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导读

无论是撰写文学史,还是各种作品选,似乎都存在厚古薄今的状况,即愈是历时久远的作品,读得愈多,选得也愈多,而时隔仅一个世纪的近代文学,特别是近代的诗、词、散文,却常被有意无意地忽视,甚至被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想当然的看法所否定。不过这种很少听到异议的现象,却不能因此被看作是一个不屑一顾的问题。鄙薄近代文学者,并不乏冠冕堂皇的理由: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时代前进的步伐,但这种进步并不意味着文学艺术也在一起迈进。就艺术语言而言,唐诗宋词,依然是不可逾越的巅峰。但人类文化和自然界一样,需要无限丰富的多样性,才能构成一个缤纷多彩的艺术世界。更何况近代文学在中国古典文学发展史中,自有其特殊的地位和意义。如果说《诗经》、《楚辞》、先秦散文是源的话,那么近代文学就是尾,是中国古典文学一个虽不能誉之为光辉,但也不应妄加菲薄的结束。仅凭这一点,近代文学就有重视的必要、阅读的必要、研究的必要。事实上,现代人少编、少选近代文学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对此读得太少的缘故。选编了三大本《近代诗钞》的钱仲联先生,早年断言诗学之盛,极于晚清,并有近代词集词学大成的说法,与鄙薄近代文学者迥然不同。近代文学的真正价值,似乎还可以从下面一个假设中推出:如果取一首不知名的诗或词,点明它是近代人的作品,就很难从理论上得到充分肯定;但若说它是唐诗,或宋词,也许就会得到完全不同的评价,甚至意想不到的赞美。这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近代诗文中有大量作品并未树立鲜明的个性和特色,还没有资格成为代表时代的文学形式;二是近代诗文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又确有不逊于前人的可取之处。如果仅用于吟咏消遣的话,某些近代诗词,在某些方面,还有胜过唐诗宋词之处。

近代诗流派家数之多,为前代所罕见。汪国垣据地域将近代诗人分为湖湘、闽赣、河北、江左、岭南、西蜀六派。钟仲联则根据诗风,分为宗尚宋诗(包括前期的宋诗派和后期的同光体,同光体中又包括赣、闽、浙三派)、注重选体(如湖湘派)、兼采唐宋、诗界革命(可上溯龚、魏)诸大派,另外还有南社、西昆体派等。

若从大处着眼,近代诗史,始终存在着两大流派,一派重视作品的社会功用,强调艺术创新。这派以龚自珍、魏源开其端,姚燮、贝青乔、金和等人继之。龚自珍是开一代风气的承上启下的历史人物,也可说是近代诗界革命的先行者。他的作品,气势沉雄,辞采瑰丽,飞扬腾踔,奇境独辟,笔呈箫心剑态,读之荡气回肠,柳亚子誉之为“三百年来第一流,飞仙剑客古无俦”(《论诗三绝句·定庵集》)。魏源诗除反映现实以外,多山水之作,徐世昌说他“雕镌造化,捶险凿幽之笔,能使山无遁形,水无匿响”(《晚清簃诗汇》)。近代另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物林则徐,虽不以诗名世,但其后期作品,笔力苍劲,含思凄婉,品格甚高。姚燮多才多艺,但一生潦倒,作品颇能反映民生疾苦,有些纪事诗写得哀婉动人,酷似杜甫《三吏》、《三别》,世称诗史。贝青乔曾投笔从戎,目睹军中种种咄咄怪事,一付与诗,振聋发聩,传诵一时。当时被视为“振奇人”的金和,工乐府诗和纪事诗,写了大量反映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的诗篇,梁启超称其“格律无一不轨于古,而意境、气象、魄力,求之有清一代,未睹其偶”(《秋蟪吟馆诗钞序》)。贝、金二人之诗,亦无愧诗史之誉。

