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西安
农民的终结？这样带着点迟疑，也更审慎。
——H·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
德仁寨
2011年7月10日，晨，阴雨。我们一行四人，从吴镇出发，目的地为西安市灞桥区。福伯家的万国大哥、万立二哥和王家二年在那里蹬三轮车；梁家正容在那儿开店铺做小生意；韩虎子姐弟四个在那里卖菜。梁庄人来来去去，前后不下几十人在灞桥打过工。
托高速公路的福，一路顺畅，下午不到两点，我们就到了沪陕公路在西安的收费口。依据万立二哥提示的路线，下高速，走纺北路，到幸福路，沿着幸福路，就可以看到华清立交桥。他在华清立交桥下等我们。
说得非常清楚，表哥一路开车，结果却在纺北路上偏离方向，待觉得路不对，已经过了官厅立交桥。给二哥打电话汇报，他在电话里大叫，错了，错了。二哥在电话里以极高分贝讲着路，还是“幸福路”“纺织路”“华清路”，可我们就是不明白。他说不清楚，我们也搞不清楚东南西北。城市里的每一个立交桥都一模一样，即使是同一座桥，在不同的方向，也同样可能碰不到面。又折腾了一阵子，最后决定，二哥站着不动，我们这边坐上出租车去接他，让二哥在电话里给出租车师傅说路。
下午四点多钟的时候，一辆出租车停到了我们的车前。二哥从车上下来，紫膛色的大脸，肚子挺得很高，腰带在肚子下面虚挂着，裤子几乎要坠下去。二哥胖多了，少说也有一百七八十斤，倒是那两颗几乎突出到嘴唇外的大门牙不那么突了。我有快二十年没有见过二哥了。他曾经是我的小学老师，梁庄小学四年级的班主任。那时候，二哥还不过三十岁，是梁庄小学的教学骨干。他对学生非常严厉，说话尖刻，不管男生女生，只要犯错，一律痛骂。还记得一次上课，我和同学说小话，被他发现，“哗啦”一声，那个裹着铁皮的黑板擦直冲我飞过来，重重击中我的额角。我抬眼看他，正碰到他如牛一样的圆眼睛直直地盯着我，怒气冲天。接着，一堆唾沫夹杂着急速运转的话朝我铺天盖地而来。那时，他的两颗大门牙还触目惊心地往外突着，从那里面喷出来的唾沫比话多。
看见我们，二哥大声嚷着：“日他妈，变化太大了。前些年在这儿还拉过三轮，这几年都没来了，到哪儿都不认识了，路硬是说不清。”然后，上前一把抱住父亲，“二大
，你可来了，说多少次叫你来你不来。”看着我，咧开大嘴，也开心地笑着，“听二大说你来，我都不相信，多少年没见你了？”
父亲笑着骂道：“万立啊万立，你在西安几十年了，连路都认不得了？挣钱挣迷糊了？”
我们开着车，沿着二哥指的方向，终于走上了幸福路。远处是一个小山包，下面是很深的河，从山包到河这边，是一条极具弯度的、高且瘦的高架桥。二哥说：“九几年来的时候，根本没有这条桥。我拉着三轮车从城里往山那边送过货，得绕二十多里地，上千斤，二十块钱。就这样，还得认识人才让你拉。”
在一片欢笑声中，父亲和二哥合编了一个顺口溜：
万立西安二十年，蹬起三轮来挣钱，
大街小巷都转遍，城里马路弄不转，
人人都说我迷登，一心挣钱供学生。
从华清桥下来，转一个弯，是一段有围墙的长长的路。围墙刷的是劣质白粉，比临时工地围起来的要高一些，结实一点，但又比作为固定建筑的墙差很多，上面加着一个青瓦的顶，歪歪扭扭，围墙的高度、长度和那粗鄙厚重的形态，结合在一起，有一种很微妙的压抑感。围墙里的路说宽不宽，说窄不窄，有点像乡村的老公路，年久失修，被人遗弃。路是老的，但围墙却显然是新近加的。然后一个右拐弯，一条长长的、铁锈色的街出现在面前。街的一边是全是卖钢材的，长长的、铁锈色的钢管铺在店面里，溢到街道上。店主坐在同样呈现着铁锈色的房屋里，或倚在门口，神情冷漠地看着我们的车开过。另一边是一大片开阔的废墟地，废墟上堆着各种各样的建筑垃圾。再向左转一个弯，是一条小道，路的左边是一个个独门小院，右边是各种零散的垃圾堆。再往里走，右边出现了一堆堆巨大的垃圾，生活垃圾，也有回收的废品，废铁、废铜、玻璃瓶、废纸，各种奇形怪状的物品，随意堆放、蔓延在空地上和路上。在这一堆堆垃圾之间，有一条歪斜的小道，通向里面，几条狗在刨食，一个十几岁的小伙子正骑着三轮车出来。异味在刚下过雨的空气中凝结、发酵，非常刺鼻，一种腐烂的东西长期沤在里面变坏的味道，让人想呕吐。直行再往里面走，经过一个小铁路，空间豁然开朗，一个村庄形状的聚集区出现在我们面前。
这就是德仁寨。二哥二嫂，还有其他几位乡亲现在的居住点。他们搬到这里有一年多。这几年西安城中村改造的力度越来越大，有相当一些村子完全被买断、开发，二哥们只好频繁搬移，寻找新的城中村、新的居住地。看着这个破旧的地方，突然想起进村时那围墙给我的奇怪的不舒服感，我想到了一个词：隔离墙。我们在电影上见到的二战时期犹太人的隔离墙，美国黑人白人的隔离墙，都与那道墙有相似的气质。
