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绪 论

一、先行研究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1937—1942年,胡适作为驻美特使以及驻美大使在美国,不懈地向美国国民陈诉中国彻底抗战的决心,最后终于等来了美国参加太平洋战争。但是,在1931年9月18日由日军发起的“柳条湖事件”的当时,胡适并没主张抗战,却主张了议和。胡适从主和转变到主战,是他对抗日战争的认识变化的核心问题。那么为何他当初不是主张抗战而是主张议和的呢?他又是在什么时候改为主张抗战了的呢?关于胡适从议和转向抗战的变化问题,已经有几个重要的先行研究了,其中主要是张忠栋和余英时的研究,在日本则有佐藤一树的研究。

同时我们也可考虑到,胡适的议和主张以及从议和转向抗战的主张变化,是否有他自己内在的思想因素呢?有关这个问题,据笔者所知,目前还没有先行研究,所以在此,笔者将试图以《胡适口述自传》为基础材料,一并进行讨论。

胡适在抗日战争及中国内战都结束之后,还滞留在美国。当时,胡适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研究所附属中国口述历史学部采访中国的名人,做口述自传。当时就任于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安徽籍同乡唐德刚,对晚年的胡适进行了16次正式录音采访。他以胡适自己的口述自传为基础,编辑了《胡适口述自传》。在自传中,胡适对《墨子·非攻》给自己的思想所带来的影响,作了如下的陈述:

其后好多年,我都是个极端的和平主义者。原来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就已经深受老子和墨子的影响。这两位中国古代哲学家,对我的影响实在很大。墨子主“非攻”,他底“非攻”的理论实是名著,尤其是三篇里的《非攻上》实在是最合乎逻辑的反战名著,反对那些人类理智上最矛盾,最无理性,最违反逻辑的好战的人性。

胡适称自己“好多年,我都是个极端的和平主义者”,从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深受老子、墨子思想的影响了,特别对《非攻》上篇评价最高。《墨子·非攻》分成上、中、下三篇,那么为何胡适只称赞《非攻》上篇“是最合乎逻辑的反战名著,反对那些人类理智上最矛盾,最无理性,最违反逻辑的好战的人性”呢?要阐明胡适和《墨子·非攻》篇的关系,对研究胡适从主和转变为主战以及研究他在担任驻美特使及驻美大使期间的活动,理解《墨子·非攻》篇是如何给胡适的思想带来影响的是非常重要的。

胡适从主和转变为主战,此后,又作为驻美特使及驻美大使在美国进行外交活动,笔者认为其中最应该关注的是他的演讲活动。关于胡适的演讲活动以及外交活动的研究,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以及在以美国为中心的国外,已经有许多论文和书籍,在此,笔者仅阐述对本书最重要的六个先行研究。

第一,张忠栋在《胡适五论》一书中,对胡适的演讲活动作了详细的介绍。首先,他指出:“他在四年大使任内,马不停蹄,到处演讲。”并举了在日本袭击珍珠港后,胡适给国内朋友所写的信,说:“今年体气稍弱,又旅行一万六千英里,演讲百余次,颇感疲倦。六月以后,稍可休息;我在此三年不曾有一个weekend,不曾有一个暑假,今夏恐非休息几天不可了。”也提及了驻美大使胡适的演讲活动的次数之多。关于这封信,张氏还提及了唐德刚对胡适的“行万里路,演百余讲”,用安徽农民的谚语称为“捞鱼摸虾,耽误庄稼”进行了批评。张氏从三方面来分析胡适演讲活动的意义,即“中、美双方舆论的期望”、“胡适演讲的内容”以及“中国的抗战与未来世界的命运相结合”。正如他所说:“从这些演讲内容看,实在看不出胡适大使有亏职守。中国在艰苦抗战之中,中国抗战有益于欧洲的反侵略战争,有益于未来的世界和平,像这些中国抗战的重要讯息,由一位善于演讲的中国大使利用众多的演讲机会,直接传达给广大的美国听众,这在民主开放的美国社会中,就是最有效的宣传,最能赢取同情和支持。”张氏高度评价了驻美大使胡适所做的演讲活动。针对胡适演讲活动所发生的反响,张氏指出:“胡适能够到处演讲,不但美国各方请他演讲,连加拿大也请他去演讲,这就是他的演讲广受欢迎的明证。珍珠港事变发生之后,加拿大政府甚至请他到温哥华演讲,帮他们劝募胜利公债。”举了胡适的演讲深受欢迎的例证。同时,他还提及了《纽约时报》、《纽约时报杂志》刊载胡适事迹之事。张氏还详细地介绍了日本方面的反应,指出:“民国二十六年胡适以特使身份在美宣扬抗战,他的一言一动,日本报纸都详细地报道。”其中,张氏还举了胡适在就任驻美大使时候《日本评论》对其的评论,1940年10月《日本时报》的社论以及1941年10月5日在御前会议上东条英机提及胡适和宋子文之事,说“他的演讲,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日本,都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和强烈的反应”,指出了日本把胡适的演讲活动作为问题来看待,并予以了强烈的反应。

