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翁方纲诗学研究唐芸芸

绪论

第一节翁方纲诗学研究现状思考

学者将翁方纲“肌理”说，与王士禛“神韵”说、沈德潜“格调”说、袁枚“性灵”说并立为清中期诗歌理论四大学说，但对“肌理”说的关注，远不如其他三说。早期学者的研究，除几篇专门论文外，多散见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浏览近代各种文学史的体例和写作，我们会产生这样的印象：在论述清代诗学时，撰述者的确无法越过翁方纲和他的“肌理”说，但通常会写得很简略，仿佛其价值或许仅仅值得在文学史中书上一笔而已。近来随着研究视野的拓展，学者的目光更多投向了清代，对翁方纲诗学和诗作的关注也逐渐增多，并出现专著，开始逐步揭示翁方纲诗学在清代诗学史，乃至中国诗学史上的意义。

文学研究必须以文献为基础。学者们对于翁方纲作品的整理为诗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其中包括《石洲诗话》八卷，《续修四库全书》中的《复初斋诗集》、《复初斋文集》、《杜诗附记》等。沈津整理的《翁方纲年谱》及《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为研究者的必备手册。台湾学者宋如珊1993年出版了硕士学位论文《翁方纲诗学之研究》，第一章《翁方纲之著述》将分散于中国大陆、香港地区、台湾地区、美国的翁氏著作刊本、稿本按四部分类，实为研究者不可缺少的书目。另外还有一些佚文和手稿的整理，如段筱春《广东顺德〈翁氏族谱〉所存翁方纲佚文》整理翁氏佚文三篇；关于国家图书馆藏《药洲笔记》，研究者考定为翁方纲手稿；关于台湾师大图书馆藏《翁批杜诗》稿本，赖贵三作校释，并有《翁方纲手批〈杜诗附记〉稿本及其价值》考之，另有张之为等《新见〈翁批杜诗〉稿本考论》。

乾隆三十八年（1773），翁方纲任《四库全书》馆校办各省送到遗书纂修官，负责校阅各省采进书，并撰写提要，同时对将入选四库全书或存目的部分书籍进行校对。据张升《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的构成与写作》统计，翁方纲分校之书为121部，存有1093条提要或札记。对翁方纲提要手稿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果，有吴格整理的《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等。

随着《清诗话续编》、《三编》、《清诗话考》、《清代诗文集汇编》等文献整理成果的呈现，清代诗学得到了研究上的便利，同时借鉴其他领域的成果和方法，研究的视野不断扩大。对于翁方纲的研究也是如此。目前关于翁方纲诗学的研究，主要分为诗学核心概念研究和诗学史价值研究两部分。

一、翁方纲诗学核心概念研究

（一）“肌理”说的二元论时代

最早研究翁方纲诗学的专论，是郭绍虞先生的《肌理说》。论文认为“肌理”说始创于清代，受宋诗影响，也受当时考据之风浸染。文章分析了“肌理”说对“神韵”说、“格调”说的看法和补救，并由“义理之理，即文理之理，即肌理之理”（翁方纲《志言集序》），将“肌理”分为“义理”与“文理”，“义理”针对内容而言，“文理”则针对形式而言。与“义理”相对应的，是“以质厚为本”，为“正本探原”之法；与“文理”相对应的，是“以古人为师”，为“穷形尽变”之法。六个概念一一对应，都被整合在“肌理”二字之下。郭绍虞先生对“肌理”说内涵的阐释，对其他概念二元化的整合，以及“肌理”对“神韵”、“格调”的补救之说，和宋诗、考据的影响说，多为后来翁方纲研究者所袭取。

可以王英志关于“肌理”说的定义为代表：“‘肌理’说主张诗人以‘正本探原’，通经学古为根柢，借助‘穷形尽变’的诗法、细致分明的‘文理’，在诗中充实地表现出符合儒家之道的思想、性情，以有益于世教风化。”其主编的《清代唐宋诗之争流变史》中的相关讨论亦不出其右。这也集中体现在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撰写中。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肌理”说“实在是为当时考据文士以故纸堆入诗寻找理论依据”。袁行霈本文学史亦分“肌理”为“义理”与“文理”，“义理”即“言有物，指以六经为代表的合乎儒家道德规范的思想与学问”，“文理”则是“言有序，指诗律、结构、章句等作诗之法”。

不少研究表现在对二元论的细化上。邬国平等撰《清代文学批评史》，认为“肌理”之“理”有二元倾向，“‘理’即义理，所以它是圣贤性心的体现；它又是事物表现出来的条理物理，所以是客观的存在”。其实是将郭绍虞先生解说的“肌理”内涵哲学化而已。书中将“肌理”上溯到《文心雕龙·序志》的“擘肌分理，惟务折衷”，虽然翁方纲没有直接在他的论述中提及《文心雕龙》的影响，但是其受业于黄叔琳，而黄正是清代屈指可数的龙学家。在丛远东看来，“义理”与内容有关，“文理”与形式有关，这是广义的“肌理”，而“将肌理喻作诗文的组织结构，只是其最初的‘引申义’，属于狭义的概念”。黄南珊从美学角度阐释，“肌理”作为艺术理性包括“义理和文理”，“义理”是意蕴理性，包含经义和考据，“文理”是形式理性，指实质性操作。“理”的表现方式则是“理不外露”，而“浑然天成”。

