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国杂感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中国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归国杂感

我在美国动身的时候,有许多朋友对我道:“密司忒胡,你和中国别了七个足年了,这七年之中,中国已经革了三次的命,朝代也换了几个了。真个是一日千里的进步。你回去时,恐怕要不认得那七年前的老大帝国了。”我笑着对他们说道:“列位不用替我担忧。我们中国正恐怕进步太快,我们留学生回去要不认得他了,所以他走上几步,又退回几步。他正在那里回头等我们回去认旧相识呢。”

这话并不是戏言,乃是真话。我每每劝人回国时莫存大希望: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所以我自己回国时,并不曾怀什么大希望。果然船到了横滨,便听得张勋复辟的消息。如今在中国已住了四个月了,所见所闻,果然不出我所料。七年没见面的中国还是七年前的老相识!到上海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位朋友拉我到大舞台去看戏。我走进去坐了两点钟,出来的时候,对我的朋友说道:“这个大舞台真正是中国的一个绝妙的缩本模型。你看这大舞台三个字岂不很新?外面的房屋岂不是洋房?这里面的座位和戏台上的布景装潢岂不是西洋新式?但是做戏的人都不过是赵如泉、沈韵秋、万盏灯、何家声、何金寿这些人。没有一个不是二十年前的旧古董!我十三岁到上海的时候,他们已成了老脚色了。如今又隔了十三年了,却还是他们在台上撑场面。这十三年造出来的新角色都到那里去了呢?你再看那台上做的《举鼎观画》。那祖先堂上的布景,岂不很完备?只是那小薛蛟拿了那老头儿的书信,就此跨马加鞭,却忘记了台上布的景是一座祖先堂!又看那出《四进士》。台上布景,明明有了门了,那宋士杰却还要做手势去关那没有的门!上公堂时,还要跨那没有的门槛!你看这二十年前的旧古董,在二十世纪的小舞台上做戏;装上了二十世纪的新布景,却偏要做那二十年前的旧手脚!这不是一副绝妙的中国现势图吗?”

我在上海住了十二天,在内地住了一个月,在北京住了两个月,在路上走了二十天,看了两件大进步的事:第一件是“三炮台”的纸烟,居然行到我们徽州去了;第二件是“扑克”牌居然比麻雀牌还要时髦了。“三炮台”纸烟还不算希奇,只有那“扑克”牌何以会这样风行呢?有许多老先生向来学A、B、C、D,是很不行的,如今打起“扑克”来,也会说“恩德”“累死”“接客倭彭”了!这些怪不好记的名词,何以会这样容易上口呢?他们学这些名词这样容易,何以学正经的A、B、C、D,又那样蠢呢?我想这里面很有可以研究的道理。新理想行不到徽州,恐怕是因为新思想没有“三炮台”那样中吃罢?A、B、C、D,不容易教,恐怕是因为教的人不得其法罢?

我第一次走过四马路,就看见了三部教“扑克”的书。我心想“扑克”的书已有这许多了,那别种有用的书,自然更不少了,所以我就花了一天的工夫,专去调查上海的出版界。我是学哲学的,自然先寻哲学的书。不料这几年来,中国竟可以算得没有出过一部哲学书。找来找去,找到一部《中国哲学史》,内中王阳明占了四大页,《洪范》倒占了八页!还说了些“孔子既受天之命”“与天地合德”的话。又看见一部《韩非子精华》,删去了《五蠹》和《显学》两篇,竟成了一部《韩非子糟粕》了。文学书内,只有一部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很好的。又看见一家书目上有翻译的萧士比亚剧本,找来一看,原来把会话体的戏剧,都改作了《聊斋志异》体的叙事古文!又看见一部《妇女文学史》,内中苏蕙的回文诗足足占了六十页!又看见《饮冰室丛著》内有《墨学微》一书,我是喜欢看看墨家的书的人,自然心中很高兴。不料抽出来一看,原来是任公先生十四年前的旧作,不曾改了一个字!此外只有一部《中国外交史》,可算是一部好书,如今居然到了三版了。这件事还可以使人乐观。此外那些新出版的小说,看来看去,实在找不出一部可看的小说。有人对我说,如今最风行的是一部《新华春梦记》,这也可想见中国小说界的程度了。

总而言之,上海的出版界——中国的出版界——这七年来简直没有两三部以上可看的书!不但高等学问的书一部都没有,就是要找一部轮船上火车上消遣的书,也找不出(后来我寻来寻去,只寻得一部吴稚晖先生的《上下古今谈》,带到芜湖路上去看)!我看了这个怪现状,真可以放声大哭。如今的中国人,肚子饿了,还有些施粥的厂把粥给他们吃。只是那些脑子叫饿的人可真没有东西吃了。难道可以把些《九尾龟》《十尾龟》来充饥吗?