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丘逢甲等人,正式举起诗界革命的大旗。黄遵宪当时被誉为“诗界哥伦布”(丘逢甲《人境庐诗草跋》),他主张“我手写我口”,开古人未辟之境,能用前人所未有的生动、鲜明的形象,将当时出现的一些重要事件和新生事物及时写入诗中,用梁启超的话说,“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饮冰室诗话》)。康有为自视甚高,以“新诗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与菽园论诗》)自许。其实他的长处并不在异境、新声,而是元气淋漓,挥斥八极,颇有大家风度。谭嗣同诗如其人,恢宏豪迈,借用他自己的话说,有“拔起千仞,高唱入云”(《致刘淞芙书》)的气概。梁启超是诗界革命的旗手,他的诗直写胸臆,意气风发,清新浏亮,不拘一格。丘逢甲在台湾沦陷后所作的诗,慷慨悲歌,愤悒不平,有陆游遗风,黄遵宪称之为“真天下健者”(《与梁启超书》)。以柳亚子为代表的南社诗人,政治态度虽和维新派大相径庭,但就诗歌创作而言却颇有相通之处。激昂慷慨,晓畅明白,是南社诗人共同的长处。南社诗人中,苏曼殊和南社创作宗旨相距最远,但最引人注目。中国文学史中,真能称得上不失赤子之心者,词人有李煜、晏几道、纳兰性德,诗人似乎只有一个苏曼殊。他的诗大多为七绝,清丽绵邈,秀隽绝伦。在当时的革命诗人中,不曾参加南社的秋瑾,有着特殊的魅力。这不仅是因为她堪称20世纪(或许还是中国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女性之一,还在于她的诗词热情奔放、英姿飒爽,足以使众多须眉俯首生愧。还有一个不曾参加南社,但又能凌驾南社的革命诗人金天羽,所作诗才调纵横,奇崛豪宕,可谓龚自珍流亚。

近代诗的另一流派注重作品的表现形式,主张有所师承。这派前有以郑珍、何绍基、曾国藩等人为代表的宋诗派,后有以陈三立、郑孝胥、陈宝琛、陈衍、沈曾植、袁昶等人为代表的同光体。曾国藩诗不如文,但他对晚清宋诗运动的影响很大。何绍基诗学东坡,为写生高手,其摹山范水之作,往往触境而发,生动可喜。宋诗派的代表人物是郑珍,他作诗宗宋而不废唐,转益多师,内容广泛,风格兼有奇崛奥衍和平易流畅两种。陈衍认为他能“历前人所未历之境,状人所难状之状,学杜、韩而非模仿杜、韩”(《石遗室诗话》);胡先骕更称他为“清代诗人之冠”(《读郑珍巢经巢诗钞跋》),可谓推崇备至。他的诗,对陈三立、范当世、郑孝胥、沈曾植等人影响甚大。

同光体诗人承袭郑珍、何绍基开导了先河的宗尚宋诗的风尚。陈三立不仅是同光体赣派的代表,也是同光体的领袖人物,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予之以“都头领天魁星宋江”之席。作诗求生、新、奇、崛、僻、雅,避恶熟、媚俗,浓深俊微,自成馨逸。梁启超、郑孝胥、陈衍等新旧诗派首领,对他的诗都极为倾倒。陈三立诸子,也都能诗。次子陈隆恪,诗风酷似其父。长子陈衡恪,为人情深,诗有深情,陈衍认为真挚处实过乃父。郑孝胥诗清苍幽峭,骨遒句秀,在当时与陈三立并称近世两大诗人。陈衍谓“近来诗派,海藏以伉爽,散原以奥衍,学诗者不此即彼矣”(《石遗室诗话》)。陈宝琛与郑孝胥同为同光体闽派的代表,其诗属对工整,风调蕴藉,神理自超,趣味隽永。沈曾植学识渊博,近代罕睹其匹,作诗聱牙钩棘,艰深古奥,为同光体浙派的代表,也是学人诗的代表。虽非同光体首领,但足以傲视时贤的是范当世,其诗沉郁劲健,浑浩流转,兼有苏、黄雄放凝练之长。此外,俞明震诗能得江山之助,所写塞外风光,开唐人未辟之境。陈曾寿诗能于陈三立、郑孝胥诗体之外,别树一帜,立意深邃,不落凡近,陈三立甚至有“比世有仁先(陈曾寿字),遂使余与太夷(郑孝胥字)之诗或皆不免为伧父”之叹(《苍虬阁诗序》)。相对唐诗宋词,近代诗词本来就有隔与不隔之别。与南社正相反,同光体诗一般都注重锤炼,意旨曲折,辞采华赡。由此产生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既比同时代其他诗人更隔一层,也使其作品更耐咀嚼;既不易一见动心,也不会让人很快生厌。

