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生活三十多年了，比在内蒙古生活的时间长，但我写内蒙古高原的人和事比写北京的多。我说不清楚因为什么。我觉得自己心里埋藏了一些歌，有一天，当我能够唱的时候，出来的，是内蒙古高原那里特有的声音。
1992年深冬的一天，家里来了十几个外地的朋友，有做音乐的，有做纪录片的，有画画儿的，环绕着地桌——盖了桌布的大床垫子，在地毯上盘腿而坐。我把好吃的东西、好喝的酒和调制的饮料端上来，在靠近门口、便于照应大家端个茶啦送个水的位置席地坐下。
过了一会儿，我说：“我唱一支歌。”
巴顿的父亲不加掩饰地哈哈大笑：“真的假的？”
“真的。”
他说：“没事儿吧你？”他是职业歌词作家、音乐制作人，他没听过我唱歌，但知道我不会唱，唱出来走调。
看我坚定不移，并不想收回刚才的话，他说：“不知道动物园关上笼子没有？冯要是唱，动物园的动物不会乱跑吧……”
我就是想出声。
实际上，在他开玩笑，下意识替我铺垫、开脱时，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要唱什么，词和旋律在何处，歌儿在哪里，这些我都不知道。但是我的土地，深埋在我心里的土地，已经开始伸展。遥远而长存在我梦中的山脉，把我的声音驮载起来，爬过山去。声息滚滚涌流，在起伏的草地里颠簸、颤动，向着草原深处走。那是我即兴唱出的蒙古长调，词和曲是走到那里的时候，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我唱着，眼泪竟顺着面颊流下。我怕自己不能坚持到底，干脆闭上眼睛，继续吟唱。
等我唱完，看见大家都在擦拭眼睛。
巴顿的父亲说，他听呆了，中间他想去外屋取一张纸，记下我唱的旋律，但舍不得离开，怕漏掉一句。他知道我再不能重复唱出这首歌。他一边听，一边在心里默记旋律。
对我来说，这首歌是第一次唱，也是最后一次唱。
二十多年，我就在心里唱着出生以前就游动在睡梦中的歌。在远离家乡的地方，依照自己的节奏生活。巴顿父亲知道我很多时候心不在焉，不知道我心里正有一支歌的动静。他知道我高兴了，就是高兴了，知道我悲伤的时候也许正感觉到幸福，但不知道我悲伤或者是幸福的时候，不只会沉默，许久以后，还想唱一支长调歌曲。
每天，太阳一升起来，我就开始为这一天忙碌。我是妻子、母亲、报社记者和编辑，这些是我想做好的。业余时间，阅读，写作，采访，拍摄纪录片，参加体育运动，参加舞蹈剧场作品的排练和演出，也常跟朋友们在一起聚会。
而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让经历了很多曲折的父亲心里能永存着光亮，他前些年已经双目失明，现在重病在身；让苦难深重的母亲幸福、安详。当记者以前，我做过大学教师、出版社编辑，去过很多地方。在藏北那曲，我采访一位当年名震青藏高原的大强人，他病得很重，已经不能说出完整的话，但那一声高远、洪亮的笑，就像我的父亲。
生活在不同角落里的人，一起组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庞大、辛苦、新鲜的世界。我体会和感受到的东西，注定了自己一生都将朴素地生活。我告诉我的孩子巴顿，人的地方越来越小。深夜，你聆听外面的世界，世界中生长的和埋藏的都在呼吸。这就是你跟大地的关系。无论将来遭遇了什么，都要热爱你生长的土地。我当初像你一样，盼望长大，可又害怕长大。我待在黑暗中，或者是在野外的蓝天下，默默祈祷：给我力量。但是，力量是在承担和创造中生长出来的。
我鼓励巴顿，日久天长呢，慢慢体会吧，你能做好。我也一直这样鼓励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