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一、鲁迅其人其事
鲁迅（1881.9.25—1936.10.19），原名周樟寿，字豫才，后改名为周树人，浙江绍兴人，中国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爱国作家、民主战士，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
没落的封建家庭出身使幼年的鲁迅遍尝人间的辛酸，然而，青年时代的鲁迅却在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下，完成了由医学到文学的成功转变。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是“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中国文化革命的干将”，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族魂”。“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便是其一生的真实写照。
鲁迅的作品中，以短篇小说、杂文、散文诗、小品散文见长，且各式文体中皆流露着一种特殊的创作风格，时人便将鲁迅在创作中所使用的这种深刻冷隽的用笔、简洁峭拔的句法和新颖独到的体裁归结为“鲁迅风”，冯雪峰称之“简短”和“凝结”并存，苏雪林则谓之“辛辣”与“含蓄”兼备。
青年时代的鲁迅先后就读于洋务派创办的江南水师学堂和南京路矿学堂，学习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1902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旨在救治那些像父亲一样的病人，改善人们的健康状况。在弘文书院学习日语时，鲁迅开始接触西方著作，并阅读由日本人翻译和编写的进化论方面的书籍。日俄战争后所签订的《朴茨茅斯合约》激起了全中国的愤怒，同时也震动了在外留学的鲁迅。在高昂的政治氛围中，一次“幻灯片”事件使鲁迅深深地领悟到了身为弱国子民的悲哀。片中的中国人“体格强壮”却“精神麻木”，竟然能够淡然地围观被当作俄国侦探处死的同胞。由此，鲁迅毅然决定弃医从文，并将文学作为发现和理解国人的方法，他对中国的国民性进行了重新的解读：病根不在中国人的身体而在精神，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随后，他撰写了《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及《文化偏至论》等文言论文，并与周作人一起创办了文艺刊物《新生》，翻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在日留学期间，鲁迅加入了反清革命团体“光复会”，积极参与反清的民主革命活动。
1909年鲁迅回国，国内政治的动荡、军阀的混战、袁世凯政府对民众的压制、张勋复辟的闹剧使他感到尤为痛心，然而，苦于救国无门，他只能在任教之余抄古碑、读佛经、搜集金石拓本、辑录和校勘古书。这是鲁迅人生中的沉默期，是奋进之前的短暂后退。可以说，这种知识和学术的活动为他今后的创作活动做了充分的知识和技巧储备。
五四运动不仅唤醒了中国文坛，也激起了鲁迅的革命斗志。他参与了《新青年》的工作，并于1918年5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中国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顿时震撼了整个文学界。在随后的1918年到1926年间，鲁迅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散文诗集《野草》，杂文集《热风》《坟》《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鲁迅的小说以其展现的平凡人的平凡生活而蕴藉了无限的艺术魅力。作品通过狂人、阿Q、孔乙己等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展示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的社会百态，深刻揭露了腐朽的封建制度与人们强烈的变革社会的愿望之间的矛盾。细致入微的描摹、入木三分的刻画让我们在读鲁迅的小说时总有一种“发现的喜悦”。印象中的鲁镇、百草园、三味书屋、咸亨酒店在将鲁迅的小说作为一个整体呈现的同时，也将其艺术特色推向了至善至醇的巅峰。
