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本书的着眼点在于把陈代文学
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课题。一直以来，这一领域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要么梁陈、陈隋并提，要么全盘否定，要么略去不论。究其原因：一是陈代国祚短暂，留存下来的文学作品不多；二是陈代紧随齐梁之后，创作主体大都由梁入陈，深受齐梁诗风的影响，后世多诟病其为“恐于齐梁作后尘”，“艳薄斯极”，常把其看作是南北朝文学或齐梁文学的余绪；三是因政治评价等原因，对陈代文学独立的文学地位的价值缺乏全面客观的认识。
作为文学史上的一段客观存在，陈代文学有着自己的生成环境、生活空间和历史文化背景，自然也呈现出了自己的特点。纵观陈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与文学成就，我们应辩证地认识到，以政治史取代文学史的自身发展脉络的局限性，陈代有步后尘、延续齐梁文风的一面，同时亦有努力摆脱齐梁文风影响，呈现不尚绮靡文风、求新求变等多元化美学特征的一面。因此，全方位、多角度地对陈代文学进行系统性、综合性研究，历史地看待陈代文学的成就与不足，客观确认陈代文学在南北朝文学向隋唐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对于深化和推进对南北朝文学乃至中国文学发展史的认识和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节 陈代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陈代文学研究与南朝其他朝代文学研究相比，相对比较薄弱，但随着文学史研究的逐步深入，陈代文学的研究状况发生了很大改观，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20世纪20年之前陈代文学研究乏善可陈，20年代以后刘师培、谢无量、朱东润等诸位先生对陈代文学有比较清晰而恰切的评价与介绍，80年代以后注重对陈代作家的个案研究，创获较多。主要集中于以下几方面：
一 陈代文学的整体研究
陈代文学的整体研究很少，主要集中在各种文学史性质的论著中。一方面，研究者多有贬斥之辞。如刘大杰先生《中国文学发展史》认为梁代文学是“色情文学”、“亡国之音”。胡国瑞先生《南北朝文学史》认为：“从梁以至陈代，诗风更是卑下，勉强可以提出的，只有阴铿和徐陵。”萧涤非先生《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认为：“乐府至陈，声情益荡，史言后主荒于声色，与江总等狎客，游宴后宫，诗酒流连，罕关庶务。虽欲不亡，其可得乎？”
另一方面，研究者也逐渐发掘了陈代文学的价值，共分为两大类观点：第一类观点认为陈代文学是梁代余绪，但又有所发展。如朱东润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认识到了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成就，并对梁陈文学屡遭诟病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一则梁陈覆亡，近在眉睫，遂谓文章为人祸福；二则隋人代周，唐人代隋，自许朔士，薄彼南人，故讥弹梁陈，嘲弄徐庾，此蔽于方域之见者又一也。章培恒、骆玉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陈代文学“基本是沿着梁代文学的道路继续发展”，在南北朝向唐代文学过渡中具有重要作用。葛晓音先生《八代诗史》（修订本）（中华书局2007年版）、王锺陵先生《中国中古诗歌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聂石樵先生《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中华书局2007年版）等认为陈代文学大抵因循梁代，而在思想内容和写作技巧上是有所开拓的。
