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全国第一”的摇篮
第一节 苍南建县纪事
（本文根据2009年4月15日《温州日报》对苍南原县长刘晓骅的访谈进行了修改）
20世纪50年代，刘晓骅从乐清师范毕业后来到平阳当教师，后来成为平阳县委常委兼县委、县革委会两办主任。1981年苍、平分县后，刘晓骅在苍南县第一届人代会上被选为县长，参与组织领导了苍南风起云涌的改革大潮。以下为刘晓骅对苍南建县这段历史的回忆与反思：
老平阳分家忆旧
1981年，苍、平分县是温州区划调整中的一个重要事件，也是刘晓骅干部生涯中的一件大事。虽然时隔30年，但老平阳的许多旧事他至今仍铭记在心。
刘晓骅说，那时老平阳的面积为2303平方公里，辖13个区137个乡镇、三个直属镇，共1754个行政村，总人口159多万。当时，他是县委常委兼两办（县委、县革委会）主任，对老平阳县委工作的诸多困难体会极深。
老平阳没有大会堂，那时凡召开全县三级干部大会（三四千人），除剧院为主会场外，还要在电影院、机关礼堂、县小礼堂设分场，三个分会场都要接上广播线。另外，县城的中小学都要先放假，在腾出的教室里铺上稻草，还要到旅馆租借棉被……因为交通不便，有一次开会的人都到齐了，外借的棉被还没能从泰顺运到。
那时开会没有会议材料，领导在台上翻开笔记本讲话，乡镇干部在台下拼命记录，会后大家首先互相核对笔记，然后回去传达会议精神。当时平阳县有个靠近泰顺县的天井乡，从乡政府出发到当地最远的一个村要走两天山路。山高路陡，挑担根本上不去，农民要背着箩筐才能上。
全县地大、人口多，县机关只有一辆小车，因此一些偏远乡村，县领导也很少去。
在这种情况下，温州地委根据上级指示开始筹备分县工作。
刘晓骅曾参加过分县的书记办公会议，当时会上讨论过好几个分县方案（包括划分三个县的方案），书记办公会议敲定后，时任县委书记张维森叫他起草报告。为保密，报告的起草、校对都是他一个人，然后连夜叫两个文书打字，最后送张维森审阅，草稿当场销毁。
分县后，平阳仍叫平阳，新分出来的县叫什么颇费了一番周折，原报告为横阳县，因为同湖北的衡阳市同音，上级要求改名，后来采纳了地委领导的意见：取名苍南。
1981年6月18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划分出来的苍南县面积1261平方公里，人口92万。
在经历了10年动乱之后，老平阳百废待兴。当时全县工商财税收入才1716万元，农民年人均收入仅69元。因为老平阳的经济文化中心都在鳌江以北，因此新设的苍南县就更穷，当时全县工业总产值只有6600万元，工商财税收入才876万元，除了几家米厂、酒厂外，几乎没有什么工业企业。1981年，苍南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才310万元，甚至连个像样的幼儿园也没有。
当年11月5日，苍、平两县分开办公。苍南县委最初借用平阳党校办公，正副县长4个人挤在一间办公室（卢声亮为首任县委书记，金国仙为代县长。刘晓骅时任县委常委、代副县长，1983年4月在首届县人代会上当选为县长）。当时机关干部大都住在平阳，苍南没有宿舍，周一上午大家到车站集中，一起上车到苍南县城灵溪镇办公，周六下午县里租车将大家送回平阳。
平阳党校 选自“苍南县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最有影响十大事件候选事件展播：那些难以忘怀的事”
县机关办公条件的窘迫，其实是当时整个苍南县经济落后的一个缩影。“文革”后期，温州流行“永嘉单干，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洞头靠贷款吃饭”的民谣，其中“平阳讨饭”指的是当时苍南钱库、宜山、金乡一带。
刘晓骅说，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分县的决策是十分英明的，分县30年来（恰好伴随改革开放步伐），平、苍两县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两县经济社会都得到了快速发展。
滥觞之地声名远播
苍南建县后，面临经济发展和大规模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的艰巨任务。当时的温州被诬为是一个“除了马路没修，其他都修”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人多地少，国家又没有投资。在这个人均只有4分耕地的贫困县，百万苍南人民靠什么来改变一穷二白？
刘晓骅说，苍南30年的发展“上靠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下靠自己解放自己”。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苍南人民敢为人先，进行了大胆创新。在那个上头政策界线还不很明朗的时期，苍南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这种创新精神给予了大胆勇敢地支持。
建县初期，金乡、宜山一带农民有转让合同的做法，在开展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时，省工商局工作组认为这是买卖合同，要予以打击取缔。但以卢声亮为书记的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认为，这是发展商品生产的分工，就与工作组据理力争，千方百计保护群众的创造性做法。
专业户、重点户是农村发展商品经济的先进典型，但当时人们普遍心存疑虑，想干而不敢干，想富而不敢富。为旗帜鲜明地表明县委、县政府的态度，打消群众的疑虑，1984年农历正月初一，刘晓骅以县长身份带着一帮人登门给宜山10名专业户拜年，这10人都是他们事先与区里选定的，像创办小农场的杨成涛、办厂的“森力人”三兄弟，还有当时争议最大的李宏生等。李过去多次被叫去参加“学习班”，是乡政府楼梯下的老客，当时靠做腈纶开花机的齿条发了财，在龙港方岩下埠头盖了四层楼房……县长给专业户拜年的举动，向全县人民表明了县委、县政府的态度，产生了广泛影响。
1985年2月9日，刘晓骅（站立者）在宜山专业户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萧云集 摄
其中，“宜山农民召开新闻发布会”一事最令苍南人骄傲。1985年2月9日，宜山区杨成涛等21位专业户在区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全国18个省、市记者前来参加采访。应杨等邀请，刘晓骅以县长身份与会，并在会上回答了记者提问，表明了县里全力支持农村发展商品生产的立场态度。
正因为有了县委、县政府旗帜鲜明的支持，改革开放后，苍南成为“温州模式”滥觞之地而声名远播。那些年间，出现了金乡镇金星村的“挂户经营”，出现了金乡信用社的“浮动利率”，出现了新中国的第一家私人钱庄，出现了成为中国农村经济改革标志性成就、受到国内外广泛赞誉的龙港农民城，出现了陈定模、叶文贵等一大批温州改革开放代表性人物……
不通变成通叫变通
苍南县出现的这一系列新人新事物，首先是靠广大干部群众的开拓创新，同时离不开县委、县政府敢冒风险的闯关精神。这种精神生动地体现在刘晓骅的一句名言里，他说：碰到红灯绕道走，变通变通——把本来不通的变成通的就叫变通。
比如，给苍南仪表厂戴“红帽子”就是一例。该厂原是一个做泥棋子的校办厂，转型生产油田使用的气压表后业务很好，但因不是国营企业，业务不能进一步扩大。刘晓骅得知后，就带着县财税局长一起到厂里去，对厂领导说：“你们改个厂名不就得了，就更名为‘地方国营苍南仪表厂’吧！”然后他对财税局长说：“我们拿20万元投进去作股份吧……”因为有了这个变通，这家前身为校办厂的仪表厂得到快速发展，后来又分为苍南仪表厂和天信仪表厂两个大厂，年产值达两三个亿，县政府投入的20万元也顺利收回。
当然，在这个闯关、变通过程中，包括刘晓骅在内的县委、县政府领导承担了许多压力。
当时，为加快龙港的开发建设，在资金筹措、吸引农民进城方面，时任龙港镇委书记陈定模推出了一系列突破原有法规、富有创新精神的政策措施，县委、县政府大胆予以支持。当时要求到龙港建房的农民蜂拥而至，农民申报建房的报表成筐成筐地抬到县政府里，由他最后审批签署。刘晓骅说，那段日子他忙得满头大汗，一式三份的申报表，他签一份就交由下面的同志代办。
当时，龙港批地达2000多亩（灵溪镇也采取相同做法），这引起了一场大风波。《农民日报》、《浙江日报》曾先后报道苍南存在“乱批耕地”，省农业厅派员前来调查，省纪委常委也亲自带着省、市联合调查组进驻苍南。
