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回报恩师
冯远征
被北京电影学院拒绝以后，想起《青春祭》剧组和张暖忻导演，我有种特别的亲切感。和报考电影学院之前相比，我的处境似乎没有什么不同，唯一的出路被堵死了，只能重新寄望于海阔天空。
那段日子，剧组集体回到北京重整行装，短暂地休息过后，我们一同到了云南瑞丽。几个月前，我为了准备高考，拍戏的间歇总是躲在房间里看书，不合群，也不太考虑表演方案，还被张导演狠狠地批过。现在，我终于可以心无旁骛地投入这部电影了，我知道，这是眼下最牢靠的机会。
《青春祭》是一部反映知识青年下乡的故事，我演的知青任佳在傣乡山寨插队期间，被一次突发的泥石流吞没，永远地失去了青春和爱情。
为了真实地演出任佳在傣族家庭的生活，张导演要求我去亲身体验，而且，一再嘱咐我做好吃苦的准备。
我说：“没问题。无论多苦多累，我都能承受，保证胜利完成任务！”
张导演笑着说：“行了，你先去吧。”旁边的副导演听了这话，也开始诡异地笑。副导演叫鲁晓威，后来导演了著名的《渴望》。
当吉普车拉着我驶向40公里外的一个傣族小山村的时候，我知道他们为什么笑了。这里风景宜人，但是生活设施却异常原始，和我们在昆明住的饭店简直是天壤之别。山村距离最近的公路也有五六公里，中间隔着好几道起伏的山坡。我什么东西都没带，完全和傣族村民同吃同住。
我居住的那个村寨跟汉族饮食习惯十分不同。我住在村长家，他们拿出了最好的食物招待我——炒酸菜和腊肉，但我一口都吃不下去。最初的4天，我几乎天天吃白饭。
更大的麻烦是睡觉。我睡在堂屋里，村长给我的蚊帐特别短，我顾了头就顾不了脚。第二天，我浑身上下起满了小红疙瘩，又痒又疼，原来是床垫子里的小虫子在作祟。
村民们听说来了一个“北京人”，好奇得很，每天晚上都过来看我，不断地问我北京什么样，天安门什么样，他们的话我有些听不懂。白天，我就帮村长一家赶马车，收稻子，我觉得比起吃住方面的不适应，干农活要容易得多。
来村里之前，剧组说好第4天会派车接我。那天一大清早我就坐在村口等，但是直到下午也没见到他们的影子。我对村长说：“我去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来接我。”
村里只有一部手摇电话，接线员告诉我，往瑞丽打电话算长途，要先去公社交钱才能接通。村子离公社有十几公里，我显然去不了。
然后，我又打听到村外5公里有一个哨所，可以打电话。我又找到村长，向他借自行车，村长问我：“你是不是要逃跑啊？”
当我骑车翻过第三道山坡的时候，远远地看到一辆吉普车朝这边开过来。剧组的车！我真激动啊。我想冲他们大声喊，让他们先把车开到村里去，我骑车在后面跟着，可是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只好挤出一脸灿烂的笑容，使劲儿朝他们挥手。
这时，车开到我跟前了。一个人把脑袋探出车窗对我说：“冯远征，我们不是来接你的。”一句话说得我眼泪差点儿流下来，笑容立刻僵在了脸上。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张导演狠狠地数落了他：“别瞎说！”
后来，张导演告诉我，当时他们远远地看我在那儿挥手，一张脸都笑变形了，比哭还难看。她知道这几天我是遭了罪了，特意嘱咐车里的人：“到时候谁也不许跟小冯逗啊！”
多年以后，当我在电影《甲方乙方》中看到尤老板想找苦吃，被送到农村的二舅家，忍不住大笑起来。这多像我当年在村寨里体验生活啊，可惜我没有胆量去逮人家的鸡吃。
