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人性的高尚与卑鄙
当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逐渐下沉，最后从中间断裂开来，像两座巨大的丰碑直插海底，整个过程，前前后后不过100分钟。就在这短暂的100分钟里，人格的高贵与卑贱毫发毕现，人性的高尚与卑鄙一览无余……
一、古根海姆：即使死，也要像个绅士
古根海姆家族是德裔犹太人，后来移居美国。在20世纪初期，古根海姆家族处于顶峰时代，他们经营的采矿业使他们成为美国最富有的家族之一，也是仅次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世界上最富有的犹太家族。
1912年，本杰明·古根海姆住在欧洲，为了回美国为心爱的小女儿过生日，他搭乘了泰坦尼克号。
海难发生后，人们坚持让他穿上救生衣。一开始，古根海姆抱怨说救生衣划得他脖子疼，稍作调整，他还是穿上了；很快他觉得冷，就在外面套了一件厚毛衣，然后上了甲板。
为纪念泰坦尼克号之殇100周年，英国作家斯蒂芬妮·巴尔切夫斯基出版了《泰坦尼克》一书，他写道：
轮船沉没之后，生还者斯特沃德·亨利·艾彻斯在瑞吉酒店找到古根海姆夫人，告诉她在最后的时刻她的丈夫是怎样应对的。
……到了甲板上之后，他们首先陪同巴特夫人和艾玛·萨罗希登上了救生艇，接着尽他们最大的可能帮助别人。艾彻斯说，看到他们“往返于救生艇之间，帮助妇女和儿童。古根海姆先生还在大喊，‘女士优先！’他可是帮了船员们大忙了”。
艾彻斯下一次遇到古根海姆和吉格里奥是在大约45分钟之后，大约是在凌晨1点30分。看到他们没有穿救生衣而是身着正式的晚礼服，他非常吃惊。艾彻斯问古根海姆他们这是在干什么。“我们穿上了我们最好的衣服，”古根海姆回答说，“做好准备像绅士一样沉入海中。”
他还接着说：“我想男士们肯定十分怀疑自己是不是愿意就这么沉入海中。如果说没有足够的船只给妇女孩子的话，我很愿意玩这场作为男人的游戏。我不会在死亡面前当一个懦夫。告诉我的妻子……我会遵守男人的法则一直到死。女士们不能因为本·古根海姆的懦弱而不能上救生艇。”
那是艾彻斯最后一次看到他；而其他幸存者说船下沉的时候，古根海姆和吉格里奥在甲板上坐着小口喝着白兰地、抽着雪茄。古根海姆的尸体一直没有找到。
二、哈利·魏登纳：为了一本《培根散文集》
哈利·魏登纳，27岁，典型的“富二代”，但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富二代”。
1907年，他毕业于哈佛大学。大学期间，他嗜书如命，闲时别无他求，只爱好收购古旧书籍。1912年初，他陪同父母远渡赴欧洲。父母此行，是为了给他们在费城新开张的酒店找一名法国大厨，而他的目的却是专门到英伦三岛收购古书，经过一番收罗，斩获颇丰，其中包括一本1598年再版的《培根散文集》，堪称稀有善本。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散文作家、哲学家。1597年，他的《培根散文集》在英国首版，一时间洛阳纸贵。因为他将人生遇到的各个课题，一一加以剖析，结构严谨，议论从容，语言典雅，比喻生动，充满哲理，受到读者的喜爱。直到现在，以《培根散文集》、《培根论人生》等作为书名的各种图书，依然常印常销。
