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葛浩文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与推介
一、引言
中国现当代文学进入英语世界，得到西方读者的认可，本土翻译家劳苦功高，但英语世界的翻译家也功不可没。而在众多翻译家当中，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位。其翻译作品在数量上可以说是汗牛充栋，无人能出其右，其翻译质量也得到了广泛认可。先说他本人获得的翻译奖项和翻译资助：2000年，葛浩文因为翻译朱天文的《荒人手记》（Notes of a Desolate Man）获得美国“国家文学翻译奖”（National Translation Award for Literature），另外他还两次获得全国艺术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提供的翻译资助。此外更重要的是，多部中国文学作品由于他的翻译获得海外文学奖项：1991年，葛浩文翻译的贾平凹的《浮躁》（Turbulence）获得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Pegasus Prize for Literature）；2007年、2009年、2010年，他翻译的姜戎的《狼图腾》（Wolf Toten）、苏童的《河岸》（The Boat to Redemption）和毕飞宇的《玉米》（Three Sisters）分别在众多优秀作品中拔得头筹，获得当年的“曼氏亚洲文学奖”（Man Asian Literary Prize）；2009年，他翻译的《生死疲劳》（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使莫言获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Newman Prize for Chinese literature）。莫言最终于2012年成为诺贝尔奖得主，与多年来葛浩文孜孜不倦的翻译和介绍分不开，而且葛浩文就是莫言的诺奖推荐人。客观来讲，葛浩文已经成为莫言在英语世界的代言人。葛浩文多年来在美国文学翻译领域享有很高声誉，被厄普代克称为中国文学在美国的“接生婆”（Updike，2005），被奉为西方中国文学领域的“首席翻译家”（Orbach，2012）；中国文学作品通过他的翻译在英语世界赢得了读者群，使西方读者认识到中国也有可以和昆德拉、马尔克斯相提并论的作家。（Amy Tan，in Updike，2005）。没有葛浩文，莫言的作品或许也会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但是莫言何时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说不定就要画一个问号。正如王宁教授所言：“如果没有汉学家葛浩文和陈安娜将莫言的作品译成英文和瑞典文的话，莫言的获奖至少会延宕十年左右，或许他一生都有可能与这项崇高的奖项失之交臂。”（王宁，2013）
不容置疑，葛浩文是当今最重要的中国文学英译者。但是，仅仅把葛浩文看成一个翻译家是不够的。葛浩文至少从20世纪70年代初就开始从事中国文学研究，他的研究先于他的翻译，服务于他的翻译，是其文学翻译的基础。在美国的汉文学研究领域，葛浩文是颇有成就的汉学家，2009年，他荣获古根海姆学者奖（Guggenheim Fellowship）就是一个明证，他主编的多部中国现、当代文学选集影响巨大。葛浩文编选的中国现、当代文学选集，他关于现当代中国文坛、中国作家、中国作品的介绍性、研究性著述，同他的众多翻译作品一起，为英语世界的读者塑造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概念和印象，完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经典的塑造。葛浩文不仅是一位文学翻译家，他首先是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学者，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西方英语世界的介绍者、推介者。正如有学者所言：“中国文学走出去，葛浩文在其中用功最勤，成效最大……如果说是埃德加·斯诺让世界了解了黄土地上发生的中国革命，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是葛浩文和其他汉译外的专家们，让世界了解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借用《狼图腾》总策划安波舜的话，我们应该感谢葛浩文和其他所有汉译外的专家们，是他们通过各种文字，一笔一笔地描绘中国文学的海外形象。”（史国强，2014：265）
二、葛浩文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与推介
在本章中，笔者尝试较为全面地介绍葛浩文在中国文学方面的研究和推介工作。首先从葛浩文的教育背景说起。1939年，葛浩文出生于美国加州长滩，1961年，在加州一所社区大学获得学士学位，毕业后加入美国海军，赴中国台湾服役4年，开始有机会接触中文。服役期满之后，出于对中文的浓厚兴趣，他没有马上回国，而是留在台湾，进入台湾师范大学进行全日制的汉语学习。回国后，他加入旧金山州立大学的研究生计划，受教于许芥昱先生，1970年，获硕士学位。毕业后，他留校工作一年，然后进入印第安纳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攻读中国文学专业，师从柳亚子的公子柳无忌先生，1974年获得博士学位。
