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的名字成了象征”

曾经到哪里都有人认识我……

——艾希曼告诉萨森，1957年

我们直到今天都不知道，艾希曼究竟是什么时候决定去南美洲生活的。但他曾经解释自己为何受到吸引前往阿根廷：“我知道，有些好朋友在南美洲的这个‘应许之地’等着向我伸出援手。我可以公开地、自由地、骄傲地向那些朋友们说出：我是阿道夫·艾希曼，前任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1]

公开地、自由地、骄傲地成为阿道夫·艾希曼？——多么不同凡响的愿望！艾希曼居然会认为那是一个现实的可能，这在当时和现在显得一样荒诞可笑。因为“阿道夫·艾希曼”这个名字早已成为“纳粹灭绝犹太人”的代称，就连他自己也对此心知肚明。毕竟，若没有必需的理由，绝不会有谁那么大费周章地隐姓埋名前往异国讨生活。当艾希曼计划自己的逃亡行动时，他有一个很好的理由：他实在是太出名了，根本不可能一直不被发现。

有太多人认识艾希曼，并且知道他如何参与了对犹太人的权利剥夺、驱逐递解和大肆屠杀。若说这一事实在今日已经远不如艾希曼生前的时候清楚，那要归功于他在耶路撒冷异常成功的自我展示。1960年被绑架到以色列以后，艾希曼便竭尽全力把自己描述成许许多多无足轻重的部门主管之一，是第三帝国谋杀机器上的“一个小齿轮”、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他只是一个无人知晓的小官员，根本发挥不了任何影响力，结果却因为一个错误、一些愚蠢的意外和别人的怯懦而“背了黑锅”。但艾希曼自己心知肚明，那根本是个谎言。他的姓名绝非只在一个小圈子里面才有人知道，更不是随着那场审判才变得家喻户晓。恰好相反，在那场至今令他臭名远扬的罪行中，他的名字在深重的罪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阿道夫·艾希曼本人曾密切关注他的名字演变成为犹太人大屠杀的象征的过程。事实上，艾希曼自己十分清楚，他和他的上司们都有意鼓励了这种发展。艾希曼压根儿不想成为他时而自称的那种“躲在黑暗中的人”。一直要等到在以色列上了法庭，他才处心积虑地营造一种印象，让人觉得他是个人微言轻、面目不明、随时可被替代的无名小官。可是到了面临死刑威胁的时候，有谁不想这么做呢？即便如此，许多人仍然相信艾希曼是一个“躲在黑暗中的人”。有些人甚至将艾希曼的“不可见性”视为其谋杀罪行的成功关键。^[2]然而有不少线索指出，最晚从1938年开始，艾希曼就已经既非默默无闻，也对隐身幕后不感兴趣了。随着我们着手追踪这些线索，那个“躲在黑暗中的人”的形象就会明亮许多了。

第一节 走向公众之路

他人缘很好，在哪里都受到欢迎。

——鲁道夫·赫斯（Rudolf Höß）论艾希曼

阿道夫·艾希曼1932年在奥地利的林茨（Linz）加入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和党卫队（SS）。他们一家在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从德国搬到了那里，因为艾希曼的父亲认为自己能在林茨开拓一份理想的中产阶级职业生涯。儿子的事业却发展得很不一样：他不愿担任教区管理委员的差事，也无意在父亲的公司谋得一职，反而利用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在奥地利被取缔的机会，于1933年跟随林茨的一位纳粹党高级干部返回德国，来到当时那股新兴政治势力的核心地带。时至1934年——无论是因为目标明确、受到高人指点，抑或基于敏锐的权力直觉——艾希曼进入了党卫队保安局（Sicherheitsdienst，SD）。当时这个安全单位的规模还小得很，却早已声名狼藉。因为人们知道SD这两个缩写字母背后的那群人曾积极卷入“罗姆事件”（Affäre Röhm）。^*艾希曼后来虽千方百计把自己调职到党卫队保安局一事解释成“纯属意外”或“张冠李戴”，但此说法未免荒唐透顶。假如艾希曼所言不虚的话，那么当初他恐怕是唯一处于状况外的人，竟然还不知道党卫队保安局的凛凛威风，其神秘万分的工作人员，以及他们那位深具领袖魅力的顶头上司莱因哈德·海德里希。^[3]1934年年中加入党卫队保安局的人虽然无法期待获享高薪，却可望赢得党内同志的尊重和敬畏，更何况还有那个令人艳羡的工作地点：位于帝国权力中枢首都柏林威廉大街102号（Wilhelmstraße 102）的宏伟宫殿。对一个年纪未满30岁，两年前还是上奥地利州（Oberösterreich）一个普通汽油推销员的小伙子而言，这无疑是职业生涯中的一大跃升。艾希曼感觉自己已经站稳了脚步，这也体现在他所做出的（在党卫队内部同样有助于升迁的）一个决定中：想要结婚成家。于是他娶了比他小四岁的薇拉·利布尔为妻。薇拉来自波希米亚的姆拉代（Mladé），她将跟两个替盖世太保工作的兄弟一样，因为其丈夫的社会地位上升而受益。

党卫队保安局的人从一开始就享有特殊地位。他们是纳粹党内部的情报单位，因此有些法条和规定不适用于他们。军事操练已成为过去，党卫队的制服大多数时候都只放在衣柜里。1935年4月之后，一般党内同志已被禁止与犹太人有任何私下往来，而保安局的情报职能却让其成员可以堂而皇之地置禁令于不顾，因为他们把自己定义成“一直在执勤”。微服调查更是特别具有吸引力的任务，艾希曼即便时隔二三十年仍对此津津乐道：他造访犹太人举办的各种活动并建立联系，让人觉得他求知若渴、思想开阔。^[4]他曾找来一位犹太裔的希伯来文教师（以致他的上司两度明令禁止他那么做^*），而且和他的所有同僚一样，研读犹太读物，从600页的大部头著作到每天的报纸。他还经营国际关系，甚至应一位犹太人的邀请前往巴勒斯坦参观访问。艾希曼后来称之为一门“至少长达三年的学习课程”。^[5]但他从未提及的是，上司时而不得不因为他的无组织纪律和迟到早退而当面告诫。^[6]人们很容易误以为这种生活方式属于一个洋溢着学术气息，但政治观点略嫌原始的文人雅士。然而除了在咖啡馆谈天说地、写写文章、发表演讲报告，以及晚上与同僚一起研读专业书籍之外，官方档案中也披露了艾希曼如何把告密者打的小报告仔细整理成卡片、做反犹太宣传、进行逮捕，以及与盖世太保联手审讯逼供。党卫队保安局具有双重性质，既是世界观的精英（Weltanschauungselite）又是权力的工具（Machtinstrument）。正因为如此，它对自诩“新而不同”的那一代人深具吸引力。

艾希曼向更广大的公众（这回是犹太公众）展现出来的第一个形象出现在1937年年中，是一位“聪明活泼”的年轻人。可是若有人对他指名道姓而非称呼其头衔的话，他就会变得很不友善。恩斯特·马库斯（Ernst Marcus）在回顾1936-1937年的时候指出：“他喜欢保持匿名，而且把在‘专员先生’（Herr Kommissar）这个官方头衔后面加上其姓名的做法，看成不被允许的冒犯行为”。^[7]艾希曼自己显然无力摆脱“没有脸孔、穿着皮革长大衣的执法力量”这种刻板印象，此刻板印象同时塑造了党卫队保安局和盖世太保的早期形象，反正它们的受害者很难分辨二者之间的区别。^*不过艾希曼喜爱的这种匿名状态并没有维持很长时间。当艾希曼与他的同僚赫伯特·哈根（Herbert Hagen）联袂前往中东旅行时，英国特勤机构注意到他们，并阻止二人进入巴勒斯坦。当时拍摄的照片也被保管在相关档案中。^[8]到了1937年年底，这个“党卫队保安局专员”的名字也在柏林的圈子里为人所熟知。对于纳粹通常不予理会的那些事项：犹太复国主义、非自愿移民出境时的钱财转移问题、犹太人内部的讨论，以及各式各样的犹太利益代表团体、人员和协会，艾希曼都“令人费解地一清二楚”。

如今已很难重建艾希曼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一个安静、隐蔽的默默观察者变成了优等民族（Herrenrasse）张牙舞爪、颐指气使的发声者。至少在柏林，最晚在1937年6月，艾希曼默默无闻的名声即已被完全打破。有一次他几乎砸了犹太拉比约阿希姆·普林茨（Rabbi Joachim Prinz）欢送会的场子，横冲直撞、喧宾夺主，使2000位来宾无法对那名党卫队官员视而不见。^[9]从此只要一谈论起“那个恶心讨厌，让人跟他握手以后恨不得马上洗手的家伙”，大家都知道指的是谁。为求安全起见，艾希曼在上司面前辩解：“我从来不跟那些犹太人握手。”^[10]不露声色地获取信息的时代显然已成过去。

此种转变与保安局全新的自我形象若合符节：他们不想继续待在幕后了，而主张保安局要在犹太政策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是希特勒一直念兹在兹的问题，攸关荣誉，并且随着《纽伦堡法案》的颁布，出现了新的机会。^[11]在艾希曼的配合下，这个目标在第二年就已经得到实现。党卫队保安局的人迫不及待地等待那个新时代来临，希望终于可以表明立场，向“敌人”展现改变后的风向——或者套用艾希曼别具一格的表达方式来说就是：“让他们终于意识到，炸弹开始要爆炸了。”^[12]到1937年年底、1938年年初时，艾希曼已是柏林犹太人社区内的知名人物，而且显然一点也不在乎自己逐渐受到“敌人”的注意。

一个精英单位的自我形象建构

在自己人的圈子里，艾希曼的知名度也随着保安局地位的上升而大幅提高。起初主要只是低阶人员因为受训时听艾希曼授课而认识他，不过他的接触范围很快便扩大开来。一方面是因为强迫犹太人移居国外的行动需要诸如外交部、盖世太保、经济部等等单位的配合，即便彼此之间的合作未必总是一帆风顺；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海德里希善用宣传手段，巧妙地使自己旗下的保安局和主管犹太人事务的II 112部门（Judenreferat II 112）^*声名大噪。因此光是在1937年1月，就有300多人前往II 112部门取经。其中不仅包括军校和国防部的军官，更有日后的外交部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以及南斯拉夫秘密警察的首脑。^[13]该部门的工作还包括给纳粹党的青年组织授课、前往上西里西亚执行公务^[14]，以及参加在纽伦堡举办的党大会。艾希曼在纽伦堡是尤利乌斯·施特莱彻（Julius Streicher）^†的贵宾，后者的同僚曾极力争取与艾希曼建立关系。^[15]尽管英国的入境禁令让他栽了一个大跟头，但艾希曼还是因为其巴勒斯坦之行，在1937年跃升为“犹太人问题”方面的“公认专家”。

显然，艾希曼很早便掌握了一项绝活，甚至有办法利用失败的计划来粉饰自己的声誉。即便后来在耶路撒冷的时候，艾希曼也宣称自己熟悉以色列，因为他之前曾造访过那里。在国家社会主义者中间，艾希曼的“专业知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让他引以为傲：“1934、1935、1936那几年，我还是个小学徒。……前往巴勒斯坦的时候，我已经出师。等到回来以后，我成了师傅。”^[16]1934-1938年艾希曼首度任职于柏林时，见过他的人虽然未必都记得住他的名字或长相，却有许多人清楚党卫队保安局的犹太事务部门是什么，以及干些什么勾当。其中的员工仅仅因为是该部门的一员便可以获得注意。鉴于艾希曼一点也不腼腆的自我推销天赋，他想必曾经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

小总理

1938年3月中旬，奥地利经历了所谓的“德奥合并”（Anschluss）。艾希曼随即被派往维也纳，主管一个隶属于“II 112部门”的特别单位。这次调职使他终于进入了公众的视野。艾希曼从一开始就不掩饰他如何设想自己在历史上的形象。在一次维也纳各界犹太名流奉召出席的集会上，艾希曼大剌剌地以“曾赴巴勒斯坦游历者”之姿现身，非但手持马鞭、身穿党卫队黑色制服，而且还大肆炫耀自己关于犹太组织和犹太复国主义历史的知识。刚刚完成《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史》（Geschichte der zionistischen Bewegung）第二卷的阿道夫·伯姆（Adolf Böhm），必须洗耳恭听艾希曼如何自诩为其最狂热的读者之一，而且确实对该书第一卷的内容烂熟于心。重要的是，这位时年65岁的老人家被迫意识到，党卫队如今将把他潜心收集的知识用作进入犹太组织的锁钥，从而成为对抗犹太人的武器。艾希曼还向伯姆表达了他对第三册的期待：应该要有一章长篇大论地讲述艾希曼自己。把阿道夫·艾希曼写成犹太复国主义的开路先锋吗？纵使不知道后续发展，也显而易见阿道夫·伯姆完全无法忍受这样的想法，于是没有再继续写下去了。^[17]

艾希曼塑造的自我形象不再是羞怯、拘谨和不事张扬的了。他在世界历史上要求一席之地，理由仅仅是自己属于一个初具雏形的党卫队组织。这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所谓优等民族“世界观的精英”看待自己的傲慢方式。当时的一位见证人^[18]这样描述对艾希曼的印象：“然后艾希曼走了过来，就像一个年轻的神明。他那时长得非常好看，高大、黑衣、容光焕发……”他也表现得宛如神明一般，握有大权，能够决定逮捕或者释放人犯、查禁或者重新核准某些机构。他还是一家犹太报纸的创办人和审查者，最后甚至能够决定谁可以动用犹太社区的银行账户。^[19]尽管纳粹党人在维也纳的权力架构混沌模糊，从一开始就在管辖范围上争执不清^[20]，但艾希曼还是有办法向外界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他在写给柏林上司的报告中宣称：“我完全控制住了他们，在没有征求我的同意之前，他们不敢采取任何行动。”他对此的骄傲之情流露于字里行间：“如您所能想象的，至少其中的领导们，我都已经让他们了解了新情况。”同样让艾希曼引以为傲的是，在其督导之下，很快将推出《锡安主义评论》（Zionistische Rundschau）：“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将是‘我的’报纸。”^[21]

艾希曼的知名度随之快速提高。他的名字在同年3月底已开始出现在奥地利和境外犹太人的信函及报道当中。^[22]艾希曼到处宣扬，“他命中注定要指挥和领导维也纳的犹太人事务”。^[23]他是直接与犹太机构和社区代表们打交道的最高阶纳粹党人。汤姆·塞格夫（Tom Segev）非常贴切地写道：“犹太人把他和希特勒看成制造大屠杀的两个阿道夫。”^[24]阿道夫·艾希曼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犹太政策的表现，而且不只对犹太人来说如此。艾希曼主动与国际犹太组织建立起来的联系更加深了这样的印象：需要争取它们的合作——尤其是它们的金钱——来提高外移者的比例。结果有不少被迫移民国外的人带着艾希曼这个名字一同走上了流亡之路。战争爆发仅仅三个月后，大卫·本——古里安就会首次在日记中写下“艾希曼”这个名字。^[25]

艾希曼在1938年8月正式接掌新成立的维也纳犹太移民中央办公室（Zentralstelle für jüdische Auswanderung in Wien），他的名气从此也在自己人的圈子内迅速流传开来。不久后，海德里希邀请他到柏林参加一场由戈林主持的会议，使他有机会在诸如戈培尔、弗里克（Frick）、冯克（Funk）和施图卡特（Stuckart）^*等重要人物面前炫耀其“实际执行……的经验”^[26]和令人印象深刻的外移人数。艾希曼的表演使他在那些圈子里赢得了“非常规组织大师”的称号，而“非常规组织”（unkonventionelle Organisation）正是那个时代诸多充满魔力的字眼之一。“中央办公室”作为一个跨部门的机构引起了轰动，许多部长和纳粹要员都派代表前往维也纳实地考察这项试验。^[27]它以新颖、快速、果决、有效的行动打破了传统官僚组织的藩篱，因而完美契合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于是“我一下子变成了名闻遐迩的艾希曼，名声一直向上传到了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和其他部长那里”。^[28]那个构想是如此吸引人，让戈林恨不得把它推广到全国。艾希曼则满心期待自己能够参与其中。海德里希自己也没有错过前往维也纳视察的机会，并以他特有的同时夹杂着赞许、讽刺和宣传口号的含混表达方式，称呼艾希曼为他的“小总理”（kleiner Ministerpräsident）。^[29]

艾希曼已经充分意识到，在国家社会主义的体系内，声誉不亚于直接的权力：“这一切给了我巨大的推动力量。”^[30]这名32岁的男子明显已经跻身纳粹精英之林：他成为维也纳电影行业舞会的座上宾、参加了入侵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阅兵仪式，还获得了纳粹高层领导的签名题赠。^[31]艾希曼的地位已经如此稳固，以至于他被批准安排自己的人展开实验，率先在多普尔（Doppl）和桑德霍夫（Sandhof）两地成立了奥地利的犹太人强制劳动营。^[32]他的上司们对维也纳这位富有创造性的部属非常满意，以至于干脆对他的滥权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33]

艾希曼后来在1957年回忆道，“那时我眼看着就要成为解决犹太事务的帝国专员”，只可惜别人对他飞黄腾达的嫉妒“阻碍”了此事的发生。^[34]尽管设立维也纳机关的过程中也有其他人的投入和想法^[35]，但这并没有妨碍艾希曼的自吹自擂——更何况那些“其他人”是犹太人。要等到数十年后，当艾希曼必须在法庭上为自己的谋杀和驱逐行动辩护之际，他才会重新想起他们。在维也纳接下来的几年，艾希曼出色地将自己描绘成“时代的风云人物”。1938年年底，他那“独一无二的机构”出现在了维也纳《人民观察家报》（Völkischer Beobachter）^*的周日图片增刊上^[36]，甚至还登上了匈牙利的《佩斯特劳合日报》（Pester Lloyd）。^[37]即便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报纸上，可是他从一开始就大搞公关活动，以致那些文章充斥着典型的艾希曼式用语。

犹太人的沙皇

1939年3月上旬，柏林犹太社区的代表们应召与艾希曼见面。我们借助幸存参与者的回忆录可以推断出那次约谈发生了什么事情。按照本诺·科恩（Benno Cohn）^[38]的记录，他和保罗·爱泼斯坦（Paul Eppstein）、海因里希·施塔尔（Heinrich Stahl）、菲利普·科楚维尔（Philipp Koczower）——此外或许还有阿图尔·利林塔尔（Arthur Lilienthal）——见到了穿着便服的艾希曼和一名穿制服的党卫队高阶官员。见面至少是让人觉得不舒服的：艾希曼猛烈抨击那些被叫来见面的人，大声咆哮并威胁要把他们送入集中营，然后宣布几天之后将在柏林成立全国犹太移民中央办公室。本诺·科恩后来在1961年的审判中出庭作证，回忆起那次谈话的开始：“艾希曼劈头就对德国犹太人代表发起猛烈攻击。他面前放着一个装了各种剪报的文件夹，当然里面都是外国的报道，它们把艾希曼描绘成一心只想杀害犹太人的嗜血猎犬。他给我们读了《巴黎日报》（Pariser Tageblatt）的片段，问我们文中所言是否属实，并表示相关信息一定来自我们圈子内部：‘到底谁跟犹太通讯社（Jewish Telegraphic Agency，JTA）的兰道（Landau）讲过话？他一定是从你们那儿得到的消息！’”艾希曼在所谓“移民出境者的报纸”上面发现了自己的名字，这显然让他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艾希曼为什么会突然在1939年年初，因为“敌人”流亡者报纸上一篇关于他的文章而做出如此咄咄逼人的反应呢？

后来在阿根廷，甚至在以色列的监狱里，艾希曼于言谈之间仍然难掩第一次在报纸上看见自己姓名时所产生的自豪感。那是“一篇社论，标题为‘犹太人的沙皇’”。^[39]从艾希曼对此事的记忆即可看出，他其实是兴奋过了头，因为那既非以他为主题的文章，亦非与他有关的头条或社论，严格说来只是《巴黎每日新闻报》（PariserTageszeitung）头版一篇边角文章的最后一句。这份以德文在法国发行的流亡者报纸是《巴黎日报》的后继者。^[40]1939年2月15日，名为《来自帝国》的专栏下写道：

盖世太保的强制移民措施

柏林，2月14日

【ITA报道】：上周，布雷斯劳（Breslau）的300名犹太人突然接到盖世太保的命令，必须立刻租下一艘船并在一周之内移居上海。布雷斯劳的犹太社区表示没有足够的钱租船后，盖36世太保宣布“此事将得到妥善解决”。就在同一天，盖世太保从布雷斯劳三位最富裕的犹太人那里查抄了所需金额。不过强制移民的计划暂时失败了，因为船运公司要求以外币支付回程保证金，以防乘客被拒绝入境上海。

盖世太保逼迫从集中营释放出来的犹太人尽快移民出去的压力并未减轻。成千上万新近获释的犹太人团团围住主要位于柏林和维也纳的外国领事馆，以及各种犹太组织的办公室，希望尽快获得移民出去的机会——不论是在什么条件下、要前往任何地方，都无所谓。若他们无法在限定时间——通常极短——内离开德国，将有重新遭到逮捕并被送入集中营之虞。

据悉柏林市即将设置犹太移民中央办公室，在本周内入驻昔日“犹太兄弟会”所在的大楼，由来自维也纳、绰号为“犹太人的沙皇”的党卫队官员阿道夫·艾希曼主管。

根据现有的研究结果来看这篇报道，只能说雅各·兰道（Jacob Landau）和迈尔·格罗斯曼（Meir Grossmann）所创办的“ITA”（JTA）——亦即“犹太通讯社”——堪称消息相当灵通。若从艾希曼在1939年3月的反应来看，该通讯社未免消息太过灵通了。因为的确就在1939年年初这个时候，与日本和中国领事馆的洽商正在进行，以确定两国是否会阻止大规模犹太移民入境。艾希曼已径自委托一位名叫海因里希·施利（Heinrich Schlie）的老朋友过去探听口风^[41]，从完全非官方的途径绕过了外交部。施利是“汉萨旅行社”的经营者，从1937年7月起就和犹太事务部门保持密切合作关系，希望能够从中获得大量生意机会。然而这些外交性质的磋商工作相当棘手，他们一方面不希望这条摆脱犹太人的新途径在付诸实现之前就被堵住，同时也不愿让竞争单位听到风声。文章中的其他细节也八九不离十：只有能够证明自己可以移民出去的犹太人才可能从集中营获释，而且一旦移民逾期，就会立即被重新逮捕。后一种做法在纳粹圈子里也不是秘密，甚至是有效的驱逐手段。威逼和“鞭策”便是他们刻意选择的招数。在纳粹时期，除非是在宣传部任职的那些人，否则不会有谁把强迫移民国外的做法形容为“获得双方一致同意的人道主义行动”。文中有关艾希曼在维也纳大名鼎鼎的说法也同样正确，因为他在当地可绝对没有隐姓埋名。

那么艾希曼为什么会对这篇文章如此愤恨不平呢？这绝不是因为别人送给了他“犹太人的沙皇”这个绰号，因为在纳粹圈子里，这样的诨名是令人垂涎的对象。艾希曼与犹太人代表会面时所提到的“嗜血猎犬”这个称呼，是流传最广的一个。1938年年底之后，艾希曼的同僚和朋友阿洛伊斯·布伦纳（Alois Brunner）和约瑟夫·魏斯尔（Josef Weiszl）二人，也都有此绰号。1944年在匈牙利，艾希曼甚至这样介绍自己：“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嗜血猎犬！”^[42]海德里希也早就被贴上了这个标签，而且它完美契合了充满追捕意味的党卫队形象。^*纳粹积攒的这些昵称具有几乎无限的想象力：在维也纳，布伦纳也很喜欢自称“犹太人苏斯”^*[43]；约瑟夫·魏斯尔是维也纳犹太移民中央办公室在多普尔设置的第一个犹太人营区的主管，也是艾希曼集团最凶残的暴徒之一，他喜滋滋地写信告诉妻子，最近人们称他为“多普尔的犹太人皇帝”（Judenkaiser von Doppl）^[44]；另一名集中营指挥官阿蒙·格特（Amon Göth）则是“克拉科夫的皇帝”（Kaiser von Krakau）。^[45]如此看来，“沙皇”这个绰号比“小总理”更合乎当时人们的口味。即使到了20世纪50年代，艾希曼仍然沉溺于此类比喻之中。他不但多次告诉萨森，自己曾被称为“犹太人的主教”，并且还表示：“我管辖下的人们敬畏我已经到了此种程度，以致那些犹太人简直想把我推举到皇位上。”^[46]任何把自己比拟成犹太皇帝的人，无疑都面临许多问题，但对夸大其词作风的羞愧（或厌恶）并不包括在其中。因此被“敌人”称为“犹太人的沙皇”，对艾希曼而言是受欢迎的恭维，而非值得动气的挑衅。艾希曼后来也承认，他是故意用那篇报纸文章在犹太人代表面前装模作样的。^[47]

文中提到的另一个细节，即柏林市将要设置犹太移民中央办公室，且艾希曼果真在当天向犹太社区代表宣布了它开始运行，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事情的真相是，戈林在1939年1月24日要求海德里希成立全国犹太移民中央办公室，并由海德里希亲自负责。在帝国保安总局1939年3月的季度报告中，办公室正式成立的日期被定在2月27日，开始工作的时间则是3月上旬。然而，《巴黎每日新闻报》的那篇报道早在2月15日即已刊出，并且正确写出了未来的地址：选帝侯大街（Kurfürstenstraße）116号犹太兄弟会所在大楼将是艾希曼日后的工作场所。换句话说，那篇小文章相当于宣布了艾希曼要被晋升到原本特地为海德里希设置的职位，亦即成为全国犹太移民中央办公室的负责人——而当时除了几个当事人，几乎没人知道艾希曼将被调职前往柏林。

这种人事问题对于一个纳粹野心家来说尤其微妙棘手。艾希曼无疑必须忍受上司们的质问，为何如此沉不住气地拿着自己尚未获得的职位到处大肆张扬——而且还是在主要敌人面前。这样的场景想必十分丢脸，以致艾希曼在召见犹太人时表现出侵略性和攻击性，更何况他的一位上司就站在旁边。艾希曼斥责犹太人代表的时候，强调的是报道的第一部分，即强制移民的实际状况。并且提到了一些形容纳粹的典型说法，像是“嗜血猎犬”、“眼睛布满血丝的犹太人的敌人”等^[48]，可是那篇文章根本没有出现此类字眼。由此可见艾希曼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以致做出了过度反应。他被踩到了痛处，因为此事攸关他在自己阵营内的声誉。

这个新闻事件让人更有理由怀疑艾希曼后来在以色列的说辞：他是被迫返回柏林的，因为他根本不想调离维也纳，由此也就动摇了艾希曼关于“维也纳是他一生中最成功时期”的讲法。既然自豪感和对晋升的喜悦能让艾希曼变得口无遮拦，并且在维也纳大肆张扬即将被调职一事，那么他反对调回柏林的意愿一定不会很强。消息的最初来源显然并非柏林的犹太社区，而是维也纳的犹太宗教社群。犹太通讯社的兰道先生固然刚好去过柏林^[49]，但后来的文章显示，《巴黎每日新闻报》在维也纳另有线人。是艾希曼自己说漏了嘴，所以他才会责怪海因里希·施塔尔和其他在场的柏林犹太人代表，未经他同意便去到维也纳，并与当地的犹太宗教社群互通信息。

一个重要人物

艾希曼一再不厌其烦地向世人谈起他的记忆，尽管到了最后往往只剩下具有阿谀意味和反犹太色彩的部分。他曾经以“犹太人的沙皇”之名出现在国际媒体的头版，获得了今日许多人依然梦寐以求的知名度——只可惜那批“巴黎写手”非但不懂得赞赏他的“工作成果”，反而只知道“抹黑”^[50]。从那时起，艾希曼的新闻剪报文件夹就持续变厚：“在1939年之前的和平时期，国外关于我的文章数量十分庞大，以致《冲锋报》（Der Stürmer）从前当过老师的保罗·武尔姆（Paul Wurm）把外国相关文章收集起来，作为礼物送给了我。”^[51]然而我们颇有理由怀疑，帮艾希曼收集剪报资料的人是否果真为保罗·武尔姆，因为艾希曼早在1937年就主动结束了二人的密切合作关系。^[52]其实艾希曼根本不需要这些原始资料，因为许多部门都在收集外国的新闻报道，犹太事务部门当然也包括在内。毕竟监视“犹太世界的新闻媒体”就是该部门的每日例行工作。所以很可能的情况是，艾希曼不想让别人怀疑是他自己收集了那个据称已在战争结束前不久销毁的剪报集。可是艾希曼后来在阿根廷自吹自擂的时候，其话中的骄傲仍显露无遗：“在国内和欧洲其他各国，再没有任何人能够像敝人这般，成为犹太政治生活中家喻户晓的人物。”^[53]在艾希曼的下属中间，他们那位上司的赫赫威名当然更非什么秘密，况且他还登上了国内的煽动性报刊。^[54]

根据艾希曼的讲法，下一篇关于他的报纸文章似乎是针对布拉格犹太移民中央办公室（Prague Central Office）而发。^[55]他告诉萨森：“当我被派到‘保护国’^*的时候，又有一家外国小报写到了我。”^[56]这一回的“小报”是《建设》（Aufbau），即为“纽约德国犹太人俱乐部”发行的月刊。1939年9月号在第8页刊登了一则小小的公告：

布拉格：在突击队领袖艾希曼的主导下，“移民办公室”已开始将保护国的全体犹太人迁至布拉格。无论以何种方式，每天必须有200名犹太人离开那个占领区。

艾希曼当时的官阶为“党卫队高级突击队领袖”。^*文中提到的“突击队领袖”并非任何纳粹官阶，而只是一个军事职位，这可能是党卫队千奇百怪的新创官阶名称屡屡在国外造成的又一个误解——毕竟艾希曼从来没有担任过什么“突击队领袖”的职务。但就其他方面而言，那篇短文的来源也算可靠。同年3月以前，艾希曼除了维也纳中央办公室的工作之外，也忙于建立柏林的全国犹太移民中央办公室。如今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以“保护国”的名义并入德意志国（Deutsches Reich），他更必须从一开始就参与布拉格中央办公室的组织工作，甚至还跟家人一同移居布拉格。薇拉·艾希曼于是在1939年年底，当她身怀六甲、即将生下第二个男孩的时候，与丈夫搬进了捷克犹太作家埃贡·埃尔温·基施（Egon Erwin Kisch）昔日的住所。她的一些家人也跟着搬进了同一栋楼房——作为一名事业新贵的妻子，她能够获得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从1939年7月14日开始，艾希曼在布拉格的活动皆有明确记录可寻，因为在那一天，他作为瓦尔特·施塔勒克（Walter Stahlecker）^†的“代表”，出面与保护国的政府进行谈判。^[57]施塔勒克是党卫队区队领袖，与艾希曼私交甚笃。他不但把艾希曼介绍为自己的代表，还介绍艾希曼是一些样板机构的负责人，而布拉格犹太移民中央办公室就将按照那些机构的模式——即按照“全国模式”或“柏林和维也纳模式”——建立。施塔勒克还邀请在场人士前往维也纳实地参观。^[58]布拉格犹太社区的代表人员从一开始就明白他们在跟谁打交道，而且知道自己既然奉命成为日后在布拉格的联络对象，毫无疑问将被迫与维也纳那些非自愿的“同事们”交流。^[59]早在1939年8月，也就是在艾希曼官方领导的布拉格犹太移民中央办公室成立不到一个月时，伦敦的捷克斯洛伐克情报单位已收到一份关于犹太百姓在保护国处境的内容翔实、来源可靠的报告。文中呈现出的艾希曼形象令人印象深刻^[60]：

