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汉末建安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发生了许多深刻变化，表现出与以前文学截然不同的崭新特点和面貌，取得了辉煌灿烂的成就。文学史上称这一时期的文学为“建安文学”。

建安（196—220）是东汉最后一个皇帝献帝刘协的年号，但史学上所称的建安时期往往超出这二十五年，大体上还包括三国初期的一段时间。这一时期，天下大乱，兵连祸结，社会极度动荡不安，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都有急剧的变化和发展。轰轰烈烈的黄巾农民大起义，从根本上动摇了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农民大起义失败以后，在农民起义的血泊中崛起的大小封建军阀，纷纷拥兵自重，在东汉王朝的废墟上，建立起许多封建割据势力。他们观兵问鼎，互相混战。在这场大混战中，曹操对现实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实行了一些打击豪强、抑制兼并和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开明措施，政治军事实力发展很快。他相继灭掉了吕布、张绣、袁绍等，逐步统一了中原广大地区，安定了北方的政治局面，成了北方的实际统治者。公元220年曹丕代汉自立，接着，孙权、刘备也相继在江南、西南建国称号，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足而立的局面。

这几十年的军阀混战，使社会生产力遭到空前的大破坏，使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广大地区出现了“人相食啖，白骨盈积”、“千里无烟，遗民困苦”的凄惨景象。曹操一次带兵路过家乡谯地，发现“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这种景象直到魏明帝时还未能恢复过来。魏明帝太子舍人张茂在上书中曾说：“自衰乱以来，四五十载，马不舍鞍，士不释甲，每一交战，血流丹野，创痍号痛之声，于今未已。”（《三国志·魏志·明帝纪》注引《魏略》）可见这场惨祸的严重程度。

另一方面，社会的巨大变动，引起社会思潮的急剧变化。自汉武帝以来一直处于独尊地位的儒学思想受到严重冲击，人们的思想开始从儒学礼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从一般屈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的支配控制下挣脱出来，开始从其它学派中寻找思想武器和精神支柱。所以，在这一时期，名、法、道等家思想都有新的发展，外来的佛教也日趋兴起，整个思想界非常活跃。伴随着这种哲学的解放和人的觉醒，艺术创造也进入一个新时期。这就是包括三曹在内的建安作家生活与创作的“建安文学”时期。

建安文学一般是指建安时代的北方文学，其作家基本集中在曹氏父子周围。这些作家都亲身经历了汉末大乱，饱受战乱之苦，接触到广泛的社会现实，对战乱给社会和人民带来的灾难有很深的感触和同情；同时，他们都有一定的积极进取精神，在政治上支持拥护曹操，希望借助曹操的力量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因此，描写那个时代的动乱现实，歌唱建功立业、拯世济物的雄心抱负成了他们诗歌中的重要主题。他们直接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写出了许多反映社会丧乱和民生疾苦，表现他们理想壮志的诗篇。这些诗篇不仅对当时社会现实有着真实深刻的反映，富有时代气息，而且还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在诗歌创作上，他们“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表现出一种刚健有力、慷慨悲凉之风；而这种诗风形成的原因诚如前人所言：“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心雕龙·时序》）这里说的“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雅好慷慨”、“梗概而多气”，就是钟嵘《诗品》中所说的“建安风力”，也就是后人所称的“建安风骨”。这种建安诗人共有的显著特色，是时代精神在诗歌创作中的具体体现。

在建安作家群中，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和“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最负盛名，而曹氏父子又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是建安文学的开创者和建安文学实绩的体现者。他们的诗歌最鲜明地体现了建安文学的精神和风貌，从中可以看到一个文坛“彬彬大盛”、创作空前繁荣的时代风貌。

二

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州市）人。他是东汉末期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也是一位成绩卓著的文学家。他“外定武功，内兴文学”（《三国志·魏志·荀彧传》注引《彧别传》），为开一代诗风做出了巨大贡献。《文心雕龙·时序》篇说：“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在群雄逐鹿、戎马倥偬中，他不仅把大批文人学士集中在自己身边，倡导和鼓励他们创作，形成了一个“百川赴巨海，众星环北辰”的邺下文学集团，而且自己也创作了许多内容深刻、富有时代特点的优秀诗篇，为“建安文学”奠定了基础，开创了建安一代的新诗风。

