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色彩来形容杨绛的一生，应该是最温暖的橙色，既有黄色的温馨，又有红色的蓬勃。
我们仨
北京三里河的一幢三层旧楼，只有一家的阳台没有封起来。房子的主人说：“为了坐在屋里能看见一片蓝天。”主人说这间寓所是“人生的客栈”，一旦被这么定义，似乎连屋前的云卷云舒都淡然起来，一百多载的时间，有时就像是这屋前的阳光，直到那束光从浅黄变成炽白再变成浅黄，才知一天早已过去。难能可贵的是如这一天中的阳光一般，人生最初与最后的色调都是一样的，所谓初心未改。
房子的客厅墙上还挂着“我们仨”的照片，从左至右：杨绛、钱瑗、钱钟书。时间没有拿走一切，至少回忆还在。
一个世纪的风雨，她以瘦小的身影撑起了整个家，也撑住了一代文学人的脊梁。
这座房子的主人，就是杨绛。
你说，回忆有多重？
你说，多少人期望当回忆时可以举重若轻？
你说，当初就是那么一刹那，回忆起来却要用一辈子。
大概所有的回忆都取决于回忆时的心境，清风明月、宋明山水的心，回忆起来往事也就如拂沙一般。
温馨又蓬勃的家
杨绛原名杨季康，于1911年7月17日来到这个世界。她出生在北平，书香门第，按她的说法那是个“寒素之家”。
杨绛的父亲是杨荫杭，字补塘，又名虎头，笔名老圃，是当时十分著名的律师，曾先后考入北洋公学、南洋公学，后留学到美国、日本，取得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硕士，创办过无锡励志学社和上海律师公会，担任过上海《申报》编辑，学而优则仕，担任过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等职。
杨荫杭是个有知识分子情怀的人，秉性刚正不阿，骨子里带着正气。他曾经在1921年的文章《说俭》中写道：
奢靡是君主政体、贵族政体的精神追求。而共和之精神，则力求俭朴，“孟德斯鸠论共和国民之道德，三致意于俭，非故作老生常谈也”，决不能“生活程度高而人格卑”！社会风气奢靡，会直接加剧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的歪风邪气！
当时社会奢靡成风，而杨荫杭身居高位却能保持如此心性，现在读来依旧让人身贯正气。
在杨绛回忆父亲的书里，她把这个一辈子刚正不阿的清末民初知识分子，描述成一直坚守自己人生信条的“包公”，为了自己的信念坚持到最后。
杨荫杭于1895年考入北洋大学堂，学习十分努力，却中途被除名，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出格的事情，而是因为当时的一些学生闹学潮，遭到了“洋人”的镇压，一个领头的广东人被学校开除了。这件事震慑了其他参与的人，大家纷纷退缩，杨荫杭站出来说“还有我”，于是，就被一起除名了。但事实上，杨荫杭并没有参与这个学潮，他只是看不过大家被“洋人”吓破胆的样子。
杨绛的母亲唐须嫈，杨绛说，母亲这个古里古怪的名字肯定是父亲改的。因为父亲那时任京师高等监察厅检察长，每到元旦要去怀仁堂（中南海主要建筑物之一，原名佛照楼，1911年袁世凯将其改名为怀仁堂，并在此接见外宾、接受元旦朝贺）贺节，去怀仁堂贺节要穿夜礼服，需夫妇同行且还需要夫妇的名片。杨绛的母亲家是生意人，小名细宝，为了贺节之需，父亲给母亲名字改得古雅些，便用了“嫈”字，意为好。
