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这些事情让我一直不怎么摸得着头绪。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
若是谈论起那场系统化杀害了数百万男性、女性和儿童的屠杀，任谁都无法不提及此人。然而，人们甚至都不确定他的名字：到底叫“卡尔·阿道夫”还是“奥托”？在我们自认为早已查清此人时，一些再简单不过的问题却仍然让我们惊讶。但是就多年来一直被学术界和新闻界热烈探讨的这位先生而言，我们对他的认知果真还存在如此巨大的缺漏吗？毕竟阿道夫·艾希曼的名气，甚至让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或者莱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等知名人物都瞠乎其后。既然如此，何必还要另外写一本书呢？但这其实是一个相当简单的问题：我想要探究清楚，究竟有谁在“摩萨德”（Mossad）*采取其著名行动，把艾希曼从阿根廷绑架到以色列出庭受审之前就已经认识他了。
艾希曼在以色列回答得轻描淡写：“我在1946年以前几乎没有知名度，直到那位霍特尔博士（Dr. Hoettl）*……给我加上恶名，说我是谋杀了五六百万犹太人的凶手。”[2]任何人都不应因为被控有罪者讲出这种话而感到吃惊——更何况是这样一名被告。毕竟艾希曼曾经有过一句名言，声称自己“只不过是阿道夫·希特勒的毁灭机器上的一颗小齿轮罢了”。然而着实令人诧异的是，各种关于艾希曼的研究文献直到今天依旧乖乖地附和那种论调。尽管这名大屠杀凶手已在其他方面引起了巨大争议，但每个人都还异口同声地认为：在耶路撒冷审判之前，只有一小撮人熟悉“艾希曼”这个名字。[3]
然而在阅读旧报纸的时候我却开始产生怀疑，觉得无论艾希曼的讲述还是相关研究都有不对劲之处。以色列总理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 Gurion）在1960年5月23日公开了一则震惊世界的消息，宣布已经逮捕阿道夫·艾希曼，并且将把他送上法庭接受审判。接踵而至的并非困惑的沉默，而是许许多多充满细节的长篇大论，描述那名据称没几个人认得的男子。浏览更加老旧的出版物，我的怀疑得到了明确的证实。早在审判开始很久以前，那个看似“默默无闻”的人就已经获得了比绝大多数纳粹分子都多的绰号，诸如“卡利古拉”（Caligula）†、“犹太人的沙皇”（Zar der Juden）、“种族谋杀的经理人”（Manager des Völkermords）、“大审判官”（Großinquisitor）、“犹太人大屠杀的技术师”（Techniker des Judenmords）、“最终解决者”（der Endlöser）、“官僚者”（Bürokrat），以及“大屠杀凶手”（Massenmörder）等等。以上都是人们在1939-1960年间即已给艾希曼贴上的标签。那可不是后见之明，反而早就散见于各种报刊、小册子和书籍当中。我们只需要查阅一下，便能得知人们在什么时候对阿道夫·艾希曼知晓了多少，以及如何评价。在此期间，只有一小群人异口同声地唱反调，表示对他一无所知。这些人都是艾希曼昔日的同僚和战后的纳粹分子，不顾一切只想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既然这样的话，又衍生出另外的问题：相关的知识为什么就湮没无闻了呢？回过头来看，那个人怎么有办法让自己在众目睽睽之下突然销声匿迹的呢？这些问题的答案都直指那个史无前例的“反人类罪行”（Menschheitsverbrechen）——我们亦可称之为“大屠杀”（Holocaust）、“浩劫”（Shoah），或者“灭绝犹太人”（Judenvernichtung）。
我们总喜欢把犯罪分子想象成一群见不得人的家伙，由于害怕公众的评断而偷偷摸摸干下他们的勾当。等到东窗事发之后，我们又总是以为公众会有一致的反应，本能地排斥那些罪犯，并将他们绳之以法。于是最初有人设法探究欧洲犹太人如何被剥夺权利、遭到驱逐和屠杀的时候，人们依旧完全按照上述刻板印象，认为是一批见不得天日的家伙瞒着“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为非作歹。可是相关研究工作早已摆脱此种见解，不再认为那批肇事者仅仅是置身正派百姓当中的一小撮既病态又反社会的怪胎，假如百姓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话，必定会群起而大加挞伐。我们如今已对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观”（Weltanschauung）所起的作用、对集体行为的互动，以及对极权制度的后果颇有所知。