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 春秋上
论《春秋三传》之渊源者，莫析于马、班，《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曰：“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其辞文，去其繁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贬损之文辞也，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汉书·艺文志》曰：“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因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大抵左丘明论本事而作传，主于记事。公羊、谷梁受传指而索隐，为诂经。公羊、谷梁二家皆解正《春秋》，《春秋》所无者，公羊、谷梁未尝言之。而左氏叙事见本末，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则有《春秋》所无而左氏著其事者焉，有《春秋》所有而左氏不著其事者焉。故汉博士谓左氏不传《春秋》，而推本公、谷以为真《春秋》之意也。陈氏之学，所贵在通，尤崇郑玄，尝谓：“郑氏有宗主，复有不同，不为何休之《墨守》，亦不同许慎之《异义》。”论《春秋》盖以《左传》为主，以为“欲知其义，必先知其事”也。顾论《左传》凡例与所记之事有违反者，历指其例之不可通，谓“当以一传为主，而不可尽以为是”，可谓有宗主，复有不同者矣，盖郑氏之家法也。
古无例字，属辞比事即比例。《汉书·刑法志》师古曰：“比，以例相比况也。”《礼记·经解》引孔子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又曰：“《春秋》之失乱。”记者引此为夫子自道。夫子以《春秋》口授弟子，必有比例之说，故自言“属辞比事”为《春秋》教。《春秋》文简意繁，若无比例以通贯之，必至人各异说，而大乱不能理，故曰：“《春秋》之失乱。”故说《春秋》者多言例。何休《公羊解诂序》曰：“往者略依胡毋生条例，多得其正。”胡毋生条例散见《解诂》，未有专书。何休《文谥例》见徐彦《疏》引。《公羊传》条例虽佚，而著见《七录》。则是说《公羊》例者不一家矣。范宁解《谷梁》亦有例，杨士勋《疏》引之，有称范氏《略例》者，而有称范《例》者，有称范氏《别例》者，皆即《略例》也。范氏注中已有例，又别为《略例》，故称《别例》，则是说《谷梁》者有例矣。左氏之例，始于郑兴、贾徽，其子郑众、贾逵，各传家学，亦有条例。颍容已有释例。皆不传。独杜预撰有《春秋释例》十五卷，其大旨以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总归于凡。《左传》称凡五十，其别四十有九，皆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因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亦有旧史所不书，适合仲尼之意者，仲尼即以为义，非互相比较，则褒贬不明，故别集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相与为部，先列经传数条以包通其余，而传所述之凡系焉。更以己意申之，名曰《释例》。惟《公羊》《谷梁》家以时月日为褒贬；而《左氏》无时月日例。至清武进刘逢禄申受撰《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三十篇，其《释时月日例第四》，引子思赞《春秋》“上律天时”，以为“《春秋》不待褒讥贬绝，以时月日相示，而学之者湛思精悟”，推阐甚析。《谷梁》时月日例，更密于《公羊》，海州许桂林同叔撰《春秋谷梁传》《时月日书法释例》以发明之。而章炳麟《太炎文录》卷二有《再与刘光汉》《丙午与刘光汉》两书，极称杜预《释例》，以为“《左氏》初行，学者不得其例，故傅会《公羊》以就其说”，侍中刘歆所奏，有云：‘《左氏》同《公羊》，什有七八。’贾、服虽善说经，然于五十凡例外，间有所补，或参用《公》《谷》，不尽《左氏》。亦犹释典初兴，学者多以老、庄皮傅。征南生诸儒后，始专以《五十凡例》为揭橥，不复杂引二傅，则后儒之胜于先师者也。”独陈氏主《左传》之记事而不取《五十凡例》并历斥《公》《谷》之时月日例，以为：“《春秋》所重者，固在其义，然圣人所谓窃取之者，后儒岂易窥测之。与其以意窥测而未必得，孰若即其文其事，考据详博之有功于经乎？《孟子》之说《春秋》，一曰其事，二曰其文。文者所以记事也。事有变而不同，则文不能一成而不易。执其同者以为常例，而以其异者为违常例，奚可哉？黄楚望云：‘凡《左传》于义理时有错谬，而其事皆实，若据其实，而虚心以求义理至当之归，则经旨自明。然则学《春秋》者，姑置虚辞，存而不论，而推校《左传》之事以求圣经。’但当胪列书法之同异，有可以心知其意者则为之说，其不可知者，则不为妄说，斯得之矣。”信通人之论也。要之，《左氏传》之有裨于《春秋》，不在五十凡例，而治之者亦无事龂龂言例。事实而外，历法、舆地、兵制、礼制、氏族、官秩，各有专门。杜氏《释例》不专言例，而旁及地名、谱第、历数，相与为部，即前事之师也。《贾服注》与杜氏异者，大义不过数十条，余皆无关宏旨。嘉兴李贻德次白辑述《春秋左传贾服注》二十卷而疏解之，是矣。长与臧寿恭眉卿著书六卷，名为《春秋左氏古义》，而多引《公》《谷》以汩左氏，不知三传各有指归，无庸强合，若文字异同，非皆古义也。《贾服注》与杜氏互有得失，而二家注已不全，治《左氏》者，不得不以杜氏为主。逊清儒者，多申贾、服而抑杜，此一时风气使然，非持平之论。杜氏于日月、舆地、氏族、官制之类，分门专治。吾邑顾栋高复初得其意，成《春秋大事表》六十四卷，部居别白，心裁独出，而推溯所自，其法实本杜氏。杜氏训诂之学虽疏，地理之学不疏。阳湖洪亮吉稚存为《春秋左传诂》二十卷，其他无论，而言地理，必欲摭司马彪、京相璠等之残文坠简，以相诘难，故用力多而成功少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