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旧体诗观

胡适的旧体诗观

张 宁^[1]

1918年1月，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在《新青年》4卷1号发表了一批新诗，拉开了新诗运动的帷幕。这是一场完全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次诗文运动的大变革。倡导者们所提倡的新诗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迥异于传统的旧体诗。从这个意义上说，新诗运动是对传统诗歌的大反叛。

胡适作为这场新诗运动的倡导者，他总是以旧体诗批判者的姿态出现在公共视野中，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只爱新诗，不喜旧诗，甚至对旧诗充满厌恶。而实际上，胡适对旧体诗的态度比较复杂。就连与胡适关系密切的友人，在谈及胡适对旧体诗的态度时，都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梁实秋称：“近读《胡适文存》中有关论诗之作，我觉得胡先生的意见前后几十年间一以贯之，很少变化。这大概也就是胡先生的坚定不移的性格之一例证，一有所见，便终身以之。”^[2]梁氏认为胡适论诗的一些主张几十年间“一以贯之”。而唐德刚却认为胡适晚年与少年存在差别，他说：“胡适对旧诗的看法，在我的体验中，他晚年和少年时期的分别是很大的。但是一经我追问他又不得不为他少年时期的言论作辩论，因而其言论就显出矛盾了。”^[3]

以至于学界对此问题也争论不休。郑敏在《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中指出，“读破万卷书的胡适，学贯中西，却对自己的几千年的祖传文化精华如此弃之如粪土”。^[4]而王瑶先生则认为胡适“对中国古典诗歌传统是有所扬弃，也有所继承的”。^[5]这些论述无疑是具有启发性的，但或囿于一端，或失之笼统，未能尽窥其貌，无法展示胡适不同时期诗论的发展变化及其矛盾与困惑。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对胡适的旧体诗观作全面梳理和审视。

一、不同时期的旧体诗论

有关胡适生平的传记或研究专著对其人生阶段的划分由于所依据的标准不同，意见往往不一致，若仅就其对旧体诗的态度而言，分为四个时期似乎更为恰当。以下分别探讨他在求学时期、文学革命时期、新文化运动落潮之后及寓居美国以后的旧体诗论。

（一）求学时期

1907年，胡适17岁，正就读于上海中国公学。李敖在《胡适评传》中将这一时期胡适为何能走上旧体诗写作的道路归结为两个偶然因素：其一，胡适在脚气病养病期间读到了吴汝纶选编的古文读本里头的不少古诗歌；其二，胡适以诗送别《竞业旬报》社的傅君剑返乡，对方以一首《留别适之即和赠别之作》相答，诗中有“天下英雄君与我，文章知己友兼师”的赞语，这让胡适受宠若惊，“更加重了他对诗歌的热爱，使他‘发愤读诗，想要做个诗人’”。^[6]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胡适开始了对旧体诗的思考。

他首先表达了对律诗的不满。他说：“做惯律诗之后，我才明白这种体裁是似难而实易的把戏；不必有内容，不必有情绪，不必有意思，只要会变戏法，会搬运典故，会调音节，会对对子，就可以诌成一首律诗。这种体裁最宜于做没有内容的应酬诗，无论是殿廷上应酬皇帝，或寄宿舍里送别朋友，把头摇几摇，想出了中间两联，凑上一头一尾，就是一首诗了；如果是限韵或和韵的诗，只需从韵脚上去着想，那就更容易了。……七言律诗，我觉得没有一首能满意的，所以我做了几首之后就不做了。”^[7]他把律诗看作“不必有内容，不必有情绪，不必有意思，只要会变戏法，会搬运典故，会调音节，会对对子”的把戏，认为其最适宜用作应酬诗。今查《胡适全集》，从1907至1910年胡适在上海期间，保留下来的旧体诗有40首。写于1907至1908年间的共21首，其中古体诗有12首，五、七言律诗5首，七言绝句4首。律诗明显少于古体诗。李敖认为此时“他开始恨律诗，开始倾向诗体解放，开始给日后的‘文学革命’种下了伏机”^[8]。

另外，胡适自称从他的旧笔记《自胜生随笔》中所摘录的几条前人诗论，已能看出其“十六岁时论诗的旨趣了”：^[9]

作诗必使老妪听解，固不可；然必使士大夫读而不能解，亦何故耶？

——录《麓堂诗话》

东坡云，“诗须有为而作”。元遗山云，“纵横正有凌云笔，俯仰随人亦可怜”。

——录《南濠诗话》^[10]