德仁寨是西安灞桥区的一个村庄。说拆迁已经好几年了，但总是有各种原因没有动迁。本村居民早已搬出村庄，把房子租给如二哥这样的外来打工者。二哥居住的这条街，卖菜的、小吃店、五金店、移动通讯店、手机店，所有做生意的都是外地的，就连那个稍大型的超市也是外地人开的。德仁寨，西安的老村庄，却几乎没有西安户籍的居民和原始村民。
二哥二嫂住在一栋斑驳的两层小楼里，上三下二的开间。下面一间租给了做移动通讯生意的人，另外一间房连着客厅，租给一家做夜市小吃摊的夫妇俩。我们到的时候，这夫妇俩正坐在阴暗的房间门口忙着择菜、洗菜、切菜。
二楼三间房。二哥二嫂租了左边的一个大间，月租一百五十元，中间一间租给同是吴镇的另外一对年轻夫妇，面积稍小一点，月租一百。右边是一个两间房的小套间，没有租出去。挨着二哥房间左边，是一个公用厕所。
二嫂也早早收工，正在房间门口切菜做饭。记忆中的二嫂又黑又瘦，但眉眼和脸庞很俊俏。利索、勤快、下力气，是梁庄著名的“干家子”之一。二嫂略有点发福，但回身招呼，说话倒茶，利索劲儿丝毫未减。房间约有十五平米大小，地面是灰得发黑的老水泥地。进门左首是一张下面带橱的黝黑的旧桌子，橱门已经掉了，能够看到里面的碗、筷子、炒锅、干面条、蒜头、佐料等零散东西。桌面上放着一个木头案板，案板上放着一大块红白相间的五花猪肉。
往房间里面看，对面那堵墙一溜排着纸箱子、席子、包裹、破沙发、桌子和一张大床。大床上的苇席被陈年的汗渍浸得光滑发亮，四面都有补过的痕迹，靠墙堆着几床棉被。床的另一端也放着一堆纸箱子，一层层摞着，可以看到里面的衣服和杂物。房间的各个角落都纵横着绳子，上面搭着衣服、毛巾，挂着伞、帽子、塑料袋等等。整个房间唯一有着固定家居意味的是口厚重的、上着深色朱漆的木箱子。箱子四角用带有装饰的铁皮包着，前面正中部位印着红白相间的喜鹊和牡丹，颜色有些脱落，透着年深月远的喜庆。旁边一个废弃的电脑桌上，摆着一尊财神像，前面堆着厚厚的香屑。
大家谈起梁庄，提到梁庄的很多人。万龙家女子结三次婚，又离婚了；光义老婆逼着儿子离婚，媳妇没了，生意也垮了，算是家破人亡；清明显摆，在西宁校油泵，前些日子来西安买车，非要住宾馆；韩家谁谁校油泵发大财等等。二哥、二嫂、父亲两眼放光，大家都很兴奋，呈思考状、紧张状和幸福状。梁庄才是他们精神的中心，梁庄里的人和事闪闪发光。
吃完饭，我们去找住的地方。拖着行李，往街里面走，街上的各种小摊延伸到路的中间，使得本不宽敞的路显得更加拥挤。我看到二哥楼下的邻居在街的拐角处摆出了摊儿，一个两平米左右的轮子车，上面放着各种凉菜，用塑料壳遮着。塑料壳上面挂着一个白色横幅，上面写着鲜红的几个字：“凉菜米线河南烩面。”
我们在“如意旅社”住下。“如意旅社”不如意。房间积尘满地，鞋子走过，能劈开地上的灰尘。床上可疑的物品、拉不上的窗帘不说，到卫生间，那水池里的污垢让人气馁。小心翼翼上完厕所，一拉水箱的绳子，绳子断了。转而庆幸，幸亏还有个热水器，虽然面目可疑，但总算还可以洗澡。这一天的奔波，全身早就像刷了一层厚厚的橡胶。仔细研究之后，发现该热水器是一个绳子控制出水的热水器（从没在市场上见过，估计是自制的），一拉，热水出来，再一拉，水停。流量虽小，毕竟还有。涂了一身的香皂，一拉，结果，这房间里的第二根绳子也断了。
早晨五点半，闹铃准时响起。匆忙穿上衣服，往二嫂那儿赶。刚到楼下，就听二嫂在楼上窗户边说：“不用上来了，我这就下去。”
二嫂从客厅里推出她的三轮车。这个三轮车的确服役很久，车把、铁的车身都磨得光溜溜的，电镀完全没有了，轮子、轮条都裹着厚厚的铁锈。车座后面的架上绑着水壶，拴着塑料袋，里面装着纸、手套、帽子和其他小杂物，丝丝缕缕的，像一个小型垃圾车。
发动机的声音格外大，“突突突”，在寂静的清晨猛然响起，非常刺耳。过了那条长长的围墙路，往右转，穿过华清立交桥，过一个斜坡通道，再拐到地下通道，就到了路的另一边。过斜坡的时候，二嫂告诉我，前几天万国大哥的车就是在这个地方被抓的。这是一个大拐角，很容易把人、车挤到死角去。三轮车夫早晨六点左右出门去拉活，抓人的交警和他们一样，也六点左右出发，专逮他们。
从德仁寨到二嫂拉活的梦幻商场，约有七八里地。紧靠商场后门的地方，排着好多辆三轮车，旁边三三两两聚集着和二嫂穿着一样夹衫的人。女人们一堆儿，有的坐在车上，大口吃着包子，有的斜倚在车把上发呆，有的吐着唾沫在数零钱；男人们一堆儿，在一块儿大声地相互说笑。其中一个瘦小的、戴高度近视镜、五十岁左右的男人特别显眼，看起来很文弱，很有落魄书生的感觉。
二嫂为我一一介绍她的伙伴们，又用手指着男人堆，说那是谁的丈夫，那是谁一家的，家在吴镇哪边。她招呼他们过来，那些男人们反而走得更远了，有使坏的把其中一个白脸年轻男人推出来，往这边女人的身上推，大家哄笑起来。拉三轮车的，多是夫妻两个一起。他们还保持着农村的习惯，在公开场合里，从不在一起站着。
不到九点钟的时候，二哥骑着三轮车过来找我们。他早晨的活已经拉完了，挣了三十多块钱。“日他妈，生意不好，淡季，没人来。”他嚷嚷着，马上加入了那一堆聊天的男人中去。
