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前言

何满子

明人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为“四大奇书”。特别标举出这四部书，不仅就其对艺术成就的评价，即使就其对中国小说艺术发展的权衡来说，也是很有见地的。《三国演义》从其成书的渊源言，是中国长篇小说的第一部，并因此书而导致了历史演义是中国长篇小说的最大宗这一事实。《水浒传》已经偏离了“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战争之事”（《梦粱录》）的“讲史”的正规格局，而是以民间英雄故事为主的小说了。《西游记》则更由玄奘取经的史实为张本演化为神魔小说，从历史小说中分裂出来成了一种独立的分支。最后，《金瓶梅》宣告了取材于现实生活的文人独立创作长篇小说的诞生，摆脱了长篇小说由民间说话艺人长期积蕴而成的传统。明清长篇小说大致没有越出这四部小说所奠定的范围。

《三国演义》在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地位，不仅在于它是中国长篇小说的开山以及它是历史小说中最成功的作品，更重要的是，它不仅是一种文学现象，而且是一种社会精神现象。它凝聚着晋唐以来社会广大群众的历史观、伦理观和价值观，反映着社会各阶层意识的折衷，这就使这部小说获得了远远超过其自身艺术成就的社会影响。基于群众对历史知识的渴求，三国故事作为一个重要话题在民间的长期盛传，舞台上三国戏的长期流行，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社会风习和意识的连锁反应——例如桃园结义对下层社会的影响，关羽作为道教神的民间威望，等等，都支持了和簇拥了《三国演义》在古代小说中的无与伦比的地位。

撇开两晋以后记述三国故事的野史稗乘不论，从晚唐段成式、李商隐的笔记和诗句中所透露的市人说三国故事的时间算起，至明初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大约经过了五百多年；至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评改罗本而成为现今最流行的《三国志演义》，又经过了三百年左右。前于二百四十则的罗本和一百二十回的毛本两部大书外，今日能看到的还有元至治（1321—1323）间刊行的《全相三国志平话》和略早于它的《三分事略》。同平话与演义同时流行的戏剧，明以后演三国故事的诸体剧作不计外，据近人钱南扬《宋元戏文辑佚》所载，宋元的南戏可考者有四种；元代与元明之际的三国故事杂剧，则据傅惜华汇集著录的《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可考见的尚有四十三种之多。这里之所以要连带提一下三国戏，是因为元刊平话只是宋元时说三国故事的讲史艺人丰富演述内容的情节纲领，一种类似今日影剧说明书式的粗简的故事梗概，讲史中不少被删落的情节必定保留在早期的剧本里。其中如朱凯的《刘玄德醉走黄鹤楼》杂剧，至今还在京剧中搬演；王晔的《卧龙岗》杂剧，解放前徽剧和绍兴乱弹（剧名作《诸葛亮招亲》）也还演出于舞台，剧中的诸葛夫人黄氏能制造机械人送酒食，木牛流马也是她所创，这类情节的格调和《三国志平话》之以虚构为主者十分近似。而这些内容从罗贯中起，在小说中就看不到了。

《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虽然漫长而曲折，但依其内容的性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平话阶段和演义阶段。平话阶段虽也是演述三国的战争兴废，但史实仅是全部故事的骨架，情节有大量的虚构，乃至人物也有不少是杜撰的；人物之间的关系以及时间、地理、政制、官称等等，大都由讲史艺人自由创造，不受史实限制。名曰演述三国史，其实却是被尊为正统的蜀汉故事，魏、吴两家只是为了表述蜀汉的兴废不得不涉及的陪衬。由于今见的作为艺人演述底本的元刊本平话过分粗略，只能从另一种宋人平话《新编五代史平话》——虽然也是节略过的讲史底本——想见其彷佛，那就是如鲁迅所说的“大抵史上大事，即无发挥，一涉细故，便多增饰……又杂诨词，以博笑噱”（《中国小说史略·宋之话本》）那样一种格局，历史已被着上了一层浓厚的特有的民间故事的色彩了。其现象大致和西方同一时期或稍晚的取材于史事的《罗兰之歌》、《亚历山大故事》等英雄叙事诗相近。但到了罗贯中开始的演义阶段，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罗贯中根据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注引录的大量三国至晋、宋的私史野乘以及《博物志》、《搜神记》等志怪小说作材料，剪裁镕铸，基本关节上符合史传的纪载，以至在某种程度上，确有谢肇淛所说的“事太实则近腐”之弊。它之所以有生命力，在明代能广传，并能作为毛宗岗父子作进一步修订而获得流行的蓝本，不但在于它将头绪纷繁的三国史事编排得条理井然而又委曲紧凑，更在于对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特别是战争场面，作了许多饶有戏剧性的渲染，使之具有史传所未有的生动性；而这些艺术虚构的部分，大都是从民间传说和讲史中得来的。更值得注意的是，演义的历史观更接近于平话而不同于陈寿的《三国志》，正因为这一点，人们才将《三国志通俗演义》在血缘上和《三国志平话》相连接，纵然与平话相比，演义已经别开生面，外貌全已改观了。