前者强调诗歌语言既不能过于直白，也不应偏于晦涩难解。言下之意，语言应当以达意为准。后一段话强调诗歌应当“有为而作”，创作应带有某种目的性和功利性，诗人不应一味模仿，失去个性。

1910年9月，胡适来到美国，先后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在这期间，他更加自觉地对旧体诗进行了反思。

首先，他十分重视诗歌的“真”。1911年4月13日，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汉儒解经之谬，未有如《诗》笺之甚者矣。盖诗之为物，本乎天性，发乎情之不容已。诗者，天趣也。汉儒寻章摘句，天趣尽湮，安可言诗。”^[11]胡适对汉儒穿凿附会《诗经》大为不满，他认为诗歌应出自人的天性本心，是情感不能自已时的产物，因而要有感而发，以保留“天趣”。在答友人任叔永的诗中称“叔永至性人，能作至性语。脊令风雨声，令我泪如雨”^[12]。季彭为任叔永之弟，因忧愤时政投井而死，叔永将季彭生前寄给他的书信整理成《脊令风雨集》，并系诗纪念，有云“何堪更发旧书读，肠断脊令风雨声”。胡适的“脊令风雨声”是对应任叔永之语而发。何为“至性人”“至性语”？胡适没有直言，但给了提示，“至性人”“至性语”能够“令我泪如雨”。只有蕴含了作者本人真情的诗语才能感人肺腑。友人许怡荪1911年寄长诗《哭程君乐亭》给胡适，胡适评价云：“情真语挚，读之令人泪下。”^[13]晚年胡适明确提出“诗贵有真”^[14]。他说：“诗贵有真，而真必由于体验。若埋首牖下，盗袭前人语句以为高，乌有当耶。”^[15]

其次，诗歌应当自然、达意。他颇为得意地评价《自杀篇》，云：“此诗全篇作极自然之语，自谓颇能达意。”^[16]其后在总结自己诗歌的特点时称“吾诗清顺达意而已”^[17]。这与传统诗歌中讲求“天然去雕饰”一说是一致的。但是胡适之诗语不再刻意追求“自然”，而以“达意”为目的。在这个前提下，白话、俗语任其驱策。《自杀篇》中胡适就使用了口语“我不识贤季，焉能和君诗？颇有伤心语，试为君陈之”，“我闻古人言，‘艰难惟一死’。我独不谓然，此欺人语耳”。^[18]1916年1月29日，胡适一首和任叔永的小诗云：“我无三子长，亦未敢自菲。行文颇大胆，苦思欲到底。十字以自嘲，倘可视知己。”他自己感慨说：“近来作诗颇同说话，自谓为进境。”^[19]胡适将“作诗颇同说话”看作“进境”，表明这是其有意为之的结果。

最后，诗贵创新，不应蹈袭。胡适在总结自己的诗歌创作时云：“吾近来作诗，颇能不依人蹊径，亦不专学一家，命意故无从摹效。即字句形式亦不为古人成法所拘，盖胸襟魄力，较前阔大，颇能独立矣。”^[20]此语并非虚言，前者所论以口语、俗语入诗已经显示出他自觉的尝试。1915年4月26日，胡适作《老树行》，认为“此诗用三句转韵体，虽非佳构，然末二语决非今日诗人所敢道也”^[21]。诗末二语“既鸟语所不能媚，亦不为风易高致”，引起了同辈的传论，所谓“侪辈争传，以为不当以入诗”“今晨叔永言见芙蓉盛开而无人赏之，为口占曰：‘既非看花人能媚，亦不因无人不开’，亦效胡适之体也”。^[22]友人杨杏佛、任叔永的模仿也许带有开玩笑的意味，但从他们称其为“效胡适之体”，可以看出这个诗句明显带有胡适本人的个性特征。其后论韩退之诗，以为“韩退之诗多劣者。然其佳者皆能自造语铸词，此亦其长处，不可没也”^[23]。“自造语铸词”才能推陈出新，显示出诗人的个性特征。

（二）文学革命时期

钱基博称：“可以考见胡适文学革命思想之历程者，盖莫如《尝试集自序》。”^[24]胡适在这篇序言中总结了学写旧诗的经历，回顾了与友人梅光迪、任叔永论争的经过。他也因此产生了以白话作诗的念头，并作了这样的表态：“文章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25]