党卫队二级突击中队长艾希曼已于7月接掌了盖世太保负42责犹太人问题的部门，此前他是维也纳和东方边区^*负责犹太人问题的重要官员。艾希曼享有特别全权，据称直接向希姆莱汇报。他前往布拉格的目的是要让整个保护国摆脱犹太人。

艾希曼先生立刻积极投身完成这项任务。由于如他所说，他无法逐一跟每个犹太人交涉，于是总共委派了四个人担任保护国犹太社群的代表，他亲自接见这些人并向他们下达命令。他们是布拉格犹太宗教社群的主席埃米尔·卡夫卡（EmilKafka）博士、该社群的秘书弗兰蒂泽克·魏德曼（Frantisek Weidmann）博士，以及巴勒斯坦办事处的两位代表——卡恩（Kahn）博士和埃德尔施泰因（Edelstein）秘书长。艾希曼接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魏德曼博士送去维也纳24小时，实地考察当地的各种设施。等魏德曼博士回来以后，艾希曼便下令即在布拉格的犹太宗教社群设置移民部门。

“中央办公室”实际上是“一个由盖世太保：艾希曼先生及其同僚金特（Günther）、巴尔特（Bartl）、诺瓦克（Novak）和富克斯（Fuchs）领导的机关”。个别捷克机构的代表人员也在此工作，“因为艾希曼先生已经下令，从现在起，任何其他机关都不可以向犹太人核发任何许可证……布拉格犹太宗教社群向艾希曼先生保证，每天将有250名犹太人前往中央办公室申请移民许可”。然而完成这个配额成了很大的问题，于是该文继续写道：

犹太人正面临着一场真真切切的灾难的威胁，因为艾希曼先生确信：只要被逮捕两三次之后，每一个犹太人都会想尽办法移民出去。艾希曼先生处心积虑地在当地犹太人中营造一种氛围，即能够获准移民出去就是不幸中的万幸，纵使身无长物也不打紧。如此一来，凡是有办法把大批犹太人运送出去的个人或“旅行社”都会特别受到眷顾。艾希曼先生更允许一些来路不明、收取高额费用的人员运输业者，将自己的办事处搬到布拉格。于是出现了那些臭名昭著的可恶非法运输行动，把人运往巴勒斯坦、南美洲和其他地区。全球新闻媒体纷纷刊登详尽的相关报道……

在组织移民行动的同时，艾希曼先生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清除保护国内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中间营造必要的氛围，促使他们“渴望移民出去”。他更特别规定，所有犹太人都必须迁居到布拉格。……此举意味着摧毁他们的生计。艾希曼先生认为，这些人该怎么活下去、将要住在哪里，不是他要操心的事。如果布拉格的一个房间里面挤了10～15名犹太人，他们将会更努力地想办法移民国外。艾希曼先生在保护国这里所施展的手段，跟他在东方边区用过的方法如出一辙。

任何干预或解释都无济于事。艾希曼先生口头下达的指令就是法律规定，并且已经开始执行。

无论这篇报道的撰写者是何许人也，他显然认识艾希曼本人。字里行间清楚地呈现出艾希曼这名党卫队代表是何等重要。有别于耶路撒冷的艾希曼，这个艾希曼在发号施令和做决定的时候，能够毫不困难地说出“我”这个字。这个艾希曼安排遣送、发出指示、给予许可、采取措施、下达命令、接见下属，无论如何，这篇报告都不会让人对艾希曼的行为产生任何疑问。至于《建设》文章中同样报道的将捷克犹太人全部重新安置到布拉格的做法，更完全符合艾希曼在维也纳已经有效遵循的一种模式：所有犹太人都必须搬到首都，以便能够最快速地从那里移民出去。在布拉格，艾希曼甚至不再试图隐瞒此一措施的真正意义：生活条件越是穷困艰难、所处环境越是危机四伏，那么被迫移民出去的压力也就越大。

借由一股脑儿地驱逐犹太人和没收犹太财产的行动，到1939年夏末，艾希曼已经在奥地利、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所谓“国家老区”（Altreich）的犹太人团体中取得了显著地位。在自己人的圈子里面，这种不断上升的权力地位同样没有受被忽视，因为艾希曼很快就被看成“在维也纳和布拉格设立移民中心的人”。^[61]与此同时，艾希曼也从海德里希的平步青云中获益良多。在一个不那么注重官阶，而是建立在庇荫关系之上的体系里，这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艾希曼后来曾令人印象深刻地描述这种“候见室威望”（Vorzimmer-Autorität）：“我从来不必在海德里希的候见室等很久。尽管待在那里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事，因为可以遇见各式各样的人物。而大家都知道，凡是能够进入海德里希候见室的人……无论官阶高低，都大有来头。”^[62]——类似阿道夫·艾希曼那样的角色。

败中取胜的招数

在《建设》刊出那篇短文的同一天，德国对波兰的入侵开始了。此事不仅改变了新闻报道的优先顺序，更大大扩展了艾希曼的活动范围。被大肆报道的“东方生存空间”（Lebensraum im Osten）非但给“犹太人问题”新增添了300多万波兰犹太人，同时也为移民与迁居的计划开启了新的可能性：如今除了敲诈、劫掠和驱逐犹太人之外，还能够在个人职权范围内，把他们从社会的边缘遣送到帝国扩大后的版图上更加荒凉的边缘地带。得益于全面深入的研究，现在我们已相当清楚1939年10月，在艾希曼的领导下，首次将犹太人从维也纳遣送到摩拉维亚的俄斯特拉发（Mährisch Ostrau[Ostrava]）时的情形。不过即使早在1939年的时候，这个在东方建立“犹太人保留地”的计划就已经受到外界注意。伦敦《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和《巴黎每日新闻报》分别在1939年10月23日和24日报道了一个准备设置在卢布林（Lublin）附近的“犹太人保留地”，称“波兰全境的犹太人将被遣送到那里”。随后几天，这两家报纸继续追踪报道了“希特勒的犹太人国家计划”。^[63]第一篇关于将犹太人从维也纳驱逐到摩拉维亚俄斯特拉发的报道出现于1939年11月18日。虽然因为从一开始便困难重重，计划在此时已经停止许久，不过就这种通常会高度保密的问题而言，消息泄露的时间还是早得惊人。^[64]

艾希曼自己对消息的泄露难辞其咎，因为他曾要求维也纳和布拉格犹太社区的主要代表随第一批被遣送者一起前往尼斯科（Nisko）附近的桑河（San）沼泽地。本亚明·穆尔默斯坦（Benjamin Murmelstein）、尤利乌斯·伯斯汉（Julius Boshan）、贝特霍尔德·施多费尔（Berthold Storfer）、雅各布·埃德尔施泰因和里夏德·弗里德曼（Richard Friedman）等人暂时还没有遭到遣送——他们必须眼睁睁看着这个蓄意谋杀的计划执行。^[65]他们于是见证了艾希曼在摩拉维亚俄斯特拉发和尼斯科两地的表演，艾希曼在尼斯科更至少发表过一次“欢迎演说”。对这种妄自尊大的表现，除了战后的描述之外，1939年11月25日的《巴黎每日新闻报》上面已可找到一篇标题为“由SS骷髅头单位看守的保留区”的专文。其最后一段是：

根据来自华沙的报道，盖世太保特务爱尔曼（Ehrmann [!]）已经抵达该地。此前他相继是维也纳和布拉格的“犹太事务专家”。他来自巴勒斯坦的德国殖民地萨罗纳（Sarona），会说意第绪语和希伯来语，是尤利乌斯·施特莱彻的密友。在布拉格，他曾经威胁恫吓犹太人，要是不赶紧移民出去就会遭到大屠杀，但同时他也给移民许可申请者制造了最大的麻烦。

即使那个打字错误也掩盖不了文中人物的身份，因为所描述的内容——如我们在后面会看到的——已经清楚得无以复加了。^[66]至于文中提到他是尤利乌斯·施特莱彻密友一事，非但不正确，而且肯定会惹恼艾希曼。该文的其余部分展现了尼斯科行动（Nisko-Aktion）在新闻界激起的强烈回响，并且引述了丹麦、瑞典和波兰的报纸。遣送犹太人的首次尝试吸引了新闻媒体的大量关注，因此很难理解为什么还会有人大费周章，另外邀请目击者过去见证。无论如何，纳粹党不太可能仅仅是低估了行动所产生的舆论效应。因为即便一个小型犹太人社区理事会，其在纳粹党人眼中所具有的国际影响力，也远远超过了大型犹太社区的实际能力。艾希曼及其上司们最初的打算，或许是想通过让犹太社区的主要代表陪同人员运输，来安抚被遣送者与一般大众。根据经验，显要人物的在场能够给人受尊重、有地位的印象。这种印象至关重要，因为这毕竟是一次破天荒的尝试，要让成千上万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在众目睽睽之下登上火车，驶向连他们自己都不清楚的目的地。纳粹党人非常重视这次尝试产生的公众效应，于是全程详细记录了各种舆论反应。^[67]也有可能，尽管这个实验从一开始就陷入困难，但他们希望通过有人亲眼见证，给停滞不前的移民行动施加更多压力。

事到如今，替代移民国外的做法已不再是留在维也纳市内，忍受艰苦条件并要处于暴力和骚扰的阴影下，而是前往一个与外界断绝联系的沼泽地带。因此，艾希曼在返回布拉格之后告诉埃德尔施泰因：“每天来到布拉格犹太移民中央办公室的移民出境者人数必须增加，不然的话，布拉格的犹太移民中央办公室就要关闭了。”同时，他允许埃德尔施泰因离开保护国，前往外国谈判。^[68]如果“尼斯科计划”的确像一些研究者和艾希曼本人所说，是一个完全失败的纳粹计划（或者如艾希曼以他特有的那种令人受不了的表达方式所称的，是个“天杀的耻辱”[Mordsblamage] ^[69]），那么艾希曼至少也再度设法对之加以充分利用：他把桑河沼泽地用作最后通牒来施压。埃德尔施泰因借前往的里雅斯特（Triest）的机会把他的尼斯科报告带到境外。伦敦《泰晤士报》（Times）随即以此为基础，在1939年12月16日刊发了近300行的长文。开门见山的标题——《纳粹的计划：一条通向灭绝的无情道路》（‘The Nazi Plan: A Stony Road to Extermination’）——毫不含糊地揭露了所发生的事情：据保守估计，在波兰有上万人死亡，数十万人遭到驱逐。有报道指出，犹太社区“被迫参与这项令人毛骨悚然的工作”。文中充满遣送过程的相关细节，并使用了诸如“犹太人保留地”（Judenreservat）、“生存空间”（Lebensraum）和“残余波兰”（Polish Reststaat）之类的德文术语。^[70]

纳粹党人对那篇文章的反应迄今不详，但他们无疑曾经读到过，而且艾希曼扶摇直上的职业生涯未曾因此受到任何伤害。纳粹的波兰总督汉斯·弗兰克（Hans Frank）试图阻止运送任何犹太人进入其辖区，然而就连他的怒火也奈何不了艾希曼。有传言说弗兰克已经签署命令，只要艾希曼再度踏上“波兰总督府”（Generalgouvernement）的土地，就立刻加以逮捕。但艾希曼却把此举当成一个愚蠢至极的笑话。他在阿根廷趾高气扬地解释说：“他下达了命令，要逮捕一位帝国保安总局的成员、一名高级部门主管，由此可见他是多么妄自尊大。这就是弗兰克的风格，他是个自大狂，开始表现得像个独裁者，以为那么容易就可以把我抓起来！”艾希曼接着说了自己公然做出这种推测的理由：“他显然把我当竞争对手看待。”^[71]但真正妄自尊大的人其实是艾希曼，认为汉斯·弗兰克——希特勒的律师和波兰占领区当时的总督——在与阿道夫·艾希曼的权力斗争中，从一开始就屈居下风。无论是弗兰克本人，还是嘲笑弗兰克失敬的人，都没有把这位“艾希曼”看成一个听命行事、毫无影响力的小小官僚。

完美的希伯来专家

《泰晤士报》刊出那篇专文三天后，艾希曼奉命掌管帝国保安总局第四局（Amt IV des RSHA，即“盖世太保”）辖下的“R特别部门”（Sonderreferat R）。该部门后来在1940年1月30日与全国犹太移民中心合并，划归到负责被占领地区的第四局D处（IV D），更名为第四局D处4科（Referat IV D 4）。^*这个改变大大扩展了艾希曼的职权范围：除了逼迫犹太人移民之外，现在他还要负责协调将犹太人迁移到东方的各种计划。艾希曼随后的晋升更加表明，没有人怀疑他组织大规模人口迁徙的能力。从1940年4月起，他和一位同僚还另外接手了位于波森（Posen）的移民安置中心，负责执行希姆莱“清空瓦尔特高（Warthegau）的异族人”的计划。于是波兰人和犹太人被强制迁出，以便让位给来自沃里尼亚（Volhynia）和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的德裔移民。^*有趣的是，艾希曼的声名此时已经传到了波兰。当时住在索斯诺维茨（Sosnowitz）的弗里达·马齐亚（Frieda Mazia）后来在1961年出庭作证：

我们大约在1940年年初就已经知道，如果有高阶的德国官员或军官过来，大家还是躲藏起来为妙，千万别在街头露面。……有传言说绝对不能跟他们接触，因为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出生在巴勒斯坦的德国殖民地，不但会说意第绪语和希伯来语，而且熟悉所有犹太习俗。^[72]

马齐亚女士在这里的证词，并不是受了战后才知道的信息的影响。除了前面引述的《巴黎每日新闻报》的专文，另一篇关于艾希曼的最有影响力的文章亦表明了这一点。1940年12月6日，纽约的《建设》刊发了一小段文字。这回不但完全集中于艾希曼，甚至还出现在头版：

完美的希伯来专家

艾希曼专员是盖世太保新派往罗马尼亚的密探和刽子手，他已经在本周抵达布加勒斯特（Bucharest）。艾希曼来自巴勒斯坦，诞生在特拉维夫（Tel-Aviv）附近萨罗纳的圣殿骑士封邑。他能说一口流利的希伯来语，并且熟悉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以及犹太复国运动各个团体的人物、影响力和政治倾向。

这篇短文几乎没有讲对任何事情，也正因为如此，艾希曼才特别感到沾沾自喜，毕竟所有那些传说的来源恰恰就是他自己。艾希曼来自莱茵兰的索林根（Solingen），不过他知道那个位于巴勒斯坦、名字铿锵有力的圣殿骑士聚落——虽然即便在《迈尔大字典》（Meyers Lexikon）上面也查不到“萨罗纳”那个地名。或许艾希曼是从利奥波德·冯·米尔登施泰因（Leopold von Mildenstein，他的顶头上司和受人钦佩的近东问题“专家”），或者从他的朋友奥托·冯·博尔施温（Otto von Bolschwing）那里，听说了有关特拉维夫附近这群激进反犹的德国群体的事情，以及他们如何在1871年之后自诩为圣地的最后一个基督徒堡垒。^[73]当然，也有可能是他在浏览犹太报刊的时候，偶然发现了圣殿骑士聚落的名字。^[74]艾希曼很早就有意使用萨罗纳这个地名，既在自己的阵营之内，也在犹太社区代表及其周遭人士面前，加深了别人对他的印象。海因里希·格吕贝尔（Heinrich Grüber）是柏林市一位专门替不信仰犹太教的犹太人发声的牧师，曾经在1940年直接向艾希曼询问他所谓的出生地。尽管我们不太清楚艾希曼究竟是怎么回答的，但格吕贝尔听完之后显然相信了那个传说。^[75]

艾希曼也向维也纳的犹太人讲述了同样的事情，用以假乱真的流利说辞谈论起弗拉基米尔·泽埃夫·亚博京斯基（Vladimir Zeev Jabotinsky）和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以及二人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不同观点，还提到只有犹太人才感兴趣的名字。^[76]本亚明·穆尔默斯坦也曾亲耳听过艾希曼讲他的身世故事。^[77]迪特尔·维斯利策尼（艾希曼的同僚和朋友，他们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爱恨交织）曾讲述过几个不同的版本，内容都可以总结为：艾希曼讲了自己的故事之后，欣喜地发现人们相信了，于是意识到这个传说能派上多大的用场——例如让他可以堂而皇之地谎称自己会说希伯来语，而且对犹太人了解得一清二楚。^[78]

这个故事更宛如一根红线，贯穿了艾希曼的公众形象。1943年人们在荷兰谈论它^[79]；1944年在匈牙利，艾希曼更积极靠它来巩固自己的威权。维斯利策尼也利用它来使犹太社区对他的顶头上司心生畏惧——因为艾希曼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读得懂，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自己又打扮得那么像犹太人，随时都有办法不知不觉地混进他们当中。这种恐怖情景产生了持久的效果，以至于人们在战后都还担心艾希曼会冒充犹太人秘密前往巴勒斯坦，躲藏在劫后余生的幸存者当中。^[80]据说艾希曼也曾在私下谈话中，向官阶高出他许多的党卫队指挥总部（SS-Führungshauptamt）的集中营督察长里夏德·格吕克斯（Richard Glücks）讲过萨罗纳传说。那个传说在许多方面对他的声誉产生了助益。

鉴于艾希曼两三下就足以在同事们面前装出完美希伯来专家的样子，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不少关于他如何有效打造自己角色和形象的方法。^[81]艾希曼根本不会希伯来语，而且也只能说一点点意第绪语。或许是受到他所钦佩的米尔登施泰因的激励（米尔登施泰因同时通晓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艾希曼曾试图学习那两种语言，但很快就达到了自己的限度。事后回顾时，他把第一次尝试的时间定在度蜜月之际，也就是1935年3月。^[82]有证据表明，他在1936年夏天首度提出申请，想找一位犹太裔的希伯来文教师，但被海德里希拒绝了，并且向他推荐了一位“雅利安人”语言老师。虽然那位老师愿意效劳，后来却没有了下文。^[83]米尔登施泰因大约在同一时间被调离，部门的语言问题随即在第二年变得越发严重，因为已经再没有人能够阅读希伯来文了。尽管尝试了“自学”，但艾希曼还是对希伯来文一窍不通，而他在1937年6月第二次提出的拜师申请又遭到了拒绝。^[84]艾希曼称他随即买来一本教科书，扫罗·卡莱科（Saul Kaléko）编著的《大家来学希伯来文》（Hebräisch für Jedermann）。^[85]然而既不同于书名，也不同于艾希曼的讲述，那本教材即便对训练有素的自学者来说也相当不容易，顶多只适合作为艾希曼办公桌上令人印象深刻的摆设品罢了。

于是1938年，艾希曼自掏腰包，在维也纳跟本亚明·穆尔默斯坦上了几小时希伯来文课，但这也没有带来多少帮助。^[86]奥地利和匈牙利的证人们都认为，艾希曼不过是很有技巧地用一些简单的句子虚张声势罢了。^[87]1960年在以色列的时候，艾希曼显然完全听不懂希伯来语，而且也无法阅读。然而，他仅仅靠着几个短句和不至于把希伯来文书拿颠倒的本事，便足以扮演内行人的角色。

这必须归功于艾希曼的表演天分和良好的记忆力，但同时也是由于德国的犹太人并不习惯有人对他们这么感兴趣，况且对方还是一名纳粹党员。纳粹成员当中竟然有人这么了解犹太人，实在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反过来也说明艾希曼必然已经是纳粹政权特别引人关注和特别出名的人物，否则那些传说根本不可能出现并流传得这么广。

艾希曼从一开始就密切关注自己的公众形象，并千方百计设法加以影响。连他最后的那些注记，也只能视为对别人关于他的书籍和论断所做出的回应。1961年出庭受审时，艾希曼的反犹太主义偏执导致他过分高估了学术界和新闻界的“沆瀣一气”；同样，1939年在柏林对着犹太代表们大发雷霆的时候，艾希曼也高估了外国新闻媒体在他自己国内的影响力。那些报刊根本不准输入德国，即使连拥有它们也是危险的事情。“世界犹太集团”与“国际新闻界”和“遭到渗透的学术界”之间密切互通消息，这仅仅存在于纳粹的噩梦之中。但这并不表示艾希曼出现在欧美报刊上的公众形象只不过是来自远方的幻影。消息来源是纳粹暴力所及范围内的线人，因此即便最不切实际的文章，也多少能够向我们呈现此人带来的影响。

理想的象征符号

阿道夫·艾希曼不是第一个意识到公众形象能够发挥极大作用的人。对象征符号和理念所能产生效果的认知，正是纳粹党成功的秘诀之一。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早已发出提醒，千万不要低估一个象征性人物所能产生的影响。艾希曼20世纪50年代在阿根廷说，自己是在战争爆发后才终于成名的：“我在各地声名大噪。”^[88]他的名字甚至出现在昔日同僚在维也纳出版的一本书中。^[89]但艾希曼名闻遐迩的主要原因，还在于他的受害者们看得见他。“仅仅靠着新闻媒体，艾希曼这个名字就已经成为一个符号……总而言之，犹太人一词……变得跟艾希曼这个名字密不可分。”^[90]一个原先毫不起眼、名称改来改去的公家机关，早已被每个人简称为“艾希曼办事处”^[91]，艾希曼在国外的代办人员则被称为“艾希曼别动队”（Sonderkommando Eichmann）。^[92]这类用语极具影响力，以致在纽伦堡审判的证人陈述当中还不时出现。这一现象不能完全用“艾希曼与帝国保安总局的许多部门负责人不同，在战争期间一直留在他的职位上”来解释。要是没有合适的公开露面机会，他永远不可能为自己赢得这样的名声，而若无这样的名声，“艾希曼办事处”便不可能长年有这样的权力地位。一个人只能在自己手臂够得着或者命令可达的范围内活动，而艾希曼的形象却能够在他从未去过的地方产生影响，先决条件是有人把他的声名传播到那里，即便那个人是敌人也无妨。艾希曼曾解释道：“人们认为我拥有的权力比我实际掌握的大得多，结果每个人都以为自己受到监视。”^[93]而这只不过是因为人们害怕他所谓拥有的权力罢了。

纳粹党的权力概念是非常个人化的，而其取得快速成功背后的机制不只在高层才发挥作用。艾希曼和他的同僚们很快就意识到，一个元首般的人物多么有利于延揽权力。这是促使艾希曼不愿意躲在阴影下，也不吝于自我标榜的根本原因之一。那些人需要一块挂得出去的招牌，使它跟犹太人问题“不可救药地联系在一起”，而“艾希曼”这个名字正是那块能够取信于人的招牌。艾希曼后来试图让这种选择看起来像是出于偶然——此种观点进而不时出现在一些关于艾希曼所扮演角色的书籍和专文当中。然而还有什么其他名字被考虑用作象征符号呢？

艾希曼密切关注其在公众中建立起的与日俱增的名气，因此他不会没有看到，自己的所作所为也跟着越来越出名。国际新闻媒体对此做了报道，纳粹党人则巨细靡遗地研读“世界犹太集团”的报刊文章——在一场同时使用“思想武器”的战争中，新闻检视不啻前线侦察任务。随着艾希曼的计划与行动跟他的名字成功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在他自己看来还是在同僚们的心目当中，艾希曼的重要性都在不断提高。与此同时，许多人也因为艾希曼出席部级协商会议和规划会议而对他熟稔起来。尽管我们对透过个人生平来看待历史带着十二分的小心，仍不免惊讶地发现，竟然在那么多重要会议的与会者名单上都找得到艾希曼的名字。他从一开始便参与了各项准备工作，主导各式各样的实验，而那些实验——诸如维也纳中央办公室、多普尔强制劳动营、桑河河畔的尼斯科犹太人保留地、遣送斯德丁（Stettin）^*犹太人的行动、建立犹太人隔离区，甚至首次大规模灭绝的尝试——全部可以看成日后大屠杀惯用手法的滥觞。等到海德里希在臭名昭著的万湖会议（Wannseekonferenz）上正式指派他负责全面协调“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的跨部门合作之后，艾希曼的职业生涯水到渠成地来到下一个阶段。这种丧心病狂的项目需要能想出非传统解决办法的人，以免陷入冗长烦琐的官僚程序。艾希曼在维也纳犹太移民中央办公室的领导工作，及其之后的所作所为，一再向每个人证明，他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他被认为具备组织方面的才华，有办法完成从来没人做过的事情。其他人每逢束手无策的时候，就会向艾希曼求援。例如，斯特拉斯堡大学（University of Strasbourg）的“骨骼收藏”要求取得仍然活着的“犹太裔布尔什维克委员的颅骨”。由于艾希曼的支持，这也是可以办到的。^[94]

棘手问题解决专家的声誉让艾希曼自鸣得意，甚至在他既非倡议者亦非主要推动者的情况下，也有办法让别人相信某项计划出自他的主意。例如所谓的“马达加斯加计划”（Madagaskar-Plan），直到今天都还跟艾希曼的名字连在一起，即便已经证实，最初的想法并非来自艾希曼，他甚至从来不曾具体参与过那项计划。^[95]但他还是成功了，以至于直到今日，尽管反驳的证据确凿，在谈论这项人口迁移计划时，却没有人能不提起他的名字。在后来的岁月里，艾希曼极力转移人们的注意力，意图在环境丕变之后淡化自己当初所扮演的角色，但这种做法反而更进一步确认了他昔日掌权时所实际享有的地位。只有心虚的人才会设法隐瞒，而艾希曼在这方面的做法效果惊人。

因此，历史学界花费了不少时间，才弄清那些大规模人口驱逐和迁移计划的重要意义，而艾希曼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作为“IV R特别部门”^*的负责人，他的职责是“于东方地区进行人口驱逐之际，总管安全警察相关事宜”。与艾希曼同时代的人更清楚其中的关联，这从内政部的一份报告中即可看出端倪。该报告指出，1941年9月，艾希曼主张扩充犹太人的定义，把“半犹太人”也包括在内，“他极力支持新的规定，尽管对于应该采取什么形式没有表态”。报告中关于他的个人简历写道：“艾希曼曾负责在维也纳和布拉格设立移民中央办公室，并指挥了将斯德丁等地的犹太人遣送至波兰总督辖区的工作。”^[96]

1940年2月13日夜间将犹太人驱离斯德丁，以及随后发生在波森和施奈德米尔（Schneidemühl）^*的驱逐行动，成为重新规划整个东方占领区的序幕，并引起了全球媒体的注意。^[97]各国的反应受到纳粹的密切监控，艾希曼更利用了这种原本让人感到紧张的国际关注，一如从前利用失败的尼斯科计划那般，在次月和犹太人代表举行会谈时施加压力——威胁他们如果未能达到所要求的移民配额，就会采取类似的“人口迁移计划”。^[98]艾希曼的公共形象使媒体夸大了他在人口迁移工作中的角色。他处心积虑地强化别人的印象，让人觉得他隐藏在每件事、每个人的背后。再加上媒体对人口驱逐的报道，那一切所构成的恐怖情景不是外人能够想象的。尽管国际新闻界也报道了过度的暴力，甚至做出加油添醋的宣传，但在当时却反而被艾希曼利用，而没有对他造成伤害。各种报道中越是充满“那是艾希曼干的好事”这种论调，人们越是“纯粹出于习惯把一切事情都算到他的头上”，他的名声也就跟着越发响亮。^[99]艾希曼不仅看透了这种舆论传播的机制，甚至还将其为己所用。

公关活动

作为东部人口迁移工作的协调者，不论在受害者还是他的同僚看来，艾希曼的自信都显而易见。1941年1月，希姆莱出于自我吹嘘和公共宣传的目的，下令筹备一项将在同年3月举行的名为“大返乡”（Die große Heimkehr）的展览，以庆祝“引领回家”（Heimholung）人口迁移政策的成功。艾希曼迫不及待地要趁此机会大显身手。他竭尽全力，终于成功地“在人口迁移展览中，为强制撤离行动争取到一个特别展厅”。虽然纳粹党国外德意志民族事务部（Volksdeutsche Mittelstelle）由于担心负面的舆论反应而宁愿避开这个部分^[100]，艾希曼还是力排异议，实现了他向德国公众展示其“成就”的愿望。所以一方面是欢天喜地的新移入者的照片，另一方面则是被驱离的人数以及图片资料。但不管艾希曼再怎么信心满满，到头来依旧无济于事。开展的日期先是被延后到1941年6月，又在希姆莱视察过后于最后一刻喊停，敷衍那些大失所望的部门专家们开展日期推迟到1942年3月。结果那个展览从未举办，部分原因在于实际取得的“成功”不尽人意。然而这个过程表明，韬光养晦的生活从来都不是纳粹的理想，他们自我炫耀的冲动往往甚至必须被压制，因为国家领导们有时会觉得，对某些正在发生的事情选择隐瞒才是更聪明的做法。

***

1941年年初，“艾希曼办事处”再度扩大编制，此后三年多的时间都改称第四局B处4科。“IV B 4”这个缩写即便在战后依然维持着标志性的名声。艾希曼的名声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变得越来越响亮，这从伦敦流亡者日报《报纸》（Die Zeitung）在1941年10月24日引述瑞典报道发表的一篇专文中即可看出：

大规模谋杀柏林犹太人

斯德哥尔摩《社会民主党人报》（Social-Demokraten）针对5000多名柏林犹太人被强制遣送至东方一事进行了报道，详细内容如下：

行动在10月17日夜间开始。党卫队将受害者从床上叫醒，命令他们穿好衣服并打包随身行李。接着他们被立即带走，住宅被贴上封条，屋内留下的私人财物则被视为已遭没收。遭到拘捕的犹太人被驱赶至铁路货车站和一些犹太会堂的废墟，然后在10月19日被集中遣送到东方。他们都是50岁到80岁之间的年迈男性，以及妇女和孩童。他们将在东方“投入有用的工作”，这意味着他们要排干罗基特诺（Rokitno）沼泽的水。这项工作将在俄罗斯的冬季由老人、妇女和孩童完成——身上穿着他们被拘捕时所携带的衣物。由此可见，这项行动毫无疑问是有预谋的对犹太人的大规模杀戮。此次行动的领导人是党卫队集团领袖艾希曼。^[101]

党卫队集团领袖的位阶相当于中将，对艾希曼来说根本遥不可及，毕竟他在那时候还只是一名党卫队二级突击大队长。^*尽管艾希曼在以色列法庭上声称，他只不过是帝国保安总局里面一个小小的官员而已，但人们在20年前可并不这么看待他，那么高的官阶显得完全合情合理。^[102]当时的文件表明，艾希曼在遣送柏林犹太人的行动中发挥了主要作用。1940年夏天，戈培尔提出要求，务必要在即将获胜的战争结束之后，立刻“于不超过八个星期的时间内，将6.2万名仍居住在柏林的犹太人全部运往波兰”。^[103]1941年3月20日，艾希曼在宣传部的一次会议上宣布，如果与已获希特勒批准的遣送六万名维也纳犹太人的行动结合起来，驱逐1.5万名柏林犹太人将是可能的事情。根据会议记录，此次讨论的结果为：“委由艾希曼同志针对遣送柏林犹太人一事，为省党部领导人（Gauleiter）戈培尔博士^*研拟建议方案。”^[104]这个方案固然暂时还需要从长计议，因为必须考虑到，“当前的生产工作需要每一名具有工作能力的犹太人”，但艾希曼从一开始就已经参与了那个构想。受莫斯科战役的影响，行动方案又发生了改变，而一场灭绝战的暴戾氛围，更进一步让之前人们连想也不敢想的某些“解决办法”变得可以接受。戈培尔马上意识到这个机会，早在1941年8月18日便重新提起“柏林犹太人”的问题。他不但和希特勒讨论这个问题，接着还展开了长达好几个星期之久的反犹太新闻宣传活动。德国境内的第一波遣送行动开始于1941年10月15日，柏林的第一次运输工作则发生在10月18日，将1013名犹太人送往罗兹（Lodz）。

