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为中国文化而写此书

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染了铜臭气。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4年10月15日

百年前，一代大儒王国维先生作词慨叹：“天末同云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风飞，江湖寥落尔安归？”1现今之世，商业资本对文化文艺的戕害几成无孔不入、不可逆转之势。陈道明在2010年《南方周末》访谈《我原来就是不往人群里走的人》中便已哀叹过，他看到了铁幕四下，却避秦无地，只有选择让自己边缘化，“我无奈于年代，但我争取做到年代也无奈于我”2。时至今日，近十年过去了，果如其言，过度商业化、资本劣币化、文化荒漠化现象更为严重。《左传·僖公廿四年》载：“初，平王之东迁，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晋书·索靖传》载：“（索靖）有先识远量，知天下将乱，指洛南宫门铜驼，叹曰：‘会见汝荆棘中矣。’”——慨然，陈道明真今时之辛有、索靖也！

这几年来，演员界的文士、演艺界的“士大夫”陈道明，几乎是以堂吉诃德的滑稽形象挑滑车——演员陈道明近些年来，几乎是以半个“文化人”的身份参与政协会议、文艺节目等活动，他在不同场合皆重复提到“文化”（“文化自觉”“文化责任”“文化担当”等）。

2010年7月，陈道明在接受《南方周末》专访《我原来就是不往人群里走的人》中，早已表达过对影视界文化沦丧，对中国影视大环境被“一切向钱看”、过度商业化日渐腐蚀的忧虑（所言精彩，故不恤篇幅，长篇摘引）：

娱乐界有相当一批人，出发点是为了名利，当然名利也不错，但质量是根本呀！戏好，老百姓喜欢，才有长远的名利。

大家现在都搞快餐，都觉得“花无百日红”，抓住当前的机会，走哪算哪，抓住今天的钱再想明天的事。钱现在成为了惟一标准。有收视率、票房，赚到了钱，就成功了。综观我们现在的文化现象，不管什么艺术、什么行当，都在高喊着“金钱万岁”“向钱冲”，我们还要不要留一席之地，给真正的本土文化留点生存空间？

……关键是商业化要有一个度，文化变成金钱，金钱置换文化，要有度，不能把所有的文化艺术、教育科研全部推向市场，全部走江湖去赚钱。我在天津人艺工作过，现在许多文艺院团，走向市场后基本上都变成了江湖班子，说白了，耍玩艺谁耍得能吸引人，谁就能赚钱，最后赚钱成了惟一的标准。

难道所有存在价值的最高标准就是钱？那社会的德行到哪里去了？可能这个问题不是我该问的了。……过去我们文人还讲点风度，还讲点知识，哪怕是虚伪的也好。现在金钱变成主宰，都变成既得利益者了。

我着急的就是人性、价值观的堕落。在某些地方，我们在退步。我们不怕慢，就怕退，哪怕停着不动也行，退就不可以了，就像车不怕走，就怕停，更怕往后退，可现在往后退的地方很多。

不久前，我监制电视剧《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片子拍得很好，到了电视台，他们说“片子拍得很好，不用看”，但就是不肯播。我当时就说：“是不是我们的电视剧没有杀人放火？我不卖了！”

我就想问咱们的电视台，全国十几亿观众，是不是所有人都看那些戏说、恶搞、枪战？那些渴求文化、渴望安静的人不是观众吗？电视台有文化的导向功能，不能一味追求收视率，不能眼里就是钱。

我觉得现在没意思，特别想念上世纪60年代的那种纯朴、70年代的上进、80年代的创新和无畏。到了90年代，商业消费时代来了，发展到现在愈演愈烈，把文化当成商业。似乎什么都是文化，到处都在谈文化，但都把它当商业的外衣。

……中国电影真正的好时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年，最幸福的是在谢晋那个时代，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当时电视还没有上来，赶上了一个幸运的时候。后来被张艺谋、陈凯歌第五代导演冲击，……没蹦达几天又进入低潮，然后就开始电影院线改革，电影就走市场、走商业片的道路了。

那个时候电影厂纷纷倒闭，西影、长影、上影这些老牌厂，后来纷纷变成租赁单位，演员队伍、导演队伍也没了，电影好像就完了。谁之罪？不知道。跟总体社会大环境有关系吧。直到现在，在艺术创作上，中国电影都没有喘过气来。

……我也不知道多少年以后才能形成有序、健康的文化。本来，电影、电视是普及率最高的平台，做好了可以普及文化艺术，改变我们的文化。但可惜的是，全都乱了。3

在《南方周末》2011年《中国梦践行者》访谈中，陈道明继续鞭挞“金钱万岁”“一切向钱看”：

人的梦想跟欲望是一体，不同的是欲望是物质的，梦想是精神的，它们都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固有的生命现象。梦想、欲望是很正常的，但我们现在往往是大义凛然地把理想全部变成欲望实现，我们的价值观沦落到不论是非、挣到钱就是成功的地步。每个行业的名流在一起，不谈梦想、不谈理想，只谈挣钱，这可能少了一点美好。……过去，社会上有一句话，干一行爱一行，现在哪一行不重要了，是哪一行挣钱重要。我们现在不是实现自我价值，是实现金钱价值。我们没有精神信仰了，也不需要精神生活了，变成钱是引导者了。4

