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坊

牌坊

童年的时候,家乡还有很多牌坊。

牌坊是一种石质门架,一般有两层楼那么高。每年乡间举行全民欢庆的“庙会”时,也会在寺庙门口临时用木条搭建一种牌坊,上面装饰得很花哨,几天庙会一过,就拆掉了。永远不拆的就是那种石质牌坊,最老的据说有五百年了。

在乡间的各种工匠中,石匠的地位最高。这是因为,其他工匠的活儿比较家常,而石匠的活儿都比较重要。石匠里边又分三等,最低一等砌凿墓碑,中间一等砌凿石桥,最高一等砌凿牌坊。

就像世间很多行业一样,活儿越多的等级越低,活儿越少的等级越高。这事又带来一番蹊跷,等级越低的日子反而越好过,等级越高的日子反而过得不好。

砌凿墓碑,与家家户户有关。各家各户在做丧事时也都舍得花钱,很少讨价还价,因此这种石匠特别富裕。只不过,大家都暗暗知道,这种墓碑石匠往往与盗墓贼有点往来。盗墓贼为什么总是选得很准?为什么连暗藏的豁扣、活砖也一清二楚?还不是这种石匠露了口风。盗墓贼在乡民口中叫“掘坟光棍”,方圆几十里最出名的掘坟光棍叫“夜仙”,因此乡民也就把墓碑石匠叫作“夜仙班”,又简称“仙班”。

名声最好的是牌坊石匠,乡里乡外都敬着几分。牌坊是让人仰望的,他们也就跟着让人抬头了,尽管他们总是十分清贫。

牌坊石匠活儿少,并不奇怪,因为立牌坊是一件稀罕事,多少年都碰不上。

与别的地方的“状元牌坊”、“御赐牌坊”不同,这儿乡间的牌坊,几乎都是为女人立的,为一些已经亡故的女人。一座座牌坊,都在表彰这些女人“从一而终、寡而不嫁”的事迹,因此又叫“贞节牌坊”。但是,乡间寡妇很多,能立牌坊的却是极少数,需要有一系列苛刻的标准。这事情,连族长、村长、保长、甲长都定不了,必须由他们上报,让“乡绅公会”决定。

比较起来,那座远近闻名的“范夫人牌坊”最大。这个范夫人在丈夫死后,独自把几个孩子拉扯成人。其中有一个儿子考了科举,做了不小的官。正是这个儿子,在母亲过世时报请乡绅公会立了牌坊,立得相当考究。

其他那些牌坊,说起来都有点怪异。例如,男女还没有结婚,未婚夫却死了。按照当时的习俗,两人根本还没有见过面,未婚妻一听死讯就立即投井自杀。或者,女子刚刚守寡就有人来提婚,才提三次,便悬梁自尽。当然,这都是大户人家的事,穷人一般不这么做,做了也不会立牌坊。

范夫人的牌坊用的是白石,接近于麻灰色,摸上去很平滑;而那些自杀小娘子的牌坊用的是青石,摸上去凉凉的,一条条凹凸的纹痕有点硌手。

除了冬季,牌坊是乡民和路人歇脚的场所。牌坊总是靠着大路,有石基可以坐卧,有石柱可以靠背。因此,不少人喜欢到这里聊天。斜躺着,看白云,听蝉鸣,传闲话。

这天早晨,村里那位德高望重的牌坊石匠潘木公走出家门上了大路。他穿了一身干净的蓝布衫,肩挎一条长包袱,步子迈得不快不慢。邻居问他到哪里去,他说是昨夜受到一个外乡黑衫人的邀请,到山南镇去督建一座牌坊。

这可是一件大事,乡人们立即传开了,因为这样的邀请,两年来还是第一遭。山南镇在十里之外,但按当地风俗,只要是大师傅,每天还要回家来住。因此,傍晚时分,很多乡民就蹲挤在牌坊下,等他回来。