如果说鲁迅的小说旨在揭示病态社会的创痛、引起疗救的注意，那么他的散文则是对童年温馨的回忆，对滋养过他生命的人和物的深切怀念。明净的抒情、细致的叙述、铿锵的议论引我们进入了一个奇诡幻美的散文世界。幼时的保姆长妈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过他真诚关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羁的老友范爱农……都是他所置身的险恶世界背景下的一丝暖意、一抹底色。鲁迅的生命，因此而丰富。与此同时，鲁迅在《新青年》上相继发表新诗《梦》《爱之神》《桃花》《他们的花园》《人与时》《他》。作品不但看重意境的传神，更着力于思想的深邃；既有诗歌的抒情，又有杂文的哲理，寓理于情，情理并重。
此后，鲁迅不顾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积极参加革命文艺活动，先后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联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6年左联解散以后，鲁迅投身到文学界和文化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中，创作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在他的所有创作中，最富思想潜力和创造力的当推杂文。这种将新诗和政论合二为一的“杂感”既是一种独特形式的诗，也是他给予病态社会无情嘲讽的“匕首”和“投枪”。他的杂文涉猎甚广，既有无情的揭露，又有辛辣的讽刺；既有痛苦的呐喊，又有激情的抒发；既有果决的论断，又有热情的赞颂，纵横驰骋，神采飞扬，是其创作中的一朵奇葩。
此外，鲁迅还主编了《莽原》《语丝》《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领导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社团，翻译外国进步的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编辑了《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学术著作。
二、鲁迅的性格形成
作家曹聚仁与鲁迅交往甚密，他曾经对鲁迅说：“你的学问见解第一，文艺创作第一，至于你的为人，见仁见智，难说得很。不过，我觉得你并不是一个难于相处的人。”鲁迅对此予以默许。鲁迅年纪不大，但眉目间却总挂着一丝世故般的沉稳，曹氏因此称其为“世故老人”。其实，这是和他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的。
1．大厦将倾
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原为清朝光绪年间的内阁中书，为使鲁迅的父亲周伯宜等人能考上秀才，便试图买通与自己一同登科的进士通政使司参议殷如璋，但因家仆阿顺办事不利而导致事情败露，锒铛入狱，先后被判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和“牢固监禁”，鲁家人因此变卖家产，使其祖父在监狱蹲了八年之后才被释放。鲁迅的父亲周伯宜也被此事牵连而被革去秀才，从此仕途断绝，终日借酒浇愁，久而久之，郁怒成疾，周家为治鲁父之病而大费周章，却最终人财两空。鲁迅就这样由家世显赫的少爷沦落为处处遭人白眼的“乞食者”，在父亲重病期间，他身为长子不断地往来于药铺与当铺之间，为挽救父亲的生命他忍辱负重，在遍尝人世间的辛酸之后，他对世态的炎凉也有了刻骨铭心的体验，正如他在《呐喊》自序中所说：“有谁从小康之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由此可见，鲁迅的反社会性格与其家世的变故关联甚大，在受人鄙视的环境中，他逐渐养成了孤傲不屈、愤世嫉俗、自卑与自闭的性格，即医学上的反社会性格，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斗士”。
2．饮恨远行
