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9·11”

沉默的“9·11”

2001年9月12日上午,大约十点半左右,一位中年女性很愤怒地推开我办公室的房门,手指颤抖着指向我的脸,开门见山地质问我:不是说只要有大事就能看到你吗?昨天为什么没有看到你?

这一瞬间来得突然,我沉默着站立,办公室里的其他同事也惊呆了,没人回话,沉默进一步在空间里弥漫。这一瞬间显得格外漫长。

这位大姐看样并不打算久留,只为不吐不快,话音落地,又盯着我看了两眼,气鼓鼓地转身走了。

那个时候,我们并不在台内办公,而是在电视台西门对面科技情报所的楼里办公,楼外没有森严的警卫,楼内还有众多其他的办公单位,因此才会有大姐闯入我们办公室的场景出现。

这位大姐我并不认识,奇怪的是,我之后也没有再见过她。或许是被指责时的心虚让我未能记住她的容貌,又或者她只是为谴责而来,平日里并不在这座楼里办公;甚至,是我根本无法记住她的面容,因为她的话语已经让我终身难忘。

这指责有道理,我无从还嘴;或者说,她指责的不是我,是我供职的中央电视台。

之所以有这个场面出现,是因为头一天晚上发生了举世震惊的“9·11”事件,而在这个事件的传播中,CCTV除去小小的一条新闻,几乎失语。与此同时,包括凤凰在内的媒体却全程直播,让CCTV陷入尴尬的境地。

这该是怎样一种沉默与失语呢?

“9·11”事件发生几分钟之后,我在家中,便接到同学从福建打来的电话,他或许是从台湾媒体中获取的信息,他告诉我:美国发生了大事,火速关注媒体。又问:你们会直播吗?

我第一时间打开电视,全面搜索了一遍,当时还没有任何一家媒体开始报道。

我马上拿起电话,给两位主任打了过去,一位是时间,时任《东方时空》总负责人,一位是陈虻,时任新闻评论部副主任。

电话很简短,更像是请战:美国出事了,看样是真的,如果要直播,请火速通知我,我已准备好,随时可以出发。

电话放下不久,电视上开始出现相关的直播报道,上海东方卫视、凤凰卫视,我印象中还有内地的一家卫视。像大片一样震动人心的新闻画面,直白地展现在电视屏幕上,我为此变得更加着急,直觉告诉我:这是历史性的大事件,按理说,我们不该缺席。

我的家,离电视台五到十分钟的车程,只要定下直播,我会迅速到位。

然而,电话却迟迟不响。新闻事件进一步发展,一分钟的错过,便意味着新闻快速地死亡,正步入历史的阵营。这个道理很多人都懂,沉默电话的那一边,该是另一通电话的此起彼伏,争取、说服、焦虑、盼望……都是新闻人,都有着同样的冲动和担心,我相信时间与陈虻,我也相信中央电视台在面对大新闻时最本质的冲动。

电话依然不响,我打开电脑,网络上已是众声鼎沸,让人痛心的是:几乎一边倒的网上留言都在幸灾乐祸。当时,还不知到底有多少生命逝去,也不知这些生命中,会有多少华人。可能是美国误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事情才刚刚过去几年,因此,一种愤怒本就无从消解,“9·11”意外地到来,给了很多人一种解恨的感觉。然而,这是多么可怕的一种情绪,在这种情绪之中,又蕴藏着怎样的一种对生命的漠然。看着这些留言,我在想:如果一会儿直播,我该怎样说,又该怎样去追悼生命?

然而,我注定不会有这个机会,“9·11”事件的直播,将注定不会出现在CCTV的屏幕上,也因此,CCTV将长久背上一个自己根本背不起的重负。

电话终于响了,这时,各个媒体的直播已经过去半个多小时,电话是时间打过来的,内容同样很简短:“洗洗睡吧,没戏了,不让直播。”

我听得出时间的无奈与痛苦,我当然也听得出CCTV人此前的争取与请求,但是,一切都必须戛然而止。

作为一家媒体,即使是CCTV,也天然地对新闻大事件有一种直觉的渴望,它自己要放弃这个报道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后来成为中央电视台主管新闻的副台长罗明,当时正在美国,事情发生后,他迅速确定事实真伪,然后便火速与家里联系,希望为有可能的报道提供支持。

然而,CCTV必须服从命令,而我更只是一个小小的卒子,请战也显得那么微不足道。或许是有人担心,我们直播会显出我们在看美国人的笑话,因此“大气”一些,不直播吧。但恰恰这一个“大气”,小气了许多,也错过了一段真正的历史。

当然,论及原因,还有另外多个版本的解释:主管领导不在国内,联系不上,无法自己做主……但不管怎样的版本,结局都是一致的,我们已经错过了直播。

那一夜,我几乎无眠,而我相信,那一夜,在CCTV内部,无眠的人,绝不只我一个。

八年后的2009年,我去做《岩松看美国》,在华盛顿,有一个新闻博物馆,里面的一个展板上,是2001年9月12日,也就是“9·11”发生后的第二天,世界主要国家最主要报纸的头版。几乎是同样的选择,不管哪一个国家的报纸,头版都是昨天发生的“9·11”。而唯一的例外,是中国的大报纸,头版头条是别的内容,“9·11”只是一个小豆腐块,藏在其他的文字之中。

这一个“例外”是如此地刺眼。看来,美国人并没有领我们“大气”的情,反而对这“例外”迷惑不解。

那是一个发生在美国的“9·11”事件,却遗留了一些“伤口”在遥远的中国。然而,也该感谢这“伤口”,让人们开始集体思考媒体的职责与本分。

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位大姐对我的指责,是一种期望之后的失望,是一种超越了自身利益的良知与责任,我将终生铭记,虽然有时,仅仅有我一个人记住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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