蹲挤的人中,最兴奋的是一位年轻的“仙班”,也就是很可能与掘坟光棍有勾结的墓碑石匠。虽说墓碑石匠与牌坊石匠向来交往不多,但这个年轻石匠却一直想拜师潘木公。以前托人传过话,都没有回音。今天听说潘木公早上出门时心情不错,就在牌坊下候着,看能不能套个近乎。

如果套上近乎了,就有一个疑问要向他老人家请教。这个疑问搁在心头已经很久,对别人,说也不敢说。

从走出山岙时的步态来看,潘木公今天很累。夕阳下的身影踉踉跄跄,与他早上出门时完全不同。

年轻石匠迎上去,搀着他在牌坊的基石上坐下。潘木公感谢地看了看年轻石匠,觉得有点眼熟。年轻石匠说:“我也是石匠,没出息,做墓碑的。”

“你也是石匠?”潘木公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说,“明天跟着我去山南镇,那地方,连个帮手也没有。”

年轻石匠一听,立即点头,说:“好,我跟着您,听您吩咐。”

在第二天去山南镇的路上,年轻石匠不断地找话与潘木公搭讪,最后,终于支支吾吾,把那个搁在心头的疑问说出来了。

“木公,您平生所建的那么多牌坊,多数是小女子的吧?”

“唔。”潘木公素来言辞不多。

“那些可怜的小女子,我先给她们凿墓碑,您再给她们凿牌坊,也算造化了。”年轻石匠说。

“造化?”潘木公反问了一声。

“我说是运气。”年轻石匠迟疑了一下,又说,“您为她们造了牌坊,她们就上天了。”

“上天?”潘木公摇了摇头,说,“牌坊没有那么大的本事。自杀就是自杀,都那么年轻,总叫人伤心。”

“但是,只要您为她们造了牌坊,墓就空了,真的飞走了。”年轻石匠说。

潘木公猛地回过身来,捏住了年轻石匠的手,问:“什么?墓空了?你怎么知道?”

这一下,年轻石匠慌了。他每次完工后,确实有盗墓贼来威胁利诱,逼他说出墓葬情况。但是,只要是立了牌坊的自杀女子,盗墓贼去了,每次都空手而归,因此总会把他恶骂一顿。次数多了,年轻石匠就判断,那些女子们全都升天了。但这只是猜测,很想从潘木公这里听一个说法。

“你入伙盗墓了?”潘木公厉声逼问。

“没有,是夜仙那帮掘坟光棍说的。”年轻石匠连忙辩解。他看着潘木公疑惑的目光,干脆就把哪几个掘坟光棍分别挖了哪几个女子的坟墓,一一报了出来,态度十分诚恳。

“都是空的?”潘木公停下了步子,在路旁一块大石头上坐了下来,自言自语。说着他又抬头问年轻石匠:“落葬时,棺材肯定放进去了?”

“我都在场,肯定放进去了,家人哭得死去活来。”

“棺材不是空的?”潘木公追问。

“那我怎么知道?但从抬的样子看,有分量。”年轻木匠说。

潘木公从腰束上掏出一支烟杆子,点火抽了起来。

好一会儿,潘木公断断续续地说:“我造牌坊时,也碰到过一些蹊跷事,一直想不通。……墓里空的?怎么会?……道士说升天,是说魂,身体不升。那坟墓里的身体到哪里去了呢?……”

抽完烟,两人起身,向山南镇走去。一步一步,踏得散散的。他们又去建造一座新的牌坊。

潘木公坐下抽烟的地方不远处,有一个破败的小院子。外墙是泥砌的,已经多处坍塌。屋子顶上,长着杂草。那是一个废弃的尼姑庵。

听老人说,尼姑庵曾经很兴盛,后来随着尼姑减少,渐渐冷清。两年前,最后一个尼姑难以为生,也走了。到哪里去了,谁也不知道。

听老人说,原来尼姑庵的兴盛,不完全是因为香客。那些尼姑实在太好看了,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走了一个又来一个,来了一个又走一个,村民都轮着看。上街赶集,都要弯到尼姑庵里来看一看。一些地痞、懒汉,大半天就赖在那里了。因此当时传言,那些尼姑,就是被他们的贼眼粗话气走的。

