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陷囹圄
《工作者》文集刊登列宁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文
1895年12月8日深夜，正当《工人事业报》创刊号付印的时候，当局侦察到了列宁等人的行踪，迅速出动，以列宁为首的“斗争协会”领导成员被捕，报纸原稿未来得及出版就被搜走了。
列宁被捕后，彼得堡律师界十分同情他，由律师会议主席威·奥·柳斯提赫提出，经彼得堡律师姆·弗·沃尔肯什坦附议的保释申请书送交警察司，母亲玛丽亚也写了保释的申请书，但均遭警察司的拒绝。
列宁被囚禁在彼得堡什帕列尔街监狱第193号——“未决犯拘留所”的一个单身牢房里。第一次审讯时，警察提到了那只从国外带来的箱子，列宁搪塞说在莫斯科家里（警察当局在彼得堡未搜到那只箱子）。事后，列宁用密码信赶紧通知前来探望的克鲁普斯卡娅。
姐姐安娜得到消息后，百般小心地照箱子原样重新做了一个。当局由于没有找到与“箱子”有关的线索，这一“罪状”就在其他“罪状”中隐没了。但其他“罪状”有确凿的证据，警察从瓦涅也夫那里抄走了尚未付印的《工人事业报》第一号，证实了列宁和同时被捕的许多人有联系，并给工人上过课等。
虽然身陷囹圄，但是列宁没有消沉，时刻也没有忘记革命工作，做好了长期坐牢的思想准备，他把自己的牢房变成了狱中斗争的指挥所和同狱外联系的中心。
狱中的列宁（被捕后由沙皇当局保安处拍摄）
彼得堡拘留所内拘押列宁的193号单身囚室
列宁从1895年12月8日被捕到1897年2月13日被判放逐西伯利亚东部，在彼得堡监狱里度过了14个月。铁窗限制了他的人身自由，但并不能使他停止革命活动。他想了许多办法同狱外保持联系，在狱中领导着“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在被捕20多天后，即1896年1月2日，列宁就从拘留所里寄出了第一封信。这封信是寄给列宁一家的知交亚·基·切博塔辽娃的。其实，这封信是寄给狱外的“斗争协会”的同志们的，其中也包括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写这封信的目的之一是要打听一下和他同时被捕的还有哪些人。为了避免提到姓名，列宁运用了暗号，他把同志们的绰号同他要求送来的那些科学书籍的内容联在一起。这封信里附有一大张关于科学著作和统计汇编的书单。列宁巧妙地在其中穿插一些书名，在书名旁边打上问号，好像是在表示他凭记忆所列的书名是否正确，而实际上却是告诉同志们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是要书，而是要打听情况。由于一些同志的化名同列宁所列的书名的文字相近，这样就不会引起拘留所检查人员的注意。比如，他打听斯塔尔科夫的情况，打有问号的书名是“维·维：《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因为斯塔尔科夫叫“维维”。他打听克鲁普斯卡娅，写的是一个英文书名即“麦因·李德：《鳗鱼》”，因为克鲁普斯卡娅的绰号叫“鱼”或“鳗鱼”。这样的书名纳入所需的科学书籍目录可能引起检查人员的注意，因此他又在第二张纸上加了一句话：“多种体裁的书可以用来调剂单调的环境。”这就麻痹了检查人员。列宁这种提问的方法虽然事先没有经过商量，但同志们都能理解，并且立即回答了他。比如，他问下新城的两个人瓦涅也夫和西尔文时，打问号的书名是柯斯托马罗夫的《混乱时期的英雄传》，因为这两个人的化名前者叫“地雷”，后者叫“烈火”。同志们给他的答复是，《混乱时期的英雄传》图书馆只有第一卷，就是说，被捕的只有瓦涅也夫，没有西尔文。
列宁被捕一个月后，他的母亲、姐姐、妹妹一起到彼得堡近郊安顿下来，以便探望和照顾他。他们获准每周探监会见他两次，时间是星期一和星期四。一次是单独会见，一次是一般探监（隔着栅栏）。前者在看守人的监视之下延续半小时，后者则为一个小时，有两个看守在来回走动，一个在拦住犯人的铁栏的笼子后面，另一个在探监人的后面。由于探监时的喧哗嘈杂声，看守人都普遍感到腻烦，加上他们愚蠢无能，所以只要略施巧计，在探监时几乎可以无话不谈。每周可以送饭三次，送书两次，而且书籍不是由宪兵而是由拘留所附近的法院检查官检查。在送进去的书很多时，这种检查多半不过徒具形式而已。准许送进去的书相当广泛，连月刊甚至周刊都可以送。这样单独监禁下最大的苦恼之一——与外界隔绝的问题就不存在了。“拘留所”图书馆的藏书也相当丰富，它是由各方面的捐赠集成的。
母亲、姐姐和妹妹对探监分了工，母亲和妹妹星期一当天探监，姐姐周四隔栏探监。弟弟德·伊·乌里扬诺夫有时也到狱中探望。列宁和姐姐要谈的话很多，因而探监的时间比较长。他和姐姐常使用外语字眼，如碰到“罢工”这类不便明说的词语，就用英文或法文等代替。姐姐总是动脑筋把自己所收集到的见闻转达给列宁，列宁也想方设法谈自己的事和打听消息。当他们听懂彼此所谈的内容时，两人便乐得大笑起来。有一次，两人交谈中用外语太多了，看守厉声说道：“不许用外语讲话，只许用俄语。”列宁回头看了看守一眼，说道：“好吧，就说俄语。”他接着用俄语对姐姐说：“你对这位金人说……”这里的“金人”是指戈尔得曼。列宁把这个德语的词译成俄语，看守也就不知道“金人”指的是谁了。