葛浩文的学术研究应该说开始于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在确定论文选题过程中，他研究过中国古典小说、元杂剧、鲁迅和左翼作家的作品，也研究过田汉的戏剧和朱自清的散文。对于古典作品的翻译与研究，《西游记》是其中之一，他的研究成果“The Hsi-Yu chi play：a critical look at its discovery，authorship and content”于1973年在韩国首尔的Asian Pacific Quarterly of Cultural and Social Affairs（《亚太文化社会事务季刊》）上发表。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这很可能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研究的是《西游记》剧本的发现、内容以及作者等几个方面的问题。他还一度对朱自清的散文产生了兴趣，曾经打算以朱自清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其最早翻译的就是朱自清的《给亡妇》（“To My Departed Wife”）。此外，朱自清最著名的几篇散文《匆匆》《春》《背影》和《荷塘月色》他也都翻译过。早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葛浩文读过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翻译了萧军的另一部作品《羊》（Goats），但他在接触到萧红的作品之后，迷上了萧红，最终决定将萧红定为博士论文的选题。
1974年，葛浩文完成了毕业论文“A Literary Biography of Hsiao Hung（19111942）”，并获得博士学位。随后，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他写出了Xiao Hong（《萧红评传》）一书，该书于1976年由特怀恩出版公司（Twayne Publishers）出版。这是他的第一部专著，也是国内外中国文学界最早研究萧红的学术专著。全书分为七章，以时间和地点为线索，详细介绍萧红在呼兰出生、长大，到哈尔滨读书、逃婚、错爱、结识萧军、创办文学刊物，迁居青岛、上海，负笈东瀛，回国，认识端木蕻良，辗转各地以及最终客死香港的经历。同时，作者将很大的篇幅用于介绍萧红的创作，最后一章详细探讨了萧红的创作技巧，研究萧红作品的主题、萧红通过作品反映出来的人生态度，以及萧红的文学风格和创作技巧。对作品中农民性格的塑造、女权主义思想的反映、抗日题材的写作都进行了详细的剖析。在这部专著的结论部分，葛浩文指出，萧红的天才体现在她能够将她过去经历过的场景再现出来，能够富有感情地把东北农民的生活及那片土地上优美的自然风光清晰、准确地描写出来。（Goldblatt，1976：126）在他看来，萧红的作品非常感人，非常引人入胜。（Goldblatt，1976：134）跟同时代的其他作家相比，萧红非常独特、别具一格、不同凡响，因为当时的作家都致力于革命文学的创作或政治宣传，而她却从非常个人的视角、依靠自己独特的艺术天分进行创作，因而她的作品更有魅力。葛浩文把萧红看成是她那个时代中最重要的文学天才之一。（Goldblatt，1976：135）这部专著使中国国内文学界开始关注萧红，重新认识萧红的文学成就，重新评价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而作者也因为这部专著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产生了不小的学术影响。
1974年到1978年是葛浩文学术活动非常活跃的时期。1974年6月，他在京都“第十九届东方学者国际大会”上发表题为“Hsiao Hung's Position in Modern Chinese Fiction”（萧红在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地位）的讲演。
1975年4月1日，葛浩文在圣何塞加州中文教师协会发表讲演，演讲题目是“The Fictional Works of Hsiao Hung”（萧红的小说）。同年10月，他再次在该协会发表讲演“Literary Translation：Can It Be Taught？”（文学翻译有法可教吗？）
1976年4月，葛浩文出席了在中国台北召开的“第四届亚洲作家大会”，发表题为“文学与翻译家”（Literature and Translator）的讲演，6月，他又在加州发表题为“Lu Yin：Important Writer，Hack，or None of the Above？”（庐隐：重要作家，雇用文人，还是两者皆非？）的演讲。
与此同时，葛浩文开始在中国香港、台湾等地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1975年，他的论文《谈萧红与鲁迅》发表在香港的《抖擞》第9期。同年7月23日，他又在台湾《中华月报》上发表《萧军自传及其他》。1976年4月29日，《明报》刊登了葛浩文的《一本失落的书》，而5月31日至6月2日的《中央日报》则刊载了他的《文学与翻译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东方语言系的学术期刊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Newsletter也在春季号第2卷第1期上刊登了葛浩文的论文“The Development of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in China：A Selection of Source Materials”（《革命文学在中国的发展：原始资料的选择》）。