张导演是我遇到的第一位“伯乐”，也是我所认识的“最有女人味儿的导演”。她给演员说戏的方式很特别，不像谈工作，更像谈心。比如有时候，她柔声细语地说：“凤绪，走。”便揽着凤绪的肩膀走向一旁的甘蔗地，边走边说，过一会儿再回来，重新开拍。可能她不直接讲戏，而是通过很平凡的生活小事来启发我们。无论说话做事，她温柔淡定，却又不怒自威，周身发散出一种强有力的气场。
临别时她鼓励我：“路是自己走出来的，你的能力和价值已经在《青春祭》中充分地体现出来了。没考进电影学院，并不是你自身的原因，况且很多东西不是在大学里能够学到的。”张导演说得很对，《青春祭》真的成了我生命中一个最重要的契机，为我后来的演艺事业奠定了基础。
有几次，我去看望过张导演。在她家里，我第一次尝到“蟹肉粥”，第一次知道粥居然还有咸味儿的。她先把米煮在锅里，然后放进刚刚剥出来的鲜螃蟹肉，再放点儿葱、姜、盐，整个房间顿时鲜香四溢。跟她关系最密切的就是书，书架上、餐桌上、沙发上随处可见，甚至地上也堆着1米多高的一摞。而名利则真正地被“束之高阁”，她的“金鸡奖特别导演奖”奖杯，常年放在立柜的顶上，表面上已经泛起一层薄锈。
但是越到后来，时间的安排越由不得自己。尤其是逢年过节，我想去看看她，总是被各种各样的事情打乱。“以后有的是机会，反正都挺忙的。”我这样自我安慰。
1996年4月，有一天，我突然非常想念张导演。我对丹妮说：“过几天咱们去看看张导演吧，好长时间没见了。”丹妮欣然应允。她还从未见过我的这位恩师。但又是因为忙碌，可恶的忙碌，我们一再地推迟看望她的计划，一转眼又是一个月过去了。
我正在电视剧《母亲桥》剧组中做执行导演。一天，剧组里有人想找电影局长滕进贤批一份文件，王薇导演随口说了一句：“他今天不在，参加追悼会去了。”
“谁的追悼会？”对方问。
“张暖忻。”
“谁？”我以为自己听错了，追问道。
“张暖忻啊。”王薇又说一遍。
我怔住了，走到一个无人的角落，头脑一片空白。
就在半年前，我的一个朋友拍电视剧，想请一位功力深厚的女性执导，我还为此和张导演见过面。但她婉言谢绝了，因为正在筹备一部自己的新电影。那时候她看上去好极了。她说：“远征，有机会我们再和凤绪一起合作一回。”
我们曾经被称为“中国最年轻的摄制组”，演员全部20岁出头，就连现在非常有名的摄影师穆德远，当年也不过27岁。张导演走的时候，刚刚54岁。她患的是胰腺癌，从发现到离世，前后不过一个月。而一个月前，正是我非常想去看她又到底未能成行。
“哎，你在这儿干吗呢？”王薇导演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找你半天了。”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哦……”她好像从我的脸上读懂了什么，很体谅地说，“远征，你回家吧，今天不拍了。”
《青春祭》是一部给我留下了永远的梦想和思考的电影。它锻炼了我，让22岁的我明白，似水流年，一个个春天都将一去不返。在所有的候选演员中，我并无特别的优势，只是气质上比较贴近。只要张导演稍微犹豫一点儿，我就会与这个角色失之交臂。张导演亲自带领我走进了“电影”这扇大门，开启了全新的人生，我从未想到她有一天会这样不辞而别。
每个人年轻时都得到过别人的帮助和宽容，年岁渐长，也开始帮助和宽容别人，这仿佛是一种生命轮回的方式。而现在，已经在事业上小有所成、开始帮助和宽容别人的我，又如何面对再也无以回报的恩师呢？我相信张导演是不怪我的，她这一生一定深味做人的无奈与无知。只是我，将永远记住世事无常，唯有且行且珍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