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创作背景
作者主体性问题历来都是文学批评中极为重要的话题之一，文评家们对此进行过不懈的探索，展开过持久的辩论。总体而言，尽管思想各异，但整体上大致可分为三种观点。传统的文学批评观念认为，人作为文本创造活动的主体，通过具有明确指涉性的语言进行交流，文本表达了作者个体的身份地位、社会体验、情感愿望等，因而作者主体在文学批评中应占据最重要地位；与之相对的一种声音始于法国文学批评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作者之死”宣言。他指出，由于文本语言本身的不确定性，因此无法保证其指涉客观事物的稳定性，因而，作者作为文本创造者，其主体性受到质疑和否定；如今，注重作者主体性的人文主义批评理论再次回归，强调作者主体性对于文学批评的重要意义。无论哪种观点，哪个阶段，作为文本创造者的人始终是历史和哲学思考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即使是刻意忽略作者存在的新批评理论，在对作者主体性的逐步消解过程中也难以否认人始终是社会及反映社会现实的文本的中心存在。对新批评文论家而言，对作者主体性的否定与其说是对作者主体的否定，不如说是为了突出文本的权宜之策。因此，作为文本解读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作者的主体性在任何阶段的任何文学批评理论下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因而，不管依据何种理论解读曼特尔的作品，对文本创造者主体性的研究，即对曼特尔的社会体验和思想情感的探索研究应该都放在首位。
◎1.1.1 名声地位
英国当代女作家希拉里·曼特尔基本上和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朱利安·巴恩斯、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及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等人是同一时期的作家。尽管在《狼厅》发表之前，曼特尔已著有多部作品，也获得一些奖项，但无论从销量上或是声望上来说，都无法与同时代的麦克尤恩、艾米斯、拉什迪比肩。正如曼特尔所说：“在获布克奖之前，我即使站在自己的小说面前，也不会有书商认出我（Anonymous，2010）。”
曼特尔所写亨利八世王朝的历史小说《狼厅》荣获2009年布克奖后，在英国小说界的地位才初步奠定。《狼厅》的成功并没有令英国小说的追随者们感到很意外。她早期那些涉及不同主题的作品已经为她赢得一系列的小奖项，“她就从来没有写过一本不好的作品。”（Peter Aspden，2013：02）2012年，曼特尔凭借《狼厅》的续集《提堂》再次夺得该年度的布克文学奖，并由此成为继澳大利亚作家彼得·凯里（Peter Carey）和南非作家J．M．库切（Coetzee）之后，第三位两度获奖的作家。更为难得的是，曼特尔是44年来，布克奖史上第一位获此殊荣的英国本土作家，也是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女性作家。关于布克奖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研究将在本章第三节详细论述，这里不再赘述。
随着2009年和2012年历史小说《狼厅》和《提堂》的相继获奖，曼特尔在英国文学界的地位最终得以确定。曼特尔称自己将创作英国都铎王朝三部曲，也有人称其为“克伦威尔”系列历史小说，除了《狼厅》与《提堂》外，第三部《镜与光》（Mirror and Light）正在写作中。曼特尔的“布克奖故事”在该奖历史上占据着独特的地位，她对于托马斯·克伦威尔的重新挖掘是现代文学的一个伟大成就。布克奖评委会主席彼得·斯托萨德（Peter Stothard）称她为“最伟大的现代英语作家”；《卫报》（The Guardian）称赞她为“当今一流的英语作家（Jean Richardson，1998：61）。”曼特尔成为唯一一位在世时其肖像画就已经进入大英图书馆陈列的知名作家之列（Wagner，2014）。
希拉里·曼特尔在文学界能有今日的名声地位，着实不易：她身体一直不大好，并不住在伦敦，不说时髦口音，不怎么旅行，也不怎么参加谈话节目。她的作品处处充斥着作者那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显得尤为深奥难懂，对读者的要求也相当高。同时，曼特尔也是个难以归类的作家，正如《圣弗朗西斯科编年史》（San Francisco Chronicle）的迈克·厄普丘奇（Michael Upchurch）所说，她一本接一本地看书，并绞尽脑汁对它们进行改造61。她喜欢尝试新事物，作品题材跨度很大，从黑色喜剧到历史小说到社会现实主义作品，但她对历史题材一向痴迷，相关作品也较多。
◎1.1.2 作品及奖项
自《每天都是母亲节》以来，曼特尔迄今已经出版了11部长篇小说、2部文集（包括短篇小说、散文和书评）、1部传记及多篇杂文，并屡获各种权威文学奖项。曼特尔在她的故乡英格兰所受到的赞誉就像加拿大著名小说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一样，都基于以下相似的理由：形式和内容的多样性、文笔的优雅和尖锐、刻画人物时的敏锐洞察力等等。曼特尔的作品题材丰富，从中东的《加沙大街上的八个月》（Eight Months on Ghazzah Street）到中部英格兰的《黑暗之上》（Beyond Black），从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到热热闹闹的都铎王朝，无不让读者领略到这位英国当代作家强劲的想象力和创作才能。
表1 希拉里·曼特尔小说及其所获奖项
曼特尔的小说背景虽各有不同，有大革命时期的法国、18世纪的爱尔兰和英格兰、20世纪60年代的沙特阿拉伯和博茨瓦纳以及当代英国，但却都有一些共同的主题，如罪恶的本质、信仰问题、文化冲突的复杂性、局外人的预见性和脆弱性、女性的身份认同问题等等。她关注这些主题的原因绝非出于理论或空想，而是基于个人的迫切需求。读者们都能感受到，几乎在她所有的作品中，曼特尔探索的那些未被解决或不可能被解决的问题，都源于她个人的生活环境和人生经历。
◎1.1.3 家庭成长背景
1952年，希拉里·曼特尔出生于英国北部德比郡海皮克地区（the High Peak region of Derbyshire）格洛索普（Glossop）镇哈德菲德（Hadfield）磨坊村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父母出生于英格兰，但都是爱尔兰后裔，笃信天主教，育有三个子女，曼特尔是家中长女。
曼特尔成长于特殊的家庭环境，经历过惨淡的青少年时期。在四岁之前，曼特尔都很自信。她相信自己会变成男孩子，天真烂漫，精力充沛，心情愉快，觉得自己的使命是成为圆桌骑士。但情况却随着她入读小学而发生了变化。和《爱的考验》中女主人公卡梅尔·麦克贝恩一样，曼特尔年少时就读于罗马天主教小学，每月得去一次教堂排队忏悔，这使她痛苦地意识到自己与信仰的问题。那时，对她而言，这种信仰既有惩罚性又具疏远性。“从四岁左右开始，”她在2003年写的回忆录《气绝》（Giving Up the Ghost）中写道，“我就开始相信自己做了错事。忏悔并没有触及那些最本质的罪恶，我的内心有些东西是无法治愈、无从救赎的。”于是，她开始变得越来越不自信了。及至曼特尔八岁时，父母关系恶化，家里住进了一位名叫杰克·曼特尔（Jack Mantel）的房客，渐渐取代了她父亲在母亲生活中的角色。在她十一岁那年，为了让她接受更好的教育，全家搬到了柴郡（Cheshire）一个名叫罗米利（Romiley）的小镇生活。就在那一年，她的生父离家出走，此后再也没有回来过。全家最终跟随继父改姓了曼特尔。父母婚姻的变动对曼特尔的成长产生的影响非常大。小时候曼特尔就读于罗米利的哈里顿教会学校，从进校第一天起，她就清醒地知道自己会对所发现的一切采取抵抗的态度，并用那近乎神经质的谦卑和女性腼腆的外表掩饰其内心的真实想法，她知道如何赢得胜利。现在曼特尔提起父母的婚姻时，心态依然相当复杂：“你不应该评价父母。父母的情况基本都一样：大多时候他们都在尽力，他们犯了迷糊，又身无分文，雇不起律师，他们……也还算年轻啊！母亲触礁的婚姻使我对过去和未来都同样感到迷茫（Simon，2014）。”曼特尔曾坦言，家庭背景是贯穿她小说的原动力。十二岁那年，她放弃了宗教信仰，成为自由思想人士，但“罪恶感”从此在她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她从小就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老觉得自己的存在是一个错误，因而养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内省和自我审视的习惯，且对自己异常严厉。这样的认知和习惯对其创作产生了较大影响，其小说中许多人物形象都具有这样的性格特征。
十八岁时，曼特尔以优异的成绩从中学毕业并进入伦敦经济学院学习法律。对曼特尔来说，当时学校开设的那些课程非常吸引人，而导师也常表扬她，并鼓励她做一名大律师。但是资金的短缺和恋人杰拉德·麦克尤恩（Gerald McEwan）的出现使这一规划搁浅。随后，她跟随男友杰拉德去了谢菲尔德大学（Sheffield University）继续学习法律，而杰拉德则主修地质学。二十岁时，曼特尔不顾家人的反对和男友结了婚。虽然丈夫杰拉德始终支持她的研究和写作，但他们的婚姻生活却也一度陷入绝望的境地。由于疾病缠身，无法生育，曼特尔在非洲期间和丈夫离了婚，后来回到英国后两人复婚了。
尽管曼特尔希望留在谢菲尔德大学继续学习法律，但她觉得这里的氛围有些迂腐，令人窒息。在这里，学生们见过的世面非常有限，因而显得年轻无知，百无聊赖，但又对周围充满敌意。那些教员，与之前在伦敦所接触的人也完全不同，常会挖苦贬低他人。其中有一个导师是本地律师，他直接扬言说，女性来学校学习纯粹是浪费资源，她们都应该回家生孩子去。在谢菲尔德，社会传统文化对女性的束缚使曼特尔备受压抑和打击，她清楚地意识到当时女性受到严重歧视，根本没有什么社会地位：教员和老板们都认为女人终会结婚，结束学术生涯，“发胖、假笑、编织鞋子”成为女性一生的轨迹。在她看来，这种歧视足以成为发动女权运动的理由。
从二十多岁开始，曼特尔患上了子宫内膜异位症（endometriosis），却一度被误诊为抑郁症。虚弱、疼痛以及经常性呕吐，这些使她疲惫不堪。后来为了能彻底解脱痛苦，她去做了子宫切除手术，从此失去了做母亲的资格。没有了子宫和卵巢，身体的痛苦虽然解除了，但精神方面的痛苦却加剧了：她努力想把自己重新定义成一个女人，但她不可能会有孩子，已经被剥夺了决定是否要怀孕的选择权。生物学上的性别已成恒定的事实，但社会学意义上的身份却时常困扰着她。“我到底是谁？”她常常这样问自己。之后，当疼痛再次来袭时，她开始服用类固醇药，体重迅速增长两倍，成了“疾病缠身，不中用之人”。
在大学医院就医时，曼特尔开始养成了写作习惯，这成了她确认自我身份的途径。她通过创作一部部作品，来给自己重新定位：她为人子女却无儿无女，自我身份如果不在自己的躯体内，那就在故事的字里行间那些鬼怪出没的地方。写作，让她重新获得生命。在《狼厅》之前，曼特尔已经写完了10本书，还做过四年《旁观者》的影评家，也是《伦敦书评》、《纽约书评》等文学杂志的评论员。但在《狼厅》带给她巨大声誉之前，在得到英帝国二等勋位爵士CBE（Commander of the 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勋章之前，曼特尔一直都是一个缺乏自信的作家。事实上，正是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使她缺乏足够的精力和自信。直到四十多岁，随着身体状况的好转和写作成就的增多，曼特尔才重新开始充满自信。如今的曼特尔已经六十多岁，眼睛湛蓝，皮肤白皙，就像从荷兰油画里走下来的人物一样，只是依然显露着含蓄谨慎的神态。
◎1.1.4 创作背景