离尼姑庵一箭之遥的西北边,是吴山庙,那里来过不少和尚。和尚和尼姑虽然同属佛教,但互相从不来往。村民知道,那是怕招来闲话。佛门清规,到了那么荒僻的地方也没有松弛。吴山庙每天都会聚集四乡八邻大量念佛的婆婆和婶婶,因此算得上是一个“旺庙”。庙里有两个外地来的老和尚,带着两个小和尚。还有一个本地的庙祝,管零碎杂务。两个大和尚一胖一瘦,瘦的那个是“当家和尚”,法号“醒禅”,据他自己说,来自甘肃一个叫武威的地方。

与尼姑庵坍塌的泥墙不同,吴山庙的黄墙前年刚刷过,显得比较精神。泥墙、黄墙,再加上那些牌坊的白石、青石,几种颜色,标示着乡人们的公共去处。此刻,只有黄墙最热闹,最通俗。其他几种颜色,太深奥了。

尼姑庵有了动静。

两个年轻女子,由乡长陪着,向那条小路走去。他们前面,村长领着两个年轻农民,撩拨开齐膝的苇草,算是开路。那两个年轻农民边上,还有一个挑工,挑着两个大箱子。这两个大箱子,自然是那两个年轻女子的。

走到尼姑庵歪歪扭扭的木门前,村长从衣兜里掏出一把大钥匙,去开那把锈得掉渣的老铁锁。摆弄了半天,木门吱吱嘎嘎地推开了。村长吩咐两个年轻农民:“先打扫出一个能下脚的屋子,再全部清扫一遍!”

乡长看到后面跟来十几个农民,就转身对大家说:“这里要办一个小学了,这是两位老师,以后还会来三位。你们一起帮着打扫吧,今后家家户户的孩子都要到这里来读书!”

村民们点头称是,眼睛只盯着两位女教师看。两位女教师非常害羞,低头转身躲着大家的目光。她们,漂亮得让人张大了嘴说不出话。

女教师跟着两个年轻的农民跨进了一道门槛,进入到了里院。这下,轮到她们张大了嘴说不出话了。满满几垄鲜花,整整齐齐,一半嫩黄,一半浅紫,开得蓬勃而娇艳。

乡长、村长也跟进来了。乡长说:“门关了那么久,也没有人看见,也没有侍候,花怎么还开得那么好?”

村长说:“花这东西,躲人。离得越远,长得越好。”

一位女教师怯生生地问:“这花,谁种的?”

村长说:“尼姑。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留下这么多花。”

两位女教师眼睛发亮,也顾不得乡民看她们了,只顾弯腰看花,嗅花,还伸出手指轻轻地拨动着花。在她们身后,村长指挥着村民们开始打扫院子和屋子。

“那些尼姑来的时候,也和你们一样年轻。”乡长对女教师说。

“也和你们一样好看。”一位大婶笑着说。

墙要补,屋要修,上课的桌椅讲台都要做,村长和乡长商量后,找来了乡里的木匠、泥水匠和石匠。那个陪着潘木公到山南镇去的年轻石匠也被叫来了,他一看事情太多,一时忙不过来,就把自己刚拜师不久的潘木公也请了出来。

潘木公一出场,事情就要做得像样一点了,乡长特意还拨了点钱。

不久,另外三位女教师也陆续到了。走廊墙上,挂了个手摇的铃。以后上课下课,都会听到铃声。

潘木公边干活边东张西望,却很少说话。他细细地看花,看当年尼姑们住的屋子,再看看女教师们的背影。女教师一回头,他就把目光转过去,再看花。

他抽烟竿的时间更多了,老是在想着什么,也不跟别人说。

不久,他找到了乡长,说:“我给小学砌一个石门吧,石料已经选好了,乡里出点钱。”