我们已经了解，暴戾的氛围甚至可以对本无残暴倾向的人产生影响；此外我们亦已探明，劳动分工能够对个人责任感造成多么灾难性的影响。尽管如此，人们在一个问题上依然争论不下：我们究竟应该把艾希曼这样的凶手归类到何处，要怎么看待他呢？艾希曼所呈现出来的面貌因叙述者而异：他或者是一个完全正常的人，却在极权主义之下被调教成缺乏主见的谋杀犯；或者是一名执迷于种族灭绝的偏激反犹太主义者；要不然根本就是一名精神病患，那个政权不过是遮掩其虐待狂本质的幌子罢了。于是关于艾希曼我们有了各种南辕北辙的形象，而且由于围绕汉娜·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的论战，那些形象被激化得更加水火不容。然而迄今为止，有一个视角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忽略——公众的看法。人们没有把目光投向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现象”。也就是说，未曾针对艾希曼在人生不同阶段所呈现的形象进行考察。
卢梭告诉我们，任何导致不公不义的主张总会涉及两种人：提出主张的人，以及其他听信了他的人。[4]我们只要看看公众对阿道夫·艾希曼的看法，便能很大程度上了解这种独特的共谋所蕴含的巨大危险——尤其是当有人像那个声名狼藉的“犹太事务主管”（Judenreferent）一般，已经彻底参透了这种共谋关系的时候。因此，本书既不按照年代顺序把艾希曼的故事描写成他的犯罪经过，也不讲成他的罪行发展史，而是要重建他这个人所造成的影响：在何时且有谁认得艾希曼？人们在什么时候对他有过怎样的看法，而他又对人们所知、所想的事情做出了何种反应？艾希曼现象多大程度上是他装腔作势的天赋塑造的？这种角色扮演对他凶残的职业生涯，以及对我们如今理解他的故事有什么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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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重建这个视角，要归功于极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现存有关艾希曼的文件、证词和目击者报告多过其他任何一名纳粹领导人，甚至连希特勒或戈培尔也没能制造出更多材料。原因不仅在于艾希曼在战后又多活了17年，也不只是因为以色列警方为审判收集证据所付出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努力，反而是由于艾希曼自己的夸夸其谈和写作激情。艾希曼在其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为每一个新观众和每一个新目的重新塑造一个新的形象。无论身为下属、上司、凶手、逃犯、流亡者，还是被起诉者，艾希曼都随时密切关注自己所产生的影响，试图利用每一种境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若比较他所扮演过的各种角色，很快即可看出其行为背后的方法。
然而，艾希曼真正为人所知并得到详细描述的角色，却只有他在耶路撒冷登场的那一次。其背后的意图显而易见：他打算保住一命，并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如果想要理解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表演与他的罪犯身份和“致命成就”之间存在着什么关系，我们就必须回到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此外我们还必须更进一步，摆脱各种完全根据他在耶路撒冷展现的形象所做出的诠释。
如果我们听信艾希曼在以色列的说辞，那么他是在1945年，也就是狂妄的“千年帝国”已成废墟之后，才真正开始自己一直梦寐以求的生活的。按照其说法，之前的“犹太事务主管”转而变成一个与世无争的养兔人，回归到一直以来他内心深处的世界。毕竟邪恶的仅仅是那个政权，而且主要过错都出在别人身上，他在希特勒统治下耀眼的事业只不过是命运一个意外的转折罢了。可是艾希曼自己心知肚明，许多人可能抱持截然不同的看法，因此他小心地避免使用阿道夫·艾希曼的本名以策安全。他甚至让妻子只称呼他名字的第一个部分——得自其祖父的奥托*。[5]当其他人投降时，他冒用“阿道夫·卡尔·巴尔特”（Adolf Karl Barth）的名字隐匿在成群的战俘当中，随即用“奥托·埃克曼”（Otto Eckmann）的假名接受审讯。