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1958年秋冬之交，我害了病，最初是脑溢血和脑血栓阻塞，以后又害起心脏病，冠状动脉也出现某些障碍。这曾使我几度濒于死亡。在病中，我曾寂寞得要死，没有工作使生活失去意义，于是我便想找点简单的小工作做一做。当时，由于身体很坏，智力很差，不能从事长篇写作，从而便想到不妨搜集点资料搞点注释考据之类的工作。这样，首先想到的便是考释唐代民歌。

记得在1953年春天的一个深夜里，我在阅读《敦煌掇琐》时，发现其中三○、三一号拟题为“五言白话诗”的抄卷中羼杂着许多民间口头创作（民歌），当时便抄录了二十二首，并作了初步校勘和考证，之后为之兴奋不已。这些民歌的内容深深的感动了我，而其制作年代之古老尤其使人惊讶：它是所谓“盛唐时代”流行的民歌。同年，我从这二十二首民歌中挑出了十四首编入我校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函授讲义中，并作了专章论述。1956年夏，我受教育部委托编写部颁《中国古典文学教学大纲》隋唐部分时，选入民歌十四首。这十四首民歌就是本书选载的第一、第三、第五、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四诸篇。从此以后，不断接到外地院校的一些同志的来信，问及这些民歌的出处、断年的依据、某些词句的解释，有的同志还提出一些商榷性的意见。当时我曾想为这些民歌作些注释，并作些必要的考证，但苦于时间不足。因此，病中我首先想到的便是注释我所选录出的唐代民歌。

于是从1959年春到1961年春，共写了民歌考释二十八篇、考释后记一篇、论文四篇。这并不是一气写成，而是断断续续拖拖拉拉写成的：当病情稍减时，便躺在床上圈点资料；病情见轻时，便整理资料抄录卡片；当精力好时，便执笔写；如再好些时，便写论文；如病情一重，便又停工。因此随着病情的波动反复，每篇考释和论文我都时断时续地写了很久。正因如此，所以这些文章在行文的气势上、叙述的详略上、语言的风格上，甚至体裁上彼此是不统一的：有的近似“汉儒注经体”，有的简直成了杂文。同样的原因，文章中也有上下缺少照应或前后互相重复之处。此外，由于病中肝火旺盛，因此文章中嬉笑怒骂之处颇多，而且免不了说些粗话。所有这些，敢祈读者见谅。当然，我作如是说，并没有仗恃脑血栓撒泼的意思，更不准备将其作为挡箭牌使用，我只不过是说，由于病中心情暴躁，因此文中措辞——只限于措辞——不够雅驯而已。至于论据或论点上的错误，则尚请读者指正。

杨公骥
1961年8月15日
于吉林师范大学第一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