乡长满口答应。那位年轻的石匠又一次做他的帮手。

石门造好了,乡民一看,还是潘木公的老活计,活生生一座崭新的牌坊。只不过,他把毕生的功夫都拼上了,砌得比范夫人牌坊还要气派。

石门上方有两道楣梁,上一道,浅浅地用小字刻着尼姑庵的名字;下一道,深深地用大字刻着小学的名字。门基边上,全是鲜花,也是一半嫩黄,一半浅紫。

乡长和几个村长一起,帮着小学辛苦招生,一家家劝说,结果招来的全是男孩子,没有女孩子。

千说万说,每家农民都认定女孩子不能上学。女孩子从小就要学着纺纱、采桑、洗衣、带领弟弟,哪能两手一甩到小学里去与那么多男孩子瞎混?混了很多年,识了一些字,什么也不会做,以后还怎么嫁人?

男学生倒是不少,分了三个班。每天上课,女教师站在讲台上,男学生坐在课桌前,而每个窗口都挤满了村民。附近几个村轮着来,一批又一批,全是男的。他们嘴上说着看儿子、侄子、弟弟上学后是不是好好听课,其实眼光却离不开讲台。

女教师故意不看窗口,偶尔不小心扫过一眼,总是满脸通红。她们的脸很白,一红就看出来了。

那时这地方还没有见过铅笔和钢笔,一认字就用毛笔,就要磨墨。男孩子手上脸上全是墨迹。

“你看,又写歪了!”女教师手把手教男孩写毛笔字,轻声责备着。

其实男孩子没有在看字,在看老师长长的睫毛。怎么这么长,一抖一抖的。听老师一责备,才回过神来写字,但笔下也是一抖一抖的。

几个村的大人都在议论,这些女教师是从哪里来的呢?都说是大户人家的小姐,那么她们的“大户人家”在哪里?怎么老也不回家?父母亲为什么也不来看看?该是嫁人的年龄了,有没有说好人家?……这些问题,连村长也不知道,只好问乡长。乡长笑着说:“别琢磨了,我也不清楚。”但从他的笑容看,似乎知道一点什么。

谁也不敢问老师本人。她们像是一批降落人间的天仙,有云有雾,看不清才对。先是男人们着迷,接着,是女人们着迷了,而且比男人们迷得更细,更浓,更久。女人们几乎天天都用发呆的眼光注视着女教师的发式、衣着、腰身、步态。走近一点,再打量她们的笑容,她们的安静,她们的声音。看过了这一切,还在心里嘀咕,同样是女人,她们却识文断字,到哪里都有饭吃。这么一想,女人们觉得自己不是矮了半截,也不是矮了一截,而是整个儿都埋到地底下去了。女人们倒也不抱怨,觉得自己能够从地底下伸出头来看到这么一群仙女,已经算是好命。

小学里有一个老妇人给女教师们做饭,但这个老妇人也是从外地来的,不爱说话,说了也听不大懂。因此,女教师们是怎么吃饭的,也不清楚。

初夏的一天,一位女教师在离小学不远的集镇上买了一捧新上市的杨梅,用手绢掂着,回到学校。好像路上也没有遇到什么人,但第二天一早,每个学生的书包里都带来一大袋杨梅,红润润地把几个老师的桌子堆满了。这几个村子靠山,家家都有杨梅树,昨天终于传来消息,并且立即传开:女教师是愿意吃杨梅的。

为了满桌子的杨梅,女教师执意要去感谢。星期天一早,她们走出了校门,娉娉婷婷地进了村。每个屋子都开着门,但都没有人。终于问到一个年迈的老婆婆,说全村都进山采杨梅去了。顺着老婆婆的手指,她们走进一个山口。

全是树,满坡满谷的杨梅树,却不见房,也不见人。女教师东看西看不知怎么办,忽然树上传来呼喊声。一声带动好多声,都在叫老师,但还是看不到人。

“老师,我家的杨梅特别好,快到这里来!”