刘晓骅是第一责任人。但他心底坦然，他是一亩一亩审批的，这属于县政府审批职责范围，也可以说是变通办理。省农业厅调查人员说：“你这是化整为零……”刘晓骅解释：“我只能如此啊，如果2000亩土地的表格都报到省里，省里又不能批，还得报国务院……这要花多少时间啊？”在检讨批地建房问题上，县委、县府一班人，都敢于承担风险，承担责任。在大小会议，县长刘晓骅都带头检讨自己批地太多，批地太快，造成的后果愿意接受组织任何处理。县委副书记、常务副县长陈星和同志也总是争着承担责任。由于对批地的是非大家都心照不宣，更因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后，证明不存在以权谋私行为，加之龙港的发展证明这种做法并没错，后来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苍南建县30年来，刘晓骅活跃于平阳、苍南、瑞安政坛，一直在温州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几个县市工作。上世纪50年代，刘晓骅从乐清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平阳当教师（后调平阳县文教局工作）。1959年作为调干生到杭州大学学习，毕业后到县委办工作，“文革”期间曾在县委报道组、生产指挥组等部门任职，“文革”后担任老平阳县委常委兼县委、县革委会两办主任……1984年后在苍南县第一、二届人代会上当选为县长，1987年出任瑞安市委书记，1993年重回苍南任县人大常委会主任，1998年退休。
刘晓骅其实是有机会到市里任职的，1993年瑞安市委书记任职期满时，时任温州市委书记孔祥有和副书记夏益昌曾征求他对新的工作安排意见，说可以到市人大或政协任副职。刘晓骅风趣地说：“我想当个正职啊。”于是他就到了苍南县人大工作。从苍南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岗位上退休后，刘晓骅出任了苍南县慈善总会会长，并一直为慈善总会的事奔走。
第二节 “挂户经营”的发源地
“挂户经营”的起步与发展
挂户经营，是“温州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苍南人在实践中为温州小商品经济接轨全国市场探寻到的一条便捷通道，为苍南乃至温州地区的经济注入了活力。
温州农村有很多小商品企业，这些企业的投资成本不是很大，技术比较简单，依靠手工劳动，所用资源都是废旧资源，用的能源少，产品灵活多样，家中的劳动力都可以充分利用起来，成本低，收益大；产品的价格也不是国家定价，像绳子、纽扣，都是国家计划外的。这些企业的另一个特点是小商品容易普及，一家一户，家家户户都可以干，所以出现一个产品一个村、一个乡，即“一村一品”或“一乡一品”。这种一乡一品的小商品的产销环节是社会化的，以纺纱业为例，有人负责采购，有人负责分发，有人拿去纺纱，还有人负责拿到市场去销售。整个产销环节分工协作，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区域内的专业市场。另外，产品不是外地人到这里采购，而是当地的农民专门有一批购销员，整批拿到外面去推销，这就把温州的家庭工业和全国市场联系起来。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苍南县金乡、钱库、宜山很多家庭从事小商品加工，成千上万的购销员应运而生。这些推销员走南闯北，遇到了许多困难，一是没有介绍信和工作证，非常不方便；二是签合同缺少公章，做成生意后无法开具发票；三是业务成交后，对方汇款没有银行账号。在当时的政策环境下，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个体加工户所能解决的。一些乡镇或集体企业便应推销员要求，以企业的名义帮助推销员解决遇到的难题，这便是“挂户经营”的雏形。
最早试行“挂户经营”的是金乡镇的金星文具厂。1979年，当时的金乡镇金星大队率先办起了金星文具厂，让村里想搞“商品生产”的村民来挂靠。为了便于管理，有利发展，金星文具厂将一个工厂分成四个分厂，各分厂自实行独立核算。厂与分厂实行统一领导，统一厂名、公章和银行账号，统一纳税，统一提成积累和管理费。分厂也在“四统一”的前提下实行分户经营，对各户也提取一定的费用，用于资金调剂和处理退货的赔偿。这样一变，各加工户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推销员来回穿梭，业务信雪片般发向全国各地，生产一片红火。1980年该厂产值达150万元，利润达13万元。
金星文具厂业务办理的景象
金星文具厂业务信 选自“苍南县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最有影响十大事件候选事件展播：那些难以忘怀的事”
实行挂户经营后，该村很多人都去厂里挂户，挂户以后很方便，出去跑业务，可以到厂里拿介绍信，回来以后，发票到厂里统一开，统一账号，汇款进来到厂里计算。挂户经营发挥了群众赚钱的积极性。
金星文具厂实现挂户经营取得的成功，引发了金乡镇内的企业纷纷效仿，镇属二轻系统的16家企业、11家镇办企业和4个公司也都相继推行“挂户经营”。至1983年底，金乡镇有900户人家“挂户经营”，产值达2630万元，比1982年翻了一番多。
然而这种没有先例的“挂户经营”探索，还是遭到了上级主管部门的质疑。1984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组入驻金星村，认为“挂户经营”没有文件依据，纯属公章出租、账号出租的皮包公司，必须立即取缔。在县、区、镇领导和金星村村民的努力疏通和解释下，工商总局工作组最终同意再试行一段时间。
1985年，金乡镇113户企业中开展挂户的企业有61家，占企业总数54％，挂户经营产值达3750万元，占全镇工业产值的91.46％。由于“挂户经营”促进了商品生产，金乡镇人均收入从1978年的80多元上升到1985年的675元，信用社储蓄存款从1978年的200元飙升到1985年的1270万元。
“挂户经营”政策的出台
随着挂户经营成为一种越来越普遍的现象，政策出台势在必行。当时，挂户经营政策的出台，还有一个有利条件是国务院将批准温州成为全国第一批（12个）农村改革试验区之一，并确定温州以乡镇企业制度建设为重点的综合改革试验区。根据国务院和省委书记办公会议的精神，在广泛调查、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温州市人民政府颁布实施了《温州市挂户经营管理暂行规定》，《温州私人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和《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等8个有关规定。这些规定是在国家尚未颁布有关条例法规的情况下制订的，属于全国首例，具有相当的超前性和突破性。
《温州市挂户经营管理暂行规定》于1987年8月18日正式颁发。定义“挂户经营”为一些家庭工业户和购销员，因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和不具备在银行开户立账条件，为开拓其销售业务渠道，挂靠集体企业或国营企业的户头，并以该企业的名义从事多方经营活动的一种特殊的经营方式。
《挂户经营规定》颁布实施，使成千上万没有法人地位的家庭、个体、联户经营者有了合法身份和地位，放手对外拓展生产经营活动，将本地的商品顺畅地推向全国市场。
《挂户经营规定》的颁布，一方面让众多个体、私营企业能够合法地戴上“集体”的“红帽子”，为挂靠在社办企业（后来是乡镇企业）这棵大树上有了合法的身份；另外一方面，“挂靠企业要支持和帮助挂户者疏通、开拓生产经营渠道，推销产品，采购原材料，提供经济信息和技术咨询服务，并对其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指导或者监督，切实履行经济合同。”（《温州市挂户经营管理暂行规定》第十三条）。
挂户经营模式一出现，就得到了中央高层专家的关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象在《论发展中的温州农村商品经济》中指出：“‘挂户经营’是温州农民在实践中的新创造，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帮助它逐步完善，使它对组织农民进入市场，对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挥更大作用。”
温州市颁发《温州市挂户经营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摄于苍南档案馆
《温州市挂户经营管理暂行规定》 摄于苍南档案馆
金星文具厂“挂户经营”的特点
挂户经营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一种生产、经营方式，它普遍存在于温州农村非农业家庭经济中，是温州农村经济的“特产”之一，对“温州模式”的形成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挂户经营的现象在温州虽然普遍，但并非所有的挂户经营都像金星村这样成功。作为首开先河者和成功实践者，金星文具厂的挂户经营有着它的坚持和特点。