十点多的时候，人流渐渐增多，后面广场各种进货出货的人越来越多，门前停着的三轮车越来越少了，大家都忙了起来。二哥说：“走，咱们到健康路去。”早已和万国大哥约好，下午一起到二哥家喝酒。他一个人在西安拉车，大嫂留在梁庄看孙儿孙女。
健康路是灞桥区著名的服装批发街，街长约有三里地。这是一条有些年头的街道。路面坑坑洼洼，路口是一个外观已经非常陈旧的商场，往里两边是两排年代久远的老楼房，颜色灰暗、样式落后，楼顶上竖着被风雨侵蚀得面目全非的各类广告牌子。它的左右不远处都是气势汹汹俯视而来的崭新的高大楼群，衬得健康路格外寒酸、狭小。
不时有三轮车“咣咣”响着飞驶过来，这些三轮车前面都绑着一个小铁棍，打在三轮车的梁上，发出清脆的声音，以提醒前面走的人让路。三轮车开得飞快，不时擦过行人的身边，眼看就要撞住，却“哧溜”一声滑了过去，技术高超至极。看到我在旁边照相，骑车者就配合地朝我张大嘴巴，露出笑容，车也不减速，“哗”地一下潇洒地骑了过去。欢快而流畅，非常写意。
万国大哥拉着人朝我这边骑了过来，因为速度快，他的头发被风往后吹着，衣服也鼓了起来，腰挺得笔直，保持着昔日的军人风采。看到我，他开心地笑起来，脸一下子像被揉皱了，巨大的眼袋几乎顶住了眼睛。我喊他一声，大哥，慢一下，照张相。他的腰挺得更直了，目视前方，像个统领千军万马的将军。
大哥很快回转过来，三里地，对于他们这样的熟手来说，就是十来分钟的样子。在健康路拉车的全是老乡，说话没有丝毫障碍。王二年不停地拉他的同伴过来，让我和他们聊天，“都是自己人，问啥都行”。和梦幻商场一样，他们对我的出现很好奇，不停地问这问那，而当我要给他们照相时，又哄笑着纷纷躲开。最后，大家聚拢在一起，站在三轮车的旁边，后面的人站在车上，有几个年轻一点的还摆着姿势，照了一张集体照。照片里的人个个笑容满面，意气风发。其中一个双手插进裤袋里，刚好把酱色马夹揽到后面，露出里面干净的白色T恤，他双眼含着笑意，凝视着镜头的外面，脸庞方正，轮廓清晰，儒雅而威武。
流转
下午四点钟，收工了。万国大哥、万立二哥和二嫂蹬着三轮车，载着我们，浩浩荡荡地回德仁寨。大哥二哥都铆足了劲儿，晚上要和父亲喝一场。万立二哥更健谈些，几杯酒下来，打开了话匣子。
1991年、1992年的时候在河北、安阳都干过，咱没技术，年龄也大，只能出苦力，挣不来啥钱。小柱（大哥二哥的小弟）、咱们韩家几个人在河北邢台铁厂那儿干活，我就去了。是翻砂，环境差哩很。一堆堆铁在地上烧，铁末子乱飞，我们用铁锨扒拉，又烤又烧，每个人都像鬼娃儿一样，嗓子成天像被烤糊了一样，受罪得很。我忘了我是干一个月，还是不到，反正没拿到钱。我给小柱说，走，咱必须得走，这活干不成，到最后非死人不行。厂里坏得很，去之前还得先押两百块钱，工资也是好几个月结一次，就是防止你提前跑。最后，我和小柱走了，押那个钱也不要了。韩家几个娃儿还在那儿干一段，后来也走了。
小柱还在安阳那个啥刨光厂干过，也是铁末子满屋飞，噪音大得很。就是把自行车、手电筒打磨成光哩。声音一直响，刺耳刺心，我听着头都晕。在那个厂里小柱一直流鼻血。小柱十几岁都出门，受住亏了。
1993年阴历六月，我来西安。在健康路“蹬脚”（拉人），拉货，当时是人力三轮车，六百六十块买的新车，利民牌。早晨四五点钟就得起来替出摊的摊贩装货拉货，咱租的房子离人家出摊的地方三里地，过三府湾，到健康路二里多地，单趟六七里地。然后再回来，再出一家。一早晨帮人家出四五个摊，晚上再帮人家收摊，来来回回，百十里地，挣八九块钱。一车货都是七八百斤，千把斤。我是捡轻省的，再轻省也有三百斤。租的房子最多十个平方。咱们梁家年娃儿当时还在这儿，我们在一块儿干。住的地方脏哩很，都是收破烂的，烧那个电线乌烟瘴气的，难闻死了，见天早晨三四点钟都烧东西。
那时候我的想法是，一天挣五块钱，一个月挣二百块钱都行。干有两年，慢慢一次涨到两块、三块，后来，一天能挣一二十块钱，那时候不出税，但是，没有牌照，出来得晚了，被看见了，二话不说，罚三十块。把车子收了，在煤厂里搁着，在治安办开个票，先罚二十五元，到停车场再交五块钱。经常被罚，票刚开罢，出来又罚。都是派出所下面的合同警干的事儿。后来又出了一个事儿，三府湾村子不让俺们这些三轮车走了，但是那是必经之路，必须得从那儿过，人家要俺们办通行证，也是想要钱。有一次，我送红伟回家，刚从车站回来，三府湾村里治安办的人从厕所出来，提着裤子把我叫住了，罚我六十块，要我办证。你说，邪得很，估计他是专在厕所盯人，也不嫌臭。
从南窑地、余家寨那边拉被套到城西农村去，是九五年的事，有几十里地，上午十点钟去，下午四点钟回来，三十里，二十块，那还是认识了才让蹬。我记得可清，那是过过秤的，拉过五百斤的、六百斤的。拉回来累得很，浑身都散架了。还拉过摩托车，两个三个的都装过，千把斤，嘉陵牌的，从大雁塔出发到另外一个地方，估计得有二十里，十块钱，一个摩托车五块，这是九四年的事。这还是虎子认识经二路那边的人，才让我去拉这活。