14日晚上，魏登纳一家专门为史密斯船长举办了一场晚宴，哈利·魏登纳十分尽兴，喝了不少威士忌。夜里11点40分左右，泰坦尼克撞上了冰山。身为船东和好友，魏登纳父子自觉地执行史密斯船长下达的让妇女和儿童先登救生艇的命令。在父子俩的帮助下，哈利母亲及其同行的女仆艾莫莉小姐上了四号救生艇。
到了后来，救生艇越来越少，哈利的朋友卡特竭力劝他赶紧登上一艘救生艇，不然就没有机会了。哈利没有答应，他表示：“我会待在船上的，试试运气吧。”
据生还者回忆，在众人的规劝下，哈利曾经登上了一条救生艇，但他突然想到，那本珍贵的《培根散文集》还放在头等舱里。于是，他不顾一切跳上甲板，回到即将沉没的泰坦尼克号，去寻找那本书……
卡特后来获救了，而哈利和他的父亲一同罹难。
不久，为了悼念罹难的儿子和丈夫，艾丽诺·魏登纳太太以哈利名义捐赠200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1400万美元)，在哈佛大学兴建了一座现代化的图书馆，并要求所有使用过魏登纳图书馆的学生，在毕业时必须通过学校的游泳考试。目前，哈佛大学图书馆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学图书馆，藏书多达1500万卷。
三、阿斯特：点着了一根雪茄，目送妻子远去
约翰·雅各布·阿斯德是泰坦尼克号上最富有的人，拥有亿万家产，据说，足可以购买11艘泰坦尼克号。
泰坦尼克号将要沉没之际，阿斯德搀扶着18岁的娇妻马德琳，走到了四号救生艇旁边。他用商量的口气对船员解释说：“我的妻子怀有5个月的身孕，身体很虚弱，可不可以让我陪她一起上艇，以便照顾。”
船员照章办事，回答说：“不行，先生，除非所有女士都先上了艇，否则不许男子上。”
阿斯德没有再多说一句话，脱下手套给妻子戴上，然后与妻子道别。当小艇划走时，阿斯德点燃了一支雪茄，微笑着目送娇妻远去。
作为幸存者，船上理发师奥古斯特·韦科曼回忆说，当时他曾和阿斯德一起在甲板上待了一会儿，他们聊的都是只有在理发椅上才谈的小事情。临别时，韦科曼问阿斯德：“你是不是介意我和你握个手？”阿斯德说：“我很高兴。”这也许是他留给人间的最后一句话。
几天之后，在泰坦尼克号海域，人们发现了阿斯德的尸体：浑身都是煤烟，脑袋已被砸扁。人们猜测，可能他是被船上倒下的大烟囱砸到了。在他的上衣兜里，还揣着2500美元现金兑现支票。这2500美元，对于船员来说，可是天文数字，因为那个时代，一个水手的月薪还不到20美元。
当时，阿斯德拥有8700万美元的资产，加上他的那些发明专利，身价达1亿美元以上，是泰坦尼克号的大客户，也是“世界级”的大富豪。以他的实力、威望和特殊情况(妻子怀孕5个月急需丈夫照料)，本可以去找好朋友史密斯船长“通融一下”，也可以用金钱贿赂船员以求逃生，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
不仅如此，因为阿斯德的存在与否，会直接影响到纽约的债券市场，后来，大副默多克曾以军人的方式命令他上救生艇，阿斯德非但不感激，反而断然拒绝：“我喜欢最初的说法(史密斯船长的命令：妇女儿童优先)。”并将那个位置让给了一个三等舱的爱尔兰妇女……
在被我们视为金钱至上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这样的绅士，真让我们深为感动。
四、船员：把生的机会让给他人
海难发生后，最有机会逃生的，应该是船上的员工，然而，这些员工就像战士那样，一直战斗在自己的岗位上，一直战斗到泰坦尼克号沉没……
