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6年，德国药物学家路易斯·莱温(1)第一次对仙人掌进行了系统研究，研究著作出版之后，莱温仙人球(2)因他得名，这也是此物首次成为科学研究对象。
然而对于墨西哥和西南美洲的印第安民众而言，在他们的原始宗教中，此物起源极早，使用甚久，仿佛是祖先的旧友。其实，旧友这个词，尚不足以形容它与美洲先民的关系。在较早拜访新大陆的一位西班牙人笔下，曾有这么一句话：“他们吃一种根茎，称之为佩奥特掌，且敬之如神灵。”美洲先民敬此物如神，原因何在？当那些杰出的心理学家如杨施(3)、哈维洛克·艾利斯(4)、威尔·米切尔(5)开始研究麦司卡林——佩奥特掌的活性成分时，一切开始大白于天下。不错，一旦触及到此物偶像崇拜的意义，这些专家难免踌躇不定，不过他们也无不确信，麦司卡林在所有药物中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只要施以合适的剂量，此物能超越其他一切药物，深刻地改变人的意识清醒程度；与此同时，此物还比医师药房中其他类似的药物毒性更小。
莱温仙人球
“艳丽”的佩奥特掌
自从莱温和艾利斯等人开始研究麦司卡林以来，后人也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零星的研究。化学家们不仅提取出了麦司卡林，他们还得到了合成这种植物碱的方法，如此一来，麦司卡林的产量不再取决于沙漠中的仙人掌，毕竟仙人掌的产量很少，且不稳定。而精神病学家们则服用起麦司卡林来，希望由此可以对病人的心理变化有更直接的、更清晰的了解。至于心理学家，很不幸，他们的研究对象实在太少，而且实验环境太过局限，但他们却发现了麦司卡林更加惊人的一些药效，并将之记录在案。神经学家和生理学家则发现，似乎有某种机制，能使此物对人的中枢神经系统起作用。此外，至少有一名职业哲学家视其为一道光，或许可以照亮古代某些未解之谜，比如精神在自然界的地位，大脑与意识的关系。
所有的研究至此便再无进展，直到两三年前(6)，有人发现麦司卡林有一种现象，这一现象或许有极重大的价值。其实，过去数十年来，这一现象就在研究者的眼皮子底下，然而竟无一人观察到它，直到英国一位年轻的精神病学家（他目前在加拿大工作）发现，麦司卡林和肾上腺素在化学成分上极其相似。他被自己的发现震撼了。更进一步的研究显示，麦角酸（从麦角中提取，具有极强的迷幻作用）与上述两种物质更是有结构上的生物—化学关系。接着又发现，肾上腺素红（从肾上腺素分解出的物质）能使人产生许多临床症状，这些症状与从迷醉于麦司卡林的人身上观测到的几乎相同。但是，肾上腺素红或许会自发地在人类体内产生，也就是说，也许我们每个人都能自发地产生微量的、具有化学作用的肾上腺素红，而这一物质能深刻地改变人的意识状态，这一点已广为人知。它对人的意识产生的某些变化，与精神分裂症（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一场灾祸）的一些临床症状相似。如此说来，精神错乱会不会是由于体内化学作用紊乱引起的呢？或者反过来说，人类体内化学作用的紊乱，是否亦源于人类的精神苦闷作用于肾上腺呢？现在就急于下结论，尚显得不够成熟。我们最多只能说，世人已经发现了某个案件，表面上证据已然确凿。与此同时，“猎犬们”（生物化学家、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则嗅到了这条线索，有条不紊地跟踪前进。
麦司卡林的分子结构
至于我，在1953年的春天，因为种种机缘，竟发现自己恰恰站在这条线索的路上。当时，一条“猎犬”正在美国加州忙些事务，虽然学界对麦司卡林的研究已有70年，但这位专家手上掌握的关于此物的心理学资料既稀少又很荒谬，他渴望多获得一些资料。至于身在现场的我，其实也很情愿，甚至很渴望成为一只豚鼠。于是，在一个明亮的早晨，时值五月，我饮下半杯溶解了0.4克麦司卡林的水，坐下来，静待反应的到来。
人类聚居一处，共同行动，互相回应——然而其实我们永远都是孤独一人。受难者们虽然手挽着手登上历史的舞台，但当他们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却总是孤独一人。情侣们拥抱，热烈期望将彼此单独的狂喜融合在一起，超越自我，成为一体——但这也是白费。任何有精神的肉体，注定要独自忍受痛苦、独自畅享欢乐，这是人之本性。除非经过符号化的过程而间接地被他人感知，否则知觉、情感、洞察、幻想，凡此之类，都属私密，不能被传达到外界。他人经验的相关信息，我们可以共享，但他人的经验本身，我们是永远没有办法体会的。小至家庭，大至国家，任何人类组织，无非是一个个岛宇宙(7)的社会。