除同光体外,当时诗坛还有以王闿运为代表的宗尚汉魏六朝的湖湘派。王闿运为诗坛元老,负有重望,誉之者谓其牢笼一世,但贬之者说他墨守古法,缺乏真意。张之洞为唐宋派首领,论诗主张融宋意入唐格,别开雍容闲雅之风,清末达官工诗者,以其为最。樊增祥、易顺鼎均出其门。樊诗富丽,风姿绰约,人称“樊美人”。易顺鼎才高一世,个性分明,尤工写景,所作诗瑰玮奇丽,惊艳绝伦,但也不乏清新平易之作。樊易并称,樊实不如易。曾国藩的孙子曾广钧,多沉博绝丽之作,与李希圣、汪荣宝同为清末西昆体的代表作家。

此外,还有一些游离于上述流派之外,而又颇有建树的诗人。如独创坛坫、孤吟无和的吴中诗人江湜,以清丽峭拔之笔,力矫浓艳艰涩之弊,兴味盎然,颇得杨万里“活法”精髓。江南才子冯煦,兼工诗词,尤长七绝,清新流丽,趣味隽永。释敬安(八指头陀)为近代著名诗僧,吐词属句,清空灵妙,超然物外,确非俗人所能企及。杨圻有大家之才,兼擅众体,尤以歌行体享有盛名。其诗气魄沉雄,音节浏亮,有唐诗流风,在以同光体为主流的近代诗坛,独树一帜。

近代词虽不像诗那样派别分明,但同样作者林立,藻采纷呈。邓廷桢和林则徐一样,于余暇作词,沉着慷慨,不同凡响。龚自珍词如其诗,恃才任气,跌宕飞扬。项鸿祚中年谢世,一生不第,所作词哀感顽艳,凄婉清切,和纳兰性德堪称前后双璧。蒋春霖词感慨深沉,属词隽快,与项鸿祚风格不同,但谭献将他和纳兰性德、项鸿祚并提,称为“词人之词”,“二百年中,分鼎三足”(《箧中词》)。庄棫和谭献为常州派后劲,且有青出于蓝之势,所作词不落言诠,品格甚高。最能体现晚清词时代特色和艺术成就的,当数王鹏运、文廷式、郑文焯、朱祖谋、况周颐五人。相比较而言,王鹏运词气势宏阔,富奇情壮采,有稼轩词风。文廷式词风骨遒劲,浑脱浏漓,沉雄俊爽,上追东坡,无愧一代射雕手。郑文焯词兼取浙西、常州两派之长,体洁旨远,格高韵美,朱祖谋誉为仙才。朱祖谋词气息浑厚,笔力恣肆,富丽精工,海内归宗,为近代词集大成作家。王国维称况周颐为人真挚,作词沉痛。况词虽无王鹏运、文廷式、朱祖谋雄踞一世的气概,但深情绵邈,自有其长。王国维自视甚高,尤长小令,在晚清词坛,吹进一股清新气息。

与唐宋作家相比,除少数人外,近代作家大多缺乏鲜明的创作个性,这在词中表现得尤其突出。近代人的词,常常不是有意与古人相合,就是无意中和同时人相撞,即使一些著名作家,若将他们的某些诗词相混,常人也不易分辨。此外,近代词好用比兴,往往寄托太深、刻画太工、辞采太丽、着色太浓。多读一些,有时感觉反而更加模糊。就才学而言,近代人未必不如宋人,但其作品确实不能和宋词相比,其原因大概还得用王国维的“隔与不隔”说来解释。