白星公司的9名“劳模”，全部遇难。身为总设计师安德鲁斯的助手，罗德里克·吉斯霍姆负责设计救生艇，但却没能在危难关头，近水楼台先得月，使用自己设计的救生艇。负责监督机器安装的安东尼·佛罗斯特与电路设计工程师威廉·帕尔并肩作战，面对不停下沉的泰坦尼克，他们毫不畏惧，坚守岗位，保持船上的电力供应，为旅客们登上救生艇提供电灯照明。
在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时，瞭望员、二副莱托勒走下瞭望哨，无事可做，本可以登艇逃生，但他却主动地帮助妇女、儿童登艇。当最后一艘救生艇下降时，大副默多克突然发现这艘救生艇上没有人会驾驶，就命令莱托勒下去，莱托勒断然拒绝了默多克的命令，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说：“我坚持留在甲板上，与剩余的人待在一起。”甲板已经上了海水，一个大浪打来，将莱托勒卷走；冰海中，求生的本能驱使他抓住了一艘倾覆的救生艇，最后，被最先赶到的救援船卡佩西亚号救起。莱托勒因而成为泰坦尼克号幸存者中级别最高的船员。
据后来的调查，当时只有六号和二号救生艇有船员跳了进去，但马上被那里负责的官员发现，叫他们出来，他们没说什么，便服从命令回到甲板上。
泰坦尼克号上，有908名船员、服务员、烧火员以及厨师，有696人(占76.6％)与泰坦尼克一起沉没，在所有罹难群体中，比例是最高的。
在《永不沉没》一书中，丹尼·阿兰巴特勒感叹道：“这是因为他们生下来就被教育这样的理想：责任比其他的考虑更重要，责任和纪律性是同义词，在泰坦尼克号沉没前的几小时中，这种责任和纪律的理想，被证明是难以被侵蚀的最有力量的气质。”
正是这种责任的意识，使消防员法尔曼·卡维尔在泰坦尼克下沉前夕，又回到四号锅炉室，再次检查还有没有其他的锅炉工困在那里；
正是这种责任的意识，使信号员罗恩一直在甲板上发射信号弹，摇动摩斯信号灯，不管它看起来多么地毫无指望；
正是这种责任的意识，使被分配到救生艇做划桨员的锅炉工亨明，把自己的座位主动地让给了别人，自己留在甲板上，直到最后关头还在帮助放卸帆布救生艇；
正是这种责任的意识，使报务员菲利普斯和布赖德在报务室坚守到最后一分钟，船长史密斯告诉他们可以弃船了，他们仍然不走，继续敲击键盘，发送求救信号；
正是这种责任的意识，使总工程师贝尔和所有的船上工程师，一直埋头苦干在机房，即使他们知道自己这样做，会葬送逃生的最后机会……
五、哈特利：先生们！我们永别了！
泰坦尼克号上有两个乐队，比利时小提琴家弗赖伯格等三个人，在咖啡馆和酒吧演奏；华莱士·哈特利的五重奏小组，则是在餐厅里献艺。
哈特利是英格兰兰开夏郡人，出身在音乐世家。1912年4月，他被聘请为泰坦尼克号乐队指挥。他的船票号码为250654号，客舱号为E，住的是二等舱，全程免票。
灾难降临时，两支互不认识的乐队在甲板上集合，在哈特利指挥下，置生死于不顾，全身心地演奏了一曲又一曲，为绝望中求生的人们送去人间的安慰。直到他们随同泰坦尼克号一起沉入大海，他们演奏的乐曲，还继续在夜空中回荡了很长时间。
迪克夫人回忆说：“当救生艇的船员正疯狂地把我们划离泰坦尼克号，并把四个小艇绑在一起时，我站了起来，看到船正在往下沉，而船上的提琴手们仍然演奏着《更近我主》……”
另外一位生还者写道，作为最后一批上了救生艇的幸运者，他亲眼看到哈特利和7位乐队成员就站在靠近主楼梯的一号烟囱后面，为大家演奏；后来，有3个人被海浪冲走，其余的5个人抓住主楼梯舱面栏杆，拼命挣扎着；就在船艏沉没的那一瞬间，哈特利高声地与心爱的同伴们道别：“先生们！我们永别了！”