第二类观点认为陈代文学作为独立研究课题具有一定的文学成就。刘师培先生《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认为有陈一代虽然国祚短促，然艺文亦未可谓衰矣，“陈代开国之初，承梁季之乱，文学渐衰。然世祖以来，渐崇文学。后主在东宫，汲引文士，如恐不及，及践帝位，尤尚文章，故后妃宗室，莫不竞为文词。又开国功臣如侯安都、孙玚、徐敬成，均接纳文士。而李爽之流，以文会友，极一时之选。故文学复昌，迄于亡国”。刘师培先生抓住了陈代文学精神和文学风气的嬗变，并对陈代主要作家的创作成就进行了简要评价，其论述虽简要却极为精辟，为陈代文学整体研究开拓了思路。谢无量先生《中国大文学史》亦曰：“陈时文人，自徐陵外，当推江总，余如阴铿、姚察、虞荔、虞寄、顾野王、周弘让、张正见之流，并一时之选也。”骆玉明、张宗原先生《南北朝文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除论述徐陵和阴铿外，还对张正见及陈叔宝文学集团的创作予以肯定。曹道衡、沈玉成先生《南北朝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在深入挖掘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这一时期的文学风貌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发表了许多精湛的学术见解，论及了徐陵、阴铿、沈炯、周弘正、周弘让、陈昭、张正见、刘删、祖孙登、江总、姚察以及陈叔宝文学群体等陈代所有知名作家，其论述更具体，系统性更强，对文人及文学风貌的把握更为确切。而郭预衡先生《中国散文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对这一时期个体作家的散文创作如徐陵、沈炯等有较为深入的探讨。在诸位先生的开拓下，此一时期的研究正逐渐变得丰富起来，极大地提高了文学研究的理论水平。但相对来说，这些研究还是着眼于史的介绍，较为突出探讨个体创作的特色。此后的文学史等虽对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多有关注，但也仅仅作为文学史的一小章或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尾巴，如徐嘉瑞先生《中古文学概论》（亚东图书馆1930年版）、陈仲凡先生《汉魏六朝文学》（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陈家庆先生《汉魏六朝诗研究》（安徽大学1934年版）、洪为法先生《古诗论》（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刘永济先生《十四朝文学要略》（中国文化服务社1946年版）、罗常培先生《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独立出版社1945年版）、刘跃进先生《中国古代文学通论·魏晋南北朝卷》等都对此一段文学有简要论述。
90年代以后，博士论文选题对此领域关注甚多。山东大学杨德才的博士论文《梁陈文学编年与考论》（1999年）具体详细地分析了陈代五言诗的用韵、律诗句式、律句组合方式与篇式结构等。马海英《陈代诗歌研究》（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是国内第一部研究陈代诗歌的专著，填补了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一段空白。此书资料丰富，分析细密，特别是书后所附陈代诗文系年辩证翔实准确，对后来研究者颇有启益，但作者较为注重个案作家的研究，发现个体作家创作的显著特征，系统性还有待加强。
二 相关个案研究
在专题专人研究上，20世纪80年代前文章寥寥，而且多集中于徐陵和宫体诗上。如顾学颉先生《“律诗”作者第一人——徐陵》（山西人民出版社《艺文志》1983年第一辑）对徐陵律诗之作用和地位有确切评断；王瑶先生《徐庾与徐庾体》（载于其《中古文学风貌》一书，棠棣出版社1951年版）对徐庾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徐庾体的历史涵义等有精细论述；王瑶先生《徐陵陈公九锡文》对《陈公九锡文》进行了深刻解剖，指出九锡之文只是代言，其骈文体制不重内容只重其艺术特质；牛夕先生《徐陵年谱》（《清华周刊》1932年第38期）对徐陵生平及诗文创作有细致考察。这一时期的研究者对宫体诗作多有批判之辞，羊列荣先生《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诗歌卷》“宫体诗百年声誉”一节有详细论述，兹不赘。
80年代以后，对作家作品研究的单篇论文逐渐增多，主要集中在宫体诗、阴铿山水诗、徐陵与《玉台新咏》、诗歌声律、骈文等方面。