因为绝大多数岛宇宙都非常相似，所以，人们得以用推理的方式彼此加以认知，产生相互间的同情。如此一来，因为对自己的丧亲之痛或蒙羞受辱之情难以忘怀，我们就能安慰处于类似情境之下的他人，甚至“感同身受”——当然，这种感受永远带有一点点匹克威克式(8)的色彩。然而在某些境况下，不同“宇宙”之间的通信是不完整的，甚至是不存在的。每个心灵自有其地盘。疯狂之人、天赋异禀之辈的地盘，与普通男女的地盘，区别如此之大，使得两者之间只有很少的（或者说完全没有）共同记忆，因此，彼此之间便没有相互理解和同情的基础。词语可以脱口而出，但却无法打动他人，因为符号指涉的事物，原本归属于互相排斥的经验领域。
借鉴别人看我们的角度来审视自己，这是极佳的天赋；借鉴他人审视自身的角度来看他人，也是同样重要的能力。但是，假如他人归属于一个不同的族类，且居住于一个完全异质的宇宙，那该怎么办？举例来说，一个正常人如何能真正感受疯狂的滋味？或者说，如果不是生而为幻想家、灵媒或音乐天才，我们又如何能拜访布莱克、斯威登堡(9)和巴赫栖息其中的世界呢？再说了，一个极度外胚层型体质、大脑紧张的人，是绝不会设身处地为一个极度内胚层型体质、内脏强健的人着想的；或者，除非在某些特别情况下，否则他不可能与中胚层体型、体力旺盛型的人分享情感体验(10)。我猜，对于那些教条的行为学家们来说，此类问题是毫无意义的。但是，一些人无论在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相信，人的内在世界正如外部世界，一样可以被人体验——这是确凿无疑的，对于他们来说，我所提出的问题乃是真正的问题。这类问题因“存在”的困境而更加难解，其中一些完全不能化解，其中一些只能在特殊条件之下才能化解（所用的办法也非所有人都能使用）。如此一来，似乎基本上可以确定，我将永远无法知道成为福斯塔夫爵士(11)或乔·路易斯(12)将是何种感觉。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我似乎总是相信，通过催眠或自我催眠（借助冥想或服用相应的药剂），我可以扭转常规的意识模式，从而有可能于内在世界中知晓那些幻想家、灵媒，甚至神秘主义者们究竟所说所想的是何事。
威廉·布莱克
（William Blake）
伊曼纽·斯威登堡
（Emanuel Swedenborg）
A.E.，即乔治·威廉姆·拉塞尔
（George William Russell）
我曾阅读过他人服用麦司卡林后写下的体验，我早就深信，此药物或许能使我进入布莱克和A.E.(13)所描绘的那种内在世界——哪怕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然而，我的期盼未能实现。原本我指望闭着眼睛躺下之后，就能看见那些多姿多彩的几何体、装饰着丰富宝石的活泼泼的建筑，还能看见可爱到令人难以置信的英雄人物们活跃其中的风景，或看见那些象征主义的诗剧——演员们在终极启示的边缘永恒地战栗。但是很明显，我并未预料到本人精神结构的特质、性情、教育、习惯会对药效产生何种影响。其实，自记事以来，我就一直是个糟糕的想象者。词语——甚至是诗人们意蕴丰富的词语——无法在我意识中唤起画面感。在临睡时分，也不会有睡前幻象来光顾我。当我回顾，记忆呈现出的并非生动的事物的形象。不过，倘若做出努力，我倒是能唤起某种并非那么生动的画面，比如昨天下午发生的事情；或天主圣三桥被毁之前，从朗伽诺屋顶花园望去的模样(14)；或早期的贝斯沃特街 (15)——当时唯一的巴士是绿色的，小而又小，且都是由苍老的马匹牵引，一个小时不过走上三英里半。但是，这些画面很少有实质内容，而且几乎毫无内在生命力，它们之于真实可见的物体，正如荷马史诗中的鬼魂之于血肉之躯面前——生者只能在阴影中拜会亡灵。只有当我精神高涨，我的心理图像才焕发出独立的生命；但与那些幻想能力强大的人相比，我的内在世界看起来一定是单调、局限、无聊到令人觉得怪异。我原本指望这样的内在世界（虽然可怜，但毕竟隶属鄙人）能转变，变成完全不同的样子。
《孩子们在岸上跳舞》
A.E．- Children Dancing on the Strand
然而，在我的内在世界里发生的一切，却绝非是颠覆性的。服用麦司卡林半小时后，我逐渐意识到一束束金色的光在缓慢地舞蹈。过一会儿，那些明亮的能量节点开始膨胀、扩张，显出一块块奢艳的红色表面，震动着、不停变化着，显出种种图案，如有生命一般。当我闭上眼睛，意识中又浮现出某种复杂的灰色结构，其中苍白而带蓝点的球体不断涌现、凝固，然而一旦现形，这些球体便无声地倾斜而上，直至没入视线之外。但我一次都没有看到有人或动物的面孔和躯体，也未见风景、庞大的空间，或神奇扩张、变形的楼群，凡是戏剧和寓言中发生的那一切，丝毫没有出现。麦司卡林容许我进入的世界，并非幻象的世界，这世界就在当下，我睁开眼就能看到它。
巨大的变化其实发生在客观的领域，相对而言，发生在我本人主观世界里的一切，就一点儿都不重要了。