1977年是葛浩文非常多产的一年，他在World Literature Today（《今日世界文学》）这一权威文学期刊的第10期上发表论文，评论孔尚任的《桃花扇》。此外，这一年发表的论文还有《萧红作品数目及有关萧红的参考书目》（《号外城市》第10期）、《萧红及萧红研究资料》（《明报月刊》12月7日）、《关于左联的名单》（《新观察》第3期）、关于《老舍与中国革命》、老舍的《猫城记》的评论文章（《中文教师协会会刊》12卷2期）、刘绍铭的《台湾的中国小说》的书评（《今日世界文学》冬季号）及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的评论文章（《今日世界文学》秋季号）。
1978年，葛浩文在World Literature Today 1978年夏季号上发表两篇论文，一篇评古德曼（Merle Goldman）编辑的《五四时代的中国文学》，一篇是《元稹》的评论文章。
1978年是葛浩文文学研究的转折点。1978年以前，葛浩文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几乎完全集中在对古代和现代作品的研究和分析上，而从1978年6月开始，他的学术研究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众所周知，这个时期正是中国文坛起死回生、开始复兴的新时期。中国新时期文学的解冻、复苏和发展一直都在他的视野里。
1978年6月，葛浩文在加州发表讲演，题为“Post-Cultural Revolutionary Dissent Literature in China：An Introduction”（中国文革后的异议文学：导言）。
1979年，葛浩文在加州伯克利的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Newsletter上发表了论文“Underground Litera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当代中国的地下文学》）。在中国，取材“文化大革命”及其直接影响的有两类文学作品：一类是伤痕文学，另一类就是地下文学。所谓地下文学，原是以手抄本和油印本的形式流传于中国大陆，直到1976年底才公开发表的中国文学作品。同年，他在World Literature Today上发表了“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 New Wenyi Bao”（《当代中国文学和新〈文艺报〉》），通过《文艺报》在1978年7月复刊一事，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在他看来，十年“文革”导致中国的文学园地一片荒芜。《文艺报》的复刊，预示着文学艺术领域的思想解放，标志着文学创作的新生（Goldblatt，1979）。接着，作者结合“文革”后的社会语境，介绍和分析了《文艺报》复刊的重要意义：文学作品开始走出了样板戏一统天下的局面，老作家获得平反，新作者也受到鼓舞，他们都拿起笔来开始创作。虽然这些作家没有明确宣布，文学的使命除了要服务于革命以外，还应有其他目的，但人们对于文学的理解开始拓宽。在作者看来，《文艺报》复刊无异于中国文学领域的一场文艺复兴。（Goldblatt，1979）
1981年，葛浩文在World Literature Today上面发表了题为“Fresh flowers abloom again：Chinese literature on the rebound”（《鲜花重放：反弹中的中国文学》）的文章。这篇文章让西方学者看到，中国文学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在文艺政策以及对文学使命的认识方面发生了革命性转变。这篇文章介绍了新《文艺报》复刊以后，中国文学界的新动态、新发展。作者指出，从1978年7月到1981年的3年时间里，中国文坛发生了很多事情，所发生的一切都证明中国文坛的形势非常乐观，把世界的目光重新吸引到这个人口最为众多的国家及其在文学领域的新变化上。他指出，当时对中国文学影响最大的一件事就是1979年10月30日到11月16日期间第四届“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因为邓小平在该次大会上首次提出，文学和艺术不仅仅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拓展创作的主题，从正面和反面等多个角度来看待问题，提出回归文学标准。（Dong Xiaoping in Goldblatt，1982：7）葛浩文详细介绍了当时文坛上的一些动态，他提到《重放的鲜花》的出版，中国伤痕文学的兴起，谈到作家待遇的改善、《新观察》《小说选刊》《人民文学》《诗刊》和《新文学史料》的出现和中国台湾文学的引入。在他看来，中国文学已经开始复兴，中国文学这个大花园里又一次逐渐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Goldblatt，1981）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鉴于第四届“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对于中国文学复兴的重要意义，葛浩文又着手编选并组织译者合作翻译了Chinese Literature for the 1980s：The Fourth Congress of Writers and Artists（《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第四届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一书，于1982年由纽约M.E.Sharpe Inc.