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9·11”
2001年9月12日上午，大约十点半左右，一位中年女性很愤怒地推开我办公室的房门，手指颤抖着指向我的脸，开门见山地质问我：不是说只要有大事就能看到你吗？昨天为什么没有看到你？
这一瞬间来得突然，我沉默着站立，办公室里的其他同事也惊呆了，没人回话，沉默进一步在空间里弥漫。这一瞬间显得格外漫长。
这位大姐看样并不打算久留，只为不吐不快，话音落地，又盯着我看了两眼，气鼓鼓地转身走了。
那个时候，我们并不在台内办公，而是在电视台西门对面科技情报所的楼里办公，楼外没有森严的警卫，楼内还有众多其他的办公单位，因此才会有大姐闯入我们办公室的场景出现。
这位大姐我并不认识，奇怪的是，我之后也没有再见过她。或许是被指责时的心虚让我未能记住她的容貌，又或者她只是为谴责而来，平日里并不在这座楼里办公；甚至，是我根本无法记住她的面容，因为她的话语已经让我终身难忘。
这指责有道理，我无从还嘴；或者说，她指责的不是我，是我供职的中央电视台。
之所以有这个场面出现，是因为头一天晚上发生了举世震惊的“9·11”事件，而在这个事件的传播中，CCTV除去小小的一条新闻，几乎失语。与此同时，包括凤凰在内的媒体却全程直播，让CCTV陷入尴尬的境地。
这该是怎样一种沉默与失语呢？
“9·11”事件发生几分钟之后，我在家中，便接到同学从福建打来的电话，他或许是从台湾媒体中获取的信息，他告诉我：美国发生了大事，火速关注媒体。又问：你们会直播吗？
我第一时间打开电视，全面搜索了一遍，当时还没有任何一家媒体开始报道。
我马上拿起电话，给两位主任打了过去，一位是时间，时任《东方时空》总负责人，一位是陈虻，时任新闻评论部副主任。
电话很简短，更像是请战：美国出事了，看样是真的，如果要直播，请火速通知我，我已准备好，随时可以出发。
电话放下不久，电视上开始出现相关的直播报道，上海东方卫视、凤凰卫视，我印象中还有内地的一家卫视。像大片一样震动人心的新闻画面，直白地展现在电视屏幕上，我为此变得更加着急，直觉告诉我：这是历史性的大事件，按理说，我们不该缺席。
我的家，离电视台五到十分钟的车程，只要定下直播，我会迅速到位。
然而，电话却迟迟不响。新闻事件进一步发展，一分钟的错过，便意味着新闻快速地死亡，正步入历史的阵营。这个道理很多人都懂，沉默电话的那一边，该是另一通电话的此起彼伏，争取、说服、焦虑、盼望……都是新闻人，都有着同样的冲动和担心，我相信时间与陈虻，我也相信中央电视台在面对大新闻时最本质的冲动。
电话依然不响，我打开电脑，网络上已是众声鼎沸，让人痛心的是：几乎一边倒的网上留言都在幸灾乐祸。当时，还不知到底有多少生命逝去，也不知这些生命中，会有多少华人。可能是美国误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事情才刚刚过去几年，因此，一种愤怒本就无从消解，“9·11”意外地到来，给了很多人一种解恨的感觉。然而，这是多么可怕的一种情绪，在这种情绪之中，又蕴藏着怎样的一种对生命的漠然。看着这些留言，我在想：如果一会儿直播，我该怎样说，又该怎样去追悼生命？
然而，我注定不会有这个机会，“9·11”事件的直播，将注定不会出现在CCTV的屏幕上，也因此，CCTV将长久背上一个自己根本背不起的重负。
电话终于响了，这时，各个媒体的直播已经过去半个多小时，电话是时间打过来的，内容同样很简短：“洗洗睡吧，没戏了，不让直播。”
我听得出时间的无奈与痛苦，我当然也听得出CCTV人此前的争取与请求，但是，一切都必须戛然而止。
作为一家媒体，即使是CCTV，也天然地对新闻大事件有一种直觉的渴望，它自己要放弃这个报道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后来成为中央电视台主管新闻的副台长罗明，当时正在美国，事情发生后，他迅速确定事实真伪，然后便火速与家里联系，希望为有可能的报道提供支持。
然而，CCTV必须服从命令，而我更只是一个小小的卒子，请战也显得那么微不足道。或许是有人担心，我们直播会显出我们在看美国人的笑话，因此“大气”一些，不直播吧。但恰恰这一个“大气”，小气了许多，也错过了一段真正的历史。
当然，论及原因，还有另外多个版本的解释：主管领导不在国内，联系不上，无法自己做主……但不管怎样的版本，结局都是一致的，我们已经错过了直播。
那一夜，我几乎无眠，而我相信，那一夜，在CCTV内部，无眠的人，绝不只我一个。
八年后的2009年，我去做《岩松看美国》，在华盛顿，有一个新闻博物馆，里面的一个展板上，是2001年9月12日，也就是“9·11”发生后的第二天，世界主要国家最主要报纸的头版。几乎是同样的选择，不管哪一个国家的报纸，头版都是昨天发生的“9·11”。而唯一的例外，是中国的大报纸，头版头条是别的内容，“9·11”只是一个小豆腐块，藏在其他的文字之中。
这一个“例外”是如此地刺眼。看来，美国人并没有领我们“大气”的情，反而对这“例外”迷惑不解。
那是一个发生在美国的“9·11”事件，却遗留了一些“伤口”在遥远的中国。然而，也该感谢这“伤口”，让人们开始集体思考媒体的职责与本分。
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位大姐对我的指责，是一种期望之后的失望，是一种超越了自身利益的良知与责任，我将终生铭记，虽然有时，仅仅有我一个人记住是不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