抛却家世变故对其性格的负面影响，鲁迅在求学生涯中所体验到的坎坷与变数一方面继续影响着他的性格，另一方面也为他的职业规划埋下了伏笔。在饱尝了世态的炎凉、看透了所谓人的真面目以后，十八岁的鲁迅带着对故乡绍兴的极大反感和厌恶开始了人生的一场悲壮的旅行。亲友的鄙视、母亲的哭诉让鲁迅的骨头在昂首走出故里的那一刻就变得坚硬无比。他先是就读于洋务派创办的江南水师学堂，学习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在见识了学堂体制的腐败以后，鲁迅一心寻找新路的愿望破灭了，于是改入南京路矿学堂。期间，鲁迅继续研习自然科学，同时，也开始阅读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尤其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此书中所介绍的达尔文的进化论不仅使鲁迅认识到了现实世界的不完美及其充斥的激烈的竞争，同时也让他逐渐领悟到了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
3．那些人，那些事
兄弟之谊的殒灭
鲁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1923年7月18日，周作人与胞兄鲁迅彻底决裂。此信言简意赅，词锋决绝，既暗含了鲁迅的某种不为人察的恶劣行径，又彰显了自己所谓的大度和宽容，诅咒般的结语更是将心灵之门对鲁迅死死地关闭。世人不免疑惑：1923年这个炎炎的夏日，在北平八道湾的这座大宅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以至于周作人、鲁迅一奶同胞之间愤然绝交？
鲁迅兄弟之间的情谊，本来是很深厚的。在小说《弟兄》中，张沛君为了医治患病的兄弟，四处求医，种种忧虑奔走的情形，大部分是鲁迅自身经历的事实。许寿裳在为此小说作注解时，证实了鲁迅确实在1917年春末夏初为二弟周作人高热之症深切担忧，并请来了德医悌鲁尔，得知作人只不过是出疹子，鲁迅高兴地对教育部的同事说：“起孟原来这么大了，竟还没有出过疹子。”小说中对张沛君凌乱的思绪、怅惘迷离的梦境的描写皆因是鲁迅本人身历其境的事实而显得格外地真实和亲切。
鲁迅由东京突然归国亦是因兄弟作人而起。在他的自传中，鲁迅所谓的“终于，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几个别的人”者，作人和其妻羽太信子也。由此可见，鲁迅如何以利让弟。鲁迅所辑《会稽郡故事杂集》亦以作人之名印行，他自己不求闻达，足见其以名让弟。然而，这样的兄长为何让周作人在晚年与之分道扬镳呢？据许寿裳回忆，他们之间的暗影，来源于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她对鲁迅外表恭顺，内怀猜忌，周作人又心地糊涂，轻信妇人之言，不加体察，致使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改以往“兄弟怡怡”之情态，鲁迅不得已搬离了八道湾的大宅。在新居落成之后，鲁迅重回大宅取书，“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电话，唤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则用一本书远远地掷入。鲁迅置之不理，专心检书。一忽儿外宾来了，正欲开口说话，鲁迅从容辞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退了。”此事系鲁迅顾全兄弟情谊之鉴证。
让人费解的是，鲁迅并没有将这次的感情破裂诉诸于笔端，而是采取默然的回避态度。面对二弟言辞寥寥的绝交信，他终日饮闷酒度日。离开，或许并不是他的本意，却是其息事宁人、摆脱尴尬的唯一选择。
爱情与责任的挣扎
关于鲁迅的婚姻生活，许寿裳在《鲁迅年谱》中载：
民国前六年（光绪三十三年，丙午，一九零六年）二十六岁。六月回家，与山阴朱女士结婚。同月，复赴日本。
为了不拂逆母亲的意思，在日本受过四年科学教育的鲁迅不得不默默接受这桩不合理的旧式婚姻。妻子朱安虽不美丽，却有着旧式媳妇的所有美德：温、良、恭、俭、让。然而，一直受新学洗礼的鲁迅怎能心悦于这种强加的桎梏，屈身于这段没有爱情的婚姻当中？于是，在其婚后第三日，便再次离家奔赴日本。接下来的十余年中，他辗转于东京、杭州、南京、北京等地，经年在外，不常回家，与朱安连见面的机会都很少。及至民国八年（1919年），鲁迅才将母亲与朱安接到北平八道湾的大宅同住，然而，夫妇仍旧各居一屋，每天连话也少谈。他常常对好友许寿裳说：“这是母亲送给我的礼物，我只得好好供养她。”由这沉痛的话语，我们可以窥见鲁迅精神上的痛苦与无奈。怀着这种自我牺牲的心情，鲁迅在寂寞中度过了二十年的岁月，直到1923年，他结识了许广平女士。
出身仕宦之家的许广平，幼年即受革命思想的陶冶，头脑清晰，勇于做事，性格极为刚直坦率，这与鲁迅的豪直秉性恰为相投。二人初识之时，许广平从仰慕者的角度对鲁迅做了近似诙谐的描写：
