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蒋南翔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

方惠坚

时　间：2010年10月14日，星期四，下午3:20~5:20

地　点：清华大学六教6C300

主持人：胡显章　教授

蒋南翔有很完整的教育思想。他提出来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的教育制度。他从教育部部长的职位退下来以后，曾经总结了一下，认为，“高等教育要认真解决两个根本问题：一个是方向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

我认为，蒋南翔同志最大的一个成果是为我们国家创造了一个有光荣传统、有优良校风学风、教学科研水平高、拥有优秀师资和学生的有中国特色的一流大学。这是给我们留下来的最宝贵的财富，也是为我们国家做出的最大的贡献。

蒋南翔同志是一位政治家，也是一位教育家。他有很深邃的战略眼光，能从国家的长远发展需要看待学校的任务，从学校今后的发展考虑专业设置、师资培养、学生教育、校园规划这些问题。

方惠坚，1933年9月出生，浙江杭州人。1950年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任学生政治辅导员，1955年毕业留校，历任校团委副书记，校党委监委委员。1977年后历任党委学生部部长，外事办公室主任，土木与环境工程系党委书记、校党委常委、副教务长、研究生院副院长、教务长；1985年任副校长；1988年至1995年任校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曾当选为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十四大代表。1995年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和北京市优秀基层党委书记。

主要编著有《蒋南翔传》、《蒋南翔教育思想研究》、《清华工作50年》、《双肩挑：清华大学学生辅导员工作四十年的回顾与探索》、《清华大学志》、《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等八部；论文有《继承清华传统　为国家培养高质量人才》、《大学文化研究与建设》、《关于我国高等教育今后发展的几个问题》、《高校应建设又红又专的师资队伍和干部队伍》、《高校办学条件要适应可持续发展要求》、《加强理论指导　推进教育改革》等近百篇。

主持人的话

大家下午好！今天给我们做讲座的是方惠坚教授，他的题目是“蒋南翔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方老师1950年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蒋校长是1952年到校的。方老师是蒋南翔校长提出政治辅导员这样一个制度以后的第一批政治辅导员，他是蒋南翔教育思想的体验者和贯彻者。后来在毕业留校以后，方老师从事了团委工作，也参加了党委的监委工作。在改革开放以后，方老师从学生系统、外事系统、教务系统，一直到做了学校的党委书记。由于蒋南翔教育思想是清华大学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后来的新时期，也是继续、继承、贯彻、发扬了蒋南翔教育思想，所以方老师仍然是蒋南翔教育思想的继承者、贯彻者和发扬者。方老师在退休以后还在梳理和研究蒋南翔教育思想，他对蒋南翔教育思想有深刻的理解和深切的感情。现在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方老师。

讲座全文

同学们，明年是清华大学建校一百周年。清华大学在历史上有两位工作时间比较长的校长，一位是梅贻琦先生，他从1931年到1948年，做了十七年的校长；还有一位呢，就是蒋南翔先生，他从1952年到1966年，在清华工作了十四年。今天我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蒋南翔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简单地说一下他的生平，他是1913年出生，1932年，十九岁的时候进入了清华大学的中文系，后来加入了共产党，主编过清华的周刊。在“一二·九”时期，他曾经担任清华大学地下党的支部书记，所以是“一二·九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后来，他就一直在南方局和东北局负责青年工作，解放以后筹建了青年团，还做过团中央书记处的书记。1952年年底，他到清华大学担任校长。1959年以后，他做了教育部的副部长，后来又做了高等教育部的部长，在这个期间，他仍然兼任清华大学的校长和党委书记。“文革”以后，他是在一个很特殊的情况下又当了教育部的部长。当时教育部召开了一次高等学校科学研究的工作会议，那是1979年，在这个会议的最后，参加会议的许多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联名写信给邓小平同志，要求蒋南翔同志重新担任教育部的部长，由下级的干部推荐部长，这在我们中国的政治史上应该说是很少有的。最后小平同志接受了大家的这个意见，通过人大常委会的法律程序，后来重新任命蒋南翔同志担任教育部部长。他在这期间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就是我们现在执行的这个《条例》。到了退休年龄以后，他退下来到党校担任第一副校长，校长是王震同志。最后，蒋南翔同志于1988年病逝。

