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回报恩师

何以回报恩师

冯远征

被北京电影学院拒绝以后,想起《青春祭》剧组和张暖忻导演,我有种特别的亲切感。和报考电影学院之前相比,我的处境似乎没有什么不同,唯一的出路被堵死了,只能重新寄望于海阔天空。

那段日子,剧组集体回到北京重整行装,短暂地休息过后,我们一同到了云南瑞丽。几个月前,我为了准备高考,拍戏的间歇总是躲在房间里看书,不合群,也不太考虑表演方案,还被张导演狠狠地批过。现在,我终于可以心无旁骛地投入这部电影了,我知道,这是眼下最牢靠的机会。

《青春祭》是一部反映知识青年下乡的故事,我演的知青任佳在傣乡山寨插队期间,被一次突发的泥石流吞没,永远地失去了青春和爱情。

为了真实地演出任佳在傣族家庭的生活,张导演要求我去亲身体验,而且,一再嘱咐我做好吃苦的准备。

我说:“没问题。无论多苦多累,我都能承受,保证胜利完成任务!”

张导演笑着说:“行了,你先去吧。”旁边的副导演听了这话,也开始诡异地笑。副导演叫鲁晓威,后来导演了著名的《渴望》。

当吉普车拉着我驶向40公里外的一个傣族小山村的时候,我知道他们为什么笑了。这里风景宜人,但是生活设施却异常原始,和我们在昆明住的饭店简直是天壤之别。山村距离最近的公路也有五六公里,中间隔着好几道起伏的山坡。我什么东西都没带,完全和傣族村民同吃同住。

我居住的那个村寨跟汉族饮食习惯十分不同。我住在村长家,他们拿出了最好的食物招待我——炒酸菜和腊肉,但我一口都吃不下去。最初的4天,我几乎天天吃白饭。

更大的麻烦是睡觉。我睡在堂屋里,村长给我的蚊帐特别短,我顾了头就顾不了脚。第二天,我浑身上下起满了小红疙瘩,又痒又疼,原来是床垫子里的小虫子在作祟。

村民们听说来了一个“北京人”,好奇得很,每天晚上都过来看我,不断地问我北京什么样,天安门什么样,他们的话我有些听不懂。白天,我就帮村长一家赶马车,收稻子,我觉得比起吃住方面的不适应,干农活要容易得多。

来村里之前,剧组说好第4天会派车接我。那天一大清早我就坐在村口等,但是直到下午也没见到他们的影子。我对村长说:“我去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来接我。”

村里只有一部手摇电话,接线员告诉我,往瑞丽打电话算长途,要先去公社交钱才能接通。村子离公社有十几公里,我显然去不了。

然后,我又打听到村外5公里有一个哨所,可以打电话。我又找到村长,向他借自行车,村长问我:“你是不是要逃跑啊?”

当我骑车翻过第三道山坡的时候,远远地看到一辆吉普车朝这边开过来。剧组的车!我真激动啊。我想冲他们大声喊,让他们先把车开到村里去,我骑车在后面跟着,可是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只好挤出一脸灿烂的笑容,使劲儿朝他们挥手。

这时,车开到我跟前了。一个人把脑袋探出车窗对我说:“冯远征,我们不是来接你的。”一句话说得我眼泪差点儿流下来,笑容立刻僵在了脸上。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张导演狠狠地数落了他:“别瞎说!”

后来,张导演告诉我,当时他们远远地看我在那儿挥手,一张脸都笑变形了,比哭还难看。她知道这几天我是遭了罪了,特意嘱咐车里的人:“到时候谁也不许跟小冯逗啊!”