翁方纲撰文《诗法论》，提出“正本探原”之法和“穷形尽变”之法。刘诚明确提出“肌理”的内涵是“理”与“法”。段宗社认为翁方纲的总观点是“有法而无定方”，重复了《诗法论》的传统观点，他在论述“正本探原”时，把“法”的一个侧面悄然引向道德人格，与黄庭坚句法论暗合，而《石洲诗话》正是以“穷形尽变”之法进行诗歌“肌理”批评的实践范例。或认为《石洲诗话》颇具文学史眼光，以“肌理”论诗，一尚实，二重法。学者直接将《石洲诗话》八卷特别是前五卷与“肌理”说联系起来，忽视了理论概念形成的时间和过程。张然的博士论文利用了翁评厉鹗诗、查慎行诗等资料，得出“肌理”说是“学诗”的诗学，是中才诗人的学诗指南。有学者直接将“法”视为翁方纲诗学的基本思想：“正本”，即诗歌须根汲于儒家经典“六经”；“探原”，《诗经》是儒家诗教的源头，杜诗体现出儒家诗教的精神，后代诗歌以此为范式，才能温柔敦厚，别裁伪体；“穷形”，即诗歌在艺术形式上必须精微入里，细肌密理；“求变”，即诗歌创作要切合事境，有法而无定法。此分析虽然精细入微，但前提依然是将“正本探原”、“穷形尽变”分别置于“义理”和“文理”的范畴之下。

翁方纲在诗文中对苏轼和黄庭坚表现出无上的尊崇，郭绍虞先生认为“肌理”说只有宋诗作风才可与之配合。宋诗的影响一直是研究者们无法绕开的话题，或认为其“拈肌理，渐开宋调”；或认为他把“理”作为宋诗的最本质精神，确立宋诗特征在于“实”。

研究者基本主张翁方纲诗学最终归于复古。或以为他是“站在学古立场上综合前人诸说，为传统诗论的发展画上一个句号，而其局限即在于执守学古的基本立场”，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力救传统诗学；或辨析其“变化”的归宿仍在“师古”，甚至其对唐诗的评价，也是“宣扬复古之真谛”。还有学者讨论传统命题的影响。李琳认为翁方纲对《诗经》的理解是围绕着“诗言志”的命题展开的：一方面，翁氏以“肌理”之“义理”界定了“志”的内容范畴，在继承以政教为核心内容的儒家“言志”传统的基础上表现出弱化“志”的政治内涵而偏重人伦之义的倾向，是“理学化”了的儒家之“志”；另一方面，翁氏以“肌理”之“文理”诠释了“志”之存在的艺术形式。他以《诗》之“赋比兴”为诗歌创作的基本艺术手法，并受汉学征实之风的影响，尤为看重“赋”的独特属性与艺术价值。又视“声音律度”为“文理”的表现形式之一，强调“和谐”是对诗歌声律最基本的要求。翁氏将诗歌的艺术表现放到和思想内容同样重要的地位，是其论“诗言志”不同以往的独特贡献。论文虽然对“诗言志”的概念进行了深度探析的努力，但是仍立足于“文理”与“义理”的传统解释。

吴中胜《“肌理说”与翁方纲的诗学精神》是一篇总结性的文章。论文事实上博综了学术界的一些定论，所言仍不出传统视角。所谓“‘肌理说’成为乾、嘉时期影响巨大的诗学流派，甚至到近代的宋诗派还能看到其影响”的结论值得商榷，实则宋诗派与翁方纲的关联并不在于“肌理”。叶倬玮《翁方纲诗学研究》是一部试图整合之作。该书特点之一是注重讨论诗歌实践，解读非常细致，特点之二是将眼光置于现代诗学的框架之下，以说明翁方纲对传统诗学的叩问方式及结论的意义。但可惜作者追问翁方纲理论建构及手段的基础，仍然是传统的“肌理”内涵，仍是建立在“四大学说”并立的理论背景中。著作的思路是值得肯定的，也是试图进入“过程”的诗学研究，但由于讨论之前已经对“肌理”的定义及地位先入为主，所论确实存在偏颇。

以上成果，虽然各有偏重，也各有成就，但终究是在解释“肌理”为“义理”与“文理”的前提下进行的讨论。论文均没有对这个概念表示质疑，更不用说对“肌理”说形成过程进行深入考察。

（二）淡化二元论的尝试

张健《清代诗学研究》第十五章专论翁方纲，其论述的出发点是宋诗。书中认为翁方纲对宋诗的审美特征进行了总结，确立了宋诗的审美原则，从理论高度将宋诗独立于唐诗传统之外。作者提出，以“义理”、“文理”解释“肌理”，偏重于“理”，那么，其诗学为何不称为“诗理说”？于是，书中考察了他是如何拈出“肌理”二字的：“肌理”外通学理，内连诗理。从把诗歌作为一个生命体的角度看，“格调”犹人之体格声气，“神韵”即人之风神，以人而论，人之“神韵”虚而难言，“肌理”实而可执。这一名称本身就能够表明其诗学是沿着“格调”、“神韵”的理论传统提出问题的。