我要讲的这个题目一共分为六个方面。第一方面是，关于他对教育在国家建设中地位的论述。他认为，“教育跟经济需要协调发展”。他曾说，“文革”前十七年“左”的错误之一，就是“教育在整个国民经济计划中没有摆到应有的地位”。他说，“我们这个国家的文教建设没有能够同经济建设协调地发展”。他甚至说，“毛主席《十大关系》中，也没有论及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关系”。他说，我们经常讲我们的国家是“一穷二白”的，“我们只注意了解决‘穷’的问题，没有重视解决‘白’的问题”。也就是文化方面的问题。他认为，中央书记处曾经指出过我们宁肯把经济发展速度降低一点，增加一些教育经费，他说这个观点应该是对的，应该是这样做的。“教育如果不独立，科学不独立，经济和国防也没有真正的独立。”所以他反复强调教育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在这里，我就摘引了他这样几段话。

第二个方面是，他有很明确的培养目标。他在学校工作期间，非常强调学生要做到“又红又专”、“全面发展”。大家知道，“又红又专”这个词是毛泽东同志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这篇讲话稿中首先提出来的，现在收录在《毛主席著作选读》下卷，《毛主席著作选读》有上、下卷两本，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其中下卷专门把这篇讲话稿全文发表了。这里主要是论述政治跟业务之间的关系。蒋南翔同志是非常推崇“又红又专”这个提法的，而且他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就提出来，“要培养出大量又红又专的具有世界第一流科学水平的各方面人才”。现在我们经常所讲的世界一流大学，是在现在的情况下提出来的。但是他早在四十多年以前就已经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所以是很有远见卓识的。他说：“又红又专是我们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简明概括，通俗易晓，在实践中行之有效。”他认为，用“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观念作为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是非常好的。当然，他又说了一句话，“不能把学生培养成都像从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一样”。我们学校有机械系，学生学这个铸轧焊，就是铸造。铸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用砂型做好一个模子之后，把钢水浇到里面，倒进里面以后，一个一个的东西就铸出来了，完全是一个样子的。他说我们培养学生不能像做铸件这样，他说，“现在有些同志对全面发展的方针发生了极大的误解，把全面发展误解为各门功课的平均发展。全面发展和个性专长的发展，是并不矛盾的。一个人有了全面发展的基础，不是妨碍而是有助于他的专长的发展”。所以他的意思就是，“又红又专”、“全面发展”是针对每一个人的基本要求，在此条件下每个人还可以有自己的专长。稍后，我还要谈到他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即强调个性专长的发展。

他在学校办学的时候，有一个高标准的办学目标。我这里特别注明了他这个说话的年代——1963年，距离现在四十七年，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前吧。他说，“我们目前的科学技术水平还比较落后，但从长远来看，随着国家建设的发展，我们一定能够在学习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接近和赶上世界科学技术的先进水平”。大家注意一下，这是在1963年，那个时候呢，我们还被许多所谓的发达国家包围着，而且不让我们跟他们进行交往。但是，那个时候他已经看到了我们“一定能够在学习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接近和赶上世界科学技术的先进水平”。现在，又过去了差不多半个世纪，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已经做到了“接近和赶上世界科学技术的先进水平”。他还说过，“假如我们培养不出像林家翘这样的毕业生，不能说教育革命是成功的”。林家翘是清华大学的校友，是解放以前从清华毕业，后来去美国学习，成为应用数学这方面的专家，是美国科学院的院士，也是我们学校应用数学方面的荣誉教授。当时，林家翘是一位很突出的科学家。他谈到了我们的毕业生，如果培养不出像林家翘这样的人的话，我们不能说我们的教育革命是成功的，就是说明我们的目标有很高的标准。