1917年1月1日，胡适于《新青年》2卷5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胡不归称，“这才是公开向国内提倡白话文学的第一炮”^[26]。他提出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27]这些主张基本上是针对旧体诗而发。从其标题“改良”“刍议”可以看出胡适对旧体诗是抱有改良念头的。郑振铎称：“这诚是一个‘发难’的信号。可是也只是一种‘改良主义’的主张而已。”^[28]这些要求可以说是对他求学期间诗歌理论的集中系统总结，反映出他试图从形式与精神两方面对旧体诗进行改良的用意。

而随着新文学运动的深入，胡适对旧体诗进行了猛烈地抨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语言层面。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他说：“简单说来，自从《三百篇》到于今，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其余的都是没有生气的古董，都是博物院中的陈列品。”^[29]他有意夸大白话的作用，为的是抬高其地位，以此与盛行的“文言”相抗衡。又说：“那些用死文言的人，有了意思，却须把这意思翻成几千年前的典故；有了感情，却须把这感情译为几千年前的文言……因此我说，‘死文言决不能产出活文学’。”^[30]在1918年10月的《答任叔永》的信中他说：“文言不易达意。”^[31]这些激烈的批判显示出胡适决绝的态度。

第二，诗体本身。他早在上述写给任叔永的信中说：“律诗更作不出好诗。”^[32]1919年10月10日胡适在《星期评论》上发表《谈新诗》称：“中国近年的新诗运动可算得是一种‘诗体的大解放’。因为有了这一层诗体的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二十八字的绝句决不能写精密的观察，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决不能委婉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感情。”^[33]五七言律诗由于受到平仄、对仗、押韵等规则的严格限制，与讲究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的新诗相比，表情达意是不够自由的。“直到近来的新诗发生，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34]抛开形式的束缚，“该怎样做，就怎样做”，反映出胡适想要创造一种适于表达新思想、新情感的自由诗体的强烈诉求，将内容的表达放在了首位，这是对旧体诗末流堆砌文字、摹古成风的反拨。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论，“新诗最早的开拓者，着手创立白话诗的试验，一开始就朝着打破旧诗词最顽固的语言形式桎梏的方向冲击”^[35]。

（三）新文化运动落潮之后

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新文化运动渐趋落潮。许多新诗人又作起旧诗，胡适也不例外。今查《胡适全集》，《尝试后集》^[36]中有七律3首、五律6首、七绝21首、五绝1首。其中最早的一首是《题章士钊、胡适合影》，写于1925年2月；最晚的《冲绳岛上口占，赠钮惕生先生》写于1958年6月16日。

这些诗歌大部分属于朋友间酬唱赠答的游戏之作。1934年1月13日，周作人作《二十三年一月十三日偶作牛山体》。1月17日胡适依韵作七律《戏和周启明打油诗》，诗云：“先生在家象出家，虽然弗着啥袈裟。能从骨董寻人味，不惯拳头打死蛇。吃肉应防嚼朋友，打油莫待种芝麻。想来爱惜绍兴酒，邀客高斋吃苦茶。”以戏谑文字勾勒友人形象，胡适自称“写吾兄文雅”^[37]。1月18日作五律《再和苦茶先生的打油诗》，则称“写一个流氓的俗气”^[38]。3月5日又作《苦茶先生又寄打油诗来，再叠韵答之》，亦属游戏笔墨。再如七绝《贺元任、韵卿银婚纪念的小诗》，更是充满滑稽和诙谐意味。诗云：“甜甜蜜蜜二十年，人人都说好姻缘。新娘欠我香香礼，记得还时要利钱。”

1931年9月26日，胡适在《致周作人》的信中附有律诗《题唐景崧先生遗墨》，并在信末写道：“胡适之做律诗，没落可想。”^[39]他这句带有自嘲意味的话，或许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首先，他本人是主张写新诗的，此时却也写下了旧诗；其次，他向来鄙薄律诗，视其为文字游戏，现在却用来写庄重严肃的哀悼文字。在这里胡适对律诗的评价仍然不高。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在1929至1955年的书信中，讨论或赠答诗歌的有17封，其中关于旧体诗的有9封，新诗的有8封。这9封信中，有赠友人的游戏笔墨，如写给周作人的4封信中，就包括了上面3首律诗；有写给妻子的抒情之作，如1937年写给冬秀的小诗“棕榈百扇静无声，海上中秋月最明。如此海天如此夜，鸡声催我起飞行”；亦有勉励友人的作品，如1943年赠陈树棠诗：“海外欣闻有朴园，藏书万卷至今存。好为宗国留文献，岂但楹书贻子孙。”胡适在私人化的书信中以旧体诗赠友人和亲人，说明他看重旧体诗，并视其为表情达意的手段。这与其文学革命时期的公开批评旧体诗是有区别的。

