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的操守
20世纪上半叶，清华大学的学生运动特别活跃，学生们经常驱赶校长，清华大学的校长当得很狼狈。然而，梅贻琦在清华做了17年校长，任何时期，清华学生喊出的口号都是“拥护梅校长”。1962年，梅贻琦在台湾去世，大家把他安葬在他亲自创办的清华原子能研究所（后改称新竹闻一多“清华大学”），他的墓地被称为梅园，一年一度，新竹清华人都会举行盛大的祭“梅”活动，以纪念这位杰出的教育老人。
梅贻琦受到清华师生如此崇敬，当然与他确立的“教授治校”的清华传统有关。在清华，做一个好教授永远是最神气的，梅贻琦说过：“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还说：“我这个大学校长是帮教授搬凳子的。”不过，有一点，我们绝对不可以忽视，梅贻琦之所以影响巨大，也由于他崇高的道德操守。
作为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梅贻琦有着极强的规则意识。1938年，奉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命令，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组西南联合大学，迁往昆明，当时的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在人财物等方面给了西南联大最大的支持。有一天，龙云特地来拜访梅贻琦，说孩子没有考取联大附中，请求破例录取。梅贻琦留龙云吃饭，并请联大教务长潘光旦作陪。席间，梅贻琦先生请潘光旦派老师晚上辅导龙云的孩子，等明年再考，并且言明老师的家教费得由龙主席支付。对别人坚守规矩，对自己的子侄更不例外。当年，梅贻琦的侄子梅祖武、小女儿梅祖芬都报考过清华大学，因为成绩不合格，一个去了北洋大学北京分部（即后来的北京大学工学院），一个去了燕京大学。梅贻琦做了那么多年的清华大学校长，没有凭个人关系录取过一个“自己人”，他曾嘱咐秘书和有关招生的老师，凡要求破例录取的信件，不必转给他本人，一律按规定办事。
梅贻琦特别廉洁，首先是使用公款非常节省。刘宜庆《绝代风流》一书介绍：抗战之初，梅贻琦刚到昆明，就退掉司机，将个人使用的小汽车拿来公用。他外出有公务，近则步行，远则搭蒋梦麟或别人的车。1941年7月，梅贻琦、郑天挺、罗常培在成都准备转重庆回昆明，梅贻琦联系到了飞机票，此时恰好又有个乘邮政汽车的机会，想到乘邮政汽车可以给公家节约两百多元，梅贻琦毫不犹豫地退掉了飞机票。
梅贻琦非常鄙夷化公为私的行为，宁可委屈自己，也绝不占公家半点便宜。20世纪30年代初，梅贻琦刚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就主动放弃前任校长享受的免交电话费、免费雇佣家庭帮工、免费拉两吨煤等几项“特权”。1939年以后，昆明物价飞涨，师生基本生活极难维持，梅贻琦向国民政府教育部申请了一些补助金，有给老师的，有给学生的。梅贻琦的四个子女都在联大读书，他却不让妻子领取补助金。其实，梅贻琦一家也过得非常清苦，他一个月的工资只能维持一家人半个月的生活，其妻子不得不做些糕点寄卖以补家用。1942年，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费正清来昆明，拜访联大的金岳霖、张奚若、钱端升等人，梅贻琦请其吃饭，本来完全可以用公款报销，他却为费正清举办家宴，一顿饭花了不下1000元，而他当时的月薪不足600元。1962年，梅贻琦在台湾去世，身边的人打开他病中一直携带的一个箱子，里面全是清华基金的数目，一笔一笔，分毫不爽。
现在一些大学校长常常为人诟病，官僚气、势利、以权谋私、浪费、学术腐败都是其显见的病灶，他们与梅贻琦等过去的校长的区别，既体现在学识上，更体现在个人操守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