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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拉斯柯尼科夫才偶然发现了那个小贩和他老婆请丽莎维塔到他们那里去的原因。这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有一家外来户，日子越过越穷，要变卖他们的东西和衣服等，都是些女人用品。因为拿到市场上去所得不多，所以想找个人帮忙推销。而丽莎维塔正是干这行的：她负责代销、兜售，经验丰富，因为她为人很老实，定价一向公道，而且说一不二。她一向很少说话，上面说过，她性情温顺，而且胆小怕事。
但是拉斯柯尼科夫最近变得很迷信。迷信的影响很久以后还留在他心里，几乎无法消除。以后他总爱从这整个事情中间寻找某种似乎怪异和神秘的东西，好像存在着某种奇特的影响和巧合。去年冬天，他认识的一个姓波柯列夫的大学生，到哈尔科夫去之前，在谈话中偶尔把老太婆阿廖娜·伊凡诺夫娜的地址告诉了他，以便在他万一有什么急需不得不抵押东西的时候去找她。他很久没有到她那儿去，因为他在教书，日子还将就过得去。大约在一个半月以前，他想起了这个地址。他有两件东西可以抵押，一件是他父亲的旧银表，另一件是镶有三颗红宝石的小金戒指，那是他离家的时候妹妹送给他的纪念品。他决定把戒指拿去；找到老太婆以后，虽然他并不怎么了解她，但第一眼他对她就产生一种遏制不住的反感，他在她那儿拿了两张“票子”，在回家的路上走进一家简陋的小饭馆。他要了一杯茶，坐了下来，陷入了深思。一个奇怪的念头像鸡蛋里的小鸡一样在他的脑海里啄着，动着，深深地吸引了他。
差不多就在他旁边的一张桌子上，坐着一个他根本不认识，也不记得有没有见过面的大学生，还有一个年轻军官。他俩刚打了一盘台球，此刻正在喝茶。忽然他听见大学生对军官提起放高利贷的阿廖娜·伊凡诺夫娜，一个小官吏的太太，并且把她的住址告诉了他。仅此一点，在拉斯柯尼科夫看来就似乎有点奇怪：他刚从她那儿来，在这儿又马上谈到了她。当然这纯属巧合，但他却摆脱不开一个非常离奇的印象，这时又仿佛有人在特意向他讨好：那个大学生忽然开始把阿廖娜·伊凡诺夫娜的种种情况告诉他的朋友。
“她很有名气，”他说，“你什么时候都可以从她那儿借到钱。她就跟犹太人一样有钱，一次可以借给你五千卢布，可是一个卢布的抵押品她也肯收下。我们那伙人中间有很多人都到她那儿去过。不过这家伙也太缺德了……”
于是他讲起她心肠多么狠，而且翻脸不认人，只要你的抵押品过期一天，你的东西就没有了。她给的钱只有你的东西价值的四分之一，而她却要收五厘甚至七厘的月息[1]，等等。大学生滔滔不绝地说下去，他说她有一个妹妹，名叫丽莎维塔。那个可恶的矮小老太婆不断打她，简直把她当成了使唤丫头，把她当做小孩，虽然丽莎维塔至少也有两俄尺八俄寸高[2]……
“那也是个少有的人物。”大学生嚷了一句，然后哈哈大笑起来。
他俩开始谈丽莎维塔。大学生谈起她来津津有味，不住地笑，军官很感兴趣地听着，并且请他叫丽莎维塔去替他补衣服。拉斯柯尼科夫没有听漏一个字，他一下子什么都清楚了：丽莎维塔是老太婆同父异母的妹妹（不是同一个母亲生的），她今年已经三十五岁。她夜以继日地替她姐姐干活，除了替她烧饭洗衣服之外，还做衣服拿去卖，甚至雇给人家擦地板，把挣来的钱都交给她姐姐。不得她姐姐的许可，她不敢承接任何外活。老太婆早已立下遗嘱，这事丽莎维塔也知道。按她的遗嘱，除了一些动产、椅子等之外，丽莎维塔一文钱也得不到；所有的钱都捐给H省的一所修道院，作为永远追悼她亡魂之用。丽莎维塔是个小市民，不是官太太，她是个老姑娘，相貌奇丑，个儿高得出奇，两只长长的八字脚，总是穿一双破旧的山羊皮鞋，身上倒干干净净的。那个大学生感到惊奇和好笑，主要是因为丽莎维塔不断地怀孕……
“你不是说她长得很丑吗？”军官说。