1995年和1996年，还在铁路上干过活，南窖地我们房东的女婿做私活，俺们早晨帮人家出罢摊，回来就去铁路干活，帮人家挖地下的电缆线，晚上回来再收摊。那个人不给钱，就是剩点电缆给我们，我们拿去卖，一米都几十块钱。那时候咱三十四五岁罢，正能干，一天到晚干，也不觉得累。那年挣哩最多，往屋里捎四千二百块。那两年挣过一千多、两千多的。你二嫂说挣不来钱不让回家。
1997年开始干生产队长，孩子外婆死时我回去，一埋罢，叫我当村长。那时候一个月干队长是四十块，还是欠账。想着当个官怪厉害，多少人争还争不到，人家主动让我干，那我肯定干。当队长管交提留，交公粮。那两年，交提留可是重要得很，那时候是以队里名义借高利贷，一个队得交几千块钱，好像都上万。队里把多出的地再赁出去，再还高利贷。社员们少分那点地，起个名叫“预留地”，咱们北岗地几乎全卖完了。一年四百八十块，两年九百六十块。干了几年，2000年，才不干了，没意思。
2000年，和你二嫂去新疆摘棉花，南疆阿克苏，八九月份，去一百天，摘一斤四毛钱，手快能摘五六十斤，手慢的四五十斤。挣有一千多块钱。那儿蚊子多哩很，“南疆的蚊子，伊犁的蝇子”都是有名的。蚊子多哩很，钻过蚊帐，爬在脸上，脸都爬满了，得不停地用手拍，早晨起来，脸都扇肿了。
后来又在阿勒泰那儿，种哈密瓜，你二嫂的姐、嫂子、妹子都在那儿，打一天药，一天十几桶，下来肩都磨破了，摘，种，锄，黑瘦黑瘦，干一年下来，俺俩挣一万块钱。
第二年去克拉玛依，打井，一个月一千块。一个月后，库房里让我回来看库，觉得我人老实，倒料，装装，码码，活还不算多重。但是，井喷的时候不能睡觉，整夜对料。你二嫂在那儿挖树窝，种草，摘花。干到十月份，活干完了。
春节买票回家难死了。白天上班干活，到黑了去火车站排队，硬排半个月，最后买的还是站票。总共挣有万把块钱。发誓再也不去新疆了，受罪哩很。那两年算是把罪受完了。
小柱是2001年阴历三月十九黑晌去世，二月初五那天生病。他骑车子去上班，路上突然就昏倒了，当时去青岛医院，都想着镀金厂有影响，光亮他们在电话里还在说想到北京找咱们老乡去告状，意思是厂里的责任，看能不能赔偿一些钱。我们也打听了，咱是外地的，打官司根本都打不赢，第一经济不行，第二也没有那个人，找不到有权力的人。人家还说小柱有先天性心脏病。净放屁，活这些年也没听说他有这病。从青岛到南阳，还是梁贤生弄个车送回到咱们穰县医院。
俺们到南阳车站去接他时，脸都不像样，蜡黄，人都没劲走了，梁峰和光亮搀着他，腿都直不起来了。在医院时，大便都发腥，拉的都是血汤子，最后转成并发症了，内脏全都坏了。当时花三万两千多块钱，姊妹们都出了钱。都是借的，那时候挣哩少，出来打工都只是顾住家。
2002年你大婶去世，是食道癌，发现时医生诊断已经是晚期了。一直吃不下去饭，到最后忽然通了，喝茶轰隆下去了，一下去马上就不行了。那是七月二十七，死时六十八岁。人好，也可怜。一辈子没管过家，都是奶奶把着钱。
2005年又去新疆种哈密瓜，说是不去了，不去不行，那时候想着梁磊（二哥的儿子）要上大学，一年要好多钱，中间这几年家里事儿多，花销大，没存住一分钱。俺们是6月1号去的，10月份回来直接到西安，那年不行，在新疆没挣来钱。磊子考上重点大学，高兴得很，就是为学费熬煎。记得那年学费是三千八百块，开学走时连学费都拿不出来。俺们都没回家，在新疆挣钱，你福伯在家到处借，娃儿是自己去上的学。2006年又去克拉玛依，去一年，在井队上仓库上发个货，你二嫂在绿化队里干，我一个月七百块。11月份又到西安了。过来就再也没走了。那年去最亏了，这边健康路生意好了。出去跑跑都不如健康路，这个钱是活钱，自由得很。到那边端人家饭，受人家管，拉三轮挣这个钱不受气。
为娃儿上学，俺们奔波的地方多得很。
这儿的生意最好是正月间到五一、六一以前，五一中间有十来天一天能挣二百多。六月到八月十五以前生意淡。每年从8月20号以后，生意好哩很，正好学生娃儿上学，买书包、笔，衣服也该换季。生意好的时候，我们俩一个月能挣七八千，邻居这家俩人年轻，出狠力，一个月有时能拉上万块钱，在这儿拉人最认熟人，来来回回，就都认准了。现在我记不住人了，原先还行。不过，现在是电动三轮，轻松哩很，车子一发动，就走了，也不出力。比种庄稼强多了。穷人也有穷人的快乐。
在梦幻大商场，俺们每年要交三千六百块的管理费，如果你没交钱，就不让你进；在健康路，一个月一百块，还得给黑钱。健康路管三轮车的队长，不交黑钱就办不来牌照，明的一年要交两千两百五十块，暗地里还要交一些，逢年过节还要去看他，烟啊酒啊一年下来也得四五百块钱。去年办牌照，我以为不要钱，就去了，人家说，“恁容易，那你不给王哥弄条烟？”日他妈，明着讹钱。还是底层，他们欺负你。他一年至少挣几十万块钱。俺们办回牌子至少得给他两百块。往上报二百把车子，实际上至少四百把车，这暗藏的二百把车的钱他和所长分了。不是我好说，日他姐，要是健康路在咱们吴镇，那钱不都挣疯了。
二哥说到“挣疯了”，大家都充满向往，连声附和，“那可是，那可是”。仿佛大哥二哥真的回到了吴镇，也做了那里瞒外骗的车队队长，真的“挣疯了”。场面很是滑稽。