刚开始的时候，曼特尔根本没想成为一个作家。她学习法律专业，和现在的职业关联不大。当时她希望进入政界，成为律师。但是后来却在英国西北部一家老年病医院找到了一份当社工的工作。这一年对她的人生影响较大。自此她逐渐意识到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是写作，于是她的创作生涯便开始了。在英国文学领域，她想模仿的伟人主要是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和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至于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她也十分喜欢，孩提时常和伙伴们一起去剧院看《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李尔王》（King Lear）、《特罗洛斯与克里希达》（History of Troilus and Cressida）等戏剧。她十几岁时还读过许多俄罗斯文学作品，那些作品可能影响她的心理设定，也许把她往阴暗、忧郁的方面引导。在现代，她崇拜的两个人物是英国作家伊夫林·沃（Evelyn Waugh）和艾维·康普顿·伯内特（Ivy Compton Burnett）。
1974年曼特尔正式开始动笔写作，但她并未在自己的第一部作品中描写自己的生活经历。相反，她专注于研究法国大革命，写作对象规模宏大，令人敬畏。她要写一部以法国大革命领导人丹东、罗伯斯庇尔和卡米尔为中心人物，同时还涉及许多其他人物的小说。当时曼特尔22岁，对生活充满激情和憧憬，选择如此巨大的研究项目不足为奇。然而当时曼特尔还在老年病医院工作，她既要兼顾白天的工作，还要投入晚上的写作，感到身心俱疲，于是她决定辞去正规工作转而成为一家百货商店的售货员，专卖服装。这个工作让她身体受累，但却令她心神放松。当时她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在八月份进入羊皮革专卖区。在那里，她可以单独一人待上好几个小时，组织语言，整理思路。从1974到1979年末，她一直都在进行关于法国大革命小说的研究。期间，大概是1977年，丈夫杰拉德因工作需要调往非洲南部的博茨瓦纳（Botswana），曼特尔不得不一同前往，于是手头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工作似乎暂时告一段落。但曼特尔却把成堆的笔记和索引卡带到了博茨瓦纳，每当丈夫外出开展地质研究工作时，她便钻进蚊帐潜心研究法国君主制衰败的过程。离开非洲前，她已完成了厚厚的一叠手稿，返回伦敦后，小说最终写完，书名是《一个更安全的地方》，然而却没有出版商愿意出版这本书。直到1992年这本小说才最终问世。所以《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是曼特尔第一部写作的小说，却不是第一部发表的作品。这部作品获得《周日快报》年度小说奖，提高了她在这个领域的知名度。该书气势磅礴，所涉历史人物关系复杂，是一部“卓越锐利的历史小说（Richardson，1998）。”1977到1982曼特尔都随丈夫生活在博茨瓦纳。在这五年里，他们住在一个边境小镇上，小镇安静柔和，远离外界生活的喧嚣。曼特尔就在当地的一家中学教书。然而在这期间，即1980年，曼特尔大病一场，她的生活几乎支离破碎，于是她决定把手头写的这部关于大革命的小说先放一边，并计划身体康复后开始写点新的东西。她感觉到自己需要一个新的开始。《每天都是母亲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写作的。
1982年夫妻俩从博茨瓦纳来到沙特阿拉伯（Saudi Arabia）。就在这一年，曼特尔继续写作《每天都是母亲节》，故事取材于她1974年在老年病医院当社工的经历。1983年年底她完成这部小说并交付出版商。但后来出版商排错时间，小说直到1985年才最终得以出版。从完成到出版，时间跨度18个月。随后，《每天都是母亲节》的续篇《空白财产》也于1986年完成并出版。曼特尔的这两部小说均展现郊区日常生活与恐怖事物。用曼特尔自己的话说，两部小说里描述的人物“让你感觉到想笑，却又令人浑身颤抖”。在《每天都是母亲节》里，主人翁伊芙琳·阿克森（Evelyn Axon）和女儿穆里尔关系非常紧张，以致穆里尔没有自我感，并最终导致她精神失常，谋杀他人，令人恐惧。在第二部小说《空白财产》里，穆里尔因为母亲的死而向西德尼一家展开报复。两部小说似乎都在强调作者曼特尔所关注的“转变”主题。两部作品都是关于母女之间紧张骇人的关系，表现出黑色喜剧（black comedy）和哥特式小说（gothic novel）的风格。《星期日时报》（The Sunday Times）评论说：“曼特尔的幽默相当恶毒。”而左倾的《新政治家》（The New Statesman）则将她的作品看成是“充满恶魔般的快乐”（Richardson，1998）。1986年曼特尔从沙特阿拉伯回到英国，随身带回过去记录的生活笔记，这些笔记成了后来《加沙大街上的八个月》的写作素材。1987年曼特尔因旅行游记获得席挖·奈波尔纪念奖（Shiva Naipaul Memorial Prize），该奖项由影响力较大的右翼周刊《旁观者》赞助。此时的曼特尔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尽管收入还不太稳定，但通过创作却也勉强能够生活。在英国新闻记者奥贝尔森·沃（Auberon Waugh）的帮助下，曼特尔开始为《文学评论》（The Literary Review）写书评，并因此获得一份体面的收入，一个进行大量阅读的读者身份及一份对身怀抱负的作家来说极其宝贵的关注度。
1988年《加沙大街上的八个月》发表了，故事取材于曼特尔本人1982年在沙特阿拉伯陪伴丈夫做研究时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个年轻女子跟随工程师丈夫来到吉达，正如曼特尔自己那样，住在一个远离侨民社会生活的城市中心街区。故事以高超的水准重构了死气沉沉的公寓里令人害怕的孤寂生活。邻居们神秘怪异的行为暗示着通奸和谋杀的活动。小说以一个西方女人的视角展开叙述，因此不可避免会对沙特的文化进行批判。尽管曼特尔并没有因此惹上追杀令，她和丈夫从此也不再可能回到沙特阿拉伯。
1989年曼特尔发表了《弗勒德》，该作品风格更加温和巧妙。故事背景设在20世纪50年代英国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村。全文利用童年的回忆来叙述天主教社区的惨淡生活。小说讲述了一个不愿意更新观念的老牧师安格温神父的故事。然而随着故事的进展，神秘的弗勒德来到这个荒野小村。这个半是天使半是恶魔般的牧师来帮助（拯救）固执的安格温，并改变了当地人的命运。故事对信念和人性进行了一些探索，暗示着超自然现象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弗勒德》为曼特尔赢得了雷德·霍尔比纪念奖、切尔滕纳姆奖和英国南部文学奖。
曼特尔在博茨瓦纳的经历还体现在《变温》中。1994年，《变温》出版了。这个令人不安的故事讲述了一对传教士夫妇在年幼的儿子在非洲被谋杀后回到了诺福克的生活。此时，曼特尔的小说表现出政治色彩浓郁、个人观点鲜明的特点。《纽约时报书评》（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评价它“令人不安、记忆深刻……精致、严厉又极其令人沮丧（Simon，2014）。”小说主人公拉尔夫·埃尔德雷德（Ralph Eldred）和安娜·埃尔德雷德（Anna Eldred）夫妇刚离开种族相互隔离的南非，他们一直在那里从事教会工作。最初，拉尔夫接受这个职业是为了能远离他那专制的父亲，因为他不允许拉尔夫从事地质学事业。拉尔夫和安娜努力想证明他们所做的事情是符合教义的，却发现其实他们离宗教信仰越来越远了。他们所处的政治环境也把他们的问题看作是殖民地问题的一部分。被迫离开南非后，他们在博茨瓦纳找了一份不太重要的工作，然而在这里他们再一次成为社会动荡和政治偏见的牺牲品：一个仆人拐走了他们的双胞胎孩子，最后只救回其中一个，而另一个儿子的身体器官被卖到黑市，最后拉尔夫和安娜夫妇不得不返回家园以求平安。他们决定不把这一悲剧告诉长大了的儿子及他们之后的其他孩子。但当面对消逝、牺牲、责任或最重要的爱情时，儿子的离去却时刻都在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和《加沙大街上的八个月》一样，《变温》讨论错综复杂的个人和政治关系，但又如《弗勒德》那般，《变温》也涉及辨别善恶时的含糊性。
曼特尔在非洲和中东等地生活了十年。她在国外生活和工作的经历主要体现在《加沙大街上的八个月》和《变温》中。前者以中东的沙特阿拉伯为背景。尽管有些含蓄，小说中的“转变”主题依然可见。整部小说都充斥着18世纪的基调，哥特式小说的色彩非常浓郁。而且，曼特尔在作品中还强调了另一主题“力量”，尤其是性的力量和政治的力量。她的小说从不与外界隔绝，所发生的事情都被植入特定的社会政治背景。曼特尔在作品中千方百计表现她对政治、力量、转变、演变和改革等主题的关注。
1995年，曼特尔《爱的考验》出版了。小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自传式的，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国为背景，取材于曼特尔在伦敦学习法律的那段经历，讲述一位女性与自己身体为敌的故事。主人翁卡梅尔·麦克贝思（Carmel McBain）是位十八岁的年轻女性，刚住进伦敦大学宿舍。当时正是1970年，女权运动兴起的时代。女权主义对于年轻女性，尤其是来自天主教家庭的年轻女性来说，既是问题也是希望。曼特尔在小说中直面女性对自己身体的关注与认同。卡梅尔的故事是一个“关于肉体”的故事，但这个肉体里还容纳了女性的思想。一直以来，女性受到的教育都令其相信“身体是一种累赘，是一种罪恶。”然而，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有关女性性欲和渴望以及行使自由权的新思想出现了。新思想要求女性改变对自己身体和心理需求的看法。在这种压力冲击下，卡梅尔得了厌食症，并以此引出关于“欲望”的故事：各种各样的欲望，有曲解的，有堕落的，有重复的，也有被拒绝的。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故事是以悲剧告终的。但对于卡梅尔来说，她最终活下来了，她拯救了自己，获得了新生：可以去爱，去坚持，并获得成长的快乐。显然，《爱的考验》是一部关于爱、性、金钱和权力的小说，获得霍桑登奖。该奖项自1919年开设以来只颁发过两次，这是第三次，却是颁发给一个女性作家的，该作品的成功之处可见一斑。
1998年曼特尔再次挑战历史题材，以18世纪末的真实历史人物查尔斯·奥布莱恩为主人公，创作完成了小说《巨人奥布莱恩》。这是曼特尔所有作品中对身体探索最成功的力作。故事讲述的是历史人物爱尔兰巨人查尔斯·奥布莱恩和苏格兰解剖学家约翰·亨特（John Hunter）的生活。小说没有将奥布莱恩及其对手约翰·亨特当作历史人物来写，而是把他们写成一个黑暗暴力童话中的虚构主人公，也是启蒙时代的必然受害者。故事的灵感来自曼特尔多年前看到的一本神经病学著作的脚注。“我立刻感觉到那就是我要写的书”，曼特尔说。她发现里面有许多关于约翰·亨特的素材，而亨特正是她想要塑造的主要人物之一。但关于巨人的素材却不多，只有今天陈列在伦敦皇家外科学院亨特博物馆的骨头能提供一些线索。起初曼特尔想写一部大型历史小说，但在写作过程中她改变了主意。最后完成的却是一本简洁精粹、富有诗意的作品。读者希望曼特尔陪着巨人奥布莱恩——爱尔兰国家的象征——一起在旅途中穿过肮脏的乔治王朝时期的伦敦，而她没有妥协。作品中，奥布莱恩被塑造成了一位说故事高手，一个天真单纯但令人感动的怪物。他觉得自己8英尺的身体高度只是一个五分钟的奇迹，死了比活着自然更有价值。故事隐含着英格兰和爱尔兰、诗歌艺术与物质主义之间的冲突。目前，曼特尔已将《巨人奥布莱恩》改编成剧本，在英国广播公司四套节目中播出（BBC Radio4）。
2003年曼特尔出版了回忆录《气绝》，包含“第二个家、现在杰奥费里不会煽动她了、秘密花园、微笑、展示你的生活方式、来生”等板块内容。在作品中，曼特尔梳理了贯穿自己小说的原动力——她的家庭背景。她从童年开始就放弃了宗教信仰，这在她心中留下永久的印记——罪恶感。她从小相信自己是错误、邪恶的，于是就养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内省和自我审视的习惯。曼特尔在她的故事中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并使其具有救赎的功能，能给人们带来启示。曼特尔用语言编织各种故事，来怀念失去的和逝去的，并使他们获得重生。
2005年，曼特尔第十部小说《黑暗之上》获2006年橘子奖提名。故事发生在千禧年，主人公是一位名叫艾莉森·哈特的专业灵媒，她冷静快乐的外表下隐藏着古怪扭曲的心灵。她周围隐形的幽灵“朋友”时时都可能化为人形。小说以幽默睿智的笔触揭示了超自然界也可能与普通人的世界一样庸俗平凡。《黑暗之上》致力于揭露国家现实问题，同时探索迷失和身份等曼特尔作品中惯常表现的主题。曼特尔以超强的信心和智慧进行周密布局，描绘了一幅充满丑陋和阴暗的图景。图中有怪异的小镇、畸形的多层停车场，还有排队质问养老金下落的鬼魂们。作者还用黑色幽默的手法描写了她们两人房子所在的新建居民区，令人啼笑皆非。