作者进一步将研究重心放在“理”上，认为翁方纲拈出“理”字，是有诗歌史意义的，是肯定宋诗的根据。与清代前期主宋诗者不同的是，他从正面说理，从诗学理论传统的内部寻找其理论依据，又用“肌理”说与传统的诗法论贯通起来。

翁方纲主宋诗，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但张健精辟地指出，如果他的“肌理”说只能运用于宋诗的话，那么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格调”而已。翁方纲主张用虚境和实境分别唐宋诗，“实”指理味与事境，而唐诗的虚境也是以实为主的，杜甫如此，向被称为清空澹远的王维亦是如此。这样就沟通了唐宋诗，找到一个共同的原则，这就是“肌理”说存在的意义。

由此张健得出这样的结论：“翁方纲将其诗学的立足点由以感情为中心转到以知识、义理为中心上来，并以此来接纳宋诗传统。这种立足点的变化是传统诗学系统的重大的调整。”

书中虽仍把“实”等概念划归“肌理”，但作者站在研究对象的角度，对其创立诗说的全过程进行回溯和考察，更多地揭示了翁方纲的诗学史意义，其中不乏灼见，而其研究方法，尤资参考。

（三）对传统命题的突破及研究新视阈的开拓

研究者在讨论具体问题时，开始逐渐摆脱或者暂时规避“义理”与“文理”的影响，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所突破。

关于“肌理”说的形成，学者有更细致的考察：韩胜在对《唐人七律志彀集》、《唐五律偶钞》、《七言律诗钞》、《小石帆亭五言诗续钞》等诗歌选评本按时间进行梳理后，得出这样的结论：“翁方纲‘肌理’说最终确立的标志，是嘉庆十八年（1813）《小石帆亭五言诗续钞》定稿示人和嘉庆二十年（1815）《志言集》的编选。”且其“晚年论述‘肌理’时，已经完全摆脱了王士禛诗学思想的影响，其‘肌理’说也不再是对‘神韵’说的救偏补弊，而是形成了翁方纲自己一套完整的诗学理论体系”。

孙敏明《翁方纲“肌理说”再认识》一文值得注意，该文区分了“肌理”与“以学入诗”，认为“肌理”说是一种在修正补充“神韵”说基础上提出的，探讨如何创造出具有神韵的艺术境界，探讨“义理”、“文理”之“理”的诗法理论，而其诗学指向在实境、宋诗甚至是学问诗，二者不能混为一谈。论文仍是用“义理”和“文理”来解释“肌理”，但已经发觉无法用“肌理”来概括翁方纲整个学说。还有学者将“义理”、“肌理”、“文理”分析出三个层次：“义理”是它的最深层，乃“彻上彻下之谓”，“审乎人与天之合”；“肌理”是它的中间层，即“系于骨与肉之间”的腠理；“文理”是它的表层，也就是纹理。三者虽然分处于不同层次，然而它们说到底是同归于理，“为学必以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是翁方纲提出与“志”、“情”不同甚至相反的诗学主张，其已将“肌理”与“义理”、“文理”的关系作了重新思考。

研究者从翁方纲诗论中提取出“事境”概念。张健《清代诗学研究》认为“事境”与“诗境”相合便等于“切己切时切事”，与“实”的概念密不可分。刘诚认为“肌理”的内涵是理与法，提出“事境”和“真际”作为诗法之本，“诗之中有我在”（《延晖阁集序》）句中的“我”，就是诗人的人品学问及其际遇的“事境”。陈善君则认为翁方纲诗论的实质是“事境说”，包括论诗察虚实，诗与事境结合，理生于事外，法以质为本。周剑之《论古典诗学中的“事境说”》认为“意境说”并不能包容诗歌的所有特质，在面对古典诗歌注重纪实与叙事的这条传统时，我们应拥有与“意境说”不同的阐释工具。经由明清诗学的酝酿，尤其是翁方纲、方东树等人的运用，“事境说”逐渐得以凸显。“事境说”反映着古典诗学中的一条重要思路，即对“事境”这一要素的重视和思考，是古典诗学对“事境”的正面应对。

