到什么便说什么。我指着窗外一大片铁锈色石块顶标志房说：“穷人也还是有的。”他坦率地回答：“这是贫民区，我们的市政建设一时还不能解决。”从他那里，我知道了这常年常青的阔叶林叶子怎么更新换代；知道了这个国家平均两人便有一辆汽车，难怪大道上几乎看不见行人；知道了“敦”“丹斯里”“拿督丹斯里”等爵位；知道了本地人享受的种种优惠，华人在马来西亚经济、政治诸方面的地位，华人为了生存，甘心承受的种种苦涩和含笑、含泪的社会心境。汽车在吉隆坡泛着热气的街道上穿行，悠然到了使馆区。封富强指着一带围墙说：“这是美国大使馆。‘9·11’以后加强了防护，你看护得多结实……”满车人全神贯注地听着，不知不觉地，已经进了胡正跃大使官邸。

胡正跃其人

他年轻得让我吃惊。我们到他的官邸，他已在大厅门口迎候。握手的时候，我还以为他是大使馆来接我们的官员。他身形不算魁梧，修洁且整暇，言谈举止从容优雅，看上去也就四十岁上下，已是老练的外交家形象。

官邸里壁间廊下，摆设着一些名人字匾和古玩，但数量不算多，装裱也很简单，整体看上去有点空旷，简朴得像是正在草创。他一边带我们观览一边说：“官邸建筑规制不小，但还没有真正搞好，刚刚租来不久……”我听着，心里想，这无论如何也是正当的财政支出，随口便问：“您怎么不买下来呢？”他笑着摊摊手说：“恐怕要几千万马币呢，我一时还办不下来。”

他和冯其庸先生的不少朋友有渊源。他们谈字、品画、玩赏古董，谈得很投机，有点相见恨晚的样子。我们一同随意散游——这是异国土地上我国租来的一块土地，青茂浓绿的常青树，温润清简的房舍，壁间的图书、丹青，古色古香的陶瓷，都是故国的情韵，踏在这静谧的庭院里自是别有一番温馨思绪。

午餐很随意，大使如数家珍地谈起两国文化交往的情形，谈中央首长来马来西亚访问的情况，谈这次我们来之前，他已向外交部李肇星汇报过马来西亚的这次文化交流活动。从文化角度上两个国家要加深加密来往，增强联系纽带的韧性与弹力。我谈起党的十六大期间李肇星打电话找我，我不知李肇星何许人，在电话中支吾良久的笑话。我谈到2002年夏日我去新疆的感想和那里的风土人情、乡俗民意，谈到新疆建设兵团的艰苦与困难，也谈到西北大开发应该加上“文化开发”这个概念。胡大使听得很专注，还问我：“这些看法你在党的十六大上提了没有？”我说：“草案讨论时谈过。”胡大使说：“这些都很重要，我也可以向中央建言。”

后来听说，胡大使并不是我国派出的最年轻的大使，但比他更年轻的似乎不多。依照惯例，国内来的部级、副部级领导，胡大使也只是在他们来时见一见，去时见一见。但我们这次去，几乎每次聚会都有他的影子，他都要发表即时演说。落落大方的谈吐，恰到好处的风度，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妹妹卫平说：“这个人真了不起。”

大使是什么？就是我们国家派驻外国的、专门与所在国人民交朋友的使者。我注意他每次演说，着重点都在于“增加互相了解，加强多方联系和文化交流，巩固发展友谊”这几条上，思路清晰敏锐，处事练达机智。“在家靠娘，出门靠墙”，在马来西亚，胡大使就是我们的“墙”。

陈达真其人

博士水准，大姐风范。这是我心中的陈达真。早先约我赴马的，有一位先生叫柯杰雄，一位女先生姓陈名达真。我那时与柯先生有书信往来，北京文化界也有朋友介绍了陈先生。她是华总的文化委员会主席，比我大一点，还不算老，这年纪在我们这里，恐怕要“一刀切”了的。你一见到她就立刻能感受到她的活动力量——不设城府，热情真挚，关爱所有的人，也不对所有的人存戒心——据我观察，此一类型人，乃天生厚福的长久拥有者。她是得之先天抑或是后来修德所致，我就不知道了。此后所见，聊可证明我见不爽——许多人都叫她“大姐”——性格就是命运，这是她的性格挣来的彩头。

她是邀约我们的华总代表，我们的“场合”她当然都在，在“二月河—三月天”讲座正式开场前，她有一个致辞，大姐登台据案娓娓而言：“午夜十时许一架银色的飞机从北京起飞。这架飞机没有飞向美国，也没有飞向加拿大或澳大利亚，而是首先来到我们马来西亚。二月河先生……”她夸奖我的话，这里述说没什么劲，但即使夸奖，她也不是“作”，没有“张大”的意味。