中文书籍既是如此,我又去调查现在市上最通行的英文书籍。看来看去,都是些什么萧士比亚的《威匿思商》《麦克白传》,阿狄生的《文报选录》,戈司密的《威克斐牧师》,欧文的《见闻杂记》,……大概都是些十七世纪十八世纪的书。内中有几部十九世纪的书,也不过是欧文、迭更司、司各脱、麦考来几个人的书,都是和现在欧美的新思潮毫无关系的。怪不得我后来问起一位有名的英文教习,竟连Bernard Shaw的名字也不曾听见过,不要说Tchekoff和Andreyev了。我想这都是现在一班教会学堂出身的英文教习的罪过。这些英文教习,只会用他们先生教过的课本。他们的先生又只会用他们先生的先生教过的课本。所以现在中国学堂所用的英文书籍,大概都是教会先生的太老师或太太老师们教过的课本!怪不得和现在的思想潮流绝无关系了。

有人说,思想是一件事,文字又是一件事,学英文的人何必要读与现代新思潮有关系的书呢?这话似乎有理,其实不然。我们中国人学英文,和英国美国的小孩子学英文,是两样的。我们学西洋文字,不单是要认得几个洋字,会说几句洋话,我们的目的在于输入西洋的学术思想。所以我以为中国学校教授西洋文字,应该用一种“一箭射双雕”的方法,把“思想”和“文字”同时并教。例如教散文,与其用欧文的《见闻杂记》,或阿狄生的《文报选录》,不如用赫胥黎的《进化杂论》。又如教戏曲,与其教萧士比亚的《威匿思商》,不如用Bernard Shaw的Androcles and The Lion,或是Galsworthy的Strife或Justice。又如教长篇的文字,与其教麦考来的《约翰生行述》,不如教弥尔的《群己权界论》。……我写到这里,忽然想起日本东京丸善书店的英文书目。那书目上,凡是英美两国一年前出版的新书,大概都有。我把这书目和商务书馆与伊文思书馆的书目一比较,我几乎要羞死了。

我回中国所见的怪现状,最普通的是“时间不值钱”。中国人吃了饭没有事做,不是打麻雀,便是打“扑克”。有的人走上茶馆,泡了一碗茶,便是一天了。有的人拿一只鸟儿到处逛逛,也是一天了。更可笑的是朋友去看朋友,一坐下便生了根了,再也不肯走。有事商议,或是有话谈论,倒也罢了。其实并没有可议的事,可说的话。我有一天在一位朋友处有事,忽然来了两位客,是××馆的人员。我的朋友走出去会客,我因为事没有完,便在他房里等他。我以为这两位客一定是来商议这××馆中什么要事的。不料我听得他们开口道:“××先生,今回是打津浦火车来的,还是坐轮船来的?”我的朋友说是坐轮船来的。这两位客接着便说轮船怎样不便,怎样迟缓。又从轮船上谈到铁路上,从铁路上又谈到现在中、交两银行的钞洋跌价。因此又谈到梁任公的财政本领,又谈到梁士诒的行踪去迹:……谈了一点多钟,没有谈上一句要紧的话。后来我等的没法了,只好叫听差去请我的朋友。那两位客还不知趣,不肯就走。我不得已,只好跑了,让我的朋友去领教他们的“二梁优劣论”罢!

美国有一位大贤名弗兰克令(Benjamin Frankcin)的,曾说道:“时间乃是造成生命的东西。”时间不值钱,生命自然也不值钱了。上海那些拣茶叶的女工,一天拣到黑,至多不过得二百铜钱,少的不过得五六十钱!茶叶店的伙计,一天做十六七点钟的工,一个月平均只拿得两三块钱!还有那些工厂的工人,更不用说了。还有那些更下等,更苦痛的工作,更不用说了。人力那样不值钱,所以卫生也不讲究,医药也不讲究。我在北京、上海看那些小店铺里和穷人家里的种种不卫生,真是一种黑暗世界。至于道路的不洁净,瘟疫的流行,更不消说了。最可怪的是无论阿猫、阿狗都可挂牌医病,医死了人,也没有人怨恨,也没有人干涉。人命的不值钱,真可算得到了极端了。