第二,余英时在《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一书中,关于1937年10月1日胡适在哥伦比亚广播电台演讲的“What China Ex-pects of America in the Present Crisis”,作了如下陈述:

这第一篇广播词定下了他此后数以百计的讲词的基调,这才是他作为驻美大使的主要特色,他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大贡献也在此。

对于胡适的演讲活动所产生的效果,余英时评价说:“他年复一年地四处演讲究竟发挥了多大的实际效果,这是无法精确估计的。”余氏还提及了日本方面对于胡适的演讲活动所作的反应:

《日记》中保存了一张1940年10月31日《纽约时报》的报道,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线索。这篇报道转述东京英文(Japan Times)(《日本时报》)的评论,对美国国务院在幕后支持胡适大使的巡回演讲,极表愤怒。它指责胡适以大使身份到处演讲,是刻意激起群众对日本的仇恨,并将美国引入和日本的战争(见《日记》1940年10月31日条)。这至少说明,在日本政府的眼中,胡适的演讲活动已构成美、日关系的一大威胁。

第三,莫高义在《书生大使——胡适出使美国研究》一书中,举出了大大量胡适研究的先行研究,并在进行分类、归结后,指出了目前对作为驻美大使胡适的研究还不多。莫氏除使用了胡适的《日记》、《自传》等资料,还运用了美国国家资料馆所藏资料、战争时期的美国对中国的全部外交资料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所保管的历史资料、报纸等胡适作为驻美大使时期的历史资料等,从新的角度和题材对胡适进行了研究。莫氏由于自己从事着对外宣传的工作,所以对胡适在驻美期间的演讲活动很感兴趣,对这方面的记载很详细。他高度评价了胡适的演讲活动:

应该说,在七十年前胡适出使美国期间,他为捍卫民族独立,争取美国理解和支持中国抗战所发表的大量演讲,虽被一些人指责是“不务正业”,但胡适深厚的学养、强烈的民族责任感、高超的演讲沟通技巧、对形势的精确分析和对听众心理的准确把握以及演讲产生的良好宣传效果,不仅在当时就得到高度评价,而且时至今日,细读其鞭辟入里的演讲,联系今天自己所从事的外宣工作,仍深受鼓舞和教益。

在第一章四(三)“游说美欧,成为过河卒子”中,详细地分析了胡适从1937年9月开始作为特使在美国和欧洲所做的演讲活动。同时,还引用了1938年7月16日杨鸿烈给胡适的信,说“在日本人眼中,先生是他们的‘侵略主义’的大对头。他们甚至说,蒋总司令现在的政权也是建设于您的《独立评论》的哲学之上。先生在美的一言一动,日本的报纸都详为揭载。日本人或以为先生故意诬蔑他们的皇军在我国施行武力的假‘王道政治’,或以为先生们善于为有组织的宣传,而同时政府又肯拨给巨万的宣传费……故使美国排日的空气甚为浓厚”,指出日本非常重视胡适的演讲活动。并且,在第三章“成功阻止美日妥协演讲宣传功不可没”中,大量地举了胡适作为驻美大使的演讲内容并予以详细分析。在最后第四章“风格诚可道毕竟是书生”中,说“在美演讲宣传虽非国内政府明确下达给胡适的外交任务,但胡适在完成指定任务的过程中都以演讲为重要工作手段。胡适任使期间演讲次数之多、质量之高、效果之好,在中国历任使节中显得非常突出”,再次强调了胡适的外交特色。