2015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陈道明提到“做文化的人要有文化自觉”。据《南方都市报》2015年3月6日报道，他在无党派小组讨论结束后受访时谈及，他提案的主题是“大文化”：“陈道明认为，电影市场的良好构建，需要有三个平台的大文化合力。他解释三个平台第一是编剧，需要有大文化的人，才能做原创剧本。第二个平台是演员，是执行文化的。第三个平台则是影视作品输出平台，也必须有大文化的人在。”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陈道明历年提案皆有关影视界的“文化”。2011年，陈道明的政协提案是“‘文化’和‘商业’的对立统一”；2013年，他的提案是“国产影视剧价值导向问题”；2014年，他关注的是“电影、电视、广告分级制问题”；2015年，“大文化”成为他提案的主题。

2015年6月7日第15届电影艺术学会奖“金凤凰奖”颁奖礼上，陈道明发表“一句话”获奖感言：“我就想说一句，就是我们在名利场上拼搏的同时，不要忘记我们作为一个演员的文化自觉！”

2015年10月，陈道明在习近平总书记主持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2014年10月15日）一周年之际接受新华网记者专访时说：“泛娱乐的文化生态、唯票房的剧本创作、纯圈钱的文企上市和没教养的艺人涉毒，深刻反映出当前的‘文化失觉’现象和文艺浮躁风。”

2015年11月4日，北京电视台制作的中国首档传统文化真人秀节目《传承者》发布会上，陈道明在发言中表示“每个人都有义务去传承（文化）”，这是一种“文化担当”。

2016年2月6日《传承者》第一季收官，陈道明发表季终感言：

可能我们的责任就是让大家知道传承，知道中国有很多文化是不被大家，尤其不被年轻人所知的。这个节目从收视率上比不上其他的娱乐节目，但是，有一个人看，它也是胜利的，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胜利。我表扬一下我自己，感谢我自己，说服了我自己，上这个传承的节目。

他还说过：

如果我长期坚持自己的信念，就是对自己的最大尊重。5

以上摘引的陈道明公诸媒体的言谈，在时间年份上可做“结构性分析”，即密集地集中于2015年、2016年。其原因，笔者分析是，中国影视圈大环境的恶化，无良资本背后操控，流量当道艺德沦丧，大致是从2014年左右开始骤然加速的。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15日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指出，“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染了铜臭气”。便是明见乎此，防于微杜于渐，勿谓言之不预！陈道明2015年、2016年为文化疾呼的密集言谈，是激于世变之亟，这是毫无可疑的。其关于“文化责任”言谈之频度、烈度，远较以前年份为甚，这正可见出，陈道明是不平则鸣，是“有所为而发”。

陈道明在2010年接受《南方周末》的访谈时，早早就预感到了“文化荒漠化”的到来，他发言里明明有消极之意（“选择让自己边缘化”“我无奈于年代”等语），但看他行动，每年的政协提案皆关乎影视文化，利用各种活动的机会呼吁演艺界需有文化自觉。与他2010年明白表示要“消极”之意相反，在那以后，近几年来，陈道明的疾呼反而是更积极了。这正是言行不一，更见其贵！

笔者揣测：陈道明上湖南卫视《一年级》节目是为看看现在艺校学生、表演系学生的真实生态，把正确的表演基本理念作再次强调；上北京卫视《传承者》节目是为当下综艺无文化而加强文化，是为当下文化传承无路而开路，是为影视圈文艺界浮躁浅薄纠偏正风。归根结底，这源于“戏表文骨”的陈道明的文化责任感。

笔者最初写陈道明先生，仅出于兴趣，意陈君之演艺，确有独到之妙，非笔之于书不能一畅胸臆。这三四年来，越发有感于“文化沙漠化”来潮汹汹，如电影《2012》中滔天滚来的无边洪流；并激于陈道明本人迭次疾呼影视界人需有文化自觉，故而感觉本书已经不仅仅是在写一个演员了，而是在写一个演艺界的“文化人”“士大夫”。

从某种意义上说，笔者此书的特别之处，乃在通过对一个有文化自觉、文化担当、文化责任感，在演出中有文化“灌注”的演员的研析著述，体现文化本身的分量和重量。这是本书既不同于一般的明星传记，也有别于纯粹的表演艺术评析研究著作之处。陈道明骨子深处是一个“误入”演艺界的“旧派文人士大夫”，这位传主的文化人底色，决定了本书不仅仅是写给演艺界的，最根本的，是写给文化界的。

著成抒怀

廿载心事看将成，戏表文骨著一人。

敢驱龙蛇辉日月，稳转颦笑写乾坤。

道心惟微偏能显，后世相知讵可闻？

元曲终赖哲人传，千秋怅望一怆神。

1王国维《浣溪沙》。

2王志文亦有类似表达：“世界可以变，我这儿不能变。”（《演员的工作就是创造精确——对话王志文》，李宗陶/文，《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14期。）

3《“我原来就是不往人群里走的人”——对话陈道明》，张英/文，《南方周末》2010年7月28日。

4《陈道明：大家都在齐步走的时候，我可能在散步》，张英/文，《南方周末》2012年1月8日。

5《陈道明：大家都在齐步走的时候，我可能在散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