金星文具厂是金星村创办的集体企业，1984年，该村110多个家庭工厂全部挂在该厂。没有外来挂户者，也没有外出挂户者。金星村对工厂实行“四统一”：①统一领导和管理。村厂领导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支书兼厂长，村会计兼厂会计，两个办事员担负出纳和邮件分发，联系业务，代开发票，代接代发电报、电汇等。②统一使用厂名、公章和银行账户。家庭工厂都作为集体工厂的车间，对外联系业务，信件往来、汇款和托收承付均统一使用厂名、公章和银行账户。工厂对各车间设立分户账，按月决算。③统一纳税。按月纳税，税金在汇款中扣除，由工厂上交税务部门。④统一提留集体积累和管理费。按各户总产值提成，其中上交乡镇企业管理费，其余作为本村积累统一用于安装变压器、建造水泥路、以工补农、兴办教育等生产设施和公益事业。在“四统一”的前提下，各车间自找门路，自愿组合，自筹资金，自置设备，自负盈亏。集体也提供信息、技术、公用生产设施，制订发展规划、调解经济纠纷等服务。
金星村民委员会与金星文具厂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选自“苍南县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最有影响十大事件候选事件展播：那些难以忘怀的事”
金星村采用的挂户经营方式使原来集体工厂单一层次的决策和积累，变成了集体和家庭的双层决策和积累。这样，既发挥了家庭经营的积极性，增强了家庭经济细胞的活力，又发挥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有利于村合作经济组织实现管理，协调和服务职能。因此，金星村从来没有发生一起产品质量差、诈骗、偷漏税等问题，1984年挂户工业产值达629万元，比1980年增加14倍多。通过“挂户经营”，金星村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群众生产发展了，生活提高了，金星村便利用办企业积累的资金，为适龄儿童支付学费，给老人发养老金，还投入100多万元建造了一座当时全市第一流的影剧院——金星影剧院，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
“挂户经营”的时代特殊性
挂户经营是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新旧经济体制交替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独特的经营方式。
1979年以来，农业联产承包制的推行，促使原来被大生产掩盖着的剩余劳力从潜在变为现实。不到半亩的人均耕地和发展缓慢的城市工业与农村集体工业，逼使大量剩余劳力投向家庭工业、购销业等。1983年之前，党在农村经济政策的放宽主要是对农业而言，而温州农民的实践却走在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前头，冲进了原先“左”倾思想指导下所设立的禁区。这就必不可免地碰到了旧体制下形成的一些政策规定的障碍，家庭工业得不到承认和支持，长途贩运被视为投机倒把。工商部门不敢发证，银行部门不敢为其设立账户，大量的家庭工厂和从事产品运销的农民得不到合法的经济法人地位。而要从事面向全国的生产经营，恰恰需要经济法人所拥有的公章、介绍信、合同书、银行账户等。因此，挂户经营就成为千万家庭经营者大规模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
挂户经营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期出现和存在，具有其时代特殊性和合理性。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人和经济法制健全和完善，挂户经营存在的社会条件和经济环境已经改变，挂户经营的历史使命也随之完成了。
第三节 金乡信用社：全国浮动利率启动点
陈礼铨简介：
陈礼铨（1926—）：曾任金乡镇信用社主任。1980年10月1日，陈礼铨负责的金乡信用社率先突破全国统一的固定利率制度，试行利率浮动，成为全国第一家实行利率改革的农村信用社。陈礼铨因为此举在1981年荣获了全国金融红旗手的称号，并被称为中国首次农村金融革命——浮动利率改革的带头人。
陈礼铨展示“全国金融红旗手”奖章
放手一搏
浙江温州苍南县金乡镇，曾是明朝抗倭的军事重镇。这个已有600余年历史的浙南古镇，至今仍然保留着发音独特的金乡方言，镇中的几条老街上，还可以见到清末民初时建造的老式四合院。30多年前，正是这个偏远、古朴的小镇，拉开了新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序幕：一位叫陈礼铨的乡镇信用社主任，带头在当地偷偷推行了存贷款浮动利率。这个在当时被认为是“触犯政策红线”，“随时要掉乌纱帽”的举动，如今已作为温州人的创举，被写进了改革开放的历史。
金乡人早在割除一切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便通过制售毛主席像章、红本本而发家致富。改革开放的春风一吹，金乡的商品经济与家庭工业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金乡的商标、徽章、模具、标牌等业务发展的如火如荼，所需生产经营资金从1978年的50万元剧增到1980年的300万元。
相对于个体经济的快速发展，改革开放初期的相应金融政策却严重滞后。当时，保守的银行机构不敢也不愿给个体户贷款。农村信用社隶属于农业银行，虽主要承担农业贷款与农民生活存贷款，却因为按照要求执行国家的低利率政策而难以吸引社会存款。以金乡信用社为例，1979年初，整个信用社所有的资金加起来只有1803元，金乡镇居民的存款只有380元。当时金乡信用社的存款月息3.3‰，贷款月息3.6‰，处于连年亏损的状态。
一开始，为了改变连年亏损的状况，陈礼铨曾经一家一家地上门拜访，苦口婆心地动员金乡的有钱人将钱存到信用社来。他所持的理由十分简单，将钱放在家里不保险，存到信用社就不同了，不会丢，还可以拿到利息。然而，有钱的金乡人却对这个理由不以为然，他们对陈礼铨说：“就算是有钱要存，也愿存到大的银行去，何必存在信用社呢？最好的办法是不存，有钱还是放在家里。毕竟他们要做生意，随时都可能用钱。钱一旦进了信用社，再要取出来需要排上好长时间队，还要办这个手续那个手续的，哪有放在家里方便？”
得到这种回复的陈礼铨分析大家不肯存款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利息太低，没有吸引力；第二，统一息口，信用社和银行相比，没有竞争力；第三，服务太差，办事程序太繁复；第四，贷款被严格控制，影响了储户对金融机构的信任。此外，当时的民间借贷行为十分活跃，因为手续简单、周转迅速，即使月息高达三分、四分，还是有很多商人愿意用这种方法筹集资金。
为了破解信用社面临的难题，改变信用社在夹缝中生存的尴尬处境，陈礼铨想出了“以信用社名义提高利率，抢占民间借贷市场”的办法。之所以用利率当做突破口，是因为陈礼铨注意到当时的中国已经兴起了改革浪潮，最初粮食的购销开始有了双轨制，出现了议价粮。接下来，又出现了其他一些价格浮动改革，如煤炭议价等。从这些迹象中，陈礼铨意识到原有的价格体系正在受到冲击，一个更趋向于价值规律的新价格体系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形成。“粮食有议价粮，煤有议价煤，那么存贷款是否也能搞议价利率？”这个大胆的设想，让陈礼铨既兴奋，又隐隐地担忧。兴奋的是，只要存款利息上浮到足够诱人的程度，自然会有人来存钱，有了钱，放贷也就有了资本；担心的是，当时利率作为国家管制最严格的物价，除了央行，没有谁敢动它分毫。因为相信银行利率作为价格体系的组成部分将来一定会改变，陈礼铨最终决定放手一搏。为此，他甚至做好不当这个干部、回家种田的准备。
1979年下半年，陈礼铨通过考察，决定在小范围内偷偷地搞一下“议价利率”：在国家基准利率的基础上，设立信用社专项贷款利率，即存款月息提高到1分，贷款月息提高到1分5厘，专门为当地的个体户服务。当时的金乡信用社一共3人，谁都不敢声张。大家偷偷地拉存款、放贷款，不久这个消息在金乡个体户中逐渐传开，长年无人光顾的信用社逐渐有了人气。
金乡信用社
浮出水面
到了1980年，来信用社存贷款的人越来越多，陈礼铨知道，再偷偷摸摸地干下去看来是不行的了。他找到当时的镇委书记谈了自己的想法，没想到书记当场表态：可以试一下，有问题镇委承担责任；他又向当时的主管部门领导——农行金乡营业所主任陈岳清汇报，也得到了“试一下总没问题”的答复。
于是，当年53岁的陈礼铨用自己的308元积蓄和信用社全部的1803元资金作为本金，在镇党委的同意下把信用社迁出镇政府，在金乡的繁华地段租了两间店面开始了“地上”营业。
金乡信用社“地上”经营 选自《回眸苍南》
1980年10月1日，金乡信用社在门口贴出利率改革布告，宣布从即日起，存贷款开始实施新的利率，具体规定为：
存息：存期一年，月息从四厘五上浮至一分。