现今的人都说教育可以救种种的弊病。但是依我看来,中国的教育,不但不能救亡,简直可以亡国。我有十几年没到内地去了,这回回去,自然去看看那些学堂。学堂的课程表,看来何尝不完备?体操也有,图画也有,英文也有,那些国文,修身之类,更不用说了。但是学堂的弊病,却正在这课程完备上。例如我们家乡的小学堂,经费自然不充足了,却也要每年花六十块钱去请一个中学堂学生兼教英文唱歌。又花二十块钱买一架风琴。我心想,这六十块一年的英文教习,能教什么英文?教的英文,在我们山里的小地方,又有什么用处?至于那音乐一科,更无道理了。请问那种学堂的音乐,还是可以增进“美感”呢?还是可以增进音乐知识呢?若果然要教音乐,为什么不去村乡里找一个会吹笛子唱昆腔的人来教?为什么一定要用那实在不中听的二十块钱的风琴呢?那些穷人的子弟学了音乐回家,能买得起一架风琴来练习他所学的音乐知识吗?我真是莫名其妙了。所以我在内地常说:“列位办学堂,尽不必问教育部规程是什么,须先问这块地方上最需要的是什么。譬如我们这里最需要的是农家常识,蚕桑常识,商业常识,卫生常识,列位却把修身教科书去教他们做圣贤!又把二十块钱的风琴去教他们学音乐!又请一位六十块钱一年的教习教他们的英文!列位且自己想想看,这样的教育,造得出怎么样的人才?所以我奉劝列位办学堂,切莫注重课程的完备,须要注意课程的实用。尽不必去巴结视学员,且去巴结那些小百姓。视学员说这个学堂好,是没有用的。须要小百姓都肯把他们的子弟送来上学,那才是教育有成效了。”

以上说的是小学堂。至于那些中学堂的成绩,更可怕了。我遇见一位省立法政学堂的本科学生,谈了一会,他忽然问道:“听说东文是和英文差不多的,这话可真吗?”我已经大诧异了。后来他听我说日本人总有些岛国习气,忽然问道:“原来日本也在海岛上吗?”……这个固然是一个极端的例。但是如今中学堂毕业的人才,高又高不得,低又低不得,竟成了一种无能的游民。这都由于学校里所教的功课,和社会上的需要毫无关涉。所以学校只管多,教育只管兴,社会上的工人,伙计,账房,警察,兵士,农夫,……还只是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社会所需要的是做事的人才,学堂所造成的是不会做事又不肯做事的人才,这种教育不是亡国的教育吗?

我说我的“归国杂感”,提起笔来,便写了三四千字。说的都是些很可以悲观的话。但是我却并不是悲观的人。我以为这二十年来中国并不是完全没有进步,不过惰性太大,向前三步又退回两步,所以到如今还是这个样子。我这回回家寻出了一部叶德辉的《翼教丛编》,读了一遍,才知道这二十年的中国实在已经有了许多大进步。不到二十年前,那些老先生们,如叶德辉王益吾之流,出了死力去驳康有为,所以这书叫做《翼教丛编》。我们今日也痛骂康有为。但二十年前的中国,骂康有为太新;二十年后的中国,却骂康有为太旧。如今康有为没有皇帝可保了,很可以做一部《翼教续编》来骂陈独秀了。这两部“翼教”的书的不同之处,便是中国二十年来的进步了。

一九一八年一月。

庐山游记(节选)

昨夜大雨,终夜听见松涛声与雨声,初不能分别,听久了才分得出有雨时的松涛与雨止时的松涛,声势皆很够震动人心,使我终夜睡眠甚少。

早起雨已止了,我们就出发。从海会寺到白鹿洞的路上,树木很多,雨后青翠可爱。满山满谷都是杜鹃花,有两种颜色,红的和轻紫的,后者更鲜艳可喜。去年过日本时,樱花已过,正值杜鹃花盛开,颜色种类很多,但多在公园及私人家宅中见之,不如今日满山满谷的气象更可爱。因作绝句记之:

长松鼓吹寻常事,最喜山花满眼开。

嫩紫鲜红都可爱,此行应为杜鹃来。

到白鹿洞。书院旧址前清时用作江西高等农业学校,添有校舍,建筑简陋潦草,真不成个样子。农校已迁去,现设习林事务所。附近大松树都钉有木片,写明保存古松第几号。此地建筑虽极不堪,然洞外风景尚好。有小溪,浅水急流,铮淙可听;溪名贯道溪,上有石桥,即贯道桥,皆朱子起的名字。桥上望见洞后诸松中一松有紫藤花直上到树杪,藤花正盛开,艳丽可喜。

白鹿洞本无洞;正德中,南康守王溱开后山作洞,知府何浚凿石鹿置洞中。这两人真是大笨伯!