多年以后,当我在电影《甲方乙方》中看到尤老板想找苦吃,被送到农村的二舅家,忍不住大笑起来。这多像我当年在村寨里体验生活啊,可惜我没有胆量去逮人家的鸡吃。

张导演是我遇到的第一位“伯乐”,也是我所认识的“最有女人味儿的导演”。她给演员说戏的方式很特别,不像谈工作,更像谈心。比如有时候,她柔声细语地说:“凤绪,走。”便揽着凤绪的肩膀走向一旁的甘蔗地,边走边说,过一会儿再回来,重新开拍。可能她不直接讲戏,而是通过很平凡的生活小事来启发我们。无论说话做事,她温柔淡定,却又不怒自威,周身发散出一种强有力的气场。

临别时她鼓励我:“路是自己走出来的,你的能力和价值已经在《青春祭》中充分地体现出来了。没考进电影学院,并不是你自身的原因,况且很多东西不是在大学里能够学到的。”张导演说得很对,《青春祭》真的成了我生命中一个最重要的契机,为我后来的演艺事业奠定了基础。

有几次,我去看望过张导演。在她家里,我第一次尝到“蟹肉粥”,第一次知道粥居然还有咸味儿的。她先把米煮在锅里,然后放进刚刚剥出来的鲜螃蟹肉,再放点儿葱、姜、盐,整个房间顿时鲜香四溢。跟她关系最密切的就是书,书架上、餐桌上、沙发上随处可见,甚至地上也堆着1米多高的一摞。而名利则真正地被“束之高阁”,她的“金鸡奖特别导演奖”奖杯,常年放在立柜的顶上,表面上已经泛起一层薄锈。

但是越到后来,时间的安排越由不得自己。尤其是逢年过节,我想去看看她,总是被各种各样的事情打乱。“以后有的是机会,反正都挺忙的。”我这样自我安慰。

1996年4月,有一天,我突然非常想念张导演。我对丹妮说:“过几天咱们去看看张导演吧,好长时间没见了。”丹妮欣然应允。她还从未见过我的这位恩师。但又是因为忙碌,可恶的忙碌,我们一再地推迟看望她的计划,一转眼又是一个月过去了。

我正在电视剧《母亲桥》剧组中做执行导演。一天,剧组里有人想找电影局长滕进贤批一份文件,王薇导演随口说了一句:“他今天不在,参加追悼会去了。”

“谁的追悼会?”对方问。

“张暖忻。”

“谁?”我以为自己听错了,追问道。

“张暖忻啊。”王薇又说一遍。

我怔住了,走到一个无人的角落,头脑一片空白。

就在半年前,我的一个朋友拍电视剧,想请一位功力深厚的女性执导,我还为此和张导演见过面。但她婉言谢绝了,因为正在筹备一部自己的新电影。那时候她看上去好极了。她说:“远征,有机会我们再和凤绪一起合作一回。”

我们曾经被称为“中国最年轻的摄制组”,演员全部20岁出头,就连现在非常有名的摄影师穆德远,当年也不过27岁。张导演走的时候,刚刚54岁。她患的是胰腺癌,从发现到离世,前后不过一个月。而一个月前,正是我非常想去看她又到底未能成行。

“哎,你在这儿干吗呢?”王薇导演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找你半天了。”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哦……”她好像从我的脸上读懂了什么,很体谅地说,“远征,你回家吧,今天不拍了。”

《青春祭》是一部给我留下了永远的梦想和思考的电影。它锻炼了我,让22岁的我明白,似水流年,一个个春天都将一去不返。在所有的候选演员中,我并无特别的优势,只是气质上比较贴近。只要张导演稍微犹豫一点儿,我就会与这个角色失之交臂。张导演亲自带领我走进了“电影”这扇大门,开启了全新的人生,我从未想到她有一天会这样不辞而别。

每个人年轻时都得到过别人的帮助和宽容,年岁渐长,也开始帮助和宽容别人,这仿佛是一种生命轮回的方式。而现在,已经在事业上小有所成、开始帮助和宽容别人的我,又如何面对再也无以回报的恩师呢?我相信张导演是不怪我的,她这一生一定深味做人的无奈与无知。只是我,将永远记住世事无常,唯有且行且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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