“是的，她皮肤黑黢黢的，活像个乔装改扮的大兵，可是你知道吗，她根本就不丑。她的脸，她的眼睛都十分善良。简直非常善良。很多人喜欢她，这就是证明。她是一个非常娴静、温柔、和蔼的女人，她唯命是从，心甘情愿地忍受一切。而她的笑容甚至还很可爱。”
“那么你也喜欢她喽。”军官笑了起来。
“因为她古怪。不，让我讲给你听：我真想把那个可恶的老太婆杀死，把她的钱抢走，我向你担保，我一点也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大学生热烈地补充道。
军官又大笑起来，拉斯柯尼科夫打了个寒战。这多奇怪啊！
“对不起，我要向你提一个严肃的问题，”大学生激动地说，“我刚才当然是说着玩的，可是你瞧：从一方面说，那个老太婆又愚蠢、又无用、微不足道、心狠手毒、衰老多病，不但对谁也没有用，相反，对大家都有害，她自己也不知道她为什么活着，而且说不定她明天就会自己死掉。你明白吗？你明白吗？”
“唔，我明白。”军官回答说，同时全神贯注地望着他慷慨激昂的朋友。
“你再听下去。从另一方面说，年轻的新生力量由于得不到支持而白白毁灭掉，这种情况何止千千万万，简直到处都有！用老太婆那笔预定葬送在修道院里的钱，可以举办和整顿成百上千件好事和创举！可以使成百，也许使成千上万的人走上光明大道；可以把几十户人家从贫穷、破败、毁灭、堕落和花柳病医院里拯救出来——这一切用她的钱都可以办到。杀死她，拿走她的钱，然后借助她的钱好让自己为全人类和公众事业服务：你认为怎样？——几千桩好事不能抵消一件小小的罪行吗？用一条人命来换取几千个生命，使之免于腐烂和朽败，用一个人的死来换取一百人的生——这是很简单的算术啊！这样一个病病歪歪、愚蠢透顶、心狠手毒的老太婆的生命，在大众的天平上又算得了什么呢？充其量不过像一只虱子，一只蟑螂的生命罢了，其实她还不如虱子和蟑螂呢，因为这个老太婆是有害的。她在啮咬别人的生命；前几天她为了泄愤，竟咬了丽莎维塔的手指；差点没动手术割掉。”
“当然她不配活着，”军官说，“不过这是天性啊。”
“唉，老兄，天性也可以纠正和引导的嘛，不然，我们就要被淹没在偏见的海洋里了。不然，世界上连一个伟大的人物也不会有了。人们谈‘义务’，谈‘良心’，我一点也不反对义务和良心，但是我们如何理解义务和良心呢？等一等，我还要问你一个问题。你听着！”
“不，你等一等，我倒要问你一个问题。你听着！”
“说吧！”
“你现在侃侃而谈，高谈阔论，那你告诉我：你要亲手杀死那个老太婆吗？”
“当然不会！我不过是伸张正义……问题不在我……”
“依我看来，如果你自己都下不了这个决心，那就根本谈不到什么伸张正义了……我们再打一盘台球吧。”
拉斯柯尼科夫非常激动。当然，这都是一些最普通、最常听到的血气方刚的言论和思想，他已经不止一次听到过，只是谈话的方式和话题不同罢了。但是，为什么恰好是现在，正当他脑子里也刚刚生出……同样念头的时候，就碰巧听到这种言论和想法呢？而且为什么恰好就在现在，当他从老太婆那儿带出他思想的萌芽的时候，他就碰上人们在谈论这个老太婆呢？……他一向觉得这种巧合是奇怪的。小饭馆里的这次无足轻重的谈话，在事情的进一步发展上对他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影响：仿佛其中真有某种定数和启示似的……
从干草市场回来以后，他跌坐在沙发上，一动也不动地坐了整整一小时。这时天已经黑了，他没有蜡烛，也没有想到要点蜡烛。事后他怎么也想不起，当时他是否想过什么事情。最后他又感觉到，不久前发过的那阵寒热在他身上又发作起来；他快慰地想到，他可以在沙发上躺下了。于是，他很快就酣然入睡，仿佛被沉重的、铅一般的睡魔压住了似的。
他睡的时间特别长，连梦也没有。第二天早上十点钟，娜斯塔霞走进他的屋子，好不容易才把他推醒。她给他送来了茶和面包。茶仍旧是沏淡了的残茶，而且用的又是她自己的茶壶。
“嗨，睡得多死！”她愤愤地嚷道，“他老睡！”