翁方纲宗宋诗，但其对唐诗并不偏废。黄炳辉《唐诗学史述论》中专立一节论“肌理”说与唐诗品评，认为其宗宋溯唐，平分秋色，运用“肌理”说，从理（包括意）和法评唐诗，同时抨击前后七子倡复古而沦为浮廓，指出严羽妙悟之非，补“格调”、“神韵”和“性灵”说的不足。翁方纲论“理”、论“法”，论“肌理”，都是借杜甫的诗句。詹杭伦《翁方纲之“杜诗学”综论》，以杜诗学为其“肌理”说的理论实践。作者认为，“我国的诗学研究从直觉感悟的心神领会，发展到逻辑思辨的考证分析，是翁方纲诗学对我国诗学研究方法的重要贡献。翁方纲以训诂考证探求诗心的求实精神来解析杜诗，确实能够讲出许多为前代注杜者所忽略的内在脉络，这正是翁方纲诗学在杜诗史上的现实意义所在”。徐国能《翁方纲杜诗学探微》认为他在对待杜诗时强调“理”的存在，主张崇杜而不仿杜，其以《杜诗附记》为代表的杜诗研究成果，突现了“肌理”说的要义，而“翁方纲突破传统以贴近杜诗为宗旨的论杜方式，以‘代圣人立言’的批评手段，将杜诗引为己用，表现了另一层次的杜诗批评”。吴中胜《翁方纲论杜甫诗法》，则着重从诗法方面讨论，认为翁对杜甫字法、句法、篇章结构、平仄押韵等诸多诗歌形式方面甚为关切，评议最多，这又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其“肌理”说的诗学内涵。还有研究者认为在“肌理”说的视野下，杜甫《秋兴八首》兼具“情理交合与气力”、“情境虚实之乘承”、“筍缝上下之消纳”，翁方纲在这三个分析面向中，除示后人诗作之形式技巧外，试图透视杜诗“穷形尽变”的境界。叶倬玮《论翁方纲的重塑杜甫》，认为被重塑过的杜甫“成了其肌理说、真诗的代表人物，而杜甫的重塑，又在翁氏不断回应元好问及王士禛的评杜下完成”，而“翁氏的最终目的是借杜诗来说明‘真诗’那超越体格、时代畛域的特点”。莫崇毅《翁方纲〈杜诗附记〉初探》认为这是一个由早期博综诸家，到服膺渔洋，最后发展成一种与政治需要紧密结合的杜诗学观念的过程。还有学者看到翁方纲在《石洲诗话》中对李商隐诗歌评价的诗学史意义，认为其对李商隐五律的认识，是前人少有的，开李商隐诗歌接受中的一个新的视点。

翁方纲对宋诗的关注一直是研究的重点。有学者从《石洲诗话》中提取他对元祐体的态度，认为对元祐体的评价，以张戒、严羽为代表的宋人，与以吴之振、翁方纲、陈衍及四库馆臣为代表的清人各执一端，清人能将之放于诗史中考察，肯定其“变”。翁方纲《石洲诗话》中的有关论说，强调元祐诸贤诗法精审，并比之为唐开元、天宝诸贤，隐然已开陈衍以初盛中晚论宋诗的分期观点。吴中胜在逐首分析《校茶山集四首》之后，认为在翁方纲看来，曾几在诗歌史上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人物。邱美琼《由求同到证异：翁方纲对黄庭坚诗歌的接受》一文，强调了他首次从理论上将宋诗作为与唐诗异质之传统，认为“肌理细密”是宋诗的整体特征，黄庭坚则是这一特征的突出代表。“（翁）脱却一般的抒情或语言风格的视点，从结构关系的角度理解黄庭坚诗歌的用典、比兴，着眼于它们所具有的‘虚实相承、阴阳翕辟之义’，接受角度非常特别，开创了黄庭坚诗歌接受的新视野，为后来的宗宋、宗黄诗学奠定了坚定的理论基础。”

与宋诗有关，自然会讨论“学问”与诗的关系。钱锺书《谈艺录》讥讽翁方纲“强附学人”。黄保真等讨论他对朱彝尊“根本经史”和“天下岂有舍学言诗之理”的接受，朴英顺认为他并不反对严羽所说的“诗有别才”，只是不强调“别才”。陈文新认为清代四大诗学流派在中国古典诗发展历程中都有相互对应的阶段，肌理派继承的是宋诗的传统，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只是在“学”中对实证性的考据更加看重而已，这并非个别诗人一时心血来潮所能设计出来的，在学理上确有提出的必要性。张淑红认为其“博综马郑，勿畔程朱”，学术宗旨的不同，仍旧使翁方纲与汉学诸人在研治经典的视角上产生了“求理”与“求真”的差别，汉宋双方的分歧依然难以调和。

对于翁方纲诗学受乾嘉学术影响这个传统论述，学者提出不同看法。如严迪昌《清诗史》通过排列史实，认为“肌理”说只是与考据学派同步的一种诗学现象，事实上“肌理”说的形成早于“汉学兴盛期”。而且翁方纲对程朱理学的尊崇，有浓厚的卫道者气味，他并不视考订为神圣之事，口吻不无轻慢。如果一定要说有关系，也只是与“吴派”惠栋在诗学观的渊源处相合，而这渊源，正是共同维系于王渔洋一派。论述方法值得借鉴，但结论有待商榷。陈连营《翁方纲及其经学思想》对其经学进行综述。张然博士论文《翁方纲诗论及其学术源流探析》，首章即分析经学研究，引用大量材料，对翁方纲关于考据的心理、言论分析透彻，认识到二者的距离；认为其治经是多学科治学方法混杂使用，成果菲薄，并不能称为经学家；所谓“勿畔程朱”，宣扬的是文化政策，并不代表宋学的立场。刘仲华《汉宋之间——翁方纲学术思想研究》一书，认为其学术无论是经学，还是文献学，都是汉宋兼采，从而影响了诗学。