“在钟声还没有收住余音，同学照往常积习还没就案坐定之际，突然，一个黑影子投进教室来了。……手臂上衣身上的许多补丁，则炫着异样的新鲜色彩，好似特制的花纹。皮鞋的四周也满是补丁。人又鹘落，常从讲坛跳上跳下，因此，两膝盖的大补丁，也掩盖不住了。……他讲授功课，在迅速的进行。当那笑声没有停止的一刹那，人们不知为什么全都肃然了。没有一个逃课，也没有一个人在听讲之外拿出什么来偷偷做。钟声刚止，大家还来不及包围着请教，人不见了。那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之下，许广平写信给鲁迅，诉说自己的愤懑和苦痛，鲁迅也当即回信，说明“学风如何，是和政治状态和社会情形相关的”，一个激进的热血女青年就这样爱上了睿智的文学“斗士”。在随后的北师大风潮中，他们相互鼓励，相互扶持，从共同的奋斗中逐渐寻到了彼此的交集，找到了真正的同路人。1927年，两人定居上海，开始了同居生活。自此，鲁迅在精神上有了最亲切的伴侣，在工作上亦有了最合适的助手。
然而，鲁迅却并没有因为许广平的出现而与结发妻子朱安离婚，他身为知识分子的责任心和良心让他不得不对旧式妇女朱安予以保全。在他看来，旧式妇女本来就可怜可叹，离了婚的旧式妇女，那将是何等的不堪。当然，这样的成全离不开许广平的善意、真诚与宽厚。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以笔为枪的鲁迅在面对爱情的时候，以他瘦弱的肩膀，担起了身为大丈夫的“道义”，成为了时代巨擘。
恩师与益友的馈赠
鲁迅留日读书期间，结识了章太炎先生，他是鲁迅一生最为钦佩的老师。章氏东渡日本期间，在《民报》讲学，鲁迅与好友许寿裳“极愿往听”，并时常就某一问题与章氏探讨，此间，鲁迅逐渐形成了“爱吾师尤爱真理”的治学态度。在《关于章太炎先生二三事》中，鲁迅对章氏给予了迥异于世人的评价：“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的确，在二人将近三十年的交往中，章太炎对鲁迅的影响可谓是全方位的。在著文上，他继承了章氏所崇尚的魏晋文风，淡雅有度，爱做怪句，爱写古字；在待人接物上，鲁迅也秉承了章氏的风度，与人交谈时态度冲穆，如谈家常，谦和宽厚，仁蔼可亲；最重要的是，鲁迅继承了章氏“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的优秀传统并毕其一生加以发扬，为中国的自由和进步，倾尽了一生的心血。
鲁迅的同学中，关系最密切的当推许寿裳，其次为钱玄同。钱玄同是鲁迅留学日本期间的同窗好友，由于其性格活泼，交谈时总爱在榻榻米上爬来爬去，鲁迅戏称他为“爬翁”。鲁迅归国后，在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科长期间，每天除了轻松的公事以外，无事可干，常以抄写碑帖等打发时间。于是，刚刚接任《新青年》编辑工作的钱玄同便鼓励他为《新青年》写些文章，鲁迅由此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他曾问过钱玄同：“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钱玄同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由此，鲁迅创作了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并且一发不可收，最终成为新文学的领军人物，这与钱玄同的鼓励是密不可分的。但是，信仰的不同终使二人在思想上逐渐产生隔膜，并在几次相互揶揄中关系日趋恶化，最终形同陌路。
鲁迅与钱玄同的这段友情虽然无疾而终，却也是无可避免的。与终生好友许寿裳比起来，钱玄同缺少的或许是一份忠实、一种认同，而这正是友谊能够长久维系的必要条件。许寿裳是鲁迅的同乡、同学，与鲁迅长期供职于教育部，时常见面，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好友、知己。然而，二人关系虽亲密，个性却不大相同，侃侃而谈的时候，也会见解各异。鲁迅先是绷起脸沉默着，但而后又彼此水乳交融，毫无隔阂地谈论着，与齐寿山、邵铭之同处时情状亦是如此。因此，鲁迅时常说：“季茀（许寿裳）他们对于我的行动，尽管未必一起去做，但总是无条件地承认我所做的都对。”这种相互信赖、相互坚守是鲁迅战斗的动力，并且一生都引以为豪。
如果说家世的变故与第一次远行滋生了一个绝望、孤傲的鲁迅，那么其生命中所经历的那些人、那些事则铸就了一个不媚俗的鲁迅、一个面朝悲凉却依旧反抗黑夜的鲁迅。
让我们以毛泽东的评价来感铭这位20世纪最伟岸的文坛巨人：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宝贵的性格。
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就是新生命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