他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抬起上半身。他头疼，站了起来，在小屋里转了个身，又倒在沙发上。
“又睡啦，”娜斯塔霞叫道，“你病了吗？”
他什么也没有回答。
“想喝茶吗？”
“过一会儿。”他费劲地说道，又闭上眼睛，把脸转向墙壁。娜斯塔霞在他身旁站了一会儿。
“也许他真的病了。”她说完就转身出去了。
下午两点钟，她又端了一盘汤走进来。他还是跟以前一样躺着。茶放在那儿没有动过。娜斯塔霞甚至生气了，她开始狠狠地推他。
“你怎么睡个没完呀？”她厌恶地望着他，嚷道。他稍微抬起身子坐了起来，一言不发，注视着地板。
“你是不是病了？”娜斯塔霞问，又没得到回答。
“你还不如出去走走，吹吹风，”她停了一会儿说道，“你要吃饭吗？”
“过一会儿，”他有气无力地说，“你走吧。”他挥了一下手。
她又站了一会儿，同情地看了看他，就出去了。
几分钟后，他睁开眼睛，久久地望着那壶茶和那盘汤。然后他拿起面包，又拿起汤匙，吃了起来。
他一点食欲也没有，只吃了一点，喝了三四匙汤，仿佛身不由己似的。他的头痛好些了。吃完饭，他又直挺挺地躺到沙发上，可是已经睡不着了。他一动不动地趴在沙发上，把脸埋在枕头里。这时他不断产生幻觉，那些幻觉总是十分稀奇古怪：在他想象中经常浮现的是，他在非洲某个地方，在埃及，在一片绿洲上。商队正在休息，骆驼驯服地躺着；四周长满棕榈树；大家都在吃饭。他却一个劲地喝水，直接趴在小溪上喝，这条小溪就在他身边潺潺地流着。淡蓝色的水是那么清凉，那么妙不可言，冰凉冰凉的，它流过五颜六色的石子，流过金光闪闪的洁净沙子……蓦地，他清楚地听见时钟在打点。他遽然惊醒，抬起头，望望窗外，揣度了一下时间，然后一跃而起，完全清醒过来，就好像有人把他从沙发上拉起来似的。他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口，轻轻地打开一条缝，听听下面楼梯上有什么动静。他的心跳得很厉害。但是楼梯上静悄悄的，好像所有的人都睡着了……他觉得奇怪而又不可思议，他竟从昨天起昏昏沉沉地一直睡到现在，还什么事也没有做，什么也没有准备……刚才很可能已经敲过六点了……从梦中和昏昏沉沉的状态中清醒过来以后，他突然十分狂热而又有点茫然地手忙脚乱起来。但是他需要做的准备并不多。他集中精力周密地考虑了一番，以免忘记什么事情；他的心还在跳，跳得连呼吸都感到困难了。首先他得做一个绳套，把它缝到大衣里面——那是一分钟的事。他把手伸到枕头底下，从乱七八糟地塞在底下的一堆内衣里找出了一件破烂不堪、没有洗过的旧衬衫。他从破衬衫上撕下一条一俄寸宽，约莫八俄寸长的布条。他把布条叠成两折；脱下他那宽大而又结实的、用粗棉布做的夏季大衣（他仅有的一件外衣），把布条两头缝在大衣里边的左腋下面。他缝的时候两手发抖，但他克制住了，他缝得很好，再穿上大衣的时候，从外边一点也看不出来。他早已把针线准备好，包在一张纸里，放在抽屉里面。至于绳套，那是他自己非常巧妙的发明；这绳套是挂斧头用的。他总不能手提斧子在大街上走呀。如果藏在大衣里边，还得用手扶着，人家会看见的。现在有了这个绳套，只要把斧头套进去，斧子就会一路上安安稳稳地挂在大衣里边的胳膊下面。他把一只手插在大衣口袋里，就可以攥住斧子把，不让它来回晃动；因为他的大衣很宽大，像一只麻袋，所以从外边看不出他用手在口袋里攥着什么东西。这个绳套也是他在两星期以前想出来的。
