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难的学问

世界上最难的学问

每次读到叶企孙先生的事迹,总会产生一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感觉,这种感觉不因时间流逝而淡化;相反,时间愈长,我的敬重愈是深厚。

作为一个物理学家、物理教育家,叶企孙先生自有一份骄人的成就。他才华横溢,读博士时就以《普朗克(Planck)常数的测定》让世界物理学界刮目相看;他是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的老师,对他们一生影响至大;他培养的学生,相当数量成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创建的清华大学物理系先后走出过50多位两院院士。

然而,叶企孙先生最为人称道的并不是他事业上的成就,而是他作为至性之人的巨大的人格魅力。

真正的知识分子往往充满批判精神,崇尚思想独立,叶企孙正是这样做的。1951年,内地报刊充满“集体主义”、“阶级斗争”这样的说辞,叶企孙却在倡导“高校教学与科研要自由、民主”;对于朝鲜战争,他认为是“美国的一种战略考虑,是针对苏联极权主义阴谋的”。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有的教授批评他“对政治太不热情,在旁观”,有的希望他“以后不应再认为政府是政府,学校是学校,两不相干”,叶企孙却说自己“对狂风暴雨式的批评方式不太习惯,希望对批评者提提改进意见,有所进步就算是能过去了”。一句话,叶企孙判断一个事物是怎样的性质,依据的不是上面的文件,也不是别人的看法,而是自己的独立思考。

叶企孙非常关心自己的学生。李政道刚入西南联大,叶企孙发现其理论水平高过别的同学,自学能力也特别强,便建议他不听物理方面的理论课,但要认真学实验课。李政道当年有一张理论课试卷,卷面只扣了两分,总分却只有83分。原因是李政道当年实验成绩不好,叶企孙把他的两门功课加起来算分,以此提醒他,理论必须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上。1945年,西南联大物理系吴大猷教授接到国民政府通知,让其挑送两个学生去美国留学。吴大猷挑了物理系助教朱光亚。知道此事后,叶企孙主动找到吴大猷,劝其破格录用大二学生李政道。叶企孙去世后,人们从他的遗物中发现了一张保存了60多年的李政道的考卷。李政道这才知道,离开大陆后,老师一直在牵挂他。

关爱学生,自然不愿意给学生添麻烦。刘宜庆《浪淘尽——百年中国的名师高徒》一书记载:“文革”时,钱三强在中关村的马路上碰到叶企孙,钱三强是叶企孙的学生,素来敬重老师,看到叶企孙,立即跑上去打招呼,对老师嘘寒问暖。叶企孙说:你赶快离开我,赶快躲开,以后你见到我,再也不要理我了,躲我远远的。钱三强当时是二机部副部长,负责原子弹工程,叶企孙生怕自己的“政治问题”牵连了钱三强。

叶企孙极其无私。1928年,叶企孙请吴有训到清华大学物理系任教,将吴的工资定得比自己的高,以示尊重。同事一段时间,叶企孙发现吴有训工作能力特别强,堪当重任,1934年推荐吴做物理系主任。1937年,叶企孙又辞去理学院院长职务,推荐吴有训接任。叶企孙的辞职,不是因为年龄偏大(此时他年仅38岁),也不是因为个人能力不够或是遭遇了谁的反对,完全是出于一片公心。由于他的无私举荐,吴有训脱颖而出,后来做了中央大学校长和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科学院第一任副院长。对于知识分子,国人最看重的往往是其专业上的学问,某个人专业成就越高,人们越愿意支付自己的尊敬。知识分子的专业成就当然于社会有益,起码它可以一步步推动人类的文明。不过,我觉得,要让知识分子认真治学并不难。一个人具有高超的专业技能,不仅有利于社会进步,同时也会给他们个人带来种种好处,比如衣食之资,比如精神荣誉。想让知识分子选择高尚的人格则难得多。一个人走向这样的人格,往往意味着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守良知、甘心付出。世界上的人多如草芥,有几个愿意长期“亏待”自己呢?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格其实是世界上最难修炼和抵达的一种学问。

读书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