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李冰是战国晚期秦国的蜀郡守，蜀人尊其为“川主”。“川主”的含义比较广，拿人间的话语来说，就是四川的主宰；但拿“天堂”的话语来说，那就成了专管四川的神灵。
秦国“蜀郡”那个地方，相当于现今四川的中心部分，北边以秦岭为界，东边以涪江与嘉陵江的分水岭为界，南边稍微超过长江南岸一点，西边大致抵达邛崃山脉。李冰的“郡守”职务，比现在的四川省省长管的多，军事民政法律经济文化一概由他说了算。
西蜀的成都平原有个“天府之国”的桂冠。这给全世界旅游过成都、阅读过成都、听说过成都的人，留下过深刻的印象——
旅游到过成都的人，都觉得那里气候温和，适合各类人居住；那里地势平坦，适合诸般行动；那里风景优美，“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来了就不想走，简直像天府一样！
阅读过成都的人，从书本上了解到那里土地肥沃，物产富饶；那里水源充足，少有灾荒；那里人民安乐，喜欢休闲；那里是货真价实的“天府”！
听说过成都的人，往往记住了那里的物价，比许多同等级城市都要低；那里的出产，似乎是样样都有；那里的人们笑容满面，“人面桃花相映红”，不亚于传教士叙述的天堂！
真的，“天府”的定义，就是天堂里的府库，是天堂里的精华所在。
早在东汉班固编纂《汉书·地理志》时，便已经用文字这样描写西蜀了：
“巴、蜀、广汉，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民食稻、鱼，无凶年忧，俗不愁苦。”
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在讲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西蜀这个地方，有充足的水资源，有肥沃的土资源，有青山绿水、竹林树木、蔬菜水果，这些物产还非常丰饶，老百姓吃的是稻米和水产品，全无荒年之忧，一向不晓得什么叫作“愁苦”。
那最后一句，最关键也最有分量——西蜀有让人称羡的民风民俗，老百姓居然不知道“愁苦”是怎么一回事！
请想想看，在两千年前的封建社会里，民众竟然不愁不苦，那地方不就是“天堂”了吗？
但真实情况并不那么美好。
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天府之国”的称号并没有落在西蜀头上，而是落到了八百里秦川上，证据就出在《战国策·秦策》中纵横家苏秦对秦惠王所讲的一番话里。他在秦王宝殿里夸夸其谈地讲说：“关中这块地方‘沃野千里，蓄积良多’，地势平坦，交通方便，那就是所谓的‘天府’，天下之雄国啊！”《史记·留侯世家》里张良对刘邦也补充说明了这段话：关中那块地方，“沃野千里，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鼓励刘邦去占领那个地方。
至少，从春秋战国到秦末，“天府”的光环一直笼罩在函谷关与大散关之间的渭河平原上，成都平原还是阴暗角落里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
西蜀这块地方，当时又叫什么？
《战国策》里苏代称之为“西僻之国”，《华阳国志》里张仪称之为“戎狄之长”，对它的评价是：“得其地，不足以为利！”因为那里位置太偏僻了，交通太闭塞了。
西蜀那时被人们视为边陲，结果成了充军发配的场所。
1975年，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11号墓中出土了1155枚秦代竹简，绝大多数是法律文件。其中颇为有趣的一份是《迁子爰书》