在宫体诗研究上，学者们逐渐发现了宫体诗的价值，持论也多公允。如曹旭先生《论宫体诗的审美意识新变》（《文学遗产》1988年第6期）认为宫体诗审美意识新变的意义在于对建安风骨的否定，并由此带来诗歌内容、形式上的革新。章培恒先生《中国文学史》认为尽管宫体诗存在一些缺陷，但它扩大了中国诗歌审美表现的范围，文学中描写男女之情以及女子的体貌是一种有价值的美的创造。石观海先生《宫体诗派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胡大雷先生《宫体诗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归青先生《南朝宫体诗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等几部专著颇为引人注目。石先生认为，有陈一代是宫体诗派的衰飒期，但徐陵、江总、陈叔宝等人的影响不容小视，并对徐陵、江总、陈叔宝、顾野王、陆琼等人的宫体诗创作进行了细致分析；胡先生对陈叔宝文学集团其人其作进行了详细的考辨和论证；归先生注意到侯景之乱对宫体诗创作的影响，并认为陈代是宫体诗创作的余波期。
对徐陵的研究颇为引人瞩目。穆克宏《徐陵论》（《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充分肯定了其诗文价值；姚晓柏《从〈玉台新咏〉的编纂看徐陵妇女观的进步性》（《求索》2006年第7期）从徐陵的妇女观层面分析了徐陵编集《玉台新咏》所表现出的进步妇女观，肯定了他在中国妇女史和文学史上所做出的贡献；江承华《略论徐陵〈与李那书〉的文学思想》（《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通过对《与李那书》的解读认为，徐陵调和了南北的文学思想；西北师范大学许琰的硕士论文《徐陵的诗文创作及其编选的〈玉台新咏〉》（2004年）对徐陵的时代与生平、思想与著述、诗文内容及艺术特色、《玉台新咏》编撰等进行了研究；而安徽师范大学朱梅的硕士论文《徐庾体研究》（2006年）对徐庾体的形成、发展及美学理论等进行了细致阐述。有关《玉台新咏》的撰录者、撰作时间自章培恒先生《〈玉台新咏〉为张丽华所“撰录”考》（《文学评论》2004年第2期）发表之后一时成为学术争鸣的热点，胡大雷先生《〈玉台新咏〉为梁元帝徐妃所“撰录”考》（《文学评论》2005第2期）、《徐陵为〈玉台新咏〉协助撰录者及其〈序〉的撰作时间考》（《文献》2007年第3期）、谈蓓芳先生《〈玉台新咏〉版本补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邬国平先生《〈玉台新咏〉张丽华撰录说献疑——向章培恒先生请教》（《学术月刊》2004年第9期）、樊荣先生《〈玉台新咏〉“撰录”真相考辨——兼与章培恒先生商榷》（《中州学刊》2004年第6期）等对《玉台新咏》的编撰者、编撰时间、徐陵与《玉台新咏》之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争辩。
学界对阴铿的研究较为细致。赵以武先生的专著《阴铿与近体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对阴铿的生平家世、诗篇系年、内容及阴铿诗与永明体、近体诗的关系等进行了细致考察；魏清荣先生《何逊阴铿山水诗的审美理想》（《福建论坛》1998年第5期）从阴、何山水诗审美风格的逐渐成熟等考察了他们的诗歌特点；高建新《阴铿山水诗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则将阴铿写景与游子的离愁别绪、羁旅思乡之情相连接，视角独特、颇有新意。
对江总、张正见、沈炯、陈叔宝的研究也开始引起关注。如曹道衡先生《论江总及其作品》（《齐鲁学刊》1991年第1期）、蒋寅先生《张正见诗论》（《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杨群先生《江总散文及其诗文成就》（《太原日报》2006年4月3日）、王利锁先生《沈炯初论》（《浙江学刊》1989年第6期）等也皆有发明。而台湾学者龚显宗的专著《论梁陈四帝诗》（高雄复文出版社1995年版）对陈叔宝之诗歌创作进行了细致的分类和论述。
在诗歌声律问题上，吴小平先生的专著《中古五言诗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通过对五言诗篇制、对偶、声律等的分析肯定了这一时期五言诗在律诗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徐青先生《南北朝诗人对诗律的探索和贡献》（《湖州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论及徐陵、江总、张正见、陈叔宝等人对诗律的探索和贡献；曾肖《南朝五言八句诗的组诗形态与题材类型》（《广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从组诗角度探讨了南朝五言八句诗的形式和内容；石观海先生《宫体诗派与古诗的律化》（《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