做完这件事以后，他把手指伸进他的“土耳其式”沙发和地板之间的一条小缝里，在左角旁摸了一会儿，掏出了一件抵押品。那是他早已准备好，藏在那里的。其实这件东西根本不能算什么抵押品，它不过是跟银烟盒一样大小和厚薄的一块刨得很光的木头。这块木头是他散步的时候在一个院子里偶然捡到的。这个院子的厢房里有一家什么作坊。后来他在这块木头上又加了一块又薄又平的铁片——大概是从什么东西上掉下来的——那也是他同一天在街上捡到的。他把面积稍为小一些的铁片放在木头上，用线交叉着缠了几道，捆得牢牢的；然后用一张干净的白纸把它们整齐地、讲究地包起来，再把这个包捆好，捆得很不容易解开。他这样做，是为了暂时转移老太婆的注意力，当她开始解结子的时候，可以乘机下手。把铁片放在木头上面是为了增加重量，这样老太婆就不会马上猜到这件“东西”是木头的。这些东西他都预先藏在沙发底下。他刚把他的“抵押品”拿出来，就听到有人在院子里嚷嚷：
“早过六点啦！”
“早过啦！我的天！”
他冲到门口，倾听了一会儿，然后抓起帽子，像只猫一样，蹑手蹑脚、小心翼翼地走下了他的十三级楼梯。他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要做——从厨房里偷出那把斧子。他早已决定，这件事必须用斧子去干。他还有一把花匠用的折刀，可是他不能指靠这把小刀，更不能指靠他自己的气力去干这件事，所以最后决定使用斧子。我们要顺便指出他在这件事情上所采取的所有最终决定的一个特点。这些决定有一个奇怪的特征：它们越到最后，在他眼里就立刻变得越丑恶、越荒唐。不管他内心的斗争多么痛苦，在那段时间里，他没有一刻相信他的计划是能够实现的。
即使一切，连最细微的地方，他都研究过，都最后决定了，也不再有任何疑虑，即使这样，他也似乎会把一切立刻抛弃，把它们看做荒唐的、骇人听闻的和办不到的事情。可是实际上还有许许多多没有解决的问题和疑虑。至于到哪儿去弄那把斧子，这件小事并不叫他感到丝毫担心，因为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事了。事情是这样的：娜斯塔霞经常不在家，特别是在晚上。她常常跑到邻居家去，或者跑到小铺子去，而且总是敞开门就走了。女房东为了这事常常跟她吵架。所以到时候他只须悄悄走进厨房，把斧子拿出来，一个钟头以后把所有的事都办完，再走进去，把斧子放回原处就行了。但是还有疑问：假如他在一个钟头以后回来了，去送还斧子，娜斯塔霞恰好在那里，她回来了，那怎么办？当然只好走过去，等她再出来。可是，这时她发现斧子不见了，找起来，并且大叫大嚷，那又怎么办呢？那就要引起人们的怀疑，或者至少这是引起怀疑的事吧。
但是这还是小事，他还没有开始考虑过这些事，何况他也没有时间去考虑。他想的是主要的问题，在他还没有十足把握的时候，他把鸡毛蒜皮的小事暂时撂在一边。可是那件事似乎是绝对办不到的。至少他自己觉得如此。比方说，他简直不能想象，有一天他会考虑完毕，站起身来，干脆到那里去……甚至他最近的一次试探（就是他抱着彻底观察一下现场的目的去探访的那一次），也不过是试一试罢了，远不是当真，而只不过是：“来，我不妨去试探一下，为什么老是梦想呢！”——可是他马上就受不了，啐了一口跑出来了，并且对自己深恶痛绝。就道德上来说，他的全部分析这时似乎已经结束了：他的诡辩术已经磨得像剃刀一样锋利，他在自己心里已经找不出有意识的反对意见了。但是到最后，他简直不相信自己了，他固执地、奴性十足地从各方面去摸索、寻找反对的理由，好像有人硬逼着他、拖着他这样做似的。这最后一天的到来是这样突然，它一下子就把问题解决了，而他对这一天的反应则几乎完全是机械的：仿佛有一个人抓住他的一只胳膊，以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拉着他盲目地朝前走，使他无法抗拒，无法反对。他仿佛由于衣服的一角被卷进机器轮子，结果连他也被卷到机器里去了。