成功脱逃后，又以“奥托·黑宁格”*的身份前往德国北部的“吕讷堡石楠草原”，与其他同样换了新名字的人共同砍伐木材。接着他摇身成为养鸡人，晚上还特地拉奏小提琴来取悦乡间的女性居民。奥托·黑宁格的生活已相当接近他日后在阿根廷养兔子时的情形，只有两个明显的不足之处——他无法联系自己的家人，而且是一名遭到通缉的战争犯：“像鼹鼠一般过着地下生活的那五年间，这成了我培养出的第二天性，每当遇见一张新面孔，我就会问自己一些问题，诸如：你认得这张脸吗？那个人是不是表现出曾经见过你的模样？他是否在回想有没有见过你？在那几年里，恐惧从未离开过我，仿佛随时都可能有人站在我的背后，突然大喊：‘艾希曼！’”[6]他期盼，假以时日，纳粹大屠杀能够像所有杂草丛生的坟墓一般，也逐渐遭人淡忘。可是艾希曼的这个愿望未能实现。最后他除了逃亡之外看不到别的出路，于是1950年，奥托·黑宁格也消失不见了。他化身里卡多·克莱门特，经热那亚（Genoa）离开欧洲，在阿根廷获得了新的身份和官方证件，之后开始了他一直想要的那种生活：在一个水力发电站兴建项目中找到工作，率领一组测量人员纵横穿梭于阿根廷北部地处亚热带的图库曼省——当地的山脉与峡谷不禁让人联想起阿尔卑斯山区。他有许多时间骑在马背上长途跋涉、探索山地、驰骋于辽阔的彭巴草原（Pampa），甚至还两次试图登上美洲第一高峰阿空加瓜山（Aconcagua）。两年后，当他的妻子终于能够跟三个孩子一同过来团聚时，他还带着儿子们参加探险活动，向他们传授骑马和钓鱼的技巧，以及他对大自然的热爱。项目执行公司的倒闭虽然迫使里卡多·克莱门特另谋高就，在一段时间内给和乐的家庭生活带来了阴霾，但最晚在1955年，几经波折之后，他又开始时来运转：他不但成为一家兔子养殖场的经管者，还有了第四个儿子，尽管他的妻子已经过了40岁。那个“小兔子”（Hasi）于是成了父亲的骄傲。*无怪乎里卡多·克莱门特起心动念，决定盖一幢自己的房子来安置他那位体型富态的妻子、四个儿子、母腊肠狗菲菲（Fifi）、母德国牧羊犬雷克斯（Rex）、自鸣钟，以及一些阿尔卑斯风景画。[7]要是没有被摩萨德绑架的话，他应该直到今天都还过着里卡多·克莱门特那种与世无争的生活……
只可惜这个感动人心的故事有一个重大缺憾：里卡多·克莱门特或许是艾希曼在护照上的姓名，但这个已经改头换面的纳粹——如今完全不碰政治的大自然爱好者——却从没有真正来到阿根廷。艾希曼不是一个喜欢乡村田园生活的人。对他来说，战争——他的那场战争——从来都没有结束。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或许已经退役了，但狂热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仍然在役。对他来说，那个让他不必亲自动手就能杀死几百万人的极权国家虽已遥不可及，但自己却还远远没有失去抵抗能力。这名年约50岁的男人或许会在结束一天工作之后，拿着一杯红酒，坐在离家50公里外的养兔场阳台上，甚至演奏起小提琴，但以上种种都无法说服他，这种田园风情将成为他的人生前景。南纬35度看不见朦胧暮色和日落余光，天色会一下子昏暗下来——夜幕的降临比欧洲北部地区人士所习惯的更迅速、更浓烈。艾希曼一到晚上便开始读书和写作，但我们绝不应该把这种表现看作内敛自省的功夫。那可不是一位怡然自得的老大爷在享受阅读之乐。爱好和平的养兔者会把书掷向墙壁并撕得粉碎，没完没了地在页面边缘写下侮辱谩骂的眉批，并且仿佛着了魔似的在成堆纸张上写满评述。铅笔在他潦草涂画的力道下折断，而他战斗的意志始终不懈。那名纳粹世界观的战士从来没有被打败，而且他绝不是一个人。
我们今天之所以对艾希曼在阿根廷的生活知道得那么详细，是一个幸运意外造成的结果。最近两年，许多档案馆纷纷出现了研究人员从前接触不到的文件。于是这些“阿根廷文稿”（ArgentinienPapiere），亦即艾希曼自己的流亡手记，再加上今日以“萨森访谈录”（Sassen-Interviews）这个不十分精确的标题而闻名的访谈转录稿与录音带，首次得以被用于重建真相。这总计1300多页的文件不光展现了艾希曼被绑架之前的生活与想法。率先试图对此进行总结与诠释，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挑战：应如何运用关于国家社会主义反人类罪行最重要的战后第一手资料。之前混沌不清的各种关联突然变得豁然开朗了。尤其变得再清楚不过的就是，艾希曼即便于逃亡之际也不打算躲在黑暗中秘密行动。他在阿根廷也想被人看见，而且他希望像从前一样，被视作一个新时代的象征。