在回忆录《气绝》中，曼特尔提到自己十岁时，曾经得到过一本《莎士比亚全集》，虽然书很廉价，质量低劣，但她却非常喜欢。书中每一页都留下了她幼稚的指印，她将它保存了十几年，直至后来不慎丢失。那本书显然对曼特尔的创作，尤其是“克伦威尔”系列小说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是一个充满焦虑的时代。社会技术变革威胁着我们的传统文化。而此时文学领域继续给我们传递最大的惊喜。紧随勇气十足的青少年魔法师盛行之后，一个崭新的文学英雄形象迷住了全世界的读者，那就是都铎王朝的克伦威尔。2009年《狼厅》的发表不仅给曼特尔本人的文学生涯带来了重要的意义，也在历史小说领域掀起了一股高潮。而2012年发表的《狼厅》的续集《提堂》则更奠定了曼特尔在文学领域无法动摇的地位。《狼厅》和《提堂》打破了历史小说的常规写法，用全新的方式书写了现代英格兰的起源。英国最大的书店富瑶书店（Foyles Bookshop）的网站编辑乔纳森·鲁平（Jonathan Ruppin）说：“近来历史小说遭到贬低，且有加剧的倾向。曼特尔的小说不容置疑地说明历史小说也可以成为伟大的文学作品（Peter Aspden，2013）。”
都铎王朝和亨利八世的传奇数百年来为历史学家和研究者提供了无尽的史料资料和研究素材，这既是曼特尔创作《狼厅》的优势，同时也是劣势。历史上，亨利八世的王朝充满了阴谋诡计，涉及性、政治、权力、疯狂和暴力等方面，那是一个个可以想象到的“王室阴谋”，从这个角度说，想要以严肃复杂的心理和文学方式呈现另类的都铎故事几乎不可能。曼特尔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难题，她选取小人物克伦威尔为主人公，并由他叙述故事。这个小人物在历史上臭名昭著。曼特尔选取他为主人公，胆识确实过人。读者们一直想要弄明白的是，曼特尔如何进入克伦威尔的思想，又如何令我们欣赏这位权臣的呢？这就是《狼厅》的成功之处。这是一部历史小说，但作者并不想写一部好像是完成于16世纪的作品。她写了一部相当现代的小说，背景恰巧设在16世纪。小说呈现的对话、心理、思想以及历史观等都是非常现代的。从心理上讲，曼特尔作品的成功只有通过现代人的头脑才能实现。小说中的阶级意识、性别意识、关于女性子宫的价值等意识都是比较现代的。虽然曼特尔是一位中性作家，但她也意识到这些东西的意义。
《狼厅》的故事始于1500年（克伦威尔少年时期），止于1535年7月（是月托马斯·莫尔被处死），同时，克伦威尔在日程表上记下了亨利八世即将造访“狼厅”，那正是亨利第三任王后简·西摩（Jane Seymour）家的房子。在曼特尔笔下，托马斯·克伦威尔焕发出新的生命力。《狼厅》中，克伦威尔先后做过雇佣兵、听差、厨工、会计师、商人、律师，掌握多种语言，少年时足迹遍布欧洲大陆，能够通篇背诵《新约》，积聚了非凡的商业智慧和权谋之术，最后担任亨利八世的首席国务大臣，成为权倾一时的政治家和改革家。通过克伦威尔的眼睛，读者见证了安妮·博林（Anne Boleyn）苦心经营博取皇后宝座，见证了来势汹汹的宗教改革，见证了红衣大主教沃尔西的失宠，见证了圣人托马斯·莫尔的火刑……曼特尔笔下，克伦威尔是串起一系列重要事件的核心人物。
而《提堂》的故事则集中发生在亨利的第二任妻子安妮·博林遭拘禁、审判以及处决的三周时间里。故事节奏更快、情节更紧凑。克伦威尔与安妮的命运交织得更加紧密。尽管亨利耗时八年才娶到安妮，但她并没有如愿诞下男性继承人，因而成为众矢之的。为了确保自己的政治生命，克伦威尔只能不择手段地将安妮·博林及其家族拉下马。只是安妮及其家族势力必定拼死一搏，克伦威尔和亨利八世也将付出惨重代价。当安妮·博林因通奸罪和叛国罪而被处以死刑时，全书的紧张气氛达到高潮。小说的卓越之处在于，作者构建的克伦威尔确实在按历史上权谋政治家的诡计行事，但故事呈现方式如此亲密，呈现角度如此不同，以至于我们意识到克伦威尔所作所为似乎极为合乎情理。显然，不是曼特尔改变了历史，而是我们了解历史的视角不一样了。
《提堂》除获得布克奖外，还让曼特尔获得科斯塔文学奖、大卫·科恩奖、Specsavers国家图书奖之“英国年度作家”、2012年《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 Weekly）十佳图书、《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十佳图书等奖项。曼特尔的作品更受到出版界以外的关注——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已将《狼厅》和《提堂》两部作品改编为舞台剧，并于2014年1月正式公演；BBC2套也加紧筹拍两部作品的电视剧，并在2015年推出了一部长达6小时的迷你剧。
在创作过程中，曼特尔似乎对“砍头”这种刑罚比较青睐。《狼厅》以托马斯·摩尔被砍头为尾声。摩尔因反对亨利八世而获此可悲下场。亨利决定脱离罗马教廷，以便自己名正言顺宣布与凯瑟琳的婚姻无效，继而迎娶安妮·博林。而安妮·博林最终似乎也没有好结局。安妮的断头为《提堂》画上了句号。为了写好历史小说，曼特尔花了大量的时间做研究，调查那些可用场面和事件的叙述资料，弄清所有背景细节和相关信息。她发现，在16世纪的英国，断头是给予贵族、绅士和贵妇的特殊荣耀。亨利八世统治时期的英格兰并非每周都有断头行刑。正是因为断头这种刑罚不常用，所以才能起到威慑那些大臣和贵族的作用。而普通那些犯了偷盗或强暴罪的人只能被绞死。相比较而言，绞刑更加恐怖。一般犯了叛国罪的人会被吊起来，拖拉几下，头、四肢和身体就会分离。《提堂》故事里的人被判断头的刑罚，是考虑到他们是和安妮·博林一起犯的罪，因此对他们比较宽容，没有让他们被绞死，忍受长时间的痛苦。
从1974年初试写作，到近五年两度折桂布克，希拉里·曼特尔在近四十年的生活中经历了病痛折磨、感情失意、事业挫折，到如今依然从容地继续历史文学创作之路。在曼特尔看来，过去的一切包括她的苦难经历都是她的宝贵财富，每一天都是崭新的，只要在意今天写什么就可以了。在未来几年，她的任务便是完成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并让她的枭雄克伦威尔走上末路。让我们都来期待都铎王朝三部曲的终结篇《镜与光》吧，看克伦威尔是如何失宠于亨利八世、从权力巅峰骤然跌落，最终命丧伦敦塔。如果布克奖能回归传统，鼓励以严肃态度对待写作的作家，也许让一位作家上演“帽子戏法”，第三次获得布克奖也未尝不可。
1.2 创作思想及风格
美国著名文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认为，“诗的影响已经成为一种忧郁症或焦虑原则（布鲁姆，2006：6）”，而“强有力的作品本身就是那种焦虑（布鲁姆，2006：6）。”换言之，任何作家都会受到前辈作家或经典作家作品的影响，这种影响使后来者产生一种受约束的焦虑。“强者”的影响导致后辈作家焦虑，但“如果他能挣扎着从中脱身——哪怕是伤了脚或瞎了眼——他就有资格跻身强者诗人的行列（布鲁姆，2006：12）。”可以说，曼特尔三十多年的创作生涯就是一部受“强者”影响与摆脱这种影响的“焦虑史”。缪里尔·斯帕克（Muriel Spark）、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莎士比亚等知名作家都曾不同程度地影响过曼特尔的创作，而曼特尔并没有沿袭这些“强者”作家的写作风格，而是在比较中找到了一种能被称为“曼特尔”的风格。
在英国，人们常把曼特尔与当代文学界著名的英国小说家缪里尔·斯帕克联系在一起，因为曼特尔的某些作品具有斯帕克的风格。缪里尔·斯帕克是当代英国著名女作家，曾于1969年和1981年两度入围英国布克文学奖的决选名单，但最终却分别负于纽比（P．H．Newby）和萨尔曼·拉什迪而与布克奖失之交臂。尽管如此，她依然被认为“在同时代英国小说家中最具有天赋和创新精神（Hosmer，2005）”，在当代英国乃至世界文坛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戴鸿斌，2011：3）。斯帕克的作品涵盖了五类命题：宗教、超自然、善与恶、秩序与混乱和小说艺术（戴鸿斌，2012）。显然，其中一个重要命题是其作品中频繁出现的“超自然现象”，比如神秘恐怖的声音、来自死亡本身的电话等。斯帕克本人也承认“我的作品常涉及超自然……我几乎把它们当作自然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Brooker，2004）。”曼特尔由于早年独特的生活经历，其一部分作品中也流露出相似的“超自然”感知。
曼特尔从小信奉天主教，然十二岁时放弃了宗教信仰。尽管如此，在很多方面，宗教还是深刻影响着她的思想，她一直坚信鬼魂的存在。七岁那年，她在屋后的花园里玩耍，不经意间感觉到周围有神秘生物的气息，它似乎正被某个恶魔操控着。她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只知道自己被它盯上了。从此以后，似乎一切美好的事物都从她的身边逃开，就像水分从尸体里蒸发一样，慢慢飘走。这种意象不仅表达了小曼特尔丧失了天真单纯的个性，显示了她非凡的想象力，而且还暗示了人们的周围存在着一个超越物质现实的世界和一种无法预知的力量。曼特尔的回忆录《气绝》就是以一个鬼魂——她继父杰克的鬼魂——的出场开篇的。这是一次她所熟悉的善意拜访，她习惯于“看到”真实的鬼魂。《狼厅》的主人翁克伦威尔也能“看到”死人。小说中最感人的是那些描述克伦威尔妻子、女儿死亡的篇章。当他孑然一身，被孤独困扰的关键时刻，他的妻子利兹（Liz）就会出现在眼前，就像他在她死去的那个早上看到她的幽灵一样，她白色的帽子和围裙在楼梯上飞舞。当他需要有人指引方向的时候，他还见到了导师托马斯·沃尔西（Thomas Wolsey），他甚至还看到了被处决后的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曼特尔构思并创造了一个逝者并不逝去的世界，他们活在生者的心里，并会现身交流。曼特尔的《弗勒德》讲述了魔鬼乔装成罗马天主教教区新神父的故事，也涉及超自然现象；而《黑暗之上》则以超现实的笔触讲述一个以召唤死者亡灵为谋生手段的女人的故事，也带有斯帕克的风格。《爱的实验》从女性视角讲述爱、性、金钱和权力的故事，是对斯帕克《窈窕淑女》（The Girls of Slender Means）的致敬。
对于自己的作品是否深受缪里尔·斯帕克的影响，曼特尔本人感到十分困惑。她声称自己二十几岁的时候才读过斯帕克的作品，而且她们俩的写作方法和生活态度差异较大。曼特尔承认斯帕克作品中有某种灵魂研究，某种超自然的因素，但对宗教问题，两人观点差异较大。缪里尔·斯帕克是一个天主教皈依者，这一点影响着她的整个世界观，她的写作与皈依密切相关。没有宗教，她就不知道自己的立场所在（Brooker，2004）。而曼特尔虽然对宗教的问题也非常专注，但她自十二岁放弃宗教信仰后便无任何个人信仰，因此，决不会如斯帕克那般把传统的基督教观点置于核心地位。她的作品及观点并非与女性同行都有关联。就此事，曼特尔特别援例表明个人态度：“A·S·拜厄特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近来在英国作家中刮起了‘达尔文主义（Darwinism）’热，这对我的作品《变温》和最近的《巨人奥布莱恩》有一点影响。除此之外，我没有发现我这本书和其他人的东西有相似之处。我的小说两天前才出版，时间上来说很新近。我已经开始在想人们在评论它的时候，会说它像谁的作品。有时候有些人会发现你的作品深受某篇你从未读过的作品的影响，这很有趣，但也不是说不可能，因为某些人的作品已经先一步传开了。我们并不经常和那些早先开始写达尔文主义的人进行交流，而是各自进行创作。现在我发现我的第八部小说《巨人奥布莱恩》里就有写达尔文主义方面的东西，但我当时的确完全是自己写的，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第几个关注达尔文主义的人。在创作过程中，我关心的不是别人会写些什么，而是我能写出什么东西来（Rosario，1998）。”