出版。该书把那些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发言译介给西方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其中收录了茅盾、邓小平、周扬、刘白羽、柯岩、陈登科、萧军、刘心武、夏衍、巴金等人的会议发言，葛浩文本人作为编者在序言中介绍了这本选集的背景和意义，这部选集随即成为西方学者了解和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转折时期中国文艺政策和文艺动态的重要文献。
上面提到，中国台湾文学这个时候开始被介绍给大陆的读者。葛浩文在台湾生活过多年，对台湾文坛了如指掌，他早期的翻译就以台湾作家的作品为主，此次台湾文学进入大陆的情况很自然地引起了他的关注。1981年，葛浩文在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上面发表了题为“Taiwan Literatur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台湾文学》）的论文。
1981年是葛浩文学术成果非常丰硕的一年。除了上述的两篇文章之外，葛浩文还对中国现代小说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他的论文“Modern Chinese fiction：19171949”（《现代中国小说：1917—1949》），被收入Winston L.Y.Yang和Nathan K.Mao编选的Modern Chinese Fiction：a guide to its study and appreciation：essays and bibliographies.（《现代中国小说研究与欣赏导引——随笔与文献》。同年，他和George Cheng合作完成了“Selected Bibliograph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现代中国小说文献目录选》）被收入刘绍铭、夏志清和李欧梵合作编写的Modern Chinese stories and novellas，19191949（《中国现代中短篇小说：1919—1949》），1981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述两项研究课题的完成，无论是对英语世界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还是对他本人的学术研究及翻译活动，都很有裨益，不仅填补了学界的空白，而且他本人也由此对中国现代小说有了全面的了解和掌握，为以后翻译文本的选择打下了基础。
相对于前面两项宏观研究而言，葛浩文还做了一些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具体研究，研究对象为鲁迅、萧红等人。1981年8月，葛浩文出席了加州阿西洛马会议中心举行的关于鲁迅的一场研讨会，宣读了题为“Lu Xun and Patterns of Literary Sponsorship”（《鲁迅及文学赞助模式》）的论文，该论文后来被收入李欧梵主编的论文集Lu Xun and His Legacy（《鲁迅及其遗产》），于1985年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葛浩文撰写的“Life as Art：Xiao Hong and Autobiography”（《生活即艺术：萧红和自传》）一文，也于1985年被收入Anna Gerstlacher等人编选、出版的论文集Woman and Literature in China（《中国的妇女与文学》）。
同年2月，葛浩文在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中文语言教师协会学报》）上发表关于他的老师许芥昱的论文“Kai-yu Hsu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许芥昱与中国现代文学》），介绍许芥昱在译介中国现代文学方面的贡献。许芥昱是葛浩文攻读硕士学位时期的老师，加利福尼亚北部的一场暴风雨吹倒了他的房子，过早地夺走了他的生命。葛浩文从读书的时候开始，就跟许芥昱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为了纪念这位在译介中国现代文学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良师益友，葛浩文发表这篇文章来总结他在译介中国现代文学方面的成就。
20世纪80年代中期，葛浩文还先后在World Literature Today上发表三篇论文介绍中国戏剧：“Chinese Theater：From Its Origins to the Present Day”（《中国戏剧：从起源到今天》，1984）、Salesman In Beijing（《北京的推销员》，1985）和“Popular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erforming Ar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491979”（《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通俗文学和表演艺术：19491979》，1986）。