这个消息立即得到广泛传播，再一次登上了《建设》的头版。那篇文章给哲学家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把它剪下来拿给自己的朋友特奥多尔·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看，并且保存了下来。^[105]接下来的几天，这一事件受到国际新闻界的普遍关注，以致戈培尔在1941年10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从柏林清空犹太人的行动，尽管只是小规模的初步行动，还是成了敌方宣传的一大主题。”^[106]斯德哥尔摩《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消息正确无误，只不过“5000多人”并非柏林被遣送离开者的数目，而是自10月18日至出刊日期之间被遣送的总人数，还包括了来自维也纳、法兰克福、布拉格和科隆的犹太人。^[107]这些事件过于骇人听闻，以致负责组织的那个人被冠上了如此高的位阶。艾希曼的形象与此一点也不冲突，这表明他后来宣称自己“只负责运输相关事宜”的说法显然只是为了自保而已。对1941年的艾希曼来说，那种角色未免太大材小用了。

穷凶极恶的引诱者

1941年年底，“最终解决方案”的含义已经完全转向“毁灭”（Vernichtung）。由于艾希曼宣称是他“创造”出了“最终解决方案”一词^[108]，甚至还吹嘘说，戈林的命令使他从此能够“径自排除其他部委和机关的一切异议与影响”，因此这种含义上的变化也跟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109]艾希曼从一开始就前往东方，以便亲自视察各种灭绝设施，而且他的造访当然都被记录了下来。艾希曼日后描绘自己是一名为了机密任务而独自出差的文书人员，与事实根本扯不上什么关系。他自己甚至曾不经意间嘲讽了这个形象。在阿根廷时，艾希曼称他一直担心在面对恐怖场景的时候不能维持自制力，“因为总有下属像一条尾巴似的跟在我们后面。他们会把这种表现解读成软弱，并且消息马上就会像野火一样蔓延出去”。小小的听命行事者或许能够表现得踯躅不前，可是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艾希曼呢？——“那可绝对不行！”^[110]他有义务扮演好自己的象征性人物角色。

密切盯着他的不只是艾希曼自己的同僚。虽然世人对疯狂的大规模谋杀感到难以置信，因而起初未曾做出反应，但这并不意味着艾希曼的所作所为没有见诸报纸。国际新闻界在1942年3月即已消息灵通地报道了有关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Theresienstadt）的计划^[111]，从5月起更开始报道了大规模谋杀，而且早在同年春天，报纸已威胁要采取反制行动来收集犯案者的姓名。^[112]流亡者报刊记录了对“鲍姆反抗小组”（Widerstandsgruppe Baum）成员的滥捕滥杀^*，而且有证据表明艾希曼曾经参与此事。^[113]同样受到公开谴责的还有华沙的情况^[114]、遣送法国犹太人出境的恶劣情状，以及“儿童转移”（Kindertransporte）列车的背景——今天我们知道是艾希曼下令让那些火车“滚”向毁灭。^[115]1942年11月的报道首度提到海乌姆诺（Chełmno）^†，以及艾希曼在当地视察过的毒气卡车。^[116]披露纳粹谋杀计划的报道中所引述的数字非常骇人听闻（但后来证明正确无误）^[117]，以致盟军在1942年12月17日公开威胁要追究所有涉案人员的刑事责任。

犹太人政策方向的改变，意味着新闻媒体失去了可能的用处：只要艾希曼继续跟犹太人讨论移民配额和资金事宜，并为此需要国际组织的合作，威胁恫吓就是有用的手段。然而，等到目标变成谋杀之后，就再也没有进行协商的必要了；之前或许有利于谈判的威逼恐吓的形象，如今已然成为遮掩谋杀意图时的障碍。于是不可再做出威胁，反而要让人安心、放心、转移注意力，并加以安抚，否则就没有办法顺利组织大规模的遣送行动。若必须先把人运送到另外一个地点，然后尽可能不为人知地加以杀害，那么就一定要让这些人或多或少卸除心防，愿意登上火车。谁要是不抱着一丝希望，相信事情或许还有转圜余地的话，就完全不会有动机这样做。汉娜·阿伦特很贴切地称之为“较小的恶的逻辑”（die Logik des kleineren Übels/the logic of the lesser evil）。

艾希曼总是有办法引诱他的犹太谈判对手们做出让步与合作。其唯一的凭借就是让他们期待，跟艾希曼进行“谈判”能够防止更糟糕的情况发生。有鉴于此，不难想象一旦那些人发现自己落入了陷阱，会是何等莫名惊骇。在运输途中、在集中营内，以及直接面对灭绝机器的时候，那些非自愿的合作者才终于意识到，他们曾被卷入了什么样的事情。如果在此觉醒的时刻不产生这种印象，认为自己已沦为一个恶魔般的凶手——一个披着人皮的恶魔——的牺牲品，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日后一些令人闻之色变的标签，诸如“卡利古拉”、“大审判官艾希曼”、“无情的怪兽”等等，都根源于被迫认清纳粹犹太政策真正意图的那些时刻，但也源自那种像真正的暴力威胁一般，让人成为受害者的心理机制。^[118]

就一个权高位稳的操纵者而言，他自己是否名实相符基本上无关紧要。他的名气决定了别人对他的期待，以及相应做出的表现。如果把一名党卫队官员看成生死的主宰者，那么就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余地了。外在的期待会让他变成最受人畏惧的那种模样，于是所看见的一切都将确证相关的谣言，传说也就成了现实。如果谁有办法利用这种相互作用，感受到别人的期望，并有意识地反映别人期望中的形象，便足以完全混淆别人的判断能力。谁要是懂得利用这种依赖、恐惧和期望的循环来玩弄自己的受害者，就能够从一名部门主管升格成为“犹太人的沙皇”。艾希曼及其同僚非常明白：他们能够“通过这种操控获得巨大的跃升”。

“艾希曼”变成了那种机制的具体化身，因为这是犹太社区代表们所知道的名字，而且人们相信那些代表。于是这个名字宛如幽灵般在受害者中间广为传播，即便艾希曼根本不可能亲自在场，或者直接为他们的苦难负责。这解释了为什么许多劫后余生者虽然很可能从来都没有跟他碰过面，却能够回忆起当初遇见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阿道夫·艾希曼时的情景。显然人类自我保护机制所起的作用，让我们既不可能也不愿意把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命运的那号人物，想象成一个微不足道的货色或者低下猥琐的家伙。

凡是经历过苦难、屈辱和死亡的人，都不希望发现自己是完全平庸之人的受害者。因为掌握着我们生杀大权的家伙竟然什么都不是，这个想法只会比有人控制着我们更加令人难以接受。这种机制让人无法清楚看出罪魁祸首的面目，更推波助澜地促进了象征符号的创造，通过单方面限缩自主判断的空间，强化了当权的一方。最终，迫切地想要起码看上自己的折磨者一眼的愿望，导致了一些众所周知的投射性回忆。艾希曼曾“被看见”出现在会议上、机构中，甚至集中营内，然而证据表明，他从来也没有到过那些地方，或者只是在其他时候去过。但我们不可低估那些回忆的参考价值，尤其是它们反映心理投射的一面：受害者们之所以会把穿着长筒皮靴的咆哮者或傲慢的视察官员都当成艾希曼，那是因为“艾希曼”早就不再只是一个具体人物，而是成了人们受其摆布的权势之象征和保证。至于究竟是谁实际体现出并且粗暴地利用了那种权势，反而变得不再重要。这个名字所造成的潜在威胁，远远超出了任何缺乏个性的匿名官僚体制所能达到的程度。

好的新闻，坏的新闻

从艾希曼卷入所谓“菲亚拉新闻事件”（Fiala-Presse-Affäre）一事，即可看出当时德国方面为了各种令人不快的公开报道有多么焦虑，以及艾希曼对国际舆论了解得多么清楚。尽管纳粹不断告诉自己，消灭犹太人乃是维护其自身生存的唯一手段，他们却没有足够信心把这个观点告诉世人。遍布全国各地的密探与监视网络，更意味着他们担心就连本国百姓也无法认同那些谋杀行动。希姆莱很早便意识到，永远也无法把这个“我们历史上的辉煌篇章”形诸文字。他更禁止奥迪洛·格洛博奇尼克（Odilo Globocnik）为莱因哈德行动^*的“英雄们”立碑纪念以流传后世。其他许多不小心留下的痕迹已经给希姆莱带来了足够的麻烦，于是他在1942年夏天下令想办法避免搞出更多新的万人冢，并且要把旧有的那些都清除干净。^[119]任何形式的公开曝光都只会造成伤害。

在德国百姓与外面世界接壤的边陲地带，亦即在被武力夺取或者主动归附但大致仍保留原有政府的那些地区，新闻媒体最有可能带来危险。每当“大规模谋杀”和“灭绝”之类的字眼甚嚣尘上时，艾希曼与同僚们便愈发频繁地遇到令人尴尬的问题，甚至还遭遇反对。于是他们产生了用新闻报道来反制的念头。据维斯利策尼称，他曾向艾希曼推荐了一位名叫弗里茨·菲亚拉（Fritz Fiala）的斯洛伐克记者。^[120]在德文版《边境信使报》（Grenzbote）的德国犹太裔拥有者被没收财产之后，菲亚拉成为该报主编，并且担任其他许多欧洲报社在斯洛伐克的特派员。菲亚拉曾经自告奋勇，愿意以调查记者的身份来实地调查集中营内的“真实情况”，借此纠正它在公众眼中的阴暗形象。

1942年夏天，当希姆莱因为国际新闻界的报道而日益担忧世界舆论的反应时，艾希曼想起了菲亚拉的提议（艾希曼后来却称那是按照希姆莱的交代），在同年盛夏为菲亚拉安排了集中营参观之行。维斯利策尼于是与菲亚拉一同前往位于日利纳（Žilina）的一座斯洛伐克集中营，第二天早上接着驶向卡托维兹（Katowice）。在那里，国家警察局的一名刑事专员陪同二人来到索斯诺维茨——本津（Sosnowice-Bendzin），参观了当地的犹太人隔离区和强制劳动工厂，且在吃过午餐并与犹太老人们交谈之后，继续前往奥斯维辛（Auschwitz）。^*在下午两点到达之后，维斯利策尼与菲亚拉二人受到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赫斯的亲自接待。赫斯向菲亚拉展示了指挥官办公室，以及集中营的个别分区，然后与他们乘车来到斯洛伐克和法国女性进行强制劳动的洗衣房。菲亚拉获准向她们问话并拍摄照片。维斯利策尼显然设法礼貌地婉拒了赫斯的晚餐邀请，即便他后来称那是由于时间安排上的问题。根据维斯利策尼的回忆，他们二人在下午四点钟左右，“或者甚至更早”，便离开了那座集中营。

菲亚拉针对德国的集中营和斯洛伐克遣送出境的犹太人，撰写了好几篇图文并茂的报道，而且他知道那些文字必须先通过艾希曼和希姆莱的审查。至于那些文章为什么一直要等到11月才刊出，此事就令人费解了。^[121]也许希姆莱打算把正面新闻留到他亲自前往布拉格视察之际^[122]，也许他们只是在观望舆论的发展，或者他们对自己的计划已经丧失信心，毕竟那些专文提到了一些人们通常不会主动提起的地名。但不论实情如何，1942年11月7日、8日和10日，《边境信使报》刊载了三篇很长的文字，配图的照片上呈现出笑脸迎人的白衣少女、整洁的生活环境，以及对德国集中营内状况的赞扬。^[123]菲亚拉提到了一些能够在斯洛伐克证实的地名，而他所引用的女性的话反而完全揭穿了整个把戏的恶毒用意。一位年轻女性不仅嘲笑了菲亚拉关于外国“暴行宣传”的讲法，还语带讽刺地告诉他说，“奥斯维辛集中营内的日子比在巴勒斯坦要好过多了”。菲亚拉在这个背信弃义的把戏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尚不清楚。于是我们无法晓得，同时身为党卫队保安局线人的菲亚拉是否受到操弄，以致果真“在奥斯维辛只看见了微笑的脸孔”，还是他自行在文章中炮制出了那一切。那些文章的删节版也被其他报纸转载^[124]，后来被艾希曼用作拒绝所有官方参访集中营活动的理由。他把不自由的媒体作为世界观斗争的武器，以宣传来反制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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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借由推出相反的报道来影响公众舆论的做法虽然不无效果，但现场展示终究还是可以产生比菲亚拉的造假报道更好的效果。纳粹党人习惯了德国势力范围内受到严密监控、仰人鼻息的新闻媒体，于是他们才会大惊小怪地一口咬定国外媒体也受到了其死对头——犹太世界阴谋（jüdische Weltverschwörung）——的控制。从种族理论者的角度来看，实现新闻自由根本是难以想象的事情。艾希曼于是通过其他手段化解了人们最初的疑虑，成功将特莱西恩施塔特宣传成一座模范的犹太人隔离区。在1942年3月出现的第一批媒体报道中，特莱西恩施塔特仍然被视为“犹太人在保护国的殉难”，是通往灭绝的“恶魔计划”的下一步。^[125]但自从1943年6月安排德国红十字会参观了整理得焕然一新的特莱西恩施塔特之后，舆论便开始转向。用一套只能用成绩斐然来形容的戏码，艾希曼和他的同事们给到访者变出一个截然不同的营区——其中充满了祥和的氛围，没有任何人再从那里遭到遣送。访客们关于过度拥挤和营养不良的批评开始消退，而他们竟然获准参访一事，更有助于集中营的声誉。^[126]尽管此次演出仍不足以抵消其他营区的灭绝行动和大屠杀所不断引发的指控，但特莱西恩施塔特还是让人立场动摇，甚至就连已看出其展示功能因而抱持批判态度的新闻记者，也都受到了误导。结果如纳粹所愿，他们用过于正面的眼光来看待特莱西恩施塔特：那是一座“终点营区”，条件相对较好，以战时标准看还能说得过去。1943年8月27日纽约《建设》报细节丰富的封面故事《特莱西恩施塔特：一个“模范隔离区”》（Theresienstadt: A “Model Ghetto”）^[127]在结尾写道：

当特莱西恩施塔特被创造出来之际，纳粹的势力已在消退中。一些纳粹领导人由于害怕未来不可避免的报复而惶惶不可终日。他们于是开始寻找无罪证明。艾希曼，那名会说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曾在布拉格犹太社区制造恐怖的盖世太保专员，想必已经变得紧张起来。特莱西恩施塔特的氛围，与戈培尔和罗森贝格（Rosenberg）的集体迫害心态形成了鲜明对比。等到对纳粹“保护者们”的报复之日来临时，他们将会如此为自己辩护：“在那个极度暴虐蛮横的时代，我们竭尽所能表现出了人性，特莱西恩施塔特就是我们的无罪证明。”

人们没有质疑那种被刻意营造出来的环境，而只是怀疑德国人的动机，因而从根本上低估了其暴戾和谎言的程度。艾希曼及其同僚们竟然如此大费周章，为了一天的对外展示而粉饰整座城镇，紧接着第二天又重新回到日常的腾腾杀气，这远远超出外界的想象。顺便值得一提的是，汉娜·阿伦特早在1943年9月的一封读者投稿中，即已反对将特莱西恩施塔特解释成无罪证明（她最晚是在这个时候听到了艾希曼这个名字），然而就连阿伦特也无法想到这种罪行的真实程度。^[128]她试图解释，必须在别的地方寻找“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真正原因”，因为即便所谓的模范隔离区也是整个遣送手段的一部分。^[129]这种做法是“一个前后一贯的政治路线”中的一环：犹太人只有在这样的地方才会被容忍，甚至得到还过得去的待遇——不是因为能够在当地利用犹太人煽起反犹太主义，就是因为附近有太多目击证人，于是不得不让犹太人逃过一劫。“为了安抚百姓，纳粹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国一再重申，他们并不打算灭绝犹太人，而只是要将之隔离开来。特莱西恩施塔特就用作这个目的，因为它地处保护领地的中央，位于由平民百姓控制的地方。”甚至在流亡海外时期，汉娜·阿伦特即已惊人清楚地看出，“大屠杀的发生地要不然是在俄罗斯大草原那样人烟稀少之处，要不然就是在至少可望争取到部分居民或多或少积极参与的地区”。谁要是想对希特勒统治地区的实况进行可信的描述，首先必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解释迫害犹太人的行动与纳粹国家机器之间的关联”。“无罪证明”的想法在此毫无立足之地。

然而汉娜·阿伦特的声音依然是个例外。倘若知道国际红十字会在1944年对特莱西恩施塔特进行第二次正式访问之后所撰写的报告有多么脱离现实，就无法不赞叹艾希曼的公关杰作。德国红十字会的代表在报告中写道： “这个居住点给每一位先生留下了非常好的整体印象。”^[130]特莱西恩施塔特的工作人员汲取教训，上一个代表团表达的不满，例如过度拥挤，已及时用最粗暴的手段加以改正，所以这次没有任何事情破坏所欲获得的好印象。艾希曼跟他的同僚们创造出一种错觉，让恐怖几乎消失于无形：不期待看见地狱的人，比已经做好最坏打算的人更容易上当受骗。1943年和1944年年初，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其他事项上。虽然原因主要是战事的发展，但我们还是不能轻忽“转移注意力策略”通过有针对性的新闻攻势所收到的效果。更何况艾希曼的做法，比戈培尔通过其煽动性文章进行的笨拙宣传可要高明多了。艾希曼甚至有办法诱使“敌方媒体”为他传播他自己的谎言。

“我曾在这里，而且无所不在”

但即使是最高明的公关工作，也只能把美丽画面的逐渐黯淡推迟很短一段时间。人们慢慢对最终胜利产生了怀疑。当初只不过是因为对胜利充满信心，才使他们不怎么在意清理痕迹的工作。将来还有时间清理现场的希望正逐渐消失，涉事者与知情者对战败后个人声誉和个人前途的忧虑则与日俱增。^[131]

当其他人已经开始考虑战后时期之际，艾希曼的名声正传遍整个被占领的欧洲和毗邻地区。这不仅是“艾希曼办事处”里那些“犹太事务顾问”（Judenberater）所起的作用，更要归功于不辞辛劳在各地穿梭旅行的部门主管本人。艾希曼日后曾说：“我曾在这里，而且无所不在。别人从来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出现。”^[132]只需看看艾希曼的出差行程即可明白：在阿姆斯特丹的会议、在布拉迪斯拉发的招待会、在海牙的钻石交易谈判、在尼斯的外交晚会和前往摩纳哥散心、在巴黎召开的部际会议、闪电式访问哥本哈根，此外还到访犹太人隔离区、特莱西恩施塔特与各个毁灭营^*，以及东方的分支机构，一直到基辅和柯尼斯堡。^[133]艾希曼一直喜欢强调：“从前我是个旅行者。”^[134]“我们在欧洲的每一个角落，我都有办法钻进去。”^[135]“艾希曼这个名闻遐迩的名字”^[136]更在各处都是敲门砖，甚至比他那红色的官方通行证还要来得有用——即便许多曾经为艾希曼及其同僚打开大门的人，后来都宁愿自己当时没有被找上门来。

然而艾希曼的事业发展早就不再像从前那样一帆风顺。1943年的时候，有两起事件更是特别产生了妨害。一是华沙犹太人隔离区的起义行动，完全撼动了艾希曼对犹太人的认识；另一则是丹麦人成功抵制了遣送犹太人出境的计划，这被艾希曼视为个人的挫败。^[137]其原先的计划根本没有把抵抗行动纳入考量，更遑论是被视为“缺乏战斗意志的”犹太人的肢体暴力，以及纳粹想“从犹太人手中解放出来的”各个民族所展开的破坏行动。对于一个只晓得诡计、讹诈，以及玩弄各机构于股掌的人来说，这种转变意味着真正的巨大威胁。艾希曼不得不同时针对两方面的转变采取应对措施，来反制其同党和同谋者在态度上，以及对手在行为上出现的变化。在此情况下，他一方面必须巩固控制，另一方面则必须确保权威，于是因应时势塑造出另外一种自我形象，并且在其同僚的帮助下成功地广为传播：这个艾希曼不仅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他还有许多有影响力的朋友。

海德里希在1942年6月的突然死亡，使艾希曼失去了最主要的靠山，不仅在公务上如此，在情绪上亦然。自己的顶头上司遭到暗杀，想必让艾希曼感觉是对自己的人身威胁。基于个人安全方面的考虑，艾希曼设法用防弹玻璃和汽车后备箱内的移动武器库来自保，并开始确保没有人拍摄他的照片。^[138]家庭成员的安全防护也得到升级，他的孩子们在上学途中都有一名保镖跟随。^[139]保住自己的权力则是更大的问题。希姆莱起初试图自行接手海德里希的职责，但希姆莱是一个大忙人，且众所周知其反复无常的个性会带来许多麻烦。虽然在外人看来，艾希曼与希姆莱的关系似乎更近了，但实际上他无法指望希姆莱一直成为他的靠山。帝国保安总局第四局的负责人海因里希·米勒（Heinrich Müller）——“盖世太保米勒”（“Gestapo-Müller”）——虽然不是个事业狂，不会在公开场合抢着出风头，但这仍不足以减轻艾希曼适应新局面的困难。

尽管如此，与希姆莱的密切联系还是成为艾希曼及其同僚在敌人和己方竞争者面前自我吹嘘的工具。正如艾希曼派往各个占领区的“犹太事务顾问”表示自己来自“艾希曼办事处”、自称为“艾希曼特别行动分队”那般，艾希曼在各地旅行穿梭以及与德国各机构进行谈判的时候，也打出了党卫队全国领袖的名号。艾希曼真正的合法地位实际上更高，因为他出远门是为了“执行元首的特别任务”。然而在一个建立于关系之上的政权中，只有与当权派的私人接触才可带来真正的影响力。尽管帝国总理府的撑腰有助于在和内政部谈判时壮大声势^[140]，但暗示自己有办法当面向希姆莱禀报事情，显然能够产生更大的效果。自1943年以来，艾希曼于谈判陷入停滞时动不动就威胁要立刻飞去见希姆莱的做法，在局外人看来跟小孩子口中的“我要向我的妈咪告状”同样可笑。可是就一个像纳粹领导阶层那般依赖个人关系的体系而言，其中所蕴含的威胁是不容小觑的。

有不少例子显示，希特勒或希姆莱的一个决定，往往就能出人意料地把本来无法改变的一切搅得天翻地覆，或者让他人原本飞黄腾达的事业毁于一旦。艾希曼曾在阿根廷向萨森吹嘘，1943年的时候，他有一次在电话里对着希姆莱的参谋长、党卫队上级集团领袖^*卡尔·沃尔夫（Karl Wolff）大声咆哮——这或许只是一个吹牛皮大王的白日梦，然而它也显示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等级结构及其运作方式。^[141]谁要是真有办法接近希姆莱，即可成为影响别人计划的巨大不确定因素，从而成为一个有权势的人物。我们有必要意识到，当艾希曼宣称必须立刻飞去希姆莱那里讨论事情的时候，他所表明的是什么含义：他这个一级突击大队长（甚至包括维斯利策尼那样的一般成员），竟然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在红军的炮火声已遥遥可闻、物资和燃料严重短缺之际，随时有一架飞机可供差遣，而且不必预约就能立刻见到希姆莱。

如果跟艾希曼打交道的人们，包括其同僚在内，的确认为他具有这种权力地位的话，那么艾希曼的趾高气扬和自我标榜也就收到了效果。这远远不意味着艾希曼果真拥有这样的权力地位，也不表示他的派头与职位相称。但艾希曼显然靠着自己的派头给了别人那种印象。如果那种印象需要升级，他就必须具备一种可相对应的派头，或者至少不能与之格格不入。艾希曼深谙其中的道理：只因为其同僚们也“以如此尊敬的态度”来对待他，他才有办法做出名过其实的表现。

在党卫队保安局的那些小喽啰粉墨登场之际，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Gustaf Gründgens），当时最伟大的舞台剧演员和最聪明的观察家之一，曾以令人印象深刻的简单方式，向自己的演员们解释了那种机制：“国王总是由别人演出来的。”舞台上权强力大的国王，未必要由杰出的演员来扮演，因为演技精湛的臣仆就足以让舞台上的幽灵变成君主，而所凭借的就是他们对他做出的行为。权力结构是群体互动产生的现象，永远无法由“强人”独自实现，因为“强人”是被那个现象创造出来的。若是看穿了这种现象，不管经由什么途径，便可进而利用其受害者的无助表现来增强效果。艾希曼的同僚们显然在这方面极具才能，更何况他本人也不是随便找来的角色。于是艾希曼也就令人印象深刻地扮演了“强人中的强人”。结果，维斯利策尼（艾希曼显然也一样）甚至宣称自己与希姆莱有亲戚关系，而那只不过是这种尝试的最终强化，以便在变幻莫测的权力网络中攫得一席之地。^[142]但就连这种事情也被人相信了，并且留下深刻印象——不仅艾希曼的受害者和同僚如此，到头来甚至连二战以后的历史学家们也是这样。

大穆夫提的朋友

艾希曼还非常成功地自称享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关系，即他与“耶路撒冷大穆夫提”（Großmufti von Jerusalem）的亲密个人友谊^[143]，这既满足了他的虚荣心，也同时符合他对不切实际的故事的热衷。这个说法对公众产生的效果，可以从其后续发展中看出，甚至为艾希曼在战后的逃亡提供了掩护。若仔细观察艾希曼如何成功地让这种友谊的谎言显得可信，即可看出自我吹嘘、巧妙的信息操弄与公众反应之间的交互作用。

哈吉·穆罕默德·阿明·阿尔-侯赛尼（Hadj Muhammed Amin al-Husseini），耶路撒冷的穆夫提，在20世纪30年代被视为中东各种谈判的敲门砖。这位昔日的士兵在1921年时被英国人授予了这一宗教职务。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的角度来看，他都是贸易伙伴炙手可热的接触对象，因此，纳粹德国和阿尔-侯赛尼之间存在着不止一个联系渠道。其中之一是德国情报部门派驻耶路撒冷的赖歇特（Reichert），可直接通达党卫队保安局的犹太事务部门（此外还有当地的线人、艾希曼早年上司米尔登施泰因的朋友奥托·冯·博尔施温）。有人猜测艾希曼与哈根在1937年前往中东旅行时曾经会晤过阿尔-侯赛尼，否则至少也见到了他的亲信。这种猜测的根据是艾希曼提出的服装津贴申请——他希望购置新的西服和一件风衣，因为“我的旅行计划包括与阿拉伯权贵们谈判”^[144]。

虽然阿尔-侯赛尼在那批党卫队保安局人员抵达之前不久，便因为煽动阿拉伯人起义反抗英国占领当局而仓促出逃，但这个事实似乎并没有推翻日后形成的推测，即认为双方仅仅是因为这个意外才没能见面。但无论实情为何，阿尔-侯赛尼曾在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后发函祝贺，并从1937年开始加强他与纳粹德国之间的联系。经由安卡拉和罗马逃脱后，他于1941年11月6日在柏林获得政治庇护，之后一直留在德国，直到战争结束为止。其间他带来了形形色色的头条新闻，更造成了巨大的费用开销。1941年11月28日获得希特勒接见之后，二人于12月9日再度会面。^[145]这位穆夫提也在纳粹帝国的其他方面大显身手。1942年12月18日，他在柏林伊斯兰研究中心的揭幕仪式上发表演说。他还成立了由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志愿兵组成的“党卫军第十三武装山地师（克罗地亚师）”，非但在自己的党卫队部队里面有了穆斯林战士，而且他还对所谓的“犹太人问题”兴致盎然。希特勒的激进反犹太主义在穆夫提那里找到了知音。后者通过收音机广播，用激昂的煽动言论将仇恨从开罗传播到德黑兰和孟买：“不管你在哪里找到了犹太人，都要杀死他们。这可以取悦真主、历史，以及我们的信仰。”^[146]

阿尔-侯赛尼在德国停留期间给新闻界带来了充满异国情调的图景，而且为图书出版业提供了一本丰富多彩的传记，描绘那名有着红褐色胡须和蓝眼睛的男子。^[147]阿尔-侯赛尼在帝国保安总局第四局有自己的联络官（汉斯-约阿希姆·魏泽[Hans-Joachim Weise]），陪同他在德国、意大利和被占领地区旅行，并负责他的人身安全。外交部也有专人负责照顾他的生活起居（维尔纳·奥托·冯·亨蒂希[Werner Otto von Hentig]）。阿尔-侯赛尼的工作人员在1942年夏天参加了至少一次党卫队保安局举办的培训课程。^[148]1942年上半年的时候，阿尔-侯赛尼还跟弗里德里希·祖尔（Friedrich Suhr）至少进行过一次长时间的讨论——祖尔是艾希曼旗下第四局B处4科b组（IV B 4b）的主任，负责处理犹太人财产与国外事务。^[149]此外还可以确定的是，艾希曼与希特勒和戈培尔一样，也对这位异国客人印象深刻。维斯利策尼回忆说（那一回他同样不在现场），艾希曼非常兴奋地告诉他阿尔-侯赛尼到访办公室的情形，并确认那次见面的时间在1942年年初。根据维斯利策尼1946年在监狱里的供述，艾希曼告诉他说，大穆夫提在参观之前已经去过希姆莱那里：

不久之后，大穆夫提来到位于选侯大街116号的办公大楼，拜访了犹太事务部门主管阿道夫·艾希曼。……过了几天，我恰好在柏林见到艾希曼，他详细告诉了我那次到访的经过。艾希曼在他那间收集了欧洲各国犹太人口统计资料的“卡片室”（Kartenzimmer），针对“欧洲犹太人问题的解决方案”向大穆夫提做了详尽的报告。据说大穆夫提对此印象非常深刻，并且告诉艾希曼，他已经问过希姆莱并获得同意，等到轴心国获得胜利、他返回耶路撒冷之后，将从艾希曼部门派一位成员担任他的私人顾问。在那次谈话中，艾希曼问我是否乐意自告奋勇，但我一口拒绝了这样的“东方冒险”。大穆夫提的个人特质给艾希曼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当时曾告诉我，事后还一再重申，大穆夫提也给希姆莱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且对犹太-阿拉伯事务发挥了影响。据我所知，艾希曼经常与大穆夫提见面和商讨。至少1944年夏天在布达佩斯的时候，他曾经提到过这件事。^[150]

维斯利策尼越是设法嫁祸艾希曼以便为自己脱罪，他关于艾希曼和大穆夫提的故事就越发精彩纷呈：他说，这二人是最要好的朋友，而且艾希曼告诉过他，阿尔-侯赛尼曾经“微服”前往奥斯维辛，实地参观毁灭行动（根据阿尔-侯赛尼的样貌，这其实大有可疑）。维斯利策尼最后的一些供述已明显流露出绝望之意。他告诉正在为以色列情报部门追捕艾希曼的摩西·珀尔曼（Moshe Pearlman）^*：“据悉在德国军事胜利的巅峰时期，大穆夫提有一次对希姆莱说，他希望希姆莱能够在战胜以后把艾希曼借给他一阵子，以便也能够在巴勒斯坦应用其‘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办法。”^[151]