此外，曼特尔被指其作品与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多丽丝·莱辛等女性作家有关联。曼特尔对此也不置可否。她声称自己不像那些人一样，很早的时候就知道自己要当作家。她大学学习的是法律专业，和现在作家这个职业没有多少关联。在她写作之初，她的偶像主要是莎士比亚、夏洛蒂·勃朗特、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Stevenson，R．L．）等人。正当着手写作时，受生活压力所迫，她却又不得不跟随丈夫出国，当时并没有完成任何作品。1977年，她去了博茨瓦纳，许多作品都在那里完成。那段时间，她几乎完全脱离英美文学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她的确在那里开始研究多丽丝·莱辛的作品，尤其是莱辛那些关于当时的罗得西亚（Rhodesia）［注：现在的津巴布韦］和玛撒（Martha）探寻的小说，因为她深受其创作题材的吸引，但她当时并未研读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作品，也没有研究其他人的文学作品。及至1982年回到英国时，曼特尔已经是一个成型的作家，更加不可能模仿他人。当她再去研读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作品时，却发现两人的确有一些相同之处。在当代作家中，阿特伍德是值得崇敬的对象，但曼特尔并不承认所谓影响力的问题，也不在乎谁与谁有关联，而是强调一种相互理解的情感。就这方面而言，曼特尔宁愿自己的作品能与莱辛、阿特伍德等人名相关，因为她们正是与她相互理解的人。然而，曼特尔在塑造人物形象、表现阴暗侧面及处理人类及其生活的高深问题等方面则更独具一格。曼特尔的小说没有持续的、可轻易辨识的元素，没有标志性的“曼特尔模式”，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存在。这种狡黠、千变万化的文字有时让人感觉很鬼魅，就像《黑暗之上》的主角艾莉森·哈特那样，拥有超自然的力量。
除文学名家外，曼特尔喜欢看诸如爱丽丝·米勒（Alice Miller）等社科类作家的著作。爱丽丝·米勒是早期教养（对儿童的暴力、性虐等等）方面世界级的心理专家。在曼特尔眼里：“米勒的书简短易读，但含义却不好理解，甚至令人烦恼。也许只需要花两个小时读她的书，却需要花一生的时间去思考和理解”（Anonymous，2013）。凯特·阿特金森（Kate Atkinson）的新作《生命不息》（Life After Life）新颖独特，充满力量，也是曼特尔喜欢阅读的作品。牛津大学学者基思·托马斯（Keith Thomas）的作品《巫术的兴衰》（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是一部不朽巨作，也是曼特尔反复阅读的爱作。
作为一个女性作家，曼特尔的喜好显得有些“特别”，这似乎和她“从怪小孩到女作家”（图灵，2013）的成长之旅形成呼应：她喜欢动作片，不喜欢爱情片；喜欢打斗的场面，不喜欢文邹邹的风格，更不喜欢那些多愁善感、爱幻想的女性的沉思。虽然简·奥斯汀也有类似的沉思，但曼特尔还是喜欢她，因为奥斯汀非常精明实际，作品里充斥着对金钱的讽刺。曼特尔能接受作品中有少量神奇，不可思议之处，但却觉得表现现实更吸引人，更具挑战性。她喜欢书写过去的小说，不喜欢书写未来的作品。对于那些目前发生的故事，她也可以做一些阅读，但仅仅把它们当成报纸的附加部分来浏览，以获得一些时事信息。
此外，评论员的工作经历对曼特尔的创作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除了小说创作，曼特尔还做过《旁观者》的影评家，也在《伦敦书评》、《纽约书评》等杂志上发表对其他作家作品的评论。在大学阶段，曼特尔没有接受过语言研究方面的训练，更没有学习过专业的批评理论，因而对评论领域并不精通。她所做的一些评论给外行看看也许还可以，但想要糊弄专家却行不通。曼特尔追求完美，做评论员过程中，对自己所写的评论文章要求非常严格。有时候在评论某本书时，她发现一些问题，并能根据自己的经验找到原因所在，如学术上的原因或技术上的原因。通过发现他人的问题，她最终可以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避免出现类似的问题。曼特尔的创作常常出于自身的本能和无意识思想状态，当一部作品最终完成时，她才理清自己的写作过程和写作内容。既当评论者，自己又写小说，这对曼特尔来说，获益匪浅。一方面，在阅读过程中，她会一步一步挖掘作家作品中存在的问题，如叙述问题，并以此为戒，激励自己的小说创作；另一方面，在写作过程中，她又对照自身的创作经验，理解这些问题，明白这些问题的因由，并最终成为一个更有同情心和理解力的评论者。
综上所述，曼特尔涉猎广泛，她在书中所读所思会给其创作带来影响。但她并没有简单地跟随别人的思路亦步亦趋，而是在对别人思路的整合中得出自己关于文学创作的真知灼见。在曼特尔看来，基调（tone）对于小说创作而言，相当重要：“一旦我设定好小说的基调，就算我把它丢在一边，好几年不写，我也不会忘记它（Rosario，1998）。”第四部小说《弗勒德》的创作过程印证了这一点。曼特尔是在一次火车旅行途中构思出《弗勒德》来的。她花了约半个小时写出了第一段内容，接着把最后一段内容也写完了，并把小说的基调也设定好了。她当时脑海中只有一些朦胧的想法，并把其中一些记录了下来。几年以后她再把当时的笔记拿出来观看时，除了她自己，没有人能看懂她的记录，没有人能明白第一段和最后一段之间能有什么内容，能发生什么故事。而对于曼特尔来说，当时构思出来的故事结构早已准备就绪，不会轻易丢失。此外，曼特尔把创作小说看作是栽培植物。植物不能随意生长，它必须根据自然法则生长，也可以根据园丁的需求生长，两者之间交替并存。小说创作亦如此，作品一旦开篇，其基调基本便被设定，很难再转换成其他形式，只会遵循自身的结构或形式向前发展。作者的构思犹如园丁的需求，而最终的故事结尾就像是自然法则，模型早已设定好。这是一种有意识和无意识之间或者说是思想和直觉之间奇妙的交替：“我的脑海里已勾画好思路，并且早就有了作品成型后的画面。我只要想着往这个方向发展是正确的，我不用担心作品的结尾会有什么问题。随后这个想法就成了一股自然的动力推动故事往前发展。而我仿佛是最后知道我为何会写这些东西的人。八年前我就开始构思《弗勒德》，当时花了几天时间做研究以确定我的想法是否可行。得到确定后，便将构思束之高阁。这么做是好事，因为虽然我已经知道要讲一个什么故事，却不清楚自己想要表达的主题。话题和主题是两回事。前者可能是你灵光一闪就能想到的，后者却要花上十年时间（Rosario，1998）。”虽然曼特尔只写过一本回忆录——《气绝》，但对于什么是好的传记作品，她却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她推荐读者研究洛纳·赛奇（Lorna Sage）的《坏血》（Bad Blood），那是一部关于童年和私人生活的回忆录，强调家庭不和的种子势必对下一代和下下一代产生悲剧性影响。曼特尔声称自己在阅读这部回忆录的时候，感觉到作者好像正在和她说话，而她则无意识地回应着。在曼特尔看来，传记不太好写，不适合初学者。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很多初学者都在写。如果有人想要关注自己以往的生活，就必须对其加以装饰。作者必须梳理回忆，还要考虑读者的需要，找到一条合适的途径。值得注意的是，回忆录不是对生活的真实记录，而是从某个角度对生活进行一种翻译和理解。这个过程要求作者要勇敢面对自己，尽可能忠实于生活。正是由于在确立自己整体的创作观后，曼特尔才能在各种文类创作中游刃有余。
◎1.2.1 历史小说之辩
曼特尔的作品体裁包括自传、短篇故事、历史小说及随笔（散文）。虽然曼特尔因涉足不同文类的创作而一直被视为“难以归类的作家”，但随着历史小说《狼厅》和《提堂》连续获得英国文学最高大奖布克奖之后，曼特尔一跃成为女性历史小说的代表作家。2012年布克奖评委会主席彼得·斯托萨德称她“打破了历史小说的常规写法”。曼特尔对叙事庞杂的历史乐此不疲，而且毫不露怯，行文自信无比。这种题材和大篇幅的基于真实历史解构的虚构创作多数向来就被男性作家所垄断，但曼特尔却从未曾犹豫过，她几部作品没有一部故意避开这艰涩的主题。
历史小说是以过去的历史生活为题材而创作的文学作品。它是一种“混合物”，部分虚构，部分真实。这是一个先锋的领域，虚构和真实的内容比例应当如何，并无定法。一方面，相对于历史著作，它是“小说”，所以一切皆可接受，作者不应当拘泥于历史事实，而应当进行合理的想象与虚构；另一方面，由于它是“历史”小说，主要历史事件与主要人物情况应该符合历史，如果随意虚构编造，创作的内容与历史事实互相矛盾，那便是一场噩梦了。创作历史小说若能做到虚实相生，达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辩证统一，那便离成功不远了。
尽管历史小说难以驾驭，初试写作的曼特尔还是选择对法国大革命进行重新诠释。曼特尔从小热爱小说，并被法国大革命所吸引。可研究之后，她却没有发现一部关于这一历史事件的小说能够吸引她。相比虚构的人物，她更喜爱有真实人物的历史小说。于是，她便决定自己来写。1974年，22岁的曼特尔开始创作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的《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以此开始了她的历史小说创作之旅。
如何同时体现历史的真实性和文学的可读性，一直令众多历史小说家们两难。曼特尔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相当直接，她认为作家必须拥有一个庞大的知识库，要远比作品中表达出来的内容多得多，这样才能从中精选并组织文字，以便牢牢抓住对这段历史并不了解的读者，之后作者就能够用戏剧化的方式来重新诠释史实，而不用背叛历史。在创作历史小说时，曼特尔很少无中生有，即使是那些微小的细节，也多是来自历史档案，有据可查。在《提堂》中，有一个细节就直接摘自一位使节的信件：亨利八世与安妮王后尚未离婚，就托人给简·西摩送来了情书和一袋钱；简把钱直接退还信使，然后拿起信亲了亲，接着原封不动地还给了信使。这些细节描写细腻生动，具体情节恍如发生在眼前。
在谈及有些历史剧为了方便叙述或者增强戏剧效果而扭曲历史时，曼特尔说：“如果为了更方便或更戏剧化而扭曲历史，我会感觉作为作家的自己是失败的。如果你理解你正在创作的东西，你会感觉你只是从真实的生活中组织起一出戏剧（MacFarquhar，2012）。”
细节不能捏造，而历史的伟大和重要性更是无法凭空创造，这也是曼特尔一直青睐历史小说的原因，她认为自己只能写已经被历史证实的伟大人物。她相信只有在伟大的历史时刻，才能出现伟大的人物；平庸的时代只能出现平庸的人物（各种无趣、困惑、绝望的人，只能在现代小说中出现）。假如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罗伯斯庇尔生活在现代的法国阿拉斯，他的人生只能像她的小说《每天都是母亲节》中的人物那样，经济窘迫，婚姻恶化，工作挫败，自卑无能。
曼特尔不喜欢历史小说家这个称呼，因为它给人的感觉似乎大家都在创作同样的作品。事实上，曼特尔将历史小说理解成是关于过去历史事件的当代小说。好的历史小说就是通往过去的一座桥梁，作家们利用这座桥梁重新架构起现在和过去之间的理解。
历史小说就是小说和历史之间的一个对话。小说是激发历史想象的兴奋剂，历史小说家通过自身的创作，再次呈现过去被遗忘的人和事，以引起当下人们的重新认识和思考。当然，史学家和历史小说家的研究重点不同。史学家对史实的选择、叙述和理解过程有严格的要求，而小说家更多的是想表达一种情感，以期引起读者共鸣。在曼特尔看来，所有的历史小说家都关注那些丢失的、遗漏的、不被历史记载的东西。我们既要探索外部的经历，也要探索内心的思想。我们想让那些没有声音的人发出声音，表达出不同的观点和态度，鼓励人们再思考。曼特尔的代表作《狼厅》和《提堂》是关于都铎王朝的历史事件的，而都铎王朝题材正是当前热播剧的宠儿。曼特尔在研究《狼厅》的时候发现有许多以托马斯·克伦威尔命名的作品，但里面却很少有涉及克伦威尔的内容，更不要说聚焦克伦威尔，研究他的所思所想，让史学家来重构历史人物的私人生活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曼特尔是位小说家，她可以利用一些有依据的推测来填补空缺，虽然她也无法改变整个历史架构。克伦威尔如何从一个铁匠的儿子一跃而成为首席国务大臣？这正是小说家要探索的东西。在创作历史小说的过程中，曼特尔把自己当成编剧，选择一个历史片段为背景，把相应的时间、地点、人物等道具布置安排好之后，利用她那独特的理解力和想象力，开始出乎意料地转换视角，从一个新的角度把过去的历史事件再呈现一遍。读者们只要相信她，跟着她，就能对同样的历史有不一样的感受。
历史，从字面上看不能恢复，但从隐喻角度讲则可重现。小说家正是从这个角度来书写历史。史书上记载的史实供史学家或者学生研究使用，而非供普通读者阅读。历史虽然不能倒流，但它能解释现代和过去之间的关系。《狼厅》和《提堂》是历史小说，但曼特尔并不想写一部似是完成于16世纪的作品。她写了一部相当现代的小说，只是背景恰巧设在16世纪的都铎王朝。小说呈现的对话、心理、思想及历史观等都是非常现代的。历史小说的创作，离不开作家主体的现代意识。正是由于“现代”对“历史”的融入，才使得《狼厅》和《提堂》取得巨大成功，才使得曼特尔成为当代历史小说的代表作家（Gardiner，2009）。