，讲的是咸阳某里男子伍甲向官府告他的儿子伍丙忤逆不孝，要求这个逆子终身不再回归故里，官府便按法律将伍丙上了脚镣，判处“罚蜀边县”而且终身不准离开流放地的刑罚，将此人连同罪状以及一封紧急文书传送到废丘县（今陕西咸阳西南）。废丘主管审查属实，让押送罪犯的吏徒到令史那里去交差，由令史另派押送的吏徒，将罪犯、罪状和文书依次传送到沿途各县，一直到达成都。到了成都之后，吏徒便把这份紧急文书呈送到太守处，详细报告一切，完成了应有手续，享受了一顿加班美食，然后回到废丘，向主管汇报：罪人和文书皆已传送无误。以上这一大堆话说明了关键性的一句：披枷戴锁的罪犯，流放的终点站就是成都！
住在咸阳的伍甲，要求逆子永远留居成都，以出这口堵心之气。不难看出，那时的咸阳和那时的成都相差得天远地远，如果说咸阳是个乐园，那么成都就该是个苦海！
还有一个货真价实的史料，把实际情况推向前台，记录在《史记》上。
秦王政即位九年之后（公元前238年），发现相国吕不韦推荐的宦官嫪毐大有问题，准备仔细审查。嫪毐害怕大祸临头，于是计划在秦王政往雍邑（今宝鸡）祭天时，调集士兵在蕲年宫造反。精明的秦王政获知这一讯息，很快调动官兵攻打嫪毐士兵，嫪毐逃到好畤（今陕西乾县东）时被捉，后被车裂，牵连到嫪毐收养的上千名宾客和舍人——他们纷纷被发配到西蜀成都去。一时“迁蜀四千余家”简直成了一次浩浩荡荡的大移民。直到三年之后，那些人才被赦免还乡。
问题还牵扯到相国吕不韦的身上，秦王政给了他一个“其与家属徙处蜀”的处分，也罚往西蜀成都充军。一年多以后，干脆免除了他的相邦（相国）职务，吕不韦实在想不通，就在成都喝下毒酒自杀了 。
这些真凭实据说明：那时的西蜀成都，根本不是什么“天府之国”，相反是罪人被下放的“迁所”——这反差确实太大！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西蜀一步登天？那得归功于川主李冰，是他老人家扭转了乾坤。
李冰建造了一座关键性工程，让成都平原改变了面貌——今天仍然活着、蹦着、跳着的都江堰。都江堰震惊世界的地方，在于它的年龄——它是全球老得不能再老的水利工程。放眼寰宇所有的工程记录，能够维持100年的工程已经寥若晨星，可是都江堰不但有2200多年的偌大岁数，而且效益还与时俱进，一年比一年更好，不仅永葆青春，并且越活越年轻，至今，都江堰的灌溉面积居然超过了800万亩，高居大型工程之首，成为世界奇迹！
最最关键的一条，是这座看上去并不起眼的水利工程，在诞生一个多世纪以后，竟然能够把苦海变成了天堂，将“天府之国”的皇冠稳稳当当地安在西蜀头上！
事情要从西蜀这片土地说起。
西蜀的中心区成都平原，实际上是个菱形的小型盆地，西北方被龙门山脉紧紧包围，东南方被龙泉山脉密密屏障，中心却是一片平阳。这种封闭的地形，四围山岳阻隔了蜀人的对外联系，不少中原人不晓得这里还有个平川存在，不少西蜀人也不晓得黄河流域是个文化摇篮；可是大江大河极力冲破了这种封闭，成为沟通内外的黄金水道，不过，它们也是祸害蜀人的罪魁。
西蜀河川纵横，支流众多。靠西的岷江和大渡河，大致从北向南汇入长江，靠着它东边的姊妹河沱江，学着它的样儿也从北向南汇入长江；再往东，那就是三叉戟一般的嘉陵江，它的上游西有涪江一支、东有渠江一支，大家都规规矩矩地从北向南汇入长江。这几条大江大河，从山区发源，进入成都平原就好比脱了笼头的野马，横冲直闯，没有什么情理可讲。
季风气候使西蜀有了冬春少雨、夏秋又暴雨频发的特点，于是这里频繁发生干旱和洪涝灾害；加上古代平原区排水不畅，水泽遍地，多冷浸田，杂草丛生，环境相当差劲。可是植被优良却是个优点，这里成为众多野生生物的乐园；地下水埋藏较浅，泉水露头较多，又成为有利于抗旱的筹码。
一连串的不利条件和有利因素，交织在这片被《山海经》称作“都广之野”的平野上，西蜀百姓往往爬上山坡，避开水害，过着受苦受难的生活，不敢到平原上去开发。直到4000年前出了个伟人大禹，挺身治水，平原区人才开始改变愁苦面貌。
西汉成都人扬雄写了一部《蜀王本纪》，把大禹家乡的门牌号码查得清清楚楚，说“禹本汶山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其地名痢儿畔”。汉代的广柔县范围十分广阔，包括现在的汶川、北川一大片，汶山就是岷山，大禹便出生在那儿一个叫作“石纽”的地方。