“我家的昨天刚熟,就在你们右手边两丈地的山坡上!”

“今年最甜是我们家,老师,西坡上招手的就是我!”

……

女教师们笑着,转身转乱了。越转,喊声越多。

呼喊的孩子们都在树上,下树下坡需要一点时间。终于,他们像小鸟一般飞到女教师们身边,他们身后,是他们的妈妈。妈妈们很想伸手来拉扯女教师,倒是女教师先上前,把手挽住了。

那天在杨梅山,女教师和村妇们说了很多,笑了很多,吃了很多。村妇们没料到女教师那么随和,那么有兴致。终于有一个村妇把一个女教师拉到一边,问:“你们小学,收女学生吗?”

“收,收!”几个女教师们都迫不及待地抢着说。

“我有一个外甥女,住在山南镇,潘木公到他们家做过牌坊。前些日子潘木公为你们学校造校门,带她来玩过。她回去后,天天吵着要来上学。”那个村妇说。

“山南镇?远吗?”女教师问。

“不太远,但进出要翻山。麻烦就在这里,如果来上学,就要起早贪黑,爬上爬下,大冷大热,一个人。”村妇说。

“过两天你带我们到山南镇走一趟,好吗?”女教师说。

女教师们的山南镇之行,招来了小学里的第一个女学生,叫河英。

她来上学实在不容易,每天一来一回要翻两次山。特别是到了冬天,漫山遍野都是雪,山路结冰,很容易摔跤。在山路上摔跤,非常危险。

一位女教师出了一个主意,让河英翻山时扎上一方红头巾。女教师说:“只要你翻过山,我就可以凭着红头巾找到你,盯着你看。如果你摔跤了,我会看到,会想办法来帮你。”

河英母亲说:“这主意好,上山时归我看。”

于是,这个河英上一趟学好气派。刚刚在那头山坡摆脱妈妈的目光,便投入这边山坡老师的注视。每个冬天的清晨,她就是雪岭上一个移动的红点,在两位女性的呵护下,上天落地。

其实远不止两位女性。

山这边,男学生们还都赖在被窝里不肯起床,大冬天清晨的被窝是孩子们难于割舍的天堂。母亲已经催了几次,都无用,便把目光转向窗外的雪山。

“你看!”母亲终于欢快地叫了一声,男孩子也把头伸出被窝。都看到了,雪岭顶上的一个红点。一天一地都白得那么干净,这红点也就分外耀眼。它划破了雪岭,也把赖在被窝里的男孩子全都拽起来了。

河英的上学,成了一个示范。这以后,很多女孩子都来上学了,而且,学习成绩都比男学生好。两年后,小学里女生的比例,达到了三分之一。男教师,也陆续调过来几个。学校,已经越来越像样,对得起潘木公建造的那座很像牌坊的校门了。

我读完小学时才九岁,对于童年的事,并不明白。只是记得有很多难忘的片段,却连不起来。

直到长大之后读到一篇外国小说,才如雷击一般,蓦然追悟,傻坐半日,浮想联翩。

那篇小说叫《热冰》,写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位姑娘跟着两个青年去划船,船划到半道上,两个青年开始对她有非礼举动,把她的上衣都撕破了。她不顾一切跳入水中,小船被她蹬翻,两个青年游回到了岸上,而她则被水莲蔓茎绊住,陷于泥沼,失去了生命。