谁要是寻找光亮，就会被人看见。1945年之后与艾希曼有瓜葛的人，在人数上显然比之前认为的更多。追踪艾希曼如何走入地下和走上逃亡之路，我们不仅会遇见纳粹猎人和暗杀小组，更会发现他的帮助者、同情者，甚至还会找到仰慕者和友好者，虽然之后很长时间，那些人都否认自己认识艾希曼，或者称跟他只有几面之缘。例如曾经自愿参加武装党卫队并进行战争宣传的荷兰人威廉·萨森，几十年来都声称自己只不过是艾希曼的“捉刀代笔人”而已。和他一样，艾希曼的大部分朋友都否认与那名通缉犯有密切往来。他们的论调如今再也站不住脚。“阿根廷文稿”甚至揭露了究竟哪些人曾主动联络艾希曼重温过往时光，而且更重要的是，共同研讨未来的政治计划。在阿根廷的时候，艾希曼并非一个生活在失败中的贱民，就好像威廉·萨森也不只是一名好奇的记者，或者希姆莱的首席副官卢多尔夫·冯·阿尔文斯莱本并没有成为一个痛改前非的纳粹。尽管有人千方百计对他们视而不见，但这些纳粹生活在阿根廷乃不争的事实。他们已于逃离盟军的法庭之后重新组织起来，其计划远不只是开始宁静的新生活而已。艾希曼周围的那些人士既已流亡远方置身自由之中，便评论起德国和世界的发展局势来。他们雄心勃勃地炮制出各种推翻政府的计划，忙于组建志同道合者的网络，甚至还开始伪造文件否认事实，借此捍卫他们眼中那个光辉灿烂的国家社会主义。艾希曼与他们为伍，充满自信且积极参与，是一名炙手可热的专家（有数百万件谋杀案证明他的专业性）——正如他昔日在“帝国保安总局”（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 RSHA）主管犹太事务时所习惯的那般。
因此，“艾希曼在阿根廷”并非一出独角戏，而是记录了那名前“一级突击大队长”如何惊人地展开第二事业，再度成为历史与“犹太人问题”的专家。尽管艾希曼后来竭尽全力试图说服所有人，他在战后已经洗心革面改过自新，可是针对他在阿根廷的所思所想和社交生活进行的研究，却得出了非常不一样的结论。假如艾希曼曾经在任何时候真心想要成为这个与世无争的里卡多·克莱门特，那就只有他在以色列身陷囹圄之际。他在阿根廷送给同志们的签名照片上，则自豪地署名为：“Adolf Eichmann - SSObersturmbannführer a. D.”（阿道夫·艾希曼——退役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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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1945年之后的艾希曼，不只是一个阿根廷的事件。在联邦德国，他的姓名同样留存于人们的记忆当中。尽管后来有些人假装对他一无所知，但存在的大量证人陈述、新闻报道和有关艾希曼的各种出版刊物，都展现出德国人如何早在1960年以前，就已经在关注他的名字以及他所代表的一切了。在研究“艾希曼现象”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间接资料来源可供利用，而且其重要性更是不可低估：艾希曼的受害者和追捕者——尤其是他昔日同僚和知己——的证词。那些人绝不可能忘记他，因为他们必定担心，艾希曼还会像他们记住他一般深深地记得他们。任何认识艾希曼，或者仅仅知道他是谁的人，都不希望被他回忆起来。美国情报部门的档案、缉捕名单，以及德国检察机关、联邦宪法保卫局和德国外交部对外公开的少数文件，都让人得以初步勾勒出艾希曼在战后初期，尤其是在成立之初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奥地利的重要性。艾希曼——或者其实是他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只要那名纳粹“反人类罪行”的关键证人还逍遥法外，就足以对德国人试图“通过彻底遗忘来克服过去”的做法构成威胁。艾希曼即使在阿根廷也不想安静低调地生活，甚至还打算写一封公开信给德国联邦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这个事实意味着他正在变成危险因子。难道果真有谁愿意让这个知道那么多内情的人，回到联邦德国来畅所欲言吗？
所有这一切都使追捕艾希曼的过程比之前流传的那个关于爱情、背叛和死亡的传奇故事想让我们相信的复杂得多。其中不仅关涉一心要找到那名大屠杀凶手的上百万受害者与纳粹猎人，或者以不同技巧装模作样的各国政府，还有许多人坚定地百般阻挠，以免过去的一切随那名男子一起从流亡中蓦然重返。因而不仅需要阿根廷有一位机警的盲人，发现他女儿的男朋友就是那名反人类罪犯的儿子，更需要许许多多其他事项的配合，才终于克服了那种不顾一切闭口不言的愿望。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之前的故事同时也是一连串错失的机会，未能通过在德国举行审判来创造一个真正的新开始。