贷息：月息从六厘上浮至一分五。
至此，偷偷运行了近一年的浮动利率终于正式浮出水面。
金乡信用社试行浮动利率，自然引起了农行系统的高度关注。1981年9月，国家农业银行总行派政策研究室主任丁非皆专门率队来金乡调研。经过半个多月调研，调查组觉得这事和法规相抵触，但又合情合理。丁非皆认为金融改革应该从这里突破，同意先试试，并给陈礼铨题了“在国家计划条件下，引导市场调节融通资金”18个字。
有了农总行这18个字，陈岳清和陈礼铨吃了一颗定心丸，信用社的服务也更加到位。考虑到农民兄弟刚刚富起来，都怕露富，金乡信用社作出了储蓄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决定：不愿到信用社来存款的，信用社可以派人上门办理；储户不愿写名字的，可以用代号代替；怕来取息给人看到的，信用社可派人按时送上门。
浮动利率的公开推行令民间闲散资金加速流动，金乡信用社一跃成为温州最活跃的信用社，存贷额大幅上升，当年就甩掉了亏损的帽子，三年盈余便高达150万元。浮动利率初试成功，陈礼铨因此当选为全国先进工作者、金融红旗手。此项改革引起了全国金融界人士的高度关注，金乡信用社一下子成了明星信用社。周边的信用社也纷纷效仿实行浮动利率，一股农村金融改革的春风吹拂着苍南大地。苍南农村信用社试行利率改革后，全县初步形成了以国家基准利率为主，浮动利率为辅的双轨利率机制，对温州市利率改革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金乡信用社业务办理景象 选自《回眸苍南》
1984年金乡信用社储蓄单 选自“苍南县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最有影响十大事件候选事件展播：那些难以忘怀的事”
在利率浮动推广之初，金融界并不是没有质疑之声，但这些杂音最终都在事实前逐渐平息。
为扩大浮动利率对个体经济的支持力度，1983年4月，温州市农行同意在金乡、宜山、钱库、灵溪、桥墩5家农村信用社推行利率浮动试点工作。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规定了允许农村信用社实行利率浮动。1986年5月18日，国务委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到苍南考察，充分肯定这一创举“有利于促进农村商品生产健康发展”。央行行长这一重要表态，直接加快了浮动利率的“平稳着陆”。1987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在温州市范围内进行利率改革试点，农村金融改革号角正式吹响。1990年8月，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要求，农村信用社停止实行浮动利率，恢复实行国家规定的基准利率。1996年，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正式启动。2001年10月12日，苍南县联社被人民银行总行确定为全国农村信用社利率改革试点单位之一，并于当日开办浮动存贷款利率业务。
浮动利率改革属于“温州模式”三大内容之一，并最终促成温州成为中国首个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金乡信用社因为这个创举被誉为“全国浮动利率启动点”载入史册。
第四节 中国第一座农民城——龙港
苍南之初，龙港之始
龙港镇，人称“中国第一座农民城”，地处温州之南，苍南之北，位于浙江省八大水系之一的鳌江下游入海口南岸，与鳌江镇隔江相望，东濒东海，西接104国道。
“中国第一座农民城”龙港 选自《回眸苍南》
龙港建镇起因于1981年平阳和苍南分县。新设的苍南县出于县域经济发展考虑，需要有港口物资进出和经济活动的集中区域。经过反复考察，最后把地点选择在鳌江南岸的方岩下。但当时方岩下这个地方仅仅是处在鳌江南岸渡口位置的一个小渔村。1984年建镇时，这里还是一个沟壑纵横、一片荒凉的港湾和五个“灯不明、水不清、路不平”的小渔村。当时人口只有6039人，农渔业产值不足400万元。这里被一片荒凉的滩涂包裹着，几栋破旧瓦房夹杂在连片的滩涂中间，只是因为这里是“江南”三区北上鳌江、温州的渡口，才有一条狭窄的小道穿村而过。民谚说：“方岩下，方岩下，只见人流过，不见人住下。”
20世纪80年代龙港方岩老渡口 选自《回眸苍南》
20世纪80年代龙港码头 选自《回眸苍南》
中共苍南县委为了促进港区发展，解决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申报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龙港镇。1983年10月，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龙港镇，中共苍南县委、县人民政府赋予相当于县一级的管理权限，并于1984年3月召开现场办公会议，要求龙港周边的金乡、钱库、宜山等区为龙港建设献计献策。
在龙港镇设立之前，为了发挥鳌江港的作用，苍南县于1982年设立了龙江港区指挥部，具体负责港区工作。由于按计划经济，完全依靠国家投资搞建设的思路，导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至1984年5月止，仅修泥石施工道路3条共1200多米，竣工两个饭店，还有十几个商业公司大楼和两个码头正在动工兴建。以此速度，很难形成规模。作为一个新建的县，要把这么一个地方建设成为具有县域经济中心的地位的港口城镇，并非易事。尽管在港区建设初期，他们仍然按照计划经济时期政府投资的思路，对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也作了一定的投资，但是港区建设很快就陷入资金难以为继的困境。
如果继续依靠计划经济的政府投资来搞建设，那么龙港也就不会是今日的龙港。
镇上来了个陈定模
陈定模，1939年2月出生于钱库镇陈家堡村一个农民家庭，1980年任钱库区委书记兼区长，1984年6月到龙港。
陈定模照片
陈定模说，他的思想解放源自改革开放初期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他在县委宣传部时，乡下一些穷亲戚常来问他这个当干部的，哪一年才能吃饱饭？少年时的苦难使他对农民的疾苦有着深切的体会，他因此深感困惑：解放几十年了人民生活为何还这么穷？我们党的先进性表现在哪里？联系实际越讨论越感到“左”的路线害死人，越讨论越觉得计划经济旧体制非改不可。
在这样的背景与思想下，陈定模做出了许多在那个年代让人惊叹的事情。1978年他带工作队到腾蛟抓冬种，明确地提出“谁种归谁收”，结果没几天就完成了冬种任务。1980年3月他任钱库区长，当时钱库每年要吃国家返销粮300多万公斤。他包产到户分了种，才一周时间就分好了所有耕地，也使农民群众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积极性，还史无前例地卖给国家469万公斤粮食。
1984年3月，县委、县政府要求龙港周边的金乡、钱库、宜山三个区为加快龙港发展献计献策。时任钱库区长的陈定模提出由每个区在龙港镇建一条街，发动先富起来的农民到龙港投资落户。这个点子得到了县委、县政府支持，陈定模回去后即召开全区专业户、个体户大会，有900余“两户”报名到龙港投资落户，但因户籍、就业、教育等相关配套政策未能落实，这900余户无法到龙港落户。
陈定模觉得万不可失信于民，决心借龙港建镇之机申请到龙港任职，但在5月30日他获知县委已决定调他到县城乡建设指挥部任主任，并将在次日上午10点宣布。闻此消息，他陷于左右为难之中，这一夜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思考再三，最后他拿定主意还是要去龙港一搏。次日清晨5点多天才蒙蒙亮，他就敲开了县长刘晓骅的家门，直截了当地提出自己的想法。他说我不要钱，但要给我权……这样，原定10点的会议延迟到11点钟，县委在5月31日上午召开了临时常委会改变了部分干部的任免决定，陈定模被任命为龙港镇委书记。
6月3日他从钱库坐船来到龙港，镇里的文书问这位陌生人：同志你找谁？陈说，我是来镇里工作的……
正是这样的一个人，在龙港的历史上写下了从无到有浓墨重彩的一笔。
政策突破，龙港崛起
在陈定模眼中，“中国第一座农民城”在荒滩上的崛起是改革开放思想大解放的结果。