比扬雄晚一个世纪的会稽山阴人赵晔，在所写的《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里说，大禹的家乡“地曰石纽，石纽在蜀西川也”，说得钉钉入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徐南洲研究员说过：大禹是四川人，那是浙江人说的，并不是西蜀人在拉关系！
治水有两个内容：一是除害，二是兴利。最早当然以除害为主，大禹当时的艰苦努力，不过是平息中华民族的重大水患。他是四川人，要解除西蜀的水害，于是首要任务就落在治理岷江上。4000年前的具体行动，在隔得太久的今天已经非常模糊，可是《尚书·禹贡》这部古书里留下了他宝贵的两句箴言：“岷山导江，东别为沱。”
大约这个时候，有个蚕丛老王在龙门山下建立了古蜀国，把西蜀整顿成中原诸侯国那样的国度。他的后代鱼凫，逐渐把蜀民搬到平原上去开发，虽然过着渔猎生活，但也试着从事农耕。在公元前9世纪的西周共和时期，蜀王杜宇教民务农，正式振兴农业，把古蜀国推向农业社会，建立了轰轰烈烈的杜宇王朝。从此西蜀社会出现了两个特点：一是老百姓定居下来，不再像以渔猎为生时那样东奔西走；二是对水资源产生了依赖，水利成为农业的命脉。
可是传到100多年后，末代蜀王望帝时遭遇了一场特大而持久的洪水，使搬到平原区的蜀人长期浸泡在水里，因为他们有房屋，有田地，有家财，有儿女，不能再像祖先那样爬上高山，东躲西藏。望帝面对洪水却束手无策，正在他焦头烂额之际，荆楚之地来了一位能人鳖灵，声称能够治理成都平原的洪水，其最终让蜀人恢复了正常生活，立即获得全民爱戴。望帝自愧弗如，便把王位禅让给了鳖灵。鳖灵坐上蜀王的宝座，定下“开明”“丛帝”的称号，仍然尊重退隐西山的望帝，号称“二王并治”。现在的郫都区有个“望丛祠”，其中两个蜀王并排坐在一起，表明“以和为贵”。蜀王开明接着整理了平原区的水系，仍然以“东别为沱”为原则。开明治水比李冰治水早300多年，正值春秋战国之交，中原的治水活动还在小打小闹，而西蜀却不声不响地做出了如此惊天动地的大事。
大禹和开明两位治水先驱，被公元前3世纪中叶走马上任的蜀郡守看在眼里，记在心头。
被蜀人尊为“川主”的李冰，把先贤以“除害”为前提的行动，化为兴利与除害相结合，筑造起西蜀第三座治水里程碑。他决定在岷江上创建一座扭转乾坤的大门，那就是空前绝后的都江堰，当时当地的蜀人把它叫作“北江堋”，又叫“湔堋”。
如果要化水害为水利，就必须把岷江控制起来，给这条桀骜不驯的蛟龙套上笼头。“堋”就是这种控制性工程，它使惊涛骇浪规规矩矩地走向指定的方向。接着再以人工开辟两条通往成都的大江，总名“成都二江”，成为沟通成都上下的航道，等于把岷江这条黄金水道迁移到蜀郡首府成都来；为了不使洪涛和泥沙进入这两条黄金水道，李冰不惜人力物力，开凿离堆，筑成坚固的宝瓶口。
二江横穿成都平原，既是排除涝渍的排水渠，又是引用岷江“乳汁”的引水渠，还是能在成都区间循环航行的运输线，成为最古老的多目标综合利用工程，体现出中华本土系统学的光辉成就。
很快，这奇妙的都江堰使成都平原变得比关中八百里秦川更加宽广、肥沃，而且逐渐达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境界——洪水和干旱不再由老天爷主宰，竟然被凡人操控了起来。从此，成都平原上的沃土被蜀民自动地大量开辟为稻田，随着时间的推移，范围越来越大，亩数越来越多。那些农田得到都江堰水利的灌溉保证，作物产量直线上升，社会财富相应地迅速积累。从此罪人的“迁所”一跃而为巨大的聚宝盆，而西蜀边陲也被人们称作“陆海”——大陆上的海洋。因为海洋里无所不有，龙宫里的宝贝无穷无尽，任凭孙悟空向老龙王去索取。
风水轮流转。到了秦始皇嬴政统一六国，汉高祖刘邦平民革命成功之后，“天府之国”的光荣称号终于转到了西蜀头上，而且一转就是两千年。
饮水思源，西蜀的扬眉吐气，最根本的因缘是李冰的智慧和胆识。仅凭这一条，就应该为他立传！
不过，难题马上出现了。