还是在1963年，在辅导员制度建立十周年时，他说“将来在清华毕业生中会出现一批部长、省委书记、副总理”。当时因为我们的辅导员制度才刚刚建立十年，很多学生的毕业时间不长，那个时候的年龄大概也就是在三十几岁，还坐不到这个位置。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呢，现在实际上是做到了。我统计过一次，在1993年的时候，各省市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省长，当时因为重庆还不是直辖市，所以一共是三十个省、市、自治区，省长这一个位置有七位是清华的校友，那应该是很突出了，将近四分之一，而且没有包括省委书记，也没有包括副省长等其他的职务。所以说，他当时在60年代时提出的预期目标，到了八九十年代真的实现了。有同学可能就要问了，为什么蒋南翔同志只说要出现一个“副总理”？怎么没有说要出现“总理”？我想说明一下，因为大家知道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在我们的国家，毛泽东同志是大家很尊崇的伟大领袖，周恩来总理也是所有人都非常尊敬的一位领导人，大家都觉得周恩来总理是一位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楷模。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在讲话中就不会讲我们要培养出国家的“总理”，那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说的。当然现在我们的清华校友也有当了总理的。他在1965年的时候，在讲话中说过，“现代化国家将来的领导人要懂得科学技术”。因为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主要是通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养出来的，对军事方面比较熟悉，科学技术方面则不然。但是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情况显得愈发清楚了，上一届的党代表大会，十六大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九个人，我看了一下，基本上都是理工科的，温家宝同志是学地质的，严格来说属于理科，但是其他几乎都是工科的。

蒋南翔教育思想很强调因材施教、殊途同归。大家都知道清华有一个说法，就是有“三个代表队”。第一个叫做“业务代表队”，当时蒋南翔同志把他们要求作为“科学登山队”。这个登山的来历，因为在50年代末期，中国第一支登山队登上了珠穆朗玛峰，在那段时期，攀登高峰成为一个各行各业的奋斗目标，那么科学技术，也有登山队的问题，所以他把业务学习好的同学比作“科学登山队”，对研究生也是要求做“科学登山队”。清华大学到了60年代初期的时候，已经是万人大学了，将近一万二千人。在那个时候，全国只有两所大学是超过万人的，一个是北京大学，一个是清华大学。其他很多大学大概是五六千人的规模。在清华这个万人大学，他每年从这一万人学生中挑选几个学得最好的学生，对他们进行因材施教，单独地制订教学计划，指定导师单独地开课。所以，当时学校就把他们叫做“万字号”，指一万名学生中挑选出来的几个人。当时每个系大概是一千人左右的规模，从一千个学生当中挑选几个学得最好的学生，叫做“千字号”。在业务上对这些同学要单独地培养，使得他们能够更好地发展。

第二个代表队，就是政治辅导员这支队伍。1953年，蒋南翔同志刚刚来学校几个月，他就决定要建立一个政治辅导员制度。这个政治辅导员制度的特点在哪里呢？即从高年级的学生中选拔一批又红又专的学生，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叫做半脱产。我记得当时给我们规定的时间是一周工作二十四小时，因为一般地来讲，那时候实行六天工作制，一周应该是四十八小时的时间，那么，拿出一半的时间来做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因为一方面，这些辅导员跟同学们是同一个系的，专业基本上一样，又是高年级的同学，同学之间开展工作特别有利。另一方面，对于辅导员本身也是一种工作的锻炼。蒋南翔同志讲过这句话，“年轻时做些思想政治工作，学些马列主义理论，将对终生有益”。事实证明他这个说法是很对的。辅导员制度还可以培养一批在政治思想、工作能力各个方面更强势的人才。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党的第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三届党的代表大会，每一届被选入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清华的毕业生都占了二十几位。我们曾统计过，最多的是十四大的时候，达到二十九位，最少的时候二十一位，均占二十余位。而且，巧合的是，这三届每一届都有九个人在校学习期间曾经担任过政治辅导员。那么，一个学校能够培养出这么多人进入中央领导机构，应该说是学校政治思想工作的一个很大的成就。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的中央领导，胡锦涛同志、吴邦国同志，在校学习的时候都是政治辅导员。

第三个代表队，就是文艺体育代表队。因为在学校里提倡大家参加一些文艺社团和体育活动，那么在这方面比较优秀的学生，一方面要跟其他同学一样学好各门功课，同时还要参加很多课外活动，这样的话，他们的负担比较重。那么，怎样做到让他们能够全面发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后来学校考虑并采取了一个措施，从文艺社团挑选了一百名骨干，把他们单独地编为党团支部，集中地住宿，体育运动方面亦是如此，同时还参加原来班集体的学习，所以叫“两个集体”，一个是班集体，一个是他们文艺体育代表队的集体。这样的话，显然对他们的全面发展有很多好处。这里要说到胡锦涛了，他不是在水利系担任辅导员，而是在文艺社团担任辅导员。他本人是舞蹈队的，加入过舞蹈队的团支部，有的人说是团支部副书记，有的人说是舞蹈队的队长，我现在还没有考证清楚。他的舞蹈是非常好的，一直到他担任贵州省委书记和西藏自治区区委书记的时候，因为家还在北京，另外常来中央开会，所以在北京的时间还是有一些的，他有时间就经常和原来舞蹈队的校友一起回学校跳舞。他们跳舞完全是一种自娱自乐的活动，那时候的学校条件也不像现在有蒙民伟楼，有舞蹈教室，就是在普通的水泥地面上，主要是一种联欢性质的。从他1992年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后，作为中央领导，独自外出要向中央警卫团报告，要派警卫警车等，因为不自由，所以他后来就不参加这些活动了，也挺可惜的。