11点钟的时候，我又一次服药。一个半小时后，我醒来，坐在书房里，心无旁骛地看着一支很小的玻璃花瓶。那花瓶中仅仅插了三朵花。其中一朵，是盛开的玫瑰花，浅粉色，每一片花瓣的底部，都点染着一种热烈的、火焰一般的色彩；还有一朵硕大的洋红色与奶油色混合在一处的康乃馨；另外一朵是鸢尾花，已断折的茎秆的底部泛着淡紫色的光，而花，则勇敢地亮出自己纹章一般的花容。偶然地、暂时地，这一小束花打破了传统花道一切的品位与规矩。这束花的色彩虽冲突，然而却显出一片生机盎然，当日在早餐时，我就曾深受打动——但这并非重点。其实，此刻我所见的并非意外打破规矩的花束，而是上帝初创亚当的那个清晨亚当所见的一切：每时每刻，存在皆裸露，奇迹皆涌现。
“还好吗？”有人问。（在做这次实验时，所有的对话都被一台录音机记录，因此我才有可能对当时的对话做清晰的回忆。）
“既非好，也非坏，”我回答，“它只是那个样子。”
Istigkeit(16)，这不正是埃克哈特大师(17)喜欢用的词吗？这就是“本然”呀！柏拉图哲学中亦有“存在”的概念，只是，柏拉图似乎犯了一个巨大的、奇怪的错误，竟将“存在”与变化剥离，并以数学般抽象的“理念”(18)来标志“存在”。可怜的柏拉图啊，他将永不能看见一束花因其内在的光芒而闪亮，并因其被赋予的意义之重负而近乎战栗；他也将永不能感悟到玫瑰、鸢尾花、康乃馨如此强烈地指向的——不多不少——恰恰是其“本然”，那是一段暂时却又永恒的生命，一场永恒的死亡同时却意味着纯粹的永恒；一束花，微末至极，却又独一无二，在其独特的生命中，因为一些难以言喻却不言自明的悖论，它将被等同于万物存在的神圣本源。
埃克哈特·冯·霍海姆
（Eckhart von Hochheim）
我继续凝望那花束，在其生命的荣光中，我似乎发现它在呼吸，但这呼吸既不收敛，亦无间歇，而只是不停地流淌——从一种美丽流向更强烈的美丽，从一种奥义流向更深刻的奥义。我想到了“优雅”“显圣”这样的词，当然，这样的词确实能代表这束花。我的目光经过玫瑰、康乃馨，又从那柔如羽毛、炽如火焰的康乃馨转至鸢尾花——它那光滑的、褶皱的花朵，宛如紫水晶，富有知觉。真福直观(19)、萨特-齐特-阿南达(20)！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不是从字面意义，不是作为初学者受他人的暗示，也不是隔着相当远的距离，而是恰如其分、完全清晰地领悟到这些奇妙的音节指涉的一切。我突然想起曾读过铃木大拙(21)一篇散文中的某个段落，在一座禅宗的修道院里，一位热忱然而困惑的学徒问道：“佛祖之达摩法身为何？”（所谓达摩法身，即是指心、“真如”(22)、“空”、神性。）而大师则以马克斯兄弟(23)般插科打诨的技巧，敏捷地回答说：“花园最下的篱笆。”学徒再次疑惑地问道：“请问，知晓这真理者，究竟是何等人？”格劳乔给这学徒肩膀上来了一拐杖，然后回答说：“金毛狮王。”
1934年，铃木大拙（右）与胡适在华合影
当时我读到此段，认为似乎有意义，但又含糊不清，等于废话；然而现在，这段话的意义却湛若白日，像欧几里得的几何一样明白晓畅。毫无疑问，“达摩法身，即是花园最下的篱笆。”与此同时，同样显明的是，达摩法身，亦即是我所见的花束，或我（更准确地说，应该是那瞬间挣脱令人窒息的缠绕时的“非我”）倾心所见的任何事物。比如，那些贴着我书房墙壁而立的书籍，它们也像花朵一样，当我凝望它们时，它们因其更加明亮的色彩、更加高深的意义而变得光彩夺目。红色的书籍，譬如红宝石；绿色的书籍，好比绿宝石；有些书籍被白玉所环抱；有些书籍变成玛瑙、海蓝宝石、黄玉；还有那些天青石一般的书籍，其色彩如此深邃，内含意义如此广阔，以至于书籍本身似乎将要飞离书架，更紧密地吸引我的注意力。
“你觉得空间关系有无变化？”见我盯着图书看，实验者问道。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不错，我的视角看起来相当怪异，房间墙壁的角度似乎也不正。然而，这些现象并非真的重要。真正重要的是，空间关系已然不再有多大的影响力，我的心智在感知世界时，已超越空间关系的维度。若在日常生活中，视力所及，会使人聚焦于如下的问题，比如：哪里？多远？彼此位置如何？而置身于麦司卡林的经验之下，视力所见，因而使人念及的问题，则在另一种维度：位置、距离不再使人感兴趣，心智从存在的强度、意义的深度（这是一种新模式之下万物的联系）来关照此世界。我是看着那些书籍，但并不关心它们在空间中的位置。我所关注的，且给予我的心智强烈印象的，乃是它们因生命之光闪耀而光彩夺目，而其中一些图书的荣光更要胜过其他一些图书。在此情境，三维观就无意义了。当然，这并非是要取消空间的范畴，毕竟，当我起身、踱步，我的动作是正常的，并未对物体的位置产生误判——空间仍然存在。只不过，在新的情境下，空间失去了它曾有的绝对优势，从此，心智主要考虑的不再是尺度、位置，而是存在、意义。
我既然不在意空间，随之便更加彻底地忽略掉了时间。
当实验者询问我对时间的感受时，我唯一能回答的只是：“时间似乎很充沛。”