晚上八点左右，二哥邻居的那对夫妻也回来了，加入了谈话。
二哥问他们今天咋样，男的说不咋样，他拉了八十几块钱，老婆拉有四五十块钱。二哥对我说，这已经不少了，这是淡季，他们俩是有眼色人，才能拉这么多。邻居夫妻看起来很年轻，一问，和我同岁，是吴镇南头一个村庄的人。他们来西安十年，两个孩子，女儿十三岁，儿子九岁，都在吴镇读书，爷奶在家看着。隔一两年，暑假期间孩子会来西安住一住。今年孩子们没来。女孩子大了，不愿意坐三轮车跟着父母到处跑，要不然，就得待在家里看一天电视，没人玩，没人管，连饭都吃不上。
没有想到，大哥比二哥还善喝。喝醉了的大哥满脸通红，一会儿低头叹气，一会儿抹着眼睛，流下了眼泪，长叫一声：“我的日子不好过啊。”二哥非常不屑：“哭啥哭，就你贱眼泪多，人家都不难，就你难。”哥俩一直是呛茬儿说话，这是兄弟间惯常的说话方式。
我1958年生，1976年元月，十八周岁，去当兵，在郑州当警卫兵，属于郑州警备区独立一团，四年兵，农村娃也没啥机会，也没钱送礼，当几年就又回来了。那时候长哩年轻，个子高，精精神神，是个“圣人蛋”，转业回家，每天早晨还跑步，从王家出去，绕着北岗地，跑十来里，坚持了两三年。为生活，啥小生意都做过，收过废品，收过塑料，卖过鞋底子、凉粉，宰过羊。一只羊赚十块八块钱都高兴得不得了。
1992年上北京，小孩他姨夫在那儿搞装修，我刚开始也是在搞建筑，帮小工，一个月我记得好像是六七十块钱。干几个月，我看这个活不行，太苦了，就想走，厂里不给我工资。老三万科当时在北京当保安，他们去了两个人，穿保安服，才把钱要过来，就这还欠一百多块钱。包工头是河北的，钱清是不想给了。
小工不干了，自己找了个厂，搞铁焊，才开始去给师傅敲敲打打，后来自己干。我自己又换了个厂，到家具公司，学气焊、电焊，自己摸索着学，咱不是笨人，很快就学成了。在那儿干了两年多，当车间主任，那时候一个月都千把块钱，最高一个月拿到一千六七。这是1992、1993年的事。这钱在当时都不得了。后来，小柱也在那个厂干，他主要是帮着搬木头原料。
你哥、小柱那回打架是为大姐夫哥打的。打姐夫哥那个人是他们一个村的，他们两家在村里就生过气，在北京那人找人把姐夫哥打一顿。咱们知道之后，当然不愿意了，小柱就喊了咱们梁庄一帮人，那回是清明，年娃儿，老二老三老四，咱们这边去八个人，去都拿个片刀，我拿个钢管，没找住那个娃儿，把他们村另外一个娃儿打一顿。
大哥讲到这里，二哥忍不住发出感叹：“那次幸亏没找到那个人，不然，非出人命不可。那时候咋啥也不怕？出去了，就像换个人。都野蛮得很，泼死哩打，好像没个啥约束。”
为啥不干了？我车间主任那个位置被老板亲戚占了，心里有点不顺，刚好又和甘肃一个人闹矛盾。老板看见小柱掂个刀在车间里晃，不让小柱干了，只叫我在那儿干。我给老板说，我兄弟是为我的事，你把我们钱一清，我们一块儿走。这是1995年的事。
回来干农活不行，关键是不挣钱。在梁庄停有半年，又去北京。小柱和老三原来一直在北京，当过保安，也到化工厂打过工。我看他那儿空气不好，才把他弄到家具厂。当时听小柱说在煤厂干活时摔过一跤，里面有个下水井，摔住腰了，好些天没起来，估计是怕有啥事，工厂就不让他干了。后来又干过刷漆，也没见过戴口罩。生病估计都与这有关。
从北京借的钱，六百块钱，直接来到西安。和我在北京挣的反差很大，但是我就满足了。没人管没人整，自由。我是1995年阴历九月份来的，就没有动。整整十六年，一直没有动。我没有投资，投资不起。那真是出住力了。二百斤的包，毛毯包，往楼上扛，一包一块钱，一口气扛了十六包，最轻一百六十斤，最重二百三十斤。那还是信任咱，才让咱扛，不是那个人还不让你扛。
现在少出力了，比原来多挣钱了。钱还是不够用，一块分十块都不够用。梁东上学，一年四千多学费，再加上吃喝，一年一万多。先上大专，又上本科，上了五年。你大嫂一年到头吃药，至少得几千块钱。家里人情世故也大，行的人情多，我是一人挣钱全家人花。
不过也有高兴事。2008年12月24日，圣诞节，梁东给我发了个信息，你看，我给念念：“圣诞将至，不知你又和佳友们到哪儿去畅游？无论你在哪里，请别忘记了我对你的深深祝福！”我回了四句：“佳节美景无心游，披星戴月健康路，挣钱为儿完学业，是为父的大任务。”
今年，梁东在郑州要结婚，买房需要四十多万，五十多平米，四十万，吃人啊，还说是在郊区。你说咋办？好不容易供出来，还得管，你说不管行吗？就他那工资，多长时间能攒几十万？我给他借了八九万块钱，还借你万科三哥三万块。儿子又给我发短信，“亲爱的老父亲！儿子让您受苦了！已经二十多岁的儿子却仍然让我那儿五十多岁的老父亲出力！受苦！心里很受伤！”我看了心里也难受啊。说实话，就咱们这个收入，供一个、两个大学生，这个家算完了。
大哥说着说着眼泪又流了出来，拿出他那个破手机给我翻看他二儿子梁东给他发的短信和他回的短信，喃喃地念着，一边摇头、诉苦、叹气，可是那语气中却带着骄傲、炫耀和软弱。三年过去了，他一直没有删那三条信息，就他那个破旧手机，他得花多大功夫才能留住那三条短信啊。最后那条短信是2011年4月17日发的。儿子心疼他，这使他几乎有些受宠若惊了。