龙港建镇，首当其冲的就是冲破禁区，创造性地提出土地有偿使用和人口梯度转移。土地有偿使用就是土地的商品化。人口梯度转移，就是人口从平原向城镇转移，从山区向平原转移，从山上向山脚转移。这些观点今天听来很浅显，可在当时却是在实践中冲破重重禁区才得以实行的。镇干部就“建设龙港靠什么”进行了一个月的大调查、大讨论。干部白天下去调查、夜晚开会讨论，有时通宵达旦，争得脸红耳赤，最终达成了共识：在人、钱、物三要素中，人是决定的因素。当前龙港主要矛盾是人气不旺，龙港建设需要的，第一是人，第二是人，第三还是人。主要矛盾找到了，可是人从哪里来呢？从外地引进人口，首先碰到的禁区是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隔离二元结构，以及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从1982年起中央连续三年发了三个一号文件，规定农民离土不离乡。有人提出龙港镇“搞移民”违反中央政策。为说服持不同意见的同志，陈定模在会上讲了这样一个道理：“改革本身是违反常规的行为，是突破一个被实践证明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法规和政策，不然的话，一切从本本出发，还说什么改革。就拿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大政方针来说吧，马列主义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都没有讲过嘛。”
根据在1984中央一号文件中找到的这样一段话：“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以及1984年6月4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中写的“鼓励农民自理口粮到小城镇务工经商。凡在小城镇有固定收入和住所，允许自理户口到所在地落户，作非农业人口统计”，龙港镇看到了曙光，说话理直了，气壮了，在县委支持下终于冲破了第一道禁区。
人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是钱的问题。当时国家刚刚经历了十年浩劫，百废待兴，根本不可能给龙港投资。龙港唯一的财富只有土地。一个很有参照性的做法是1936年，上海市永安公司要从洋人手里买南京东路一块地，每亩地价达130余万大洋。参照他们的做法，龙港的土地就意味着一笔巨大的财富。于是，龙港镇对现有的政策进行变通，把土地出让改为征收公共设施费，提出“谁建设，谁投资，谁受益”的办法，根据马克思的资本论中阐述的级差地租理论，把龙港建成区所要投资的总额，按不同地段向投资落户者征收设施费。全镇各地段共分为六个等级，每间地基占地42平方米（长12米×宽3.5米），一等的收5000元，二等的收4500元，三等的收3500元，四等的收2700元，五等的收1700元，六等的收200元。
1984年第一批进龙港镇落户的农民 选自《回眸苍南》
1984年7月14日，《浙南日报》头版刊登了题为《龙港镇也来个对外开放》的报道，公布龙港对外开放优惠政策，并提出人不分东西南北中，经济不分“成分”，要敞开城市建设，发动农民造城，欢迎先富起来的农民到龙港买地建房，开工厂、办商店。一方面动手，完善和扩大城区规划，另一方面组织40余人的“宣传队”，带着龙港镇的规划图和优惠政策，到平阳、苍南两县所有区、镇去宣传发动，把龙港的前景和优势，宣传得家喻户晓，正如群众所讲的“龙港地图上找不到，群众都知道”。
1984年10月1日，“中国第一座农民城”龙港进港公路通车，龙港人民举行盛大庆典活动。县委书记胡万里、县长刘晓骅等领导同志登上车头，与民同乐。萧云集 摄
披荆斩棘，龙港前行
一股无形的强大的“龙港旋风”席卷平阳、苍南两县，并影响到文成、泰顺、瑞安等县市。人们都以能到龙港落户为荣，能不能进龙港，成为周边地区农民衡量一个人的能力和财富及社会地位的标志。
龙港像过节一样，人流如潮，不少人举家三番两次到龙港实地考察。当时镇政府“二户一体”进城办公室（指专业户、重点户、个体户），每天挤满了人，工作人员像门诊医师一样面对一批又一批疑窦丛生又充满好奇的农民，一次又一次回答相同的问题，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忙得不可开交。镇会议室里悬挂的巨幅“龙港规划图”前，天天人挤人，肩擦肩，粗糙的手指在图上指指戳戳，比较、选择，都想探个究竟，规划图换了一张又一张。沉睡几千年的龙港沸腾了。镇政府规定从1984年11月1日至12月31日止为缴地价款时间。开始时有人还在观望，看看动静，到了12月下旬，人们争着把一捆一捆的钱往柜台塞，到了12月31日那天，人们排着长龙争着缴款，镇政府只得临时组织民兵到现场维持秩序，并决定缴款时间延迟到1985年元月1号凌晨。汇总一算，共收地价款近千万元，人们讲龙港镇一夜之间搬来了一个“建设银行”。
龙港各居民委员会挂牌 选自“苍南县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最有影响十大事件候选事件展播：那些难以忘怀的事”
禁区的冲破只是成功的一半，龙港的前进道路充满荆棘和坎坷。城镇建设最棘手的问题，就是旧房拆迁，龙港的建设也无法回避。拆迁消息一传出，那些祖祖辈辈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农民反响强烈：“拆？没那么容易，得先给我造新房！”——年轻的暴跳如雷：“不拆，抓去坐牢也不拆！”——年老的号啕大哭。陈定模抓住当地农民对“龙港规划图”流露出既兴奋而又疑惑的心理，向全镇人民发表演说，并召开各种宣传发动会，大讲龙港的规划和美好前景，动员他们为美好明天作贡献，为子孙幸福作牺牲。通过登门拜访，做思想工作，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矛盾。没有花一分钱，没有拔一户钉子户，没有抓一个人，在很短的时间里顺利地拆迁1100余间旧房，并用每亩地5000元劳力安置费，解决了全镇需安置的1万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使城镇建设得以顺利进行。
1987龙港新颜
在陈定模请缨龙港之时，曾对当时苍南县县长刘晓骅说过：“我可以立下军令状，三年内建不成，撤我的职，开除我的党籍！”当时的县里领导对此话将信将疑，然而三年后的龙港，真的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三年后的龙港镇，占地4.26平方公里，人口超过3万。
在三年的时间里，建筑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并开办了330个集体和个体企业。镇里的1000多万元户，1986年的总集资是2.9亿元。龙港镇繁忙的渡口，每天来往行人达14000人。
这个镇子与三年前相比，烂泥地不见了，纵横交错的水泥马路把城区分割成整齐有序的“豆腐块”；草房和砖木结构的瓦房不见了，拔地而起的幢幢楼房群都是近年新建的；商店里卖的不只是日用百货，还有名烟、名酒、电冰箱、电视机以及洁白的陶瓷卫生设备；不仅有新颖大方的电影院、宾馆、饭店，还有新建的公共厕所；还有那行色匆匆的市民，五彩缤纷的服饰……在这里，已看不到多少传统农业社会的景象，一种现代城市文明的气氛在感染着它。
工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三年里，轻纺、五金、电器、仪表、机械、皮革、食品、印刷、装潢、造船、轧钢等数百家国营、集体、个体和联户企业如雨后春笋一般在龙港镇上生根发芽壮大。龙港的第三产业也在腾飞，集镇的多种功能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全镇的百货、烟杂、食品、家电、饮食、旅馆、缝纫、理发等商业服务网点已发展到一千多家。平均每家商铺拥有营业员一百多人，其密度之高，居然超过了以第三产业而闻名的温州市。
龙港美多了，闹多了，旺多了。20条总长23公里的街路宽阔如江，街市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商铺、馆、店鳞次栉比。农贸、水产品、建材等五大专业市场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日成交额几十万元。当夜幕降临在这座滨江之城的时候，星月与灯火齐辉，新兴的龙港成了一座不夜城。
龙港不夜城 选自《回眸苍南》
今日龙港
近几年来，龙港坚持实施“城市化与产业化良性互动”发展战略，不断壮大镇域经济，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
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龙港利用海涂资源丰富的优势，突出区域经济特色，科学谋划产业布局，推进产业错位发展、差异发展。通过实施技术改造、品牌培育工程，做优做强包装印刷、文具礼品、塑编等优势传统产业，大力培育不锈钢、微晶玻璃、超细纤维等新兴产业，初步实现产业结构从单一的劳动密集型向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并存结构转变，先后获得了“中国印刷城”、“中国礼品城”、“中国印刷材料交易中心”和“中国台挂历集散中心”等四张“国”字号金名片。