时间确实充沛，然而要给它一个精确的度量，却完全无关紧要了。自然，我可以望着我的手表，但我清楚，手表其实运行在另一个宇宙。我的真实体验从刚才到现在，仍处于无限绵延之中，或者说处于一种永恒当下之中——这永恒的现在是一种绵延不断、变化不停的天启般的世界。
实验者引导我的目光从书籍转移到家具上。屋子正中央，有一台小型的打字桌，从我的角度看上去，在这桌子前边有一把藤椅，而在藤椅前面，还有一台办公桌。这三件家具构建了一种复杂的图形：横轴、纵轴、对角线皆具备，然而更有意思的是，我不再用空间关系来解释这个图形。小桌子、椅子、办公桌统合在一处，就像某件巴洛克艺术品或胡安·格里斯(24)的作品，它是一件静物，它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可以辨认，但却不呈现任何深度，用照相写实主义的手段无法尝试呈现它的存在。不错，我是在看着家具，但却不是作为一个坐在椅子上或在桌子上写字、打字的实用主义者，也并非作为一个拍照者或科学研究记录员，而是作为一个纯粹的唯美主义者，这个唯美主义者唯一关心的只是形式本身，或视觉领域中不同形式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图像空间。但是当我看得更投入，这种纯粹的唯美主义者、立体主义派的视角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视角，我只能形容为圣礼般的现实观。我重又回到方才凝望花束时的状态，回到那个一切事物皆因其内在的光芒而闪耀，且含有无限之意义的世界。举个例子，那把椅子的腿，其管状结构何其神妙，其锃亮与光滑又何等神奇！我花了好几分钟（也许是花费了几个世纪的时间？），不仅是在凝望那些竹子做成的椅子腿，其实我已然成为了它们——更精确地说，我是融入了它们的生命之中；或者再精确一些（因为“我”并未置身此情境中，在某种意义上，它们亦不在此情境中），是我的“非我”进入了椅子的“非我”之中。
胡安·格里斯（Juan Gris）的肖像画，1915
反思自身经历，我发现自己认同剑桥杰出的哲学家C.D.布罗德博士(25)的话：“我们本应更好地、更严肃地对待柏格森(26)有关记忆和感觉的理论。他提出，大脑、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的基本功能是删除信息，而非生产信息。任何一个人在任一时刻都能记住所有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事，且能感知到宇宙中所有地方发生的一切，而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功能就在于，保护人类免于被海量的、绝大多数是毫无意义的知识所冲击而陷入困惑，于是，它们将人类在任一时刻绝大部分本来可以感知的信息拒之门外，而只留下那些极少的、因为可能有实际的用途而精挑细选的信息。”照这一理论，人类个体都是潜在的“心智自由”(27)者。可惜人类既为动物，其使命便是不惜任何代价求得生命延续，为了使生物意义上的生命延续成为可能，“自由心智”不得不经过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减压阀节流，如经漏斗，最终从另一端出来的，只是可怜的涓滴般的知觉——仅供帮助人类于这个特定的星球上苟延生命。面对这些狭隘的知识，人类为了规范和表达的需要，还发明了一套符号系统和意义哲学，将其命名为语言，并不断地对语言进行阐释。任何人，在其出生的语言传统中，都会同时成为这传统的受益者和受害者。称其为语言传统的受益者，是因为语言给了他汲取其他人经验的途径；称其为语言传统的受害者，是因为语言迫使他确信，这狭隘的知识是唯一的知识，然而它却折磨着他的现实感，于是，他太过于天然地将概念等同于实际“数据”(28)，将符号化的词语等同于真实的事物。如果借用宗教语言，则这狭隘的知识所构筑的宇宙，便是所谓的“此世”。“此世”由语言予以表达，也可以说，“此世”因语言而陷入沉默与僵化。至于那丰富多彩的“他世界”（人类不定期地与之接触），其实是源自总体知识的众多分支，它们隶属于“心智自由”的世界。绝大部分人，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只知道经过那减压阀之后流出的涓滴知识，再经过语言的渲染，这狭隘的知识竟被当作真实神圣之物给供奉起来了。然而，总有某些人，似乎与生俱来就有一种绕过这减压阀的本事；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也能暂时性地绕过这减压阀，或者是偶然性的，或者是经过了认真的“精神修炼”，或者是依靠催眠或服用药物。并不是说这些恒久的或临时性的绕行者心中流淌的便是对“宇宙中所有地方发生的一切”的感知，因为绕行并没有取消减压阀——它仍然排斥着“心智自由”那完整的世界，而是说这些绕行者感知到了某些事物，它们高于——当然，首先是区别于——那些因有实际的用途而被精挑细选出来的事物，而后者正是被人类那狭隘的、个体化的心智视为完整的、或至少是充分的现实图景。