她的父亲抱回了女儿半裸的遗体,在痛苦的疯癫中,把尚未僵硬的女儿封进了冷库。

村里的老修女写信给教皇,建议把这位冰冻的贞洁姑娘封为圣徒。

她真的会显灵。有一次,一个青年醉酒误入冷库,酒醒时冷库的大门已经上锁。他见到了这块冰:“原来里面冻的是个姑娘。他清晰地看到她的秀发,不仅是金色的,简直是冬季里放在玻璃窗后面的闪闪烛光,散发着黄澄澄的金色。她袒露着酥胸,在冰层里显得特别清晰。这是一个美丽的姑娘,像在睡梦里,又不像在睡梦中,倒像是个乍到城里来的迷路者。”

结果,这个青年贴着这块冰块反而感到热气腾腾,扛住了冷库里的寒冷。

小说的最后,是两个青年偷偷进入冷库,用小车推出那方冰块,在熹微的晨光中急速奔跑。两个青年挥汗如雨,挟着一个完全解冻了的姑娘飞奔湖面,越奔越快,像要把她远远送出天边。

我相信,只要读了本文前面叙述的朋友,都不难明白这篇小说为什么对我会产生那么强烈的触动。

我觉得,这位姑娘死后被封为圣徒,有点像中国女子死后被批准建立贞节牌坊。

但是,不管是圣徒还是牌坊,姑娘,你难道真死了吗?

幸好有这位父亲,偷偷地把尚未僵硬的女儿冰封了。于是,这块冰也就成了“热冰”,埋藏着生命信号,掩饰着无限可能。

在冰库里,这姑娘依然美丽。甚至,更加美丽。

由此,我不能不作出大胆怀疑了——

为什么家乡那么多立了贞节牌坊的自杀女子,墓中却是空的?我怀疑,她们实际上并没有自杀,而是由她们的父亲悄悄转移了。

那些大户人家的上上下下,都等着把一个葬仪立即变成两个葬仪。于是,半夜的小船,简薄的行装,无人的棺木,装扮的大殓……一切都心照不宣。但是,父母亲的号啕大哭却是真的,泪滴溅在白胡白发上。毕生再也见不到女儿了,也不知道她会流落到什么地方。

我怀疑,这样的半夜小船,装得更多的不是逃生者,而是逃婚者。未婚夫并没有死亡,而未婚妻却“猝死”了,“被拐”了,“失踪”了……

在昏暗的月色下送别小船的,总是父亲。因为母亲裹着小脚,行走不便,更怕她在河边哭出声来。父亲很少说话,步子轻轻,快速向小船走去。那神情,与那位把女儿封进冰库的外国父亲,完全相同。

中国的小船没有封进冰库,那么,究竟划到了哪一个荒湖,哪一条小河?

我怀疑,那位建造牌坊的石匠潘木公,已经猜出八九。当初,他听年轻石匠说坟墓都是空的,为什么如此紧张地追问?他第一次来到废弃的尼姑庵,为什么在东张西望后很少说话,不断抽烟?他为什么自告奋勇,为小学建造了一个很像牌坊的石门?……

我渐渐明白了,我们乡间为什么留有那么多无言的牌坊,却又涌来那么多陌生的美丽,尼姑的美丽,女教师的美丽?

我渐渐明白了,女教师们为什么那么迫切地想要招收女学生,连翻山越岭也不在乎?

河英,雪岭上的一个红点,就像那束冰封的金发。

冰封的金发终于被两个现代青年用小车推出了冰库,那个姑娘已在熹微的晨光中完全解冻。一群黑发飘飘的中国姑娘并没有靠别人的小车,她们自己解冻了,解冻在四处潜行的安静中。

这些美貌绝伦的东方女子,也为一个个乡村解了冻,为一道道山梁解了冻,为一大批男孩子、女孩子解了冻。

我已经断定,在大地还在沉睡时悄悄出现的熹微晨光,与《中国历代失踪女子名录》有关。但是,这部名录,是山川之玄,岁月之秘。它无痕无迹,无符无字,却被天地铭记。

我只知,自己,就是从那解冻了的乡村走出。

读书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