如果我们想要知道那个穷凶极恶的时代，其结构在多大程度上残存到了战后，以及如何必须设法在缺乏新人管理执行的情况下用一个新国家取而代之，就必须深入分析这个故事。今日在德国政府机关内部仍然保存着不对公众开放的艾希曼档案，因为有人担心其内容会威胁国家安全。这是一个丑闻！承认前任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阿道夫·艾希曼是德国历史上的一页，是早就应该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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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在1963年出版以来，任何探讨阿道夫·艾希曼的尝试都意味着与汉娜·阿伦特的对话。[8]那位犹太女性出身柯尼斯堡（Königsberg），曾师从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和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学习哲学，直到国家社会主义将她逐出德国为止。阿伦特后来在1961年为了艾希曼审判案而前往耶路撒冷。和所有哲学家一样，她想要进行理解。但没有人能够直接理解，而总是要以自己的想法和经验，以及对昨日世界的印象为中介。汉娜·阿伦特首次在报纸上读到艾希曼的时间应该不晚于1943年，且18年后正处于研究的巅峰期。她期待在耶路撒冷发现的，是自己曾经多次详细描述过的：一个才智过人、魔鬼般的大规模杀人犯，具有我们在文学巨著中所见过的那种令人害怕的魔力。即便在1960年，阿伦特也还写道：“他是那个团伙里面最聪明的人士之一。”谁要是有胆量理解他，就应该能在理解纳粹罪行的路上迈出重要的一步，所以“我受到了很大的诱惑”。[9]
等到真正见到艾希曼的时候，那位具有敏锐观察力的女哲学家并不是唯一感到困惑的人。我们若阅读最初的一批报道，即可发现那些审判观察员无论来自何方，几乎人人都获得了同样的印象：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是个可怜虫，缺乏撒旦在我们眼中所该具有的那种慑人魅力。那名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曾经带来了畏惧和恐怖，尤其是数百万人的死亡，如今却用没完没了的字句和言词来转移注意力，把一切都形容成被迫奉命行事和遵守效忠誓言。艾希曼对此惊人地擅长，即使在1961年的时候，也应该有人心中起疑才对。只可惜质疑的声音非常微弱，而且相当不受欢迎。但质疑者与庭审观察者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前者都接触到了至少部分“阿根廷文稿”的内容。
大屠杀研究在1960年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书面证据少得可怜，想要从被告口中获取新信息的愿望压倒了小心谨慎的态度。汉娜·阿伦特在理解时选择了她所熟悉的方法，即反复阅读艾希曼的话，并对说话的人进行详细的分析。其背后的假设是：只有当人希望自己被理解时，才会写作和讲述。她比几乎其他任何人都更详尽地阅读了审讯和审判的记录，但如此一来反而使她落入陷阱中，因为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顶多就是个假面具而已。阿伦特未能看清这一点，不过她还是敏锐地意识到，她无法真正按照自己所希望的样子来理解“艾希曼现象”。
没有其他任何关于阿道夫·艾希曼——甚至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的书，能够像《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那般引起广泛的讨论。该书实现了苏格拉底以降哲学界的最高目标：通过辩论来理解。然而最晚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参照汉娜·阿伦特的做法只会使辩论越来越偏题。人们不由自主地感到，所涉及的主题早已不再是“艾希曼”。人们更在意的仅仅是谈论辩论和各种“恶的理论”（Theorien des Bösen），却不想比1961年时的那位女哲学家更多地挖掘艾希曼这个人本身。幸好如今情况已经出现了巨大的转变：我们能够接触到许多截然不同的第一手资料——至少在理论上如此。