在散文领域,桐城派长期被看作近代古文的正宗。不过桐城派古文的实际成就,并不能与其声望相符。身为晚清桐城派名家的吴汝纶也说:“桐城诸老,气清体洁,海内所宗,独雄奇瑰玮之境尚少。”(《与姚仲实书》)从方苞起,桐城派作家就有一种才薄力微的先天不足。桐城派古文的地位和影响,与曾国藩的极力揄扬有很大关系。这倒不仅在曾国藩的地位,还在他的文章,笔力雄健,确有大家风度。曾国藩的四大弟子,相比较而言,年龄最大的张裕钊似乎要略胜一筹。林纾作为翻译家的声望,要远远高于古文家,其实在桐城派,他是可与姚鼐、曾国藩鼎足而立的优秀作家。林纾的古文,字字琳琅,无论词句、情韵,都极优美。通常被看作桐城派作家,但自己却不承认的吴敏树,其文意境高旷,风致淡远,在语言艺术上,有独到之处。

龚自珍是近代文学中的一个奇才,他的散文,同样表现出瑰丽多姿、奇境独辟的特色。除龚自珍外,李慈铭、王闿运也都是兼工诗文的文学全才,不过就才情而言,显然都远不如龚,无论诗文,都未达到出类拔萃的地步。桐城派古文以唐宋八大家为宗,王闿运诗文却以魏晋为楷模,继之而起的还有章炳麟、黄侃,文字凝练古雅,颇费斟酌。不过,这类文章既不及桐城派古文清真雅洁,易于上口,更不如梁启超开创的新文体热情磅礴,富于感染力。近代散文的最大成就,应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代表的维新派的政论文。康有为作文,大笔淋漓,波澜壮阔。严复文逻辑谨严,文字典雅。特别是梁启超的文章,纵横恣肆,挥洒自如,笔端含情,别有魔力,破旧学罗网,开白话先河,震力之大、应声之远,均无与伦比。

虽然可以找出许多理由来说明对近代诗文应该了解,值得一读,但是相对铺天盖地的唐诗、宋词、古文八大家选本,近代诗文的选本实在少得可怜。不过当笔者在多年前奉徐先生之命,冒冒失失开始编选时,很快就发现接受这个任务,实在有些不自量力。近代诗文选本最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其最难选的缘故。选近代诗、词、文,至少有两难:一是作者太多。从村塾的落第秀才,到朝廷的得意公卿,从潜心经史的硕师魁儒,到激扬时政的风云人物,几乎人人能诗,家家作文,而且个个自我感觉良好,如曹植所言:“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与杨德祖书》)有些人确实写过一些好诗,但今天已湮没不彰。由于笔者所知极为有限,力不从心,势必遗珠。二是作品太多。尽管古时已有“三不朽”之说,但通过作品扬名后世的欲望,愈往后变得愈强烈。近代文集之多、集中所收作品之多,均前无古人。近代人热衷于在世时就为自己编集,经过一番选择修改的功夫,草率的东西固然被淘汰了,但留下的作品也因此失去了特色。近代人集中的作品,似乎篇篇可读,但又少见那种让人一见心动的出类拔萃的佳作。由于这“二多”,对近代人的作品,非大学者,不可能直接从文集中选录,势必要借助一些现成的材料,当然,其中也包含着选编者自身的爱好和标准。

如前所述,近代文学中存在着或注重社会功用、或偏重形式表现的倾向。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学界一直人为地突出前者,贬责后者,但近年来又出现了某些故意反其道而行的逆反现象。其实两者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虽好恶由己,但不因偏废。由于重要作家的作品相对说比较好选,故一些选本,总是偏重于几个代表作家,外加几个重要的政治人物,对那些不太知名的人和作品,就不够注意。为了让读者对近代文学有更广泛的了解,本书的编选企图改变这种状况,兼顾近代文学的多样性,尽可能作多方面的择录。本书所选作者甚多,但每个人入选的作品却比较少,大多数人仅一二篇而已。每位作者入选篇目的多少,一般根据其本身的地位和成就酌定,同时也包含着编选者的爱好。

本书由黄明负责诗词部分的注释,黄珅负责选定全书篇目和散文部分的注释。

黄珅
201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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