二哥一直白着眼瞪他，不时拿纸塞到大哥手里，口气很冲地说：“赶紧擦擦，流啥眼泪。”转过脸对我们嘟囔着：“大哥大嫂有些偏心，稀罕老二娃儿，想着老二在郑州过得好，将来能指望住，啥钱都贴给老二了。”
没想到大哥听见了，大声嚷着：“我偏啥心了，梁峰能顾住自己，家里房子都盖了，老二啥也没有，不指望我指望谁啊？”
将近十一点的时候，大哥醉醺醺地站起来，说得走了。他住的地方离这儿有将近十里地。二哥也没有留他住下，因为他的三轮车电瓶晚上必须充电，另外一个替换电瓶还放在家那边。说好了，明天下午再过来。二哥已经打电话给韩家虎子，韩家虎子听说我们来了，激动得很，说不做生意了，明天上午就过来。我说我们到他那边去，他一定要先过来看我们，然后，再把我们接过去。我知道，这是礼数，表示郑重。
抢劫
第二天早晨，二嫂带着我们去梦幻商场和健康路转了一圈。还刚刚和大家聊上，二哥电话来了，说大哥已经到德仁寨家门口了。二嫂笑着说：“你大哥可真难得，一般是舍不得耽误拉活的。”回到二哥家里，很自然地，我们谈起大哥前段时间三轮车被扣的事件。没想到，不是简单的被抓被罚再放人的事情，大哥组织了一场示威，很有现代英雄的意味。这与大哥喝酒就哭的软绵绵的形象颇为不符。喝了酒的大哥开始讲事情的经过，隔壁一些老乡也陆续过来二哥家聊天凑热闹。十一点多的时候，虎子和他老婆也过来了。在梁庄时的虎子是一个瘦弱内向的年轻人，现在，依然瘦削，但神情活跃，开朗异常。虎子的左小腿用几个厚厚的木板夹着，外面缠着一层层的布，走路一瘸一拐的。一个下雨天，虎子上车下菜，滑了下来，小腿骨摔断了。
我记哩可清，6月23号早晨不到六点半的时候，我就骑到了华清立交桥，那是俺们这些拉三轮的最警惕的地方。我每天早晨五点半起床，快六点开始走，到那个地方最多十几二十分钟。那个地方车少，又有一个大斜坡，挤你好挤，是他们作案的好地方。看见三轮车，里面装着黑狗子的大金杯车就开始往路边挤，挤成一个三角，把人车圈住，看你往哪儿跑！逮人可好逮，一般是女的抱住车哭，男的死拉住车不放，嘴里还跟他们论理。论啥理啊，明知道没指望。蹬三轮的，十个有九个都被抓住过。我一直在想，他们不穿制服，我可不可以打他一顿？他没穿制服，那可不可以把他当作鬼来抢劫我们的？
一到立交桥下，我就习惯性地心跳加速，想着加快油门，赶紧骑过这一段。可是，怕鬼鬼到。金杯车不知啥时就跟着我了，把我往里挤。要是年轻那会儿，我就非闯过去，跑了就跑了，不行轧死算了。现在老了，不敢了，一犹豫，就被挤死了。他们下来一群人，最少七个人，就一个穿警服的，其他都没穿，把我车子往那儿一拦，把我钥匙拔了，也没亮警官证。他们抬着我的车就往金杯车上扔，我肯定不放手，我想着他是抢劫的（那也是骗骗自己），我死不放。我记哩可清，金杯车车牌号最后三个数字是×××。我不放手，我说你们反天了，也没有证，凭啥抓我？他们坏得很，把我的电瓶箱打开，想把我的电瓶拿走，三轮车最值钱的就是这电瓶。幸亏我平时都锁着，他没拿走。我护着车，死死拽着，就是天王老子来了我也不放手。这是我的车。那五个人连拧胳膊带拧腿，把我胳膊都拧肿了，又死死掰我的手，硬是把我掰开了。把我用手铐铐住，扔到金杯车里。我又挣出来，拿胳膊去拦我的车，他们抱住我，其中一个人死捋我胳膊，胳膊当时就麻了。他们把我的车抬上车，门一关。又把我推出去，赶紧跳上车也跑了。我在后面追一截儿，骂了一通，也没啥用。
回来一看，妈呀，胳膊肿得像萝卜一样，铐手铐的地方皮都溜了一层。你看，这都十来天了，还肿着，上面的皮也脱着。日他妈，得用多大劲啊，是非要把我车弄走不可。
后来我就去找“托儿”，我打电话以后，他说你等着，过一会儿回来，说，老梁，你这个车不行，拿不回来，一点希望没有了。人家说了，你太犟了，还敢还手？还敢打我们？就是不给，如果不犟，三百四百，就可以拿回来。并且，人家还说了，反正没开票，就没有这个车。你说，当时他们连抓带打，把我三轮车抢了就跑了，上哪儿开票啊？他们是想把我的车昧下。连等三天，还是不给。又等到星期六，“托儿”回过来话，人家给不了。我是想着，掏点钱算了，哪怕多花俩。我准备了五百块，给我们队长老张打电话，老张问完之后，也这样说，人家坚决不给了。
我打了三次“都市快报”热线，接通了，人家也说，我给你联系记者。但是，始终没有人来。
我日他妈，我气啊，我这个车子值两千块钱，要是买个新车至少得三千多块钱。我又准备了七百块钱，去找“托儿”，给人家说，你再去说说，我多掏几个钱，把车赶紧给我，耽误一天都是一天的钱，咱耽误不起啊。平时“托儿”肯定是行的，因为我们给他的钱，他要和交警分成的。可是这次就不行了，估计是抓我的人有领导，我骂住人家了。我去停车场去看我的车，他们把电瓶箱都撬开了。看来真是想黑我的车了。我又去找“托儿”，我拿一千块钱，说都给人家，到时你的再给你，看行不行。“托儿”回来说，那不行，人家是不认这个账了，要黑你这个车了。到星期一早晨八点多钟，我还在给“托儿”商量，我舍得花钱。咱不想闹，想着还是挣钱重要。