2期）从南朝宫体诗派的角度研究宫体诗人在特定的审美文化语境中，构建了五言诗中的“新绝句”、“准五律”和七言诗的“隔句韵式”等新体或变体，认为它们是古诗律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过渡样式，是古诗演变为格律诗的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为近体诗的成熟和七言新体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骈文研究上，北京大学何祥荣的博士论文《梁陈骈文艺术之演变》（1997年）从骈文艺术的角度探讨了梁陈二代的骈文艺术表现与流变，从微观的角度细致考察了沈炯、江总、顾野王、伏知道、徐陵等重点作家的文学思想与骈文创作的关系；钟涛先生《试论徐陵骈文与其政治生活的关系》（《柳州师专学报》1999年第2期）从六朝骈文与当时文人的政治生活的密切关系探讨徐陵骈文独特的艺术价值。此外，姜书阁先生《骈文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程章灿先生《魏晋南北朝赋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于景祥先生《中国骈文通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莫道才先生《骈文通论》（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台湾学者张仁青先生《骈文学》（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版）等专著也多涉及此一领域的研究。
第二节 陈代文学成为独立研究课题的文学意义
以上专著、论文对陈代文学都作了一定程度的研究，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文献资料和理论基础，颇有启发性与参考意义，但与宋、齐、梁丰富的研究成果相比，尚有几点不足：
首先，缺乏系统性。研究者多侧重于宫体诗、徐陵、陈叔宝、阴铿等的研究，对赋韵诗、赋得诗、边塞诗、张正见、沈炯、周弘正等的研究力度还不够。
其次，缺乏对陈代文学独立的文学地位的深入研究。研究者常把陈代文学看作是南北朝文学或齐梁文学的余绪，对陈代文学独立的文学地位和价值的研究还有待加强。
再次，缺乏新视角。学术群体、侯景之乱、文会活动、南北聘问等对陈代文学具有重要影响，研究者鲜有把陈代文学放在以上大背景中加以具体探究的。
因此，基于以上研究现状，以陈代文学创作实际为出发点，从多元视角对陈代文学的演变进程、艺术风格和价值地位进行宏观性、系统性、综合性研究，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课题，对于全面、客观地认识陈代文学乃至中国文学都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首先，从总体特征上着手，可以揭示陈代文学的发展规律和特点。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认为有陈一代虽然国祚短促，然艺文亦未可谓衰矣，“陈代开国之初，承梁季之乱，文学渐衰。然世祖以来，渐崇文学”。“盖陈之文学，虽不及梁代之盛，然风流固未尝歇绝也。”刘师培还认为陈代“文学复昌，迄于亡国”。陈代虽然短暂，但陈代文学却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历史、社会和文化环境的不断变幻中，已经形成了不同的文学价值取向和属于陈代文学的特定风格。如侯景之乱所抒发的羁旅愁思，家国之悲对齐梁绮靡的文风的冲击，陈代文会活动中所追求的韵律美和趋同性的创作范式，还有诸如不尚绮靡、崇尚复古等文学主张。
其次，突破以个案作家、体裁分类的传统研究方法，采取以学术群体、侯景之乱、文会活动、南北聘问等为中心的专题探究形式，对相关文学现象和作品加以阐释或解读，辩证分析陈代文学的思想内容、艺术风格和文化价值，从而清晰地探究和揭示陈代文学发展的内在脉络和特征。
再次，从文学发展史的视角，通过多层次、多角度的对比分析，将陈代文学放在南朝文学、南北朝隋唐文学发展的全局中系统考察，历史地看待陈代文学的成就与不足，客观确认陈代文学在南北朝文学向隋唐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从而推动和深化对南北朝文学乃至中国文学发展史的认识和研究。
基于以上的判断，本书的研究将从以下九个方面展开：