胡安·格里斯《瓶子和果盘》
Juan Gris - Flasche und Obstschale
亨利·柏格森
（Henri Bergson）
大脑中有许多的酶系统，用于协调大脑内部的运转。其中一些酶用于调节输入脑细胞的葡萄糖含量，麦司卡林的作用是抑制这些酶的产生，因此降低了大脑这一对糖分有稳定需求的器官所能获取的葡萄糖含量。当麦司卡林降低了大脑内正常的糖含量，将会发生什么？人们只观察到过极少数的相关案例，因此对此问题尚无透彻的答案。但是，少数在监控下服用麦司卡林的案例中，绝大多数人身心上的变化可以做如下概括：
其一，回忆和“清晰思考”的能力如果说有所降低的话，也只是非常微小。（当我回过头来听自己在药效作用期间的谈话录音时，我并未发现自己比平时更笨拙。）
其二，视觉印象极大增强，眼睛部分恢复到童年那永恒单纯的状态：此时感官材料并非直接地、自动地受制于概念。
其三，对空间的兴趣减退，对时间的兴趣几乎归零。虽然智力并未受损，而且感知力得到巨大的提升，但服药者的意志力却发生了深刻的改变，而且是每况愈下。服药者没有动力做任何事，对于那些通常情况下他可能因之要采取行动或准备承受的事情，此时却发现对其中绝大多数都毫无兴趣，甚至无法忍受。服药者给出的理由倒是很棒，说如今他要思考更美好的事物。
其四，这些更美好的事物，体验者（我也是其中一员）会指出“在那里”或“在这里”，也可能是同时或连续地存在于内在世界和外部世界。所有麦司卡林的服药者，只要他们当时肝脏健全、心智正常，那么他们似乎自然而然会感知到那些更美好的事物。
上述这些药效都在人的意料之中，因为服用任何一种可以削弱大脑减压阀功能的药物，都有此种结果。当大脑缺少糖分，营养不足的“自我”(29)变得虚弱，不再能应付必须面对的琐事，对时空关系亦失去所有兴趣，而时空关系对醉心于在世界上追求发展的人类来说是意义重大的。当“自由心智”开始渗透，越过先前那无懈可击的减压阀，则所有生物学意义上的无用的现象便开始显现。在某些案例中，人会出现超感官知觉；还有人会发现在视觉上美到无与伦比的世界；对另外一些人，裸露的存在和非概念化的既定之物的荣光、无穷的价值与意义，亦向其敞露。“自我”终至泯灭，最后出现一种“混沌知识”：万物相容、万有即一。我认为，这是一种有限的心智，是最接近于“感知宇宙中所有地方发生的一切”的状态。
由此而论，身处麦司卡林的药效之中，人对色彩的感知会提升，这对科学研究有意义。针对某些动物，从生物学的角度上讲，它们能辨别特定的色调，这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剔除掉这些实用主义的光谱，绝大部分生物则完全是色盲。以蜜蜂为例，它们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采撷春之处女的贞操”，然而根据冯·弗里希(30)的研究，蜜蜂仅能辨识有限的几种色彩。至于人类的色彩感知能力，则是高度发达的，作为一个智慧体和灵智物，这能力虽具有难以估量的珍贵价值，但从生物学的角度言，其实都是浪费，因为它对人类作为动物的生存来说是多余的。想想看，荷马在他的史诗中，通过那些特洛伊英雄人物之口，只吐出了有限的色彩形容词，英雄们辨别色彩的能力几乎并不比蜜蜂高明到哪里去。如果从这个角度而言，那么人类的进步实在是惊人。
麦司卡林使人对所有色彩的辨别度达到了更高的级别，使鉴赏者能够清晰区别出无数种色差，若在平日，对这些色差，他完全是眼盲的。对“心智自由”者而言，这时似乎所谓的次要事物转而成为了主要事物。这与洛克(31)是不一样的，“心智自由”者认为色彩要比群众、位置、纬度重要得多，更值得人类关注。与麦司卡林服食者一样，许多神秘主义者亦曾窥见过超自然的明亮色彩，他们不仅是以心眼见识，而且甚至可以在身边的客观世界中直接看见。这在巫师和超级敏感的人中也有相似的报告。还有一些灵媒，他们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每天、每小时都能感知那些麦司卡林服食者短暂的、神秘的经验。
约翰·洛克
（John Locke）
对理论的探讨已经说了很多——虽然这是必不可少的，现在我们可以回头来再讨论一些神奇的现象：就是房间中央那四条竹制的椅子腿。如华兹华斯笔下的水仙花一般(32)，它们提供了种种财富：使人获得直接洞见万物本质的无价天赋，同时使人对各领域尤其是艺术有相当的领悟力（虽然这是一种低调得多的财富）。
玫瑰是玫瑰，确乎是玫瑰，而并非其他。然而这几条椅子腿，既是椅子腿，亦是圣米迦勒(33)，亦是所有的天使。
威廉·华兹华斯
（William Wordsworth）