第四,在最近的研究中,有陈永祥的《胡适、宋子文与抗战时期美援外交》一文。关于胡适的演讲活动,他评价道:“作为大使,胡适最大的努力,还是坚持到各地巡回演说。他充分发挥学者的优势,大力开展‘民间外交’,着重向美国朝野宣传中国抗战的国际意义,以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了解与信任。为此,他行色匆匆,奔走全美,四处演讲,广交朋友,以其诚恳态度和学问声望,博得了罗斯福及其内阁以致美国知识界和舆论界的尊重和欢迎。”还提到了当时美国人对胡适的态度:“据胡适的学生吴健雄说,美国友人告诉她,‘华盛顿政府上下人员’对胡适‘都是崇敬备至’。”并且,还说了罗斯福总统对胡适信赖之事:“罗斯福多次在致蒋介石电函中称扬胡适,王世杰曾亲见罗斯福给蒋介石信上有‘于适之信赖备至’等语。”陈氏还对胡适的演讲活动以外的民间外交活动也进行了评价,指出:“胡适还积极促成由他的美国老同学发起成立了‘美国不参与日本侵略委员会’,聘请前国务卿亨利·史丁生(1940年6月出任陆军部长)为名誉会长,这个民间组织在影响美国制日援华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除上述以外,还有许多先行研究。关于这些,莫高义已经有非常详细的介绍,具体参见其《书生大使》一书中的“绪论”部分内容即可。

日本方面有关胡适演讲活动的研究,虽然不多,但也已有一些不错的成果。主要可举绪形康的《记忆は抵抗する—驻米大使、胡适の抗日战争—》和佐藤一树的《国民使节胡适の对米宣传活动に关する考察—1937年~1938年—》两个研究。

第五,在绪形康《记忆は抵抗する—驻米大使、胡适の抗日战争—》一文中,作为胡适研究的基本材料,他举了驻美大使时期的胡适。关于胡适的演讲活动,他评价说:“胡适在任大使工作最后的1942年,竟在一万六千英里的旅途里,处理了百余次演讲的过密行程。其实,胡适抗日战争的精髓就在这个演讲中。”并且,他指出,在胡适的演讲中,可以看出以下两大特征:“(1)文化对应的类型化;(2)一个叫做奋斗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的登场。”同时,绪形氏还谈到:“在日美开战的不久前,东条英机在御前会议中,直指胡适是致使日美敌对的元凶,在昭和天皇面前痛骂胡适。可是,胡适却从战争的记忆中被忘却了。”另外,绪形氏还指出了胡适的演讲对现代的影响:“从胡适的演讲中能看到两个内容所表象的‘记忆’,不管是批评日本‘军国主义’的论点也好,还是‘奋斗自由主义’的主张也好,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里,都构成了国家级规模的、再生产了的言论体系。”最后,绪氏得出结论:“以上的记忆在‘记忆的政治力学’的文脉中,胡适这个固有名词被‘消’掉了。这种消失,有自然的因素,也有某种政治操作的因素……胡适抗战,‘挑战’着至今为止的战争记忆。”