◎1.2.2 女性书写
曼特尔未必是个女权主义者，但女性书写则是其作品的一个重要视角，对这一视角的探索与曼特尔的成长经历、工作经历及身体状况息息相关。曼特尔虽是家中长女，却从小梦想成为一个男孩子，且有朝一日能成为圆桌骑士。在学校教育中，学校里的其他女孩都相信她们最美好的未来就是结婚生子，但是曼特尔的父母却认为那种糟糕的教育思想已经欺骗了他们自己，没能使他们改善自己的生活，所以期望女儿会有不同的命运，这种家庭教育背景对曼特尔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谢菲尔德大学学习法律时，有一个导师直接表明女性在他的课堂内没有地位，女性应该离开学校回去生孩子。谢菲尔德以这种男权主义为主流的传统文化思想对女性的歧视使曼特尔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愤怒，她说：“有些人已经忘记或从不知道，我们如此需要开展女权运动是为了让某个穿着尼龙衬衫的傻瓜笨蛋不能包养你，而你身边总围着一群笑容满面的男孩，想得到你的亲睐（Simon，2014）。”当时的人们都认为女人最终会结束学习生涯回去结婚生子，浑浑噩噩的家庭妇女生活是其最终的归宿。此时的曼特尔逐渐感受到女性作为男性附属的社会地位并意识到女权主义的意义。
从二十多岁开始，曼特尔一直疾病缠身，虚弱，疼痛，长期被误诊。她经常呕吐，疲惫不堪，腿上和腹部的伤口带给她巨大的痛苦，咨询了多个医生也没找出实际病因。因为在身体器官上没有检查出任何问题，医生们就转而认定她的病兆是心理疾病造成的。其中一个精神病科医生给出的具体诊断是，精神压力过大，思虑过多，他建议曼特尔放弃法律学习而去服装店工作，或者去当某个大律师的助手，承担轻松一点的活儿，如复制、整理和分发各种文件。他的误诊和不当治疗让曼特尔身体每况愈下。随后他又建议她去大学医院治疗一段时间，服用药效更强的抗抑郁类药物以及后续的抗精神病类药物，然而这些药物却进一步加重了她的病情，使她会“突然冒出一股杀人恐惧感”、“心脏狂跳”以及无法忍受的焦虑感。由于药物引发的这些症状正好与她被诊断的疾病症状一致，医生自然而然地认为她病情加重，需要服用药性更强的药品，如此恶性循环导致她的病情日益严重。只有从大学医院出院后（因学校放假，无法继续治疗），停止了药物治疗，她才渐渐恢复了神智。
接下来的几年，她停止了药物干预，陪着丈夫去了非洲工作。当浑身疼痛难忍时，她会去首都一家图书馆查阅医书，了解自己的病情。结果她发现，子宫内膜异位与她的各种痛苦症状一致，她实则患有子宫内膜异位症。1979年她不得已做了子宫切除术，希望能彻底解脱痛苦。然而没有了子宫，没有了卵巢，她发现身体的痛苦虽然解除了，但精神方面的痛苦加剧：她永远不可能怀孕，永远不可能再有孩子。从生物学方面讲，她作为女性的权利已经被剥夺了。“我到底是谁？”她常常这样问自己。她努力地想把自己重新定义成一个女人。在之后的几年里这一问题愈演愈烈。当疼痛再次来袭时，医生使用了激素治疗，曼特尔体重骤增或骤减，时胖时瘦，她的身体受到药物的极大伤害，用她自己的话讲是“摧毁了，又重塑了”。她觉得自己像是“不愿待在自己躯体中的陌生人”。于是，她开始通过写作来确认自我身份，给自己重新定位。女人的身份和身体之间存在的联系自然成了她思考的对象，1995年的作品《爱的实验》正是对这一视角的呼应。
在中东生活数年，曼特尔成长颇多，也经受了许多女性被歧视的生活经历。在沙特阿拉伯，女性相当受排斥。正如作品《加沙大街上的八个月》里所描写的那样，一开始有人就对弗朗西斯·肖恩（Frances Shore）说：“你现在不再是个普通人，而是女人了。”显而易见，女人比普通人要低等一些。她们身上裹了一层又一层，得经过丈夫的允许才能出门，而他们的丈夫呢，连他自己也要得到别人的同意才能这样那样。女人不能出国，因为她们没有护照。似乎她们所有的东西全被没收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一个女人，她们连身份都没有。可以想象，那是怎样的统治思想，怎样的社会生活！如此大规模的性别隔离和性别歧视现象在沙特却屡见不鲜。而更令人震惊的是那些受过教育的英国女人、美国女人、欧洲女人们所表达出来的一种态度：她们觉得“丝绸市场很好，游泳池够大，不需要什么了”，她们对生活心满意足。这是一种广义上的政治态度，表达了对周围一切的漠不关心。这种态度令人绝望，不仅对女人绝望，而且对整个人类绝望。值得庆幸的是，曼特尔还能安静地坐在房间里，还能继续写书。她是相当独立的人，颇能承受寂寞。如果不能从书里面汲取点能量，她也许不可能在沙特待上超过一年的时间，那种歧视女性、剥夺女性生存权的做法是如此的不人道。曼特尔和丈夫休假回英国的时候，发现自己一下子很难适应这里的生活环境，因为此时她又恢复了西方女性的身份，又能指使丈夫帮她做点事情；而当他们结束休假回到沙特阿拉伯时，她需要经历两周的调整期才能重新适应。这期间，她几乎不和别人说话，而当别人想知道她的想法时，也并不直接问她，而是通过她丈夫来完成，因为在这里女性没有地位，没有话语权。
◎1.2.3 恐怖的作家
如果一定要给曼特尔冠以一种风格的话，那就是“恐怖”的作家。关注曼特尔及其作品的人们会发现，潜伏在作品主人公日常生活中的那些悲剧、恐怖和疯狂是曼特尔致力于表现的主题，也是曼特尔惯常揭露的社会背景。这些长期深藏的悲剧和恐怖一旦爆发出来，主人公们不得不面对生活和社会带来的压力和危机。曼特尔的多篇小说都有这样的关照。她的前两部小说《每天都是母亲节》及《空屋的合法占有》都是展现郊区日常生活与恐怖事物相关的力作。用曼特尔自己的话说，两部小说里描述的人物“让你感觉到想笑，却又令人浑身颤抖”。在《每天都是母亲节》里，伊芙琳·阿克森和女儿穆里尔关系非常紧张，而这种紧张的关系和气氛使阅读整个故事变成了一个漫长又痛苦的过程。穆里尔从来没有个性，没有自我，没有自主权，她的母亲不允许她拥有那些东西。当然，她也不会有良知，因为她在生活中没有那样表现过。小说结尾处穆里尔已谋杀了自己肚子里的小孩，以防其被母亲带走。她还把母亲也谋杀了。事情朝着精神病人的逻辑思维方向发展。在《空屋的合法占有》里，穆里尔因为母亲的死而向西德尼一家展开报复。当穆里尔回到自己的住所时，她总感觉到母亲的存在，总是感觉到房子里到处都是腐烂和潮湿的气息。穆里尔恨母亲伊芙琳，到夜晚的时候她把自己转变成母亲的角色，自己和自己对话。因而，尽管伊芙琳已死，但她似乎仍有强大的存在感，她正等在黑暗里，想要从精神上和肉体上毁灭女儿。小说中这种母女之间的紧张关系及恐怖的故事结局是作者根据自己的生活推理出来的。曼特尔没有孩子，永远不可能成为母亲，内心的痛苦和绝望可想而知。尽管她选择通过作品把自己内心的感觉用阴暗可怕层层包裹，但它仍然真实地表现出她自己及社会上其他许多女人的生活。成长过程中，曼特尔与母亲之间的关系也非常紧张。十几岁时，母亲一方面希望曼特尔去一所要求较高的中学学习，然后上大学，最后成为她的荣耀，实现她的抱负，但同时她又表示如果女儿上大学的时候结婚，生了孩子，她会帮忙照看。那时的曼特尔总是对母亲说的话感到恐慌。她甚至觉得如果自己有了孩子，母亲就会把那个孩子带走。后来，曼特尔患上了严重的疾病，失去了生育能力，她的孩子再也不可能来到这个世界上了，因此她的内心就更加扭曲极端了。她更加害怕，害怕如果她有孩子，母亲就会把其带走；害怕她会做的比穆里尔还要极端，她并没有让孩子出生后再杀死她，而是确定孩子根本就不可能有机会来到这个世界上。她一生都在想象着、分析着这件事情，因而她的作品更多表现出了阴暗恐怖的气氛和尖锐无情的态度。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对曼特尔而言，如果不找到一个喜剧性的方式来宣泄内心情感，她会难以承受那样的压力，那样的恐惧。因而，曼特尔的作品除了弥漫着悲剧、恐怖色彩外，还有一些喜剧色彩。“黑色幽默”是其作品的重要特征。《变温》里就有某种喜剧色彩，而《弗勒德》则是一部深沉恐怖的小说。
曼特尔的黑色幽默色彩还表现在她对自闭症儿童的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尤其是《每天都是母亲节》及《空屋地合法占有》的女主人公穆里尔。《每天都是母亲节》背景设于1974年，当时在医学界刚兴起对自闭症理论的研究，仍将孩子患自闭症的主要责任归咎于母亲的疏忽与不负责任等。当时有种说法是，自闭症患儿多生自中产阶级家庭的母亲。事实上，正是资产阶级家庭的母亲诊断出他们的孩子患有自闭症，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只被诊断为愚蠢。现在这种归罪于母亲的说法已经不被赞同。而被广泛接受的说法则是神经组成和遗传因素造成自闭症。然而，曼特尔认为以前那些归罪母亲的说法依然有参考价值。创作《每天都是母亲节》时，她塑造了穆里尔·阿克森这个毁灭性的人物。她深受奥地利心理学家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的影响。他从集中营里存活下来之后，到芝加哥创办了一个机构，治疗患自闭症、精神病以及心理严重受损的孩子。该机构接受那些人们无法应付的，或者行为混乱、不正常的孩子。他对医务人员的比例、数量都有要求，招募了许多有献身精神的员工，在当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然而近年来反对他的声音越来越响：有说他独裁专断，有说他对员工严厉苛刻，也有说他夸大孩子治疗的成效，最严重的，则是诟病他的理论。在曼特尔看来，人们应该了解一下贝特尔海姆的理论创作之路，而不应全盘否定。他把那些心理受损伤的孩子比作是他在集中营里遇到的那些人。他发现在集中营里存活下来的唯一办法就是忽视自己的存在（不关注自己）。有些人完全切断了与外界的交流，就好像他们把自己的感觉隐藏了起来，被人称为“贝壳人”。贝特尔海姆对集中营里的那些人依然记忆犹新，在他的理论里，患孤独症的孩子们和集中营里的人的共同之处在于害怕，害怕独裁的力量。集中营里没有公正，没有法律，只有对生和死的独断专横，随意处置，完全缺乏理性。现在他面对的是心智受损的孩子，不知道他们得病的原因和结果。他们实际上完全处于一个主观的世界里，暴力和悲痛是随意的。在曼特尔看来，贝特尔海姆的理论具有深邃的洞察力。孩子们心智受损，内心感到害怕，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情感表现。每个人都经历过不理解成人世界的人生阶段，不理解大人们的决定是如何做出来的，也不能预测接下来又会发生怎样的事情，这些想法会给正常的孩子带来恐惧的心理，更何况是那些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的孩子，就这个角度而言，贝特尔海姆的理论还是有较大的参考价值的。
◎1.2.4 关注“转变”主题
曼特尔在非洲和中东等地生活了十年，这十年的国外生活和工作经历主要体现在她的两部小说《加沙大街上的八个月》和《变温》中。前者以中东的沙特阿拉伯为背景。尽管略显含蓄，但小说中的“转变”主题依然可见。整部小说都充斥着18世纪的基调，哥特式小说的色彩非常浓郁。主人公弗朗西斯·肖恩来到沙特阿拉伯后，安顿在一家不显眼的出租房。她认为自己的常识和开放包容的心态可以帮助她与穆斯林邻居和睦相处。但在昏暗沉闷的出租房里，她整日都在写日记、听着楼上水管里的哭咽声，看着楼梯井里晃过的人影，以度过孤独的日子。然而哭声、人影都是她自己的想象。邻居们告诉她：楼上房间空着，没有人住。弗朗西斯了解实情后，还是忍不住去幻想。日复一日，她的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甚至到了自我分裂的程度。曼特尔在作品中营造了阴森恐怖的氛围，却并不是要讲述一个吓人的鬼故事，而是要揭露一个令人惊恐的专制独裁社会。这是一部政治惊悚小说，也是一部黑色幽默小说。《变温》则是个典型的“好人得恶报”的故事：传教士夫妇积极投身慈善事业，其亲生儿子却遭到绑架和谋杀，善良的人们如何应对厄运与危机？这部史诗般的家庭长篇故事对不公正对待、丧亲之痛以及信念丢失等问题和感受进行了复杂精巧的描写，引发了一些最难回答的问题：是否存在让人永远无法原谅的事情？有人活该遭遇悲剧吗？谁能摆脱过去的阴影呢？美好生活中，悲剧突发，“转变”主题凸显。此外，曼特尔在作品中还强调了另一主题“力量”，尤其是性的力量和政治的力量。她的小说从不与外界隔绝，所发生的事情都被植入特定的社会政治背景。曼特尔在作品中千方百计表现她对政治、力量、转变、演变和改革等主题的关注。