白鹿洞在历史上占一个特殊地位,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白鹿洞书院是最早的一个书院。南唐升元中(937-942)建为庐山国学,置田聚徒,以李善道为洞主。宋初因置为书院,与睢阳、石鼓、岳麓三书院并称为“四大书院”,为书院的四个祖宗。第二,因为朱子重建白鹿洞书院,明定学规,遂成后世几百年“讲学式”的书院的规模。宋末以至清初的书院皆属于这一种。到乾隆以后,朴学之风气已成,方才有一种新式的书院起来;阮元所创的诂经精舍,学海堂,可算是这种新式书院的代表。南宋的书院祀北宋周、邵、程诸先生;元、明的书院祀程、朱;晚明的书院多祀阳明;王学衰后,书院多祀程、朱。乾、嘉以后的书院乃不祀理学家而改祀许慎、郑玄等。所祀的不同便是这两大派书院的根本不同。

朱子立白鹿洞书院在淳熙己亥(1179),他极看重此事,曾札上丞相说:

愿得比祠官例,为白鹿洞主,假之稍廪,使得终与诸生讲习其中,犹愈于崇奉异教香火,无事而食也。(《志》八,页二,引《洞志》)

他明明指斥宋代为道教宫观设祠官的制度,想从白鹿洞开一个儒门创例来抵制道教。他后来奏对孝宗,申说请赐书院额,并赐书的事,说:

今老、佛之宫布满天下,大都逾百,小邑亦不下数十,而公私增益势犹未已。至于学校,则一郡一邑仅置一区;附郭之县又不复有。盛衰多寡相悬如此!(同上,页三)

这都可见他当日的用心。他定的《白鹿洞规》,简要明白,遂成为后世七百年的教育宗旨。

庐山有三处史迹代表三大趋势:(一)慧远的东林,代表中国“佛教化”与佛教“中国化”的大趋势。(二)白鹿洞,代表中国近世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三)牯岭,代表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大趋势。

从白鹿洞到万杉寺。古为庆去庵,为“律”居,宋景德中有大超和尚手种杉树万株,天圣中赐名万杉。后禅学盛行,遂成“禅寺”。南宋张孝祥有诗云:

老干参天一万株,庐山佳处着浮图。只因买断山中景,破费神龙百斛珠。(《志》五,页六十四,引《桯史》)

今所见杉树,粗仅如瘦腕,皆近年种的。有几株大樟树,其一为“五爪樟”,大概有三四百年的生命了;《指南》(编者按:指《庐山指南》)说“皆宋时物”,似无据。

从万杉寺西行约二三里,到秀峰寺。吴氏《旧志》无秀峰寺,只有开先寺。毛德琦《庐山新志》(康熙五十九年成书。我在海会寺买得一部,有同治十年,宣统二年,民国四年补版。我的日记内注的卷页数,皆指此本。)说:

康熙丁亥(1707)寺僧超渊往淮迎驾,御书秀峰寺赐额,改今名。

开先寺起于南唐中主李璟。李璟年少好文学,读书于庐山;后来先主代杨氏而建国,李璟为世子,遂嗣位。他想念庐山书堂,遂于其地立寺,因为开国之祥,故名为开先寺,以绍宗和尚主之。宋初赐名开先华藏;后有善暹,为禅门大师,有众数百人。至行瑛,有治事才,黄山谷称“其材器能立事,任人役物如转石于千仞之溪,无不如意”。行瑛发愿重新此寺。

开先之屋无虑四百楹,成于瑛世者十之六,穷壮极丽,迄九年乃即功。(黄庭坚《开先禅院修造记》,《志》五,页十六至十八)

此是开先极盛时。康熙间改名时,皇帝赐额,赐御书《心经》,其时“世之人无不知有秀峰”(郎廷极《秀峰寺记》,《志》五,页六至七),其时也可称是盛世。到了今日,当时所谓“穷壮极丽”的规模只剩败屋十几间,其余只是颓垣废址了。读书台上有康熙帝临米芾书碑,尚完好;其下有石刻黄山谷书《七佛偈》,及王阳明正德庚辰(1520)三月《纪功题名碑》,皆略有损坏。