唐代以前印刷术还没有昌明，史官记录国家大事，不是写在绢帛上，就是写在竹简上。文化人要得到信息，只有用绢帛或竹简来抄写，因此无论从写书的角度或是抄书的角度来看，都应该惜墨如金，能够用一句话写清楚的事实，决不能用两句；所以古书里的文字一律极端精简，省到不能再省。比如，李冰个人的事迹，整个一部《史记》130篇里，仅仅写了“蜀守冰”这三个字，连个姓都没有。他的生平事迹，完全是一片空白，显得虚无缥缈。
虽然秦始皇焚书坑儒时，有关秦国的文书档案都没有烧，可是李冰本人的文档，经过楚汉相争、三国鼎立、南北朝混战，早已散佚无存。可能少数汉朝文化人大概还知道李冰娶了谁家的才女，有没有宠爱的侧室，一共生下多少儿女，这些“官二代”曾在哪里生活工作，可是大多数人对此仍旧非常茫然。历代建立的有关李冰的碑刻也因风化剥蚀、倒塌淹埋，连个拓片都没有留下。尽管人们没有忘记这位勤勤恳恳、功勋卓著的郡守，不断地在他脸上贴金，但真正去寻找涉及李冰的史实，恰似披沙拣金，大海捞针。转来转去，只找到一大堆神话——因为神话里有许多精彩情节，老百姓才一代代不断地传诵，如果没有什么神奇的情节，故事就难以流传，这便是所谓“言之无文，传之不远”的规律。相反，一本正经的事迹记录，反而散落飘零，好像秋天的树叶在地面上腐蚀成泥。
传记恰恰要求真实、准确、可信。所以为李冰立传，的确太难，太难！
因为史实的根据太少，太少！
近年大剧场演出过好几出歌颂李冰的戏剧，电影院也放映过好几部刻画李冰的电影。剧作家和导演把故事情节编得可歌可泣，引人入胜，可是剧中绝大部分内容，全凭那些文艺家天才的想象和猜测。说老实话，其中许多地方可能跟历史事实相差十万八千里。
那么，李冰事迹竟然堕入“不可知论”啦？当然也不会。
不妨从故纸堆里寻寻觅觅，再从纸缝里搜罗线索，应用严肃的考证方法，多方位、多角度地审视，并且利用地下出土的种种材料，披沙拣金，按照国学大师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来切磋琢磨。
举例言之，上古历史本来就有许多空白，只留下一堆模糊的传说。但是半个世纪以来不少重大的考古发现，居然填补起很多缝隙，甚至恢复部分早已佚失的历史。这件事曾经引起很多围观者的浓厚兴趣——比如大禹的亲儿子夏后启，开创了中华史册中“家天下”的王朝，是个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所以大禹本应是人而不是神，但在20世纪初叶“疑古派”兴起之时，曾经有人怀疑过大禹存在过的真实性，一度还有“大禹是一条虫”的传言，认为他是神而不是人，连有没有夏后氏王朝似乎也成了问题！及至多年的考古调查发现了4000年前的许多治水痕迹，而且二里头考古遗址与夏王朝相当对应，不少文物无声无息地证明了历史上确实有大禹和夏王朝存在。留存至今的《夏小至》，传说是大禹时代制作的农家历，其中很多天象文字，也被世界上的天文学家证实，绝大部分属于4000年前的天文现象。于是，把大禹拉上神坛的做法才被彻底推倒。
这本书就准备这样做——在方方面面充满吉光片羽的材料里，争取恢复李冰的真实形象，让读者与这位巨人直接对话。
请读者不要嫌弃本书里的文献考证、遗迹考古，因为川主李冰的真身就隐藏在这一御香缥缈的云阵中。尽管考证和考古看上去行文比较枯燥，但最好耐心地随之一步一步地演绎，就像大侦探从发现的蛛丝马迹里顺藤摸瓜地捉住犯罪嫌疑人一样，直到云开雾散，得出最终结论，便终于真相大白了。
- 《迁子爰书》原文：“某里士伍甲告曰：谒，鋈亲子同里士伍丙足，迁蜀边县，令终身毋得去迁所，敢告。告废丘主：士伍咸阳在某里曰丙，坐父甲谒，鋈其足，迁蜀边县，令终身毋得去迁所。论之，迁丙如甲告，以律包今鋈丙足，令吏徒将传及恒书一封诣令史，可受代吏徒，以县次传诣成都。成都上恒书太守处，以律食。废丘已传，为报，敢告主。”文中“士”指成年汉子，“谒”意为告状，“鋈”意为金属镣铐，“迁”意为流放，“迁所”指发配的地方，“传”应指罪状，“恒书”为紧急公文。
- 见《史记·吕不韦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