1988年，葛浩文撰写的论文“Back Where We Started：Culture in 1987”（《回到我们的起始地：1987年的文化》被收入Kane，Anthony J.编选的China Briefing（《中国情况通报》）。
1989年秋季，葛浩文在Manoa第一卷的第一、二期的合订本上发表了题为“The Return of Art”（《艺术的回归》）的论文。论文开门见山地指出，中国文学作品一直以来留给西方读者这样一个印象，那就是它们是说教式的、服务于政治的、缺乏想象力的，一旦走出国门就失去了读者，但是这种情况正在改变。他说，“近年来，社会现实主义创作在中国已经被取代，取而代之的，不单单是哪一部作品，而是各种各样的写作风格。这些风格或是沿着自己的轨迹发展而来，或是借鉴了前人的风格，走出了中国的‘文革’，走出了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低谷，自发地呈现出来。在后毛泽东时代，中国文学在主题上、风格上还有社会政治概念上都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Goldblatt，1989：83）葛浩文列数了这个时期涌现出来的各个文学流派：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和寻根文学、现代主义实验、当代背景的传统叙事、魔幻现实主义、闹剧、黑色幽默以及其他诸多流派。他认为，这些流派的出现，一方面拓展了当代中国小说创作，另一方面无论是对国内读者还是国外读者来说都提高了中国文学的吸引力。（Goldblatt，1989：83）
葛浩文指出，这一期的Manoa上面选译的中国作品，是从1985年到1988年间刊登在中国文学杂志上选出来的，大多数作家对读者——尤其是西方读者来说——都不一定熟悉。（在这里，葛浩文不失时机地向读者推荐1989年兰登书屋出版的短篇小说集Spring Bamboo：A Collec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hort Stories（《春竹：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选》），编译者为Jeanne Tai，指出那个集子里面选取的作品都出自较为出名的中国作者。Manoa上面选编的作品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都比较短，更精妙、更折中、更自由。它们探讨了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主题，不像以前的作品那么有中国特点或是程式化，但也不乏民族特点，其中有一些作品有力地证明中国文学并非都是直接的或间接地从特定的政治事件或政治潮流中获得灵感的。（Goldblatt，1989）
接下来，葛浩文对一些作品进行了具体的介绍和评论，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通过这些作家的努力，中国当代小说开始在国际文坛上留下自己的印记。在‘伟大的中国小说’问世之前，我们不如先读一读这些各具特色的作品。”（Goldblatt，1989）。
1990年，葛浩文在Mel Gurtov编选的论文集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ism：Perestroika and Reform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社会主义的变革：苏联和中国的改革》）中发表了论文“A Literature of Reform，a Reform of Literature”（《改革文学，文学改革》）。笔者没有找到这篇论文，但从题目看来，A literature of reform，说明论文介绍了以改革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这是进入新时期之后，随着中国改革大潮的兴起，涌现出来的一个以改革为题材的文学流派。a reform of literature，顾名思义，作者探讨了中国文坛在文学创作方面出现了改革或说变革，说明文学作品不再是以往的纯粹说教式、为政治服务的、缺乏想象力的社会现实主义的创作。
1995年对葛浩文来说是硕果累累的一年。首先，他编选的Chairman Mao would not be amused：Fiction from Today's China（《今日中国小说》）由纽约的格罗夫出版社（Grove Press）出版。这部选集里面选取了改革开放以后活跃在中国文坛上的20位作家的作品，其中只有王蒙一个人出生于1949年之前，也只有王蒙在“文革”前发表过小说，其他的作家都是“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作家：莫言、余华、史铁生、苏童、李锐、残雪、格非、毕飞宇、陈村、池莉、陈染、曹乃谦等等。这些作品发表于1985年和1993年之间。不同于以往的作家，这些作家把自己视为艺术家，除了服务社会之外，他们更专注于内心声音的传达。葛浩文非常乐观地指出，这些作品的涌现，只是一个开始，这些作家以及其他更加年轻的作家，必将会通过他们的文学创作在国际文坛上确立自己的地位。（Goldblatt，1995：xii）。