母亲是无锡人，与父亲同乡，两人同岁，二十岁时结的婚，恰是郎才女貌的年纪。母亲在上海女子中学务本女中上过学，是当时少有的知识女性。她面容清秀，端庄大方，虽然接受过西式教育，但身上依旧有着中国传统女性的优点，贤良淑德，结婚以后安稳持家，是德行并举的贤妻良母。
杨绛出生时上面已经有寿康、同康、闰康三个姐姐。按说，再得一个女儿应该不会受宠，但大概是因为这是父亲逃亡海外、留学美国归来后所生的第一个孩子，加之家里的姐姐们都不在父母身边，所以杨绛得到了独女的宠爱。小杨绛有时候哭闹，父亲就抱着她来回踱步，嘴里哼唱着摇篮曲，这可是兄弟姐妹中独享的殊荣。
父亲为她取名季康，小名阿季。
如果用色彩来形容杨绛的一生，应该是最温暖的橙色，既有黄色的温馨，又有红色的蓬勃。那些童年的趣事就像是这片橙色中的星辰，辉光闪烁。
趣事之一，是与吃有关。
父亲喜欢吃冰淇淋，杨绛出生那年，家里买了一只制冰淇淋的桶，杨绛出生那天家里恰好做了一桶的冰淇淋，小杨绛眼睛直勾勾地看着那桶冰淇淋，全家都觉得这是贪吃的小娃。二姑妈给她尝了一点，小嘴都冻僵了，依旧在吧嗒吧嗒地舔，回味一般的大人举动逗乐了大家。
趣事之二，是与穿有关。
四岁时，杨绛随父亲到北平。她第一次见到了满族人，这个人是他们的房东，是个梳着“二把头”、穿着旗袍、脚蹬高底鞋的满族女人。杨绛只见过上海女人穿的那种高跟鞋，未曾见过这种鞋跟在鞋底中央的鞋子。满族女人穿起这种鞋子走起路来，婀娜多姿，摇曳顾盼，杨绛出神地盯着看了很久，甚至不自觉地模仿起那女人走路的姿态。父亲在后看见笑着问：“你长大了想不想穿这样的鞋子？”小小的杨绛琢磨了下说：“想。”
随着年纪渐长，脱离了幼儿时期的懵懂，开始懂得人情世故与家庭温暖，在兄弟姐妹的陪伴下与父母的关怀中，杨绛一点点地感受着家庭的温暖。
父亲喜欢看饭后孩子们围在一起吃甜食，好不热闹。他把这样的家庭聚会叫“放放焰口”。“放焰口”是从盂兰盆会（中元节）借来的词儿，在杨家的意思就是爸爸请客，孩子们在这时可以问爸爸要吃的、用的、玩的。“放焰口”时举家欢乐，父享膝下欢闹，子享抚顶关怀，好不温馨。很多年后，杨家的孩子还是会要求父亲“放焰口”，吃什么或者玩什么都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人还在一起，心也在一起。
所有的兄弟姐妹里，只有杨绛最懂父亲的心，也最能照顾好父亲。
孩子们一般会在午饭后“放焰口”结束后自动散去，好让父亲午休。有一次父亲叫住阿季，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阿季从此就乖乖地陪在一旁看书，一点声音也不出，像一只乖巧的猫。冬天家里只有父亲屋里生了火炉，孩子们都用烧炭的手炉、脚炉取暖。火炉须不时加煤，阿季手巧动作也轻，加炭时打扰不到父亲休息，姐姐和弟弟妹妹们都佩服她能加炭不出声。
在整个大家庭里杨绛最听父亲的话，其次最听三姑母的话，虽然三姑母是个严厉而刻板的人。
阿季六岁时，从第一蒙养学院学前班毕业，入辟才胡同女师大附属小学。那时她的三姑母荫榆在女高师任“学监”。三姑母说的话杨绛从小就听。杨绛在《回忆我的姑母》中，写道：“我还是她所喜欢的孩子呢。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小学生正在饭堂吃饭，她带了几位来宾进饭堂参观。顿时全饭堂肃然，大家都专心吃饭。我背门而坐，饭碗前面掉了好些米粒儿。三姑母走过，附耳说了我一句，我赶紧把米粒儿捡在嘴里吃了。后来我在家听见三姑母和我父亲形容我们那一群小女孩儿，背后看去都和我相像，一个个白脖子，两撅小短辫儿；她们看见我捡吃了米粒儿，一个个都把桌上掉的米粒儿捡来吃了。她讲的时候笑出了细酒窝儿，好像对我们那一群小学生都很喜欢似的。那时候的三姑母还一点不怪癖。”