凡·高（Vincent van Gogh）的自画像
服药四五个小时之后，当大脑中的糖分短缺造成的诸种影响逐渐衰退，有人带我去逛了逛这座城市，包括沿着落日的方向走进了一家药房，该药房谦逊地自称为全世界最大。在药房后面，摆放着许多玩具、贺卡和连环画，令人惊叹的是，在这些东西中间立着一排艺术类图书。我随手拿起靠近手边的一本，是研究凡·高的，打开第一页，是一幅名为“椅子”的画，那是对自在之物的惊人描绘，而这位疯狂的画家，心中交织着崇拜和恐惧，竭尽全力想把自己所见的一切腾挪到画布之上。然而，这一任务太过艰巨，甚至被誉为天才的人，其能力亦完全不够。很明显，凡·高所见的椅子，本质上就是我曾见到的那把椅子。但是，虽然凡·高画中的椅子比人们日常所见的普通椅子要真实得多，然而，它仍然不过是对“真如”之物的符号性表达，虽然具有无与伦比的表现力，但终究不过是符号。人类对事物本质的真实认知，就来源于此类符号；而真实的认知或许能帮助心智直接洞见事物本质——如其本来所是。但也只是如此罢了，因为不论如何富有表现力，符号永远不能等同于那被描绘之物。
凡·高《文森特的椅子》
Vincent van Gogh - Vincent's Chair
圣十字约翰
（St．John of the Cross）
就此而言，探讨一下“真如”的伟大悟道者们对什么样的艺术品有何等态度，或许会很有趣。埃克哈特欣赏什么样的画作？在圣十字约翰(34)、白隐慧鹤(35)、六祖慧能、威廉·劳(36)的宗教经历中，雕塑、绘画起到过什么作用吗？这些问题我没有能力回答，但我非常怀疑，“真如”的绝大多数伟大悟道者们对艺术甚少关心，其中一些根本就不与艺术发生联系，其他一些也不过以挑剔的眼光视艺术为次等，甚或是末流的玩意儿。（对于心智自由者或正在参悟此道的人来说，他们既然视万有为一，那么第一等高明的或第十等低劣的宗教画像，在他们那里都将是最微不足道的事物。）我猜，艺术只适用于初学者，或者那些顽固的死硬派，这些人打定主意只满足于“真如”的仿制品，他们更在乎符号而非被描绘之物，更欣赏精美印制的菜谱而抛弃真实的佳肴。
我把讨论凡·高的这本书放回书架，又抽出旁边的一本，这本是关于波提切利(37)的。我翻开看着。翻到《维纳斯的诞生》，啊，这幅画从来不是我的最爱。《维纳斯与战神》倒是不乏魅力，然而可怜的罗斯金(38)在其漫长的情爱悲剧最痛苦的阶段，对此画进行了强烈的谴责。还有那细节丰富、复杂到令人称叹的《阿佩莱斯的诽谤》(39)，以及不那么有名，也不太出色的画作《朱迪思》(40)。但我却被后者迷住了，我并不是瞩目于那苍白的、神经质的女主人公或其侍从，也并非关注死者那毛发丰盛的头颅或远处的春景，而是着迷于朱迪思打褶的紧身胸衣、她那摇曳到地被风鼓起的裙子紫色绸缎的质地。
桑德罗·波提切利《维纳斯的诞生》
Sandro Botticeli - La nascita di Venere
桑德罗·波提切利《维纳斯与战神》
Sandro Botticelli - Venere e Marte
桑德罗·波提切利《阿佩莱斯的诽谤》
Sandro Botticelli - Calumny of Apelles
桑德罗·波提切利《朱迪思返回伯图里亚》
Sandro Botticeli - Le Retour de Judith a Bethulie
这是我曾经见过的，甚至就是在当天早晨，在花束与家具之间，当我目光偶然下垂，随后激动地凝视我那交叉的双腿上那裤子的皱褶，那是何等样的一个迷宫啊，充满着无穷无尽的、内蕴丰富的复杂性！而那灰色的法兰绒质地，又何其丰润，且具有何等深刻、奇妙的奢侈性啊！而就在此地，它们又一次出现在波提切利的画作中。
文明人要穿衣，因此，倘若没有皱褶的织品出现，那么人类将不再有肖像画，神话的、历史的故事也将无法讲述。虽然这可以用来解释画像和故事何以诞生，然而仅仅靠缝纫是永远无法解释褶子布料何以有如此奢华的发展，也无法解释褶子布料何以成为所有造型艺术的主题。很明显，艺术家爱描绘褶子布料，是因为褶子布料本身，或者说是因为艺术家本身。当你画褶子布料或雕刻它时，你其实是在绘画或雕刻种种形式，这些形式其实是非具象的、绝对的，即使那些严格遵循了自然主义传统的艺术家，也会任由这些形式自如地发展。一般而论，圣母马利亚或使徒的画像和雕塑，百分之十的部分乃是严格的人体表现，这部分是完全具象的；而所有剩余部分，皆是对那皱褶的羊毛或亚麻织品这一不竭主题的多姿多彩的变调罢了。百分之九十的非具象风格的部分，也许在质上或量上对圣母马利亚或使徒是否塑造成功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它们奠定了整部艺术品的风格，同时奠定了基调，主题随之展开，它们传达了艺术家的情绪、气质和人生态度。
皮耶罗·德拉·弗郎西斯卡
（Piero della Francesca）
济安·洛伦索·贝尼尼（Gian Lorenzo Bernini）的自画像