一是陈代文学生成的文化背景。通过对梁末动荡不安的社会现状及文士命运的变迁，陈宣帝的屡次北伐，士族地位的急剧衰退与庶族地位的逐步崛起的系统考察，探究陈代文学生成的历史文化环境；从创作阵容的构成、创作观念、创作风佫的继承，探究梁代文学对陈代文学的影响；从创作成就、艺术技巧的新特征，探究陈代文学在发展变化中的新成就。
二是陈代的学术群体。通过对吴兴沈氏儒学群体与学术活动、智
法师与陈代文士交游考论、周弘正与陈代玄学等的系统考察，深入探讨这些学术群体在注疏经典、聚众讲学、展开论辩等方面对陈代文人及文学创作的影响。
三是陈代文学的思想倾向。通过对陈代独特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氛围等的系统考察，深入探讨《玉台新咏》与陈代文学的通俗化、审美化倾向，陈代文学的娱情性特征、新变意识，陈代文学的思想局限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四是陈、齐、周“后三国”格局下的南北聘问与文化交流。通过对“后三国”格局下南北朝聘使的文化与学术活动等的系统考察，深入探讨他们在才辩问对与文化碰撞、赋诗往还与诗文评点、书籍往还与文学交流、聘北使者与北朝风俗的南传等方面对促进南北文化交融的作用。
五是侯景之乱与陈初诗风、文风之变。通过对侯景之乱前后世风与文风、陈初时代精神与社会风貌等的系统考察，深入探讨侯景之乱对陈初“以悲为主”的文学风尚，陈初诗风、文风中的凄怆之感、悲壮之情和深沉的乡关之思以及徐陵、沈炯的政治性文书虽为代言、颇变旧体等的具体影响。
六是陈代文学群体、文会与文学创作。通过对陈代文学群体的文人雅聚、赋诗唱和等的系统考察，深入探讨陈代赋得诗在诗题形式、审美追求和艺术技巧等方面的新发展；陈代边塞乐府诗注重赋体法、咏物性、意象描写与情感抒发等趋同性的创作范式。
七是陈叔宝文学群体的文学创作。通过对陈叔宝文学群体的文化生成环境和游宴赋诗活动等的系统考察，深入探讨宫体乐府诗在心理描写、审美追求等方面的新变；赋韵诗在体裁样式、语言和修辞技巧等方面的成就以及文风中所呈现出的浮华侧艳之风和细腻婉约之致。
八是陈代文学的文体特色。通过对陈代诗歌的平仄、粘对、对仗、句式等声律特征和陈代文章的骈散句式等的具体分析，深入探讨陈代文会活动与五七言诗创作；五言八句体式的成熟与五言诗的律化；七言诗创作的群体性特征与七言歌行诗的成熟；文体的进一步骈化以及史传文的散体手法。
九是陈代文学的地位与影响。通过对陈代文学与齐梁文学、隋唐文学等的对比分析，深入探讨陈代文学对齐梁文学的继承与创新、隋唐文学对陈代文学的历史批判与理性接受，辨证分析陈代文学在诗风、文风转变，语言技巧、创作手法的日趋成熟以及在促进古文运动、南北文风融合等方面的成就与价值，客观总结陈代文学在南北朝隋唐文学发展进程中所具有的独特的地位与作用。
- 侯景之乱对陈代作家影响深远，本书的时间跨度上自侯景之乱下自陈朝覆亡，因此侯景之乱后入陈的作家我们都把他们称之为陈代作家。
- 《全唐诗》卷二百二十七《杜甫十二》，中华书局1960年版，页2453。
- 孟棨撰：《本事诗》卷一，《历代诗话续编》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页14。
- 刘大杰著：《中国文学发展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页202。
- 胡国瑞著：《南北朝文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页145。
- 萧涤非撰：《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页255。
- 朱东润撰：《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页78。
-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页411。
- 刘师培著：《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90。
- 谢无量著：《中国大文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页38。
- 黄霖主编，羊列荣著：《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诗歌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
-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页397。
- 刘师培著：《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90。
- 刘师培著：《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