缘分已在冥冥之中
幸福与快乐一定是要以苦难与悲伤来描边的，唯有经历难以攀爬的险峻高山才能看见最美的天空。我们在人生这条道路上，总要忍受着刺痛来握紧玫瑰，要痛过方知玫瑰艳丽的珍贵。
1917年5月初，交通部总长许世英涉嫌贪污巨款，时任京师高等检察长的杨荫杭传讯交通部总长，同时搜查证据，一切严格依法进行。杨荫杭将贪污巨款的总长拘捕扣押了一个晚上，那个晚上，杨家电话一夜不断。天亮之后，杨荫杭就被停职了。此前，司法总长张耀曾出面干预，不顾媒体揭露，议会质问，意欲停止调查此案，杨荫杭不予理会。没承想，在搜查证据时，司法部以检察官“违背职务”为名将杨荫杭停职。虽然杨荫杭停职时间不长，但精研法律、热衷法制的杨荫杭已经心灰意冷，对官官相护的北洋政府失望透顶，再无意做官，于是辞职南归。
1919年，当火车的汽笛声响起时，一家人知道要与这座北方的城市告别了。那时阿季不过八岁，只是个好奇而天真烂漫的小女孩。她在火车上问父亲：“这火车上座椅的扶手怎么还包着丝绒、镶着花边？”父亲告诉她，这是头等舱。而火车车厢的另一端阿季看见方形的车厢，没有座椅，像是客厅，有桌子，还有汽水，还有沙发。她问父亲：“那是几等车厢？”父亲没好气地回答：“二等！”她那时还不明白为何二等（车厢）怎么比头等车厢还要好，父亲为何会如此没好气，当然也就无法知晓父亲对于在华洋人特权的反感了。
火车汽笛声远去，一家人又上了轮船，船上又脏又乱，一家人互相照应着挤在一起。三姐说还没看过海上的日出，并跟阿季约定，早上要记得叫醒三姐去看日出。最后还是三姐叫醒了阿季，两人人生第一次看见了海上日出：日轮一点点融化地平线，从海平面上冒出头来，光线奔涌而出，跳跃在不断波动的海水上，闪着朝阳独有的光芒。阿季那时还不知道如何形容这样的壮阔，只是说：“好看极了！”后来忆及此事，杨绛觉得，只要是一家人在一起，哪怕船脏路远也是温馨有趣的。
而后又乘坐“拖船”，等到无锡老家时，一家人已经筋疲力尽。当时杨荫杭已经预先租下一所裘姓宅院，可又不满意，亲友便介绍了流苏声巷的一处旧宅，父母带着杨绛去看。那个房子不是别人的，正巧是钱钟书家的。当时两家人并不认识，两个孩子自然也不认识，后来两人成为夫妻，聊起的时候才发现冥冥之中已经有了擦肩的缘分。
杨荫杭没有选择这个宅子，因为住在那房子的女眷说，搬进以后，再也没有离开过药罐子，似乎暗示着这是一个晦气的房子。杨家最后还是在沙巷的裘姓宅子里住了下来。阿季不觉得这个房子差，反而觉得还不赖，因为正好有条河从院子里穿过，不用出家门，站在木桥上就看得见河，河上大小船只来来往往，有趣极了。
江南水乡盛产鱼虾，杨荫杭住在这里最爱的一道菜就是“炝虾”。刚从河里捞出来的小虾，鲜活乱蹦，以清水洗净，用葱椒酱油一浇，扣上碗，待小虾在碗里吸足酱料，再掀开碗，便是一道美味。父亲和家里人都爱吃，除了阿季。阿季怕吃活东西，不敢尝鲜。