寺中虽颓废令人感叹,然寺外风景则绝佳,为山南诸处的最好风景。寺址在鹤鸣峰下,其西为龟背峰,又西为黄石岩,又西为双剑峰,又西南为香炉峰,都嵚奇可喜。鹤鸣与龟背之间有马尾泉瀑布,双剑之左有瀑布水;两个瀑泉遥遥相对,平行齐下,下流入壑,汇合为一水,迸出山峡中,遂成最著名的青玉峡奇景。水流出峡,入于龙潭。昆三与祖望先到青玉峡,徘徊不肯去,叫人来催我们去看。我同梦旦到了那边,也徘徊不肯离去。峡上石刻甚多,有米芾书“第一山”大字,今钩摹作寺门题榜。

徐凝诗“今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即是咏瀑布水的。李白《瀑布泉》诗也是指此瀑。《旧志》载瀑布水的诗甚多,但总没有能使人满意的。

由秀峰往西约十二里,到归宗寺。我们在此午餐,时已下午三点多钟,饿的不得了。归宗寺为庐山大寺,也很衰落了。我向寺中借得《归宗寺志》四卷,是民国甲寅先勤本坤重修的,用活字排印,错误不少,然可供我的参考。

我们吃了饭,往游温泉。温泉在柴桑桥附近,离归宗寺约五六里,在一田沟里,雨后沟水浑浊,微见有两处起水泡,即是温泉。我们下手去试探,一处颇热,一处稍减。向农家买得三个鸡蛋,放在两处,约七八分钟,因天下雨了,取出鸡蛋,内里已温而未熟。田陇间有新碑,我去看,乃是星子县的告示,署民国十五年,中说,接康南海先生函述在此买田十亩,立界碑为记的事。康先生去年死了。他若不死,也许能在此建立一所浴室。他买的地横跨温泉的两岸。今地为康氏私产,而业归海会寺管理,那班和尚未必有此见识作此事了。

此地离栗里不远,但雨已来了,我们要赶回归宗,不能去寻访陶渊明的故里了。道上是一石碑,有“柴桑桥”大字。《旧志》已说“渊明故居,今不知处”(四,页七)。桑乔疏说,去柴桑桥一里许有渊明的醉石(四,页六)。《旧志》又说,醉石谷中有五柳馆,归去来馆。归去来馆是朱子建的,即在醉石之侧。朱子为手书颜真卿《醉石诗》,并作长跋,皆刻石上,其年月为淳熙辛丑(1181)七月(四,页八)。此二馆今皆不存,醉石也不知去向了。庄百俞先生《庐山游记》说他曾访醉石,乡人皆不知。记之以告后来的游者。

今早轿上读《旧志》所载宋周必大《庐山后录》,其中说他访栗里,求醉石,土人直云,“此去有陶公祠,无栗里也。”(十四,页十八)。南宋时已如此,我们在七百年后更不易寻此地了,不如阙疑为上。《后录》有云:

尝记前人题诗云:

五字高吟酒一瓢,庐山千古想风标。

至今门外青青柳,不为东风肯折腰。

惜乎不记其姓名。

我读此诗,忽起一感想:陶渊明不肯折腰,为什么却爱那最会折腰的柳树?今日从温泉回来,戏用此意作一首诗:

陶渊明同他的五柳

当年有个陶渊明,不惜性命只贪酒。

骨硬不能深折腰,弃官回来空两手。

瓮中无米琴无弦,老妻娇儿赤脚走。

先生吟诗自嘲讽,笑指篱边五株柳:

“看他风里尽低昂!这样腰肢我无有。”

晚上在归宗寺过夜。

我的母亲

我小时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绉绉地。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穈先生”。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做穈先生了。既有“穈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老辈走过,见了我,笑道:“穈先生也掷铜钱吗?”我听了羞愧的面红耳热,觉得大失了“先生”身分!

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又因为我确是喜欢看书,所以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监割”(顶好的田,水旱无扰,收成最好,佃户每约田主来监割,打下谷子,两家平分),我总是坐在小树下看小说。十一二岁时,我稍活泼一点,居然和一群同学组织了一个戏剧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枪,借得了几付假胡须,就在村田里做戏。我做的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去,这算是我最活泼的玩艺儿了。

我在这九年(1895-1904)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在文字和思想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但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有一次我们村里“当朋”(八都凡五村,称为“五朋”,每年一村轮着做太子会,名为“当朋”)筹备太子会,有人提议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队里学习吹笙或吹笛。族里长辈反对,说我年纪太小,不能跟着太子会走遍五朋。于是我失掉了这学习音乐的唯一机会。三十年来,我不曾拿过乐器,也全不懂音乐;究竟我有没有一点学音乐的天资,我至今还不知道。至于学图画,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挨了一顿大骂,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撕毁了。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

但这九年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就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就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才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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