在城市化建设方面，龙港按照温州大都市副中心的规划布局，根据“区镇统分”管理体制，委托中国城市设计院深圳分院高起点、高水平、高标准完善龙港城市规划。在镇财力有限的情况下，龙港集中财力优先开展了世纪大道、电力调度中心、污水处理厂、城区燃气管道工程、白沙河整治等事关发展大局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加快临港产业区建设步伐，依托良好的舥艚一级渔港，建设一座集商贸、物流、临港工业、渔业于一体的现代化商贸港。此外，龙港镇还积极打造城市品牌、城市形象、城市竞争力等无形资产，运用物质资本结合的多维度经营方式，以此推动城市建设和发展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龙港以“浙江省小城市培育试点镇”为契机，深化强镇扩权改革，进一步突破了镇级体制束缚，激活了城市发展活力。2009年7月，温州市委、市政府下发了《关于推进温州强镇扩权改革的意见》，龙港镇被列入第一批5个强镇扩权试点镇；2010年12月，根据浙江省委、省政府的部署，龙港镇成为全省首批27个小城市培育试点乡镇之一；2011年6月，在温州市统筹城乡发展的“1650”大都市圈最新的发展格局调整中，省政府批复原舥艚镇、芦浦镇、云岩乡的行政区域并入龙港镇。调整后的龙港，远眺东海、深拥港口，新版图增加近96平方公里；2011年7月龙港新区获温州市政府批复设立，明确定位为建设鳌江流域城市核心区、浙台（苍南）经贸合作区主平台、浙南先进制造业基地。
龙港下一步的发展计划是以“滨海新区、舥艚港区、产业园区”为主战场，着力推进龙港的经济转型、城镇转型和社会转型发展，努力将龙港建设成为宜商宜居宜创业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第五节 方兴钱庄：钱库人办的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
方培林简介：
方培林（1952—），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钱库镇人。1970—1979年在黑龙江梧桐河农场支边。1979年回乡，经考试进入钱库江南医院，曾在医院办公室、食堂、财务室任职。1984年9月25日，时年32岁的方培林创办了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方兴钱庄。此举惊动了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方培林顿时成为远近闻名的新闻人物。1989年，方兴钱庄停业。2000年，国家出台《担保法》后不久，方培林便成立了第一个担保公司，现任温州方兴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培林是第一个敢在民间金融这一敏感领域吃螃蟹的人，被认为是新中国“玩钱”资历最深的人之一。
应运而生
1984年9月29日的早晨，一阵鞭炮声打破了温州市苍南县钱库镇的寂静，摊铺成行、牌号林立的横街29号方家老宅，挂出了一块白底红字招牌——“方兴钱庄”。这便是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的诞生。这时候的方培林并没有意识到，从这一刻起，他便成为了“从外围”推动中国金融改革的第一人。
方兴钱庄 选自“苍南县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十大风云人物候选人物展播：开拓者的足迹”
方培林所在的钱库镇，从名字上看，就和钱有关系。早在后汉乾祐年间，吴越王钱俶曾在这里设立库司，征收当地茶、盐、棉、绢等税，故名“钱库”，民国初年建立钱库镇。20世纪80年代以来，钱库镇由于政策允许和提倡，发挥集镇优势，剩余劳动力纷纷从事第三产业，从中寻找就业和致富门路。全镇街道1098户居民（包括农业户）中，有1250多人从事百货、饮食、旅馆、照相、修理等行业，镇上开有各种商店700多家，形成了家家有人经商的繁荣局面。
钱库镇作为江南三镇中的商业贸易中心，邻省的福建、江西，邻县的泰顺、文成、平阳、永嘉、乐清，还有温州市区和市郊的商人都到镇上进货。钱库镇商品吞吐量相当可观，资金需求量很大。整个钱库镇当时的流动资金需求总共为900多万元，银行和信用社贷款金额只有200万元，有时还不到100万元，所缺部分主要靠民间借贷来调剂，而民间地下钱庄的利率是极高的。因此，钱库镇的资金供求矛盾十分突出。
方兴钱庄的创始人方培林便成长生活在钱库这个小镇上，出于爱好和工作的关系，方培林经常能接触到《经济参考》等报纸杂志，并且时常对国家的经济政策保持关注。1984年中共中央出台“一号文件”，方培林在文件中发现了这样一句话：“鼓励集体和农民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将资金集中起来，联合兴办各种企业，尤其要支持兴办开发性事业。”1984年9月11日，《温州日报》刊发了《市区可开办信用社融通资金》一文。凭借在钱库多年的生活和交易经验，方培林深知当地民间资本流转的实际情况，并敏锐地将国家政策和钱库的具体矛盾联系起来，挖掘出了一个他人没有察觉的商机。方培林想到：钱库其实非常需要一个能给借贷双方保障的金融服务机构，假如办个钱庄，既搞存款又搞贷款，利率灵活一些，不就可以使镇上资金的供需矛盾缓和点吗？加上从“一号文件”中得到启发，方培林推想到“集资就意味着入股，入股就意味着有股息。既然鼓励集资，就等于承认股息是合法收入，那么与股息性质相同的民间自由借贷产生的利息也应该是合法的。”
因此，方培林大胆地向当时的钱库区公所提出了创办民间金融服务社的报告。按照最初的设想，方培林要成立的“金融服务社”将会实行“董事会制”和股份制，先招股集资，每股金额1000元，总股为100股，计10万元，然后由股东选出董事会，并选出董事长，由董事长委任总经理。同时，借贷利率要按照市场的需求进行浮动，并实行24小时营业。年终结算，由董事会研究作出合理分红。
在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的思想意识还非常浓厚，政府对金融体系的管制十分严格，国家旨在降低国有金融体系垄断性的金融体制改革还刚刚拉开序幕。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尽管民间金融机构的建立与当时的国家金融管理法规不甚兼容，当时的温州地方政府（从钱库区政府到温州市政府）还是对方培林的这个申请给予了支持。报告提交到当时的钱库区委书记黄德余（后曾任苍南县长、市纪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手上时，思想开明的黄向方建议：“钱庄吸收社会存款，如果实行股份制，万一股东意见不统一会很麻烦，就你一个人去办吧，也不要叫什么金融服务社，干脆就叫钱庄。”为了稳妥，黄德余觉得还是应该到上级弄个“批文”。考虑到让县里“用批文对办私人钱庄这种出格的事给予肯定，恐怕还为时早了些”，黄德余决定由镇里发个文件。9月20日，钱库镇委批示同意试办“方兴钱庄”。
拿到文件后，方培林原计划在国庆节那天开业。恰巧在9月28日，消息灵通的温州日报社记者胡方松和叶谷风找到他，因急于报道，方培林的钱庄就在当月29日提前开业。按原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分行副行长应健雄的说法，这比人行温州分行的开业还早了一个月。
胡和叶采访了方培林，并撰写了“钱库方培林试办钱庄”一文，出于对政策环境的考虑，文章没有公开刊登，而是转为“内参”保留下来，文章内容如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钱库经济繁荣起来，钱库镇上的商店发展到134家，全镇从事商业活动的就有659户，占总户数的60％；企业也发展到224家。因此，社会上对流动资金的需求量很大。自由借贷利率达到百分之二至四。镇上的方培林和陈联华，从今年（1984年）九月十一日《温州日报》刊登的《市区可办信用社融通资金》一文中受到启发，决心创办钱庄，解决社会资金融通问题。两人深入调查，了解到镇周围五个大队流动资金需要1000万元，现约缺200万元，而农民手头有大量闲散资金。他们确信办钱庄能够弥补信用社不足之处，起补充作用。九月十二日，他们拟出报告请示区领导，立即得到区委、区公所批复同意。为了提高业务知识水平，方培林多次拜师，登门求教，阅读有关银行的业务书籍，订出办钱庄的具体办法。经营管理采取董事会制，由股东选出董事会和董事长，由董事长委任经理，由经理组阁主持日常工作。钱庄采取投股集资，每股金额1000元，个人入股不限，总股为100股，计10万元。年终结算，由董事会研究作出合理分红。收贷采取浮动利率，目前暂定凡存满6个月者，月息百分之一；存满一年者月息百分之一点二到一点五；零存整取者，参照人民银行利率。贷出利率，月息浮动在百分之一点五到一点九五，每月收清利息。他们还采取财产法人承保制，凡将现金存入钱庄，借贷双方都要执行法人，严格借贷手续，到期不能偿还者，按政府有关法律处理。方培林今年32岁，回城知识青年，全民单位江南医院职工。他家几代经商，熟悉经营管理。他现在已与单位商定停薪留职，试办钱庄，存款地域范围不限，借贷只能限在本镇。