不知是否是因为吃生食鲜虾不干净，一家人除了阿季都病了。父亲病得最严重，高烧不退，后来竟说起胡话来，病重的时候说满床都是鬼，母亲站在床前，双手做驱逐扫荡状，说鬼都驱走了。父亲是留过洋的人，看病只相信西医，无奈当时无锡只有一个西医，可西医来了只是取了血样和粪样送到上海去化验，没开出一点药。后来母亲怕父亲挺不过去，去请了中医，是位名医，可名医来了只是号了脉，未曾开方子，那时医生不给开方子就意味着没救了。父亲的老友华实甫（著名中医）也来探望，并答应母亲，“死马当活马医”，给开了方子。就这样，中药被母亲伪装成西药，父亲一服一服服下，身体竟有了起色。大概是命运眷顾，又或是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起了作用，父亲的病好了起来，一家人提着的心终于又重新落回了肚子里。
没有人能预见时间这条路上的风景，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安然接受苦难，珍惜遇到的缘分。
初识书滋味
搬到无锡之后，母亲便把阿季和弟弟们安排到了家附近的大王庙小学。学校是个不知名的大王的庙改造的，只有一间课堂，十分简陋，小学总共四个班大约八十个学生，全部挤在这间大课堂里，学校除了校长之外只有一位老师。虽然杨绛在大王庙小学只待了半个学期，但对她来说这是段生动的回忆，里面有孙光头的趣事，有校长打学生却发现是自己的儿子的闹剧。在大王庙小学读书，少了正规教育的系统化，但却让这段读书经历顺着生活的枝蔓生长，处处弥漫着生活的气息。
杨荫杭是认定孩子们都要上学的，无论男孩还是女孩，一定要接受最好的正规的教育。不久，杨绛就去了上海启明女校，开始了真正的读书生涯。
启明女校坐落于上海原法租界徐家汇圣母院内。这是法国天主教会1867年在上海专门为非教徒建立的一所著名女子学塾，20世纪20年代后改称女校。随着杨绛就读启明女校，全家人也搬到了上海。
在这里，照顾学生起居，教导学生功课的都是修女，学生们叫她们“姆姆”。学校的作息时间极其严格，每天早上六点打铃，起床梳洗；七点打铃，排队上厕所，然后到饭堂吃早饭；十二点午饭；下午四点半吃点心；六点晚饭。吃饭的时候不准说话，当然节假日会自由一些。晚上还安排有夜课。学校一个月放一天假，住在本地的学生可以由家长接回家。
启明女校严格的作息和学习计划，让杨绛受益匪浅，后来杨绛回忆说，学会判断和自我克制，对一个人性格的形成很重要，她感谢启明生活从小给予她这方面的培养和锻炼的机会。
1923年，杨家由上海迁往苏州。这次搬家的原因，是父亲病后身体渐渐复原，重新进入法律行业，可上海社会过于复杂，父亲并不喜欢，遂决定定居苏州。在阿季放假回家时，父亲觉得启明中学是教会学校，害怕教会学校影响孩子的自由思想，所以请杨家的“教育家”（三姑母杨荫榆）为阿季和三姐重新在苏州选定学校，起初选定的是苏州景海女校，后来因为杨荫榆去振华女校做了演讲，觉得振华更好些，所以杨绛最终转入振华读书。
那时的振华条件不好，校舍是振华第一任校长王谢长达先生家的老宅加盖后的简陋建筑，如轿厅成了礼堂，大厅成了课堂，上层连成一片，都是教室。因为是加盖的缘故，房顶常常掉灰，上课的时候也不例外，学生们都笑说像是往馄饨里撒胡椒面。阿季去了振华女校，有一种回到了大王庙学校的感觉。
随着年岁渐长，她不再像年幼时那么贪玩，而开始贪看书了。当时父亲教她一篇《左传》，她自己通读了全文；英文课本选有Ivanhoe《劫后英雄传》的选段，她不满足，暑假里自己借着字典读完了原著；生病时在家就读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后来又读《寄小读者》及苏曼殊的作品，读书成了她最大的爱好。有一次，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她说：“不好过。”父亲又问她：“一星期不让你看呢？”她说：“一星期都白活了。”