对翁方纲诗作的深入讨论，是近来研究的重要突破，尽管仍然围绕“以学入诗”，但是分析更加细化。朱则杰《清诗史》认为翁方纲将学术考据移入诗歌创作，“好似以韵语形式作学术文章……实质是学术诗”，但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讲究“诗法”、针线“细密”的特色。赵杏根认为翁诗最大的失误不在于以学问为诗，而是缺乏性情，艺术表现呆板，原因是其缺乏诗才，学诗太迟。郑才林总结出翁诗具有考据入诗的表达方式，宋化的写作手法，质实的艺术风格，雅丽的审美追求等艺术特质。宁夏江的博士论文《清诗学问化研究》第六章《清代学究之诗与学问化》，辟一节专论翁方纲，作者统计《复初斋诗集》中以题画、书帖、金石、古玩、碑版、古籍考订等为主题的诗歌有2900余首，其体裁基本上是长韵古诗。他“以学入诗”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金石考据入诗，二是以书画品题入诗，三是广泛用典与喜险韵炼字。当时学界的主实证，不空谈义理的思潮，直接影响到翁方纲崇“实”重“理”主“学”的主张，而这正是要对王士禛的“神韵”说和沈德潜的“格调”说加以改造，“以实救虚”，以金石考据入诗，也是诗歌功能扩大化的一种体现，是学者诗人的才情品性的外化凸现。

张然有两篇专论，《说“伧气”——从一个角度谈翁方纲的诗论与创作》一文从《石洲诗话》诗歌评语中拈出“伧气”一词，探索其内涵，并发现《复初斋诗集》有“伧气”的作品并不少，究其原因，在于写诗成了翁方纲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是由灵感而是由惯性支配，他的诗必定会有悖于他本人所崇尚的审美法度。《在金石学者与诗人之间——“覃溪体”诗说略》一文，指出以其号命名的“覃溪体”，以金石学考证入诗，形成以“填实”为特色，曾拥有众多仿效者，在当世和后世又备受诟病。诗作表达了其作为金石学者对研究对象的感情，这种情感在传统的抒情范畴之外，因而会出现“少性情”和“如入宝山”的相反评价。其“以学入诗”，实际是寻找诗歌创作新的生长点的一种努力。

还有学者注意到了论诗诗，如田丽《翁方纲论诗诗的诗论思想研究》将翁方纲的论诗诗分为三类，并从创作论、批评论两方面考察，实则主要考察论诗诗体现的诗学思想。但论文的讨论也未出前人范围。该文对论诗诗的界定和归类都有问题，如写景记事的东西也作为论诗诗。又将“复初斋”写成“复出斋”，计其共有2800多首诗，均误。

对翁方纲学政身份的重视，体现了研究者文史结合的方法。严迪昌的《清诗史》一书即以文学与政治的离合作为线索：“清代诗史上纱帽气和学究气融汇为一，并被推向极致，从而诗的抒情特质再次严重异化的代表人物是翁方纲。”作者提取了乾隆二十二年（1757）恢复试帖诗这一事件，认为“‘试帖诗’的再行实施于科举考试，乃是诗坛纱帽气和学究气进一步汇合而流延的一个关键性契机”。与此有关的，关于翁方纲与政权核心关系密切的问题，陈圣争《翁方纲“忠孝观”诗学思想探论》提出，其实将传统的“诗教观”打造成世俗化的“忠孝论”——以忠孝论诗——似乎是乾隆帝的一大“发明”。论文梳理材料后大胆判断“翁氏与乾隆帝二人实际上是互相依存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亦与沈德潜同乾隆帝的关系类似。翁方纲能在乾嘉诗坛成为继沈德潜之后的诗坛盟主，除他自身的原因之外，还与乾隆帝暗中扶持密切相关。其中一主要原因在于他有意识地极力宣扬、发挥乾隆帝‘以忠孝论诗’的诗学观念，成为传播‘忠孝论’的马前卒。是以关于翁方纲诗学思想，如果说‘肌理’说是明面上的重要诗说，‘忠孝观’则是深层次的理论基础”。论文材料相当详实。特别在论述翁方纲与乾隆的关系上是一个突破。但是翁方纲的“忠孝观”，虽然在基础上可能是政治原因，但在其诗学构建中，首先是与“性情”联系在一起的。

翁方纲与论诗好友钱载的关系，近年来受到关注。潘中华从诗文中缕析二人交往的经过，认为多是翁从钱处得到论诗的启示。钱氏去世后，翁对其诗集进行评点，其中多有指摘。而二人关系恶化的端倪，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钱载奏议尧陵，翁方纲公开支持驳斥奏议的卢文弨时，就已显现。程日同对照钱载评《杜工部诗集》，认为钱载诗学是“肌理”说的一个当世渊源。莫崇毅《翁钱论交与覃溪宗宋诗学之确立》将二人交往分为“探讨杜法”、“钱批翁诗”、“校读宋集”三部分，认为这就是翁方纲从最初崇尚王士禛“神韵”说到后来推崇宋诗的转变过程。而“以学为诗”是二人最终分道的原因。有学者由翁方纲论诗引用“言有物、言有序”之语，及其与姚鼐的诗文往还，认为桐城派文论是其诗学理论的直接来源。学者在讨论法式善时常涉及翁方纲，如刘青山《法式善与乾嘉诗人群之互动（上）》考察二人交游；罗鹭《法式善与乾嘉之际的元诗接受》讨论翁方纲整理和评价虞集诗对法式善重视元诗的影响。

