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仔细读了王健的这本新著，我感到十分高兴，不仅是为这本书而高兴，更是为我们的犹太研究人才辈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感到由衷地高兴。
20世纪90年代，我曾将王健称为我们犹太研究中心涌现出来的新秀中的“佼佼者”。到2008年，我为他的力作《上海犹太人社会生活史》写序时，则认为他已“成为犹太研究领域成果丰硕的知名学者”。此后这些年来，他推出了一本又一本关于来华、来沪犹太人的著作，越来越证明“成果丰硕”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同时，“新秀”和“佼佼者”这样的桂冠应该让给更年轻的学者了，如我们犹太研究中心的年轻副教授汪舒明博士和王震博士。这样一种新人不断涌现的盛景，怎能不使我倍感欣喜？
虽然关于来华、来沪犹太人的著作已经不少，但王健这本新作仍有几个显著的特色。
其一，讲清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2015年，国内外推出了许许多多纪念犹太难民来上海避难、幸存70周年的著述和文艺作品，但往往只讲从1938年到1945年发生的事，而没有涉及上千年犹太人来华和1840年后犹太人来沪的历史大背景，结果使读者仍然搞不清一些问题，如“为什么犹太人跑到这么远的上海来避难”等。本书与此不同，具有较高的历史专业水准，将从古至今犹太人来华、来沪，乃至改革开放以后犹太人来中国又形成新的高潮都做了详细介绍，使读者对这一难忘历史篇章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
其二，叙述通俗易懂、引人入胜。近年来，特别是2015年推出的许多关于犹太难民来上海避难和中犹友谊的作品有两个倾向：一是纯学术研究，一般读者不易看懂；二是文艺化，甚至娱乐化，结果一些内容违背历史事实，甚至不符合犹太人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使人啼笑皆非。本书则将学术性和通俗性很好地结合起来，既做了严谨的学术分析，又非常通俗易懂，将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以引人入胜的故事形式奉献给读者，可以说是公众史学的成功范例，也体现了作者具有扎实的史学理论基础和较高的文字通俗表述能力。
其三，观点鲜明独到、有根有据。比如关于来沪犹太难民的人数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大多数中国学者认为，从1933—1941年12月，抵达上海的犹太难民总计约3万人，除去在沪短期逗留后又赴第三地的人员，在沪长期避难的犹太难民约为2万5千人。但是，一些当年进入虹口的犹太难民却认为来沪避难的犹太人不到2万。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主要有四个原因：一是没有把他们自己来沪之前，即从1933—1937年来沪的犹太难民计算在内；二是没有把经上海去第三地的犹太难民计算在内；三是没有把留在虹口隔离区以外的犹太难民计算在内；四是基本上没有阅读、研究中文史料。对这个问题，本书作者并没有回避，也不是停留在一般争论上，而是对当年中外报刊和文献上关于抵沪犹太难民人数的第一手报道进行了全面梳理和详细考察，并在书中一一列出。最为重要的是，作者从“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发表的《1940年年报》中得到了一个关键性数据：到1940年底，该委员会救助的犹太难民已超过2万3千人。作者认为，如再加上众所周知于1941年来沪的数千波兰、立陶宛等地犹太难民，战争期间在沪避难的犹太难民总数无疑超过了2万5千人。这个数字与国际大屠杀研究的权威机构西蒙·维森塔尔中心的统计也是一致的。根据这个数字，再加上1933—1941年间经上海去第三地的犹太难民，抵达上海的犹太难民总计约3万人也是毫无疑问的。作者在这类有争议的问题上观点鲜明，又能摆事实讲道理，确实令人信服。据了解，为了验证自己的研究是否符合事实，作者还直接通过电子邮件与当年在沪的犹太难民和相关学者进行交流，并专程去柏林拜访当年来沪的犹太难民，这样严谨的学风是值得赞许的。
其四，史料细致入微、全面翔实。即使像我这样研究来华、来沪犹太人数十年的专业人士，也在本书中发现了不少以前不知道，或知之甚少的史料。如上海犹太难民的文化生活及其在上海音乐、舞蹈、美术、戏剧、电影等方面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犹太难民直接前往或经上海前往哈尔滨、天津、青岛、大连、重庆等城市的情况；奥地利犹太难民中弗洛伊德的一批学生，特别是犹太医生韩芬教授对中国精神学和神经学教学科研的贡献以及来到上海的犹太难民又前往欧洲参加反法西斯战争或前往巴勒斯坦参加犹太复国活动，等等。以前对这些事情有所听闻或略知一二，但这次在书中却能找到详细的材料，可见作者确实在收集资料方面花费了不少功夫。以如此细致、翔实的材料来讲述来华、来沪犹太人的历史，一定也会使读者获益匪浅。
需要一提的是，2010年底，“来华犹太难民研究（1933—1945）”被正式确立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由我担任首席专家，王健教授则是该项目的子课题负责人。五年多来，他为这个项目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推出了一系列阶段性成果，本书就是其中成果之一。因此，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向他表示感谢。
我还要特别指出，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热潮中，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策划、组织、出版了一批关于来华、来沪犹太人，特别是中国人民救助犹太难民和中犹友谊的图书，产生了极好的社会效应和广泛的国际影响，本书就是其中一种。在此，我也要向他们表示祝贺和感谢。
潘光
2016年1月4日
于上海犹太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