1979年以后，所谓的“萨森访谈录”已经大部分对外公开，让人得以一窥汉娜·阿伦特和其他全体审判观察员所无法看到的资料：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坐在一位朋友舒适的房间内侃侃而谈，身边围绕着昔日的战友——如今跟他同样置身阿根廷的纳粹党人。然而人们在处理这些丰富信息时的态度还是草率得令人吃惊，显得既勉强又严重缺乏对资料的好奇。1998年以来，陆续有一些原始录音带被发现，只需仔细阅读文字转录就能够看出，在阿根廷发生的事情，绝不仅仅是一名寻访故事的新闻记者跟一个想要喝杯威士忌的落魄纳粹聚在一块，共同沉溺于回忆之中而已。若有谁打算真的跟汉娜·阿伦特唱唱反调，而不再只是对着她那本书的好成绩大发牢骚，其实早就可以在访谈录中找到大量反驳的武器。然而人们却反其道而行，继续复述艾希曼在以色列炮制的故事，以他所说的时间顺序为基准，引述一家立场偏颇的出版社出的文稿赝本*，甚至让完全不为人知的艾希曼相关资料在档案馆里被贴上错误的标记——尽管那些资料甚至可以让历史学家们具有传奇色彩的“处变不惊”（Überraschungsresistenz）特质面临严峻考验。因此，我们至少应该跟汉娜·阿伦特学习一件事情：在面对未知的时候，应该让自己被未知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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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首要目的是设法呈现所有可用的资料，以及随之而来的挑战。光是“阿根廷文稿”本身的历史，以及它宛如一大块难解拼图的碎片那般散布于各地档案馆的现状，便足以让我们见识到“艾希曼现象”令人意想不到的一面，由此产生的一切争议都是值得的。本书首次详细呈现这些第一手资料，以及它们在历史上成形的经过，希望借此推动研究、提出更多问题。
《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同样也是与汉娜·阿伦特的对话。原因不仅在于我自己对这个主题的研究，是许多年前经由《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开始的。我们对历史事件的理解与它发生之际的时空环境密不可分，因此我们不能忽视阿伦特的视角。阿伦特有勇气做出明确的判断，但也冒着风险，尽管付出了一丝不苟的努力，总还是知道得太少。在艾希曼研究中所获得的最发人深省的见解之一就反映在阿伦特身上：一个人未必需要才智出众，便足以误导像阿伦特那样十分聪慧的人，用她自己的武器——印证自己期待的渴望——击败她。但我们若想认清这种机制，就必须要有思想家在身边，他们勇敢地面对自己的期待和倾向，从而可以看到自己的失败。
行文至此，我仍要在全书的开头即向读者发出警示，而这么做的最好方法，莫过于直接引用汉娜·阿伦特飞往耶路撒冷旁听艾希曼出庭受审之前写给一位好朋友的话：“这或许会很有趣——要是它没有变得那么恐怖的话。”[10]
* 即以色列情报和特殊使命局。——编注
* 所有出现于引文中的老式拼法或拼字错误皆保留原样，不按照惯例标示“原文如此！（sic!）”。——原注（无德文打字机可用的时候，ä、ö、ü、ß等字母分别拼写成ae、oe、ue、ss，例如霍特尔的正确拼法为“Höttl”。——译注）
† 即罗马帝国第三任皇帝盖乌斯·尤利乌斯·凯撒·奥古斯都·日耳曼尼库斯，后世史学家称其为卡利古拉，这是他自童年时期就有的外号，意为“小军靴”。卡利古拉被认为是罗马帝国早期的典型暴君，建立恐怖统治，神话王权，行事荒唐。——编注
* 艾希曼全名为Otto Adolf Eichmann（和许多长子一样，他被冠上了祖父的名字）。——译注
* 有些资料将黑宁格（Heninger）误译成“亨宁格”（Henninger）。二者的德语读音颇不相同，第一个e在前者是长音，在后者则是短音。——译注
* 全名为里卡多·弗朗西斯科·艾希曼（Ricardo Francisco Eichmann, 1955— ）的“小兔子”相当争气，于父亲被处决之后苦读成为近东考古学家和德国大学教授。——译注
* 指的是极右派“德鲁费尔出版社”（Druffel-Verlag）在1980年用“阿根廷文稿”胡乱拼凑出来的《我，阿道夫·艾希曼》（Ich, Adolf Eichmann）。请参见本书《余波荡漾》章。——译注
[1] 1961年2月5日写给卡尔·雅斯贝尔斯的信函（Hannah Arendt, Karl Jaspers, Briefwechsel 1926-1969. Herausgegeben von Lotte Köhler und Hans Saner. München, Zürich 1985, 459）。
[2] 1962年5月艾希曼回答法国《巴黎竞赛画报》提出的书面问题。BArch Koblenz AllProz 6/252, 38.