所有这些故事的根源都是一名被关押在布拉迪斯拉发监狱里的男子，他不惜一切代价逃避被处决的命运，为此可以出卖任何人。因此它们可信的程度并不高。和艾希曼一样，维斯利策尼在战争时期也曾用类似的话威逼压迫犹太谈判对象。当维斯利策尼需要采取强硬立场与被占领国的犹太人代表或政治人物谈判的时候，他会让他们确信：“大穆夫提与艾希曼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与合作。”^[152]一次，在谈判斯洛伐克犹太儿童移民出境的可能性时，维斯利策尼强调说：“那位穆夫提跟犹太人是不共戴天的敌人……他在与艾希曼的对话中不断提及此事，而大家都知道艾希曼是出生在巴勒斯坦的德国人。那位穆夫提还是德国有系统地灭绝欧洲犹太人的倡议者之一，因而在执行相关计划时一直是艾希曼和希姆莱的合作者与顾问。”在战后为此遭到质疑时，维斯利策尼却改口表示，他“从来没有说过艾希曼出生在巴勒斯坦，以及穆夫提一直是希姆莱的合作者”。换句话说，他并没有收回有关大穆夫提曾与艾希曼合作的说辞，因为这种讲法正意味着犹太人政策中的“国际承诺”。

艾希曼自己也没有审慎对待这种说辞，甚至还利用报刊文章和官方小道消息来推波助澜。阿尔-侯赛尼逃亡到德国，以及他和希特勒的公开亮相，受到了《德国每周新闻》（Wochenschau）和各大报刊的密切关注。许多公职部门也注意到阿明·阿尔-侯赛尼设法干预犹太人问题。那位大穆夫提一听说有人考虑让犹太难民移居巴勒斯坦，便立即写出一大堆抗议信，并亲自前往相关负责部门。这种事情固然也在新闻界引起了反响，但主要还是各个政府机构内部的话题。^[153]艾希曼对此做出回应，宣称是他亲自通知了他那位朋友。^[154]甚至连艾希曼在其他机构的同僚都认为这的确有可能，而等到他威胁说下一次还会那么做的时候，此事的可能性就显得更大了。最后，1944年在匈牙利，当进一步遣送犹太人的谈判陷入僵局之际，他更声称自己多次在林茨与阿尔-侯赛尼晤面。^[155]阿尔-侯赛尼在1944年年底确实置身林茨，而且艾希曼会不时前往该地，毕竟他的家人就住在那里。更何况即便艾希曼没有发出邀请，也不难查明有如此一位异国贵宾刚好同时来访。对艾希曼来说，听起来冠冕堂皇的差事是很好的借口，让他趁机抽身离开已经听得见苏联红军炮声的布达佩斯。此外，后续的发展也表明，艾希曼最晚在那时一定已经开始跟他的妻子——尤其是跟他住在林茨的父亲——考虑，万一战败之后该如何自处，该怎么转入地下生活。历次高度机密的所谓“拜访大穆夫提之行”，为这种模拟演练提供了理想的伪装。

等艾希曼在阿根廷讲起他与阿尔-侯赛尼的关系时，却已不再讲述那些晤面，虽然其他时候当他谈论自己与权贵们的往来时，通常不会语带保留，而更喜欢把一面之缘夸大成密切接触。^[156]在萨森访谈会上，艾希曼反而强调他们只打过一次照面，而且不是在他的办公室。到他办公室拜访的其实只有大穆夫提的三名官员，向他们解释艾希曼部门的一切事务即已足够。根据艾希曼的说法，他只在一场招待会上遇见过阿尔-侯赛尼，除此之外都只是与其随从打交道，他称那些人为“我的阿拉伯朋友们”。艾希曼在萨森的圈子中表现出显而易见的保留态度，是出于一个简单的原因：萨森的朋友、出版商埃伯哈德·弗里奇与阿尔-侯赛尼有联系。阿尔-侯赛尼是弗里奇出版的极右派杂志《路径》的读者，该杂志不时刊登这位中东人士的明确反犹太信息，有一次甚至还印上了他的签名照片。

艾希曼既无法估量这种关系亲密到何种地步，又无法判定奥托·斯科尔策尼（Otto Skorzeny）等人所吹嘘的中东交易之真实程度。^*因而他有很好的理由，避免在萨森访谈会上大肆渲染他那段精彩绝伦的友谊。1960年在以色列的时候，艾希曼终于意识到他自己的故事所带来的巨大危险，因此试图更进一步弱化他与大穆夫提的联系：

我记得大穆夫提是在1942年或1943年带领随员来到柏林的。第四局为了表示欢迎，在帝国保安总局位于万湖畔的宾馆举行了招待晚会，我也被邀请参加。他的随从当中被介绍为“伊拉克少校们”的三位先生曾前往保安总局实地了解情况，但我已经忘记了——或者更贴切地说是一开始就没记住——他们的名字。有人告诉我（应该是第四局的人那么说，不然我还能从哪里听来呢？），其中一位少校后来成了“中东的海德里希”。此外我还听说，那人是大穆夫提的侄子。大穆夫提本人从未去过第四局B处4科，也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话——唯一的例外是在前述那场招待会上，由第四局的一位东道主所做的简短正式介绍。^[157]

艾希曼接着在审讯中声称，当大穆夫提到访第四局的时候，他根本就不在办公室。诚然，他在招待会上见过阿尔-侯赛尼，但二人压根儿就没有交谈，毕竟国家贵宾与部门主管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158]无法排除这种可能，即艾希曼这回才所言不虚，其余一切都是吹牛大王编造出来的故事。但这不足以改变这样的事实，即艾希曼所声称的与阿明·阿尔-侯赛尼的关系在纳粹时期非常具有说服力：人们很容易把艾希曼这名犹太事务部门的主管，想象成是阿尔-侯赛尼那位中东贵族的朋友。然而人们之所以相信那些故事，并非因为二人在反犹战争中目标一致。纯粹是通过娴熟的舆论操纵和自觉的形象维护，才使它们能够发挥影响。假若艾希曼是一名唯唯诺诺的听命行事者，做出每一个决定之前都要先得到上级的首肯，那么将永远无法让人相信他所讲的这个故事。艾希曼在他的那些故事以及自我形象建构中，都充分利用了刻板印象。

从战后立即发生的事情，便不难看出这些故事取信于人的程度：当艾希曼在战俘营内表示他将逃往中东，投奔大穆夫提的时候，难友们马上相信了他。没过多久，有关艾希曼在中东展开新的职业生涯的流言已经甚嚣尘上，甚至直到他被逮捕都不曾稍歇。他所宣称的“个人友谊”如火如荼地继续自动发展，到艾希曼人生的尽头时，竟然反噬了他。在以色列审判时，检方突然出示了一本据称曾属于阿明·阿尔-侯赛尼的行事历。1944年11月9日那天清楚地写着“艾希曼”这个名字。结果吹牛皮大王万劫不复地被困在自己的谎言中。^[159]就在那个说谎者提出完美无缺的证据，证明他自己的谎言的确所言不实的时候，已经不再有人相信他讲出的任何事情了。

那个疯子

在纳粹时代的最后几年，艾希曼已经开始面对昔日成功塑造出的形象所带来的危险后果。假使他名不见经传的话，根本就不必担心自己的战后声誉。但如果艾希曼希望自己会被人遗忘或忽略，那将是非常不切实际的想法。原因有二：首先，他并非浪得虚名，无缘无故就成了纳粹犹太政策的象征。其次，恰恰是这种名气使他成为一个理想的投射面，让别人把自己的罪责推得一干二净。既然艾希曼老是喜欢出风头，人们如今很容易就能躲藏在他的背后。这种倾向在1944年的时候即已显现出来。尽管多线作战带来各种人力方面的问题，艾希曼的部门还是再次扩大编制，改称第四局A处4科（IV A 4），业务进而涵盖了之前最负盛名的职权范围：所谓“政治化的教会”（politisierende Kirchen）。那时艾希曼即便在教会的圈子里也早已不是无名之辈。其傲慢自大的行为方式，甚至使他出现在一份同时写给新教和天主教教会代表的报告当中：一位名叫格哈德·莱费尔特（Gerhard Lehfeldt）的新教律师曾在1942年年底1943年年初与艾希曼有过接触，并且确信正在筹划中的“混血人种”（或“半犹太人”）相关法案，以及引发“玫瑰大街抗议事件”^*的那场行动，都“出自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艾希曼的倡议”。所谓的《莱费尔特报告》（Lehfeldt-Bericht）也被交给了富尔达（Fulda）主教会议主席阿道夫·贝尔特拉姆（Adolf Bertram），特别用于向教宗报告。^[160]如今艾希曼正式负责宗教业务一事已经传播开来，他的名声甚至变得更加响亮。从1944年3月起，严格说来有两个艾希曼：一个是难得出现在柏林的艾希曼本人，另一个是他那盲目忠诚的副手罗尔夫·金特（Rolf Günther），完全按照其上司的意思负责“艾希曼办事处”。“艾希曼”因而能够同时出现在两个不同的地点。^[161]

但这时开始窝里反了。正当艾希曼置身匈牙利，以惊人的高效首次亲自督导遣送行动，配合“艾希曼特别行动分队”让自己的恶名更上一层之际，他最亲密的同事和同僚却纷纷将触角伸往其他方：迪特尔·维斯利策尼、赫尔曼·克鲁迈（Hermann Krumey）、库尔特·贝歇尔（Kurt Becher）等人，甚至包括海因里希·希姆莱在内，都努力与一个特定的人群建立联系，而那些人正是他们整整十年来唯恐避而不及，甚至打算从地球上抹去的对象。维斯利策尼和克鲁迈一再与具有影响力的犹太人长谈，将艾希曼描绘成一个邪恶的怪物，而他们自己则是一筹莫展的听命行事者，竭尽所能想要阻止一切。希姆莱试图与国际代表谈判；保安总局局长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Ernst Kaltenbrunner）已在探讨与奥地利单独媾和，或者至少于战后获得特殊地位的可能性；保安总局情报部门的威廉·霍特尔甚至已被招募成为敌方的特务。最重要的是，人们正在重新拉帮结派，以便为将来的问题预先做好准备，并且有了新的动机要把艾希曼这个名字推向世界。^[162]

事实证明，艾希曼深植于公众心目中的特殊地位对所有这些努力助益颇大。既然人们已经相信，这名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在自己的位置上享有比别人更大的权力，其他人大可乘机夸大艾希曼的影响力，从而淡化自己的角色。但这种做法不可能总是奏效，尤其若是像卡尔滕布伦纳那样的人物声称自己的意见一直被艾希曼推翻，更只会显得荒谬可笑。但即便如此，这也表明了艾希曼显赫的地位：甚至连卡尔滕布伦纳也看见了机会，以为或许会有人相信他的说辞。不过对其他许多不像帝国保安总局首脑那般位高权重的人来说，这法子倒还真是管用。因此好几个不同因素在1944-1945年共同决定了艾希曼的形象：首先，由于其职务上的相对独立性、他在布达佩斯所处的地位，以及战局的灾难性发展，艾希曼自己的行为变得越来越一意孤行。其次，他的同僚们已经开始改变跟犹太受害者打交道的方式，从而借由与他们那位上司保持距离来强调艾希曼所起的作用。最后，那些犹太谈判代表如今再度被派往国外接洽，他们不仅在那里谈论艾希曼，还在信件或报告中写下他们与艾希曼接触的经过。

艾希曼自己在匈牙利的行为夹杂着狂妄自大和绝望无助。起先他短暂地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虚伪态度^[163]施展了所谓的外交手腕：“既然我的顶头上司党卫队集团领袖米勒亲口表示，他是派了大师本人过来，我自然希望能够表现得像是一位大师”^[164]，毕竟“来到匈牙利的是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艾希曼”。^[165]结果却演变成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过激行动，看不出一丝一毫节制与慎重的迹象。艾希曼再次大肆吹嘘一切让他觉得可以拿来唬人的东西：他与匈牙利最高领导当局之间确实存在的密切接触、与第三帝国权威人士之间未必存在的直接联系，以及他所掌控的从所谓“个人专机”到奥斯维辛毒气室的所有器材设备等等。“我是嗜血猎犬！”“我让奥斯维辛的磨坊磨起来！”^[166]“我可以把你想要的犹太人都交给你”“以货换血”“我会向希姆莱报告”“我要撂倒布达佩斯所有肮脏的犹太人渣”。^[167]他并不总是清醒和懂得分寸，跟别国外交人员起争执；威胁要暗杀“犹太人的朋友”——例如“[拉乌尔·]瓦伦贝里（Raoul Wallenberg）^*那只犹太狗”^[168]；他还声称准备前去拜访大穆夫提，后者当时的确在插手纳粹政治；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会亲自前往奥斯维辛集中营解决；外交部的人员和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赫斯都来拜访过他。他似乎无处不在，同时又哪里都不在。艾希曼滔滔不绝地讲来讲去，以致周围不明就里的人相信他确实直接参与了推翻匈牙利摄政米克洛什·霍尔蒂（Miklós Horthy）的行动。^[169]等到解放马伊达内克（Majdanek）毁灭营的照片传遍世界，又有人认为艾希曼要为所发生的一切负责，而且他最终会与希姆莱公开决裂。^[170]如果维斯利策尼后来的讲法可信，那么艾希曼当时在下属面前的炫耀也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维斯利策尼声称，艾希曼曾在匈牙利吹嘘，说他和奥迪洛·格洛博奇尼克就是整个灭绝犹太人构想的幕后推手。^[171]艾希曼疯狂沉迷于他那杀气腾腾的毕生志业，并且相信“布达佩斯铁定会为我树立一座纪念碑”。^[172]他吓唬受害者，等到取得了“最终胜利”，希特勒将任命他担任“世界犹太人专员”（Weltjudenkommissar）。^[173]要不是艾希曼在匈牙利的恐吓记录如此严肃清醒，我们恐怕会误以为他在当地登台演出了一场荒诞剧。但他的表演甚有成效，最终为他赢得了“以疯子般的痴狂”迫害犹太人的名声。^[174]根据官方统计，匈牙利遭到遣送的男女老少共有437,402人，但甚至连这个数字听起来都简直像是低估了。

当艾希曼对着犹太谈判代表约埃尔·布兰德和赖热·卡斯特纳大声咆哮的时候，他的同事们正设法小心翼翼地展开对话。这种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的做法并非新鲜事，但艾希曼的同僚们如今迫不及待地想要“扮白脸”。维斯利策尼只管信口雌黄，声称消灭犹太人是“艾希曼的梦想”^[175]，并且夸大自己的影响力来证明他是多么积极地帮助受害者。^[176]最后他甚至还在卡斯特纳面前，把自己形容成艾希曼威胁、逼迫、恐吓的受害者，借此争取同情。此外，维斯利策尼强调自己一直竭尽全力、无私无我地在可能范围内对抗他那位恣意妄为的上司。^[177]克鲁迈试图把自己打造为可靠的暴行见证者，宣称只想借此揭发真相。与艾希曼在希姆莱面前争宠的库尔特·贝歇尔，当时正在匈牙利执行一项特别任务，当他自己针对犹太资产的谈判陷入僵局时，就拿出艾希曼的名号用作威胁恫吓的手段。因此艾希曼后来解释说：“每一个部门都试图从匈牙利犹太人那里榨取一切有用的东西，而在压榨的时候就用艾希曼那个大坏蛋来吓唬他们。”^[178]运用这种策略，库尔特·贝歇尔不仅组织了灭绝犹太人背景下的最大规模劫掠行动之一，同时也为纽伦堡审判成功制造出了不在场证明。^[179]最后，匈牙利的犯案者也尝试使用这种策略，并设法亲近犹太人代表。^[180]就像此前迫害犹太人时那般，同样疯狂的反犹太主义使他们过分高估了那些代表们的重要性，认为只要有一两个犹太人帮忙讲好话，就足以让人忘却十年来对犹太人的迫害。结果这种期望只在极少数几个案例中得到实现。维斯利策尼与卡斯特纳的各种谈话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因为最后连卡斯特纳的缓颊之辞也还是救不了他。不过他的那些言论为艾希曼具有高度影响力的形象奠定了基础。库尔特·贝歇尔就幸运许多。墙头草两边倒的作风固然拯救了他，但他保住一命的原因也在于：尽管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数以百万计的财产掠夺案都必须算到他的账上，他却成功地抹除了自己卷入谋杀方案的一切痕迹。许多人将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仿效他的范例，利用一切机会与艾希曼公开保持距离，从而在此过程中预先表明了艾希曼的独特角色。这在战后被证明是极为有效的自保举措。

赖热·卡斯特纳和约埃尔·布兰德则把“怪物艾希曼”^[181]的形象传播到了国外。布兰德在土耳其被逮捕之前和之后，以及在开罗被关押期间，都曾向“战时难民事务委员会”的代表艾拉·赫希曼（Ira Hirschmann）以及英国情报部门报告了艾希曼在灭绝犹太人方面所扮演的角色。^[182]这间接促成了全球新闻界对臭名昭著的“用货物换鲜血”（Blut-für-Ware）^*交易的报道。^[183]卡斯特纳在战时记载日记，战后立即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所谓的《卡斯特纳报告》（Kasztner-Bericht），与他其余（曾受到维斯利策尼和贝歇尔强烈影响）的声明共同构成美国和英国当局筹备纽伦堡审判时的主要书面资料。^[184]这些结合早些年由艾希曼本人自豪地公开建立起来的形象，便形成了一种再也不受其创造者控制的局面。最后他别无出路，只能借着那个名声进一步实现自己凶残的目的，直到再也用不下去为止。接下来他就只能改名换姓了。

战争罪犯第14号……第9号……第1号

艾希曼知道他的名字已经产生了越来越不利的效果。当希姆莱让他暂时离开布达佩斯一阵子的时候，他认为那是针对其名声所做出的反应。因为如果再继续留下去的话，“我的名字将会造成一些困扰”。^[185]但在某种程度上，艾希曼却把这种走投无路的处境当成了褒奖，这从他开始炫耀一个最新的排行——自己在战犯名单上的位置——就可以清楚看出。这样做的也不是艾希曼一个人，那些凶手们争先恐后地竞争在通缉令上的位置。自从同盟国威胁要收集涉案者的姓名以后，他们便开始猜测谁会出现在头号通缉令上。对涉案者姓名的宣布，主要是通过被占领地区的地下广播电台来进行，同时警告他们不得继续参与大规模谋杀行动。威廉·霍特尔报告说，艾希曼和卡尔滕布伦纳二人都曾谈起过自己的战争罪犯排名。^[186]尽管霍特尔是最不可信的证人之一，他对此事的说明却与其他人的证词相吻合。艾希曼自己也没有否认这种大吹大擂的说法，并且在阿根廷讲述了相关细节：“有一次我在新闻评论中……发现了战争罪犯名单。那时我排在第9位，而且还被整件事情逗得有一点开心。”^[187]在以色列的审讯中，他声称自己是第14名。驻布达佩斯大使馆的犹太事务处处长霍斯特·特奥多尔·格雷尔（Horst Theodor Grell）是艾希曼的联络人，他也记得艾希曼曾经在1944年秋天自豪地向他表示，自己是敌人眼中的“头号战争罪犯”，因为有600万犹太人都要记到他的账上。格雷尔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认为艾希曼只不过是套用“敌人越多，荣誉越大”那句俗语来吹嘘自己的重要性罢了。^[188]尽管格雷尔对大屠杀表现出的惊讶和难以置信是彻头彻尾的假象，但他关于艾希曼的说法却含义分明：虽然战败在即，但艾希曼对自己“职业生涯”的骄傲之情以及夸大其实的倾向却始终保持不变。艾希曼的话甚至还带有预见性，因为到1947年的时候，他果真已作为“犹太人的头号敌人”（Judenfeind Nr. 1）遭到大卫·本-古里安和西蒙·维森塔尔的通缉。^[189]

随着战争接近尾声，艾希曼的同事们越来越避免跟他一同公开亮相。他们显然非常清楚地知道为什么应该这么做。人们不想被看见跟“犹太人的沙皇”一起享用午餐。尽管艾希曼那栋办公大楼内的食堂是少数幸免于空袭的建筑之一，选侯大街116号的那位先生却让大家避之唯恐不及。当权时期的事业狂人如今已沦为贱民，这种羞辱当然瞒不过艾希曼。他在1957年抱怨说，人们起初“巴不得能够邀请我参加各部委举行的会议、非正式的磋商、私人餐会和其他类似的活动”，后来却是每一个人都假装不认识他。^[190]在接下来的那些年头，艾希曼成功地谎称自己在1945年战争的最后几个月所做的唯一事情，就是为他的办公大楼安排食物供应和防御措施。许多对此知道得一清二楚的人刻意没有纠正他，但这并不表示艾希曼在纳粹政权的最后时刻已经洗手不干了。

虽然不借助艾希曼的谎言来重构战争最后几个月所发生事件的工作才刚刚起步，但我们已知的少量资料已足够表明，杀害犹太人的凶手们以“令人动容”的方式把谋杀事业贯彻到了最后一刻。艾希曼不但奉希姆莱之命，继续穿梭于帝国的残余部分，将知名犹太人士扣留为人质——因为希姆莱还认真地希望能够借此与同盟国谈判，保住自己一命，此外更有各种迹象表明，艾希曼甚至参与了最后的灭绝行动，用毒气杀害了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KZRavensbrück）的犹太人。1945年1月26日，不仅臭名昭著的莫尔别动队（Sonderkommando Moll）和毒气卡车都被派去了那座集中营，营内还特地设置了毒气室。^[191]2月初，一些妇女被从拉文斯布吕克转移到特莱西恩施塔特，并且在该地平安活到战争结束。她们后来回忆曾被艾希曼审问，以便查明她们对这些谋杀行动知道多少。艾希曼还威胁说，假如她们把在特莱西恩施塔特的见闻讲出去的话，将会受到惩罚。^[192]

1943年1月被遣送离开荷兰的夏洛特·扎尔茨贝格尔（Charlotte Salzberger）回忆，艾希曼与金特、恩斯特·莫斯（Ernst Moes）和卡尔·拉姆（Karl Rahm）联手审问了她、她的妹妹以及另外三位女性。他们“非常彬彬有礼地”审问，“想要查明我们对灭绝行动知道多少”。几名女性全都立刻意识到是谁、出于什么目的在审讯她们：“我们甚至早在荷兰就已经晓得艾希曼是何许人物。我们知道，他会使用许多意第绪和希伯来字眼，此外还有谣言称他会说希伯来语，出生在萨罗纳。他的说话方式非常清楚地呈现出那种特点。他对我们的过去、我们的出身背景，以及我们在荷兰的生活很感兴趣，针对犹太会堂、锡安主义、各种证件和我们参加过的青年团体提出非常具体的问题。”然而所有人都意识到那是转移注意力的障眼法，因为“他告诉我们，现在我们获准前往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犹太人隔离区。但我们要是在那边泄露了在拉文斯布吕克的经历，或者我们所知道的任何事情，那么‘您们’——他使用了这个称呼^*——将会从烟囱飘出去”。

尽管如此，恐惧还是在特莱西恩施塔特迅速蔓延开来，担心那里也会设置毒气室。幸存下来能够对此发表意见的每个人都表示，艾希曼正是那些计划背后的推动力量。^[193]当时艾希曼果真刚好在特莱西恩施塔特，正在为国际红十字会的下一次参访做准备，而他最不需要的就是关于毒气室的话题。可是到4月初，当他与外交部代表和其他纳粹高官一起陪同汉斯·杜南特先生（Hans Dunant）参观特莱西恩施塔特的时候，清楚表明立场的反而是他自己。在布拉格举行的晚宴上，他介绍自己为“负责处理所有犹太问题的党卫队全国领袖直接代理人”。国际红十字会的奥托·莱纳（Otto Lehner）记得，“整个晚上，艾希曼都在发表他对犹太人问题的理论”。他对着齐聚一堂的各国外交人员唠唠叨叨地讲述有关犹太人保留地的计划，“关于整体的犹太人问题，艾希曼坚称，希姆莱目前主张采取人道做法。他本人虽然不完全认同那些办法，但身为良好的战士，自然必须无条件服从党卫队全国领袖的命令”。^[194]尽管如此，莱纳还是在自己的报告中满怀信心地指出，他已经从艾希曼那里得到保证，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犹太人不会有任何事。

鲁道夫·赫斯记得，艾希曼经常造访希姆莱位于柏林郊区的宅邸齐腾宫（Schloss Ziethen），而且即便在那里也毫不隐瞒自己的计划。此外甚至连晋升为党卫队旗队长与警察总监（Oberst derPolizei）的前景也不能打动艾希曼了。^[195]艾希曼后来一再表示，那倒不完全是因为战争就要失败的缘故，主要的理由反而在于，如今他既不相信那些能够拔擢他的人，也不怎么相信自己的同事们。从他早有预谋的、招人怜悯的退场表现，即可看出其不信任感已经达到了何种程度。艾希曼位于选侯大街116号的办公大楼成为纳粹高官们碰面的地方，不仅因为还有片瓦遮身，以及一些东西可吃，更重要的理由在于，那里可以让他们获得一个新的身份——提供伪造身份的人如今就在此办公，如流水线作业般按需核发身份证件。艾希曼喜欢借此机会佩戴着公务用枪在其顶头上司面前装模作样，大声嚷嚷表示他不需要新的证件，因为他的手枪就是他的新身份。海因里希·米勒则如他所愿地回应道：“假若我们有50个艾希曼的话，就一定能够打赢这场战争。”^[196]艾希曼在自己的同事们面前也做出这样的表演：艾希曼永远追随他的元首，至死不渝。并且发表了他迄今最著名的临别感言：他会笑着跳进坑里，因为那里有好几百万犹太人跟他躺在一起。

这个可怕的吹牛皮大王没有告诉柏林的任何人，他为自己在元首死后的生活做出了怎样的规划。他其实早已安排就绪，会有人在一个安全的地点为他备妥新的身份证明。艾希曼同时还向迪特尔·维斯利策尼和威廉·霍特尔谎称已断绝与家人的联系，并编造了一个假的逃亡计划——他们二人很快便证明了自己是散播谎言的高手。^[197]这种小心谨慎的态度非常有道理，因为他的同事们早已另有盘算，不惜牺牲艾希曼，以使自己尽可能清白地进入新纪元。毕竟，就连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艾希曼的老上司、称兄道弟的老朋友、当年在奥地利拉他入党的那个人，也竭尽一切努力，想要在自己被捕之前先摆脱掉那个不受欢迎的伙伴。他把艾希曼派往一个并不存在的“阿尔卑斯要塞”（Alpenfestung），让他在山腰的一栋小屋内用性命捍卫德国。不难想象的是，许多人巴不得艾希曼在为祖国而战的时候一脚坠入冰川的裂缝。最后，就连他多年以来的同事们也要求他离开，因为身边那名“被通缉的战争罪犯”给他们带来了太大的危险。^[198]等到全国各地的希特勒照片被纷纷丢出窗外，人们羞愧莫名地把成千上万册《我的奋斗》埋进花园地下、从仍然竖立的墙面上凿除一个个卐字符号时，国家社会主义最大恶行的象征符号已经别无选择，只能尽快消失。

第二节 一个名字在战后的事业生涯

阿道夫一直是我们家里的黑羊。

——卡尔·阿道夫·艾希曼向美国陆军防谍队（Counter Intelligence Corps, CIC）做的供词^[199]

谁要是放弃了自己的名字，就会永远失去对它的控制权。如今已属于市场行销基本法则的这个道理，当时却让艾希曼感到惊讶，尽管除此之外他熟练掌握了自我推销的技巧。艾希曼早就放弃了仍然受到持续宣扬的“最终胜利”，甚至及时规划了可能的逃跑方案。但即便如此，他显然也料想不到，自己周遭的每一个人都能那么快就找到新的救赎，把纳粹礼向前伸出的手臂对准了他，并用“艾希曼这个名闻遐迩的字眼”开启了完全不同的大门。

最晚在1944年，艾希曼就已经知道，自己是一名遭到通缉的战犯。截至目前，只有极少数这样的通缉名单得到了研究，但每一份已知的名单上面都找得到艾希曼的名字。在“巴勒斯坦犹太事务处”（Jewish Agency for Palestine）1945年6月8日的通缉卡片上，编号6/94的艾希曼高居首位。^[200]1945年6月27日，世界犹太人大会请求美国公诉人缉捕阿道夫·艾希曼，并在纽伦堡指控他为主要战犯之一。^[201]8月，维斯利策尼在美国方面的审讯中针对艾希曼做出了详尽报告。^[202]维也纳警察当局也对艾希曼展开了搜寻行动，并在一年后发出了拘捕令。^[203]1945年9月，艾希曼出现在英国军情四处制定的《德国警察、党卫队以及各种党派和准军事组织人员黑名单》上。1946年6月17日，美国陆军防谍队制作了一份关于艾希曼的三页报告，其主要依据为霍特尔、贝歇尔，以及艾希曼家族（显然是为了混淆视听）的供词，该报告已经纠正了有关萨罗纳的神话。时至1960年，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关于艾希曼的档案已经包含了一百多份报告和文件。^[204]“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UN War Crimes Commission）的前身组织自1943年秋季以来，就一直在收集犯案者的名单，而在被称为“纳粹猎人圣经”的“战争罪犯和安全嫌疑人中央登记处名单”（CROWCASS List）上面，当然也出现了艾希曼的名字。^[205]

尽管如此，在德国投降之后，最让艾希曼担心的并不是盟军无所不在的军事单位。美国人固然逮捕了他，但他们仅知道人名，而他在德国彻底战败的局面下很容易就可以改名换姓。艾希曼先是在乌尔姆（Ulm）和上普法尔茨魏登（Weiden/Oberpfalz）的战俘营假装自己是一个名叫阿道夫·卡尔·巴尔特的低阶人员，但很快就改称自己是出生于布雷斯劳的党卫队三级突击中队长奥托·埃克曼。这个名字听起来相当接近他的真名，万一有人认出他并喊出来，也不至于引人侧目。此外，军官的职阶能够让奥托·埃克曼免服劳役。艾希曼的选择经过了深思熟虑：如今在布雷斯劳已不复保有任何书面记录^*，而且他把自己新的出生日期“往前挪了一年……这样我可以比较容易地记住那些数字。我的签名也变得比较顺手，即便一时失神也不至于在签字时露出马脚”。^[206]他在被转囚于弗兰肯（Franken）地区的上达赫施泰滕（Oberdachstetten）时，仍旧保留了那个姓名和官阶。^[207]

艾希曼自己毕竟有过审讯的经验，因此并不担心会在接受审问时露馅。战俘营很大，验明正身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更危险的反而是可能认得其长相的人，亦即集中营的幸存者以及曾跟“移民专家”艾希曼打过交道的犹太人。这些人偶尔会现身战俘营，寻找曾经折磨他们的人和杀害了他们家人的凶手。艾希曼后来絮絮叨叨地表示：“犹太人委员会一来到营区，我们就必须排队集合。嗯，他们会盯着我瞧，想确定是否曾经看见过这样的嘴脸。……我们必须排成连队……然后过来一个大约由15名傻蛋组成的犹太委员会……他们很仔细地从一排又一排的队伍前面走过，盯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脸。可不是吗？他们也盯着我的面孔瞧个不停，一直非常起劲。我们不准开口讲话，否则我们肯定会对着他们叫出最好听的名字。等他们检查完毕，我们便向前走两步，轮到下一排。”^[208]