二、翁方纲诗学史价值研究

翁方纲的诗学史价值，首先体现在他与“神韵”、“格调”、“性灵”学说的关系上。

郭绍虞先生在论述“肌理”说对“神韵”说的补救时，指出翁方纲对“神韵”的理解已与王渔洋不尽相同，“盖他所说是一种境界，一种造诣，所以可以无所不该”。韩胜《翁方纲早期唐诗选评的“神韵说”倾向》进一步讨论选本《唐人七律志彀集》、《唐五律偶钞》与“神韵”的关系，惜所论仅限于早期。莫崇毅《论〈石洲诗话〉的神韵说倾向》从“分析蕴含其中的辨体意识及对唐宋诗的讨论可知，王士禛神韵诗说对翁方纲此期的诗学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张毅认为翁方纲“由追寻唐诗‘三昧’下一转语，将以王、孟那种冲淡空灵的诗之神韵为宗，改为以李、杜雄厚高浑的诗歌神理为本。对学杜的重视，使他由独尊唐诗改为宗唐祧宋，形成了求唐诗神韵以肌理的诗学主张，在强调‘诗至性情’的同时，开以学问为诗和以考据入诗的风气”。

王运熙先生等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说：“翁方纲论述格调、神韵两个概念的内涵外延及其异同，所谓‘神韵无所不该’、‘格调即神韵’、‘肌理亦即神韵’云云，逻辑上颇多混乱。他力图说明诗歌的风格意境应该是丰富广大的，前后七子与王士禛诗说各有所偏执而引起流弊，他的‘肌理’说正是为补偏救弊而提出来，又与前两说存在着继承的关系。然而理论上既限于矛盾，实践上也没有能指出创作的康庄大道。这是读书多而未能贯通者的悲剧。”黄保真等亦在考察翁方纲对“格调”说、“神韵”说的批判之后，引出“肌理”说。陈良运也指出他换掉了“格调”的概念，只指音节，并另界定“神韵”说，将于“神韵”有碍的“理”硬纳入其中。李锐清认为，翁方纲的“肌理”说，其实是沈德潜“格调”说的翻版，重考据、重学问、主张“作忠教孝”，“他的诗虽然成就不大，但是他提出‘以学问为诗’，主张学宋人诗，却给后来写诗的人多开了一条门径”。

郭绍虞先生认为翁氏论诗，所不满者即是随园一派的性灵说。纵观其文字，无只字提及袁枚，那么“肌理”说究竟与性灵说有什么关系？严迪昌《清诗史》分析翁方纲与袁枚的成名时间，认为“在惯以官位之力左右诗界的当时，翁方纲的声望与影响均先于袁枚，而且绵延时间也长于随园老人”。郑才林认为就现有材料来说，“肌理”说与性灵说的关系，还不能贸然定论。

台湾宋如珊从原理论、方法论、创作论、风格论、流变论、体裁论、声律论等方面讨论“肌理”说的诗学体系，“就诗论而言，清代以神韵、格调、性灵、肌理四说最为流行：前三者皆不始于清，然经王士禛、沈德潜、袁枚的阐扬，遂立宗派；肌理说则始于清代，自翁方纲拈取肌理二字，又镕裁格调、神韵诸说，遂成一家之言，其影响几乎风靡清季整个诗坛”。丛远东认为“肌理”说调和了“格调”、“性灵”二说学古与变新的主张，是对“格调”说、“神韵”说的理论综合，而局限是创作填书塞典的学问诗。

以上论文都试图寻觅翁方纲诗学与渔洋学说的具体关系，或与“格调”说、“性灵”说的关系，论述颇有成效，但仍有很多文学史细节有待发掘。

翁方纲的诗学史价值，还体现在对当时和后代的影响上。郭绍虞先生即拈出方东树、何绍基和常州派词论，以示其余波。严迪昌《清诗史》论述“肌理”说，附论李文藻、桂馥和阮元。刘世南《清诗流派史》，则将谢启昆、张埙、翁树培、夏敬颜、张廷济、梁章钜等持说相近者定为“肌理”一派，但他们并不尽学翁方纲，而是比较注重化学为才，真正把学问同性情结合。从二书的论述来看，称“肌理”为一派的证据并不充分。

魏泉《士林交游与风气变迁——19世纪宣南的文人群体研究》一书，从具体的士林交游中，考察翁方纲发起的“为东坡寿”对士林风气的影响。潘务正发现翁方纲督学广东期间，广泛接触与苏轼有关的古迹文物，并和苏诗或用苏韵作诗，崇苏宗宋诗风进一步明确，同时也以此教导粵中诸生。在其八年的努力下，培养、提拔并奖掖了众多广东诗人，掀起了岭南诗坛自清初以来的第二个高潮，岭南诗风也由宗唐转向宗宋。翁方纲将其时的翰苑诗风传播至广东，开启了岭南诗坛的新面貌。

由于“肌理”说扩大了宋诗在清中期诗坛的影响，研究者多将后来的学人诗派、宋诗派和“同光体”与“肌理”说联系起来，黄霖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道、咸年间的程恩泽、郑珍、何绍基和清末沈曾植等，所产生的学人之诗和宋诗运动，都由‘肌理’说推动而来。”魏泉《陈衍与翁方纲——关于晚清诗学的几点辨析》一文认为：“陈衍在其诗论中对于道咸以降诗风宗宋的描述，在有意无意之间，忽略了翁方纲的意义和作用，造成我们对翁方纲的文学史与清代诗史之地位认识的不足。”还有研究者注意到翁方纲与朝鲜学者金正喜、申纬的交流，以及对他们的影响。

