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难

逃难

这火车可怎能上去?要带东西是不可能。就单人说吧,也得从下边用人抬。

何南生在抗战之前做小学教员,他从南京逃难到陕西,遇到一个朋友是做中学校长的,于是他就做了中学教员。做中学教员这回事先不提。就单说何南生这面貌,一看上去真使你替他发愁。两个眼睛非常光亮而又时时在留神,凡是别人要看的东西,他却躲避着,而别人不要看的东西,他却偷看着。他还没开口说话,他的嘴先向四边咧着,几乎把嘴咧成一个火柴盒形,那样子使人疑心他吃了黄连。除了这之外,他的脸上还有点特别的地方。就是下眼睑之下那两块豆腐块样突起的方形筋肉,无管他在说话的时候,在笑的时候,在发愁的时候,那两块筋肉永久不会运动。就连他最好的好朋友,不用说,就连他的太太吧,也从没有看到他那两块砖头似的筋肉运动过。

“这是干什么……这些人,”我说,“中国人若有出息真他妈的……”

何南生一向反对中国人,就好像他自己不是中国人似的。抗战之前反对得更厉害,抗战之后稍稍好了一点,不过有时候仍旧来了他的老毛病。

什么是他的老毛病呢?就是他本身将要发生点困难的事情,也许这事情不一定发生。只要他一想到关于他本身的一点不痛快的事,他就对全世界怀着不满。好比他的袜子晚上脱的时候掉在地板上,差一点没给耗子咬了一个洞;又好比临走下讲台的当儿,一脚踏在一只粉笔头上,粉笔头一滚,好险没有跌了一跤。总之,危险的事情若没有发生就过去了,他就越感到那危险得了不得,所以他的嘴上除掉常常说中国人怎样怎样之外,还有一句常说的就是:

“到那时候可怎么办哪……”

他一回头,又看到了那塞满着人的好像鸭笼似的火车。

“到那时候可怎么办哪?”现在他所说的“到那时候可怎么办”,是指着到他们逃难的时候可怎么办。

何南生和他的太太送走了一个同事,还没有离开站台,他就开始不满意。他的眼睛离开那火车第一眼看到他的太太,就觉得自己的太太胖得像笨猪,这在逃难的时候多麻烦。

“看吧,到那时候可怎么办!”他心里想着,“再胖点就是一辆火车都要装不下啦!”可是他并没有说。

他又想到,还有两个孩子,还有一只柳条箱,一只猪皮箱,一个网篮。三床被子也得都带着……网篮里边还装着两个白铁锅。到哪里还不是得烧饭呢!逃难,逃到哪里还不是得先吃饭呢!不用说逃难,就说抗战吧,我看天天说抗战的逃起难来比谁都来得快,而且带着孩子老婆锅碗瓢盆一大堆。

在路上他走在他太太的前边,因为他心里一烦乱,就什么也不愿意看。他的脖子向前探着,两个肩头低落下来,两只胳臂就像用稻草做的似的,一路上连手指尖都没有弹一下。若不是看到他的两只脚还在一前一后的移进着,真要相信他是画匠铺里的纸彩人了。

这几天来何南生就替他们的家庭忧着心,而忧心得最厉害的就是从他送走那个同事,那快要压瘫人的火车的印象总不能去掉。可是也难说,就是不逃难,不抗战,什么事也没有的时候,他也总是胆战心惊的。这一抗战,他就觉得个人的幸福算完全不用希望了,他就开始做着倒霉的准备。倒霉也要准备的吗?读者们可不要稀奇,现在何南生就要做给我们看了: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何南生从床上起来了,第一眼他看到的,就是墙上他已准备好的日历。

“对的,是今天,今天是十五……”

一夜他没有好好睡,凡是他能够想起的,他就一件一件的无管大事小事都把它想一遍,一直听到了潼关的炮声。

敌人占了风陵渡和我们隔河炮战已经好几天了,这炮声夜里就停息,天一亮就开始。本来这炮声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何南生也不怕,虽然他教书的那个学校离潼关几十里路。照理应该害怕,可是因为他的东西都通通整理好了,就要走了,还管他炮战不炮战呢!