曹操在文学上的成就主要是诗歌，现存二十余篇，全部是袭用旧题的乐府歌辞。史家说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他的这些乐府诗，不是单纯地模拟乐府的形式，更不是袭用古题古意，而主要是吸收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用旧题写新辞，反映新的内容，表现新的精神。如他的《蒿里行》，就概括了袁绍、袁术等军阀假借讨伐董卓的名义，各怀异心、争权夺利、互相混战的史实，突出地描写了军阀混战所造成的令人触目惊心的惨象，表现出作者强烈的悲愤感情。诗人写道：“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往昔一派繁盛的中原地区，由于军阀混战，竟变成了人烟绝迹、鸡犬不闻、白骨盈野的荒凉之地。这种对社会残破景象的真实描写，是当时历史的真实记录。与此篇同被后人称为“汉末实录”的《薤露行》，也是如此。诗人以沉痛愤慨之笔，叙写了何进误国、董卓焚烧洛阳而挟帝胁民西迁长安的情景，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动乱的政治现实和人民的苦难，可说是《蒿里行》的姊妹篇。这两首诗都是以挽歌写当时重大历史事实的，它们通过对当时社会现实的真切概括描写，表现了作者悯时伤乱的感情。

曹操是带兵打仗的军事统帅，他对战争生活有着切身体验。他的《苦寒行》和《却东西门行》反映了军旅生活的痛苦。前者是记述他北征高干时的行军生活。诗中着力描写山路诘屈，人马同饥；北风悲凉，雪落霏霏的艰苦行军，寄托“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的悲慨。后者写久战在外的广大将士的怀乡之情，用比兴手法，表现长年征伐、转战四方的征夫“马不解鞍”、“甲不离傍”的苦况，透露出诗人既同情将士，又志在“靖难”、“图雄”的复杂情感。

曹操诗歌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直接披露个人情怀，表现其统一天下的壮志雄心和进取精神。例如，他的《短歌行》细致曲折地表达了求贤若渴的心情和平定天下的壮志。开头八句以悲凉的调子唱出了积久的忧思和苦闷，抒发人生短促的感叹。然而诗人的苦闷和忧思，主要是由于统一天下的壮志未酬。因此，诗中着力抒写了对贤才的渴望和平定天下的决心。字里行间，激荡着一股雄壮之气，充分显示了曹操悲凉沉雄的诗风。这种诗风，正是当时的时代精神的反映。

《龟虽寿》是《步出夏门行》的一章。全诗通过几个正、反的比喻，表现了曹操对人生的积极态度，充满着启人的深刻哲理。特别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四句，显示了志士不甘衰老、老当益壮的奋发气概，读后令人振奋不已。曹操写这首诗的时候，已年过五十，诗里的这番话正是对自己的勉励，也是他积极进取精神的自我写照。此外，作为一首较完整的写景诗，《观沧海》章浓墨重彩描绘了大海吞吐日月、含孕群星的辽阔雄壮气派。“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样的描写，是古代诗人表现博大境界的杰出诗句。

曹操是开一代诗风的人。他汲取汉乐府民歌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用乐府题目自作诗”，“叙汉末时事”，对后世社会批判诗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诗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无论是四言诗还是五言诗，都以充沛的感情、质朴的语言和雄健的气势，写得生动劲健、苍凉激越，有着政治领袖人物的胸怀和气魄，表现出明显的个性特征。正如敖陶孙《诗评》所说：“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建安时期的文学开始向抒情化、个性化转化，曹操的诗是这个转化的表征。

三

曹丕（187—226），字子桓，曹操次子。建安十六年（211年）为五官中郎将，二十二年立为太子，二十五年继曹操为魏王，随即废汉献帝刘协自立，改国号为魏，成为历史上所称的魏文帝。

曹丕在政治上比较平庸，不能与曹操相比。他执政七年，在统一国家的大业上无所成就，在其它方面也无重大建树。但是，他有文才，“好文学，以著述为务”（《三国志·魏志·文帝纪》）。他在《典论·论文》中宣称：“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在给王朗的书信里还说：“人生有七尺之形，死为一棺之土，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曹丕把文学提到与事功相并立的地位，把立德扬名、著书立说都看成是人生的不朽盛事。他以太子、帝王的身份如此强调文学，对鼓励文士去积极地从事文学事业、活跃繁荣建安文坛、发展文学创作无疑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当时，曹丕和邺下文人关系很是密切融洽。他们“行则连舆，止则接席”（见曹丕《与吴质书》），诗酒酬唱，朝夕相处。可以说，当时邺下文人集团是以曹丕为中心，积极进行着著述与创作的。

另外，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还提出了“文以气为主”、“诗赋欲丽”的创作主张。本来，两汉的诗，质有余而文不足，建安初期还紧承汉风，在诗歌创作上并没有“刻意求工”，而是“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曹丕强调作家的个性和气质，注重艺术形式，崇尚文采，要求艺术价值，这便开启了“文学的自觉”，促进了诗歌个性化、抒情性的转化，从此诗歌创作开始了一个新时期。建安文学“革易前型”，表现出新的特点、新的倾向，为后来文人诗歌奠定了新的传统，这里面是有着曹丕的功绩的。