然而艾希曼却说，这种追捕方式很好逃脱，只要所有战俘都团结一致，彼此不动声色就够了。想从成千上万名衣衫褴褛、满脸胡茬的男子当中辨认出身穿制服、脸孔白净的党卫队官员，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更何况是在这些囚犯因为战败而自视为一个团结整体的情况下。但随着越来越多纳粹罪行的细节被披露出来，甚至让一些立场坚定的纳粹党人也感到恐惧和震惊，这种团结一致很快便宣告瓦解。此外，即便最亲密的战友情谊也未必能一直保持稳固，通常等到人们开始为自己的前途感到担忧之际就会破裂——例如直面来自美国陆军防谍队的审讯军官，或者面临纽伦堡审判的时候。到了这样的节骨眼，就再也无法继续隐身于茫茫人群当中了。艾希曼很快意识到，危险除了来自他的敌人之外，也来自他所认为的朋友。那些对绞刑架心生畏惧的纳粹党人突然回想起来，他们不管在哪里都有办法认出艾希曼的脸，同时却又极力设法让人忘记他们为何如此熟悉艾希曼那张脸。

谁要是常年一直大声宣扬自己的独特角色，难免会在政权更迭之后成为理想的投射屏，让其他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罪责推得一干二净。艾希曼尽管并非可怜无辜的替罪羊，却也从未享有过战争罪行审判的证词中给他冠上的那种权力地位，毕竟艾希曼绝不可能独力杀害600万犹太人。正因为人们十分清楚地知道艾希曼是谁，现在才必须声称自己根本不认识他、从来没有和他见过面，而且顶多只是粗略知晓他所做过的事情——由于灭绝犹太人的行动属于最高机密，他们甚至不知道参与者的名字。结果每当提到艾希曼的名字时，那些被告和证人们的回答非但不是：“谁？从来没听过！”反而都假装做出惊骇的反应：“他？没见过！”他们进而滔滔不绝地解释为什么不清楚那个人的底细，反正他们显然完全不可能认识他。这么一来，真正令人诧异的事实反而消失不见了：竟然有那么多纳粹党人、纳粹政权的反对者与受害者，其实对那个名字知之甚详。

“我会笑着跳进坑里……”

在纽伦堡审判中，犹太人大屠杀只是诸多审理事项之一，而且无论如何都不是特别重要的那一个。从美国公诉人的相关准备工作即可看出，这个主题是多么不受重视。最终只有一个人被派来执行这项任务，结果他不堪重负，几乎只能心怀感激地完全仰赖卡斯特纳的报告。^[209]鉴于犯罪规模的庞大、没完没了的涉案名单，以及要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弄清楚一个四面受敌的政权内部是如何运作的（这是研究人员至今仍在设法解决的问题）这个惊人的任务，此种处理方式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检方为了避免可能来自本国内部的批评，小心翼翼不特别强调犹太事务的做法，也阻碍了对犹太人的屠杀成为国际军事法庭最重要的课题。虽然当时也出现了贝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以及奥斯维辛等集中营尸体堆积如山的照片，但罪行真正的规模一直要等到1945年年底，才通过鲁道夫·赫斯、威廉·霍特尔和迪特尔·维斯利策尼等人的证词而公之于世，而那时第一次审判已经进行了三个月（虽然应该指出的是，所有这些供词早在好几个月之前即已提交给调查当局）。如果有谁用搜索引擎在第一次纽伦堡审判的记录中搜索“艾希曼”这个名字，很快就会得出印象，此人被谈及的次数不多。^[210]事实上，被用作基础证据的《卡斯特纳报告》甚至还把艾希曼的名字拼错（Eichmann被写成“Aichmann”），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印象。但若是看一看那个名字在分配给相关主题的有限时间内出现得多么频繁，并且考虑到审判期间只有宣誓的证词被当庭宣读，事情看起来就截然不同了——每当讨论到灭绝犹太人的行动，艾希曼就是最重要的名字之一。^[211]

1945年7月，当艾希曼还冒充阿道夫·卡尔·巴尔特被困在上普法尔茨的一座美国战俘营时，不久前还在维也纳担任安全警察与党卫队保安局负责人的鲁道夫·米尔德纳（Rudolf Mildner）已勾勒出一条“责任序列”（Verantwortungslinie），让人很容易成功地躲在后面：“执行之前，党卫队集团领袖米勒先与IV A 4部门的负责人、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艾希曼口头讨论。艾希曼原本隶属于党卫队保安局第三处，为了这项任务而被调职到帝国保安总局第四局。”^[212]米尔德纳的把戏显而易见：既然其间既没有文件也没有证人，他身为局外人也就无从得知任何事情。只可惜不曾有人当面质问米尔德纳，他是从哪里得知了那种下达指令的方式。纽伦堡战争罪行审判开始之前，在许多昔日的纳粹犯罪地点，各种关于艾希曼的报告和陈述已经开始出现。它们或来自从前的敌手（罗斯韦尔·麦克莱兰[Roswell McClelland]，瑞士，1945年8月2日），或来自盟友（匈牙利萨拉希·费伦茨[Ferenc Szálasi]^*政府的内政部部长沃伊瑙·加博尔[Gabór Vajna]，匈牙利，1945年8月28日），或来自同事和朋友。纽伦堡第一次审判开始一个多月后，检方出示了威廉·霍特尔那篇恶名昭著的证词，其中谈到艾希曼曾经向他提及的600万名受害者（1945年11月26日）。12月中旬，卡斯特纳的书面证词被当庭宣读，紧接着又宣读了霍特尔的声明，于是掀起一股以《600万犹太人遭到谋杀》为标题的新闻报道浪潮。这个死亡统计数字——400万人死于集中营，另有200万人被特别行动队杀害——顿时传遍世界各地，其始作俑者的名字随之闻名遐迩：阿道夫·艾希曼。

例如1945年12月19日的《富尔达人民报》（Fuldaer Volkszeitung）指出：“霍特尔证词的根据是一个名叫艾希曼的人向他所做的陈述，该人身为党卫队高级官员，在灭绝行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霍特尔认为艾希曼的陈述正确无误，因为其所处的位置必然使其对被害犹太人的数目有着最清楚的认知。一方面，艾希曼通过特别行动队把犹太人送进毁灭营；另一方面，他自己在盖世太保高层的职位，让他得以深入了解有多少犹太人被以其他方式杀害。”自此，在涉及受害者数目时，艾希曼被视为关键证人，无与争锋。在阿根廷，这个名声将为他打开进入萨森圈子的大门。12月20日，法庭开始设法还原包括艾希曼部门在内的盖世太保的组织结构，却被一再改变的部门名称搞得一头雾水。1946年1月初，特别行动队D支队领导人奥托·奥伦多夫（Otto Ohlendorf）和迪特尔·维斯利策尼的证词，让艾希曼的名字出现在更多新闻报道中。艾希曼那位昔日的朋友和下属刻画出一个颐指气使的上司，而把自己表现为深受其害的人，并且引述了艾希曼讲过的一句名言：“他说他会笑着跳进坑里，因为一想起有500万^*条人命要算在他的账上，他就感到极大的满足。”^[213]对此，纽伦堡审判中官阶最高的被告戈林不禁充满同情地评论道：“这个维斯利策尼只是一个小人物，因为艾希曼不在这里，他才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214]所提到的艾希曼正是戈林于1938年11月展开迫害犹太人行动之后，在会议上结识的那个艾希曼。

精心策划的逃跑计划

艾希曼一再表示，正是这些证人的陈述促使他逃离战俘营。如今人们甚至开始在战俘营里谈起他的名字，而美国陆军防谍队在安斯巴赫（Ansbach）的讯问，让这名现在叫奥托·埃克曼的囚犯越来越不舒服。他意识到，被拆穿身份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对上达赫施泰滕战俘营内的难友们而言，知道或者猜出奥托·埃克曼究竟是谁都是一种风险。当听到艾希曼说出他的逃跑计划时，他们一定都松了一口气，因为即便只是在艾希曼的附近被别人看见，也会给自己的前途带来危险。艾希曼则像在随后的岁月里一次又一次做的，巧妙地故布疑阵。他故意告诉一群军官，自己打算“去大穆夫提那里”。^[215]这个消息只用了几星期即已传播出去，而直到艾希曼在阿根廷被绑架为止，人们都还一直怀疑他已经去了中东。但实际上，他在一位名叫库尔特·鲍尔的低阶党卫队队员的合作下，精心而冷静地研拟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脱跑计划。鲍尔的姐姐内莉已答应为此提供协助，而且最重要的是，艾希曼在甚至连最亲密的朋友也想象不到的一个地区——德国北部——找到了联系人。当他还在战俘营的时候，党卫队队员汉斯·弗赖斯莱本^[216]就已经为艾希曼安排好了一个躲藏地点：其兄沃尔德马尔（Woldemar）是下萨克森策勒（Celle）附近一个林区的林务员，绝对会守口如瓶。当艾希曼的军官狱友们首先被问到他的下落时，他们一致认为那个胆大包天、喜爱旅行的艾希曼正打算潜逃中东，投靠他的穆斯林好友。但他们的同志其实早就在别人的默默帮助下，开始安排自己的新生活了。

1月，奥托·埃克曼头戴一顶麂皮帽、身穿一件改成“巴伐利亚式样”的国防军外套，与鲍尔一同消失了。鲍尔孀居的姐姐内莉·克拉维茨帮他在农庄找到了一个藏身之处。那位在目击证人眼中风姿绰约的少妇，同他一起搭乘火车前往汉堡。结伴旅行的男女不像单独出门的男子那样显眼，因而很少受到盘查。但在前往策勒之前，艾希曼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地：莱茵兰（Rheinland）。^[217]我们尚不清楚他是否认为那里有一个连内莉都不该知道的更好的躲藏地点，但能够确定的是，他去那里是为了取自己的新证件——“我为奥托·黑宁格安排的证明文件。”^[218]我们虽不知道是谁帮他准备了那些文件，但至少有一个迹象显示出那些文件放在谁那里：他父亲的一位兄弟仍然住在阿道夫·艾希曼的祖籍地，杜塞尔多夫附近的贝吉施地区（Bergisches Land）。艾希曼的父亲对自己的兄弟完全信任，随后几年不断告诉他儿子的确切下落，甚至还写信告诉他艾希曼的逃亡和在阿根廷的新生活。^[219]艾希曼之前曾经探望过他的叔叔。这个地址可想而知是新身份证件的存放地点，而且或许是艾希曼与他父亲保持联系的渠道之一。^[220]不管怎样，艾希曼早已及时妥当地安排了他的逃亡行动，因此还有足够的时间来伪造能够取信于人的证件，并把它们好好地藏匿在莱茵兰。考虑到战败投降的各种后果，以及交通运输和邮政投递的全面崩溃，艾希曼想必很早就已经做好了应急准备工作。

奥托·埃克曼从巴伐利亚的战俘营消失将近三个月后，奥托·黑宁格^[221]于1946年3月20日——艾希曼40岁生日的第二天——正式登记成为吕讷堡石楠草原的居民。登记流水编号1757的下面，写着对这名据称“1906年3月1日出生于布雷斯劳的商人”的附注：“已婚、新教徒、难民”，之前的居住地址是基姆湖畔普林（Prien am Chiemsee）。沃尔德马尔·弗赖斯莱本自己刚在1945年6月带着妻子和小孩一起逃亡到该地区，如今在修道院森林管理处担任林务官，住在“科伦巴赫森林管理所”（Forsthaus Kohlenbach），可以施予援手。^[222]黑宁格和当时许多“投靠弗赖斯莱本”^*的男子一样，藏身在森林中一间被他们昵称为“岛屿”（Die Insel）的小屋里，为一家名叫布尔曼（Burmann & Co）的公司收集木材和砍伐树木。

艾希曼依然头脑冷静且深思熟虑，就连比绝大多数人都更熟悉他的维斯利策尼，也料想不到会有这么一个藏身之处。当维斯利策尼主动请缨协助盟军查明其昔日上司的下落时，曾聪明地针对艾希曼可能的逃亡地点列了一份清单，果真证明他已将艾希曼的习惯摸得一清二楚。维斯利策尼信心十足地说：“凡是认得艾希曼的人都知道，他胆小得不敢一个人独处。”^[223]但显然没有人真正足够了解艾希曼。那份清单列出的可能藏身处所既没有包括德国北部，甚至连莱茵兰也付之阙如。维斯利策尼料到了他的上司可能做出的一切，却百密一疏没有料到艾希曼也有办法耍弄他。艾希曼已对纽伦堡审判将给他带来的危险做出了正确判断。

纽伦堡的幽灵

……这个负责执行灭绝计划的邪恶人物。

——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H. Jackson），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美方首席检察官

艾希曼不但立刻成为纽伦堡相关新闻报道的主题，防谍队所有分支机构更于维斯利策尼做出证词几天之后，在1946年1月10日接到通知，要求缉捕阿道夫·艾希曼那名共谋杀害了600万犹太人的凶手。通知中还提出警告，把他形容成“不惜设法杀出一条血路的亡命徒”。^[224]到了2月的时候，艾希曼的名字也出现在法国犹人遭受迫害的文件中。时至1946年3月4日，卡尔滕布伦纳的辩护律师更已认定每个人都知道艾希曼是谁，他指出：“众所周知，艾希曼就是负责整个犹太人灭绝行动的人。”4月5日，正当匈牙利前总理斯托尧伊·德迈（Döme Sztójay）在布达佩斯忙着做出对艾希曼不利的证词时，鲁道夫·赫斯向纽伦堡军事法庭提交宣誓证词，声称近几年艾希曼所产生的象征意义让他的地位获得了“巨大的上升”——尽管这种说辞在1946年就像在1942年一样，并不怎么站得住脚。这个发展非常有利于过去那帮人的自我辩解策略，他们很快就抓住了这个机会。于是霍特尔帮卡尔滕布伦纳说谎，宣誓“确认”艾希曼跟他那位来自奥地利的同志^*“没有直接的公务往来”。^[225]卡尔滕布伦纳则声称艾希曼通常直接向希姆莱汇报，甚至绕过了盖世太保的负责人米勒。既然米勒刚好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希姆莱又已经死了，卡尔滕布伦纳干脆厚颜无耻地撒谎，称他一辈子总共只跟艾希曼见过两次面。^[226]霍特尔的上司威廉·布鲁诺·瓦内克（Wilhelm Bruno Waneck）也是卡尔滕布伦纳的好朋友，他狡猾地进一步帮腔说，卡尔滕布伦纳还经常因为“疏于管理第四局，把所有事情都留给米勒”而饱受批评。就“解决犹太人问题”而言，希姆莱“在海德里希遇刺身亡之后已完全把工作交由艾希曼办理”，甚至“早在海德里希还在世的时候，艾希曼就已经享有了持续扩大的主导权和绝对的特殊地位，以致他在整个犹太部门（指在帝国保安总局内部）完全独断独行。在海德里希死后，他便直接对希姆莱负责。据我所知，这在帝国保安总局内部是每个人都清楚的事实”（1946年4月15日）。卡尔滕布伦纳的辩护律师考夫曼（Kauffmann）称奥斯维辛集中营一直处于“臭名昭著的艾希曼的思想指导下”^[227]

鲁道夫·赫斯于1946年4月15日首度现身法庭。多亏其鬼魅般的外表，战后人们的脑海中终于凝结出那批“躲在黑暗中的人”的具体形象。赫斯曾是拥有最恐怖记录的死亡集中营的指挥官，他指出艾希曼非但实地参与营地的建造并决定使用“齐克隆B”（Zyklon B）毒剂，而且还向他传达了各种命令，是一个比赫斯自己还要狂热的反犹太主义者。尤利乌斯·施特莱彻于1946年4月29日结结巴巴地表示，他之前从未听说过艾希曼（尽管他曾经在1937年邀请艾希曼参加党大会）。负责从巴黎遣送犹太人的赫尔穆特·克诺亨（Helmut Knochen）在1946年6月17日解释说，下达给他的命令原则上直接来自艾希曼或希姆莱。6月28日，曾经主管盖世太保组织与人事的维尔纳·贝斯特（Werner Best）谈到了“艾希曼办事处”。卡尔滕布伦纳的辩护律师更在7月9日要求进行无罪辩护，因为“在只有博尔曼^*、希姆莱与艾希曼知情的情况下，才从1941年开始密谋并执行了大规模的犯罪行为”，那不折不扣是“希姆莱和艾希曼的犹太人行动”（Judenaktion Himmlers und Eichmanns）。1946年7月13日，自己的罪责尚不清楚的康拉德·摩根（Konrad Morgen）解释了为什么自己担任党卫队法官的时候曾极力争取对艾希曼提起诉讼，试图借此证明艾希曼即使在党卫队里面也是一个特例。三天以后，美国首席检察官罗伯特·杰克逊称艾希曼为“负责执行灭绝计划的邪恶人物”——艾希曼后来在读到此种说法时特别火冒三丈。^[228]瓦尔特·胡本柯腾（Walter Huppenkothen），帝国保安总局的盖世太保组长以及“7月20日特别调查委员会”成员，在1946年7月18日表示：“犹太事务部门（IV B 4，后来的IV A 4b）及其主管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艾希曼，在第四局享有特殊地位。该部门位于选侯大街的一栋大楼内，艾希曼及其办公室的大多数成员都住在里面。”艾希曼“经常出外旅行”，米勒名义上是他的“顶头上司”。显然是为了保持距离，胡本柯腾继续补充道：“艾希曼和他的同僚们从来没有提到过自己的任务。但是我通过与同志们的谈话，知道艾希曼经常晋见希姆莱。”^[229]

丹麦盖世太保的前负责人卡尔·海因茨·霍夫曼（Karl Heinz Hoffmann）继续采取同样的路线：“犹太人问题的处理权当时掌握在艾希曼手中。他并非国家警察出身，而是从党卫队保安局调职到警界的。他和他的办事处位于一栋特别的建筑物里面，与其他部门几乎没有往来。……他名义上隶属于第四局，却非常特立独行。我在此特别强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并非警界出身的缘故。”（1946年8月1日）

盖世太保审判的辩护律师鲁道夫·默克尔（Rudolf Merkel）总结道：“希特勒在1942年4月下令实施‘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那意味着从肉体上消灭——亦即谋杀——犹太人。……希特勒和希姆莱用于执行命令的工具，是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阿道夫·艾希曼。艾希曼和他的犹太事务部门虽然在编制上隶属于帝国保安总局第四局，但其实享有绝对自主的地位，甚至完全独立于盖世太保之外。”默克尔提到了“艾希曼的机构”，并声称只有两个人要为迫害犹太人的行动负责：艾希曼和克里斯蒂安·维尔特（Christian Wirth）^*（1946年8月23日）。霍斯特·佩尔克曼（Horst Pelckmann）律师在为党卫队辩护的时候解释说，德国外交部也是艾希曼谎言下的无助牺牲者，“受害于他巧妙的以假乱真戏法”（1946年8月26日）。最后，甚至党卫队保安局的辩护律师也试图撇清与艾希曼部门的关系，并且宣称“艾希曼部门”不在党卫队保安局的职责范围内。最夸张的是，这到最后竟然演变成同为党卫队上级集团领袖的一名前武装党卫队上将和一名前警察上将争论，他们二人究竟是谁比较畏惧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艾希曼。^[230]他们同时却又相互支持对方的供词，表示自己非常希望采取行动来阻止匈牙利的犹太人遣送行动和徒步行进，然而他们完全不可能对抗艾希曼的权力地位。卡斯特纳早在1945年就已经用一个词描述过这种现象：“艾希曼主义”（Eichmannism）。^[231]

检方和法官基本上清楚这里在搞些什么名堂。美国公诉人托马斯·多兹（Thomas J. Dodds）因而在1946年8月29日纠正说道：“根本就没有那样子的‘艾希曼部门’。艾希曼只不过是盖世太保里面的一个部门负责人而已，主管教会和犹太人事务。盖世太保的这个部门主要负责将欧洲犹太人驱赶到一起，然后把他们送进集中营。盖世太保内部所称的这个‘艾希曼部门’，并不比米勒属下的其他任何部门更加独立于盖世太保之外。”多兹的俄罗斯同僚也表示赞同：“艾希曼借由毁灭营……来灭绝欧洲犹太人的计划，来自盖世太保的体制。”（1946年8月30日）但尽管如此，那种对艾希曼的描述依然产生了显而易见的效果，并且在判决书中留下了痕迹。艾希曼的名字被提到了三次：“在党卫队旗队长^*艾希曼的主导下，帝国保安总局所属的盖世太保成立了一个特别部门，负责处理犹太事务，并且利用自己的密探来调查被占领地区的犹太人问题。”^[232]一个后来成为灭绝犹太人同义词的术语，从此变得与艾希曼的名字密不可分：“‘最终解决方案’意味着灭绝犹太人。正如希特勒早在1939年年初即已发出的威胁，这将是战争爆发的后果之一。为了执行这项政策，盖世太保成立了一个特别部门——由艾希曼担任主管的B 4部门。灭绝犹太人的计划在进攻苏联后不久即已开始施行。”艾希曼的正统性也被清楚地阐明，因为判决书中写道，艾希曼“被希特勒委派来执行这项计划”。^[233]

在谈论艾希曼和纽伦堡审判时，或早或晚都会有人引用弗朗西斯·比德尔（Francis Biddle）的一个手写注记。^[234]那位来自美国的法官在审判文件上艾希曼的名字旁边写下了一个疑问：“他是谁？”人们普遍认为，这并非一个哲学或者心理学上的问题，纯粹只是因为比德尔不知道被提到的那个人究竟是谁。但人们很容易忽略那个注记的时间，它其实写在审判开始之前。当时只有少数几个法学专家，其中多半并非德国人，他们必须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摸清楚纳粹的国家体制及其犯罪的规模。即便今日也没人能严肃地宣称自己已经看清了那一切。盟军的战犯通缉名单上包含了六万多个名字，所以法官没听过文件初稿上提到的名字之一，完全不令人感到意外。弗朗西斯·比德尔的注记反而显示出他在准备时的认真态度。更令人惊讶的反而是比德尔在哪里读到这个名字。因为比德尔在名字旁边写下疑问的那个文件，是“审判框架”（Urteilsrahmen/Frame of the Judgment）早期的版本，亦即一份严格保密的起诉书草案。^[235]时隔一年，等到法官小组决定将艾希曼这个名字纳入判决书中列出的80个名字当中，而且提到它至少三次时，比德尔的疑问显然已经得到解答。

艾希曼名副其实地成了“纽伦堡的幽灵”，无处不在却又难以捉摸。^[236]他的名字还会在随后所有的相关审判中继续作祟。严格说来，1946年9月的纽伦堡与1939年春天的维也纳情况没有两样：艾希曼的名字又一次在其长官和同僚的大力支持下，不可救药地与犹太人政策关联在一起。但时代已然改变，艾希曼至少在刚开始的时候无法乐在其中，因为再也没有“工作”可通过他和他的赫赫声名获得“巨大推动”了。他不再被崇拜者包围，反而被弃如敝屣，是人们宁愿不认得的对象——除非把艾希曼送上死路能够让自己受益。艾希曼因此相当孤独地待在森林里。尽管昔日同志们使尽浑身解数把自己的罪过都推到他身上，艾希曼后来甚至还能充满体谅地说：“假如换成是我的话，恐怕也会表现得一模一样。”^[237]只不过倘若情况反过来，艾希曼却很难找到像他那样合适的替罪羊。结果艾希曼无计可施，只能看着他闻名遐迩的名字出现在报道和他在北德最先拿到的小册子上。许多年后，艾希曼描述，如此一来他终于被拉到了“国际聚光灯下”^[238]，而他打定主意要做出他在过去十年内无论如何都不肯的事情：保持隐身。

艾希曼究竟在什么时候才真正是“躲在黑暗中的人”（Mann im Dunkeln）^[239]？或许只有在他穿着黑色皮革长大衣、只想当一名党卫队保安局专员的短暂时期，宛如来自“黑色电影”系列的角色一般令人畏惧和神秘感十足。然而最晚从1937年开始，其他各种角色已经更加吸引人，很快还变得更有用处。正如艾希曼自己所希望的那样，他已经成为国家社会主义犹太人政策的象征——不仅在别人眼中如此，在他自己的行为表现和自我认知中显然也一样。战后出现的唯一改变，就是他更进一步被夸大为独来独往的犯案者。这要归因于知情者与同谋者的自保需求，以及其他人所想要的心灵慰藉。他们一厢情愿地认定，只有一小撮人、一个由极少数圈内人所组成的秘密团伙，犯下了那个有史以来最大的罪行，而且就连纳粹党人也对那批怪物避之唯恐不及。凶手的团伙越被说成是对外封闭的，“其他人”宣称自己毫不知情的谎言也就越发能够取信于人。

艾希曼要等到1960年在以色列的时候才终于体会到，被认为是“躲在黑暗中的人”也能带来益处。他欣然接受了维斯利策尼有关于此的描述，尽管在担任犹太事务部门主管的时候，艾希曼会觉得那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侮辱。如今他坐在以色列的牢房里，一心只想证明从来都没有人认识他，但并非因为他有着巨大而神秘的力量，反而是由于他如此不显眼和不重要。艾希曼对他昔日朋友和同志们的连篇谎话，表现出一种交织着不理解、不相信和失望的态度，有时显得如此可怜兮兮，简直会让人以为他至少在某些时候确实相信自己的说法。最耐人寻味的疑问莫过于：为什么艾希曼事后能够如此成功地否认自己曾经享有的突出地位，以致人们忽视了他在1960年和1961年之前的形象？其实只需要稍看一下他在审判之前的形象即可发现，艾希曼根本不可能既是一个象征，同时又无籍籍名。

事情的真相是，艾希曼在受审期间试图拿来跟自己相提并论的昔日同僚当中，没有任何人曾经享有像他那么突出的地位——不仅在1960年之前的文献当中如此，在纳粹时期的公众印象里也是一样，无论加害者或受害者都有相同的看法。以拉德马赫（Rademacher）、塔登（Thadden）、维斯利策尼、布伦纳乃至于西克斯（Six）等人为例，我们在谈论艾希曼的报纸上怎么样也找不到他们的名字，纽伦堡的判决书同样也没有提及他们。当以色列政府在1951年公开向德国提出赔偿要求时，其官方的原始文件中仅仅列出了五个凶手的名字，艾希曼就是其中之一^[240]，而报道此事的那些报纸都没有问为什么。

第三节 讨厌的隐姓埋名状态

他想必无聊得要命。

——汉娜·阿伦特评论躲藏在德国北部的艾希曼

乍看之下，吕讷堡石楠草原没有什么能让人联想到飞黄腾达的党卫队事业生涯。阿道夫·艾希曼的生活方式与奥托·黑宁格有着天壤之别。如今已无量身定做的制服、光可鉴人的皮靴、办公大楼与勤务人员，留给他的只剩下一件褴褛的国防军外套和森林里的一栋小屋。他不再拥有发号施令的权力，再也不能“颐指气使”，再也无法乘坐自己的公务汽车行遍半个欧洲，再也不可能用新的手段来消灭敌人。艾希曼的世界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就变得非常简单，甚至几乎可称之为“一目了然”，因为作为一名战俘和逃犯，他的生命始终处于危险之中，全部精力都集中在求生上面。森林中的宁静、充足的食物供应^[241]、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这一切不仅提供了某种安全感，更令人不得不回归内心世界。艾希曼后来在阿根廷宣称：“1946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尝试以书面形式记录我的回忆，并写下了当时还记忆鲜活的一些数字。”^[242]考虑到艾希曼所处的环境和他日后的写作热忱，此事一点也不令人意外。然而不能把这种举动看成反躬自省，因为艾希曼即便已经失去了他的办公桌，却完全没有失去他的旧心态。除此之外，他写作的原因并不是要设法理解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是由于被他视为毕生成就的那些行为如今普遍受到了谴责。艾希曼并不打算追求真理，而是要为自己的行为寻找一种最可信的辩解以防万一。

他想必早在成为战俘、随时可能面临审讯威胁的时候就已经开动脑筋，到底该如何描述他那惊人的职业生涯，以便尽可能减轻自己的罪责。许多上司和同僚接受审判的新闻，让他联想到自己迟早也会——无论是以证人还是被告的身份——被传唤出庭。艾希曼自己曾经多次扮演审讯者的角色，足以知道简单的谎言根本不可能让他全身而退。然而事情的真相实在太骇人听闻了，甚至无法用轻描淡写的方式表达。若是跟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指挥官坐在一起小酌红酒，他们或许不难达成共识，认为谋杀数百万犹太人的行动只不过是“后代子孙们不必再进行的战役”。^[243]可是艾希曼足够聪明，知道其他大多数人不会这样看。那个时代的多数人一心只想推诿卸责，忘记自己在过去12年中跟在谁的背后做出了什么事情。但是对于因犯下反人类罪行而遭到通缉的信仰坚定的纳粹党人而言，战争还远远没有结束。

艾希曼始终承认，他从一开始就阅读了所有关于纳粹灭绝犹太人的报道和文章。他曾有些漫不经心地告诉萨森：“在林木茂密的石楠草原，我的面前摆放着一大沓旧报纸，上面都有关于我的文章，用了像是‘大屠杀凶手艾希曼’、‘大屠杀凶手在哪儿’和‘艾希曼躲藏在哪里’之类的标题。”^[244]艾希曼后来的各种谈话和证词都显示，他确实知道当时主要的文章和事件，只不过我们无法确定他是在什么时候读到它们的。因此我们只能设法找出他在那段时间或许已经读过哪些东西，而且无法排除他是后来才看到那些材料的。第一本他后来反复引用的书是欧根·科贡（Eugen Kogon）所撰写的《党卫队国家》（Der SS-Staat），其主要根据是美国军事当局委托昔日集中营囚犯集体整理出来的“布痕瓦尔德报告”（Buchenwald Report）。^[245]该书在1946年出版，将罪魁祸首描绘成一小撮反社会的变态虐待狂，想必会让艾希曼觉得既受侮辱又遭挑衅，这完全不符合他对纳粹领导阶层的理解——在他眼中，那是一个新的精英集团，而他信仰坚定地自视为其中的一员。除此之外，艾希曼很早就在报纸和小册子上读到了霍特尔和维斯利策尼的证词，因为它们已在新闻媒体引发了巨大的回响。根据艾希曼自己的说法，他在北德的时候就已经读过了1946年秋季出版、由罗伯特·肯普纳（Robert M. W. Kempner）编辑的《纽伦堡审判》（Das Urteil von Nürnberg）。^[246]基本上，没有任何证据能够否定，艾希曼在做伐木工人时期的确读过那些出版物，因为在“岛上”，怀旧的政治性谈话显然经常发生。该地区的百姓至今仍然记得，如果有谁想要喝杯啤酒谈谈往事，森林里那群伐木工以及与他们同住的红十字会护士露特（Ruth）的房子是一个受欢迎的晚间聚会场所。那些小册子不必花钱就能获得，因为英国占领军把它们作为再教育工作的一部分而免费分发。无论如何，当艾希曼在1948年离开森林，搬到阿尔腾萨尔茨科特（Altensalzkoth）那个小村庄经营一家养鸡场的时候，他的兴趣已经非常明显。可是在回顾当时的生活时，艾希曼却提出了相反的说法：“在美丽的石楠草原上，生活平静地发展下去。每逢周日，我就骑着自行车前往策勒附近的乡村酒馆……酒馆主人有时会告诉我当地报纸写了关于艾希曼的什么，我听了便不禁难掩笑意。他总是习惯性地说：‘说不定一切都是谎话和捏造出来的东西。’那让我非常高兴和满意。”^[247]