次日去云顶赌城，我这个只是在小摊上和资料上见过“玩赌”的，见到如此大规模、受到国家保护、成为世界著名赌城的，总算见到一次大世面——这其实与“玩”已是隔膜的概念，赢的输的，是“斗争”的结果，除了输赢几十万百千万若无其事神态安然离开牌桌的豪客，也有只是进来玩玩的。中国很有几个官员经不起这诱惑，从这里出来，回去后又走上刑场的。路上，陈大姐一直滔滔不绝地谈她的“赌经”……绝不大赌，小赌要到别人赌丧了气，你才投注……见好就收……一两注不胜不要坚持，认输走人……

我边听边想，这其实是极委婉的劝诫，真是菩萨心肠。果真听了这样的劝，那些个被崩了的官儿们哪会有此结局？

因为日程安排得密不透风，真的按这日程操作，在马来西亚我们就没有时间观看市容了。大姐晓得我们的心思，挤掉了一段路上的往返路程，腾出一个多小时让我们逛了吉隆坡的地摊小市场。我为女儿挑了几件小饰品，妹妹也为她女儿挑了一点——多了也带不动，再说马来西亚市场上并没有什么出奇的货，一般的比我们国内市场还要贵些——原以为就地便可兑换一点马币的，竟是误传。陈大姐见我们为难，带着我们又挑又选，又叽里咕噜地用马来语与商贩砍价。丰丰满满买了一大堆，却是她出钱，给她钱又不要，想起来直要出汗。

萧依钊其人

到马来西亚第二天就见着她了，她峭瘦，用雅一点的话说是“清癯”，严肃，不苟言笑，做事专注是一望可知的，但是我没有想到她便是《星洲日报》的大腕、主刀。很快，她采访我的情形便见报了。问的问题也文如其人，很严肃，文笔却不死板，相当灵动，也不乏活泼与开朗。

这份报我并不陌生。因为它一直在转载我的小说，柯杰雄先生虽不是每期必邮，但转载了我小说的却源源寄来。台湾朋友也有订看它的——这是报纸可看的实证，因为从马来西亚到中国台湾，报纸的时效意义已经不大。我没想到的是萧依钊这样的女性在办这件大事，且办得头头是道。拜访过胡大使，第二个项目就是拜访《星洲日报》。胡大使若是“针”，这三家便是“线”，萧依钊是“线”也是“地主”。

在报社，我为他们签了有一百多套书吧，然后便是座谈会。放录像、看资料、吃饭——马来西亚请吃饭这规矩和我们差不多，大会小会后吃一下——不同之处是他们分餐。萧依钊的老板“丹斯里”（马来西亚国家荣誉，由国家元首册封给对国家有极大贡献的杰出人士）张晓卿在座谈会上发了言，他对我的书的熟悉程度让我感动。座谈会上谈了这份报纸的办报理念，我理解为“宗旨”，叫“正义至上，情在人间”。

冯其庸和孙玉明都对这宗旨称赞有加。是非分明，仁者正义，同情弱势，敢于拍案直言，这都是报人报界的优良品质。概括为这八个字，当然是很好的。我也称许“正义至上”是“理”，是天理；“情在人间”是情，是人情。循天理人情，这叫顺天应人。

在这上头做实文章，当然前景看好。只要“正义至上”义帜高扬，就是真善美实在搏击假恶丑伪，温情仁道自然溢满人间。她的这点风骨，受到读者的青睐也就不足为奇了。

李金友其人

他是不是马来西亚最大的财主我不知道，我的经验，这些宣扬出来的东西，常带着几分虚。胡正跃谈增强两国来往的“含金量”，是不可用镀金或其他东西来修饰的。

李金友不是个张扬的人。他的巨大财富明摆着在那里，但却质朴得有点像我们国内的一位大厨师或汽车司机。我见过几位亿万富翁，其中一位现在出门打的，随随便便在三流馆舍找一个铺躺下便睡，大排档里也常能见到他的身影——这一类型，是“中国特色”所造就的富翁类型：始终认准“当初”二字，会过日子，能富耐贫，能吃苦，耐折腾，忍得辱，打碎门牙和血吞，会替别人想事情，人情世故稔透，结识三教九流却不失去自我，灯红酒绿、纸醉金迷间头脑清醒，细致得毫发可鉴，失漏的事情能最快地弥补且极少露怯。这样的人，走入文界，也许就是个×月河之类的作家，走进财商界，他就成了那里的“丹斯里”。俄国的莱蒙托夫写过长篇叙事诗《商人卡拉悉尼科夫之歌》，写沙俄时期新兴资产者的那种心态、理念思维，可在李金友这些人物身上找到其通络的神经。绕指柔化为百炼钢，我对李金友说：你本人就是一部书。