曼特尔是一位有抱负的小说家。在写作方面，她不敷衍了事，绝不会随意编个120页左右苦乐参半的爱情故事就完事交差。她对权力、性、金钱等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几乎所有小说都会涉及这些主题。和这些主题有关的几件事情交织在一起，有些就转变成喜剧，有些甚至成了闹剧，但更多的则是发展成悲剧。在曼特尔的作品中，悲剧突发的原因往往是作者对于“转变”主题比较偏爱，这一主题贯穿其所有小说。她忙着写变化，所以她选择写革命，因为革命过程千变万化，革命结局出人意料。她写作内容绝不雷同，不管是个人生活还是政治生活，这就更易于产生突发性和变化。当然，她也写“进化”主题小说，对进化的发生和发展进行科学推断。她对社会的“变化”也非常关注，积极提出一些人类和社会关系的问题，如个人在其内心所想变成意识行动的时候如何承受危机，如何理解人们在巨大压力下表现出的一些不合理的行为等。小说《变温》很好地表达了曼特尔的态度：主人公拉尔夫的风流韵事让他的家庭几乎分崩离析，周遭的每件事情几乎都在压制着这个男人。但令他的生活真正发生变化的则是他亲手向那些伤害其孩子的孩子打开大门。“打开大门”含义诸多：拉尔夫是个善良的人，他的善良使他不能忍受那些人留在暴风雨中，因而有了“打开大门”的举动。但从象征层面看，“打开大门”则是他在巨大的压力下表现出的不合理行为，是一种“非理性”的释放。
曼特尔也非常关注社会政治背景，因而舍弃写作那些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转而创作那些嵌入社会，与社会高度相关的小说，但她也绝不是一个光写政治议程的小说家。她描写左派右派，分析政治形势，都是因为对“权力”的关注。在其小说中，曼特尔描写一个家庭时，不仅仅表述这个家庭建设情况，而是把它当成是大千世界里的政治缩影来表现。这种情况在《一个更安全的地方》里可能最为明显。小说中权力政治和性政治直接相关，家庭、外界的政治背景和政治文化等关系密切。在这样的情况下，她的小说所表现出的内涵是相当深刻的。《巨人奥布莱恩》也是一部政治隐喻小说，《狼厅》和《提堂》更是揭露了权力的斗争和政治的血腥。
曼特尔小时候家庭关系复杂，生活并不如意，长大后结婚却无法生育，身体长期遭受病痛的折磨。人生的经历和个人的情感无不体现在其作品之中。她以自身家庭中的母女关系为原型塑造了《每天都是母亲节》中紧张的母女关系。因其无法生育，她特别关注孩子，关注那些心智受损的孩子，因此在作品中才有了穆里尔·阿克森这个人物形象。她一度精神抑郁，她笔下的大多数女性形象或许都有这个色彩，曼特尔病情严重，失去生育能力，因此内心就更加极端了。她更加害怕如果她有孩子，母亲就会把其带走；害怕她会做的比穆里尔还要极端。她一生都在想象、分析这件事情，因而她的作品表现出的主题多是阴暗恐怖的，她表达的观点有时尖锐无情。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对曼特尔而言，如果不找到一个喜剧性的方式来发泄她的内心情感，她会难以承受那样的压力，那样的恐惧。因而，曼特尔的作品还不乏喜剧色彩。她到非洲生活了十年，深谙那里的性别歧视和政治不公现象，于是有了《加沙大街上的八个月》中弗朗西斯·肖恩在沙特阿拉伯的遭遇。因为曾在童年时放弃了宗教信仰，她才敢于创新，在《狼厅》中选择站在克伦威尔的角度对宗教领袖托马斯·莫尔采取违反历史评价中惯常的非同情立场。作品中的情节、对话和感受描写无不彰显作者的女性身份。丰富的主题、非凡的想象力以及丰满有个性的人物形象都建筑在曼特尔丰富的文学热情和生活积累上。曼特尔因其特定的作者主体性才创造出伟大的布克奖小说《狼厅》和《提堂》，成为当今世界备受欢迎的作家。文本创造者和文本一样，都应成为文学批评研究的重要对象。
1.3 布克奖、英格兰特性与曼特尔
布克奖（Booker Prize）是英国最著名、最权威的年度文学大奖，每年评选一次，奖励过去一年英联邦各国和爱尔兰共和国的最佳长篇小说，奖金高达5万英镑。自1969年设立至今，它成为小说作家追逐的最高目标并且是全世界最高级别的小说类奖项之一，获奖作品已经成为“最好看的英文小说”的代名词。布克奖评奖过程以严谨和独立性著称，同时还带动了文学市场的开拓，约三分之一的获奖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著名的电影《辛德勒名单》（Schindler's List）、《英伦情人》（The English Patient）都改编自布克奖获奖小说。迄今布克奖已经走过了四十七年的漫长历程，历经数代人的努力经营和悉心呵护，已然成为世界众多文学奖项中的翘楚。迄今已有四十多位小说家获此殊荣。
在国外，受布克奖的影响，人们对颇负盛名的大奖得主如萨尔曼·拉什迪、V·S·奈保尔（V．S．Naipaul）、约翰·班维尔（John Banville）、库切、伊恩·麦克尤恩、格雷厄姆·斯威夫特、阿拉文德·艾迪迦等人及其作品进行了深入研究，但鲜少有人能以这些著名作家作品为研究载体，以布克奖为切入点集中系统地展开讨论。同时，在国外真正对布克奖本身的研究也才起步不久。标志性的著作也仅有两部——英国教授理查得·托得（Richard Todd）的《消费小说：布克奖与今日英国小说》（Consuming Fictions：The Booker Prize and Fiction in Britain Today）和美国学者卢克·斯特朗曼（Luke Strongman）的《布克奖与帝国遗产》（The Booker Prize and the Legacy of Empire）。这两部专著对布克奖的沿革历史、评奖规则和方法，它与经典、媒体和商业的关系作了精要独到的梳理。然而这些研究大都囿于20世纪90年代，而对最近十年的小说发展的关注力度远远不够。
在国内，布克奖除了在外国文学界和出版界受到一定的关注外，普通人对它了解并不多。2005年度爱尔兰作家约翰·班维尔凭小说《海》（The Sea）荣膺布克奖，2006年印度作家基兰·德赛（Kiran Desai）的小说“失落的遗产”（The Inheritance of Loss）获得布克奖，随后十来年每年都有布克奖作品被甄选出来。然而，事实上国内有较大一部分出版人、翻译家以及文评家并未读过布克奖作品，即使偶有涉猎，数量和信息都相当有限，有人甚至对布克奖及获奖作家也相当陌生。可见，当布克奖的获奖者及其作品在国外颇负盛名，国内却鲜有人知，更不要说对作者和作品展开系列研究了。因而虽然目前国内外国文学界和出版界对布克奖关注有加，但总体而言，只有一些零散的介绍和译品，未见较为系统和全面的评析，因而这一现状急需改变。
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年刊《文学理论前沿问题研究》（2010年卷）曾就近年来学界比较关注的“文学理论的性质”、“中国文论走出去战略”等话题进行专门的探讨。浙江省社科网络平台也强调过“将加强坚持文学的品质和趣味，加强名作家作品和优势板块的建设”的文学研究热点。显然，文学理论、名家名作的解读和相关文学产品将成为今后文学研究的新热点。文学奖项是评价文学作品的品质、体现文学作家艺术水准的最主要方式。好的文学奖不仅是一国文坛的重要组成部分，亦会对一国文学的整体水平乃至文学出版产生难以估量的促进作用。每年的10月和11月，世界诺贝尔文学奖（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英国的布克奖、德国的德国图书奖（The German Book Award）、法国的龚古尔文学奖（Le Prix Goncourt）、美国的国家图书奖（American National Book Award）及我国的茅盾文学奖等都相继揭晓。诸奖项中，除去诺贝尔文学奖，英国布克文学奖可谓世界上经营最成功的年度书奖，不仅在英国和英联邦国家极具号召力，影响亦远达美国和加拿大，非英语世界亦随之耸动视听。相比较而言，我国的茅盾文学奖显得影响较小，争议颇多。
设立于1968年的布克奖是由英国出版名人马斯开尔（Tom Maschler）争取到英国最大的现购批发商Booker赞助而成立的一项鼓励文学创作的奖项，奖励当年度最佳英文小说创作而不限英国籍作者。荣获布克奖几乎已经成为“最好看的英文小说”的代名词，是广受世界瞩目和讨论的小说奖，而“布克奖得主”这几个字，已经是英国文学行销全球的耀眼标签。理查德·托德教授在把布克奖置于消费文化中进行考察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从任何角度来看，布克奖在商业运作、在特定的文学经典的形成过程中都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芮小河，2004）。”作为一个成功的产业，布克奖的文化价值在于它推动了文学出版涉及的方方面面诸如作家、出版商、读者、销售商等的发展，使作家行列新人辈出，激发出版商、销售商推介无名作家的积极性，扩大文学受众的范围，从而影响着小说的写作、阅读和出版方式。因此，研究英国布克奖获奖作家及其作品，有益于国人品读当代外国小说的经典作品，了解当代国外小说的境况及现代世界的主要文化力量，同时可以借鉴布克奖成功的经验，推动我国文学奖项及文学出版业的发展。
作品是昙花一现还是终成经典，有待时间考验。从一定程度上说，布克奖充当了文学的赞助人和评判者，其出现实是作家们，尤其是一些具有潜力的无名作家们的一大幸事。纵观1969年以来的获奖名单，有不少作家本来籍籍无名，得奖后才声名鹊起。这其中的佼佼者又属奈保尔、戈迪默（Gordimer）、库切等，他们在十年或数十年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从而广为世界瞩目。许多作家都是在个人创作生涯才刚刚起步时就获得布克奖，比如戈迪默公认的代表作是2005年的《七月的人们》（July's People）而非1974年的布克奖作品《自然保护论者》（The Conservationist），女作家基兰·德赛在2006年获奖的《失落的遗产》是其第二部小说作品，更有作家以处女作夺冠，如1997年印度女作家阿兰达蒂·罗伊（Arundhhati Roy）的《卑微的神灵》（The God of Small Things）、2003年D·B·C·皮埃尔（D．B．C．Pierre）的《维农少年》（Vernon God Little）等，布克奖提携文学新人由此可见一斑。
一直以来，代表着英国文化和传统的布克奖总是处于西方视野关照之下，获奖往往就意味着得到以伦敦为中心的西方文化权威的认可。由于这一奖项与媒体相结合，电台、电视台、报纸连篇累牍报道评选进程，那些承载强烈的文化意识的严肃小说作品因而得以登上各大媒体的畅销书榜，进入商业流通，不但成为有形的消费品为众多都市居民所接受，而且产生社会能量，与社会文化生活发生互动，并逐渐向“成为现代世界主要的文化力量”的愿望靠拢。
希拉里·曼特尔基本上和马丁·艾米斯、朱利安·巴恩斯、伊恩·麦克尤恩及萨尔曼·拉什迪等人是同一时期的作家。尽管在《狼厅》发表之前，曼特尔已著有多部作品，也获得一些较重要的奖项，但无论从作品销量还是从个人声望上来说，都无法与他们这些人比肩。换句话说，在获布克奖之前，曼特尔虽然在英国文坛取得一些成绩，但绝算不上声名显赫，彼时的她即使出现在自己的作品周围，也不见得会有人认出她便是作者本人。
2009年布克奖得主最终谜底揭晓，希拉里·曼特尔凭借其历史小说《狼厅》击败两获布克奖的J·M·库切、1990年布克奖得主A·S·拜厄特，以及萨拉·沃特斯（Sarah Waters）、亚当·福尔兹（Adam Foulds）和西蒙·摩尔（Simon Moore），最终摘取2009年度布克大奖，将5万英镑奖金收入囊中。《狼厅》是史上最畅销的布克奖获奖作品。当年获奖后在英国亚马逊图书网销售排名一跃至第二位，仅次于于丹·布朗的超级畅销书《失落的符号》，甚至连美国本土的亚马逊网也蹿升至第八位。至2010年7月，精装本在英国销售量达到21.5万册，因此也被西方媒体称为“史上最畅销的历史小说”。《狼厅》的获奖使得曼特尔在文学界声名鹊起。
2012年，曼特尔凭借《狼厅》的续篇《提堂》再次获得英国布克文学奖，成为英国历史上两次荣获奖的第一位本土作家，也是获得“双布克奖”这一殊荣的首位女作家，从而奠定了曼特尔在英国文坛坚不可摧的地位。曼特尔之前，曾有两位男作家获得过两次布克奖，分别是出生于南非的J·M·库切和澳大利亚的彼得·凯里。库切的获奖作品是1983年的《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The Life and Times of Michael K）和1999年的《耻》（Disgrace），库切还获得了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彼得·凯里的获奖作品是1988年的《奥斯卡和露辛达》（Oscar and Lucinda）和2001年的《凯利帮正史》（True History of the Kelly Gang）。
显然，布克奖成就了曼特尔，使曼特尔广受世界瞩目。曼特尔计划创作的“都铎三部曲”的前两部都获得了布克奖，第三部《镜与光》正在写作中。第一个布克奖曼特尔苦等了廿十载，第二个却随即而至，人们不禁期待曼特尔第三个布克奖的到来。