我还专门写了一个高干子弟内容的东西，蒋南翔同志的教育思想，很注重对每一种不同的人的教育。在60年代初期，大概是1963年至1964年这段时间中，当时我们很多中央领导同志的子女都正好达到上大学的年龄。我们曾经统计过，正部级以上的，包括各省的省长和省委书记以上干部的子女，同时在清华学习的有八十多位，比如说，当时大家比较熟悉的彭真、陆定一、李井泉、罗瑞卿、贺龙，等等，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很多这个层次领导同志的子女都在清华念书，他们全是自己考进来的，在班上，很多同学都不知道他们的家里是做什么的。他们呢，到了周末，那时候还是单休日，星期天休息，到星期六的下午，他们或者是骑着车，或者是坐公共汽车回家，到礼拜一再来上课，所以同学们也不知道他们家里的背景。但是，学校知道他们的情况，所以单独组织他们加强教育。在1964年的寒假，其他同学都放假回家了，学校决定把这八十几个同学组织起来到海淀的上庄去参加劳动，时间为两周。为了让他们更多地和劳动人民接触，在冬天劳动也是比较艰苦的。劳动结束以后，每个人写一个思想汇报，由学校寄给他们的家长。很多家长看过他们的思想总结以后都写了回信，有的是写已经获悉来信。当时，我记得我收到了刘少奇同志的回信，刘涛是刘少奇同志的女儿，她的思想汇报寄出以后，刘少奇同志也回了一封信。当然，刘少奇那时候没签“刘少奇”，他签了一个“刘瑞卿”，那是他的笔名，但是他那个“刘”字呢，因为当时我们经常看《论共产党员修养》那本书上他的签字，所以一看就知道是他的签名。后来，我们还专门将其保存到学校的档案馆里。去年，我在讲这个题目的时候讲到了这个问题，档案馆馆长老师还专门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说他去查了一下，档案馆里面还保存着这些领导同志回信的材料。对他们进行单独的教育，主要目的就是希望他们大家都做到“又红又专”、“全面发展”。

“至少健康工作五十年。”在清华，大家对这句话都很熟悉了。清华要求体育不及格不能毕业，每天要求锻炼一小时。关于这一点，昨天我以同样的题目在TMS协会讲的时候，同学们提问题说，现在这方面做得好像不够。他对这个体育工作不仅是一般性的号召和领导，他还提出来说，短跑是体育运动中最好的基础，所以他强调速度为纲，要把跑的速度提上去，所以当时清华就开了很多高速度运动会，专门搞百米、二百米比赛，如果是集体项目就是四乘一百米比赛，提倡大家快跑。跑得快了以后，其他的跳远、跳高项目的成绩都可以上去。他还提出来“业余赶专业”，就是我们大学生也应该要有比较好的成绩。我查了一下，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的时候，清华大学学生有12人参加了全运会，其中有拿了冠军的。当时有一个叫何浩的运动员，是摩托车越野比赛的冠军。他当时是机械系的学生，后来学校看他摩托车比赛表现出色就把他转到汽车专业了，跟摩托车行业就更接近了。毕业以后，他就分到了北京摩托车厂，充分发挥了他的专业优势与作用。他能够设计摩托车，还能够驾驶摩托车，到海南岛山地骑摩托车几千公里来考验摩托车的质量水平。因为是他自己设计，又是他自己驾驶，他就能知道哪个地方有毛病，回来以后就能有的放矢地改进设计，所以，他在摩托车厂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一个学生能文能武的话，在实际生产中是可以发挥很大作用的。1959年的全运会参加者是十二名，去年开十一届全运会，我们学校有十七个人参加。我写这个数字的意思是说，五十年过去了，我们的进步不是很大，只是增加了五个人，在这方面应该还要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