星期一早晨九点多，我给你二哥打电话说这个事儿，我说不行了，咱们到交警队门口去，看能不能要过来。老二一听，马上联系这儿的老乡们。几个邻县的老乡都去了，我想着二十多个都中了，后来，去了五十八个人。包了三个面包车，人家人情得很，只要个油钱。我们把平时拉车的那个布衫子脱掉，都穿的平常衣服，省得人家说三轮车又在闹事。
站在交警队门口，大家都举着手，喊着“还我车子”“还我天理”。声音不大，稀稀拉拉的，但也是口号。我差点哭了，想起了我在军队里喊过的口号。最后，我对大家说：“今天这个事，我老大一人承担，天塌下来我顶着。”
刚好一辆小轿车进去，抓我车的那个人就坐在车里，他也抓过别人的车。人们都说，就是他，就是他。车上那个人吓得脸发白，说不是我，不是我。俺们在交警队门口站有两个小时，才开始没有人理俺们。到了十点多，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人多，这个一句那个一句，围在门口，里面的车都没法出来。他们顶不住了，开始派人叫我们进去。他也害怕，本身他这个事是违法的。我说，俺们不进去，叫你们大队长出来说。
后来，就把俺们叫到门卫室，说商量商量。我和老二进去。说是不罚钱了，叫我补个停车费。我说，我不补，你当时抢我车时，为啥不开票？那个大队长就在门卫室的里面，就是没出来。我离门里面近，听见他们在说，“我正在接待”。可能是上面领导在问情况。他们也害怕。
最后，车停了六天，让我交六十块，罚四十，总共一百块。停车场那些人都和交警串通一气，他们为了挣这个停车费，专门找黑狗子去抓俺们。从“托儿”、队长、交警，连停车场的人都想拔俺们一根毛。这社会还有没有公道？
车算要出来了。老乡们也心情好，耽误了一上午没干活，啥话也没说。后来，咱们那儿的中间人说，请大家吃顿饭吧，才开始说每人拿一盒烟。我说行。后来在华清路吃的饭，一人一瓶啤酒，一碗拉面。大家都呼呼噜噜吃着，开心得很。连烟、油钱、饭，算下来，总共下来花了一千多块钱。吃饭时我说，今天高兴，心里舒畅，树活皮，人活脸，咱也算争口气。
前几天，就是上星期六早晨，连出了两起事。先是咱们裴营那儿的老乡红星，早上五点多的时候，车叫黑狗子抓走了。没多长时间，一个人开着大三轮机动车，拉着满车桃，没有牌，交警开着车把人带车挤到华清立交桥路边，把车挤倒了，那个人的腿也轧断了。他是长安县的人。那人桃子不要了，只喊“救命”，看的人可多了。最后还是红星开着那个三轮机动车把那人送回老家。人家感激得很，送红星很多桃子。
真是三轮车逆行了，违法了，还是干什么了，抓住你也行。你走得好好的，他都过来抓你。当时也开过会，我还问过，有事没事，俺们这蹬三轮车的算不算违法？人家说，你好好走，没人管你。但是，我就是好好走着被抓住的。
有办法了还是回家。有钱了，啥事都办完了，我就走。在家里，没人敢说这个那个。在外面挣个钱真难啊。那两年叫别人让路，敲一下车上的杠子，让人家让一下，人家开口都骂。谁都想骂你，都觉得你下等人，可以欺负你。可偏偏咱们穰县人不吃这一套。那都是打出来的，跟电影上一样，都是砖头乱飞。都是想着你是蹬三轮的，好欺负你。
“托儿”最坏，两边吃，势力大。专门替三轮车夫要车，得的钱两边分。光俺们这一片就有两个“托儿”，啥活不干，养活一家子，还买有车。
邻居一位三十多岁的妇女沉浸在大哥讲述的被抓的事情中，几乎是情不自禁地讲起自己的遭遇：“你是不知道啊，他们真是狠哩很。前年春天，我家孩子来这儿，才三岁，想着跟着我车走，也没事。那天还不是在华清立交桥那儿，是个中午，在另外一条路上，我忘了是啥路，没拉人，我家小孩儿坐在车里。忽然从一个大面包车上下来一群人，朝我这边过来。我赶紧躲，蹬着跑，那些黑狗子往我这边追，我就蹬啊蹬，骑得可快，结果，朝左转时，转猛了，车厢一下子斜过去，我小孩儿从车上摔下来。孩子流了一脸血，哇哇哭着。我吓蒙了，不知道孩子咋样了，抱着孩子哭。还是过路人说，别哭了，赶紧去医院看看孩子咋样。好在事情不大，眼睛划伤了，脸只是擦伤，在诊所缝了好几针。那些黑狗子早就没见了，估计是看见出事了，就跑了。吓死我了，再不敢让孩子来了。”
大哥讲的这段话里有几个关键词：“黑狗子”，“托儿”，“抢劫”，这是他们三轮车夫生活的重要内容。“黑狗子”，就是不是警察、却被警察雇来行使警察职责的人，协警、城管、治安员、拆迁队员，都是类似身份和职能的人。他们的工资由所雇单位发，身份虽然暧昧，但却可以公开执法。在西安，他们被三轮车夫们称为“黑狗子”。“托儿”，就是两边吃的中介人。一头和警察联合，分工合作，你抓人罚钱，我在中间说合让人交钱；另一头又假装站在三轮车夫的立场上，因为三轮车夫只有这一条途径要回自己的车子。这样，“托儿”就成了最忙碌也最得势的人。“抢劫”，这是三轮车夫们对抓他们的警察行为的总结。他们辛苦挣钱，小心谨慎，提心吊胆，却总是被抓，被罚钱。更有甚者，他们想不给你车，就可以不给你车，你没有任何办法。