曹丕一生著述很多，有辞赋、诗歌，也有散文。现存诗篇，完整的约四十首，其中绝大多数是乐府诗。他的诗，语言清新自然，通俗明白，描写细腻，感情真挚，表现出明显的抒情化、民歌化的特点。例如《杂诗》其二，写游子思乡之情，借浮云喻游子漂泊不定的人生遭遇，把游子流落异乡的惴惴不安的心情，表现得真切感人。其它如《杂诗》其一、《清河作》、《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代刘勋出妻王氏作》、《善哉行》其二等等，都能用清新晓畅、形象生动的语言，真实感人地抒写出游子思妇和恋人的那种缠绵悱恻的感情，带有汉乐府民歌和古诗的明显影响。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燕歌行》二首，作为曹丕最著名的作品（其一尤为出色），全诗以一种如泣如诉的笔调，细致入微地刻画了秋夜思妇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是一篇难得的佳作。同时，这首诗还是现存文人诗歌中最早最完整的七言诗，尽管它逐句押韵，形式还不够成熟，但为后来七言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曹丕诗歌的形式多样，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和杂言无所不有。其中五言体最多，成就也较高，语言精美，气韵谐婉，在艺术上很成熟。他的七言诗体是一个创举，有开拓性意义。在他的许多杂言诗中，《大墙上蒿行》最有特点，全诗长达364字，句式有长有短，参差变化，灵活自由，对后来作家产生了一定影响。

当然，由于各种生活条件的限制，曹丕的诗歌成就远不如曹操。在内容上，他的诗无外乎描写男女爱情、离愁别恨和贵族享乐生活，反映的生活比较狭窄。在风格上，纤弱而缺少风力。刘勰说：“子桓虑详而力缓。”（《文心雕龙·才略篇》）沈德潜说：“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古诗源》）明代的钟惺更说：“文帝诗便婉娈细秀，有公子气，有文士气，不及老瞒远矣。”（《古诗归》）这都是中肯的评价。

四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丕弟。建安十六年始封平原侯，十九年改封临淄侯，魏文黄初二年（221年）改为鄄城侯，次年进封为王。后来他的封地屡被改迁，最后终于陈，死后谥“思”，世称陈思王。他是建安时期最负盛名、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作家，“邺中诸子，陈王最高”（皎然《诗式》），钟嵘《诗品》称其为“建安诗杰”。从他留存下来的作品看，其成就确实高出同时代的作家。

曹植是一个很有才气的人。他在幼年时就表现出特异的文学才华，“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能“言出为论，下笔成章”（《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因此很为曹操所宠爱，曾几次想立他为太子。但终因他“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性简易，不治威仪”（同上）而失去了曹操的欢心，结果在与曹丕争夺太子地位的暗斗中失败。曹操死后，曹丕嗣魏王，即对曹植不断地进行打击迫害，为了削弱曹植的力量，首先借故杀掉他最亲近的朋友丁仪、丁翼兄弟，随后又令其归藩，不得留居京都参与朝政，并派监国使严密监视他的行动，与此同时还屡次变易他的封地。此时的曹植虽身为王侯，实则囚徒。曹丕死后，曹叡即位，曹植依然生活在被猜忌、被迫害的险恶境遇中。就这样，曹植在曹丕父子的迫害下度过了十一年，最后汲汲寡欢、忧愤而死，年四十一岁。

生活上的巨大变化，直接影响着曹植的诗歌创作。他留存下来的诗作近八十首，多半是乐府诗，五言体为其主要形式，而且多为抒情诗。他的诗作印记着他的生活足迹，体现着他一生的生活情绪。

在曹丕称帝以前，曹植在父王的庇荫宠爱下，过着饮宴遨游、舒适安乐的贵公子生活，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片光明的前景，所以这时期的作品多是一些贵族生活的自状，如《公宴》、《倚太子坐》、《箜篌引》、《斗鸡》等，“叙酣宴”、“美遨游”，表现的是翩翩公子的情致。他的后期（220—232）创作，则是他痛苦生活经历和感受的记录，更多慷慨悲苦之音。《赠白马王彪》是他后期诗歌的代表作。在这篇作品中，曹植以沉痛激愤之笔，抒写了骨肉间生离死别的悲苦和政治上受迫害的忧愤，对曹丕所加于他的难以忍受的迫害，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愤懑的抗议。全诗充满着不能自已的哀怨、愤慨之情，真实地反映了作者在残酷政治迫害下的痛苦心情。此外，《七步诗》以萁豆相煎比喻骨肉相残，真实惊人地写出了迫害者与被迫害者的紧张关系和作者的沉痛心情；《吁嗟篇》以转蓬为喻形象地描写了他“十一年中而三徙都”的漂泊生活；《野田黄雀行》则曲折地表现出对曹丕排斥异己，杀害丁氏兄弟的愤怒和反抗。从这些诗中可以见出曹植这一时期的处境和思想感情。