[3] 我没见过任何关于艾希曼的出版物不出现类似这样的句子，而我自己直到七年前也还信誓旦旦地如此宣称。比较新的例证则是一本探讨德国外交部的大部头著作：Eckart Conze,Norbert Frei, Peter Hayes, Moshe Zimmermann, Das Amt und die Vergangenheit. Deutsche Diplomaten im Dritten Reich und in der Bundesrepublik. München 2010, 604.
[4] Jean-Jacques Rousseau, Discours sur l’ origine et les fondements de l’inégalité parmi les hommes（Amsterdam 1755）第二部分的最初几个句子。
[5] 1945年战争结束后不久，艾希曼的名字所造成的混乱便蔓延开来，顽固地一直持续至今。其实他的名字显然是可以查证的。那不但能够在他的出生证明中找到（BArch Koblenz AllProz 6/236），更出现在纳粹时代的官方文件上——例如党卫队“人种与移居部中央办公室”的档案资料（BDC‚ BArch Berlin, RuSH-Akte Adolf Eichmann）。“卡尔”（Karl）则源于艾希曼父亲的名字所带来的混淆——那个名字非但可以在林茨市的电话簿上找到，也出现在他父亲的纳粹党证上。由于在以色列的时候，艾希曼的名字跟他父亲的名字被同时提起，称为“阿道夫，卡尔·阿道夫·艾希曼的儿子”（Adolf, Sohn von Karl Adolf Eichmann），这个误解就一直延续了下来。除此之外，艾希曼和许多长子一样，继承了祖父的名字。
[6] Meine Flucht, 22，1961年3月写于以色列。艾希曼本想把这份文稿取名为《在1945年5月的一个夜晚》（In einer Mainacht 1945），引自按照手写稿页码来编页的打字稿。BArch Koblenz AllProz 6/247.
[7] 将这些细节视为“文学修饰”的人，可在1960年6月6日艾希曼被绑架之后拍摄于其家中的照片，以及刊登于当时许多杂志的图像中找到证据（尤其是1960年6月26日至7月16日的《明星周刊》）。其他细节则来自艾希曼在以色列写给家人的信函。其副本现存于以色列国家档案馆以及科布伦茨联邦档案馆（BArch Koblenz AllProz 6/ 165 und 248）。
[8] 该书英文版在1963年出版于纽约和伦敦。德国读者起初只能在《水星杂志》（Merkur）上读到将近20页的文字，内容是经过编辑部删节的第二章与第三章。第一个德文版本于1964年在慕尼黑发行（Paperback Nr. 35）。本书在下面引用的就是这个版本。
[9] 阿伦特写给玛丽·麦卡锡的信函，1960年6月20日。Hannah Arendt, Mary McCarthy, Im Vertrauen. Briefwechsel 1949-1975. Herausgegeben von Carol Brightman. München, Zürich 1995, 150.
[10] 阿伦特写给玛丽·麦卡锡的信函，1960年6月20日。Hannah Arendt, Mary McCarthy, Im Vertrauen. Briefwechsel 1949-1975. Herausgegeben von Carol Brightman. München, Zürich 1995, 1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