这一时期，他对绝句更为偏爱。不仅在他的旧体诗创作中绝句占大部分，而且在一些文章中也流露出对绝句的重视。在《〈每天一首诗〉识语及后记》中，胡适于1934年4月20日写下了这样一番话：“从今天起，每天写一首我能背诵的好诗，不论长短，不分时代先后，不问体裁。”^[40]同年的5月24日，他又写下：“后来我决计专抄绝句了。”^[41]由不分体裁转变为专抄绝句，很能说明他对绝句的偏好。1947年，他在写给俞平伯的信中说：“文人从民歌那里得了绝句体裁，加上新的见解，加上比较深刻的观察，加上比较丰富的内容，所以诗人的绝句，往往有新的境界，有民间歌唱不容易达到或不能达到的境界，老杜的《漫兴》是最好的例子。”^[42]由此可知，他认为经过文人改造后的绝句能够写出新的境界，有更好的艺术效果。

1936年2月5日，胡适在《谈谈“胡适之体”的诗》中指出诗歌“说话要明白清楚”“用材料要有剪裁”“意境要平实”。^[43]虽然这些见解主要是针对其“胡适之体”的新诗而言，但这与他求学期间旧诗创作的一贯主张是吻合的，这些原则可以看作胡适对新诗发展的要求，当然也是旧体诗应该坚守的底线。由此可见步入中年后胡适的论诗旨趣。

（四）寓居美国以后

1949年以后，胡适长期寓居美国。这时期他对旧体诗的态度有别于早年。最值得注意的有两方面：一是认可律诗；二是坦言旧体诗的文学价值。

唐德刚说：“胡先生不喜欢旧诗词，我们都无话可说，视为当然。不过笔者（唐德刚）倒为胡适的另一句评语说得大惊失色。胡氏特别喜欢郑孝胥的律诗。他说：‘律诗难做啊！要做到像郑苏堪那样的律诗要下几十年的工夫啊。’”^[44]胡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不看重律诗。然而此时却甚为称许郑孝胥的律诗，这让与胡适交往密切的唐德刚“大惊失色”，足见他对律诗的态度前后反差之大。

胡适亦坦言旧体诗的文学价值。“‘旧诗怎么不是文学？’胡先生说，‘李白、杜甫做的不都是旧诗’？”^[45]胡适即兴之时，曾用绝句来抒发故人重逢的喜悦和感慨。1960年夏天，胡适与国民党元老钮永建同坐飞机去美国，途中在冲绳岛休息，二人交谈甚欢。胡适兴奋之余便口占一绝。诗云：“冲绳岛上话南菁，海浪天风不解听。乞与人间留记录，当年朋辈剩先生。”^[46]这很能说明他对旧体诗表情达意的看重。在流寓纽约期间，他常常重温旧诗词。唐德刚回忆说：“那时笔者便曾向胡先生抱怨新文学‘看得懂，背不出’。去国日久的华侨，故国之思愈深，愈欢喜背诵点诗词和古文……”^[47]“有时我把这些感触说给胡先生听，他也往往半晌不知所答。他那位老寓公，古文、诗、词，出口成诵。孤灯清茶，闲对古人，原来也是他老人家的乐趣啊。”^[48]胡适这位“老寓公”居然也“孤灯清茶”地读古人的诗词。这或许是去国日久，“故国之思愈深”的缘故；或许也有在文化上寻找认同感和归宿感的意味，但从中亦可看出他对旧体诗词的认同和喜爱。

1958年后，胡适去了台湾。吴奔星、李兴华所编《胡适诗话》中载有1960年12月23日胡适的一段话：

无论诗或文，第一要做通。所谓通，就是要通达。我的意思能够通达到你，你的意思能够通达到我，这才叫做通。我一向主张要做到明白清楚，你能做到明白清楚之后，你的意思才能通达到别人。第二叫力量。你能把你的意思通达到别人，别人受了你的感动，这才叫力量。诗文能够发生力量，就是到了最高的境界，这个叫做美。^[49]