第六,佐藤一树在《国民使节胡适の对米宣传活动に关する考察—1937年~1938年—》一文中,从两方面探讨了胡适的演讲活动:“在美国,胡适进行了怎样的宣传活动,取得了怎样的成果”;“从在美国的日本宣传之战这个视角来看胡适的对美宣传活动”。佐藤氏将胡适的对美宣传内容主要归纳为以下两点:“(1)说明中国的抗战目的;(2)期待美国发挥应有的作用。”指出了胡适的对美宣传活动,“从日本外务省及媒体等诸反应可以看出,日本对胡适的宣传活动予以了注意,并对此十分警戒”。并且,佐藤氏还举了日本方面对胡适宣传活动所做的报告活动等,指出“他的宣传活动给美国舆论带来了影响,更加促进了(美国的)亲华舆论”,而且“胡适的对美宣传活动,在国民政府实际推进抗日战争过程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对胡适的宣传活动予以很高的评价。对胡适的实际演讲内容,佐藤氏详细地分析了1937年10月1日胡适在旧金山哥伦比亚广播电台演说的《处在危机中的中国对美国的期望》和1937年11月13日演讲的《远东冲击后面的问题》以及在日本杂志《文艺春秋》上刊载的《支那抗战の意义と将来》一文。同时,佐藤氏还介绍了东京《朝日新闻》1937年9月9日、1937年9月26日、1937年9月28日、1938年5月8日的报道,并且还详细分析了日本的内阁情报部和外务省的资料。

关于抗日战争时期胡适在美国的演讲旅程及次数的先行研究,至今为止,基本上都基于胡适在1942年5月17日给朋友翁文灏和王世杰的信——“旅行一万六千英里,演讲百余次”。例如,详细研究了胡适演讲活动的张忠栋在《胡适五论》一书中引用了这封信。莫高义在《书生大使》一书中除了引用这封信以外,还引用了“赴全美各地演讲400次之多”的胡适的回忆。同时,日本的绪形康也在《记忆は抵抗する—驻米大使、胡适の抗日战争—》一文中提到“胡适在任大使工作最后的1942年,竟在一万六千英里的旅途里,处理了百余次演讲的过密行程”。

二、问题的提出

纵观至今为止的先行研究,有关胡适从主和转变到主战的思想的研究,除了余英时以外,胡适的日记及《日记》中所附的信没有被充分地利用。但是要阐明胡适主张的变化过程,笔者认为还是要以他自己写的日记及《日记》中所附的信为基本资料。

同时,一方面,关于胡适与《墨子·非攻》的关系,据笔者所知,至今还没有先行研究。但是,要研究胡适从主和转变到主战以及他作为驻美特使及驻美大使在美国的外交活动,要理解是什么给胡适的思想带来了影响,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进行探讨。并且,关于抗日战争时期胡适在美国的演讲的旅程和次数,先行研究都只是根据胡适的言词说了演讲次数的大概,但实际他在何时、何地,以何对象,以怎样的内容,究竟做了几次演讲,一个一个有证据的统计性的分析研究似乎还没有。要阐明胡适的演讲活动如何影响了美国的世论,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他的演讲形态进行详细的分析。而且,至今为止,除日本以外的先行研究,关于胡适的演讲内容日本方面是如何刊载,同时,日本的报纸是如何报道胡适的外交活动,也还没有详细的研究。

另一方面,在日本,虽然有对胡适作为驻美特使的研究,正如佐藤氏在论文标题中所写的那样,仅限于对胡适在特使期间(1937—1938)的研究。但对于胡适作为驻美大使期间的演讲活动,日本媒体是如何报道,还没有更为详细的研究。并且,以当时的报纸和杂志为对象,把当时日本刊载的胡适的演讲文稿与中文以及英文原文进行比较的研究也还没有。关于胡适演讲的意义,对日本以及日美开战所产生的影响,笔者认为有必要研究作为抗日战争的当事者,即中国的敌国——日本对他的演讲作出的反应。其实这也关系到对胡适外交活动的正确评价问题。

因此,笔者在本书中,基于以上的问题点,以目前所能查到的资料为基础,在第一章《从主和到主战——由胡适〈日记〉看其主张的变化》中,将主要以《胡适日记》以及《日记》中所附信件为基础,对胡适由主和转向主战的主张变化加以考察。在第二章《胡适的〈墨子·非攻〉研究与其战争观》中,将对胡适的和平主义,他在对日抗战时期的想法以及作为驻美特使及驻美大使期间的活动,与《墨子·非攻》有怎样的关系进行讨论。在第三章《作为驻美大使之胡适的演讲活动》中,将对胡适在驻美特使及驻美大使期间所做的演讲活动,他在何时、何地,以何对象,以怎样的内容,究竟做了几次,一个一个有证据地进行统计性的分析。在第四章《作为特使与驻美大使之胡适的演讲活动之意义》中,将对驻美特使及驻美大使胡适的演讲内容,日本方面是怎样刊载的,日本的报纸是如何报道的以及对日本的杂志所作出如何反应的进行分析。同时,还将对日本刊载的胡适的演讲文稿与中文以及英文原文进行比较分析。