皮耶罗(41)光滑无曲折的表面、褒衣博带的风格，显示出作者信奉斯多葛派(42)的严肃哲学；而到了贝尼尼(43)，则陷于现象与愿景之间，纠缠于犬儒主义(44)和理想主义，他努力平衡这些冲突，最终却只是以一种裁缝般巨大的抽象风格来描绘他的主人公，以致他们的面庞显出一种滑稽的逼真，在石头和青铜之上，这种风格是那永恒夸饰的陈词滥调（诸如英雄、圣洁、人类永恒渴求的庄严）的象征——虽然这些陈词滥调的绝大多数都徒然成空。还有埃尔·格列柯(45)，他画中有令人烦躁的、粗俗的裙子和斗篷；至于科西莫·图拉(46)，他为自己的主人公披上的衣服，则是锐利的、缠结的、火焰般的皱褶。在前者，传统的精神生活瓦解，化为不可名状的生理渴求；在后者，画面中缠绕着一种对世界本质上的疏离和敌意的痛苦之情。或者再来看看华托(47)，他笔下的男男女女弹着琉特琴，已经为舞会和滑稽表演做好了准备，在天鹅绒一般的草坪上和贵族气的树木下，他们着手前往每一个恋人梦中的塞西拉岛(48)；然而，这些画中人物，他们那巨大的忧伤，以及画家本人那饱受批评的、极度痛苦的敏感性，却并未在描绘的场景、姿态、面庞上得到宣泄，相反，是借了画中人物的塔夫绸裙子、绸缎披风和紧身上衣的纹理才得到缓解；此处不见一寸光滑的表面，未见一刻平静与信心，所余的，不过是无穷的小小活褶，和皱纹组成的如丝般的荒凉——这是经大师完美的自信之手梳理过的内在的不自信，它们不断调整，从一个色调转到另一个色调，从一种含糊不清的颜色转到另一种颜色。
皮耶罗·德拉·弗郎西斯卡《耶稣受洗》
Piero della Francesca - The Baptism of Christ
济安·洛伦索·贝尼尼《圣特雷萨的沉迷》
Gian Lorenzo Bernini - Ecstasy of Saint Teresa
埃尔·格列柯（El Greco）的自画像
让-安东尼·华托
（Jean-Antoine Watteau）
埃尔·格列柯《三博士来拜》
El Greco - Adoración de los Reyes Magos
科西莫·图拉《卡利俄佩女神的寓言》
Cosimo Tura - An Allegorical Fiture of Calliope
让-安东尼·华托《高兴的丑角》
Jean-Antoine Watteau - Pierrot Content
让-安东尼·华托《驶向赛西拉岛》
Jean-Antoine Watteau - L'Embarquement pour Cythère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在造型艺术中，主题起到相当大的作用，最终做决定的却是艺术家的脾性，或者说（至少在肖像画、历史画和风俗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雕刻和描画出来的带褶子的布料。在主题与艺术家的脾性之间，两者可能达成一致意见：盛大游园会(49)要令人动容落泪；被钉上十字架的场景要表现出平静乃至愉悦；一场侮辱的场景要表现为近乎令人难以忍受的性感，又或者近似女性“无脑”的故事场景（在此，我想起了安格尔(50)盖世无双的《摩特歇太太》）要表达出最严肃的、最不可妥协的智慧性。
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
（Jean-Auguste-Dominique Ingres）
但这还不是全部。现在我又发现，褶子布料并不仅仅是将非具象的形式引入自然主义绘画和雕塑的工具。这些我们只能在麦司卡林影响之下能看到的东西，艺术家们却先天就可以看到，而且可以持续看到。艺术家的感知不受生理或社会功利主义的束缚。原属“自由心智”的一小部分的知识，越过大脑的减压阀和“自我”，渗入到艺术家的意识中，这是有关万物之存在的本质意义的知识。无论是对于艺术家，还是对于麦司卡林的服食者，褶子布料都是生动的象形文字，以某种怪异的表达途经，替代了“纯粹之存在”那深不可测的神秘之身。我那灰色的法兰绒长裤充满了“本然”，在量上也许比不上那些完全超自然的花朵，但却超越了那把椅子。我说不清楚，这些东西何以能得到如此恩典的地位。或者，是否因为褶子布料的形式是如此怪异、戏剧性、引人注目，因此将“纯粹之存在”的奇迹传达给了注目之人？谁说得清呢？毕竟，更重要的是体验本身，而非原因。
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摩特歇太太》
Jean-Auguste-Dominique Ingres - Mme．Moitessier