艾希曼不只从报纸和书籍中读到他在历史上的特殊角色，周遭环境也在提醒他这一点。他的新居住地距离昔日的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只有几公里之遥，该营区当时已经变成了一座难民营，暂时收容那些从纳粹杀戮行动中幸存下来的无家可归者。艾希曼就生活在他的受害者附近，只不过如今他已是鸡农而非刽子手了。他后来在阿根廷用这个光怪陆离的场景来附和萨森的意见：“吕讷堡石楠草原附近就是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当地周遭的一切都飘荡着大蒜味，而且那里只有犹太人，因为那个时候还会有谁过来买东西呢？当然只有犹太人。于是我告诉自己说，我把木材卖给了犹太人、把鸡蛋卖给了犹太人。我感到震惊和困惑，在心中自忖道：你瞧瞧看，真是天杀的！那些家伙应该都已经被杀光了，可是他们却正在跟我讨价还价。可不是吗？”^[248]但不管艾希曼在老朋友们之间发出怎样令人作呕的纳粹式吹嘘，近在咫尺的贝尔根-贝尔森还是对他造成真实的困扰，即便艾希曼只是轻描淡写地顺手写道：“在那几年，我从来没有摆脱这样的恐惧：有人会站在我的背后突然大喊：‘艾希曼！’”^[249]而他揽镜自顾时显然不曾产生同样的担忧。

我们不知道艾希曼在吕讷堡石楠草原写下了哪些想法。至少按照他在阿根廷的说辞，当他再次离开藏身之处的时候，已经先后将回忆录和各种统计数字一把火烧掉了，因为不想带着它们一起上路。^[250]

在米勒-科伦贝格林区（Revierförsterei Miele-Kohlenberg）和阿尔腾萨尔茨科特认识奥托·黑宁格的人们，都没有意识到他的恐惧和内心的挣扎。他们遇见了一位不酗酒也不赌博的好好先生，有办法公平地安排食粮分配，十分熟悉“公家机关的繁文缛节”，既聪明又彬彬有礼，而且还按时缴纳房租。此外，这名带有轻微维也纳口音的男子声音相当有魅力，行为表现更显示出他绝非出身乡间地区。村内的女性居民在1960年告诉新闻记者：“他是那样安静谦卑的一个人，经常在温暖的夏夜为我们演奏小提琴。他演奏过莫扎特、舒伯特、巴赫和贝多芬。”^[251]当地的男性也高度评价这位新来者：他通常被认为掌握娴熟的技术知识，有办法修复损坏的机械设备，更何况他还拥有该地区唯一一台收音机，特别喜欢追踪新闻动向。奥托·黑宁格表现得随时随地都乐于助人。尽管这听起来像是庸俗的陈腔滥调，但就连小孩子都喜欢他，因为他能够辅导功课，还会给他们巧克力。^[252]没有人真正清楚奥托·黑宁格的底细。这个小村庄的居民让他进入他们的生活，把房间和田地租给他，用车子帮他把鸡运往市场，购买他的鸡蛋，并且尊重其不事张扬的作风。在战争刚结束的那段时期，没有人喜欢被别人问起，因此也不会询问别人。^[253]然而艾希曼对自己身边的那些人并没有很高的评价。“如果我不想让周遭的寻常百姓起疑心的话，那么就不能阅读比儿童故事更有深度的东西。”^[254]汉娜·阿伦特尽管没有听到这种贬损言论，却还是做出了相当正确的推断，认为艾希曼在吕讷堡石楠草原想必“无聊得要死”（tödlich gelangweilt）^[255]——而这带来的无可否认的好处就是，至少他不必再算计别人的性命了。

“北方要塞”

艾希曼将自己描绘为一个孤独异乡人的做法还另有一层用意：在随后的那些年里，他基本上总是避免提到当初接触对象的姓名。因为即便是在吕讷堡石楠草原，一名昔日的党卫队队员其实也不可能那么遗世独立。艾希曼无论如何都不是唯一有类似的过去，并且选择藏匿在这个乡下地方的人。柏林的纳粹党人很早即已讨论过可能的紧急会面地点。虽然有些人还对虚无缥缈的“阿尔卑斯要塞”和“北方要塞”（Festung Nord）等防御阵地心存幻想，可是像艾希曼这样的人物应已十分清楚那些地区的真正意义：纵使战败，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也可以迅速在那里聚集起来，以便交换重要的信息。奥地利的萨尔茨卡默古特（Salzkammergut）和德国北部的策勒地区，其战略位置都非常有利。二者皆地处边陲，距离国界不远。在那里可以不引人注目地重建网络，一旦遇到紧急状况也可以就近逃离：位于奥地利地理中心的阿尔陶塞距离属意大利的南蒂罗尔地区（Südtirol）^*只有一箭之遥，从阿尔腾萨尔茨科特则不难抵达德国的一些主要港口。长年扮演移民专家角色的艾希曼，必定立刻看出了这些“要塞”带来的可能性。他把自己和家人刚好分别安置在这样的地区，绝非出于偶然。当年阿尔腾萨尔茨科特一带的居民，直到今天都还记得曾经到访过的昔日党卫队人员，例如维利·科赫（Willi Koch）^[256]，他甚至很可能知道奥托·黑宁格究竟是谁。另外一位名叫路易斯·辛特霍尔策的访客则绝对知晓其身份，许多年后该人还肆无忌惮地吹嘘，自己所属的一个小圈子曾经帮助艾希曼逃亡，他的言论甚至还传到了西德（联邦德国）情报机关一名线人的耳中。^[257]

路易斯（阿洛伊斯）·辛特霍尔策是最残暴的党卫队打手之一，那批人早已因为卷入1938年11月集体迫害因斯布鲁克犹太人的行动，成为臭名远扬的罪犯。^[258]但对于这名1914年出生、年轻时代就小有名气的奥地利拳击手而言，那不过是其谋杀事业的开端而已。辛特霍尔策深度参与了武装党卫队针对意大利平民采取的所谓“报复行动”，在1943年摧毁了村落卡维奥拉（Caviola），导致40人遇害，其中一些人更被活活烧死在自己家里。此外他还在1943年积极参加了对犹太人的迫害，最终在1945年2月成为特伦托（Trient）的盖世太保领导人。他在战争末期的撤退甚至也伴随着各种谋害打杀。^[259]尽管在战后多次被捕，甚至两度在缺席审判的情况下被意大利法院判处无期徒刑，辛特霍尔策却一再成功地逃脱法网。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这名不肯悔改的党卫队成员与妻子和后来生下的孩子们定居在比勒费尔德（Bielefeld）。他保留了自己的真名，却仍然使用伪造的德国护照，因为奥地利已经对他下达了逮捕令。我们不清楚辛特霍尔策与艾希曼在德国北部会面时的情形。他们可能通过奥地利党卫队同志的圈子建立了联系（辛特霍尔策直到1989年去世为止都是该团体的坚贞成员），也可能因为其他的机缘而重新相见，但无可争议的是，他们二人都知道彼此的来头。辛特霍尔策后来表示，艾希曼亲口告诉过他，自己在德国北部藏匿了“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的相关档案和文件，其中包括各种统计数字，而且更重要的是，还有参与者的背景资料。^[260]辛特霍尔策还是奥托·黑宁格在吕讷堡石楠草原的最后一位访客：他从那里带着艾希曼不被察觉地抵达奥地利边界。艾希曼后来开玩笑地和威廉·萨森说道：“当初在吕讷堡石楠草原的时候，我到处跑来跑去。可不是吗？你瞧，我总是马不停蹄，并没有一直窝在某个角落里面。”^[261]鉴于艾希曼甚至能够跟来自比勒费尔德的老同志们见面，我们不难想象他的话中意味着什么。

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人从战俘营回到家里。其中至少有一个人重新与艾希曼取得了联系：获释之后也前往阿尔腾萨尔茨科特定居的汉斯·弗赖斯莱本。党卫队的同志情谊再度被证明持久不渝。起初只是有利于苟活偷生和隐匿躲藏的联系，在随后几年发展成了一个协助逃亡的网络。对于许多避居北德的前纳粹官员而言，逃亡计划从此几乎再也不是单打独斗，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将在阿根廷与艾希曼重逢。

家庭联系

艾希曼并没有在吕讷堡石楠草原长久定居下来的打算。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在当地已觉得非常安全，甚至还在1947年应邀参加一位昔日伐木同伴的婚礼，并在婚礼照片上毫不畏缩地站在新娘身旁不远。假使艾希曼乖乖留在这个地区，他很可能永远都不会暴露行踪。然而安全感取代不了自己的家庭。尽管内莉·克拉维茨那位有着美丽浅褐色头发的少妇不时从南方前来造访奥托·黑宁格，不但为他准备了像是“皇帝煎饼块”（Kaiserschmarrn）之类充满异地风情的餐点，也给村内的闲言闲语带来蓬勃生气。^[262]尽管人们谣传他在当地另有一二红粉知己，但艾希曼还是想重新回到自己家人身边。

首先尝试重返旧生活的是薇拉·艾希曼。她在其臭名昭著的丈夫失踪之后的行为，从一开始便泄露了一家人曾事先讨论过他们的应急策略。薇拉不但表现得小心谨慎，更以惊人的毅力承受了侦讯、搜家，以及盟军和幸存者组织的监视。多亏了艾希曼的妻子，在很长时间内，一张他的照片都找不到。与在林茨的其他家人一样，薇拉一定也把所有文件都好好藏了起来，直到1952年出发前往阿根廷之前才又把它们拿出来。她在1946年11月接受美国陆军防谍队讯问时，表示已在1945年3月与丈夫离婚，最后一次见面是他在4月来阿尔陶塞与孩子们告别的时候。她宣称自己对丈夫的罪行一无所知，说辞与艾希曼的父母和手足在一个月前做出的声明惊人地如出一辙。^[263]

艾希曼在战争结束之前向同志们灌输的“家中黑羊”神话，从一开始就被有系统地传播出去。薇拉·艾希曼依然得到丈夫家人接济的事实，似乎没有引起任何怀疑。^[264]同时也没有人注意到，卡尔·阿道夫·艾希曼根本不可能因为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观而与他的儿子在政治立场上产生歧异，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立场坚定的国家社会主义者。艾希曼的父亲在20世纪30年代末加入了纳粹党，后来如薇拉·艾希曼所言，这在1945年给他带来了一些麻烦。但那不仅“因为他曾经是一名纳粹”，更因为他缺乏有效的财产证明，以致某些明显不属于他的物品遭到没收。英国历史学家大卫·切萨拉尼（David Cesarani）因而相当正确地提出警告，千万不要低估了“父子之间的相互作用”。^[265]

1947年4月，艾希曼的妻子迈出了下一步，试图在巴特伊施尔（Bad Ischl）宣布她的丈夫已经死亡。她声称艾希曼已在1945年4月阵亡于布拉格。这样做很可能事先已与艾希曼的父亲商量过，而父亲同样早就与儿子讨论过各种逃亡的可能性。假如这个尝试成功，阿道夫·艾希曼或许真的有机会在欧洲安度余生，更何况我们从许多照片都可以看出来，此人具备多么强大的适应能力。除此之外，他的妻子还可以借此获得领取抚恤金的资格。薇拉·艾希曼提出的证据乍看之下颇有说服力：她的证人丽莎·卡尔斯（Lisa Kals）是一名嫁给阿尔陶塞人并定居当地的女子，出示了一封由某个名叫卡尔·卢卡斯（Karl Lukas）的捷克上尉写来的信函，信中提及了艾希曼的死讯。然而西蒙·维森塔尔立刻注意到，他曾经听过那个名字：此人是薇拉的妹夫，而那位妹妹现在正与她们的母亲居住在林茨附近。经过维森塔尔的提醒，阿尔陶塞警方立刻发现了另外一件荒唐事。原来，从薇拉的妹夫处收到信函的那位丽莎·卡尔斯，婚前的姓氏同样为利布尔。^[266]也就是说，薇拉·艾希曼试图在她的两个妹妹和一个妹夫的协助下，为自己的丈夫取得死亡证明。^[267]

等到维森塔尔出示两份宣誓证词，指称5月的时候还曾经有人在阿尔陶塞看见过艾希曼，薇拉·艾希曼便撤回了她的申请，但已经产生了与预期完全相反的效果。如今每个人都知道艾希曼还活着，否则他的家人根本没必要如此大费周章。于是美国陆军防谍队再次搜查了艾希曼家人的房屋，以及他一个情妇的住处。除此之外，一名以色列特工甚至设法通过艾希曼的另一位女性友人玛丽亚·莫森巴赫尔（Maria Mösenbacher），成功获得了第一张艾希曼的照片。^[268]维斯利策尼曾派调查人员调查另外一名男子，该人据称是“艾希曼的司机”，因而能够交出一份内容翔实的艾希曼女友名单。那个人其实就是约瑟夫·魏斯尔，“多普尔的犹太人皇帝”，一个臭名昭著的虐待狂，皮鞭已经成为他的标志，而且他还是威廉·霍特尔的连襟。^[269]魏斯尔不久之后就在巴黎站上了军事法庭，在那里讲出更多关于其上司的细节，因为他自己只是“奉命成为虐待狂”而已。虽然艾希曼一家很可能并不知道那张照片，但阿道夫·艾希曼肯定从父亲那里获悉了搜查的事情。后来在阿根廷与同伴们谈话时，艾希曼甚至知道维也纳已经对他发出了拘捕令。^[270]艾希曼的所有家人都清楚看出，阿道夫·艾希曼已经别无选择。他必须启动应急计划：逃离德国。对薇拉·艾希曼来说，这意味着更多年的等待，而且其间不可做出任何启人疑窦的行为。等到她终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与丈夫重新相聚时，他们已经整整七年没有见过面了。

艾希曼的犹豫不决

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艾希曼为什么会把阿根廷列为可能的避难地点。他后来表示，自己曾经读到“昔日克恩滕（Kärnten）^*的纳粹省党部领导如今生活在阿根廷”。^[271]艾希曼指的显然是西格弗里德·于伯赖特尔（Siegfried Uiberreither）。但严格说来，那人其实是施泰尔马克（Steiermark）的省党部领导，曾在1947年5月设法逃离达豪，后来与真正的克恩滕省党部领导弗里德里希·赖纳（Friedrich Rainer）一同被引渡到南斯拉夫。奥地利的报纸充满了相关报道，而且很早便有人猜测于伯赖特尔已逃往阿根廷。^[272]到20世纪40年代末，事实上许多人都已知道，昔日的纳粹要员正置身阿根廷。因为不仅相关谣言甚嚣尘上，更有杜勒出版社的书籍和杂志四处流传，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向外传播激进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公然用一些非常著名的作家来招徕读者。此外，德国极右派人士如饥似渴地阅读的《路径》杂志，明显是所有战后纳粹刊物当中最右倾的一个，同样出自杜勒出版社，自1947年开始发行。它公然宣扬反犹太主义、种族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仿佛第三帝国的崩溃从未发生。

埃伯哈德·弗里奇，杜勒出版社的年轻出版商，表现得积极又自信，在德国大打广告，使这份来自国外的褐色宣传刊物^*销路持续上升，以致早在1949年就在德国新闻界激起了一波警告和挞伐的浪潮：人们撰文评论阿根廷的“纳粹负隅顽抗中心”和“南美洲的希特勒们”，并且针对“通往深渊的‘路径’”提出警告。慕尼黑的《新报》（Neue Zeitung）甚至把弗里奇形容成“第四帝国的明日之星”。^[273]汉堡的《明镜周刊》（Der Spiegel）进而声称，纳粹要员纷纷逃往阿根廷一事，实乃出自国防军最高指挥部当初的指令。^[274]《路径》杂志为一个听起来让人心生信赖的社团“同志工作会”（Kameradenwerk）以及各种旅行中介机构打出的广告，更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于像艾希曼这种信仰坚定的国家社会主义者而言，那样的新闻听起来想必宛如来自应许之地的信息。

威尔弗雷德·冯·奥芬是戈培尔曾经的下属和不肯悔改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也在1945年以后来到德国北部。他毫不隐瞒地表示，正是杜勒出版社的刊物激起了他对阿根廷的好奇。当他还躲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的时候，就已经利用德国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之间显然早已运作良好的通信网络，直接在埃伯哈德·弗里奇那里出版了他关于戈培尔的专著。^[275]艾希曼日后在阿根廷也会称赞这个网络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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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不仅听起来相当不错，更是真正现实可行的逃亡目的地。多亏阿根廷作家乌基·戈尼（Uki Goñi）利用第一手资料进行的开创性研究，现在我们对于是哪些人建立了这样的网络使那些渴望移民的人能够潜逃出境，以及该网络的组织结构有了丰富的了解。对于拥有像艾希曼那种履历的人来说，个人临时起意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刚开始的逃亡路线经过瑞典的海港，距离艾希曼在北德的住地只有咫尺之遥。可是自从这条路线在1948年被曝光之后，人们不得不完全转向南方的替代路线。一个由德国帮手、阿根廷公务机关、奥地利边防人员、意大利登记机构、红十字会、梵蒂冈内部人员，以及航运巨子所构成的连锁网络，使逃亡成为可能。在开始行动之前，必须先备妥两份文件。其一为阿根廷的短期签证，由得到阿根廷总统胡安·庇隆默许的人口走私贩子奥尔斯特·卡洛斯·福尔德纳负责提供。其二是与短期签证持有人姓名相同的身份证件。就艾希曼的情况而言，身份证件应由南蒂罗尔的泰尔梅诺（Termeno）核发。^*除了艾希曼之外，一些同样特别有问题的人物——诸如集中营的“医生”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以及希姆莱的首席副官卢多尔夫·冯·阿尔文斯莱本——都同时于1948年在那个小镇取得了身份证件。艾希曼自己的证件核发于6月11日，编号为131，证件上的姓名则写成了里卡多·克莱门特（Riccardo Klement）。^†[276]以保护“被迫害者和受折磨者”（他指的是纳粹党人）为己任的阿洛伊斯·胡达尔主教，后来也将因为从罗马为这名逃亡者安排证件而出名。^[277]

值得注意的是，从这些身份证件的核发到艾希曼真正脱逃，时间上相隔了将近两年。换句话说，艾希曼是在有效期两年的短期签证即将过期前的最后一刻才使用的。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他犹豫不决，迟迟未曾采取行动？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德国1947-1950年的政治动荡。在1947年12月举行的伦敦外交部长会议上，同盟国与苏联的歧见明显日益扩大，昔日盟友的分裂已经势所难免。许多纳粹党人甚至早在战争结束之前即已预见到这种东西方的冲突。他们寄望于西方列强的反布尔什维主义，期待它最终能够胜过打垮希特勒德国的愿望。之后德国就可以重新成为一个主权国家。艾希曼的一位亲密同僚后来报告说：“艾希曼对西方列强与俄国之间的争端深信不疑，并将之视作他最后的机会。”^[278]戈林也在纽伦堡多次表达了这种期待，甚至希望自己能够因此重新掌权。^[279]

期待中的东西方分裂在1948年逐步成为事实，于是对一个新的开始，尤其对全面大赦的希望也随之而来。另外一个改变却显然不利于艾希曼：货币改革已于1948年6月20日开始生效。这不仅意味着失去工作，因为他在布尔曼公司之后所在的东家迅速走向破产。货币改革进而威胁到艾希曼辛辛苦苦存下来的钱。对于过着非法生活的人来说，“德意志马克”^*的引进带来了严重问题。如果完全逃避跟公家机关打交道，就既不能领取所谓“人人有奖”的40德意志马克，也没有办法获得新的货币。若无外界帮助，他也无法兑换攒下的“帝国马克”，因为兑换新币必须有银行账户，以及供财政机关核可的相关证明文件。艾希曼却二者皆无。他固然合法申报了户口，并已取得有效证件，但他还是小心翼翼地避免与官方有任何接触。这个非法人士如今必须仰赖洗钱业者，但那些人的兑换汇率可想而知好不到哪里去。万一受到讹诈，也无法寻求司法保护。像艾希曼这种曾经在维也纳利用不公平汇率手段，为帝国聚敛了千百万不义之财的人，自然对此有着特别深刻的体会。

除了刚好待在没收得来、酒窖装得满满的豪宅里面执行“公务”的时期，艾希曼终其一生都过着节俭的生活。货币改革难免给他在海外寻求新生活的计划带来了挫折，因为即使老同志也不会免费提供帮助。或许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他投资养鸡场的原因。20世纪30年代，犹太人总是在被剥夺了一切之后才获准离开这个国家。艾希曼从中得到的教训是，如果想要保护资产，就必须投资于实物。但其先决条件是不道德的政权没有颁布恶法，禁止购置实物资产。

没有人阻止艾希曼把钱投资于养鸡业，几周之后，也没有人阻止他用家禽换来新的货币。由于引进这种新型稳定的通货，他获得了不少投资收益。村内当时的孩子们还记得，艾希曼养了100多只鸡，一枚鸡蛋要价高达20芬尼（Pfennig）。^*相比之下，艾希曼每月的租金只有10马克。^[280]这样一来，他不但赚到了钱，还能够暂时观望，期待战争结束五周年的时候能够出现大赦。但另一个事件或许也对艾希曼的犹豫不决产生了影响。那就是1948年冬天，警方、以色列“访客”和一名纳粹猎人在奥地利试图逮捕他未果。

探访家人？

在1960年10月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西蒙·维森塔尔向惊讶莫名的观众宣布，他曾试图利用阿道夫·艾希曼计划在1949年圣诞节前往阿尔陶塞探访家人的机会抓捕他：“那栋房子被团团包围起来，可是艾希曼没有现身。他显然得到警告或者起了疑心，于是再次消失不见了。”^[281]这不只是维森塔尔所讲的诸多戏剧性故事中的一个，而是一次真正的行动，即便他给出的日期并不完全准确。

早在1948年秋天即已有线索表明，艾希曼打算在圣诞节和新年之间前往探访他的家人。关于随后发生的事件，有许多当事人的报告保存了下来。它们的内容并不总是一致，却都可以归结到一个共同的核心和日期。^[282]根据消息，1948年12月的时候，林茨的奥地利刑事警察（莱奥·弗兰克-迈尔[Leo Frank-Maier]^[283]等人），配合包括米迦勒·布洛赫（Michael Bloch）^[284]在内的以色列特工人员，与西蒙·维森塔尔在阿尔陶塞布下了天罗地网。计划是逮捕艾希曼，并把他交给以色列人。为此林茨刑事警察的负责人不但不用负担行动开销，还能另外获得5000美元。于是他们试图在那个人口稀疏的地区尽可能不令人起疑地进行部署，而当时正值深冬，夜间气温低达零下20摄氏度。所有参与人员都提到监视工作出现了纰漏，却对失败责任的归属莫衷一是，讲不出究竟是谁的疏失导致艾希曼事先获得警告。但最可能的解释是，在一个像阿尔陶塞菲舍恩多夫（Fischerndorf/Altaussee）这样小的地方，由那么多人共同参与的行动根本不可能不被发现。报告中甚至提到，小镇上流传着有关以色列人或纳粹猎人西蒙·维森塔尔出没的流言蜚语，后者在奥地利已不再无籍籍名。

艾希曼是否真的尝试过在1948年圣诞节和新年之间前往探访他的家人？他是否的确愿意冒着巨大的风险旅行穿越整个德国，还要以伪造的身份出境？我们从后来那些年发生的事情可以知道，不管艾希曼再怎么“虔信宗教”，圣诞节总是与强烈的家庭情感联系在一起。更何况他的身份证明文件已经在意大利准备妥当，因此艾希曼若是提前展开逃亡行动的话，探访家人正好让他在半路上歇歇脚。可是如此一来，艾希曼势必来不及变卖他在当地的资产就要从阿尔腾萨尔茨科特消失，这对他是一笔严重的财务损失。薇拉·艾希曼和孩子们后来并没有提到过这样的计划，艾希曼在阿尔腾萨尔茨科特细心的邻居们也都不曾观察到他有长时间出远门的迹象。艾希曼后来指出，自己至少曾经有过探访家人的念头，但他把时间定在1950年，也就是当他展开逃亡计划，在距离妻儿几公里外的地方穿越奥地利之际。那时他一度考虑是否该冒险与家人见面，却还是很克制地决定不要那么做。^[285]艾希曼不太可能偏偏在1948年丧失了自制力。同时他自己的思维方式非常接近调查人员，不太可能犯错误挑选这么一个具有标志性的日子，而且刚好是在谎报死亡的企图失败不久之后。

还有别的因素表明，艾希曼不可能企图在这个时候接近他的家人。1948年9月底在林茨进行的一次采访引发了一系列报纸专论。维也纳的《世界晚报》（Welt am Abend）报道说：“艾希曼的父母自战争结束以来，便不曾听到过有关他们儿子的消息。”然而在那一地区完成的调查却指出，有谣言表明阿道夫·艾希曼在1946年以前曾是美军战俘。他已化名埃克曼，据悉目前正在中东“担任耶路撒冷大穆夫提阿尔-侯赛尼的顾问，协助解决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问题”。以《帝国犹太专员》或《阿拉伯军团之一员》等为标题，那个故事在1948年10月顽固地持续出现在新闻媒体上。^[286]就连刚刚完成其戈培尔传记的库尔特·里斯（Curt Riess），也以“特约记者”的身份前往阿尔陶塞，寻找艾希曼的踪迹。最后他只能勉强挤出一个哗众取宠的文章系列，来讲述“阿尔陶塞的风流娘儿们”（Die lustigen Weiber von Altaussee）^*，里面当然也少不了提到纳粹黄金的传说。《新世界》（Die Neue Welt）在11月13日刊登了一份还算具有启发性的文件，发布了两页艾希曼在1937年手写的个人简历，出自其官方人事档案。所有人都可以从中清楚地看到他真正诞生于何时何地，以及他的谋杀事业是如何开始的。里斯也详细描述了艾希曼家人现在的居住地。然而一个信息反复出现于各篇文章中，想必也让艾希曼的家人特别感到忧心忡忡：“艾希曼在所有战犯名单上都排在第一位。”不管艾希曼考虑过怎样的逃亡计划，1948年年底都不是付诸行动的良好时机。因为人们显然都还十分清楚地记得他是谁，知道他曾经一心梦想成为“帝国犹太专员”。

德国联邦情报局（BND）的前身盖伦组织（OrganisationGehlen）于几年后获悉，以色列驻维也纳领事曾在1949年，也就是圣诞节抓捕行动失败一年之后，提供5万先令用于追捕艾希曼。^[287]甚至还有人宣称悬赏金额高达100万先令。盖伦组织的线人称，有一个以色列特工小组曾经潜伏在奥地利，准备趁艾希曼在圣诞节探访家人时绑架他，甚至已经在萨尔茨堡（Salzburg）机场租好了一架飞机。那么在维森塔尔抓捕行动失败一年之后，是否有人再次尝试围捕艾希曼呢？

根据档案资料，盖伦组织的线人是约瑟夫·阿道夫·乌尔班（Josef Adolf Urban）。这个八面玲珑的人物出生于1920年，1948年在林茨市内一间沦为假护照交易中心的咖啡馆遭到逮捕。他的袋子里装满了厚厚一叠伪造证件，足够让林茨警方逮捕他了。莱奥·弗兰克-迈尔是参与逮捕行动的警官之一，报告了侦讯乌尔班的情形。他甚至还允许西蒙·维森塔尔旁听，因为被捕的那个人显然意图协助战争罪犯逃亡。尽管罪证确凿，两天之后他们却不得不释放约瑟夫·阿道夫·乌尔班。按照莱奥·弗兰克-迈尔的讲法，有两名美国防谍队的密探上门要求释放那名嫌犯，因为乌尔班在一个针对苏联的间谍网中是不可或缺的协调者。迈尔很快发现，乌尔班其实是在向情报单位提供编造的“情报”，来源是同样被他炮制出来的一些“在地特工”。他甚至还在东欧编造了若干武器工厂。^[288]

迈尔显然有所不知的是，极力避免让乌尔班接受审判的不止美国谍报机构一家。那名情报制造者同时也是奥地利内政部国家安全部门的线人，万一他出庭受审，这个事实将不可避免地被曝光出来。^[289]事实上乌尔班向几乎所有情报单位通风报信，从法国的第二局（Deuxième Bureau）到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无所不包，而盖伦组织当然包括在内。^[290]无怪乎在迄今关于德国联邦情报局内容最详尽的那本研究专著中，作者恰如其分地称之为“一个浪迹天涯的特务机构雇佣兵”（ein vagabundierender Geheimdienstsöldner）。^[291]莱因哈德·盖伦（Reinhard Gehlen）更委托这名所谓的消息灵通人士，在1948年与布鲁诺·考舍恩（Bruno Kauschen）一起，发展德国情报组织在奥地利的分支机构。^[292]我们不确定盖伦当时是否知道，乌尔班的爆炸性情报往往都是编造出来的，以及乌尔班究竟在哪里学会了这套功夫。

计划绑架艾希曼的消息是否属实？我们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就能从阿尔陶塞当地酒馆主人的口中听到有关1948-1949年冬天那场失败行动的花絮。但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即乌尔班在1952年透露他的内幕消息时，虚构多过了事实。因为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盖伦组织在1952年的时候对艾希曼非常感兴趣。乌尔班甚至宣称，他曾亲自帮助艾希曼逃亡——这个招供似乎并没有给他在战后西德情报部门的职业生涯带来负面影响。^[293]然而与情报机构的典型做法一样，对外公开的文件显示不出什么东西来。不过我们还是知道，乌尔班到底在哪里学会了这种瞎编乱造的本事：先是在党卫队保安局，后来在匈牙利跟艾希曼一起。^[294]

那名年轻的事业狂人在18岁时即已加入纳粹党（党员编号6312927），很快就跃升为维也纳党卫队保安局的负责人，被认为是瓦尔特·舍伦贝格（Walter Schellenberg）手下的一名巴尔干问题专家，最后成为党卫队保安局布达佩斯总部的负责人。而当时艾希曼正在那里向世人展示，在六周时间里可以将多少人“带往毁灭”（der Vernichtung zuführen）。乌尔班关于鲁道夫·卡斯特纳的故事让维森塔尔目瞪口呆。^[295]无疑，莱因哈德·盖伦对受过良好训练的人别具慧眼。

但如此一来，乌尔班应该也是最不希望看见艾希曼重新现身的人之一，因为不仅乌尔班知道艾希曼在1945年以前做过什么事情，艾希曼当然也清楚乌尔班的过去。假如有机会的话，乌尔班甚至巴不得能够把伪造的证件送交给艾希曼，即便艾希曼永远不会依靠像乌尔班这样的小罪犯。然而那名前任布达佩斯党卫队保安局首脑不愿背叛艾希曼，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动机：乌尔班终其一生都是信仰坚定的纳粹党人。根据其同僚的报告，乌尔班总是“以元首阿道夫·希特勒之名任命属下，因为他有可靠的情报指出，希特勒还活着，而且按照乌尔班的讲法，就置身南极地区一个温暖的绿洲”。缺少地理学知识显然不是乌尔班的最大问题所在。^[296]但他的政治观点也没有妨碍莱因哈德·盖伦在1956年以后继续雇用约瑟夫·阿道夫·乌尔班为联邦情报局工作。他直到20世纪70年代都还一直出现在普拉赫（Pullach）的薪饷名册上。^*

除了盖伦组织的档案之外，还有更多证据显示，曾经有过第二次企图将艾希曼从奥地利绑架出境的尝试。除了西蒙·维森塔尔，还有另外两名男子报告了1949-1950年新年之际可能的行动。那二人分别是不知疲倦的纳粹猎人托维阿·弗里德曼，以及绝对知道内情的阿舍·本-纳坦（Asher Ben-Natan），他当时仍然主管以色列外交部的政治司，亦即日后“摩萨德”的前身。然而这次行动也失败了，因为艾希曼根本没有过来。^[297]