1912年5月18日，华莱士的遗体被打捞上来，并被隆重下葬。棺椁抬往墓地时，4万多人闻讯而至，送葬的队伍，足足排了两英里长。10名童子军，边行进，边用小号吹响了《最后的职责》，让闻者无不动容。
六、布鲁斯·伊斯梅：彻头彻尾的懦夫
“船损坏了吗？”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后，总经理伊斯梅睡衣外面加披外套，趿拉着拖鞋，第一时间走进驾驶室，问道。
“恐怕是的……”史密斯船长答道。
白星公司700多名员工坚守岗位、与船同沉，而伊斯梅却成功逃生，人们对此议论纷纷。伊斯梅承认自己是主动跳上救生艇的，并申辩说，在泰坦尼克号上，自己的身份只是名乘客，不是船员，因此有权自救。
而在14号中午，史密斯船长曾交给伊斯梅一封电报：“前方400公里有冰山和大量浮冰。”这是白星公司的波罗的海号客轮发出的警报。伊斯梅并没把警告当一回事，而是预祝史密斯一举创造横渡大西洋新纪录。
船沉没前，船长下令放下救生艇，妇女儿童优先乘坐。按照伊斯梅的说法，他协助放下救生艇。当第十四号救生艇准备从右舷下水时，海水已没过甲板，船体严重倾斜。这时，伊斯梅跳上了这艘救生艇，船上载有21名女乘客、2名男乘客、14名儿童和6名船员。“我尽了全力，做了所有我能做的事。”他说。
不过，他的说法遭到了许多幸存者的质疑。斯蒂芬妮·巴尔切夫斯基在《泰坦尼克》中揭露道：
起初，伊斯梅一直坚守岗位，尽全力把乘客转移到救生艇上。当哈罗德·洛准备放下五号救生艇的时候，他发现船没有满，就喊道：“还有没有女士上船的？”当时伊斯梅就站在船边。
一个女性声音回答道：“我，可是我只是个女服务员。”
伊斯梅说：“没关系，你也是女士，请上船。”
然而，看着救生船被慢慢放下水，伊斯梅就有点儿后悔自己刚才的冲动了。他抓住一根船舷吊杆，从船边往外望，看着船非常缓慢地接近水面。他开始不耐烦地舞动胳膊，喊道：“快放下去！”
哈罗德·洛对一个非海员的干涉非常恼怒，他冲着伊斯梅叫道：“你他妈的让开，我自己能处理好！你想让我赶紧把他们放下去？你这样会把他们中的很多人淹死的！”
受到谴责之后，伊斯梅朝三号救生船溜走了。他走的时候，第一个信号弹发射出去。哈罗德·洛永远不会忘记伊斯梅的神情——他张大着嘴，眼睛望着上空，充满了不信。
从那儿之后，伊斯梅的情况每况愈下。凌晨1点45分左右，他做了个决定，他后悔没有上救生船。这会儿，他正站在船舷边帮助一号长官威廉·默多克和乘务长休·麦克尔罗伊装船。一群女服务员和男性乘客间突然发生了一场争斗，他们互相推搡着小船。麦克尔罗伊只得拔出自己的左轮手枪，向空中开了两枪，并命令这帮暴徒向后退。两名女服务员好不容易跳上了小船，却被两名男性乘客拉了回来。但是之后，上船秩序渐渐好了。没有别的妇女儿童了，麦克尔罗伊下令放船。船舷刚到达甲板那个位置的时候，伊斯梅跨过去，爬到了船头的一个空位里。
更加令人气愤的是，作为白星公司总经理，伊斯梅是泰坦尼克号设计方案的敲定者。最初的设计方案是携带48条救生艇，伊斯梅看了之后，一口否决。他说：“这艘大家伙就是一艘大救生艇，我们何必还要费神装载小艇，弄得甲板上乱糟糟的呢？”伊斯梅认为，这样可以给乘客留出更大甲板空间。可是，在救生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他却不管众人的安危，跳进救生艇，一走了之。据统计，“乘客中69%的妇女和儿童活了下来，而男乘客只有17%得以生还。”