最初——不过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总是在考虑一个问题：为什么一切罪行几乎都那么容易被识破，那么容易露出破绽，为什么所有罪犯的罪迹都那么容易败露呢？渐渐地他得出了各种不同的新奇的结论，在他看来，主要的原因，与其说是掩盖罪行在物质上是不可能的，不如说是在于罪犯本身；几乎每一个罪犯，在犯罪的时候都意志消沉，缺乏理智，在最需要保持理智和小心谨慎的时刻，却被幼稚的、罕见的轻率所替代。他深信，这种理智模糊和意志消沉像疾病一样向人袭来，逐渐蔓延，并且在犯罪之前不久达到顶点；这种情况在犯罪的那一瞬间还在继续下去，而在犯罪以后，还要因人而异地继续若干时候；最后像一切疾病一样渐渐消失。问题是：是疾病引起犯罪，还是由于犯罪自身的特性，所以它一向伴随着某种类似病态的现象呢？这一点他觉得还没有能力去解决。
得到这种结论以后，他断定，在他的事业中，他本人是决不会产生这样一种病态变化的，他断定在他实现预想的计划时，他的理性和意志将会坚强如故，唯一的原因乃是他所设想的计划“不是犯罪”……在这儿，我们要略去他得到这最后结论所经历的全部过程；我们已经扯得太远了……现在我们只想补充一点：这件事情实际的纯粹物质方面的困难，在他心中只占最次要的地位。“只要保持自己的全部意志和理性去对付那些困难，在你熟悉了事情的一切详情细节之后，一切困难就会迎刃而解……”但是事情一直没有开始。他依然不十分相信他的最后决定，可是时候一到，一切情况都变了，好像是突然地，甚至几乎出乎意料之外。
在他下楼以前，就有一件小小的情况使他进退两难。他走到女房东的厨房门口时，那扇门像往常一样敞开着，他小心翼翼地朝屋里偷觑了一眼，想先看一看，倘若娜斯塔霞不在家，是不是女房东在那里，如果不在，那她房间里的门是不是关上了，当他进去拿斧子的时候，可别让她从里面看见了。但是，当他突然看见不但娜斯塔霞在家，在厨房里，而且正在那儿干活的时候，他多么吃惊啊！她正从篮子里取出衣服来晾在绳子上。她一看见他，就停止晾衣服，向他转过身来，一直望着他，直到他走了过去。他把视线移开，假装什么也没看见似的走了过去。可是，事情干不成了：没有斧子！他遭到了可怕的打击。
“我怎么会认为，”他走到大门口时想道，“我怎么会认为她这会儿准不在家呢？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想当然地这样认为呢？”他感到心灰意懒，甚至感到屈辱。他想狠狠地嘲笑自己。一种闷闷不乐的兽性的愤怒在他心里沸腾着。
他站在大门口沉吟起来。装装样子上街去散散步吧——他觉得厌恶；回家吧——更感到厌恶。“我永远失去了一个多么好的机会啊！”他咕哝着，毫无目的地站在大门口，正对着看门人那间黑洞洞的小屋子，屋子的门也是开着的。他忽然一惊。在离他只有两步远的看门人的小屋里，在板凳下面，靠右边，有一件亮晶晶的东西映入了他眼帘……他向四周张望了一下：一个人也没有。于是他蹑手蹑脚走到小屋门口，下了两级台阶，低声喊了一声看门人。“果然不在家！也许就在院子里，在附近什么地方，因为门是敞着的。”他急速地冲到斧子跟前（这是一把斧子），把它从板凳底下的两块劈柴中间拉了出来；在他还没走出屋子以前，就立即把斧子拴在绳套里面，他双手插进衣袋，走出了看门人的小屋；没有一个人看见！“不是理智，而是鬼使神差！”他想，怪模怪样地笑着。这个机会使他的精神大大振奋起来。
为了不叫别人猜疑，他一路上慢慢地、庄重地、不慌不忙地走着。他很少看过路的人，甚至竭力不去看别人的脸，尽可能不让人注意他。这时他忽然想起了他的帽子。“我的天啊！前天我手里还有钱，可是竟没去换一顶便帽！”他在心底痛骂自己。
他偶然用一只眼睛向一家小铺子瞟去，看见墙上的挂钟已经七点过十分了。他必须加快脚步，同时还要绕一个弯，以便绕道从另一边走到房子跟前去……
早先，当他在想象中琢磨这一切的时候，有时他想，他一定会非常害怕。可是现在他并不非常害怕，甚至完全不怕。而且现在他想的尽是些毫不相干的事情，虽然不论想什么，用的时间都不长。经过尤苏波夫花园的时候，他甚至全神贯注地想起应该建造一些高大的喷泉，让喷泉在所有的广场上使空气清新。他逐渐得出一个结论：如果把夏园扩充到马尔斯广场，甚至把它跟米海洛夫花园连接起来，那将是一件极好的、对城市大有益处的事情。接着，他突然对一个问题发生了兴趣：在所有的大城市里，为什么人们并不只是由于迫不得已，还因某种偏好而住在既没有花园也没有喷泉的地方，喜欢住在污秽、恶臭、布满各种肮脏东西的地方呢？于是他又想起他自己到干草市场去散步的事，片刻间，他清醒过来。“多么荒唐！”他想，“不，最好什么也不想！”