他第二眼看到的就是他太太给他摆在枕头旁边的一双袜子。

“这是干什么?这是逃难哪……不是上任去呀……你知道现在袜子多少钱一双……”他喊着他的太太,“快把旧袜子给我拿来!把这新袜子给我放起来。”

他把脚尖伸进拖鞋里去,没有看见破袜子破到什么程度,那露在后边的脚跟,他太太一看到就咧起嘴来。

“你笑什么,你笑!这有什么好笑的……还不快给孩子穿衣裳。天不早啦……上火车比登天还难,那天你还没看见。袜子破有什么好笑的,你没看到前线上的士兵呢,都光着脚。”这样说,好像他看见了,其实他也没有看见。

十一点钟还有他的一点钟历史课,他没有去上,两点钟他要上车站。

他吃午饭的时候,一会看看钟,一会揩揩汗。心里一着急,所以他就出汗。学生问他几点钟开车,他就说:

“六点一班车,八点还有一班车,我是预备六点的,现在的事难说,要早去,何况我是带着他们……”他所说的“他们”,是指的孩子,老婆和箱子。

因为他是学生们组织的抗战救国团的指导,临走之前还得给学生们讲几句话。他讲的什么,他没有准备,他一开头就说,他说他三五天就回来,其实他是一去就不回来的。最后一句说的是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其余的他说,他与陕西共存亡,他绝不逃难。

何南生的一家,在五点二十分钟的时候,算是全来到了车站:太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一个柳条箱、一个猪皮箱、一只网篮,三个行李包。为什么行李包这样多呢?因为他把雨伞、字纸篓、旧报纸都用一条破被子裹着,算作一件行李;又把抗战救国团所发的棉制服,还有一双破棉鞋,又用一条被子包着,这又是一个行李;那第三个行李,一条被子,那里边包的东西可非常多:电灯炮、粉笔箱、羊毛刷子、扫床的扫帚、破揩布两三块、洋蜡头一大堆、算盘子一个、细铁丝两丈多,还有一团白线,还有肥皂盒盖一个,剩下又都是旧报纸。

只旧报纸他就带了五十多斤。他说:到哪里还不得烧饭呢?还不得吃呢?而点火还有比报纸再好的吗?这逃难的时候,能俭省就俭省,肚子不饿就行了。

除掉这三个行李,网篮也最丰富:白铁锅、黑瓦罐、空饼干盒子、挂西装的弓形的木架、洗衣裳时挂衣裳的绳子,还有一个掉了半个边的陕西土产的痰盂、还有一张小油布,是他那个两岁的女孩夜里铺在床上怕尿了褥子用的,还有两个破洗脸盆。一个洗脸的一个洗脚的。还有油乌的筷子笼一个,切菜刀一把,筷子一大堆,吃饭的饭碗三十多个,切菜墩三个。切菜墩和饭碗是一个朋友走留给他的。他说:逃难的时候,东西只有越逃越少,是不会越逃越多的。若可能就多带些个,没有错,丢了这个还有那个,就是扔也能够多扔几天呀!还有好几条破裤子都在网篮的底上,这个他也有准备。

他太太在装网篮的时候问他:

“这破裤子要它做什么呢?”

他说:“你看你,万事没有打算,若有到难民所去的那一天,这个不都是好的吗?”

所以何南生这一家人,在他领导之下,五点二十分钟才全体到了车站,差一点没有赶上火车——火车六点开。

何南生一边流着汗珠,一边觉得这回可万事齐全了。他的心上有八分乐,他再也想不起什么要拿而没有拿的。因为他已经跑回去三次,第一次取了一个花瓶,第二次又在灯头上拧下一个灯伞来,第三次他又取了忘记在灶台上的半盒刀牌烟。

火车站离他家很近,他回头看看那前些日子还是白的,为着怕飞机昨天才染成灰色的小房。他点起一只烟来,在站台上来回地喷着,反正就等火车来,就等这一下了。

“到那时候可怎么办哪!”照理他正该说这一句话的时候。站台上不知堆了多少箱子、包裹,还有那么一大批流着血的伤兵,还有那么一大堆吵叫着的难民。这都是要上六点钟开往西安的火车。但何南生的习惯不是这样,凡事一开头,他最害怕。总之一开头他就绝望,等到事情真来了,或是越来越近了,或是就在眼前,一到这时候,你看他就安闲得多。