去马六甲海峡途中，我们一行经盘山道到李金友的碧野山庄登门拜访，只见层层冈峦迭起迭伏，裁林修竹间星罗棋布，尽显美丽豪华的山庄别墅。这个山庄到底有多大？车上望去，叠翠直接远方岚气氤氲处，绰约不见边际。盘山路也是曲径通幽，穿行于浓密丛绿之中，带路的封富强虽是李总裁的助理，也会走错了道再返回重新找他的老板家。

李金友在他四周是歇雨长廊的家里接待了我们。房子很好，修饰却简陋，三层楼相当阔朗明爽，因为圣诞节，佣人都放了假，只有他的夫人和子女在家，一律都是赤脚宽妆，十分和谐自然。他当然很热情，夫人也极热忱。他的夫人很美，也很聪慧，话不多，静静地微笑着看人，听人谈话，端茶送点心，有点像电影里的日本妇人那样。他们的朴素与房舍的宽敞无华都是我想象得到的，因为李金友不是那种珠光宝气的暴发户形象。我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子女也都是那样朴实，帮着爸妈照顾客人，摆鞋，送东西，孩子们大的天真稚嫩，小的还在蒙童之时，都教育得懂事知礼而不失童真，这一点真的让我佩服。

在李金友为我们设的宴会上，他讲了读我的书的心得和感受，多有溢美之词。我的感觉是，他和张晓卿等几位主人真的是在用心读我的书，我是经历了一点沧桑的人，不会随便被几句好话打发了。但他们从人性、从人文心理、从个性剖析、从社会学对拙作的理解，都结合了他们自身的人生感受，他们的赞词和他们的人一样情真，我的感动就与面对理论家们的赞誉时不是一般情韵。李金友在陪我游他的两个人工湖时说，也要为社会分担一点责任，这里雨季，他的湖要蓄水，以起到防护吉隆坡市的作用。这是宏观思维了。他在读台湾《天下》月刊时，读到该杂志说我年轻时的理想是有两千块钱存款，能随时吃一吃烧鸡。这次他特意让厨师为我做烧鸡。我敢断定，他的厨师肯定没有吃过中国的德州扒鸡、道口烧鸡。那烧鸡是仿北京烤鸭做出来的，可谓是马来西亚烧鸡，味道与心情一样好。

胡大使也有致辞。他谈的是两国交流的“含金量”，博得一片喝彩声。轮到我说，我觉得我与马来西亚人有缘，见了马来西亚人生欢喜心。我愿意从我的角度做好工作，加强文化联系的纽带，为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努力。

李金友听了我的这些话，送了我一部佛经和一盘佛经磁带。知道我有气管炎，他把自己用的药送给了我。我认为他是知道人的人，知道人是怎么回事。也许因为近，因为亲眼看到他的发达，总会有一点什么话的。世界各地是然，历史各时是然，人受挤兑武艺高，高时道声“天凉好个秋”，随缘俱然。

风情二

我对赌城毫无兴趣，但出了赌城吃了一次榴莲。这种水果被称作“果中之王”，在南阳的超市里也偶尔能见到，但听说极臭，吃不惯的，且价格不菲，坚硬如木难以剖解。我虽也偶有食欲蠢动，但兴致随起随灭。问冯老师，他说吃过，好吃。我们三人还是土老帽，榴莲在马来西亚也是相当贵的，水果店老板见一下子这么多人来吃，很高兴，亲自搬一张桌子到大路旁，用刀砍开硬壳，双手用力掰开，里边嵌着的果实便露出来了。

这东西闻上去是有点臭臭的异味，但它明摆着是树上结的，硬得像椰壳一样，满身尖刺护着果实。凭经验就看出是好食物，吃这种东西不能用挖耳勺或牙签那种东西一点一点品，是要掏出来一块大口嚼，找出感觉来，然后再细品。

我很快就进入了“感觉”，臭中有香，淡淡的甜，有点香蕉的意思，更像我们的“老头乐”甜瓜。我又啖了几枚，也吃出了它的毛病——腻、不爽、不清、不素，虽好吃，但几口就够用了。

陈达真大姐见大家都已过瘾，笑着说：“吃了果王，还要用果后——山竹，保证又是一番滋味。”老板端出来，我一看，眼熟得很，南阳居然也有售，深水红色，熟透了的桃尖般、柿子那样的轮廓，下头还有一片“柿把儿”，色样很好，毛毛的不甚光艳。陈大姐给我们做示范，一边用手用力捏——长揖那样臂伸直了：“离身子远一点。不要染了衣服，这是永不褪色的……”