盖伦组织的档案里面不仅包括了乌尔班的胡言乱语，也显示出两次绑架企图之间的一年发生了重大改变：按照乌尔班的讲法，捉拿“犹太人的头号敌人”的悬赏金额已经增加，可是明显变得比较不值钱。金额从5000美元提高为50000先令，尽管多出一个0，实际的价值却减少了一半以上。也有人提到100万奥地利先令的巨额悬赏金，但这种不一致的情况证明消息未必可靠。

过了11年，等到以色列特工小组再度设法绑架艾希曼，并且果真把这名被追捕了那么久的罪犯送上飞机之后，美国中情局一口认定该计划出自西蒙·维森塔尔之手。^[298]显然中情局也早已听说了20世纪40年代末期失败的绑架尝试。

我们不知道究竟是谁暗中通报了艾希曼的探访行程，让西蒙·维森塔尔提高警觉，以及为什么那么多人相信逮捕行动会成功。但我们不得不怀疑那个通报是否值得被认真看待。说不定那出自误会，是各种混淆所造成的结果，甚至是艾希曼家人的测试，以查明自己受监视的程度。但无论如何，艾希曼一定已经发现，人们依旧对他兴趣不减。如果以色列人曾出现在阿尔陶塞的流言事后传到了艾希曼那里，他想必会特别感到不安。在1960年遭到绑架之后，艾希曼曾表达过一种特别的恐惧：他担心失去了许多孩子的犹太民族会把对此难辞其咎的人当成目标，派人针对他的孩子展开复仇行动。^[299]可是鉴于战犯名单广为人知，加上奥地利警方已受到惊动，最好的对策还是尽可能远离危险。所以他继续冒充与世无争的奥托·黑宁格，待在偏僻的阿尔腾萨尔茨科特养鸡，再用高价将鸡蛋出售给他来不及送上死路的那些人。艾希曼虽然在1950年的时候已经攒了一点钱，却不得不认清一个事实，那就是新成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并没有让他免遭起诉。他的阿根廷签证即将到期，现在该是他上路的时候了。

有条不紊的脱逃行动

艾希曼即使在离开阿尔腾萨尔茨科特的时候也保持头脑清醒。半夜偷偷溜走的做法只会引人疑窦，然后制造出各种故事传进不该听的人耳中。但另一方面，在国内迁徙甚至移居国外的人，在那些年头并不少见。战争及其造成的后果，诸如逃亡、劫持、驱逐、难民营和城市住房短缺等，让许多人仍在寻找一个能让他们重新产生归属感的地方。艾希曼成功地使奥托·黑宁格也成为那些寻觅者当中的一员。他把鸡卖给了弗赖斯莱本的森林管理员、告诉房东太太自己准备去斯堪的纳维亚做机械工程师，并且写信向内莉道别，以掩盖在她那里留下的所有痕迹。^[300]他宣称自己打算向俄国人投案——跟今天人们想象的不同，此事在当时听起来并不显得那么突兀，因为有许多人揣测，一些盖世太保高官（例如艾希曼的顶头上司米勒）已经躲进了苏联占领区。只可惜至今还没有系统化地研究，到底哪些人真的选择了这条脱逃路线。那个搬家地址在当时还另有好处，因为查核起来不那么容易。总而言之，奥托·黑宁格没有不告而别，或者像小偷一样在夜里逃走，而是缴清房租，并且有模有样地和阿尔腾萨尔茨科特道别。于是没有人怀疑，也没有人报警。在人们的记忆中，过去四年那位邻居都是一位令人愉快的外来客。如果有谁怀念其不事张扬的作风或者他的小提琴演奏，仍旧可以在那张婚礼照片上看见他。要是能偶尔收到他的消息，知道他在远方过得怎么样，那就更好了。然而没有任何人料到，那会是一张来自以色列的明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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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艾希曼自己想办法与逃亡网络取得了联系，还是对方的代表主动找上门来，这个问题至今依然悬而未决。同样，我们也无法排除艾希曼的父亲在林茨提供协助的可能性：既然奥地利报纸上谈论于伯赖特尔逃亡经过的文章能够一直传到德国北部，可见艾希曼一定与奥地利保持着密切联系。不过艾希曼自己在谈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却说出了好几个自相矛盾的版本。根据其中一个版本，他在当地报纸上刊登精心编成密码的广告，由此联络上蛇头集团。^[301]而根据艾希曼在1961年年初讲述的狂野浪漫版逃亡故事，是他自己的冒险精神和一位值得信赖的同志，才终于促成了双方的接触：“我在石楠草原向一位密友透露自己打算前往海外，问他是否知道谁清楚与逃亡有关的各种事情。通过这种方式，我在1950年与汉堡的一位先生取得联系。他从前是党卫队的人，现在经常来往于德国和意大利之间。我从自己的储蓄（靠鸡蛋生意赚来的2500马克）当中给了他300马克，于是从他那里获得了关于经由‘潜水艇路线’（U-Boot-Route）前往南美洲的最精确信息。我了解到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停靠站、每一个联络点。”^[302]

所有的故事版本都有一个共通之处，那就是尽可能转移人们对实际参与者的注意。艾希曼直到被处决时都心怀感激，对每一个帮助过他的人展现出这种休戚与共的精神。时至今日，我们知道其故事中的一个关键要素完全无法成立：逃亡所需的第一份证件在1948年6月初即已核发，时间早于货币改革，甚至是在艾希曼从林区伐木工人变成鸡农之前。他刻意在讲述中把日期往后挪了。这种提供错误日期的做法旨在释放假消息，艾希曼后来曾经对此做过详细描述^[303]，并且一再以惊人的完美手法实际加以运用。^[304]通过推迟日期，他得以始终一贯地淡化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一个人若是在某个机构揭幕时才首次现身，其角色自然不同于在筹备阶段即已造访该机构未来场地的人。他把这种策略应用于成立犹太移民中央办公室和设置死亡集中营的时间。同样，一个花了两年多时间来安排自己逃亡计划的人，给别人的印象自然迥异于一个在1950年才临时决定前往意大利，手中只有几个地址准备见机行事的脱逃者。类似这样窜改日期的做法，可以掩盖很长一段时间内发生的事情，借此规避各种令人不快的问题。例如，在1948年货币改革前夕，艾希曼从哪里获得的金钱与联系，以了解逃亡的各种细节？另一个问题就是，他如何联系上相关教会机构，并在其协助下获得了南蒂罗尔的身份证件和阿根廷的短期签证？因为艾希曼显然没办法亲自过去。曾经帮助艾希曼逃亡的内莉·克拉维茨不是可能的人选，因为艾希曼显然并不信任她。

建立新身份的过程非常复杂，短期签证和来自南蒂罗尔的身份证件只不过是第一步而已。有了这些文件、照片，以及方济会神父爱德华多·德默特尔（Edoardo Dömötör）出具的一份品行证明，艾希曼才得以向热那亚的国际红十字会申请护照。等到取得护照和短期签证之后，才有办法向阿根廷大使馆申请长期签证。长期签证加上医师出具的健康证明，以及更进一步的身份证明文件，是艾希曼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申请个人身份证件的基础。除此之外，他还必须坐船过去。热那亚只需要两个多礼拜的时间来完成整套程序。即使是艾希曼那样经验老到的移民专家，也不可能临时起意便如此高效率地利用这许多国家和机构的漏洞，至于约瑟夫·门格勒和卢多尔夫·冯·阿尔文斯莱本之类完全缺乏经验，不知该如何灵活处理过境突发状况的人士，自然就更不用说了。

从国际红十字会保存至今的护照申请档案中的照片，即可看出逃亡组织的专业程度：在那张照片上，艾希曼的化装效果好得令人叹为观止。精心修剪得露出头顶的发型、圆框眼镜、八字胡、西装和领结，都让他看起来不仅明显老了许多，并且就像刻板印象中的工程师模样，完全不会让人联想到一名官员。艾希曼的照片并非特例。希姆莱的前任首席副官，身高将近两米的卢多尔夫·冯·阿尔文斯莱本，原本有着严重后退的发际线，如今却戴着蓬松的遮秃假发、蓄着小胡子、双肩下垂。那里的化妆师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艾希曼和其他许多流亡者一样利用的体系得到很多方面的支持，其中更包括得到阿根廷总统胡安·多明戈·庇隆许可的专业人口走私集团。阿根廷对德国的专业人士极感兴趣，希望借由他们推动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的进程，这让协助逃亡的工作看起来像是一笔合理的投资。战后欧洲的局势非常有利于这种技术转移，由于整个地区都已沦为废墟，人人都必须为自己寻找新的出路，因此很容易接受邀约。就争取受过良好教育的移民而言，阿根廷并不是唯一这么做的国家，但很少有别的地方像它一样为艾希曼这样的罪犯提供移民机会。在阿根廷方面，德裔阿根廷人鲁道福·弗洛伊德（Rudolfo Freude）与移民局密切合作，组织了援助逃亡者的行动。另一个之前已经提到过的德裔阿根廷人奥尔斯特·卡洛斯·福尔德纳，在1948年前往欧洲，在阿根廷领事馆的协助下，提供各种文件和组织架构帮助逃亡者脱逃。艾希曼的儿子将在许多年后表示，福尔德纳是“父亲最好的朋友”。^[305]

敖德萨（O.D.E.S.S.A.）^*的神话——亦即认为有一个结构严密的前党卫队成员组织，在第三帝国土崩瓦解之后走入地下，如钟表般继续运作——长久以来扭曲了人们对现实的看法。其实“敖德萨”一词最初只不过是战俘营内的暗号，让党卫队成员能够认出彼此并相互扶持。^[306]神话之所以历久不衰，是因为它满足了我们的想象力。这样一个地下组织的神话，同时为两个受到创伤的群体提供了满足。一个是纳粹猎人，他们和所有追捕者一样，随着时间流逝，高估了对手的实力，倾向于阴谋论。另一个是纳粹党人自己，他们在掌权期间早就理想化了党卫队之类组织的高效率，等到战败之后，觉得党卫队会以某种方式延续命脉的想法给他们带来了安慰。认为存在一个地下组织，所有党卫队队员在1945年后都自动成为其成员，而且该组织不受影响地继续存在，仿佛当年5月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般，这显然是恐惧或希望所引发的幻想。但同样自然的是，即使一个建立于某种意识形态之上的国家已经分崩离析，该意识形态的坚定支持者们也不会停止忠于自己的信念，不会失去彼此休戚与共的归属感。德国的战败在国内创造了一个无所不在的新敌人——同盟国的军队，而这个共同的敌人又回过头来强化了他们的凝聚力。对党卫队的浪漫想象并没有消失在怀旧的记忆中，而是创造出一个适应新时代的网络。昔日的党卫队成员从来都没有过自己的大型地下组织，可是有不少藏身地下的前党卫队成员需要帮助，而且他们很容易就可以从正面看待党卫队的人士那边得到帮助。这种权宜的联盟有赖于私人引荐和良好的关系，非法的联盟尤其如此。归属于一个意识形态色彩强烈的共同体，此种身份就是最好的“推荐函”，无论在安排住宿、代为联系、邮寄服务或者提供更大帮助的时候都管用。其基本结构与帝国保安总局之类的纳粹机构并无差别，但已经因时制宜。一个体制僵硬的逃亡协助组织，即使可行，也永远没办法像这个灵活的利益共同体一样高效，素昧平生的人也可以依赖彼此的帮助。艾希曼在欧洲的逃亡以及在阿根廷的生活都深受其影响，甚至连他在耶路撒冷出庭受审时的表现也不例外。因此我们若想查明和理解艾希曼在阿根廷的生活背景，就不能不先考察一下他的脱逃行动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在老同志和他们新的同情者相互支援扶持的背后，隐藏着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那就是不轻易公开自己的身份，因为这整个网络都建立在不引人注意的作风之上。提供帮助必须悄悄地进行，因为敌人到处都是，而那些看似松散的网络联结，其价值主要就在于永远不透露它们是如何运作的。艾希曼直到1962年也对此深信不疑，在回顾往事的时候一再对协助他和家人逃亡并展开新生活的“那个组织”表达深切的感激之情。^[307]

自求多福的旅人

艾希曼的道路并没有通向罗马，尽管要是没有与梵蒂冈关系紧密的教会机构从旁协助的话，他根本不可能逃跑成功。尽管如此，很长时间都一直有人怀疑艾希曼去了那座永恒之城。不过早在1961年春天，摩西·珀尔曼就已经提到了热那亚港以及在当地接应艾希曼的方济会神父——他通过特殊渠道获得了艾希曼在审讯中的供词。^[308]珀尔曼的发现固然因为汉娜·阿伦特而广为人知，但仍不足以撼动一个牢不可破的谣言，即艾希曼在罗马会见了阿洛伊斯·胡达尔主教，并且在“圣拉斐尔协会”（St.Raphaels-Verein）^*的安东·韦伯（Anton Weber）神父那里通过了信仰测试。尽管胡达尔或许在安排艾希曼取得假证件方面提供了协助，但我们还是可以完全排除二人在罗马见过面的可能性。不过话说回来，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胡达尔便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与协助纳粹逃亡的行动密不可分。等到艾希曼被逮捕以后，最自然不过的不就是把艾希曼在教会协助下经由意大利逃跑一事，与人们所知道的唯一一个名字——阿洛伊斯·胡达尔——联系在一起吗？

尽管有证据表明，胡达尔主教曾在罗马接见潜逃的纳粹人士并在他们逃亡期间给予照顾，但艾希曼不是其中之一。他在1950年5月的逃亡路线，是从阿尔腾萨尔茨科特直接前往奥地利边界附近。那段旅程既轻松又舒适。路易斯·辛特霍尔策从比勒费尔德赶过来，亲自开车载着他的老同志，从策勒一直来到奥地利边界上的巴特赖兴哈尔（Bad Reichenhall）。至少按照这名前因斯布鲁克党卫队领袖后来的讲法，情况就是这个样子，而他也为此给自己惹来一身腥。^[309]这只是一个白天的车程，所以不需要另外找地方住宿。抵达巴特赖兴哈尔之后，艾希曼在一名人口走私者的帮助下，抄小路偷偷来到奥地利的库夫施泰因（Kufstein），接着坐出租车前往因斯布鲁克，他在那里有一个联络地址。在纳粹的圈子内，因斯布鲁克是众所周知的逃亡者歇脚点，尤其聚集了打算逃离自己过去的那些人。有许多迹象显示，艾希曼在此还见到了他的父亲，或者至少见到了一个中间人，因为他把自己赚来的钱留了一部分给他在奥地利的家人。^[310]在职业蛇头集团的协助下，艾希曼又从因斯布鲁克向南来到布伦纳山口格里斯（Gries am Brenner）的维纳德尔斯客栈（Gasthaus Vinaders），然后越过边境进入意大利。施泰青（Sterzing）^*的约翰·科拉迪尼（Johann Corradini）神父赶来与艾希曼会合，并把行李交还给他，之前这位神父亲自骑车载运他的行李穿越边界，现在还帮他安排了一名“出租车司机”。由于科拉迪尼的协助并非孤立事件，我们可以推断，那名“出租车司机”也是局内人，靠特殊的乘客来赚取外快。不管怎样，司机载着逃亡者继续来到博尔扎诺博岑省（Bozen/Bolzano），也就是在艾希曼的新简历上，他于1913年作为安娜·克莱门特（Anna Klement）的私生子来到世上的地方。根据艾希曼自己的说法，他在当地免费取得了阿根廷移民局的短期签证，而且他显然还拿到了已事先帮他办妥的证件——由南蒂罗尔的泰尔梅诺核发的身份证明，上面称他是“无国籍者”。

离开博尔扎诺，行程继续经维罗纳（Verona）前往热那亚，艾希曼就在热那亚的一座方济会修道院内避难。不过我们尚不清楚艾希曼在那里还遇见了其他哪些昔日的同志。艾希曼自己只提到过佩德罗·盖勒，一位本名赫伯特·库尔曼的前坦克部队军官。艾希曼甚至声称曾经借钱给那人以便他漂洋过海。但我们可以推测，别名盖勒的库尔曼并非艾希曼于逃亡途中异地重逢或首次见面的唯一对象，他在这段时间已为未来的海外生活建立了联系。艾希曼在修道院内度过了他在欧洲的最后几个星期，在前往红十字会和阿根廷移民当局在热那亚的驻外机构的空档，靠下棋以及与“老僧侣方济各”（alter Mönch Franziscus）讨论世界观来打发时间。有关艾希曼在此期间正式皈依天主教并受洗的谣言，是完全站不住脚的。^[311]受洗既不明智也没必要，因为泰尔梅诺颁发的假证件早已把他注记成了天主教徒。艾希曼后来一再把自己描述成“信神的人”，并且以个性鲜明的傲慢口吻表示，自己曾经接受东道主的请求一同参加了晨间的礼拜仪式：“方济各神父在我出发的前一天恳求我过去望弥撒，因为他想要为我赐福。‘反正这不会有坏处。’他说。我伸手揽住他的肩膀，称他是‘我的好老法利赛人’。”^[312]艾希曼没有因为护照上面捏造出来的宗教信仰而良心不安，还以令人不解的唐突方式描述了自己的态度：“我毫不犹豫地自称为（但这并不表示我变成了）天主教徒。事实上我不属于任何教会，但天主教神父们对我的帮助令我铭记于心，所以我决定成为荣誉教友，借此给天主教会带去荣誉。”^[313]希姆莱周围那帮人的荣誉观，本来就有些自成一格。^*

等到“乔凡娜C”（Giovanna C）号蒸汽船终于载着约莫15位逃亡者驶离热那亚港的时候，艾希曼心中的解脱感不禁油然而生。即使当他在以色列回想起渡海经过时，那种感觉依然非常鲜明地溢于言表。^[314]回顾了自己得救所经历的艰辛之后，艾希曼立即十分不得体地与另一类难民做了对比：“从前是犹太人，如今是埃希曼！”^[315]这种比较非但恬不知耻，同时也泄露了真相：艾希曼虽然试图在1960年说服每一个人，他其实不过是个无名小卒，却又一次在此突显了“艾希曼”这个名字所具有的象征意义。那句话乍看之下像是荒谬可耻的挑衅，仿佛这名凶手妄图把自己跟他的受害者混为一谈，可是仔细思考，它却精确地呈现出艾希曼的真正面目：一个自视与犹太人势不两立的人，而且知道别人也如此看待他，能够马上理解“犹太人-艾希曼”之间的对立性。任何人写出这种句子，所基于的都是一个姓氏的名声，亦即“艾希曼这个名闻遐迩的字眼”。艾希曼在追忆自己逃亡的最后阶段时回想起那样的感觉，这绝非偶然。毕竟正是其原有姓氏的响亮名声，让他认为自己能够在新家园迎来新的开始：“我知道，在南美洲的这个‘应许之地’，有一些好朋友正等着向我伸出援手。我可以公开地、自由地、骄傲地告诉那些朋友：我是阿道夫·艾希曼。”^[316]换句话说，那些朋友之所以愿意帮助他，正是因为他们知道他是谁。对艾希曼来说，里卡多·克莱门特从一开始就只不过是身份证明上面的另外一个名字而已。前往阿根廷的航程非但让艾希曼重获自由，更让他重新获得了自己的姓名。

* NSDAP是“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的正式德文缩写。该党党名前两个音节（Nati）的德语发音为“Nazi”（读如“纳齐”），于是“Nazi”变成该党的俗称或带贬义的简称，汉语通用译名为纳粹。——译注

* “罗姆事件”亦名“罗姆政变”（Röhm-Putsch）或“长刀之夜”（Nacht der langen Messer）。1934年6月30日夜间，希特勒下令党卫队及盖世太保（Gestapo）在全国各地诛杀冲锋队（Sturmabteilung，SA，也译为“突击队”）的领导高层。党卫队从此以“党内精英”之姿，取代了原为纳粹街头打手部队的冲锋队。恩斯特·罗姆（Ernst Röhm, 1887-1934）乃冲锋队的“参谋长”和实际领导人，生前是希特勒唯一可称兄道弟的朋友，因党内路线之争而被铲除。——译注

* 禁止的理由是，他的希伯来文教师必须是雅利安人。——译注

* 党卫队保安局是纳粹党内部的情报单位，盖世太保则是国家秘密警察。——译注

* 保安局的第二处（Amt II）负责国内事务，第二处第一科（Zentralabteilung II 1）负责“世界观的敌人”，第一科第一组（Hauptabteilung II 11）负责世界观，第一组的第二部门（Abteilung II 112）负责犹太人事务。二战爆发后，党卫队保安局在1939年9月下旬与“安全警察”（Sipo）合并成为“帝国保安总局”。——译注

† 尤利乌斯·施特莱彻（1885-1946）乃《冲锋报》（Der Stürmer）发行人和纽伦堡地区（中弗兰肯）的纳粹省党部头目。《冲锋报》自1923年起散播反犹太主义，以文字及漫画极尽污蔑犹太人之能事。施特莱彻是1933年纳粹抵制犹太人行动的负责人，最后在纽伦堡审判被判处绞刑并执行。——译注

* 约瑟夫·戈培尔是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部长，威廉·弗里克是内政部部长，瓦尔特·冯克是经济部部长，威廉·施图卡特是内政部的国务秘书。——译注

* 《人民观察家报》是纳粹的党报。——译注

* 嗜血猎犬（Bluthund）也被翻译为寻血猎犬。——译注

* 《犹太人苏斯》（Jud Süß，Süß的发音其实接近“叙斯”）是纳粹在1940年推出的著名反犹太电影。——译注

* “保护国”指的是纳粹德国在1939年3月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西部之后，建立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Protektorat Böhmen und Mähren）。东半部的斯洛伐克则成为纳粹德国扶持的傀儡政权。——译注

* “党卫队高级突击队领袖”亦翻译为“党卫队一级突击中队长”，相当于上尉。——译注

† 瓦尔特·施塔勒克（1900-1942）当时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担任安全警察与党卫队保安局的负责人，德苏战争爆发后在列宁格勒郊外被苏联游击队狙杀。其生前最著名的事迹为担任臭名昭著的“特别行动队A支队”（Einsatzgruppe A）第一任指挥官，曾因“功”晋升为党卫队旅队长（警察少将）。——译注

* 党卫队二级突击中队长亦翻译为党卫队上级突击队领袖，官阶相当于中尉。奥地利在与德国合并之后，于1938年10月至1942年1月之间名为“东方边区”（Ostmark）。——译注

* 第四局D处4科通称为“艾希曼办事处”（Dienststelle Eichmann或Eichmannreferat），在1941年改划归到负责“世界观敌人”的四局B处，编号从此改成了第四局B处4科（Referat IV B 4）。——译注

* 瓦尔特高位于今日波兰中西部，面积4.5万平方公里，在1939-1945年之间划归纳粹德国，首府是波森（今波兹南）。沃里尼亚位于乌克兰西北部，比萨拉比亚大致相当于今日的摩尔多瓦共和国。——译注

* 即今波兰什切青，斯德丁是它的德语名称。——编注

* R是德文Räumung（清除、清理、疏散、腾空）一词的缩写。——译注

* 施奈德米尔位于普鲁士的波森省，一战结束后波森被割让给波兰，施奈德米尔和波森北部及西部的边缘地带则继续留在德国。二战结束后施奈德米尔也被并入波兰，更名为皮瓦（Piła）。——译注

* 亦翻译为“党卫队突击队大队领袖”，位阶相当于少校。——译注

* 戈培尔除担任纳粹德国宣传部部长之外，并在1926-1945年兼任大柏林地区的“大区长官”。——译注

* 纳粹政权于1942年5月8日至6月21日在柏林举办恶意攻讦的“苏维埃天堂”（Das Sowjet-Paradies）展览。以德国籍犹太共产党人赫伯特·鲍姆（Herbert Baum）为首的反抗小组于5月18日对该展览进行了纵火攻击。案发之后，该小组的成员有28人遭到处决，此外并有500名柏林犹太男性遭到逮捕——其中一半立刻被枪毙，另一半则被送入集中营（艾希曼组织了运送行动）。——译注

† 海乌姆诺位于罗兹北方50公里，或音译为“切姆诺”，是纳粹最初设置的死亡集中营之一。其德文名称为“库尔姆霍夫灭绝营”（Vernichtungslager Kulmhof）。——译注

* 莱因哈德行动（Aktion Reinhardt）是纳粹在1942年7月至1943年10月之间进行的消灭波兰犹太人行动，主要在贝乌热茨（Bełżec）、索比布尔（Sobibór）和特雷布林卡（Treblinka）三座死亡集中营。奥迪洛·格洛博奇尼克则是奥地利党卫队集团领袖（警察中将）、卢布林地区的党卫队与警察首脑，以及莱因哈德行动的总负责人。——译注

* 奥斯维辛这个译名有可议之处。包括波兰文在内的欧美语言均直接按照德语发音（奥许维兹）来称呼该集中营。其所在地点固然今日名叫Oświęcim，但波兰语读音为“奥许文琴”。俄语虽称该营为“Освенцим（Аушвиц）”，但读音亦非“奥斯维辛”，而是“奥斯文齐姆（奥许维兹）”。——译注

* 毁灭营或按照英文被翻译成“灭绝营”（extermination camp）。纳粹德国虽然也说“灭绝犹太人”（Ausrottung der Juden），但对集中营的分类则主要为让人劳动至死的“劳动营”（Arbeitslager），与直接用毒气杀害的“毁灭营”（Vernichtungslager）。——译注

* 党卫队上级集团领袖，位阶相当于上将。——译注

* 摩西·珀尔曼是出生于英国的以色列作家和记者，以色列军方的首任发言人，并曾为以色列情报部门寻找艾希曼。——译注

* 奥托·斯科尔策尼（1908-1975）或音译为“斯科尔兹内”等，是奥地利裔的武装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其在二战期间最著名的事迹为率领特种部队营救被囚禁的墨索里尼。他在战后担任阿根廷和埃及总统的顾问，甚至还跟以色列的“摩萨德”合作。——译注

* 盖世太保在1943年2月27日逮捕了柏林市内剩余的8000多名犹太人，并将其中与“雅利安人”通婚者（约2000人）拘禁于柏林市玫瑰大街（Rosenstraße）的犹太社区中心大楼，以便运往集中营。那些人的“雅利安”妻子和亲友立刻开始聚集在大楼前方，于2月底3月初演变成纳粹德国最大规模的自发性示威抗议行动。最后纳粹政府做出让步，释放了那一批犹太人。——译注

* 瓦伦贝里是拯救了许多匈牙利犹太人的瑞典外交官，他的名字亦音译成“瓦伦贝格”（按德语发音）或“瓦伦堡”（按英语发音）。——译注

* 艾希曼在1944年4月下旬提议把100万名犹太人卖给约埃尔·布兰德，用于交换一万辆卡车和英美货物，接着在5月把布兰德送往伊斯坦布尔进行斡旋，结果以失败告终。消息于7月中旬泄露后，《泰晤士报》称之为“战争中最令人厌恶的故事之一”，是一种“敲诈、欺骗和分裂盟军”的企图，以及“新的幻想和自我欺骗”。——译注

* 艾希曼的这句话相当怪异：他在威胁恫吓的时候使用了敬称“您们”（Sie），而非“你们”（Ihr）。——译注

* 党卫队三级突击中队长的官阶相当于少尉。布雷斯劳原为德国下西里西亚省的首府，下西里西亚在战后被割让给波兰，当地居民遭到驱离，布雷斯劳则被更名为弗罗茨瓦夫（Wrocław）。——译注

* 匈牙利姓名姓在前，名在后。——译注

* 维斯利策尼在证词中称，艾希曼曾告诉他共有400万犹太人遇害，有时则称是500万。——编注

* 弗赖斯莱本（Freiesleben）这个姓氏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在德文意为“自由的生活”（freies Leben）。——译注

* 霍特尔、卡尔滕布伦纳二人都来自奥地利（艾希曼反而只是在奥地利长大的德国人）。卡尔滕布伦纳和艾希曼早在中学时代就已经彼此熟识，他们二人甚至是希特勒在林茨市同一所中学的晚辈校友。——译注

* 希特勒的秘书马丁·博尔曼往往被误译成“鲍曼”或“包曼”（Baumann）。——译注

* 克里斯蒂安·维尔特是党卫队二级突击大队长以及莱因哈德行动的要角之一，负责督导该行动所涉及的集中营。维尔特很适合作为替罪羊，因为他已经在1944年死了（被南斯拉夫游击队击毙）。——译注

* 艾希曼从未晋升至党卫队旗队长。——译注

* 南蒂罗尔亦音译为南提洛，原属奥地利（当地居民使用德语），一战结束后被割让给意大利。——译注

* 克恩滕是奥地利最南方的联邦州，亦音译为卡林西亚（Carinthia）或克恩顿。——译注

* 褐色是代表纳粹的颜色，纳粹恐怖因而也被称为褐色恐怖（Brauner Terror）。——译注

* 泰尔梅诺的德语名称为特拉敏（Tramin）。——译注

† 里卡多的意大利文拼法是Riccardo，西班牙文的写法（艾希曼在阿根廷登记的名字）则为Ricardo。——译注

* 德意志马克（Deutsche Mark, DM）亦翻译为德国马克或联邦德国马克。之前的货币则为国家马克（Reichsmark）。1871-1918年之间的“国家马克”通常被翻译为“帝国马克”。——译注

* 100芬尼等于1马克。——译注

* 这个系列标题的灵感来自莎士比亚的戏剧，以及作曲家奥托·尼古拉（Otto Nicolai）的喜歌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The Merry Wives of Windsr/ Die lustigen Weiber von Windsor）。——译注

* 盖伦组织于1956年改组为德国联邦情报局，其总部位于慕尼黑南郊的普拉赫，普拉赫因而曾成为德国联邦情报局的代称（其总部已在2014年迁往柏林）。——译注

* O.D.E.S.S.A.是“前党卫队成员组织”（Organisation der ehemaligen SS Angehörigen）的德文缩写。——译注

* 圣拉斐尔协会是协助德国天主教徒移民国外的组织，成立于1871年，总部在汉堡。——译注

* 施泰青是德语名称，意大利名称为维皮泰诺（Vipiteno）——编注

* 纳粹党卫队的座右铭是：“吾之荣誉即忠诚。”（Meine Ehre heißt Treue）——译注

[1] Meine Flucht, 22. 1961年3月写于以色列。Barch Koblenz AllProz 6/247.

