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毛衣的精神分析}
编织起始辽远。在漫漫的人类历史上，编织先于文字而出现。结绳用于记事，结网用于捕鱼打猎，结植物叶用于遮羞蔽体。直到如今，没有人能够说清第一件用于取暖蔽体的毛衣出自谁之手，由哪一位心有七窍者编织而成。据传，毛线最早源于西方，牧羊人把羊毛剪下来揉搓、细捻、染色，而后经由无名氏的手指编织成物。19世纪末，毛线进入中国，彼时称呼译意与英文名相混，人们称之毛冷（Woolen）。民国初期，因消费群体的激增，毛冷店在京、穗、沪三地盛行，民营毛纺厂和外资毛纺厂两相辉映，彼此竞争，以至京沪两地皆形成过毛冷一条街（专营毛线的商业区）。由此可见，彼时的编织风气盛况空前。
编织是一种使人类的身心得以舒展、重构的精神活动，类似于书写。结绳记事，便非常清晰地说明了二者的同质同源：都是人类心灵激情的产物，都用于记录当下事件，都是对人类不可靠的记忆力的一种抵抗，都形成了伟大的文明成果。编织物成为人类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物，文字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最为伟大的发明之一。女性的编织，更是一种将心情、感情、爱情编织进去的情感物化活动。对编织者而言，毛衣中的每一针、每一线、每一个花形图案，皆有它包含的文化语言。这也是言情小说家女性多于男性的根本原因。女性比男性更擅长编织情爱文字与故事，那是因为她们更懂得如何把那些爱的词汇严丝合缝地织进她们的文章肌质。
编织是一种使女性心灵归于静逸，从而在这静逸中创造出全新的精神空间的艺术活动。对于编织者而言，我编织，故我在。叶芝在诗歌里如此写道：“爱恋的欢娱，赶走了爱恋。”织毛衣者沉溺在爱的欢娱里，沉溺在主体的“我在”里。这样的“在”，是静逸的在、甜蜜的在、沉思的在、遐想的在，“我”把“我在”密织进细细的线性思维之中并与编织物同体存在。
张玮玮的网络摇滚歌曲《织毛衣》，以风般的速度在这个传媒时代蹿红，歌词粗粝而伤感，宛若河岸边棱角分明的石子，无意间划伤了所有走过那河岸的人。它唤起了曾经真爱过的人们潜在深心的忧伤，更道出了真爱的过程其实是个犯傻的过程。三角之爱是爱的生物链中最折磨人的爱，在这个结构里，最终被毁灭掉的便是那个真正的犯傻之人。我们爱一个人，才会情商、智商皆低为零，毫不设防，倾心信任。为什么那么多人要去怀念初恋？那是因初恋时我们大多不谙世事，年少青涩，可不计任何后果地倾身相爱、倾心相付，而非像成年人在展开一段恋情之初，便若菜市场买卖蔬菜的大妈一般称斤掂两、唯利是图，心肺之间挂满了情爱小算盘。
基于人类生来的孤独性，语言表达的有限性，处于爱情中的人常常词不达意，互赠礼物的表达方式便因此诞生。“我”爱“你”，“我”才会赠予“你”礼物。我极尽我之所能，把我所拥有的一切献给你。爱，虽然与物质无关，但物质是表达爱的重要途径。物，是人与人之间建立关系的纽带。那些不肯赠予恋人爱的礼物的人，不是没有爱的付出能力的人，便是生性极端吝啬的人。
作为一种情爱礼物，毛衣的情爱哲学在于：它始终由一条线组成。在编织之初，它是一团线，在拆解之后，它仍旧是一团线。编织之中，它是结构主义。编织之前与之后，它是解构主义。在这缠绕的线团的起点与终点之间，恰恰是迷宫一般的情爱曲线与耗减：以一线团起头，开始缠绕、编织、捆绑、赠予，直至被拆解成一团线。在一件毛衣的生存与死亡之中，呈现的是爱的起点与终点。一件毛衣被拆解之后，那耗尽了甜蜜时间的线团成了一个零形状的空间，宛若禅语，诉说着万事万物无非是个零循环。一切起始于零，一切亦归于零。线团的形状早就告知我们，爱是个零存在。零的甜蜜，零的虚空。色即是空，爱更是空。我们织，我们织，我们没日没夜地织。我们写，我们写，我们没日没夜地写。我们害怕零时刻的到来犹如害怕死亡的到来，我们一直行走在反抗爱死亡的路上。但，我们最终却发觉，经历过一切之后，我们能够占据的仅仅是起点与终点，我们不得不处于情爱零状态。颇多人诟病《红楼梦》后四十回是狗尾续貂，但宝玉身着红袍于雪地深拜，是对人生归零的洒然一拜。
毛衣是一个禅，生活禅。织毛衣者是没有禅悟的芸芸众生。张玮玮的歌曲《织毛衣》之所以令人伤感，是因他活生生地呈现了人类情爱的这种纠缠状态。但人类原本便是向死而生，我们来自于无，更会复归于无。但这个无，又是个多么奇妙的无啊。织过、爱过、恨过、美好过，复归于零又如何？老子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无论是“织毛衣”，还是写作，主体“我”所占有的只有丝线（词语），用来编织爱的幻觉（语言）或者拆解谎言。这个“零”里，存在着“我”所有的情爱体验、“我”所有的信念、“我”所有的美感、“我”无法言说以及可以对众生言说出来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