曹植一生的理想是“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与杨德祖书》）。他这种建功立业的雄心就是在受曹丕父子迫害的险恶处境中也没有衰歇。他在《责躬诗》、《求自试表》、《陈审举表》中都很明白地要求得到立功自效的机会，但从未获得曹丕父子的允许。因此，抒写以身许国和报国无门、壮志难酬也成为曹植后期诗歌创作的重要内容。在《白马篇》中，曹植借描写游侠少年，抒发了自己的报国情怀。游侠少年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忠勇，正是曹植不惜牺牲，以身许国精神的写照。《杂诗六首》则抒写了他渴望献身于统一事业而不能的苦闷，一股壮怀激烈、慷慨悲愤之情溢于言外。其它像《篇》写怀才不遇、倍感压抑的情绪；《杂诗》其四以佳人作比，说世俗不重贤才，志士不伸，透露出对自身徒怀奇才而不见世用的感慨。这些诗写得慷慨悲壮，很能反映曹植这一时期的思想情绪。

另外，曹植还写了一些游仙诗。这些诗有的由于他受了当时盛极一时的道家迷信思潮的影响，如《桂之树行》。但有些游仙诗，是借神仙之事以寄情怀，其中不乏“忧患之辞”，可当成咏怀诗来读。像“九州不足步”（《五游》）、“中州非我家”（《远游》）、“四海一何局，九州安所如”（《仙人篇》）等等，分明是发泄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和激愤。

曹植的诗主要是抒写个人的不幸和情怀，很少反映社会现实。只有《送应氏》第一首和《泰山梁甫行》两诗接触到社会现实生活，前者描写了洛阳的残破景象，深刻地反映了战乱造成的灾难；后者描写了当时边海人民的贫苦生活，表现了对人民疾苦的同情。

曹植的诗在艺术上有很大的独创性，形成了自己的风格。钟嵘《诗品》评其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敖陶孙《诗评》说：“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这的确抓住了曹植诗的艺术风格。他的诗富有生活气息和真实感情，充满着热烈的追求和反抗。特别是他的歌唱理想抱负、抒发壮志难酬的悲愤诗篇，写得壮怀激烈，气势纵横，形成一种刚健深厚的“壮美”。如《白马篇》、《杂诗》其五等诗中，充溢着对英雄业绩的向往和对国家的一片忠心，读来令人振奋；《篇》中“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的诗句，反映出壮烈的情怀；《赠白马王彪》感情激动地大声疾呼“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表现了对不平迫害的无比愤慨；《野田黄雀行》“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交何须多”的诗句，雄浑峻拔，情怀悲凉。正是这种激越悲壮的感情，纵横奇放的气势，形成了曹植诗“骨气奇高”的风格和情调。但是，他的“骨气奇高”，又不同于曹操的“古直”，而是达到了与“词采华茂”的统一。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评他的诗是“以情纬文，以文被质”，可谓一语破的。曹植的创作，注重艺术表现技巧，讲究词藻丰富华美，善于运用比喻、安排警句，在对偶、炼字等方面也颇下功夫。所以他的诗呈现出“辞极赡丽，然句颇尚工，语多致饰”的特点。在曹植以前，诗家对语言精美的要求尚不自觉，因此语言古朴率直有余而文采不足。诗至曹植，风格一变。

曹植以极大的艺术独创性，拓展了五言诗创作的新天地。他的五言诗脱胎于汉乐府，而又有很大的发展和革新。首先他将乐府的以叙事为主转向以抒情为主，灵活地运用乐府形式抒写自己的情怀，使诗有了鲜明的个性。其次，曹植在汲取汉乐府民歌清新流丽、质朴自然等特点的基础上，又加以创造和发展，改变了汉乐府的古朴的语言风格，形成了个人新颖优美、雅丽自然的语言特征，从而提高了诗歌的艺术性，为后来文人诗歌创作提供了很多有益的经验，因而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个选本共选译了曹操、曹丕、曹植三人的91首诗，其中曹操9首、曹丕22首、曹植60首。每首都有题解、注释和译文。本书在撰写过程中，曾参考了国内一些学者和专家的有关著作，并从中吸收了一些研究成果，文中未能一一注明，在此一并说明和致谢。

本书是为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撰写的一种普及读物，注释力求通俗易懂，译文务求直译，间以意译弥补直译之不足。翻译古诗，并非易事；要译得好，即要译得准确、优美、保持原诗的特色则更难。我力求向这个方向努力，但由于水平的限制，虽几易其稿，仍不如人意。恳切希望广大读者、学者和专家们多多赐教。

书稿完成后，承蒙吉林大学古籍所吕绍纲先生通阅了全稿。在修改过程中，刘仁清先生对书稿提出了许多宝贵具体的修改意见，颇为中肯，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殷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