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直播，空前但正常
乌鲁木齐“7·5”事件来得突然，之前，似乎毫无征兆。
我是在7月6日一早知道这条消息的，当时就在想：这次，是否可以更快速地直播？
一天都在为这个新闻做准备，越是了解了更多的详情，内心越是难受，作为一个媒体人，把它报道出去的冲动就更强烈。而一个积极的信号是，当天的滚动新闻，已经直面报道了这个消息。
经历了2008年的风风雨雨，加上奥运期间境外媒体云集，中国，经历了显微镜般的细致观察，中国的心脏显然比过去强大得多，面对突发性事件，不仅不是不报，而且要快报早报，境内境外都报，这是一种重要并积极的转变。
2008年的瓮安事件，按过去的敏感紧张，很可能压住不报，因为它是群体性事件，又涉及警民关系、暴力冲突，实际上，仅仅沉默了一小会儿，就拉开了透明报道的大门，反而就此成为良性互动的开始。这样的案例效果，增强了人们的信心，并意识到，一些负面的事件，如果及时透明传递真相，反而会带来正面反馈，这无疑更为决策者与媒体增加了透明的勇气和力度。
于是，7月6日一天，我们都在为晚上的直播做准备，虽也有一些预想中的反复，但在开播前不到三十分钟，我们在直播室外的办公室开了一个碰头会，决策者孙玉胜副台长表情并不轻松地说：“我既没有接到直播的指令，也没有接到不让直播的指令，仔细考虑一番，我们直播试一试。”
九点半，直播开始，虽然当天的消息对乌鲁木齐“7·5”事件有多条报道，然而长时间的直播，在以往类似事件的处理中，毫无疑问是第一次。更何况，前方记者还并不多，很多细节还未详细掌握，事态依然在发展中。再加上，这也是中央电视台自己的评论员对这个类型事件第一次发表长时间的评论和分析，挑战是巨大的，作出这个决策也是有风险的。
然而在人们关注的新闻面前，在中央台已经开始新闻改革之后，在百姓拥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环境下，不冒任何风险是媒体最大的风险。
我们这一天的直播由董倩做主持，我做评论员，共持续了一个半小时。第二天，总局领导对直播表示肯定，同样，收视率显示，这一个半小时的直播，比平时平均收视率增长九倍还多，可见观众对此的期待和认可。
之后几天，我们或长或短地继续直播报道，其实，在7月6日直播结束后，本台就已经增派包括张泉灵在内的多路记者前往乌鲁木齐，这一个增派行为本身，就说明了问题：不是躲避而是面对，是快速与透明。与此同时，境外的记者也几乎无障碍地赶往乌鲁木齐，真相随之传遍世界，误解与偏见，也因此而减少。
不过，透明与真相，还并不能让乌鲁木齐这座受伤的城市快速康复。
我的父亲是纯正的蒙古族，我的母亲是汉族，在我的身上流淌着民族交融的血，再加上我从小生活成长于少数民族地区，因此对乌鲁木齐“7·5”之痛感同身受。记得我在节目中说过这样的话：对于乌鲁木齐这座城市来说，外伤好治，内伤却需要很长时间才会康复。同样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不同民族的兄弟姐妹，突然间，心与心之间有了墙，深处留了伤口，怎样三分治七分养，让城市痊愈，是需要这个城市的几百万人口以及所有中国人共同努力的事情，我们必须祝福！
几个月之后，我采访国家民委主任杨晶，谈起民族问题，他的一句话让我永远难忘，他说：“民族团结就像空气，拥有的时候，你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可没有，你试试！”
采访中，这位蒙古族汉子一度潸然泪下，可见他的感情与压力。
脱敏，是一个时代进步的清晰痕迹，然而脱敏并不意味着就此麻木起来，什么都无所谓，放弃原则。
恰恰相反，脱敏，让我们更理直气壮地坚守原则，坚守自己的利益。在中国与世界的磨合与博弈之中，所有事情都韬光养晦已经很难做到，不是你不低调，而是有时候你无法低调。所以，为原则与利益而放声，并慢慢建立中国对世界清晰而有用的价值观，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
同时，自信，是最好的药，治自己的伤，治别人的偏见。对于那些过去有些敏感，有些忌讳的东西，很多都不必再用藏起来盖起来的方式来处理，面对它，正视它，与公众一起。没什么大不了。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强大起来的不仅是经济，还包括每一颗中国人的心脏。知道了，最快时间了解了，复杂的事情就会变得简单，在进步与慢慢脱敏的过程中，我们依然有大量的工作要一起去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