方培林之所以给钱庄取名为“方兴”，一是因为这两个字和“放心”二字谐音，二是自己姓方，三则是相信钱庄事业会方兴未艾。然而私人钱庄发展的困难性远远超出方培林事先的估计。就在挂牌的第二天，温州市人民银行、工商行、农行及县农行四位领导就找上门，带来了市政府的传真电报，说钱庄不合法，必须关闭。
方培林记得，当时他拿出了一份《深圳特区报》交给来者，说：“你们看，前几天报纸还报道了深圳一家集体企业办金融的消息，集体企业可以办，个人为什么不能办？”对方的回答却是：“报纸是报纸，它不能代替国家的法律政策。”
开业后的第三天，人们发现方兴钱庄的招牌不见了。不过，方家老宅仍是人来人往，方培林把钱庄经营转向了“地下”。
一波三折
对于方兴钱庄地下经营的活动，钱库区委并没有强硬制止，而是采取了宽容和观望的态度，给了方兴钱庄一定的发展空间。钱库区委黄书记认为：“信用社的经营作风与贷款方法群众不适应，让地下钱庄放任自流也不是办法，应想个办法去疏导一下，把地下钱庄引到地上来，批个试试看，如果说人民银行支持，地方政府又支持，办钱庄肯定有生命力，一定办得很好”。
在钱库区委的积极推动下，1984年12月12日至25日，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支行派出四人调查组，遵照温州市人民政府1984年9月26日的传真电报的指示精神，对苍南县钱库镇曾被钱库区公所批复试办的方兴钱庄的基本情况进行了专题调查，并向市政府提交了调查报告。在调查报告的最后，中国人民银行温州支行的结论是：
经过行务会议讨论，温州市人民银行对要不要试办钱庄统一了认识，基本的看法是同意试办，并建议加强管理监督。我们认为在钱库镇这个商品经济繁荣、资金需求量大、民间借贷频繁、银行和信用社难以满足需求的情况下，批准试办一个钱庄有利于理论探讨和金融改革，在实际工作中也有助于探索新路。从理论上讲金融形式取决于经济形式，经济上提倡和允许国营、集体、个体一齐上，金融形式上也应该适应经济发展。从实际上看，钱庄在经营作风、服务方式、服务态度上跟当前银行和信用社相比都有其独特之处……不过，（对试办钱庄）必须持慎重态度，要加强管理：一要经过批准，发执照；二要有一定的自有资金；三要有一套账册；四要接受人民银行管理；五要上缴保证金；六要照章纳税；七要框定以业务范围；八要确定利率杠子，人行对钱庄资金不担风险。
然而，1986年1月，国务院公布的《中国人民银行管理暂行条例》第28条规定：“个人不得设立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不得经营金融业务。”方兴钱庄不得不因合法性问题一度停业，营业执照也被收回。对此，方培林没有放弃。1986年7月12日，他草拟了《关于要求试办民间金融机构的报告》，提出向“社会公开招股5—10万元，建立民间金融机构，企业性质为股份合作经济，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在股东中产生董事会，并选出董事长，由董事长委托经理主持日常工作，财会工作人员向社会招聘，业务上接受人民银行指导，账户接受人民银行检查，并照章纳税；年终利润分配由董事会据国家政策法规，做出再分配，照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并且在同年7月26日，再次向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分行提出重办方兴钱庄的申请。这次申请，以1985年中央1号文件为合法性依据，以“温州模式”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为由，提出了建立钱庄的目的是“引导民间信用、发展民间信用、搞活农村金融，为商品生产服务”。
因为方培林对经济发展形势判断和对民间金融机构定位的准确性，9月25日，人民银行温州市分行向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提交了《关于试办苍南县钱库镇方兴钱庄的报告》，表明了对方培林的支持态度。
在温州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没有得到人行系统最终回应的情况下，1986年12月25日，方培林挂出了“中国温州试验区方兴钱庄”的新招牌，方兴钱庄起死回生。
方兴钱庄的个体工商营业执照
全身而退
从诞生之日起，方兴钱庄就一直在“同意试办”、“先不试办”、“可适当发展民间信用”、“允许试验，下不为例”、“个人不得经营金融业务”、“私人钱庄应允许试办”、“继续试办”、“不能发给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等等一系列矛盾对立的指示中游走着。
1987年9月，温州被国务院批准为中国首批13个农村改革试验区之一。市委书记董朝才专门给方培林签字：“允许方兴钱庄继续试办，并请有关部门给予办理营业执照”。很快，工商部门核发了营业执照。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分行也向总行打报告为他申请“金融许可证”，却最终未能获批。
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坚决不准发给方兴钱庄《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的情况下，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分行考虑到方兴钱庄在当地的影响，认为“如果予以强制的手段取缔，肯定会造成用户的损失而产生社会的混乱，所以在人民银行的批准下，决定在钱库镇的银行和信用社也实行利率浮动，改变以往的服务方式”。温州由此成为全国第一个率先进性利率改革试点地区，形成了银行和信用社与私人钱庄竞争的局面。
除了面对银行的竞争，随着民间金融政策的逐步放开，温州市区涌现出多家城市信用社，地方上各种合作形式的金融服务社、基金会也纷纷出现。钱库镇出现的类似机构就多达七八家。方培林知道自己从事的是个高风险的行业，又考虑到1989年复杂的政治形势，于是他毅然决定回笼资金停办钱庄。方培林拿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还向朋友借款筹措资金，通过几个月时间的停止存款、收回贷款的精心操作，终于度过了停办风险期，全身而退。
从1984年开业到1989年关闭，方兴钱庄断断续续存活了5年。在这5年中，方兴钱庄用5万元的资本金，产生了100万元的利润，吸纳的存款高达1000万元之多。方兴钱庄在经营上的灵活性弥补了银行的各种不便，利率的浮动也体现了市场的需求和规律。钱庄虽然因政策限制和市场风险而停业，但由此造成的中国金融业改革却再也无法停止。
而方培林也并没有完全隐去。就在方兴钱庄关闭10年后的2000年，国家出台了《担保法》。在该法的司法解释中，原规定只能是双方间产生的房产抵押贷款和存单质押贷款，允许第三人介入，担保公司的出现成为可能。方培林由此判断这是民间金融由“黑”转“白”的难得机会，便马上注册了第一家担保公司——温州方兴担保公司，并在这个新的平台上，继续创造着金融创新之举。
方培林及其温州方兴担保有限公司
第六节 全国首推“粮肥油挂钩”
苍南粮食政策的四个阶段：
1981年至1984年，粮食统购统销减购提价，启动粮改；
1985年4月至1992年，取消粮食统购，实行合同定购；
1993年至1997年，取消粮票，开放粮食购销价格；
1998年至今，实行市场化改革。
一度被动
1981年，苍南县从平阳县划分出来，苍南县当时的状况是人口多（93万人）、土地少（44.6万亩），人均占有土地才0.47亩，粮食征购任务是5813万斤，统销7687万斤，全县粮食缺口1874万斤。当时农业劳动力投入是由妇女、儿童和老人组成的“38·61·99”部队。另外粮食收购价低于市场价20％，农民不愿意售粮给国家。以上种种原因导致苍南县的粮食工作比起周边的兄弟县困难了许多。
1984年开始，农村进行第二步改革，其核心是改革农副产品统派购制度，为进一步搞活农村经济，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从1985年4月1日起取消粮食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同时调整农村粮油购销政策和价格。取消粮食统购，实行合同定购，定购内粮食按比例价收购，大幅度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体现了国家运用价值规律对粮食流通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
《温州日报》关于粮食定购合同的文章 选自“苍南县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最有影响十大事件候选事件展播：那些难以忘怀的事”
但苍南是个百万人口的缺粮县，人多地少，人口始终偏紧。取消统购后，农民对种植有了选择的余地，且粮食生产效益低，在订购价提高后市场粮价还高于比例收购价，于是农民产生“少种粮、不定购”的思想，在落实合同定购试点工作中，农民普遍反映定购不合算：“少种粮经济，不定购最好，少定购少赔，多定购亏本”。由于农民怕定购吃亏，由此苍南的粮食购销曾一度出现被动局面。