“被押送去处死的人大概就是这样的，念念不忘地想着一路上看到的一切东西。”他脑子里掠过这个想法，但是不过像闪电一样倏忽一闪而已；他迅速地驱走了这个想法……现在他越走越近了，就是这幢房子，就是这扇大门。忽然不知哪儿的时钟敲了一下。“这是什么，难道七点半了吗？不会的，一定是钟快了！”
幸亏，大门口的一切都顺顺当当。不仅如此，甚至在那一瞬间，好像特意替他安排好了似的，有一辆运干草的大车刚好被赶进大门，在他穿过门洞的时候把他完全遮住了。大车刚从大门口拉进院子，他就乘机一溜烟拐到了右边。他听见在大车的那一边，有几个人在吵吵嚷嚷地争论，但是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他也没有碰见任何人。正对着四方形大院的许多窗户那时都开着，但是他没有抬头——他没有勇气。上老太婆那儿去的楼梯很近，一进大门往右便是。这时他已经在楼梯上了……
他喘了一口气，用手按着他那怦怦跳着的心，这时他摸到了斧子，再一次把它扶稳了，然后轻轻地、小心翼翼地走上了楼梯，不断侧耳倾听着。可是那会儿楼梯上也空无一人；所有的门都关着；一个人也没碰见。诚然，在二楼上，有一个没人住的屋子的门大开着，油漆匠正在里面干活，可是他们连看也没看他。他站住，想了一会儿，又向前走去。“要是他们不在这儿，当然更好，不过……上面还有两层呢。”
现在是四楼了，就是这扇门，就是对面的这间屋子；另一间是空的。三楼上，老太婆屋子尽底下的那间显然也是空的：钉在门上的名片已经拿掉——他们搬走了！……他感到喘不过气来了。刹那间，他的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不如回去吧？”但是他没有回答自己的问题，而是开始侧耳谛听老太婆屋子里的动静：死一般的沉寂。然后他又侧耳倾听下面楼梯上有什么声音，他注意地听，听了很久……然后，他又最后一次向周围打量了一眼，整了整衣服，拢了拢头发，又摸了摸套在绳套里的斧子。“我的脸色是不是……太苍白了？”他想道，“我是不是特别激动？她这人多疑……不如再等一会儿……等我的心不跳了，好不好呢？……”
但是心跳还是不停。相反，好像有意跟他作对似的，反而跳得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了……他忍不住了，于是慢吞吞地把手伸向门铃，拉了一下。半分钟以后，又拉了一下，拉得更响一些。
没有人答应。再继续拉铃是没有必要的，对他也不合适。老太婆一定在家，但她这人很多疑，又是一个人。他多少知道她的习惯……于是他又把耳朵紧贴在门上。是他的感觉特别敏锐（看来未必如此），还是声音真的很清楚呢？总之，他突然听到了一点好像一只手在小心翼翼地、轻轻地摸门锁把手的声音，又好像是衣服碰到门上发出的窸窣声。有人悄悄地站在门锁旁边，就跟他站在门外一样，躲在门里窃听，好像也把耳朵贴在门上……
他故意动了一下，并且大声咕哝了两句，为的是不露出躲躲藏藏的样子；然后又去拉第三次铃，但是拉得很轻，很庄重，丝毫没有显出不耐烦的样子。后来他回忆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一瞬间永远栩栩如生、历历在目地印在他脑海里。他不明白，他怎么会变得这么诡计多端，因为那时他的心仿佛一阵阵发蒙，他的身子也几乎失去了知觉……又过了一会儿，他听到有人在拔门钩。
[1] 当时的利息一般只有二厘至三厘。
[2] 约合一点七八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