掰开了，圆圆的红色皮质中裹着新蒜那样的白色果瓤。再入口便是一阵软醉酸甜，和着方才那种臭香的腻、泥巴样的黏糊，全然是另一番食味天地。品尝着，我慢慢地悟出了：“怪道一个叫‘王’，一个叫‘后’。”一个是臭的、黏的、腻的、浓的，一个是香的、酸甜适口的、爽口的。这种鲜明的反差，使人感受到的是反差的美。水果有了个性，也和人类差不多。我无端地想起《红楼梦》宝哥儿的独特心得，榴莲吃起来口感有点像吃泥巴，这是男人的骨肉？而女子则是水做的骨肉，这就是山竹了。

下山的路上突然下起雨来。吉隆坡这地方雨多，都是在下午四五点钟布施，封富强说：“那雨下起来，是直落直泻地砸下来，车顶和车玻璃到处呼哧呼哧响。”这听起来无论怎样思索都和我心中的热带雨的迷蒙缠绵挂不上钩。很想看看这雨季的山水情态，但一连数日偏就无雨，或许外头有点小雨，我也困在宾馆里无缘得识。这一次刚吃过果王果后，雨来了，我还在回味榴莲的那臭和腻，便问封富强：“榴莲树是什么样子？”封富强指着车外说：“喏，那就是榴莲树。”

但前窗已无任何清晰的景物，天色陡地黯淡下来，山峦夹着弯曲的公路变得狭窄幽深，都蒙在雨幕之中，只能听到雨刷在前窗不停摆动的声音和车顶爆豆样的雨点击打声，从侧窗外望，路两边的榴莲、棕榈、榕树，在风中疯狂地扭旋，层层岗崖上的树冠也垂下身子，与路边的树摇曳呼应，在迷迷幽绝的天色雨幕中变幻不定地舞蹈……我来马来西亚已经数日，每天打交道的多是说汉语的华裔朋友，感到与国内差不多的氛围。至此，终于见到了这极富异国情调的雨。噢！榴莲，雨中的榴莲树！

风情三

正场的“二月河—三月天”讲座，其实是每人四十五分钟的发言。按照顺序，孙玉明先讲，其次是冯其庸，最后是我。我感觉他们二位都比我这“正角儿”讲得好，我讲时观众没有离场，是观众们素养好，再就是有点看我的书和电视剧的面子。我在出发前便有点感冒，嗓音嘶哑，气息不畅，下面的观众多看过我的书，就好比吃过鸡蛋现在听老母鸡在台上咯咯。讲到后来，我自己总结八个字“声嘶力竭、气急败坏”，马来人给足了我面子，我也不愿矫情地伪装。妹妹就在台下，后来我问她，她说：“这里两广福建人多，你的话确实难懂，有人告诉我，要非常仔细才能够听出味儿来。”我想这是事实。假如这篇文章马来人能看到，我想让他们明了我的感激之情——因为一般在马来西亚举办讲座能来两千人，就是个庞大的天文数字，会场里还有在场外的马来人都肯听到最后，外地的甚至还有国外乘飞机赶来听讲的观众，听我的破锣嗓音，我不感谢就是我寡情。

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要从文化上寻根。谈《红楼梦》是这样，我的书也是这样——我的书当然不能高攀，但可类比。内中文化部分可能和马来西亚人缘分相对，交流融会起来便格外容易。

“江总书记来马来西亚，就站在这里照相。”李金友指着草地间嵌着的一块钢牌说，“那是美国总统布什站的……总书记是伟人，一天早晨我到他房间，发现他亲自洗衣服……”他的这一观察、思路与感受，全然是中国式的文化思维。

“我们老板用人有个前提——必须孝顺。”封富强谈李金友，“你再强，再能干，你不孝顺，‘丹斯里’李金友也不用。”

这同样是吾国国粹，很明白，忠臣出自孝子，未有不孝而能忠者。

我甚至这样想，他们这些在海外坚持不肯被某异域文化同化的华裔游子，期盼中国富强的那份殷切诚挚，比我们国内很多人还要强烈，还要纯真。李金友公开和私下场合不下四次都是同样的话：“美国三亿人，中国是十三亿，让他美国总统来管管中国看！十三亿这样一个大国，总会有点事的，但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就在稳定和发展上。”对中国大陆的事的关注，对台湾的事，对党的十六大，对“与时俱进”，他们“保持一致”的心态之真，让我暗自惊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