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进入师门有早晚之分，即使同时踏入师门也有长幼之序。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是没有资格为孙会军教授的大作写这个序的。但是她来电相托，再加上我对这本书的研究对象又历来兴趣浓厚，也只好听之从之了。
记得我在十年前曾经在一本杂志上面发表过两篇文章，分别谈到了葛浩文翻译的苏童的《米》和《我的帝王生涯》。前者探讨了如何看待翻译对叙事视角的影响，后者则是触及到了叙事文学翻译的虚构问题。这两篇文章说明我始终对叙事文学翻译研究有一个关注点，那就是如何在叙事层面探究小说的翻译，这一探究的可能性、可行性有多大，单纯用叙事学理论考察小说翻译有没有深度和广度。虽然这十年来我研究的精力主要放在翻译的认知语言学和翻译诗学上面，但是这个关注仍然萦绕不去，并且总觉得小说翻译的叙事层面的研究是一个瓶颈，不容易突破。好在翻译学界这些年来不时会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面世，孙教授的这部力作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本书采用递进式的结构，从对葛浩文的中国文学作品翻译的概述，到对他的翻译文本的研究，再到上升到理论层面上的审视，也就是书中从译介到译艺再到译道的结构序列。
先谈谈我对“译介”的认识。顾名思义，这一部分主要概述了葛浩文所从事的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活动。当然，葛浩文的译介活动的主体是亲历亲为的翻译，尽管有时也会与人合译。除此之外，葛浩文还与人合作编选了英译的中国文学选集。选集类的书籍在西方起到一种标杆的作用，如果一部作品被选入文集，那么就说明了这部作品被经典化了。如果一个中国作家及其作品被选入了西方的文学选集，也就说明这位作家是经典作家，其作品无疑是经典作品。有权在英语世界里主编这样的文学选集说明葛浩文是一位中国文学权威。而这一权威地位的获得与他长期从事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分不开的。葛浩文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就着手翻译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作品，迄今翻译的作品不下五十部，为中国文学在西方打开了一扇窗户，让西方读者有机会了解中国的现当代的叙事文学，更为重要的是为西方的学界提供了可研读的中国文学文本。这也就使葛浩文在中国文学译介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其实，文学的跨文化引介有多种方式。除了直接进行文本翻译之外，还有一种就是撰写文学史。在英语世界比较突出的中国文学史是由夏志清撰写的《中国古典小说批评引论》和《中国现代小说史》。其中后者影响深远，而经由这部文学史推出的张爱玲和钱钟书引起了学界的瞩目，并且成为了研究的热点，至今余热未消。西方读者借助夏志清撰写的文学史了解了中国的叙事文学，也开始关注张爱玲和钱钟书这两位作家，可谓功不可没。相比较而言，葛浩文直接将作品转译成英语，西方读者可以直接阅读中国作家的作品，这种引介方式比起文学史的方式更加直观，效果也更加全面、显著。夏志清的文学史所做的工作是引介，葛浩文的文学翻译所做的工作是译介。前者可以让西方读者关注中国文学，而后者除了起到前者的这一作用之外，还能够让翻译的作品在西方文学世界中获得经典地位，使其跻身世界文学经典行列。葛浩文翻译的作家莫言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就证明了莫言作品在西方文学之林中的经典地位。孙教授的著作为葛浩文的译介工作在莫言获奖中所起的作用做了很好的说明。
“译介”这个词容易被理解成翻译是媒介、中介，所起的作用是介质的作用，用英语讲是media或vehicle。单纯从这个意义上讲，翻译的作品永远是从源作品中派生出来的文本，是模仿品、次生品。这样的认识就会导致对翻译的作用以及其价值的贬低，译者的地位就会被湮没。这样，人们就会漠视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背后的译者葛浩文。相反，如果极端夸大译者的作用，就会无端地抬高葛浩文在莫言获奖这一事件中的地位。无论是朝作者倾斜还是朝译者倾斜都是对他们关系的不当认知，都是不可取的。依我看来，葛浩文和莫言分别作为译者和作者很好地处理了各自与对方的互动关系：莫言赋予了葛浩文一定的翻译自由，允许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翻译的创造性；而葛浩文则给予了莫言相当的尊重，力图在翻译中还原原作的本色特征，尽管原作与译作之间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不同，但这些不同还不至于改变原作的文本性。这样一种认知在这一问题上对葛浩文和莫言来说应该都是公允的。