伊斯梅的行为受到了舆论的谴责。1912年4月16日，《纽约时报》刊登报道《可能有1250人遇难，伊斯梅安然无恙》。英国工人周刊《约翰牛》老板霍雷肖博顿利向伊斯梅发话：“你应该站在船长身边，直到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安全离开船。道义上而言，最卑微的、坐统舱的移民都比你更有权利在救生艇上占一个位子。”
有人更进一步地揭露，他把商业利益看得比生命还重：为了创造新的航行纪录，即使经过有冰山漂浮的危险海域，他仍然指挥船长快速前进。
伊斯梅所乘的救生艇，被卡帕西亚号船搭救。他提出要求，需要被安置在一个相对安静的地方。船医护送他到自己的船舱。伊斯梅的自私行为，当即受到同行的生还者的谴责。失去丈夫的玛丽·史密斯说：“据我所知，很多女士都睡在了吸烟室的地板上，可是伊斯梅先生却待在了这艘船上最好的地方。”同样失去丈夫的埃莉诺·威德纳气哼哼地骂道：“一个活着的伊斯梅，都顶不上死了1000次的塞耶。”
4月18日，上岸后，他就接到传唤，就沉船事件接受美国参议院听证会质询。几个星期后，伊斯梅返回英国，又接受了贸易委员会质询。在听证会上，他面无表情，垂头丧气。
即使如此，英国媒体也没有宽容伊斯梅的行为。约翰·布尔直接叫号：“你是这次航海中获利最大的，你必须站在史密斯船长那边，直到每个男士、女士和小孩都安全下船。”《真相》挖苦说：“船上最卑微的人也比你更有道德权利上救生艇。这就是‘天意’啊，这个公司的头儿恰巧就站在了这最后一艘船旁边，或者这是最后一艘也是唯一的一艘？”
后来，在致遇难者亲人和朋友的信中，伊斯梅写道：“过去这个星期好像一场噩梦。我仍不能相信，泰坦尼克号已经不在了。”
在人们的心目中，伊斯梅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懦夫，他也因此声名扫地，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陆续收到了一些批评函和恐吓信；有的会所为了自身形象，开除了他的会员资格；还有一名相处多年的老朋友，主动地与他一刀两断。
七、细野正文：余生活在耻辱中
埃达·韦斯特与两个女儿获救后，留下了一本海难日记。正是这本日记，让人们看到了人性的丑陋和无奈：在显赫的男主人纷纷将逃生机会让给女仆和女服务员时，却有两名男子混上救生艇，并藏在女人的裙子下苟且偷生。
这两个懦夫，一个是41岁的日本人，名叫细野正文；另外一个是内尚·克雷科里恩，25岁，土耳其人。
他俩偷偷挤进第十号救生艇之后，趴在艇底板上，伺机钻进女士的百叶裙子里，大气都不敢出一声，以免被人发现，而被揪回泰坦尼克号。
救生艇离开了泰坦尼克号，划向了远海。两个家伙十分庆幸，为了平复死里逃生的情绪波动，竟抽起了烟卷。香烟袅袅，女士们这才发现他俩躲在暗处，无不惊诧。埃达·韦斯特写道，女士们气愤地命令：“把烟头掐灭！以免点着(女士的)裙子。”
事情曝光后，细野正文与内尚·克雷科里恩，双双受到人们的鄙视。
细野正文是日本铁道院的主事。1912年4月，他在俄、英研修考察之后，从英国搭上开往北美的泰坦尼克号。
回国以后，鉴于细野正文的丢人表现，日本铁道院免去了他的主事官职。一直到死，他都生活在众人的道德谴责中。对于他的“幸运逃生”，欧洲媒体也做了大量报道，他们指责日本人不够绅士。日本同胞不但谴责他的懦夫行为，还把他的“事迹”编进了教科书，作为教育下一代的生动教材。
1939年，细野正文在耻辱中去世。
内尚·克雷科里恩回到土耳其，再也没有任何音讯，可以想象，在人们的冷言冷语中，他的生存处境也不会太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