多年来，布克奖的评选规则细节修订变动不断。有改革者主张布克奖应当面向所有以英语语言创作的作家，尤其包括美国作家，免其沦落为二流文学奖，称“如果布克奖要保持其文化遗产的奠基石的地位，就必须让美国人有参赛的途径”。回应此类改革呼声，新赞助商曼公司有意推行对候选小说资格的改革，使大奖面向美国作家，从而推进其国际知名度，扩大图书的国际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然而此一设想终因反对的呼声此起彼伏而未能实现。如今，布克奖的评奖范围依然只限制在英联邦国家、爱尔兰和津巴布韦，而美国这一英语小说的重要来源地却始终被排除在外，这不得不引起人们的重视和思考：英国人这一举措是否体现了“文化民族主义”（cultural nationalism）？英国人是否想借助“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ism）来留住对帝国那挥之不去的情感？作为土生土长的“英国制造”，布克奖同作为民族认同标志的“英格兰特性”之间到底有着怎样错综复杂的关系呢？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英格兰特性”的讨论已经成为评论界的热点话题。时至今日，关于“英格兰特性”一词的起源和定义依然存在争论，但对于该词与“民族认同”、“民族文化”、“民族生活特征”之间的紧密联系，则已达成共识。因而，所谓“英格兰特性”，一般指英国性，或英国精神，是一个民族在各个领域中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点。虽然没有一致的定义，但理解“英格兰特性”的关键点在于强调人们对于自己身份的确认和对于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归属感，一种不管何种身份地位，都共同享有的精神。
二战以来，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昔日的日不落帝国在政治和经济上逐渐衰弱，英国人因而面临着愈加严峻的身份危机。韦恩（John Wain）曾尖锐地指出，欧洲问题实际上就是英国民族身份问题，而非经济和政治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布克奖应运而生，促使英语文学创作向多元化发展。对英国人而言，布克奖的设立从文化层面上迎合了帝国崩塌和经济衰退所形成的民族心理认同需求，是英国人重建帝国梦的重要途径。因而，布克奖与生俱来就具有英格兰特性，体现出名副其实的“英格兰身份”。布克奖的民族身份正好解释了为何该奖项将评奖范围严格限制在英联邦国家。此外，纵观布克奖获奖史，不难发现，历史题材的小说在获奖小说中占有绝对优势。根据相关研究，截止到2009年，布克奖43部获奖小说中已有15部历史小说获奖（刘国清，2010）。A·S·拜厄特曾指出，“比起反映当下现实的小说，‘历史’小说更具有持久性。这些小说形式和内容丰富多样，充盈着文学的生命力和真正的创造性。（Byatt，AS，2000：9）”历史小说是文学上反映英格兰特性问题的重要体裁，布克奖通过对一批批以怀旧和追忆为主题的传统历史小说以及以“怀疑”和“重写”为关键词的现代历史小说的青睐，将历史同民族认同结合起来，毫不费力地确立了英格兰特性的意义。
布克奖使“英格兰特性”在文化领域中得到发扬光大。随着移民、女性、种族等这些“他者”身份作家在国际上的崛起，越来越多的种族作家、女性作家、移民作家及黑人作家的优秀作品都被纳入布克奖备选之列。包容性、多元性、多种族成为当代英格兰特性不可避免的特征。当代英格兰特性逐渐走向了多元文化发展模式，并不断加深布克奖的国际影响力，使得英国文学正在变得多元化和国际化，英国距离“文化超级大国”的梦想越来越近。更为可喜的是，英国布克奖管理委员会宣布，从2014年起，所有用英语写作的作家都有资格参与布克奖的评选。这就意味着，布克奖将接纳美国作家的小说作品参与评奖，而此前，只有英国、爱尔兰以及英联邦国家的英文原创作家有资格入围参评。这是布克奖设立45年以来最大的一次规则变化（文文，2009）。这一变化足以表明布克奖的多元性与国际性都得到加强，从另一个方面呈现了现代英格兰特性。
希拉里·曼特尔是当代英国女作家，其历史小说《狼厅》和《提堂》先后摘得布克奖的桂冠。“本土作家”、“女性”、“历史小说”，不得不承认，这些关键词与布克奖所体现出的当代英格兰特性有某种程度的契合。曼特尔笔下的都铎王朝是一段已逝的历史，但文明的继承者们会怀念它的成就和意义。曼特尔以重塑历史人物为主题创作小说，是通过“继承、扩展、重建和证实”的方式来阐释自身对当代英格兰特性的独特理解，是当代英国共同体成员塑造文化与精神共同体的重要思路，更是研究当今英国公共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
英国民族公共文化建设离不开对大英帝国情怀的重新审视、文学经典的继承和发扬、黑色幽默手法的运用以及民族记忆信息和特征的传承等方面。研究英国民族共同体形塑与公共文化建设，就是研究民族共同体精神在希拉里·曼特尔作品中的表现形式。
1．民族共同体与大英帝国情怀
曼特尔借助文学作品的创作重新审视了大英帝国情怀，强化了英国民族身份认同意识，体现了民族共同体精神。正义与代价、正义与公断、正义与移民都是曼特尔作品所表达的重要主题，是曼特尔传递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公共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在历史小说《一个更安全的地方》里，曼特尔以法国大革命为时代背景，描写了乔治雅克、罗伯斯庇尔及卡米尔三人来到巴黎谋生的故事。“革命理想”是他们的正义目标，追求权力的渴望却是他们对寻求正义目标的唯一途径的渴望。在革命的激情中，他们都感受过了权力带来的荣耀，但却要为此付出巨大代价。在历史小说《狼厅》与《提堂》里，克伦威尔由阴险狡诈的小人物转变成自我锻造、自我发展、极富温情与魅力的人物。重新审视帝国，客观对待历史人物，正是文学作品在建设民族共同体进程中的重要使命。帝国情怀足以解释英国人对“正义”的狂热追求。“正义”的推行除了殖民方式，还有移民方式。
2．民族共同体与文学经典
历史与文化认同是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烈表征，也是公共文化建设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因素。在文学作品创作中继承和发扬本国文学经典无疑是作家民族自豪感的强烈体现。毋庸置疑，莎士比亚的创作是英国文学的经典，是“英格兰特性”的强烈表征。莎士比亚式人物的塑造更是英格兰民族的骄傲。曼特尔继承并发扬了这种民族意识，不仅在小说中频频聚焦改革、信仰、辩论、宗教、伟人兴衰等莎士比亚风格的主题，还在小说《狼厅》及其续篇《提堂》中直接塑造了一个外表冷静内心繁复、自我意识和自我怀疑的莎士比亚式人物托马斯·克伦威尔。不仅如此，曼特尔还创作了两本具有英国著名女作家穆丽尔·斯帕克风格的小说：《弗勒德》和《爱的实验》，后者是对斯帕克《窈窕淑女》的致敬。她的另一部小说《黑暗之上》也带有斯帕克的风格。
3．民族共同体与黑色幽默
“黑色幽默”是英式幽默的重要体现，也是英国民族独特的性格特征。曼特尔的每部小说几乎都充斥着“黑色幽默”元素。《每天都是母亲节》、《空屋的合法占有》通过幽默讽刺的手法让人感受到噩梦与绝望；《弗勒德》是一部滑稽又精致的小说，让可笑与可怕两种心绪完美结合；《爱的实验》也是一部悲剧小说，曼特尔惯常的喜剧思维，灵敏轻松的比喻修辞以及充满爆发力的语言描写又给这个故事的悲剧性增加了喜剧的味道。
4．民族共同体与民族记忆信息和特征
民族是历史的产物，民族共同体内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特征随历史发展表现出较稳定的共性。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共同体的共同属性。民族共同体成员一代代地传递着始祖、血缘、历史、文化等最有利于本民族的那部分记忆信息和特征。英格兰本土作家的身份属性使曼特尔在小说创作的字里行间自然表露出对本民族特性的记忆和理解，这种情感力量正是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表述。在多部小说中，英格兰民族血统、语言、宗教文化以及乡村风景都是作者信手拈来的背景和道具，曼特尔的小说创作因而具有浓郁的“英格兰特性”。
1.4 勃发与拓垦：国内希拉里·曼特尔研究
作为当下英国文坛为数不多的实力派作家之一，希拉里·曼特尔多部小说获得大奖，其中尤以《狼厅》与《提堂》为最。十几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虽然曼特尔一直都在求新求变，但却始终对历史题材情有独钟。历史小说是小说和历史之间的对话。优秀的历史小说家常常通过自身的创作，将那些过去被遗忘的人和事再次呈现出来，以引起当下人们的重新认识和思考。多年来，曼特尔一直本着此种理念进行创作。长期的坚持终使其名声大震。她的“克伦威尔”系列历史小说，即《狼厅》及其续篇《提堂》因对历史性、民族性与当下现实的关照与反思而先后使其摘得布克奖桂冠。由此，她成为继澳大利亚作家彼得·凯里和南非作家J·M·库切之后，第三位两度获奖的作家。更为难得的是，曼特尔是布克奖史上第一位获此殊荣的英国本土作家，也是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女性作家。布克奖的青睐不仅进一步推动了英国本土评论家和读者对本国民族特性的关注与反思，也启动了国内曼特尔研究的步伐。自曼特尔获布克奖，尤其是二度获奖以来，国内对其作品的解读逐渐升温，已然形成一种勃发之势。当下，国内曼特尔研究重心集中于两部布克奖获奖小说《狼厅》和《提堂》，主要从布克奖获奖信息报道、曼特尔成长与创作研究及小说主人公托马斯·克伦威尔形象解读这三个方面展开。
◎1.4.1 书评式的解读：布克奖获奖信息报道
从处女作《每天都是母亲节》至今，尽管曼特尔已经出版了十余部作品，但我国媒体大众聚焦希拉里·曼特尔却始于她2009年布克奖获奖作品《狼厅》。此后，一些针对《狼厅》的书评式解读频现各种媒介。较早关注《狼厅》获奖信息的是一批新闻媒体和报纸期刊：《出版参考》2010年10月下旬刊以“2009年布克奖获奖作品历史小说《狼厅》出版”为标题将《狼厅》获奖信息介绍给我国读者；《作家杂志》以“畅销书”、“长篇历史小说”等为关键词推荐《狼厅》，并从国王婚姻视角入手评价作家及作品；中国作家网、凤凰网、和讯网等网络平台都不约而同地发布了《狼厅》获奖信息；亚马逊、当当、京东商城等电子书商也先后推出《狼厅》的原版书和中译本。一时间，历史小说《狼厅》及其获奖信息在国内备受关注。继《狼厅》之后，2012年曼特尔的历史小说《提堂》出版，令其再度赢得英国布克文学奖。两度获奖，加强了国内媒体对曼特尔的关注热度。《文艺报》世界文坛板块以“穿越都铎王朝：布克奖双料得主希拉里·曼特尔”的醒目标题吸引读者，并坦言《提堂》当时的销量已经超过10万本，比其他11部入围布克奖长名单的作品的销售总和还要多；《中国文化报》的环球人物板块也从多个角度发布了曼特尔再度获布克奖的信息。及至后来，学者刘国清在“布克奖与当今英国历史小说热”一文中，以《狼厅》为例，强调了历史重写的视角对布克奖的影响。
总之，虽然各种媒介只是作了蜻蜓点水式的解读，但至少我们已将希拉里·曼特尔、《狼厅》、《提堂》、历史小说、布克奖、民族身份建构等关键词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此基础上，国内一些学者对曼特尔及《狼厅》、《提堂》的研究兴趣渐浓。刘国枝在多家期刊上发表对《狼厅》的解读评论的同时，进行着《狼厅》的翻译工作；高继海通过对《提堂》的分析，表现小说作者曼特尔在刻画人物、烘托气氛、展示时代方面的高超技术和才能；任爱红、严春妹等人评价了《狼厅》和《提堂》的可读性和艺术性，称赞曼特尔历史小说中所表现出的“人性”和“温情”。布克奖的两次青睐使得曼特尔在国内声名鹊起，随后的一系列的书评又进一步拉近曼特尔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位都铎王朝系列历史小说缔造者，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成长与创作经历。
◎1.4.2 多面的曼特尔：作家成长与创作背景研究