翁方纲诗学还有一个重要价值，就是与唐宋诗之争的关系。朱则杰认为翁有意纠正“神韵派”的过失，与“格调”说不尽相同，是继王士禛后又一次试图使诗歌从唐宋的时代范围中解脱出来的尝试，而相对袁枚，则显得落后。但大多数学者仍将翁方纲归入宗宋的大营，如吴中胜《翁方纲与近代宋诗派——以陈衍为中心的讨论》。在翁方纲与唐宋诗之争的问题上，可研究的空间还很大。

三、研究现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综述可见翁方纲诗学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虽然目前研究翁方纲的论文数量惊人，但与其他论题相比，重复论述的问题相当严重。很多论文虽然题目不一样，如对“肌理”的研究，对清中期“以学入诗”的研究，对求实的研究，对翁方纲宋诗学的研究等等，但所论都脱不开那几则材料，又没有体现深挖的精神，得出的结论大同小异。

第二，汰除重复的论文，学者在对传统论题的深入和研究视阈的开拓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多数结论仍然值得商榷。因为翁方纲诗学研究有一个特别之处，即多以“肌理”说的讨论为基础。大部分学者或限制在“义理”与“文理”的概念中；或囿于固有思维，即以“肌理”说替代整个翁方纲诗学，认为“肌理”说包括诗歌本质论、诗歌创作论、诗美学、诗史观等。这些研究都无限地扩大了“肌理”的内涵和外延，使得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翁方纲在唐宋诗之争中的作用、“肌理”说的综合判断及其影响、翁方纲与宋诗派的关系等结论，都显得根基不牢。

第三，由于上述问题，翁方纲诗学中的范畴——忠孝、温柔敦厚、性情、学问、诗言志、实、“事境”、“理”等——往往被学者混在一起讨论，又一并视为“肌理”说的子概念。实则这些概念并不是一个层面上的平行概念，翁方纲诗学对这些范畴的论述是层次清楚、内涵分明的。所以我们需要对翁方纲诗学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而不是笼统地描述。

第四，将翁方纲诗学放入清代甚至整个诗学史中考察，是近年来学者较重视的问题，这当然体现了一种将过程还原的意识。与前述问题一样，这部分成果仍然多以“义理”与“文理”为考察的基础。

而且这部分的论述还普遍存在一种现象，以“肌理”说补救“神韵”之虚的讨论为例，学者一般只从表层考虑“虚”与“实”的问题，并没有深入到王士禛、翁方纲的具体言论和诗学实践中，探讨翁方纲从“神韵”说中走出的过程。

第五，虽然已有不少论文论及翁方纲诗学于清代诗坛的影响，但多是从师承关系和诗学表述的近似上判断，很少从诗学概念和诗歌创作的结合与演变方面探求。

综上所述，当前已有的学术成果尚不足以呈现翁方纲诗学的真实面貌，也无法认识翁方纲诗学对清诗走向所起的关键作用。这表明，全面整理和还原翁方纲诗学，进而探讨其与清诗坛在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走向的关系，对弥补清代诗学研究中的不足有着必要而且迫切的需求。

翁方纲研究是清代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以上所述的问题，其实在清代诗学研究中是普遍存在的，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

第一，对原始材料的忽视。清代诗学资料浩繁，阅读并分析原始文献，本是研究的基础。却有很大一部分学者，将理性思考独立于材料分析之外，热衷于构建研究对象的理论框架，对理论建构的还原表现出一种焦虑状态，反而是在对材料的基础解读上，采用学界现成的结论，而不是去深究原始文献。故而导致学术研究出现大量的重复论述，或出现相当一部分立论基础都值得推敲的纯粹理论叙述。

第二，关系的研究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价值判断方面的论文，多是从大处着眼，从普通逻辑上论述某过程，看似言之有物，实则不过是对普遍道理的复述，而忽视了对具体主张演变的必要探讨。即使论文声称是对过程的还原，却多以某几则重要材料，替代了“历史”的概念，忽视了细节。

甚至有些讨论研究对象价值的论文，所做的工作只是找出个体之间，或者个体与“史”之间的共同点，而这些共同点都是现成结论，便轻易地得出“个体”间的影响，以判断“个体”的价值。笔者拟将这种研究命名为“凑入式”研究，这是缺乏严谨精神的。究其原因，一方面当然是学人精力有限，特别是在各种规定性的论文写作要求的压力之下；另一方面，不得不说这样的思路，有讨巧的嫌疑，毕竟这样学人就可以很快地拿出一篇“视野阔大”、“点面结合”、有“深度”有“创见”的学术论文。

这里面存在一种可称之为“研究之惯性”的思维方式。这不仅仅体现在学人对现有的基础结论（如翁方纲诗学就是“肌理”说；“肌理”包含“义理”与“文理”）的坚信不疑上，其后反映出一种普遍的学术现状，即对材料选择的相对固定，以及更深刻的学术观念：对“系统化”、“概括化”孜孜不倦的追求。