毛宗岗是演义的最后加工者。毛宗岗，字序始，号孑庵，长洲（今江苏苏州）人。生卒年不详。今日所见毛评本《三国志演义》最早的是康熙间刻本，可知其人顺治、康熙间在世。毛宗岗的父亲毛纶，字德音，号声山，颇有文名。苏州是当时小说、戏曲的出版中心，批点小说、戏曲的金圣叹更被当时所推崇。毛纶见金圣叹以评《水浒传》和《西厢记》享名，见猎心喜，便选中了《三国演义》和《琵琶记》与之抗衡，这情况在他的《第七才子书琵琶记总论》有所反映。毛纶中年以后双目失明，评书时由他口授，经毛宗岗笔录和进行文字加工。毛本《三国演义》卷首有金圣叹的序文一篇，一反金圣叹所定六种才子书的一贯见解，称《三国演义》为“第一才子书”，并亦称“圣叹外书”，显系伪托以提高声价。序文署顺治甲申年（1644），也系假托。甲申为顺治元年，其时金圣叹尚健在，毛氏父子决不敢在金圣叹还活着的时候作伪。现仅知毛宗岗与也是苏州人的《隋唐演义》的改订者褚人获有交往，以伪金序的“忽于友人案头见毛子所评《三国志》之稿”云云的口气推断，毛宗岗可能根本不认识金圣叹。

毛宗岗师金圣叹评改《水浒》的故技，对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一是改，二是评。改的借口也模仿金圣叹，自称以“古本”改“俗本”。其实，“俗本”是有的，自《三国志通俗演义》于嘉靖壬午（1522）刊行以后，今存的各种明刻本见于著录者尚存二十多种，内容都有所改动。例如，罗贯中书中的诗赞，都是题“史官有诗曰”、“后人有诗曰”、“胡曾有诗曰”、“罗隐有诗曰”、“史官有赞曰”、“史官裴松之有论曰”等等，以后最多见的建阳刻本，大多数的诗都改成了“周静轩先生”的诗。又如罗本共二百四十则，每则起讫都极少说话人口气的过渡文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之类的话并不是例行规格，回末更没有以“正是”起领的对语。后来如北大图书馆藏的明建阳吴观明刊本、北京市图书馆藏的吴郡绿荫堂明刊本等四五种明本，就已将二百四十则改为一百二十回，每回起讫说话人的套语也普遍采用了。同时，确实也有多种如毛宗岗在《凡例》中所说的伪托李卓吾和钟惺批评的本子。

