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洲情缘

又回母校走了一遭。20世纪60年代初，1962年或1963年吧，我在邓州上学。那时这个市名叫邓县。八十七万人口，也就这么一个高中。三万多初中毕业生，也就录取那么不到二百人。当年，列队宣读录取名单，我听到自己的名字时，还真有点欣喜若狂那情味：要到一中上学了，一中啊！

邓县一中不是个等闲的学校。这个地方名字就叫得“独秀”：春风阁、百花洲——是范仲淹讲学的地方。范老夫子的《岳阳楼记》也是在百花洲他的书院写成的，而他在写这篇文章时全凭资料与想象。他还没有去过洞庭湖，见到的只是岳阳楼的图样与相关资料。我想这可能和二月河创作历史小说有相通之处：饮一瓢浆而意拟三千弱水——也还是作者的直接感受，只是综合了彼时彼地的色受禅悟和此时此刻的色想而已。

南阳这地方出了两句名言，恐怕全国有初中以上文化的人都能脱口而出。一句是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再一句便是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以为诸葛亮的那一句“精神可嘉，境界不大”，不过是对蜀刘小王朝的死忠承诺罢了；而后一句涵盖的人文意义是超前的，它的人民性、公而忘私的主观意识，在今天看来仍是先进的、积极的——而这一句出自范公之口，写在百花洲上、春风阁前，在我的母校邓县一中。

春风阁我读书时没见过，说是在民国战乱年间毁了。百花洲那时就有——一个不大的水塘“环墙”，是邓县高高的城墙。水塘中还有一座压水亭子，已是破烂不堪。但那植被是很好的。满城墙的土坡都是绿的，百花洲是绿的，水塘的水映着柳色与城上茂密的灌木与青草也是绿的。范公祠的许多碑刻都嵌在厚厚的砖墙上。院中几株古柏，将这祠堂映衬得深邃、幽静和静谧。我没有更多的历史感悟，我只是觉得这地方神秘，内涵不能透窥。

我一辈子上学没上好，走到哪里都是个“臭”。高中毕业已是21岁的大龄学生。这个年龄很多好学生大学也毕业了，而我还面临“上山下乡”、找工作，孝敬父母的事更是渺茫。所以参军时我立下了志气，抓住最后一个机会发展起来。就这么，“发展”成了二月河。但其实长期以来我都不自信，不自信惯了——我始终觉得我这点包括了《奇门遁甲》《万法归宗》，什么《麻衣》《柳庄》等的知识、学问都不算数。当然我也是有点儿“正经”学问的。项羽说过“富贵不还乡，犹锦衣夜行”，我有这点不自信，就不愿故地重游——我没有穿新衣服，穷嗖嗖的，羞见江东父老。在陕县、洛阳、百花洲上学的臭学生回来干什么？臭美吗？有了这点儿心理障碍，百花洲近在咫尺，也晓得它的重要意义，但直到《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书成，我也没有踏进邓县一步。

但后来终于在朋友的动员下成行了。他们的鼓励，使我平白地增强了信心。我也实在是想念这地方。我初中的那个水塘“爱母池”，我在人武部夏日露宿的篮球场，春风阁、百花洲——听听这名字就够你神往，何况我在那里度过了许多饥饿的风花雪月的时日。去看了百花洲——她已和邓州一中分体另立，回来还写了一首《谒花洲书院有感》的长短句：

蹊径老塘犹存，残城草树相抚。春风阁前明月清新，百花洲上斜阳迟暮。四十载烟尘如昨，八百年游子归路。指点少小新学生，知否，知否，此是范子情断处。

这当然很一般的。但他们还是拿去刻了，还在碑上加了“二月河读书处”题样。我不能拂了朋友的一片好意，却也由此悟到许多珍贵文物的原始概念——能引起你久远联想的东西，就叫作文物。

中国的教育其实一开头就是“两条腿走路”。一位三家村老先生，几位家长把蒙童送来。孔子是收芹菜、风干肉的吧，那是“学费”。后来的情况花样很多，有一家办或几家合办的私塾，收散碎银两，收制钱，以物抵学费的也很多。“四书五经”、《三字经》、《千家诗》等都是教科书。这说起来能写一本书。再就是政府、官办的。比如太学、国子监，那是中央一级的“大学”。各地府有府学，县有县学，堂而皇之的名字叫作书院。南阳就有一条街，名叫书院街。还有旁边的三元巷什么的，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那里有个南阳第一高中，就是民国时“接替”了前朝府学的地方。

书院，在彼时可以说“长城内外，大河上下”到处都有的学堂官称。我见到胡适的一份回忆，说他在某国代表北京大学参加一个会议，北京大学因建校不足百年，他因而不能列坐主席台上。回思北京大学前身乃京师大学堂，再前身是清朝的……那么着算，窝囊死了——台上那些头矗得葱笔一样的诸公，连北京大学的孙子辈儿都算不上。本来应坐主席台的，却坐了台下！我们比他们才真是“老牌的”“正字号的”！然而从实际社会学意义上讲，书院文化真的是老了、朽了、死了。讲“四书五经”，说八股文，年年代代一成不变永远如此，没有任何新陈代谢。说句极不中听的话，关在密不透风的房子里，呼吸一室几千年不换的空气，包括屁，这人能不死吗？太阳落山就是落山了，死了就是死了，该死就死，循环更生，乃是好事。胡氏有点儿想偏了。

整个中国的书院像是一片大竹林，平平的，齐齐的，一色一样：开花了，萎谢了，齐根死了，完了，谁也救不了它。但这片大竹林中稀稀拉拉地也留下了几株大树，岳麓书院、嵩阳书院就是了。那原因也极简单，二程、朱熹、王阳明这些在学术上、功业上有所建树的名人在这里讲学或著述过，就这么简单。也就是松柏树吧，前后庭院讲堂学所，歇山顶的房子吧。吃喝拉撒睡，不会比别的书院少，也多不出什么去。这些地方因了名人而成名地。你去看看，至今还是游兴甚佳者多多。

我们冷落了百花洲，慢待了春风阁。其实，是不是这样？用范仲淹和上述的几位名人作一比较，以《岳阳楼记》的知名度和人文涵盖衡量，这“冷落慢待”是明摆着的事。这事我想过，竟是这样一个结论：邓州只是个“州级”，书院相当于“县级”而已。就这个小小的原因，就居然敢慢待范公！你去看看湖南的岳阳楼吧，看他们是怎样显摆张扬的！《岳阳楼记》不是在岳阳楼上写的，湖南游子把栏杆拍遍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以“县级”而轻慢，以省学而高看，是否有点趋炎附势了？我这当然是批评。批评的是清代直到当代学界、文物界的诸贤长者——所有那些书院，包括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等，其实“功能”早已丧失。唯有春风阁，九百余年春风年年应命而至，百花洲岁岁花树如织。由“县学”而“一中”九百余年香烟不断，缭绕豫之西南，这实是人文奇观，也实是范公余德所泽呢。

范公祠、百花洲、春风阁，这几处胜地现在政府已大规模修葺峥嵘，“增其旧制”，花繁树茂，修竹长林渐起。范公修书为《岳阳楼记》的堂奥亦宛然掩映于荷塘云树之中。作为一个旧学生，心中实有不能言表的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