时任苍南县粮食局购销科科长的林连达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他回忆说，苍南的粮食政策和各地一样经历了四个阶段。在第二阶段的1985年实行合同定购前，苍南粮食部门分别在灵溪沪山、湖前西桥村，对粮食合同定购进行试点，但试点反馈的问题是：一、市场价仍高于合同订购价；二、农民普遍不愿种粮；三、粮食专业户不想定购，认为定购数额越多亏得越多；四、不能像过去一样使用行政手段。
离开了行政手段这把“尚方宝剑”，要怎样才能让农民自愿把手中粮食交给国家呢？
三个挂钩
针对当时的定购难，粮食部门展开调查研究。在调查中，苍南县的粮食工作者发现，农民在不愿向国家提供定购粮的同时，却又非常需要得到平价化肥、柴油的供应。粮食部门内部也展开激烈的讨论，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是定购任务还是经济合同，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生产资料是计划分配还是挂钩奖励。争论后达成一致的认为是粮食合同定购，既要体现等价交换的原则，给农民以实惠，又要不擅自提高收购价格，打乱市场秩序，唯有采取生产资料供应与粮食合同定购挂钩的办法才有出路。
在这种情况下，县粮食局采取一个生产资料供应和粮食合同定购挂钩的办法，简称三挂钩，当时就是化肥柴油（粮食）合同定购。这三个挂钩的政策出台以后，每100斤粮食给农民13斤化肥、5斤柴油，专业户还给他定金，政策下去以后，农民反映很好，都说有这样的政策，卖粮就不吃亏了。那一年，县政府拨出农用柴油1250吨，粮菜化肥1760吨，对完成粮食合同定购的农户实行挂钩奖励。
然而“粮肥油挂钩”在当时毕竟是一个新鲜事物，是否符合当时的政策还没有定论，有一定的政治风险。当时，从省里到县里，对“粮肥油挂钩”也有些不同意见，只是当时县里的主要领导和县粮食局顶住了压力，才使得“三挂钩”政策顺利得到实施。
全国推广
1985年3月29日，苍南县人民政府下发了苍政（1985）62号《关于调整农村粮油购销政策的通知》。文件的内容大体为：当年县政府拨出农用柴油1250吨，粮菜化肥1760吨，与省奖售化肥结合起来，对完成粮食合同定购的实行挂钩奖励，农民每交售100公斤商品粮，政府给予挂钩奖励化肥13公斤，柴油5公斤。把国家对农产品的收购同对农民的生产资料供应结合起来，弥补比例价与市场价的差价，缩小剪刀差，使之接近于等价交换的原则。
1985年9月，“粮肥油挂钩”政策迎来了一次正名的机会。全省粮食经济研究会在普陀山召开，会议的主题是：一、解决粮食问题的战略思想。二、如何完成粮食合同定购。苍南县的论文《生产资料供应与粮食定购挂钩是等价交换手段之一》宣读了以后，在会上反应很强烈，认为苍南县粮食局敢想、敢做、敢改，抓住了改革的本质。
《生产资料供应与粮食定购挂钩是等价交换手段之一》 选自《回眸苍南》
实行粮肥油挂钩，在计划经济年代阻力很大。当时，县委、县政府根据中央（84）1号文件中对改善农副产品收购办法是曾提出的“化肥、柴油等生产资料供应办法，也要认真改进”的精神，冲破阻力，顶住压力，大胆解放思想、排除干扰，突破计划框框的束缚，创新分配机制，走出一条用生产资料与农民交换商品粮的路子。
“粮肥油挂钩”政策的实施，体现了粮食流通过程中等价交换原则，符合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改进了生产资料平均分配，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粮食生产的发展，推进了粮食流通市场化改革。苍南实施这一政策后，在全市创下了连续十二年旱稻一季率先完成粮食定购任务的经验，1992年，还被评为全国粮食购销先进单位。
“粮肥油挂钩”政策的推广，更体现了苍南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1985年11月2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登了苍南县“三挂钩”的做法。1986年，“粮肥油挂钩”从苍南走向全国。1987年发展为化肥、柴油、贷款（预购定金）“三挂钩”政策，成为全国、特别是市场粮价高于合同收购价的地区扭转粮食征购不利局面的法宝。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90年代中后期，现粮食订单收购的价外补贴也是挂钩政策的衍生。
苍南完成粮食定购任务 选自“苍南县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最有影响十大事件候选事件展播：那些难以忘怀的事”
第七节 全国首例“民告官”
人物档案：
原告：包郑照。温州苍南县舥艚镇人，1927年生。1988年8月25日，61岁的农民包郑照因为自家房子被强拆而状告县政府。
包郑照照片
被告：黄德余，曾先后在金乡、钱库、宜山等区、镇任职，时任苍南县县长。1988年8月25日，作为苍南县政府代表出庭。
黄德余照片
案件背景：
1985年，包郑照经镇城建办批准在苍南县舥艚镇东面的河滩上建造了三间三层楼房，占地面积126平方米，并办理了房屋产权登记手续。而两年后，苍南县政府下发《关于强行拆除包郑照违章房屋的决定》，包郑照不服，双方矛盾开始激化。
县政府认为，包郑照的房屋盖在了舥艚镇海堤的范围内，不但非法侵占了河道，而且对抗洪防汛工作造成了严重的干扰。于是，同年7月，苍南县调动300多人对包家附近进行封锁，对包郑照的房屋强行拆除。于是，61岁的包郑照决定，一定要讨个说法。他开始向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县长黄德余，要求确认他的房屋合法性，赔偿经济损失，并追究主要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包家成员与律师的合影 选自《法制周报》
他的这个举动，在镇里乃至县里，都掀起了轩然大波。起初，包郑照的起诉状并没有被法院接受，因为“民告官”无法可依。从此，包郑照和二儿子包松村走上了一条四处投诉的艰辛道路。在杭州，他们找到了当时《经济生活报》的法律顾问、浙江省第四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楼献。
律师回忆：
“同志，我们的同志：在燥热的夏晚，当你躺在凉席上，电风扇的习习凉风送你进入梦乡时，你可曾想到包家大小被河边的虻蚊在叮咬；你可曾想到包家大小竖起耳朵在打探台风的行踪，心惊胆战地难以成眠。在寒冷的冬夜，当你与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姜昆的相声给你带来欢乐时，你可曾听到包家被炸之后那凛冽的海风在呼号；你可曾听到包家小妹那嗷嗷待哺的哭声，你可曾听到包郑照老汉那长长的叹息……”20年过去了，楼献依然能将当年那段感染过很多人的代理词脱口而出。他说，自己当晚写到一半就哭了，而在法庭上念出来时，自己又一次失声。
那一年，楼献32岁，正是一个年轻律师激情迸发的年龄。在接手案子后，楼献多次奔赴苍南县调查取证，在法庭上提供并出示了71份证据。1988年的12月26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该案原判，驳回包郑照一家人的诉讼请求。“一开始还是比较乐观的，很有信心。”楼献说，他向记者坦陈，现在想想，其实输是必然的，因为当时是按民事案子审理此案的，原告承担了本不应承担的举证义务。官司虽然输了，但这是一场虽输实赢的官司。官司终审结束后半年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就颁布实行，这是对这场官司给出的最好评判。
如今，52岁的楼献已经是位知名律师，在他看来，见证并参与“民告官第一案”是自己执业生涯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翻看着从接手此案时就收集的有关报道剪报，楼献的脸上仍然显现出当时接手此案的兴奋之情。
案件进展：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1988年2月，包郑照一家人在律师楼献的帮助下，促使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该案。1988年3月29日，温州市中院向苍南县政府发出了应诉通知书。
“县长当被告”，这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看上去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接到应诉通知书的苍南县委、县政府，就县长应不应该出庭的事进行了两次激烈的讨论。在第三次会议上，时任苍南县县长的黄德余终于说服了与会人员，决定出庭应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