火车就要来了,站台上的大钟已经五点四十一分。

他又把他所有的东西看了一遍,一共是大小六件,外加热水瓶一个。

“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忘记的吧!你再好好想想!”他问他的太太说。

他的女孩跌了一交,正在哭着,他太太就用手给那孩子抹鼻涕:“哟!我的小手帕忘下了呀!今天早晨洗的,就挂在院心绳子上。我想着想着,说可别忘了,可是到底忘了,我觉得还有点什么东西,有点什么东西,可就想不起来。”

何南生早就离开太太往回跑了。

“怎么能够丢呢?你知道现在的手帕多少钱一条?”他就用那手揩着脸上的汗,“这逃难的时候,我没说过吗,东西少了可得节约,添不起。”

他刚喘上一口气来,他用手一摸口袋,早晨那双没有舍得穿的新袜子又没有了。

“这是丢在什么地方啦?他妈的……火车就要到啦……三四毛钱,又算白扔啦!”

火车误了点,六点五分钟还没到,他就趁这机会又跑回去一趟。袜子果然找到了,托在他的掌心上,他正在研究着袜子上的花纹。他听他的太太说:“你的眼镜呀……”

可不是,他一摸眼镜又没有了。本来他也不近视,也许为了好看,他戴眼镜。

他正想回去找眼镜,这时候,火车到了。

他提起箱子来,向车门奔去。他挤了半天没有挤进去。他看别人都比他来的快,也许别人的东西轻些。自己不是最先奔到车门口的吗,怎么不上去,却让别人上去了呢!大概过了十分钟,他的箱子和他仍旧站在车厢外边。

“中国人真他妈的……真是天生的中国人。”他的帽子被挤下去时,他这样骂着。

火车开出去好远了,何南生的全家仍旧完完全全地留在站台上。

“他妈的,中国人要逃不要命,还抗战呢!不如说逃战吧!”他说完了“逃战”还四边看一看,这车站上是否有自己的学生或熟人。他一看没有,于是又抖着他那被撕裂的长衫:“这还行,这还没有见个敌人的影,就吓没魂啦!要挤死啦!好像屁股后边有大炮轰着。”

八点钟的那次开往西安的列车进站了,何南生又率领着他的全家向车厢冲去。女人叫着,孩子哭着,箱子和网篮又挤得吱咯的乱响。何南生恍恍惚惚地觉得自己是跌倒了,等他站起来,他的鼻子早就流了不少的血,血染着长衫的前胸。他太太报告说,他们只有一只猪皮箱子在人们的头顶上被挤进了车厢去。

“那里装的都是什么东西?”他着急,所以连那猪皮箱子装的什么东西都弄不清了。

“你还不知道吗?不都是你的衣裳?你的西装……”

他一听这个还了得!他就向着他太太所指的那个车厢奔去,火车就开了。起初开得很慢,他还跟着跑,他还招呼着,而后只得安然的退下来。

他的全家仍旧留在站台上,和别的那些没有上得车的人们留在一起。只是他的猪皮箱子自己跑上火车去走了。

“走不了,走不了,谁让你带这些破东西呢?我看……”太太说。

“不带,不带,什么也不带……到那时候可怎么办哪!”

“让你带吧!我看你现在还带什么!”

猪皮箱不跟着主人而自己跑了,饱满的网篮在枕木旁边裂着肚子,小白铁锅瘪得非常可怜。若不是它的主人,就不能认识它了。而那个黑瓦罐竟碎成一片一片的。三个行李只剩下一个完整的,他们的两个孩子正坐在那上面休息。其余的一个行李不见了,另一个被撕裂了。那些旧报纸在站台上飞,柳条箱也不见了,记不清是别人给拿去了还是他们自己抬上车去了。

等到第三次开往西安的火车,何南生的全家总算全上去了。到了西安一下火车,先到他们的朋友家。

“你们来了呵!都很好!车上没有挤着?”

“没有,没有,就是丢点东西……还好,还好,人总算平安。”何南生的下眼睑之下的那两块不会运动的筋肉,仍旧没有运动。

“到那时候……”他又想要说“到那时候可怎么办”,没有说,他想算了吧!抗战胜利之前,什么能是自己的呢?抗战胜利之后什么不都有了吗?

何南生平静的把那一路上抱来的热水瓶放在了桌子上。

(该篇首刊于1939年1月21日重庆《文摘战时旬刊》第四十一、四十二期合刊,署名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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