在世界上最大的“药房”里，我仔细观察着朱迪思的裙子。我明白了，当波提切利（其实不止波提切利，还包括其他许多人）凝望褶子布料时，其目光已经受到点化，同时这目光还能点化万物，而我在当天早晨，也正带着这样的目光观察着椅子和裤子。艺术家们凝望着的，乃是褶子布料的“本然”、“全体”以及“无限”，他们竭尽全力要将之表现在绘画或雕塑中。当然，他们并未成功，因为“纯粹之存在”的荣光和神奇属于另一个维度，甚至最高明的艺术家也无法表达。但是，在朱迪思的裙子上，我却能清楚地明白，倘若我有绘画天赋，或许我能够表现我那灰色的旧法兰绒裤子。天知道，我的表达远不能与本体相比，但却足以愉悦一代又一代的欣赏者，足以令他们至少理解一点点“纯然之物”的真实意义——因为我们那可怜的愚蠢，我们虽称呼其为“纯然之物”，却对之莫不关注，相反对电视倒是情有独钟。
当我看着我的裤子，看着书架上宝石般的书籍，看着我那远胜过凡·高画作的那把椅子腿，我不停地自言自语：“人们就应该这样看待万物。”“人们就应该这样看待万物，因为万物本来就是如此。”但是我不得不有所保留。因为，假如一个人常常是用这样的方式看待世界，他就将永远不想再做其他任何事了，他将只是凝望，直至成为花朵、书籍、椅子、法兰绒的神圣的“非我”，人生夫复何求？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其他人类怎么办？人类之间又该如何相处？在当天早晨我的谈话录音中，我发现我一直重复着一个问题：“如何处理人际关系？”一方面是以应有的方式看待万物，能得到永恒绵延的幸福；另一方面却是要因为暂时的责任而去做该做之事，体验该体验的感情，但这两方面该如何调和？我当时说：“一个人理应视一条裤子为无限重要之物，同时视人类为更无限重要之物。”“理应”？实际上，这却似乎是绝不可能的。打个比方，人只要看到了万物那非凡的荣耀之光，就不会再关心人生中那些日常的、必要的琐碎事务了（尤其是与人际相关的事务）。别人不过是许多的个体，而我至少在某方面成为了“非我”，同时也就能感知并成为身边事物的“非我”。面对这焕然新生的“非我”，暂时成为过去的旧我或他人（旧我的老朋友）的行为、外形、思想，似乎并不令人厌恶，而是毫不在乎。
实验者要求我分析、汇报自己的行为，但我却何其渴望与花朵、椅子腿、法兰绒裤子的皱褶那永恒、无限和绝对性独处啊！我发现，我刻意回避那些与我同处一屋之人的目光，刻意抑制自己不要太过关注他们。其中一人是我的夫人，另一人我很尊重也非常喜爱，但他们却都属于麦司卡林暂时将我拯救出的世界，那个世界里满是自我、时间、道德判断、锱铢必较，尤其充满（以下所列是我最希望清扫干净的）自作主张、骄横自负、夸大其词和偶像崇拜。
实验进行到这里时，有人给我一张很大的彩色复制画，就是塞尚那幅著名的自画像：一个男人戴着一顶巨大的草帽，露出头部和肩膀，脸颊红红的，嘴唇红红的，丰盛的络腮胡是黑色的，还有一双并不和善的乌黑的眼睛。这幅画非常杰出，但是我现在看它，却并不将它看作画。塞尚的头迅速显出第三个维度，活生生地化作一个小妖精般的人物，透过画纸所开的那扇窗户，探出头来，就在我面前。我大笑起来。当他们问我为何而笑时，我这么回答：“何等的自负啊！”我不停地重复着。“他到底以为自己是谁？”这个问题不是专门指责塞尚的，而是针对全人类。他们究竟以为自己是谁？
保罗·塞尚《自画像》
Paul Cezanne - Self-portrait of Cézanne
“就像当时身在多洛米蒂山脉(51)的阿诺德·本涅特(52)一样。”我说，突然回忆起一个场景，当时阿诺德·本涅特拍了快照，永久保留了当时的快乐。那大概是在本涅特去世前的四五年，他沿着科尔蒂纳·丹佩佐(53)一条寒冷的小路行走，身旁是一片初雪，远处是一面哥特风格的红色峭壁——其实比哥特风格还要恐怖许多。而本涅特呢，他温柔、宽容，却不开心，他那时自觉地、过火地表演着自己小说中最喜欢的那个人物——卡德。当时，他就那样走着，缓慢而蹒跚，沐浴着阿尔卑斯山灿烂的阳光，两手的大拇指插在一件鼓鼓囊囊的黄色马甲的袖口里，马甲下面，他那罗汉肚呈现出布莱顿城(54)摄政王时期某扇弓形窗的优美曲线，他的头后仰，似乎瞄准着蔚蓝的天穹，结结巴巴地说出了炮弹似的话语，到底说了些什么，我已经忘记了，但是他当时的姿态、气质、造型等于在呼喊：“我就像那些该死的群山一样棒！”当然，就某些方面而言，他必定要比大山好太多；但是正如他本人所知，他最喜欢的小说人物可不会以这种方式来想象自身。
无论成功与否（先不管成功是什么意思），我们所有人都在过火地表演着我们最喜爱的小说人物。“实际上身为塞尚”是完全不可能的，但这无关紧要。对于塞尚这位完美的画家来说，他有一个小小的管道通达“自由心智”，绕开大脑的减压阀和“自我”的过滤器，从而使自己真正成为那个满脸络腮胡、眼睛不和善的小妖精。
稍稍轻松一下，且让我再次回到我那裤子的皱褶上面来。“人们就应该这样看待万物。”我又一次重复着。也许我还会加上一句话：“这些东面乃是人们应该去看的。”什么样的东西？是那些毫无做作之物，它们满足于单纯的自我，有着充沛的本然性，从不装腔作势，它们也从不疯狂地试图远离达摩法身独自远行——像当年的路西法公然抗拒上帝的荣光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