胡适就诗或文的一概之论实际上已经跳出了文学革命时期新旧文学或者新旧诗之间必须舍此而就彼的“优劣”之论。他所指出的这三条原则意味着他已经较为通达公允地对待诗或文。所以吴奔星评价说：“‘通达’‘力量’和‘美’表现了胡适的文艺思想，既是他评论文艺作品的艺术标准，也是他欣赏诗文的审美尺度。这种通俗易懂的美学观点值得肯定。”^[50]

二、说与做的矛盾

胡适对旧体诗的态度经历了四个阶段，大致呈现出由求学阶段的反思纠弊—文学革命时期的批判趋新—新文学落潮后的平心而论—晚年寓居美国后归于通达公允的轨迹。在这一过程中，似乎一直贯穿着这样的矛盾：胡适一方面公开批判旧体诗，指摘其弊端；另一方面却又不划清新旧诗之间的界限，难以决然割舍，在私人化的阅读和书写中亲近旧体诗。这种矛盾该如何理解？

胡适公开批判旧体诗或许是出于以下三方面原因：

首先，创造新文学的需要。新文学的宣扬者，为了给新文学争取生存空间，所以在批判旧体诗之短时，顺势抹杀了其所长。周作人的话也许最能揭示那一代人的复杂心理。他说：“我们生在这好而又坏的时代，得以自由的创作，却又因为传统的压力太重，以致有非连着小孩一起便不能把盆水倒掉的情形，所以我们向来的诗只在表示反抗而非建立，因反抗国家主义遂并减少乡土色彩，因反抗古文遂并少用文言的字句，这都如昨日的梦一般。”^[51]为了摆脱传统的压力，新文学运动的健将们明知盆子里面有“小孩”，但为把水倒掉，也就只能连“小孩”一起倒。

其次，文学进化论的影响。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进化论是新文学推翻旧文学的理论依据和强大支撑。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说：“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52]既然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那今人就应当创作当今时代之文学。从逻辑上讲，旧体诗作为一种具有浓郁旧时代气息的文体自然就应在摒弃之列。正如有的研究者所云：“胡适依据这种进化论提出文学的进化论，对中国文学的痼疾进行否定性的批判，不但高度重视文学的体式和语言工具的发展变迁，而且强调文学的内容和社会时代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必须随着社会时代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变迁。”^[53]

再次，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也是批判旧文化的需要。在新文学倡导者眼中，旧体诗是旧文化的一部分，批判旧体诗也是为了批判旧文化。胡明在《胡适传论》中指出：“他甚至将‘律诗’与‘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贞节牌坊、地狱的监牢、夹棍板子的法庭’相提并论，认作是应该一古脑儿扫荡干净的文化垃圾。”^[54]胡适对旧体诗的不满，显然掺杂了对传统文化中种种落后、愚昧因素的憎恨。或者说，他是有意将旧体诗与其所痛恨的种种落后、愚昧因素并举。美国学者格里德在《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一书中有着更为深刻的论述：“1911年崩溃之后，古文言的遗存不仅确保了传统文化的存留，而且保证了传统社会态度的永久延续性。所以，这场文学革命的目标就远远超出了对一种文学风格的破坏。这场革命的反对者所保护的是一完整的社会价值体系。”^[55]胡适将文学的批评与文化的批判杂糅，甚至混为一谈，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矛头指向的是文言传承的传统文化及其所维护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等级界限”^[56]。所以对旧体诗的批判与憎恶，其实也就夹杂了对旧传统、旧文化以及等级制度的仇恨。这也正是他们不遗余力地批判旧体诗的原因所在。