当然这些问题在不同研究对象上表现得或轻或重，但是如果我们要真正对清代诗学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就必须尽量规避以上问题。所幸翁方纲研究中已有不少积极考察原始文献、探索诗学内核的学者，他们是真正进入了“历史”并对“过程”加以研究。

第二节研究契机和研究构思

郭英德先生在《明清文学史讲演录》中，总结了明清文学研究的难点：材料太多，成见太多，问题太多，研究者太多。笔者认为，成见太多，是难中之难，却也是突破口。一旦确立了“成见”的存在，就预示着我们工作的意义，至少可以纠正一个文学史的误会。

郭绍虞等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讨论，基本上确定翁方纲的核心诗学思想为“肌理”说，内涵就是“义理与文理”。“肌理”说与王士禛“神韵”说、沈德潜“格调”说、袁枚“性灵”说，并立为清中期“四大学说”。这些定论一直被沿用在各类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书写中，并且理所当然成为翁方纲研究或清代中后期诗学研究的立论基础。这样的基础似乎不可动摇。以“义理和文理”为“肌理”说的核心，并将其他诗学概念整合进来，是一种求统系而极易忽视细节的研究思路。因为以“肌理”评诗，在翁方纲前期的资料中，这一概念并不通行，且含义并不固定。而又以“肌理”与其他三大学说并立，似乎是四足鼎立划分天下的观点，事实上忽视了清代中期诗学观念的演变实际。

注重纪实题材，倾向写实的艺术手法，以及在诗中表现渊博学问的清诗的主流风格，在乾嘉道时期逐渐成型。一种稳定的诗风的形成，必然包括理论的倡导、传播，及其指导下的创作实践。这个过程中，翁方纲起了重要作用。

“事实和过程的清理是认知的重要环节”，“进入过程的文学史研究”，是蒋寅先生提出的清代诗学研究方法。

所以，本书的关注重点，可以归结为三个：

第一，翁方纲诗学（不仅仅是被称之为“肌理”的部分）的形成过程；

第二，将翁方纲诗学置于清代诗学的环境中，考察与之有关的诗学演变过程；

第三，翁方纲诗学理论指导下的诗歌创作实践，及其影响和演变。

第二个问题事实上可以包含第一个问题，与第三个问题联系紧密，所以本书的思考立足于整个清代诗学史来进行，主要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章为翁方纲“肌理”说辨析。这部分从郭绍虞先生对“肌理”的误会开始讨论，重新考察引起误会的材料。并以翁方纲的学术思想为背景，对“理”的内涵与价值进行深度辨析。然后结合上海图书馆所藏的手稿本《石洲诗话》卷十，以及《杜诗附记》的例子，对“肌理”说的内涵进行讨论辨析。无论是“理”，还是“肌理”的讨论，都注重展现思路的形成过程。最后纵观翁方纲“肌理”说的建构过程，讨论其特点、价值及缺失。

第二章和第三章便是观照翁方纲诗学在整个清代诗学中的价值。作为王渔洋的再传弟子，其诗学建构过程，就是走出“神韵”的过程。第二章从探讨翁编《七言诗三昧举隅》的动机入手，并结合他对渔洋七律学古实质的发现进行分析，进而解析“神韵即格调”的断语。为与渔洋尊奉的“妙悟”立异，他拈出了“正面铺写”作为诗歌的最高理想，并因此强调“切实”，要求诗歌达到切实能“化”的境界。本章最后对“正面铺写”与“肌理”、“事境”的关系进行辨析。

清代唐宋诗之争到了乾嘉时期，症结在于对宋诗价值的判断。翁方纲为宋诗特征的定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他并不是从寻求与唐诗的异质角度定义宋诗特征，而是将宋诗放在整个文学史中，通过与唐诗进行类比，展现作为一个时代的宋诗特征。这些都是他从批评《宋诗钞》开始的。他首先反对以某种风格论宋诗；更重要的是，他将杜甫置于整个文学史进行思考，认为杜甫不但代表唐代，而且代表整个古代诗歌的最高成就；通过“节制”、“逆笔”等将杜甫与宋诗代表苏轼、黄庭坚联系起来，于是，关联唐诗和宋诗的，就不再是某一种风格，而是“肌理”、“正面铺写”等内化的诗学理念。与之相关的，翁方纲用“事境”理论将学界争论不休的学问与性情合一，从而“以学入诗”得以合法化，唐诗与宋诗具备了风格之外的共同特征。

第四章观照翁方纲的诗学实践及其影响。面对清代中期的诗歌创作环境——学问的细化和试帖诗的盛行，翁方纲都进行了理性思考，并在理论和实践中取舍分明。他的诗歌创作被袁枚、洪亮吉等人批评为“以考据入诗”。本章深入分析“以考据入诗”评语的具体内涵，并一一进行辨析，认为“句句加注”、抄书、缺乏性情等，都不构成“以考据入诗”的断语。翁诗之所以呈现出这些缺点，正体现了其诗学理论的特征和缺陷。而追究到袁枚等人反对的实质，其实是诗歌题材，所以翁方纲的诗歌应该称之为“以金石入诗”。他用诗学理论和诗歌实践构建并发扬“以金石入诗”，后来冯敏昌、梁章钜、阮元、潘祖荫继承并做出修正，达到真正救“神韵”之虚的目的，成就了徐世昌总结的“清诗第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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