这些都是毛氏所指斥的“俗本”，但先于嘉靖元年（或作序的弘治甲寅，1494）的“古本”却从来没有出现过，有之，则在毛宗岗的肚皮里。

所谓据“古本”改正的，实则毛宗岗的创造。在《凡例》十条所举的改正中，一、二、五、八等四条是改，三、四两条是增，六、七、九、十等四条是删。改的方面，除了第二条所举如“昭烈闻雷失箸”、“马腾入京遇害”、“曹后骂曹丕”、“孙夫人投江”等属于情节的改动外，其馀如第一条所称的将原来的文字改得更为通俗易读，第五条的将回目改得更整齐、更对仗，第八条的用唐宋人的咏史诗代替周静轩的诗（有些是恢复罗贯中所引的原诗），大都属于文字的润饰，大体上是改得成功的，尤其将原来浅近的文言改得更加通俗，有利于小说的普及。增的方面，第三条所举的增入“关公秉烛待旦”、“管宁割席分坐”、“曹操分香卖履”、“康成侍儿之慧”、“邓艾凤兮之对”等不少细节，大都有裴注和《世说新语》之类旧籍的依据，在艺术效果上也起了丰富人物形象的作用；第四条所举的增入三国时期的名文如陈琳《讨曹操檄》、孔融《荐祢衡表》、诸葛亮《出师表》等，“备好古者之览观”，也应予肯定。删的方面，六、七两条所举的删去伪托的李卓吾评语和坊本的圈点，原不属于小说本身，可置不论；第九条的删去蔡瑁题壁的七绝和王朗、钟繇赋铜雀台的七律，以近体诗非汉时所有，值得赞许；但第十条所举的删去“诸葛亮欲烧魏延于上方谷”、“诸葛瞻得邓艾书而犹豫未决”等，就有商榷馀地。特别是诸葛瞻得邓艾书而犹豫一条的删去，削减了人物性格和心理活动的复杂性，使人物归于全黑或全白，不如保留其初犹豫而终果决殉身之为愈。除此之外，毛本还有两种重大的删削，在《凡例》中没有说，其实倒是十分重要的。即其一，删去了大量与情节关系不大的表奏文牍论赞等，如罗贯中本卷一第一则光禄大夫杨赐和议郎蔡邕的对策，第五则何进被杀后的史官论赞之类凡六、七十处之多，其中如卷四第三则《袁术七路下徐州》，罗本原有张纮所作孙策绝袁术书一通，长达千字左右，占了这一则的三分之一强的篇幅，如此大量的冗闲文字，既阻碍了情节的连贯和流走，又不是文学性较强的名篇，删掉它们是很有道理的，这对毛本能代替罗本而流行起了不小的作用。其二，删去了不少罗本对重要人物曹操的恕词和合于史实的客观叙写，罗本的观点虽也是尊刘抑曹，奉蜀汉为正统，但对曹操这一在三国史中头等重要的人物并不一味丑化，在描画他的残忍险恶的同时，也写他的才略志节，写他的宽容爱士，写他的性格中可爱的一面，使读者得到的是一个性格复杂的“奸雄”的形象，并非浑身都是丑恶，因而真实感更强；毛本则凡体现曹操性格另一面的描叙几乎一概删落，人物的好处也作了恶意的诛心之论的解释，曹操就成了没有丝毫可取之处的脸谱化的人物，可信性就差得远了。

毛宗岗的评论除了文中的夹批以外，集中表现在卷首的《读三国志法》和每回的评语之中。前者是对全书的总评，后者是每回情节的就事论事。这些评论绝大部分是史论而不是文论，少数可归为文学评论的，有一些也是貌似文学评论而实质上仍是历史评论。《读法》是毛宗岗对这部小说的纲领性的见解，全文共二十五则，逐则论之，第一、二、三等三则与文学毫无关系，只是论历史和历史人物。第四则开头就说：“《三国》一书，乃文章之最妙者。”看来是论文了，但接着还只是说了史事之起讫，历史人物的主次，历史发展中人物出现的前后和事件发生的时序，等等。所举的都是历史本身的事实，没有一个作者可以把刘表、刘璋写成主角而把刘备写作陪衬人物，也没有一个作者可以把孙氏定江东写在刘备取西川之后。毛宗岗所说的“假令今人作稗官，欲平空拟一三国之事，势必劈头便叙三人，三人便各据一国”的假设是不能成立的，是他为了自张其说所用以发矢的虚悬的靶子。他也知道写历史小说不能“平空”，只好说“古事所传，天然有此等波澜，天然有此等层折，以成绝世妙文”。这不过是说历史事件本身巧，而不是文章之妙。仍是评史而不是评文。

第五则末尾说：“今之不善画者，虽使画两人亦必彼此同貌；今之不善歌者，即使唱两调亦必前后同声。文之合掌，往往类是。古人本无雷同之事，而今人好为雷同之文，则何不取余所批《三国志》而读之。”这段话孤立起来看，确是主张人物形象的个性化，但前面用以举例的，仍是刘、曹自创帝业与孙权借父兄之身创业之不同，三家称帝前后之不同，蜀与魏有战无和、吴与蜀和多于战、吴与魏战多于和之不同，魏传五主、蜀止二世、吴凡四主之不同，蜀先亡、魏次之、吴最后之不同，孙策兄终弟及、丕植舍弟立兄、刘备父子相继之不同。说来说去其所以不同仍出于历史事实，无关于论文。本应大大发挥的人物性格的个性化、场面描绘的个性化等反而不着一字，接触到了文学评论却又滑到历史评论上去了。