但是，文学毕竟是人学，文学的研究对象主要还是人的思想情感这种无形之物。因此生物科学上的进化论并不能简单地照搬到文学发展上。胡适敏锐地觉察到，新诗取代旧体诗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他虽然倡导“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但是又说“新体是中国诗自然趋势所必至的，不过加上了一种有意的鼓吹，使他于短时期内猝然实现，故表面上有诗界革命的神气”^[57]。他承认夸张地批评旧体诗是其有意为之，目的是使新诗“于短时期内猝然实现”。在《读沈尹默的旧诗词》中，他重申旧体诗写作的若干主张，甚至主张新诗应向旧体诗借鉴。他在《谈新诗》中主张新诗描写得越具体越好，并以古诗词为例进行说明，在大量列举后称：“旧诗如此，新诗也如此。”^[58]王瑶指出：“他在谈到‘诗需要用具体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说法’时，所举的例证全部都是传统的旧诗词，这几乎已经是一种自觉的借鉴了。”^[59]胡适将旧诗与新诗并举，表明他并没有将二者看作不可共存的对立面，也暗示出旧体诗与新诗之间具有某种互补性，新诗需从旧体诗中汲取营养。陈子展说：“又胡适于《尝试集》以后的诗，散见于各种杂志，论其音节意境，受旧词的影响更深。”^[60]就连他本人的创作都受到旧体诗词的影响，可见胡适并不真心排斥旧体诗。王瑶认为：“‘五四’时期的新作家、新诗人尽管在公开场合提倡新诗，自觉学习外国诗歌，表现出与传统诗词的决绝姿态，但他们自幼自然形成的古典诗词的深厚修养却不能不在他们的实际创作中发生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有一个从‘潜在’到‘外在’、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但这种影响存在的本身就表现出了一种深刻的历史联系。”^[61]

从渊源上看，胡适的诗学观念与传统诗论关系密切。胡明论述说：“胡适在讨论文学革命最关键的时刻，在他的留学日记里大量摘录袁枚的言论，如《答沈大宗伯论诗书》《答施兰篘第二书》《答程蕺园论诗书》《与洪稚存论诗书》《答祝芷塘太史》《答孙俌之》《再答李少鹤》（均见《胡适留学日记》卷一三）等。胡适曾情不自禁地指出：‘袁简斋之眼光见地有大过人处，宜其倾倒一世人士也。其论文学，尤有文学革命思想。’”^[62]胡适在1916年7月12日的日记中摘录了以上各篇文字。在文末，他意犹未尽地写道：“袁随园有《牍外余言》一书，中多可诵之语，惜无暇，不能摘录之。”^[63]可见他对袁枚文学观点之推崇。另外，在他的日记中还摘抄有白居易的《与元九论诗书》，称“上所录之文，乃文学史上极有关系之文字也”“可作实际派文学家宣告主义之檄文读也”。^[64]从这些带有溢美之词的描述中，可以看出胡适对古人曾一度怀有敬畏之心。

在这两种力的作用下，胡适在“说”与“做”上就显出了矛盾。这体现为对旧体诗既恨又爱，爱之愈深，责之愈切。

在胡适的著作里，“很难找到他对‘律诗’说过一句好话”^[65]，这是他在公共视野中的立场，私下里却说作律诗需要下几十年的功夫，言下之意是需经过一番工夫才能写出好诗。由此可见，胡适在对待旧体诗上，采用了双重立场。两种立场交织在一起，这让人很难看清其真实想法，也就导致了研究者在讨论其真实态度时往往莫衷一是。

当然，胡适自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他是白话诗的倡导者，也是最早的实践者。早在1916年8月4日写给任叔永的信中他就明言：“可惜须单身匹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结伴同行。然吾去志已决。公等假我数年之期，倘此新国尽是沙碛不毛之地，则我或终归老于‘文言诗国’，亦未可知。”^[66]为开辟新诗国土，胡适在众人的猜疑和嘲讽中“单身匹马而往”，成败难以预料。在这样的处境中，他自然不适于公开赞扬旧体诗。

三、结 语

“五四”运动之后的许多年，唐弢仍愤愤不平地说：“我们在‘五四’精神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人，现在怎能又回过头去提倡写旧体诗？”^[67]这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经过新文化洗礼的知识分子的决绝态度。尽管一部分新文学家不愿承认旧体诗的价值和地位，但在新文学流行的时代，却无法否认这样的事实。“旧诗在表达现代人（现代文人）的思绪、情感……方面，并非无能为力，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占有一定的优势。”^[68]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旧体诗作为一种优劣因素复生存在的文体，去掉其坏的部分，很可能把它好的地方也一起去掉了，这就使文化创新和文化传承陷入了一种困境。

胡适对旧体诗态度的前后变化及其诗论中所表现的矛盾性，暗示出他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在对待旧体诗这一文体上所遭遇的困境。因而他在看似激进地批判后，逐渐归于理性。他的诗论以及旧体诗创作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试图拯救旧体诗的努力。而他在公共视野之外与旧体诗的“亲密接触”，则说明他在经历了新旧诗长久的对抗后，最终走向了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