为什么说葛浩文的译文与原文之间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但还不至于根本性地改变文本性质呢？孙教授在“译艺”部分对这一问题做出了相应的回答。这一部分选取了毕飞宇的《青衣》和《玉米》、姜戎的《狼图腾》、老舍的《骆驼祥子》、萧红的《呼兰河传》、莫言的《檀香刑》以及刘震云的《手机》及其葛浩文的译本进行了对比。对比的角度各有不同：有的是从语言的流畅性着眼，有的是就引语模式进行讨论，有的是从人称的角度，而有的则是从人物的声音出发，等等，不一而足。在原文和译文之间所发生的这些差异，与其说是作为译者的葛浩文有意为之，不如说是英汉之间语言本身的差异造成的。有些地方葛浩文甚至会“连译带改”，这也是葛浩文依照英语语言本身对文学性在理解上的差异性要求实施的，所以不可以认作一种译者主体的“妄为”。当然，葛浩文的翻译既有得也有失，这是任何译者都无法避免的。好在这本书专辟一章予以分析说明。在这里之所以要提及这一点，是因为我们在研究翻译名家时往往会为名家讳，让读者看到的都是名家的优点，往往对其缺点避而不谈，这样会适得其反，有损研究的客观性。
我在序言的开始就提到叙事文学的翻译研究有一个瓶颈问题，那就是如何从叙事的层面去观照此类题材的翻译。孙教授在书中其实多有涉及，如人称、复调、人物声音等等的翻译处理。这些常规性的叙事研究课题理所当然地需要去审视。但多年来我一直有一个企图，即能否从宏观的文学理论观照小说这类叙事文学题材的翻译。这些理论包括先锋派文学理论、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其实从葛浩文所翻译的作品的数量来看，完全可以根据这些理论对它们予以分类。拿一个个案来说，莫言的《生死疲劳》就具备鲜明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那么，如何从魔幻现实主义角度去比较性地考察葛浩文的这部小说的译文与原作之间的异同，从而决定是否对译作进行重新的理论描述和题材定性，都是值得追问和探讨的课题。所以，如果我是这本书的作者，我就会不揣浅陋，野心勃勃地除了书中的译介、译艺和译道之外再添加一部分，即译事，也就是看看葛浩文对叙事是如何进行翻译处理的。当然，孙教授的这本书的主旨是研究葛浩文的译介活动，而文学理论的探讨则超出了既定的研究范围，不过这本书能够提示我们认知葛浩文中国文学翻译的理论空间还很广，值得我们不断地去开拓和挖掘。
尤其需要说的是，在该书最后，孙教授运用了一个宏大的理论视角即东方主义来观照葛浩文的译介活动。在我看来，这不是一种所谓“上纲上线”的多余之举，而是非常必要的理论提升。葛浩文的翻译近几年来已然成为一种现象，对其研究的成果也层出不穷。但是，我们到底该把对这一现象的研究放置在何种理论语境下去实施？这虽然不能说是一个终极性的思考，但也至少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书中很好地论及给葛浩文的翻译贴“东方主义”标签这一做法。如果真的贴上这个标签，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这样一种尴尬：葛浩文翻译的莫言作品若是具有浓重的东方主义色彩，那么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们就无需沾沾自喜，因为葛浩文的莫言作品的翻译有着浓重的所谓的东方主义式的臆造。近年来又出现了“汉学主义”的提法。相比较而言，“后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都是对西方一厢情愿式的东方臆想的批评，那么，“汉学主义”则提出了当下汉学研究中中西方学者之间的合谋。这样看来，能否将葛浩文的翻译活动纳入汉学主义视角予以考察呢？那么，我们不妨沿着书中孙教授关于葛浩文翻译的非东方主义观所指引的思路继续探讨下去吧。
2016年2月于上海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