接着第六则的“六起六结”，第七则的“追本穷源”，第八则的“巧收幻结”，第九则的“以宾衬主”，第十则的所谓“树”、“枝”、“叶”、“花”、“善避”、“善犯”，第十一则“星移斗转，雨覆云翻”一连举了四十一个“一变”，所举的例证，也都是历史事件的起结、本源、巧幻、宾主以及历史人物间本有的相互关系，这些都不是任何一个作家可以凭空创造的，说来说去也还是毛宗岗自己所说的“是造物者之巧也”，是“造物自然之文”。顶多只等于说了一句：历史小说的动人，有赖于题材，即历史本身的动人。

以下自第十二则至十九则，虽然论的也是“造物自然之文”，即历史事件提供了小说以艺术创造的条件，但毕竟进入了文学表现方法的范围。如第十二则的论文之宜连宜断，第十三则的论正文之前必须一段闲文为引，第十四则的论文后必须有馀势，其实都是不以作家的意旨为转移的史实的本然状貌所致，如五关斩将、三顾草庐、七擒孟获之宜连，三气周瑜、六出祁山、九伐中原之宜断，赤壁纵火先有博望、新野纵火为引，六出祁山先有七擒孟获为引，董卓之乱后有从贼作乱为馀波，武侯出师后有姜维伐魏为馀波，凡此种种，也都是历史的天造地设，但毛宗岗却借此表达了创作技法上的剪裁、穿插、伏笔、倒叙、描写的角度等在小说结构上的作用。这是明末清初以金圣叹为代表的评点派将八股文法施之于小说批评的“特技”，金圣叹由于才性和知识范围较广，往往能提高到系统的、思辨的高度，而毛宗岗则只能就事论事，从小说本身作出一些归纳，当然这也有助于读者对小说构成上的理解。

第二十条虽然标为“奇峰对插，锦屏对峙”，但其实是对小说中历史人物的评价。第二十一条论历史事件的“天造地设，以成全篇之结构”，而指出全书的“照应”、“关锁”，也都是论史或金圣叹所说的“以文运事”，可惜毛宗岗只谈到“事”的本身而没有论述“文”怎样“运事”，这是他在八股文评点法上也还不及金圣叹之处。

第二十二到二十五三则是将《三国》和《史记》、《左传》、《国语》和其他小说《水浒》、《西游记》等作比较，说《三国》胜于它们。所论的是非可置之不论，但从中却暴露了毛宗岗对历史与小说的界划之模糊，他的小说评论之所以实际上大多是历史评论，当也是由于对文学的特殊规律缺乏应有的把握所致。

毛本《三国志演义》的每回评语，大致也是如此。因此，毛宗岗对《三国演义》的评点，实质上是表述他的历史观。这历史观就是强调正统思想，因此，《读法》第一则就开宗明义地提出：“读《三国志》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他的这一观点支配了他对《三国演义》的评论，也左右着对小说的删改。这种蜀汉正统思想自东晋以来，虽有少数上层社会人士，如史学家习凿齿等所主张，但主要来自民间，具有复杂的社会原因，在此不能析述。《三国志平话》所体现的大致是民间尊刘抑曹的观点，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继承了平话的民间观点，但因为以陈寿的《三国志》为演义根据，多少淡化了这一观点（例如，并不把曹操写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至毛本，则将民间传统的蜀汉正统观和朱熹《通鉴纲目》所持的同一观点结合，大大加以强调。《读法》第一则所说“以正统予蜀者，紫阳《纲目》之所以为正也”，正是毛宗岗的自白。程、朱理学和朱熹的《四书集注》是当时法定的知识分子的金科玉律，以评点八股文方法评改《三国志演义》的毛宗岗，持有朱熹的历史观是自然之理，毫不足怪的。

因此，毛本《三国志演义》在历史观上体现了统治思想和下层人民思想的微妙的融合。这便是三百年来这部小说改为统治者所容许、也为广大群众所接受的原因。经过毛宗岗的评改，虽然《三国志演义》夹有浓厚的正统观点和封建伦理的糟粕，但仍不失为中国长篇历史小说中最成功的著作，并由于本文开头所提到过的社会精神现象的历史原因，拥有其深广的影响和迄今未衰的艺术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