同年，葛浩文和刘绍铭合作出版了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选集》），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据统计，这部选集收集了83位作家的152部作品，其中包括42位作家的短篇小说和30位诗人的71首诗歌，11位作家的30篇散文和一部传记的节选。短篇小说占到了全书的70％的比重。88部作品来自20世纪中国大陆的47位作家，58部作品来自中国台湾的31位作家，6部作品来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5位香港作家。其中女作家17人。所选作品根据时代的不同还可以被分为早期现代作品（1918—1949）、解放后作品（1949—1976）和1976年以后的作品。其中从1949到1976年这个阶段的作品几乎完全是台湾作品或是从大陆移居到台湾的作家的作品，因为编者认为这个时期大陆的文学作品主要是政治宣传的工具，达不到一定的艺术水准，因而基本上没有选入，唯一的例外是穆旦在1976年发表的一首诗歌。
在这个选集出版之前，还没有哪一家出版社出版过一部能够全面代表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三个地方、涉及所有重要体裁的中国现代文学选集。以前的出版物要么局限于某一种体裁，要么局限于某一个地域或时代，因而都不够全面。而这部中国现代文学选集出版之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得到了评论家、教师和读者的好评。当然批评的声音也是存在的，主要是对选集还不够全面感到遗憾。12年后，也就是2007年，两位编者又对这部选集进行了修订，主要是进行了一些增补工作。开始的部分保持不变，但后面两个时期在各个体裁中都有很大的变动。20世纪中国文学在小说、散文和诗歌的涵盖范围更广，另外还增加了一些21世纪的作品。除此之外，增加的内容包括殖民时期和二战之后的中国台湾作品、中国大陆解放以后17年的作品、“文革”时期的作品等。黄春明和莫言是葛浩文翻译颇多的两位作家，在第二版中，编者对这两位作家的作品做了一些更新。
葛浩文对于他所翻译的作家基本都通过译者序言进行介绍与推介，另外他还多次在学术期刊上介绍中国作家和作品，比如张贤亮、贾平凹等，并对研究中国文学的专著进行推介。
但葛浩文对有些作家尤其表现出学术方面的兴趣，除了前面提到的萧红、鲁迅，他专门撰文讨论的中国作家还包括大陆的莫言和台湾女作家李昂等。
先从莫言说起。葛浩文对莫言的作品情有独钟，翻译了莫言的十部作品：《红高粱家族》（Red Sorghum）、《天堂蒜薹之歌》（The Garlic Ballads）、《酒国》（The Republic of Wine）、《丰乳肥臀》（Big Breasts and Wide Hips）、《生死疲劳》（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变》（Change）、《四十一炮》（Pow！）、《檀香刑》（Sandalwood Death）、《蛙》（Frog）和一个短篇小说集《师傅越来越幽默》（Shifu，You’ll Do Anything for a Laugh）。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葛浩文在多个场合推介莫言的作品。关于这一点，第三章中会进行专门介绍，这里暂不赘述。
再说台湾女作家李昂。葛浩文所翻译的李昂作品包括：《杀夫》（The Butcher's Wife）、《花季》（Flower Season）、《婚礼》（Wedding Ritual）、《带曲线的娃娃》（Curvaceos Dolls）、《爱情实验》（Test of Love）、《一封未寄的情书》（A Love Letter Never Sent）。1990年，葛浩文编选的一部当代中国文学论文集Worlds Apart：Recent Chinese Writing and Its Audiences（《分离的世界：近期中国文学写作及读者》）中收录了他自己的论文“Sex and Society：the Fiction of Li Ang”（《性别与社会：李昂的小说》）。在他看来，李昂是用中文写作的最成功、最有影响力的彻头彻尾的性小说家，因而也是最有争议的作家。论文对李昂及其主要作品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深入的分析。
三、结语
笔者掌握的材料未必全面，但从这些材料我们就可以看出，葛浩文在向英语世界推介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为促进英语世界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作出了无人能及、不可磨灭的贡献。葛浩文曾发表多篇以翻译为主题的研究论文，因为不是本章的讨论重点，这里暂不涉及，只关注葛浩文所从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从上文中可以看出，他是在学术研究之基础上从事文学翻译的，他在文学翻译方面的成就与他的学术研究是分不开的，没有一直以来的学术研究和学养积淀，他就不可能做出那么出色的翻译，也就不可能取得今天的翻译成就，而其目的不仅仅是完成一种文字到另外一种文字的转换那么简单，而是完成将中国文学译介到英语世界这一更加宏大而重要的文化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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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ard Goldblatt，“Review”，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Fall 2006，Vol.13，No.2.
- 请参阅下文的“葛浩文翻译思想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