[2] 最新和最值得注意的例子是Klaus W. Tofahrn, Das Dritte Reich und der Holocaust.Frankfurt a. M. 2008。该书在很多方面存在问题的4.22章《论艾希曼接受审判一事》中写道：“艾希曼尤其靠他的不引人注目和不可见给世界公众留下印象。艾希曼在战前是一个不见其人的党卫队保安局官员，在战时是一个不见其人的党卫队军官，在战后则是一个藏匿无踪的纳粹党人，直到审判开始之前还是一个不见其人的以色列囚犯”（第359页）。

[3] 艾希曼的一手知识反而能够在这方面派上用场，因为人们直到1960-1961年仍然对保安局所知十分有限。其实当艾希曼在1934年申请进入保安局的时候，这个单位已经过了草创阶段，除海德里希之外另有86名官员（根据1934年10月1日的党卫队编制表所计算出的人数）。

[4] 弗朗茨·迈尔（Franz Mayer）于艾希曼审判案第17次开庭时的证词（Eichmann-Prozess,Session 17）。

[5] 萨森抄本24, 2（引用格式为：原始录音带编号，誊写稿页码）。

[6] 在1937年12月18日的部门主管会议上，赫伯特·哈根详细列举了艾希曼在纪律和组织上的各种不足，并勒令他限期改善。见起诉文件T/108。

[7] 马库斯表示自己第一次和艾希曼见面是在1936年11月。不过他所描述的相遇，只能发生在1937年11月，随即艾希曼做出了他所描述的行为。所以马库斯若非记错了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原因，就是记错了见面的时间。或许马库斯在1937年11月之前已经见过艾希曼，所以他的日期是正确的，只是把见面的原因搞混了。Ernst Marcus, Das deutsche Auswärtige Amt und die Palästinafrage in den Jahren 1933-1939.Yad Vashem Archive O-1/11,1946.英译版见Yad Washem Studies 2, 1958, 179-204，德文版见Kurt Jacob Ball-Kaduri,Vor der Katastrophe. Juden in Deutschland 1934-1939. Tel Aviv 1967, 69-72。

[8] 监视的照片已在艾希曼出庭受审时对外公开，相关档案资料却迄今仍未解密。

[9] 约阿希姆·普林茨移民美国前，在1937年6月26日受到盛大欢送。见Benno Cohn,Frankfurter Rundschau, June 1, 1960；以及艾希曼审判案第15次开庭的资料。艾希曼自己曾在1937年11月1日的演讲中提到了那个事件（作为第16号文件收录于Michael Wildt,Die Judenpolitik des SD 1935-1938. Eine Dokumentation. München 1995, 123f.）。到阿根廷之后，艾希曼依然为自己的行为做出辩护（《其他人都讲过了，现在我想说话！》，见下）。

[10] 奥托·冯·博尔施温窃听恩斯特·马库斯和恩斯特·戈特利布（Ernst Gottlieb）关于艾希曼的对话以后，向艾希曼告发了二人。艾希曼对此的反应体现在告发信上的手写评语中。Günter Schubert, “Post für Eichmann”, in Wolfgang Benz [Hrsg.], Jahrbuch für Antisemitismusforschung, 15, 2006, 383-393, Faksimile 392-393.

[11] 关于保安局的发展经过及其犹太事务部门工作人员的自我形象，可参见Michael Wildt,Die Judenpolitik des SD之引言部分。

[12] 艾希曼在奥托·冯·博尔施温信函上的手写评论，见Günter Schubert, “Post für Eichmann”。

[13] “II 112部门”的工作报告，特别是1937年2月17日的报告（起诉文件T/107）。

[14] 犹太人的少数民族地位于1937年5月15日被废除。之后，艾希曼在5月22日前往布雷斯劳，监督反犹太措施及反犹太法案的执行。他在那里首度实地获得了给犹太人登记和建立卡片档案的经验。参见党卫队保安局II 112部门1937年7月6日至10月5日的工作报告（SD-Hauptamt, II 112, BArch R58/991）, Dazu Wildt, Einleitung zu Die Judenpolitik des SD, A.o., 13-64, 34f.; David Cesarani, Eichmann: Bürokrat und Massenmörder. Berlin 2004, 76.

[15] 艾希曼的联系人是《冲锋报》在柏林的编辑保罗·武尔姆。艾希曼在请示上级之后（1937年8月3日），接受了武尔姆的邀请（9月2日），因为他们希望如此就能够避开省党部领导施特莱彻，直接获得《冲锋报》的档案（BArch R58/565, Vermerk Il-1 Six）。艾希曼在1937年9月5日至9日参加了党大会之后，会见了尤利乌斯·施特莱彻和一批甚至让他都大吃一惊的美国反犹太主义者。见起诉文件T/121，党卫队II 112部门一级小队长艾希曼1937年9月11日的报告（与BArch R 58/623相同）。Magnus Brechtken, “Madagaskar für die Juden”:Antisemitische Idee und politische Praxis 1885-1945. München, 1997, 72ff.

[16] 萨森抄本62, 1。

[17] 此次会面的时间迄今无法确定，我们只能把时间范围缩小到1938年3月15日至25日之间。关于这个事件存在许多不同说法。阿道夫·伯姆紧接着神经崩溃，必须住进一家精神病院的隔离病房。Doron Rabinovici, Instanzen der Ohnmacht: Wien 1938-1945: Der Weg zum Judenrat. Frankfurt am Main, 2000, 70ff.

[18] 1977年3月22日赫伯特·罗森克兰茨在耶路撒冷访问叶胡达·布罗特博士（Dr. Jehuda Brott），谈论“维也纳‘青年阿利亚’咨询中心”（Beratungsstelle der Jugendalijah Wien）的相关事宜。Yad Vashem o-3/3912. Herbert Rosenkranz, Verfolgung und Selbstbehauptung: Die Juden in Österreich, 1938-1945. München, 1978, 109f.

[19] 艾希曼在1939年12月14日成为特别全权代表，负责处理“东方边区”犹太宗教社区的财产。ÖStA AdR Bürckel-Materie, 1762/1, 31: Anordnung des Reichskommissars für die Wiedervereinigung Österreichs mit dem Deutschen Reich, gez. Bürckel, 14.12.1939.引自Rosenkranz, Verfolgung und Selbstbehauptung, A.o., 221, 334.

[20] Thomas Mang, “Gestapo-Leitstelle Wien—Mein Name ist Huber”: Wer trug die lokale Verantwortung für den Mord an den Juden Wiens? Münster, 2004.该书虽然有些片面，但其着眼于盖世太保所扮演角色的观点令人印象深刻。

[21] 艾希曼1938年5月8日写给赫伯特·哈根的信函，起诉文件T/130（与BArch R58/982,folio. 19ff.等同）。该报社的确在1938年5月20日至11月9日之间短暂存在过（由Emil Reich担任总编辑），总共发刊25次。新闻审查者的直接影响显而易见。

[22] 马丁·罗森布卢特在伦敦与格奥尔格·兰道尔的信件往来，引自Otto Dov Kulka, Deutsches Judentum unter dem Nationalsozialismus, Bd. 1, Dokumente zur Geschichte der Reichsvertretung der deutschen Juden 1933-1939. Tübingen 1997, 381。此外亦见Leo Lauterbach，“The Jewish Situation in Austria. Report Submitted to the Zionist Organization,” strictly confidential, April 19, 1938，引自Rosenkranz, Verfolgung und Selbstbehauptung, A. O.275ff.; Israel Cohen, “Report on Vienna”, Prague, March 28, 1938, ebd. 51ff.

[23] Israel Cohen, “Report on Vienna”.

[24] Tom Segev, Simon Wiesenthal. Eine Biographie. München 2010, 23.

[25] 本—古里安1939年11月30日的日记，BGA，见Tom Segev, Simon Wiesenthal. Eine Biographie, 24 n511。

[26] 1938年11月11日的临时指示，以及1938年11月12日的会议。起诉文件T/114，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记录IMT 1816-PS相同（见vol. 28, p. 499）。

[27] 参与制定《纽伦堡法案》的内政部官员伯恩哈德·勒泽纳（Bernhard Lösener）承认自己曾经前往参观，即便他在后来的报告中歪曲了自己的角色（Manuskript v. 26.6.1950,agedr. in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1961, 264-313, hier 292）。此外另有资料可证明海德里希以及财政部与宣传部的人员亦前往参访。

[28] 萨森抄本32, 8。

[29] 萨森抄本4, 3和60, 2等等。

[30] 萨森抄本32, 8。

[31] 党卫队集团领袖汉斯·欣克尔曾借此机会向艾希曼题赠了自己撰写的《十万人之一》（Einer unter 100 000）。艾希曼曾在萨森面前以及在《我的回忆录》中骄傲地提及此事。

[32] 在此提及的两座强制劳动营，分别是伊布斯河畔魏德霍芬附近的“桑德霍夫庄园”（Gut Sandhof bei Waidhofen a. d. Ybbs）以及林茨附近米尔塔尔山谷的“多普尔”（Doppl im Mühltal bei Linz）劳动营。二者以“犹太人手工艺及农艺职业强制训练营”的名义，在1939年5月至1941年12月期间运行，工作人员来自维也纳的中央办公室。关于这项长期遭到忽视的反犹太人措施，可参考Gabriele Anderl具有开创性的研究，Die “Umschulungslager“ Doppl und Sandhof der Wiener Zentralstelle für jüdische Auswanderung, www.david.juden.at/kulturzeitschrift/57-60/58-Anderl.htm (2003)。

[33] 艾希曼被怀疑在向之前的地主购买房产时支付了过高的价钱，而那位地主恰巧是他的情妇。参见Gabriele Anderl, Die “Umschulungslager“ Doppl und Sandhof der Wiener Zentralstelle für jüdische Auswanderung, A. o.,以及本书第三章第三节。

[34] 萨森抄本，未编号磁带的第2页，此外另见54, 12。

[35] 此事的详尽细节可参考Gabriele Anderl, Dirk Rupnow, Die Zentralstelle für jüdische Auswanderung als Beraubungsinstitution. Wien 2004; Theodor Venus, Alexandra-Eileen Wenck, Die Entziehung jüdischen Vermögens im Rahmen der Aktion Gildemeester. Wien,München 2004.

[36] Wiener Völkischer Beobachter, 20.11.1938 (Sonntagsausgabe mit Fotos).

[37] Pester Loyd, 11.2.1939 (Artikel von Ladislaus Benes).

[38] 本诺·科恩在德国锡安主义团体的会议上报告，德国犹太人代表于1939年春被传唤至盖世太保（艾希曼）面前。1958年4月2日由巴尔—卡都里博士（Dr. Ball-Kaduri）记录，Kurt Ball-Kaduri, Vor der Katastrophe. Juden in Deutschland 1934-1939. Tel Aviv 1967,235-239。亦参见Doron Rabinovici, Instanzen der Ohnmacht. Wien 1938-1945. Der Weg zum Judenrat. Frankfurt a.M. 2000, 151f.，但该书错误地引用了Yad Vashem no. 227（1940年与埃里希·弗兰克的会谈记录）。如第14次开庭时的证词所示，本诺·科恩已在1939年3月底移民出去。

[39] 艾希曼曾多次如此表示。见萨森抄本2, 4和6, 1。

[40] 《巴黎每日新闻报》是《巴黎日报》的后继者，这解释了为何相关人士在回忆时往往会把二者混淆。该报从一开始就以德文发行，而非某些人所称的意第绪语。

[41] BArch ZA I, 7358, A.1, 1: 15.5(6!) , 1937.内容涉及党卫队一级小队长艾希曼与二级小队长哈根之间的一次讨论。Theodor Venus, Alexandra-Eileen Wenck, Die Entziehung jüdischen Vermögens ..., A.o., 48ff.海因里希·施利1939年3月5日呈递给艾希曼和利施卡的报告参见：Yad Vashem Archive O-51/0S0-41. Zit b. Avraham Altman and Irene Eber, “Flight to Shanghai, 1938-1940: The Larger Setting,” Yad Vashem Studies 28 (2000), 58-86, hier 59.

[42] 艾希曼在布达佩斯与犹太人委员会首次会面时所说的话。艾希曼曾向萨森承认，自己“同时带着幽默和讽刺的口吻”讲过那样的话。萨森抄本72, 6。

[43] 安东·布伦纳1945年10月3日所说。安东·布伦纳是维也纳犹太移民中央办公室的文职人员（1946年在维也纳被处决），与阿洛伊斯·布伦纳没有亲戚关系。DÖW, Wien,Dok.19 061/2. See Hans Safrian, Eichmann und seine Gehilfen. Frankfurt a.M., 1995.

[44] 约瑟夫·魏斯尔写给妻子保利娜（Pauline）的信，日期及地点不详（多普尔）。见维也纳地方刑事法院对约瑟夫·魏斯尔的审判，LG St Wien, Vg 7c Vr 658 / 46, Ord. Nr. 56,Bl. 2567 f. Zit bei Gabriele Anderl, Die “Umschulungslager”..., A. o.

[45] Zeugenaussage in Der Mördervater, Dokumentation von James Moll. USA 2006, Bayerischer Rundfunk 2006.

[46] 萨森抄本40, 1和32, 8。

[47] 萨森抄本72, 16：“遇见重要犹太人的时候，我有好几次问他们：‘你们知道自己在哪里吗？你们正在犹太人沙皇身边。你们不知道此事？难道你们没有读过《巴黎日报》吗？！’”

[48] 艾希曼出庭受审的时候，本诺·科恩再次重组了自己对此的记忆：“他对我们在报纸上发表一些关于他的事情感到很不高兴。他向我们宣读了这篇文章的摘要……例如他是‘嗜血猎犬艾希曼’（Bluthund Eichmann，我说的是当时的原话）、有着‘布满血丝的眼睛’（blutunterlaufene Augen）、‘一个新的敌人’（ein neuer Feind）、‘犹太人的敌人’（Judenfeind）。我已经记不得所有的表达方式，但它们都非常尖锐。”（第15次开庭的证词）。

[49] 本诺·科恩在艾希曼审判案第14-15次开庭时的证词。

[50] 萨森抄本13, 5。

[51] 萨森抄本6, 1。

[52] 对“II 112部门”来说，与《冲锋报》编辑部的公务往来已无意义可言，于是艾希曼显然停止了双方之间的接触，更何况他跟《冲锋报》在反犹太“启蒙工作”的策略及观点上还产生了歧见。结果武尔姆联系了外交部的弗朗茨·拉德马赫，并积极参与外交部所称的“马达加斯加计划”。Magnus Brechtken, Madagaskar für die Juden ..., A. o., 72f.

[53] 萨森抄本6, 1。

[54] 弗朗茨·诺瓦克在艾希曼审判中的证词（1961年4月3日至5日）：艾希曼“在犹太人中间给自己打出了名气”。诺瓦克将此归因于艾希曼与犹太人组织的负责人之间的接触。

[55] 迄今没有人设法还原那套剪报的原因有很多，诸如“躲在黑暗中的人”这种形象的吸引力、对艾希曼的吹嘘所产生的合理怀疑（如果在此情况下它们被注意到的话），当然还包括报刊研究的根本问题。在此我检索了下列德语版的流亡者报纸，时间从1938年直到它们停止发行为止：《建设》（纽约）、《巴黎每日新闻报》（巴黎）、《报纸》（伦敦）。《建设》虽然有关键字和姓名的卡片索引，但内容不够完整并且存在错误，因而在查证时必须发挥创意。其他所有报纸则只能从头浏览到尾。除了官方出版物上的内部信息之外，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包括《人民观察家报》（柏林版与维也纳版）、《帝国周报》（Das Reich）、《攻击报》与《黑色军团》（Das Schwarze Korps）在内的任何纳粹政权的报刊上发现艾希曼的名字。

[56] 萨森抄本6, 1。

[57] 阿洛伊斯·埃利亚什将军（General Alois Eliáš）委派政府部门的一位处长法豪恩博士“针对设置犹太移民中央办公室［……］一事进行磋商。党卫队区队领袖施塔勒克与党卫队高级突击队领袖艾希曼，之前曾亲自向他说明相关事宜”。参见Státní ustŕední archiv Praha, PMR, Karton 4018. Zitiert bei Jaroslava Milotová, “Die Zentralstelle für jüdische Auswanderung in Prag. Genesis und Tätigkeit bis zum Anfang des Jahres 1940”, in:Theresienstädter Studien und Dokumente, 1997, 7-30, 2f.

[58] 1939年7月19日在佩切克宫（Petschek-Palais）的会议记录，SÚA, PMR, Karton 4018。1939年7月19日占领当局与保护领地行政当局“犹太移民中央办公室”的协商备忘录，见SÚA, PP, Sign. 7/33/39, Karton 1903。Zitiert bei Jaroslava Milotová. A. o.

[59] 布拉格犹太宗教社群秘书长弗兰蒂泽克·魏德曼已在官方代表团之前，于1939年7月20日奉命“按照党卫队一级突击中队长艾希曼先生的指示”前往维也纳参观考察。同时还有一名维也纳犹太宗教社群的代表被派往布拉格接受“训练”。起诉文件T/162：布拉格犹太宗教社群1939年7月23-29日的周报。

[60] 全文参见Stanislav Kokoska, “Zwei unbekannte Berichte aus dem besetzten Prag über die Lage der jüdischen Bevölkerung im Protektorat,” Theresienstädter Studien und Dokumente,31-49。

[61] 起诉文件T/526：1941年9月19日，施蒂勒（Stiller）从海牙发函给派驻荷兰的国家专员，说明他在9月16日与内政部官员伯恩哈德·勒泽纳会谈的情形。艾希曼的“成就”所带来的声誉显然相当持久，因为“移民中心”在1941年的时候已因为战争而失去实质意义，负责人也已不再是艾希曼本人，尽管他在柏林的犹太事务部门依然有权实行督导。

[62] 萨森抄本51, 7。

[63] 这样的一篇文章出现在1939年10月26日《巴黎每日新闻报》的头版：“根据《立陶宛回声报》（Lietuvos Aidas）的报道，其初步构想是在卢布林省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但是该计划并不完全符合希特勒所想要的对犹太人问题的全面‘解决方案’。希特勒上一次向国会发表演说时所宣布的‘和平纲领’当中，包含了犹太人问题的相关规定。其着眼点在于将全体犹太人从整个欧洲清除出去，把他们移居到海外的封闭地区。”——《立陶宛回声报》的消息来源为柏林政府圈的人士。

[64] “Die Verschickung nach Lublin”, Pariser Tageszeitung, 18.11.1939, S.2.该文反映出人们对于当时情形及纳粹党人目标的不确定。

[65] 维也纳犹太宗教社群的约瑟夫·勒文赫斯（Josef Löwenherz）在1939年10月10日从艾希曼的副手罗尔夫·金特那里接获指令，维也纳犹太人必须到摩拉维亚的俄斯特拉发向艾希曼报到，并做好停留三到四个星期的准备。起诉文件T/148：1939年10月10日勒文赫斯在维也纳犹太移民中央办公室与党卫队二级突击中队长金特先生会面的备忘录。（T/153有相同的副本）。

[66] 若比较“艾希曼”（EICHMANN）和“爱尔曼”（EHRMANN）的手写大写字母，便不难理解为何二者区分不易。

[67] 汉斯·金特（Hans Günther）在1939年10月19日记录了“在摩拉维亚的俄斯特拉发到处流传的谣言”和各种示威游行活动，强调他们做出了极大努力，才借由安抚行动避免了动乱爆发。Vermerk Günther, “In Mähr.-Ostrau umlaufende Gerüchte“, vom 23.10.1939, SÚA, 100-653-1. Zitiert bei Miroslav Kárný, “Nisko in der Geschichte der Endlösung”, in Judaica Bohemiae XXIII, Prag 1987, 69-84.81.

[68] 起诉文件T/162：布拉格犹太宗教社群周报报道了1939年11月10-16日的报告。

[69] 萨森抄本68, 6。

[70] 为了保护最后不得不返回布拉格的埃德尔施泰因，文中没有写出消息提供者的姓名。该文仅仅声称，被遣送者当中有一人越过边境脱逃到俄国，带来了这些资料。这显示出埃德尔施泰因和其他观察者的消息相当正确：纳粹党人眼见在尼斯科的行动即将失败，干脆把一群群的被遣送者驱赶到邻近的俄国边境，并且不忘在他们的背后开枪。撰写该文的通讯记者（同样没有具名）是刘易斯·B.内米尔（Lewis B. Namier [BersteinNamierowski]）。那篇专文的完整内容可参见：Livia Rothkirchen, “Zur ersten authentischen Nachricht über den Beginn der Vernichtung der europäischen Juden”, in: Theresienstädter Studien und Dokumente, 2002, 338-40。该期还刊登了一小段原文的复印本。See also Margalit Shlaim, “Jakob Edelsteins Bemühungen um die Rettung der Juden aus dem Protektorat Böhmen und Mähren von Mai 1939 bis Dezember 1939: Eine Korrespondenzanalyse,”Theresienstädter Studien und Dokumente, 2003, 71-94.

[71] 萨森抄本57, 4。

[72] 艾希曼审判，第27次开庭。

[73] 克里斯托夫·霍夫曼（Christoph Hoffmann）于1871年建立了这个殖民地，之前他曾在土耳其有过一个诡异的定居点计划，但没有成功。萨罗纳并非巴勒斯坦唯一的圣殿骑士聚落，可是表现得特别顽强。英国人最后在1943年将巴勒斯坦的德国圣殿骑士成员悉数驱逐出境。米尔登施泰因在两份旅行报告中描述了他浪漫而理想化的印象：LIM（米尔登施泰因的化名）, “ Ein Nazi fährt nach Palästina”, Artikelserie in Der Angriff, 26.99.10.1934 (Buchausgabe: Rings um das brennende Land am Jordan, Berlin 1938); Leopold von Mildenstein, Naher Osten - vom Straßenrand erlebt. Stuttgart 1941, 114f.

[74] 例如阿道夫·伯姆主编的德文版《巴勒斯坦建设杂志》（Palästina. Zeitschrift für den Aufbau Palästina）在1934年8月号和1937年12月号都谈到萨罗纳。此外德皇威廉二世曾在1898年前往巴勒斯坦旅行时造访该聚落，从而巩固了它在殖民地文学上的地位。

[75] 海因里希·格吕贝尔在艾希曼审判案第41次开庭时的证词。关于他对艾希曼的印象，参见Heinrich Grüber, Zeuge pro Israel. Berlin 1963。

[76] 阿道夫/多尔菲［·丹尼尔］·布伦纳（Adolf/Dolfi [Daniel] Brunner），1938年“马卡比联合会”的青年组织领导人，还记得许多这样的对话（磁带录音，Dr. Daniel Adolf Brunner über den “Makkabi Hazair Wien”, Jaffa, 1977, Yad Vashem Archive O-3/3914）。Zit b. Herbert Rosenkranz, Verfolgung und Selbstbehauptung ..., A. o., 111.

[77] 穆尔默斯坦如此告诉了西蒙·维森塔尔。参见维森塔尔1954年3月30日写给纳胡姆·戈尔德曼的信函，NA, RG 263, CIA Name File Adolf Eichmann。

[78] Wisliceny, 22-seitige Handschrift “Bericht betr. Obersturmbannführer Adolf Eichmann”,Bratislava 27.10.1946.此即起诉文件T/84，所谓的“133号牢房文件”（Cell 133Dokument），第5页：“艾希曼在1938年年底、1939年年初跟维也纳犹太人打交道的时候，想用自己关于巴勒斯坦和犹太人问题的知识以及语言能力给他们留下印象，并且暗示他出身海法附近萨罗纳一个属于‘圣殿骑士教派’的德国家庭，所以‘谁也骗不了他’。从那时起，这个谣言就已经传遍了犹太人的圈子，而艾希曼一直引以为乐。”但必须注意的是，维斯利策尼的这个讲法套用了艾希曼的说辞，因为事发当时他跟艾希曼并没有什么接触，二人是从1940年夏末才变得关系热络起来的。除此之外，维斯利策尼并没有什么说实话的嗜好，在涉及艾希曼的时候，往往更是看不见实话的影子。

[79] 夏洛特·扎尔茨贝格尔在艾希曼审判案第42次开庭时的证词。

[80] Jüdisches Gemeindeblatt für die Britische Zone, “Der Mann den wir suchen”, 6.1.1947.Simon Wiesenthal, Großmufti—Großagent der Achse, Salzburg, Wien 1947, 46. 1952年的时候，这个谣言仍然在特拉维夫流传。

[81] 维斯利策尼（133号牢房文件［起诉文件T/84］，第3页）表示艾希曼从1935年开始对希伯来语感兴趣，而且显然完全复述了艾希曼自己当时的说法：“由于有很多空闲时间，他开始学习以希伯来语为主的一些古代语言，起因是他负责保管的犹太法器和钱币。他通过自学掌握了相关知识。他具备良好的希伯来语阅读能力和说得过去的翻译能力。他能够流利地阅读和翻译意第绪语，但无法流利地说希伯来语。”维斯利策尼还说，米尔登施泰因曾在巴勒斯坦“待过许多年”，这助长了他浮夸自大的倾向并导致维斯利策尼疏远米尔登施泰因（以及艾希曼）。

[82] 由于早年在党卫队保安局的职务，艾希曼在阿根廷和以色列给出的日期引发了一些疑问。那也可能是一种谎称。

[83] 第二次申请书中提到了第一次的申请。那位愿意效劳的老师是弗里茨·阿尔特（Fritz Arlt）。SD OA Südost am 3.7.1936. Barch Koblenz R58/991. Götz Aly, Karl Heinz Roth,Die restlose Erfassung. Volkszählen, Identifizieren, Aussondern im Nationalsozialismus.Frankfurt a.M. 2000，以及Hans-Christian Harten, Uwe Neirich, Matthias Schwerendt,Rassenhygiene als Erziehungsideologie des Dritten Reichs. Bio-bibliographisches Handbuch.Berlin 2006, 238-242.

[84] 艾希曼在1937年6月18日第二次提出申请，起诉文件T/55（11）；另一份更好的副本是起诉文件T/55（14），Dok. 13., Vermerk: Betr. Übersetzungen neu-hebräisch-deutsch.R.M.W. Kempner, Eichmann und Komplizen, Zürich, Stuttgart, Wien 1991, 39.这份申请书中提到了1936年六七月间提出的第一次申请。

[85] 该书可在一些德国图书馆找到，例如汉堡国家与大学图书馆（Staats-und Universitätsbibliothek Hamburg, A1949/7278, Ausgabe 5. Auflage 1936）。至于艾希曼之所以在接受萨森访谈时还记得作者姓名和那个相当奇特的书名，可能有几个原因：扫罗·卡莱科直到1938年都在柏林教授希伯来文（Yad Vashem Archive 01-132: Saul Kaléko [Barkali Shaul], Teaching Hebrew in Berlin, 1933-1938, Aufzeichnung 1957），而且《犹太环视报》（Jüdische Rundschau）曾经打广告宣传他那本书，并且印出了课程精选。

[86] 西蒙·维森塔尔在1954年3月30日写给纳胡姆·戈尔德曼的信中谈到此事。NA, RG 263, CIA Name File Adolf Eichmann。维森塔尔的消息来源是本亚明·穆尔默斯坦。

[87] 多尔菲·布伦纳（曾经多次在维也纳与艾希曼会面的“马卡比联合会”负责人）和布达佩斯犹太人委员会的艾尔诺·蒙卡奇斯（Ernö Munkácsis）十分确定，艾希曼只不过是卖弄一些短句罢了。磁带录音，Dr. Daniel Adolf Brunner über den “Makkabi Hazair Wien”, Jaffa, 1977, Yad Vashem Archive O-3/3914。Zit bei Herbert Rosenkraz, Verfolgung und Selbstbehauptung ..., A. o.; Aussage von Dr. Ernö Munkácsis (Judenrat Budapest),abgedruckt bei Jenö Levai, Eichmann in Ungam. Dokumente. Budapest 1961, 211.

[88] 萨森抄本2, 4。

[89] Otto Bokisch, Gustav Zirbs, Der Österreichische Legionär. Aus Erinnerungen und Archiv,aus Tagebüchern und Blättern. Wien 1940, 37.

[90] 萨森抄本22, 14。

[91] 维尔纳·贝斯特在1946年6月28日的宣誓证词中谈到了“艾希曼办事处”：“希姆莱把他自己在艾希曼办事处的承办人——金特——从柏林叫了过来。”（Dokument des Nürnberger Kriegsverbrecherprozesses IMT 41,166 [Ribbentrop-320].）亦参见Thadden (AA) in IMT 2605-PS。

[92] 鲁道夫·米尔德纳1946年4月11日的宣誓证词，IMT vol. 11, p. 284。

[93] 萨森抄本14, 2。

[94] 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奥古斯特·希尔特教授想要建立那个骨骼收藏，并通过“祖先遗产”协会（Ahnenerbe）的沃尔弗拉姆·西弗斯（曾在1941年的一项“雅利安化措施”中得到艾希曼的协助）说服艾希曼与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WVHA）一同组织这个不人道的项目。起诉文件T/1363-1370。骨骼收藏的构想产生自1942年2月。艾希曼在1942年11月向希姆莱提出申请并获得正式批准。

[95] 外交部的弗朗茨·拉德马赫重拾旧日的马达加斯加构想，并与保罗·武尔姆合作。直到海德里希开始担心自己对犹太人政策的影响力之后，艾希曼的部门才被指派介入，委由特奥多尔·丹内克尔和埃里克·拉亚科维奇负责相关工作。然而所有参与者后来却都讲述了相反的版本。这个例子最有力地说明了，即使各方证人的陈述相互印证，也未必就是事情的真相。可参见：马格努斯·布雷希特肯（Brechtken, Magnus）1998年和2000年令人印象深刻的两部著作。

[96] 起诉文件T/526：施蒂勒给帝国在荷兰的国家专员的信函（海牙，1941年9月19日）。他在信中说明了当天与内政部的伯恩哈德·勒泽纳会谈的情形。

[97] 德国方面虽曾试图保密遣送上千名犹太人至波兰总督辖区的行动，但相关消息还是传到了世界各地。（起诉文件T/667，1940年2月15日记者招待会的德方人员内部参考资料：有关遣送上千名犹太人至波兰总督辖区的消息是正确的，但“必须保密处理”；与IMT NG-4698相同。）《新苏黎世报》（Neue Zürcher Zeitung）驻柏林通讯记者于1940年2月15日报道了相关细节，接着丹麦哥本哈根的《政治日报》（Politiken）在2月17日针对斯德丁的不人道驱离行动发出警讯：“德国遣送本国国民。老人和婴儿被遣送出城——前往乌有之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线战士也不例外。”许多人死亡，甚至连罗斯福总统都要求获得一份报告。德国方面密切监视随即出现的新闻报道并进行翻译。（起诉文件T/666：替帝国保安总局准备的丹麦新闻稿德文译本。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记录IMT NG-1530：Deutsches Nachrichtenbüro Bern an des AA mit der Schweizer Presse,16.2.1940。）

[98] 埃弗拉伊姆（埃里希）·弗兰克（Ephraim [Erich] Frank）的报告，主题为“1940年3月会见柏林盖世太保（艾希曼）的柏林、维也纳、布拉格犹太联合组织代表”。1958年6月23日在德国锡安主义者会议上发表，由巴尔—卡都里博士记录（Yad Vashem Archive O-1/227）。作为Dokument II（但使用了错误的记录标题和日期）收录于Kurt Jacob Ball-Kaduri, “Illegale Judenauswanderung aus Deutschland nach Palästina 1939/40: Planung,Durchführung und internationale Zusammenhange,” Jahrbuch des Instituts für deutsche Geschichte 4, 1975, 387-421。关于1940年3月27日和30日的会谈，另有许多出席者的报告可供参考，例如同样记错了日期的Löwenherz-Bienenfeld Report（起诉文件T/154）。

[99] 萨森抄本2, 4和6, 1。

[100] 往来信件展览：AGK, EWZ/L/838/1/2. BArch R 69/554. Dazu Götz Aly, “Endlösung”:Völkerverschiebung und der Mord an den europäischen Juden. Frankfurt a.M. 1995, 250.许多展品以照片的形式保存了下来。

[101] 《报纸》引述相同的消息来源，在10月28日报道：“10月21日展开了第三波运输行动，将大约800名犹太人从格鲁纳瓦尔德铁路货运站（Güterbahnhof Grunewald）遣送至东部地区。位于选侯大街的犹太移民中央办公室于同一日遭到关闭，但并未说明任何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