如果说，每一部作品都可以视为作者自我的一次暴露，是作者的“心声”与“情态”的表露（朱振武，2004：9），那么，对于作家生平及其创作历程的研究自然对文本的解读有着莫大的益处。因此，随着《狼厅》与《提堂》的走红，有些评论家与读者开始关注曼特尔的“心声”与“情态”，试图从中挖掘影响作家文学创作的潜在因素。相较于国外较为成熟的曼特尔的成长及创作经历研究，国内对她这些信息的介绍和宣传并不多见。除了百度百科、凤凰网、腾讯网等网络平台有零星、简短的介绍外，相对系统的文章只有2013年3月6日《世界报》人物特写板块题为《“毒舌妇”曼特尔的奇妙人生》（匿名，2013）、图灵发表在《黄金时代》期刊上的《希拉里·曼特尔，从怪小孩到女作家》（图灵，2013）以及《文艺报》新近发表的《希拉里·曼特尔：痴迷于历史题材的女作家》。（宋玲，2014）几篇文章都介绍了曼特尔的家庭出身、成长过程、教育背景以及一些人生经历，但同时都突出曼特尔与众不同的一面。“毒舌妇”的名声暗示曼特尔敢于直面社会的阴暗面，勇于揭露人性中的丑恶（匿名，2013）。“怪小孩”突出曼特尔惨淡的青少年成长经历及其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同时也强调了这些经历赋予她的创作灵感（图灵，2013）。“痴迷于历史题材的女作家”则表明曼特尔的选题偏好，以虚构的情节来诠释历史真相（宋玲，2014）。然而，独木不成林，仅片面聚焦曼特尔某个特性，且又割断她与同时代乃至先辈作家的共通之处，这易导致一叶障目，引发误解。只有将其身上每一个独特性综合起来，然后再置于整个英国小说传统之中时，一个完整的多面的曼特尔才会浮现在读者眼前。这样，当置身于曼特尔小说中的历史漩涡时，我们才不会感到迷失，从而挖掘出历史场景背后的深层意义。
将“毒舌妇”、“怪小孩”和“历史题材痴迷者”并置起来时，曼特尔的成长与创作历程便清晰地呈现出来，进而解释了作者用异于常人的眼光去质疑与重新审视都铎王朝和历史人物托马斯·克伦威尔的行为。此外，当把曼特尔置于英国历史小说传统之中时，读者就能发掘她的更多特性。同许多作家一样，曼特尔敢于消解历史的宏大叙事，但她却比那些作家看得更远。她将读者领入了英国民族发展最重要的阶段之一——都铎王朝时期。与同样描写那个时代的作品不同的是，她选择以一个被正统历史长期放逐的人物——托马斯·克伦威尔的视角去揭露那段王朝秘史。正是曼特尔强调以现代人的眼光来书写历史小说，《狼厅》与《提堂》才会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
◎1.4.3 他者的复原：托马斯·克伦威尔形象解读
几个世纪以来，都铎王朝给历史学家和艺术家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史料和创作灵感。纵览这些关于都铎王朝的研究与创作，不难发现在那个伟大的时代，克伦威尔基本上被边缘化了。在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亨利八世》（HenryⅧ）里，克伦威尔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卑鄙小人，而在最近风靡英伦的电视剧《都铎王朝》（The Tudors）中，他又以相似的面孔出现。可以说，无论是在严肃的历史剧里还是在商业化运作的大众文化中，克伦威尔在英国人的集体记忆中已经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他者。作为英国主流价值观念代表的布克奖之所以会对《狼厅》和《提堂》产生极大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源于曼特尔有意颠覆长久以来人们对克伦威尔形成的刻板印象，以现代人的思想来重构历史人物形象。这也是为什么在研究这两部作品时，国内更倾向于聚焦主人公托马斯·克伦威尔的形象解读。罗伦全认为《狼厅》里的克伦威尔是都铎王朝有情有义的血性男儿，赞扬作者曼特尔选取历史记录中的真实场景，重新审视克伦威尔，借助于克伦威尔对历史进行了独辟蹊径的诠释，以全新的角度改变了人们对历史的看法（罗伦全，2011）。左燕茹也有同样精辟的论断：曼特尔扬弃了克伦威尔的刻板印象，这个在传统作品中的边缘人物、反派角色在此重塑了自身形象——一个更细腻、自觉、自律的现代形象，一个靠自我教育白手起家的政治家的形象（左燕茹，2010）。刘国清认为《狼厅》的引人之处莫过于它成功地重塑了历史人物克伦威尔（刘国清，2010）。尹丽莉在其论文中称克伦威尔为“完美政治家”，从关注克伦威尔身上凝聚的多面性性格特征，剖析他那“狼性”与“人性”交织的复杂个性（尹丽莉，2014）。在严春妹看来，《狼厅》和《提堂》生动再现了都铎王朝的辉煌时代和一代权臣的丰功伟绩，展现了当代小说家调整视角、反思历史的创作心理（严春妹，2014）。
除了重点研究托马斯·克伦威尔的形象重塑，还有少数几位研究者比较关注作家曼特尔的叙述视角、现在时态的运用、第三人称代词“他”的大量运用以及作者高超的想象力、丰富的语言及细腻的情感。这些研究也为他者的复原做了有力的补充和强化。一方面，曼特尔的克伦威尔具有了现代人所欣赏的素质——敏锐的政治才能、精干的经济头脑、超强的交际能力；另一方面，曼特尔给历史的他者克伦威尔注入了更加温暖光明的成分，重点表现“忠”、“善”、“温情”等美好的一面（严春妹，2014），使克伦威尔形象更立体丰满。这种创新更能满足当下英格兰民族的心理需求，表达了当代作家对本民族身份建构的殷切期许。
◎1.4.4 潜在的空间：曼特尔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显然，希拉里·曼特尔的布克奖作品《狼厅》和《提堂》已经引起国内评论界和读者的极大兴趣，但国内现有的相关评论只是散见于报刊、网络及少数期刊杂志，且主要涉及对主要人物的探讨和对作者创作手法的初步介绍，系统全面的研究尚未形成。因此，有必要梳理国内曼特尔研究的不足，并展望其未来发展方向。
首先，研究者批评视角的本土意识需加强，突出中国视角下的外国文学研究。某种程度上说，外国文学研究是一种比较性研究活动，研究者审视与解读其他民族的文化往往脱离不了自身的民族意识。以本民族视角研究外国文学，以非本民族的文化反观本民族文化，有利于加深对外国文学的研究，进而促进本民族文化的发展。然而，在当下国内曼特尔研究中，这种互动性的交流并不突出，相关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国内对其创作思想及理念进行比较研究的论文仅有刘曲的《从巴赫金的“狂欢诗学”看希拉里·曼特尔与莫言作品的狂欢美》一文。该论文基于比较的视野，以“狂欢化”为主线，把我国文学研究和世界文学研究并置在一起，研究两位文学大师作品中的语言与人物形象的狂欢化现象。比较研究国内国外两种不同的创作理念及风格，不仅能为国内读者带来巨大的感官冲击，也能为我国文学的鉴赏和评价引进更新的视角（刘曲，2013）。
其次，国内对曼特尔的研究呈现不均衡的现象。一方面，就研究目标而言，如前文所说，希拉里·曼特尔已经出版了11部长篇小说、1部文集（包括短篇小说、散文和书评）及1部传记，但国内研究者多集中于对其布克奖获奖作品展开研究，而忽略了对曼特尔的其他优秀小说的研究。诚然，曼特尔是凭借其布克奖获奖作品而为我国读者所知，但她的处女作《每天都是母亲节》及其他历史小说如《一个更安全的地方》都在英国本土享有较高的声誉，且和“克伦威尔”系列小说有着密切的关系。研究曼特尔其他优秀小说，有助于揭示曼特尔创作思想源泉和不同选材、不同主题创作之间的联系，应该成为研究该作家整体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就研究方向而言，在聚焦获奖小说时，主要研究其中的主人公形象，而对其中的女性形象、叙事美学和伦理道德主题等缺乏关注。截止到2014年10月，在知网平台上输入关键词“希拉里·曼特尔”，出现了24项相关条目，其中研究《狼厅》和《提堂》的作品占了七成左右，而在这七成的研究论文中，针对主人翁克伦威尔的人物形象重塑和颠覆而展开论述的内容达到90％以上，且所涵盖的内容大同小异。
最后，国内曼特尔研究的理论深度还有待提升，视角还有待拓宽。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的《理论之后》（After Theory）出版后，学术界对于是否应该运用理论去解读文本产生了很大的分歧。然而，“理论之后”并不意味着理论已死，理论对于文本解读有着重要的意义，因而有必要更理性、更谨慎地运用理论。研究者们已经开始意识到运用新理论解读曼特尔小说的重要意义，但很多尚处于初步的探索阶段，很多观点不够成熟。虽然已经有一些论文从新历史主义、文学伦理学等热门的理论来阐释曼特尔的小说，但数量不多，力度不够。
尽管当下国内曼特尔研究存在着一些不足，但从另一角度看，这些不足也正是国内曼特尔研究得以拓展的潜在空间，尤其是在对民族性问题的考量上。曼特尔的成功与其作品中折射出来的对历史与现实二者关系的关照是分不开的。尽管曼特尔一直以历史为写作素材，但在未创作“克伦威尔”系列历史小说之前，其名声与作品销量远不如同时代的马丁·艾米斯、伊恩·麦克尤恩及萨尔曼·拉什迪等作家。布克奖作为英国本土最为重要的文学奖项，代表着英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走向。曼特尔的两度获奖足以表明16世纪的都铎王朝对于当下英国的现实意义。都铎王朝时期之所以成为众多文艺作品的表征对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时的英国正走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并且在那个时期作为英国民族核心特性的“英格兰特性”正处于重要发展阶段。“英格兰特性”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概念，是英国民族认同的重要术语，数百年来，其包含的民族自豪感和优越感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二战后，随着“日不落”帝国格局的瓦解与多元文化的冲击，英国的民族身份正日益面临着消解与重构的双重压力。萨义德（Edward Said）等人曾指出，将历史同民族认同结合起来，可以毫不费力地确立英格兰特性的意义（MacFarquhar，2012）。因而，越来越多的英国小说家如朱利安·巴恩斯、V·S·奈保尔及格雷厄姆·斯威夫特等在其创作中显示出独特的文本历史意识（杨金才，2008），开始从历史的角度审视英国民族性问题。与同时代作家相仿，曼特尔认为“一切历史小说都是当代小说”，强调“以当下的眼光来书写历史（Bordo，2012）”，并在其创作中充分关照被正统历史叙事压制的边缘化历史。然而，在以历史追思民族性建构时，曼特尔又显示出其独特的一面。她总是有策略地重新阐释历史文化（严春妹，2014）。曼特尔曾在采访中指出：“伟大的时代造就伟大的人（Trimm，2001）”，因而，其小说中的历史场景多为对一个民族发展至关重要的时刻。在“克伦威尔”系列小说中，曼特尔对“英格兰特性”进行重新审视，以此来关照当下英国民族身份面临的问题。显然，以布克奖获奖作品《狼厅》和《提堂》为主要参照对象，对英格兰特性及英国民族认同问题进行考量，必将有助于人们对当代英国文化表象之下的深层问题产生新的思考。
文学经典化的建构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哈罗德·布鲁姆认为，经典化的历史就是焦虑的历史，焦虑的影响（the anxiety of influence）让庸才沮丧却使经典天才振奋（Bloom，1994：11）。从1974年创作处女作开始，曼特尔就一直在此种“焦虑的影响”下进行写作。一方面，她摸索到了历史小说作家写作的经典母题之一，即民族身份建构。另一方面，她也尝试摆脱此种焦虑，寻找自己的“独创性”（originality），即从对他者的颠覆中重构英国民族的集体记忆。虽然曼特尔算不上经典作家，但其作品却有着浓厚的经典意味。这就是从2009年曼特尔获布克奖至今的短短五年里，国内的曼特尔研究从无到有，以至形成一种勃发之势，且有着巨大潜在研究空间的本质原因。现已60岁的她仍旧笔耕不辍，继续在与此种焦虑抗争着。都铎王朝三部曲的终结篇《镜与光》即将问世，我们也期待这部作品将再次获得布克奖的垂青。作为英国“文化民族主义”体现的布克奖，与作为民族认同标志的“英格兰特性”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罗晨，王丽丽，2013）。因此，透过曼特尔的作品，我们得以窥见英国主流价值体系对民族性、历史性及伦理道德等的认知与反思。更为重要的是，以比较的视野去解读曼特尔的作品，反思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身份建构问题，这不仅能对中国文学发展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也为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提供一条探索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