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眼中的中西文明与文化

一、人文关怀与民族立场

在林语堂看来，西方的现代文明及中国的传统文化各存精华及糟粕。作为在西方文明影响下成长的中国人，他对于这一文明中的“恶”有着较理性的认识。因此，在赞扬科学精神的同时，他对西化却持保留态度，并严厉批评西潮涌入中国并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杂交”⁽¹⁾后所产生的恶果。简而言之，这种恶果就是“摩登”⁽²⁾，即西方现代化的表层文明经过中国本土文化的盲目模仿及肤浅演绎后所呈现的畸形状态。林语堂通过《上海之歌》（Hymn to Shanghai）表达对“摩登”所持的批判态度。作者对西化恶果的嫌恶感并不亚于其对非科学非理性的思想所造成的愚昧和落后所持的否定态度。这篇英文文章最早发表于1930年8月《中国评论》的《小评论》专栏，1933年其中文版本发表于第19期的《论语》。1936年1月他又将英文版发表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上。由此可见，林语堂对于这篇抨击西化恶果之流弊的文章是十分欣赏的。文中，他毫不掩饰自己对上海这座代表中西文化混杂的摩登城市的厌恶之情。在他笔下，上海就像发出嘈杂声音及恶臭的怪胎。英文篇中的第一段（在中文篇中删去）将这座城市的丑陋肤浅诉诸笔端。

上海，这城之所以伟大在于其中西流俗的奇怪结合，在于其肤浅的技艺，在于其毫不掩饰对于财神的膜拜，还在于其空洞、粗俗和不堪的品位。上海，这城之所以伟大在于其做作的女人，在于其不文明的苦力，在于其没有活力的报纸，没有资金的银行及私有化的产物。上海的伟大在于其优点也在于其缺点；她的伟大在于她的巨大和丑陋，任性与愚蠢；她的伟大在于她的笑与泪，悲苦与堕落……⁽³⁾

根据作者的经历，他在上海度过了愉快的大学时光，对这座城市并不陌生。他在自传中虽然没有对这城市作任何评论，但却不掩饰对大学环境的欣赏之情：

我大二那年，圣约翰大学添置了一块刚开发完善的私产，与校园毗连，有参天的乔木和美丽的草地。我在优美的环境里度过愉快的时光。如果说圣约翰大学给了我什么，那就是健康的肺叶……⁽⁴⁾

然而，时至1927年，林语堂离开武汉政府赴沪时，对上海的人文环境及其充满自我意识⁽⁵⁾的氛围表达出明显的不满之情。当再次移居到这个城市以后，他认为这里的“文化”不仅空洞，甚至虚伪堕落。在这篇文章中，各阶层的人都成了林语堂笔诛口伐的对象：从银行家到市井小民，从吸食鸦片者到赛狗场里的西洋妇女，再到洋泾浜的英语，他对上海的摩登现象进行了无情的讽刺与抨击。林语堂此文以上海为切入点，针对的却是当时中国人在未深入了解西方文化的情况下，就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作者认为社会应该给予新旧思想及事物并存及竞争的时间，亦应该尊重人们选择的自由，因为自由意志可以使人避免蒙昧：

现代科学文明导致了人们的物质主义的态度。这种国际主义的发展恐在很大程度上是失衡的。现今，物质化的国际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仅是富人的国际主义。很快，穷人也将面临此情况。但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的国际主义，（人类）都迫切地需要培养自由意志，并需要更加明智的引导来控制依然存在于群体本能中的蒙昧与野蛮。⁽⁶⁾

与上海相较，林语堂更欣赏北京在面对新旧文化时所展现出的城市风貌。与北伐结束后所作的《上海之歌》比较，他作于北京沦陷后的《沦陷的北平依然保持永恒的中国精神》（Captive Peiping Holds The Soul of Ageless China）⁽⁷⁾强烈表达出对古都所蕴含的文化精神与城市特色的欣赏。他欣赏北京既不一味模仿，也不因循守旧。若一味模仿新文明，没有自己的判断与坚持，北京的城市文化只能沦为肤浅的时髦产物；若因循守旧，不能包容新事物，城市文明只能固步自封，缺乏活力。根据林语堂的观察，在中国固有文化及西潮影响下的北京仍旧坚持着永恒的中国精神，即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气魄。

《沦陷了的北平》通过对京城里各类百姓的描写来表达新旧两种文明融合共处的现象：

时髦的年轻姑娘踩着高跟鞋与穿木屐的满族妇女擦肩而过，北平并不以为意。长着白髯的老画家住在年轻大学生公寓前的庭院里，北平并不以为意。小轿车与三轮车、驴车在街道上互不相让，北平并不以为意。……穿自己喜欢的衣服，选自己喜欢的饭店，从事自己的爱好，追随爱与美与真，练习踢毽子或者小提琴——谁会在意呢？⁽⁸⁾

不难看出林语堂的文章对新旧文化并存于北京的现象及结果表示赞赏。这种态度与革新派的看法大相径庭。李大钊发表于1918年5月15日《新的旧的》一文也展示出道上汽车与传统交通工具并行的画面，但文章作者对此持批判态度，希望北京应该尽快以新代旧，结束新旧并存的矛盾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