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帖子，面对城市三轮车的混乱状况，一位官员给相关部门下了命令，“每座城市有每座城市的通行标准，城市道路资源是有限的，电动三轮车、自行车、摩托车占用道路资源，就限制了群众的交通出行，这是政府绝不允许的；同时它也影响了西安作为国际旅游目的地的城市形象。下一阶段要坚决取缔在城区各旅游景点、繁华十字、城区主干道行驶的电动三轮车、自行车、摩托车等。”
这位官员的话非常清晰地回答了“城市为什么禁止三轮车”这一问题，纠正了大哥们对“抢劫”一词的不合适使用。但是，这里面又有一些关键问题很让人困惑：为什么不能让三轮车、自行车占用“道路资源”，否则，就“限制了群众的交通出行”？城市属于谁？谁才有资格占用这道路资源？什么样的车辆、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行驶、行走在这城市的大道上？这里的“群众”又是谁？显然，它不包括如万国大哥和万立二哥这样的三轮车夫们。
打架
从上午回来到下午一点多钟，三四个小时过去，我一直忍着，没有上厕所，不是不想去，而是无法去。那个漆黑的厕所，让人无法进去。中午时分，我出来上厕所。二嫂和虎子老婆正在厕所里面靠门边的水池里洗菜，边洗边起劲地聊天。水池是脏的白色，上面横着一个湿漉漉的黑色木板。我进去一看，一切都是黑的、暗的。厕所没有窗户和抽风机，灯泡是坏的，屋里昏暗不明。水泥地板上是厚厚的、颜色暧昧的污垢，抽水马桶的盖子、坐板、桶体都是黑的，微透着原来的白色。靠墙的角落放着一个垃圾桶，被揉成各种形状的卫生纸团溢出来，散落在四周的地面上。马桶前放着一个看不出颜色的大塑料盆，里面盛着半盆黑色的水，正上面斜拉着一个绳子，绳子上挂着一条男式裤子。满屋让人憋气的污浊的气味。我极快地扭头往外走。水池的木板上，放着那几个鲜艳的塑料盆，盆子里放着新鲜的豆角、芹菜、青菜、木耳等，这是一会儿我们要吃的菜。
我回到房间，听大家继续聊天，不再喝茶，又忍了一个小时，马上就要开饭，实在忍不住了，只好再进到厕所。掀开马桶，黑乎乎的塑料垫子，马桶里面还有没冲干净的便物。实在没有勇气坐上去。出去下楼，沿街转了一圈儿，没有找到公共厕所，只好再回来，用一层层卫生纸垫着，咬着牙，半蹲着，艰难地完成了这个过程。
饭桌上，我竭力避免对我们吃的菜展开联想。我吃得很起劲，以一种强迫的决心往下吞咽。为了向自己证明：我并不在意这些。粗粝的食物横亘在喉咙，我的眼泪被憋了出来。
讲到黑狗子抓人，又讲到打架，气氛更加热烈起来。饭后，二哥主讲，大哥、二哥、二嫂、虎子，还有隔壁的老乡（这几天他也很早收工，和我们一起聊天），另外一栋楼上的三四个老乡在一旁不时补充。
原来是市容罚款，“黑市容”也多得很，不让人车混装。有时罚货主，有时罚三轮车夫。在健康路，吸个烟罚五百，保安也参与诈骗。最后见报纸了，那也不行。商场里的小偷小摸都是保安养的。这两年要好得多。
原来“黑市容”厉害的时候，大家的日子都没法过了，罚一次抵住你干半个月。健康路需要三轮车，上面不取缔，但是哪年都得送礼，最低五百块钱。就这，还是抓你，用车硬挤，如果出事故了，就赶紧跑了。城管打得太狠了，罚得太厉害，老乡们就组织起来，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在僻静处，逮住其中一个人，一群老乡围上去打他们，把他们也打怕了。
那两年没少打架，打了就打了，跑几天，再回来。跟公交车司机也打架。公交车司机牛得很，也坏得很，开腔都骂。你在路上走得好好的，他硬把你往路边挤，有时候，拉一大车货，硬生生地被挤倒，咋也扶不起来。气急了，没人的时候，就拿着砖头、铁棍去砸公交车的玻璃，砸得稀烂。逮住一个牛气的司机把他打得起不来。
现在有110，打个电话就来了。打群架按黑社会定性质定案，咱这儿的人们也不敢打了。这一来，公交车又疯了，看见骑三轮车的硬往边儿挤。有好几次都出事。出事儿跟人家也没关系，反正又没有直接证据，没人管。总的来说，你是个蹬三轮车的，人家都看不起你。
虎子那儿也打架。他们在菜市场卖菜，齐抓是多少钱，挑着买是多少钱，有些菜不让挑，挑之后就卖不成，那些本地人非要挑。虎子也是个别子，干脆不卖给他了，本地人开口都骂。说要叫多少多少人打虎子。虎子给我打电话，俺们开着面包车，去了三四十人。那个人早跑没影了。
二哥讲到这里，虎子老婆插话，带着非常明显的不屑表情：“城市人说话傲慢，西安市里人，啥也不干，摆个脸子。一般都为啥打架？安康人好说，‘你臭蹬三轮的’，‘你就个卖菜的，还怎么怎么？’咱这儿人受不了。真打架了，城市人即使叫人，也最多能叫三四人，农村人一叫一帮子。说明还是穷帮穷。城里老婆儿们拾烂菜的也很多。俺们那个菜市场，有个女人穿得非常光鲜，天天晚上去拾烂菜叶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