姐姐每周给他送两次书，时间是星期三和星期六，在每包书里，都有一封用铅笔在字母上加点或画线的密码信。早在入狱前，列宁就教过姐姐密码通信的基本知识，他们在字母中间打上不大看得出来的黑点或画上短线，并用约定的记号标记出有密码信的书和页数。用这种方法交流情况非常迅速及时，星期三的密码信，可以在星期四探监时说明，这样可以把狱外的事件一项不漏地告诉他。姐姐除了在狱外同“斗争协会”的成员保持密切的联系外，还广泛地同其他人交谈、打听各路消息，在探监前把有关工作和罢工进展的第一手资料了解清楚。姐姐除了把外面的情况告诉他，还把跟他一起坐牢的同志的情况告诉他，往返传递他们之间的消息。列宁很关心狱中的同志，只要听到谁急躁不安，就利用监狱中的图书与谁进行通信，写信去鼓励。
列宁同狱外的“斗争协会”会员建立了联系，他坚持要“斗争协会”尽快筹备召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1896年夏天，彼得堡爆发了纺织工人大罢工，罢工很快波及莫斯科，吓得在外地巡视工作的沙皇不敢从南方回到彼得堡。这次罢工使人们情绪高昂、精神振奋。列宁创立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愈来愈受工人欢迎。许多工人群众要求他们印发传单。列宁为起草传单，拟订了写几个小册子的题目。
在狱中公开用密码写传单和文件是不可能的，需要采用一种不易察觉的、到狱外又能显影的办法。小时候母亲曾教列宁玩过一种儿童游戏，即用牛奶写字，然后在灯或蜡烛上加热，写的东西就显影出来了。列宁在狱中每天都能得到牛奶，于是他便用面包瓤做成一些小瓶，在里面倒进几滴牛奶，蘸着牛奶在一本本准备毁掉的书的字里行间写秘密文件。列宁用黑面包做墨水瓶，以便听到响声或发觉有人在监视孔里窥探时，可以把它吞下肚去。一天，警察窥探到列宁正在写什么东西，便立即把门打开闯了进来，奸笑着说：“哈哈，到底让我看到了，你在写什么？”列宁很镇定，用眼睛看了一下警察，装作没事似的把面包往嘴里送。“你怎么吃墨水瓶？”警察惊讶地叫道。“您大概看花眼了吧，这是面包！”列宁不慌不忙地说。警察走近一看：“嗨，还真是面包！”他一边揉着眼睛，一边嘀咕着，“真是怪事，墨水瓶怎么能吃呢？大概看花眼了！”警察走后，列宁用面包重新做了墨水瓶，倒上牛奶，继续工作。这一天列宁在信的空白处写道：今天真不走运，一连吃了六个墨水瓶。
列宁在狱中用牛奶把传单和秘密文件抄写好后，便把草稿小心地毁掉。有些材料，如党纲的详细说明，一天之内抄不完，而且写完之后，还要一边思索，一边不断地修改和补充，所以不能马上把草稿销毁掉。后来，列宁以从事科学研究为名，把草稿夹在他用工整字体写满统计数字和其他摘录的纸张堆里保存起来。他这样做居然瞒过了检查官兵的眼睛。有一次，一个宪兵军官到他的牢房里做例行检查时，在堆在屋角里的一大堆书籍、表格和摘录中翻了一会，开了句玩笑：“今天太热，不宜研究统计数字。”敷衍一下便走了。母亲和姐姐十分担心列宁所处的危险环境，列宁却不以为然，他曾开玩笑地对姐姐说：“我的处境比俄罗斯帝国的其他公民都好，因为已经不能再逮捕我了。”[9]
列宁在狱中起草的秘密文件有《论罢工》、党纲及详细的党纲说明。《论罢工》这本小册子由其未婚妻克鲁普斯卡娅显影抄写，交拉赫塔印刷所，印刷所被查封时抄本被搜走。在克鲁普斯卡娅被捕后，党纲的详细说明由姐姐安娜抄写。
克鲁普斯卡娅与姐姐安娜保存秘密文件的用具是一张小圆桌。这是一张看似普通但设计巧妙的圆桌，它是根据列宁的意图设计的。桌子很粗的独腿有个特制的底盘，比普通的稍大一些，可以旋开，中间挖空了的地方能放许多纸卷。小圆桌起初由列宁使用，后来交给克鲁普斯卡娅，他们被捕后，转给安娜。一到深夜，安娜就把抄好的文件藏到里面去，把灯上烤过的那几页原稿小心地毁掉。这张小圆桌起了不小的作用，警察在搜查他们的住处时，都没有识破这个秘密，列宁起草的党纲才得以幸免于难。后来，因为底盘常常旋开，螺丝纹磨光了，才不再使用。
列宁在狱中严格地按自己的作息计划生活。他善于安排自己的生活，把日程安排得满满的。他的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需要用的大量材料就是在狱中收集的。另外他还写了《论资本家的利润和工人的工资，论8小时工作日》（传单）、《五·一》（传单）、《告沙皇政府》（传单）、《“老年”会员给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会员通知书》（告诫狱外同志警惕奸细尼·米哈伊洛夫），等等。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19世纪90年代）
在狱中，列宁利用能“安静”写作的条件，认真研究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并开始动手写《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初稿。1897年初，列宁在得知他将被流放西伯利亚时，有点“惋惜”地说：“还早呢，我还没有来得及把必要的材料收集齐全呢！”[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