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难的学问
每次读到叶企孙先生的事迹，总会产生一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感觉，这种感觉不因时间流逝而淡化；相反，时间愈长，我的敬重愈是深厚。
作为一个物理学家、物理教育家，叶企孙先生自有一份骄人的成就。他才华横溢，读博士时就以《普朗克（Planck）常数的测定》让世界物理学界刮目相看；他是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的老师，对他们一生影响至大；他培养的学生，相当数量成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创建的清华大学物理系先后走出过50多位两院院士。
然而，叶企孙先生最为人称道的并不是他事业上的成就，而是他作为至性之人的巨大的人格魅力。
真正的知识分子往往充满批判精神，崇尚思想独立，叶企孙正是这样做的。1951年，内地报刊充满“集体主义”、“阶级斗争”这样的说辞，叶企孙却在倡导“高校教学与科研要自由、民主”；对于朝鲜战争，他认为是“美国的一种战略考虑，是针对苏联极权主义阴谋的”。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有的教授批评他“对政治太不热情，在旁观”，有的希望他“以后不应再认为政府是政府，学校是学校，两不相干”，叶企孙却说自己“对狂风暴雨式的批评方式不太习惯，希望对批评者提提改进意见，有所进步就算是能过去了”。一句话，叶企孙判断一个事物是怎样的性质，依据的不是上面的文件，也不是别人的看法，而是自己的独立思考。
叶企孙非常关心自己的学生。李政道刚入西南联大，叶企孙发现其理论水平高过别的同学，自学能力也特别强，便建议他不听物理方面的理论课，但要认真学实验课。李政道当年有一张理论课试卷，卷面只扣了两分，总分却只有83分。原因是李政道当年实验成绩不好，叶企孙把他的两门功课加起来算分，以此提醒他，理论必须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上。1945年，西南联大物理系吴大猷教授接到国民政府通知，让其挑送两个学生去美国留学。吴大猷挑了物理系助教朱光亚。知道此事后，叶企孙主动找到吴大猷，劝其破格录用大二学生李政道。叶企孙去世后，人们从他的遗物中发现了一张保存了60多年的李政道的考卷。李政道这才知道，离开大陆后，老师一直在牵挂他。
关爱学生，自然不愿意给学生添麻烦。刘宜庆《浪淘尽——百年中国的名师高徒》一书记载：“文革”时，钱三强在中关村的马路上碰到叶企孙，钱三强是叶企孙的学生，素来敬重老师，看到叶企孙，立即跑上去打招呼，对老师嘘寒问暖。叶企孙说：你赶快离开我，赶快躲开，以后你见到我，再也不要理我了，躲我远远的。钱三强当时是二机部副部长，负责原子弹工程，叶企孙生怕自己的“政治问题”牵连了钱三强。
叶企孙极其无私。1928年，叶企孙请吴有训到清华大学物理系任教，将吴的工资定得比自己的高，以示尊重。同事一段时间，叶企孙发现吴有训工作能力特别强，堪当重任，1934年推荐吴做物理系主任。1937年，叶企孙又辞去理学院院长职务，推荐吴有训接任。叶企孙的辞职，不是因为年龄偏大（此时他年仅38岁），也不是因为个人能力不够或是遭遇了谁的反对，完全是出于一片公心。由于他的无私举荐，吴有训脱颖而出，后来做了中央大学校长和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科学院第一任副院长。对于知识分子，国人最看重的往往是其专业上的学问，某个人专业成就越高，人们越愿意支付自己的尊敬。知识分子的专业成就当然于社会有益，起码它可以一步步推动人类的文明。不过，我觉得，要让知识分子认真治学并不难。一个人具有高超的专业技能，不仅有利于社会进步，同时也会给他们个人带来种种好处，比如衣食之资，比如精神荣誉。想让知识分子选择高尚的人格则难得多。一个人走向这样的人格，往往意味着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守良知、甘心付出。世界上的人多如草芥，有几个愿意长期“亏待”自己呢？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格其实是世界上最难修炼和抵达的一种学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