  1. 张忠栋主要以胡适自己的论文、当时的信件及电文为中心资料进行了研究。详细参见张忠栋:《从主张和平到主张抗战》,《张忠栋文集 胡适五论》,台北稻乡出版社,2005年,第67—109页。
  2. 唐德刚:《胡适杂忆》,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第300页。
  3. 胡适:《胡适口述自传》,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67页。
  4. 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五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第1776—1777页。
  5. 张忠栋:《胡适五论》,台北稻乡出版社,2005年,第142页。
  6. 张忠栋:《胡适五论》,台北稻乡出版社,2005年,第142页。
  7. 张忠栋:《胡适五论》,台北稻乡出版社,2005年,第144页。
  8. 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7页。
  9. 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7页。
  10. 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7页。
  11. 莫高义:《书生大使——胡适出使美国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页。
  12. 莫高义:《书生大使——胡适出使美国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9页。
  13. 莫高义:《书生大使——胡适出使美国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0页。
  14. 陈永祥:《胡适、宋子文与抗战时期美援外交》,《抗日战争研究》第80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杂志社,2011年2月。
  15. 陈永祥:《胡适、宋子文与抗战时期美援外交》,《抗日战争研究》第80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杂志社,2011年2月,第116页。
  16. 陈永祥:《胡适、宋子文与抗战时期美援外交》,《抗日战争研究》第80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杂志社,2011年2月,第116页。
  17. 陈永祥:《胡适、宋子文与抗战时期美援外交》,《抗日战争研究》第80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杂志社,2011年2月,第116页。
  18. 陈永祥:《胡适、宋子文与抗战时期美援外交》,《抗日战争研究》第80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杂志社,2011年2月,第116页。
  19. 绪形康:《记忆は抵抗する—驻米大使、胡适の抗日战争—》,《现代中国研究》第12号,东京中国现代史研究会,2003年3月30日,第19页。
  20. 绪形康:《记忆は抵抗する—驻米大使、胡适の抗日战争—》,《现代中国研究》第12号,东京中国现代史研究会,2003年3月30日,第19页。
  21. 绪形康:《记忆は抵抗する—驻米大使、胡适の抗日战争—》,《现代中国研究》第12号,东京中国现代史研究会,2003年3月30日,第19页。
  22. 绪形康:《记忆は抵抗する—驻米大使、胡适の抗日战争—》,《现代中国研究》第12号,东京中国现代史研究会,2003年3月30日,第23页。
  23. 绪形康:《记忆は抵抗する—驻米大使、胡适の抗日战争—》,《现代中国研究》第12号,东京中国现代史研究会,2003年3月30日,第23页。
  24. 佐藤一树:《国民使节胡适の对米宣传活动に关する考察—1937年~1938年—》,《中国研究月报》,东京中国研究所,2006年5月,第18页。
  25. 佐藤一树:《国民使节胡适の对米宣传活动に关する考察—1937年~1938年—》,《中国研究月报》,东京中国研究所,2006年5月,第18页。
  26. 佐藤一树:《国民使节胡适の对米宣传活动に关する考察—1937年~1938年—》,《中国研究月报》,东京中国研究所,2006年5月,第18页。
  27. 佐藤一树:《国民使节胡适の对米宣传活动に关する考察—1937年~1938年—》,《中国研究月报》,东京中国研究所,2006年5月,第21页。
  28. 佐藤一树:《国民使节胡适の对米宣传活动に关する考察—1937年~1938年—》,《中国研究月报》,东京中国研究所,2006年5月,第22页。
  29. 佐藤一树:《国民使节胡适の对米宣传活动に关する考察—1937年~1938年—》,《中国研究月报》,东京中国研究所,2006年5月,第23页。
  30. 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五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第17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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