阿季读高中一年级时，国文老师讲诗，也命学生写诗，杨绛的习作被《振华校刊》选登。
斋居书怀
俯视溪中鱼，相彼鸟饮啄。
豪谈仰高人，清兴动濠濮。
世人皆为利，扰扰如逐鹿。
安得遨游此，翛然自脱俗。
当时孙伯南先生批：“仙童好静。”
勇敢说不
阿季十六岁那年，还在读高中，北伐战争胜利，学生活动遍地开花，常常上街游行或是开群众大会。杨绛的学校自然也参与了，当时的活动是上街搞宣传，拿个板凳，站在上面向路人演讲，呼吁人们参与革命。阿季也被推选去宣传，但她年纪小面子薄，不想去。当时苏州常有轻薄女孩的事情发生，年轻女孩站在板凳上，说不定会被这些轻薄之人围观。这样的场面，阿季想也不会有人好好听演讲。那时，很多封建人家的小姐只要说家里不同意，就可以推免此事。阿季也想学她们那样，回家给父亲汇报这事，没想到竟被父亲一口拒绝。父亲说：“你不肯去，就别去，别借爸爸来挡。”阿季还不放弃说：“少数得服从多数啊。”父亲说：“该服从的就服从，你有道理，也可以说，去不去在你。”
父亲给阿季讲了一件自己的事情。他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的时候，一位军阀到了上海，当地士绅联名登报欢迎，父亲当时的一名下属未经他同意也把父亲的名字加在了欢迎名单里。父亲当即登报声明，他没有参与欢迎。当时有人劝他：“当作不知道就可以了，声明也可不必了。”父亲说完，问阿季：“你知道林肯的一句话吗？Dare to say no！你敢吗？”
不懂得拒绝一事，往往是方便了别人为难了自己，在人生前进的道路上不懂拒绝而背上了许多负累，难免会拖慢脚步。拒绝是守住自己底线的一种方式，更是一种对他人的尊重。勉强去做，总归是做不好，倒不如把这个选择的机会还给别人，别耽误了别人的时间。
阿季明白了父亲的用意，可她并没有什么合适的理由。只能去了学校说，我不赞成，我不去。后来这事被校长得知，校长训斥了阿季，可她依旧没去。后来上街演讲的同学被国民党的军官请去游园吃饭，校长生怕后有文章，这事倒也就此作罢。
父亲对于杨绛的影响远不止于此，父亲就像是一盏灯一样，在繁复的人情世故与道理纲常上，为她照亮一条路，让她自小就懂得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有一次，父亲带着家眷去看望朋友，时任高官的父亲很少带着家眷拜访朋友，那一次出访家里人印象深刻。因为父亲的朋友是专门开着小汽车来接杨家一家人的。那个年代，汽车很少，而杨绛是第一次坐汽车。到了父亲的朋友家，发现汽车只是个开端，那家有着体面的仆人、芬芳的花园，还有富丽堂皇的别墅。一家人赞叹这家生活的奢华，父亲在旁淡淡说了句：“生活起居够用就好，何必浪费。”
即便大权在手，父亲也未曾奢华一点，这句话父亲常挂在嘴边，他也希望自己的孩子像他一样，在这个充满诱惑的繁华世间，能做到束身自修，做个“好人”。
杨荫杭在对儿女的教育上也有独到之处，那就是尊重儿女的观点，从不强迫儿女去接受自己的理念。哪怕是功课不好，也不会责备，而是让他们顺其自然地成长，从不呆板说教。高中的时候，杨绛还不会分辨平仄声，父亲就说，不要紧，到时候自然会懂。果然，不久杨绛就能把四声分辨出来了。这样放任自由的教育方式，想来只不过是对家庭教育氛围的自信，父母为榜样，儿女会差到哪里去，何须说教？父亲正派的作风让家里人都觉得父亲“凝重有威”，孩子们都怕他，不过怕也不是真怕，却跟父亲亲近，父亲的爱藏得深，但儿女们都看得见。
杨绛嗜书如命也是得到了父亲的遗传，更多的是父亲的督促。当杨绛对某本书很感兴趣的时候，父亲便把书放在她的书桌上。但如果杨绛长期不读，这书又会被收回来，相当于一种谴责。杨绛怕父亲收回书去，几乎每本父亲放的书都读了。
振华女校的学习经历为杨绛的一生打下了牢固的根基，她说：“我虽然初入振华，感觉处处不如启明，校舍简陋，程度浅，同学们小心眼儿，排斥我；作为一个敏感的女孩，有过失落感，不开心。不过慢慢就开窍了，逐渐发现和体会振华办学的特点和长处，觉察自己的任性和无知。校舍虽然简陋，学生人数少，大家挤在一起，像是家庭的聚会。教学水平其实不低，很有一批优秀教师，可惜我那时太孩子气、调皮，错过了向名师求教的机会。另外，通过课外活动，学到很多本领，学会克服困难，学会做事。”
回忆是个很神奇的东西，时间、心境不同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中年时，回首童年少年是羡慕与怀念，老年时回首童年少年是淡然与甜蜜。多少人在回忆时祈求一种举重若轻的心境，生怕跌入回忆，人这一生往前走，会看脚下、看前方的灯，但更重要的也许是回头看看曾经。
对于杨绛来说，学业繁重的学生生涯，断然不能少了趣味，可有些趣味却是以自己的尴尬为代价的。其中《记章先生谈典故》一文趣味横生。事情是这样的：杨绛就读的高中，常会请一些名人来讲座。有一次校长吩咐杨绛做记录，杨绛同大姐一起去，可大姐打扮时间太长，到了礼堂时已经迟了。杨绛作为记录人员只好坐在前台，章先生方言极重，讲的话杨绛听不懂，可她又不好意思不动笔记录，生怕章先生以为她听得不认真。杨绛这样写道：
章太炎先生谈的掌故，不知是什么时候，也不知谈的是何人何事。且别说他那一口杭州官话我听不懂，即使他说的是我家乡话，我也一句不懂。掌故岂是人人能懂的！国文课上老师讲课文上的典故，我若能好好听，就够我学习的了。上课不好好听讲，倒赶来听章太炎先生谈掌故！真是典型的名人崇拜，也该说是无识学子的势利眼吧。
我那几位老师和太老师的座位都偏后，唯独我的座位在讲台前边，最突出。众目睽睽之下，我的一举一动都无法掩藏。我拿起笔又放下。听不懂，怎么记？坐在记录席上不会记，怎么办？假装着乱写吧，交卷时怎么交代？况且乱写写也得写得很快，才像。冒充张天师画符吧，我又从没画过符。连连地画圈圈、竖杠杠，难免给台下人识破。罢了，还是老老实实吧。我放下笔，干脆不记，且悉心听讲。
我专心一意地听，还是一句不懂。说的是什么人什么事呢？完全不知道。我只好光睁着眼睛看章太炎先生谈——使劲地看，恨不得把他讲的话都看到眼里，这样把他的掌故记住。
我挨章太炎先生最近。看，倒是看得仔细，也许可说，全场唯我看得最清楚。
到了最后，听章先生讲课成了看章先生讲座。可这也透露出杨绛先生宁愿丢人也不愿意弄虚作假，看着章先生讲座虽略显奇怪，总归也是摆正了态度坐在那儿。
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 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 人家就懂了。
这是木心先生写的《从前慢》，从前的人慢而真，现今的人快而假，若是一切都能如同写书或是回忆那般慢下来，世间倒也不再缺乏爱了。
爱与珍贵的品格都是时间里的蚕丝，快了是看不见、抓不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