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是一个如此出色的行走者
（尼采）
“尽量少坐：只能对在露天、在身体自由摆动、在肌肉恣意活动情况下得出的想法顶礼膜拜。所有的偏见都来源于封闭的心灵。我再重复一遍：成为一个闭门不出的人，是对思想犯下的滔天罪行。”
尼采写道，断绝关系总是很困难，也总让人备受折磨，因为切断的是本来紧密的联系。但是，就尼采的生平来看，绝交有时也可为人们插上自由之翼。尼采的一生充斥着绝交、孤立，他总在切断各种不同的关系：与这个世界、社会、旅伴、工作伙伴、女人、朋友、亲人的关系。然而，每次寂寞的加深就意味着向自由又迈近了一步：不再需要向谁汇报，无需受到妥协的牵绊，视野也因此变得更为开阔、明朗。
看得出，尼采一定是一个坚韧卓越的行走者。他自己也经常提到这点。在露天的行走俨然已经成为他作品中的一个要素，是他写作时不变的伴侣。
他的一生可以划分成四个重要时期。
首先是求学阶段：从他出生开始（1844年）到被聘为瑞士巴塞尔大学古典语言学教授。他的父亲是一名正直、诚实的牧师，可惜英年早逝。尼采喜欢把自己想象成某一波兰贵族最后一代后裔。四岁那年，父亲去世，他也从此成为母亲、祖母、姐姐唯一的希望和热切关怀的对象。尼采天资聪颖，他在以训练严格著称的普夫达中学完成了中学学业，接受了良好的古典教育。尼采在后来意识到了这段严苛训练的伟大之处，正如古希腊谚语所言：要想学会指挥，首先要学会服从。尼采的母亲无条件地信任儿子，并对他表现出了最高崇拜，希望他用自己无与伦比的智慧为上帝服务。她期盼尼采能成为一个神学家。当时，尼采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小伙子，只是患有严重的近视，后来也没有得到很好的矫正。之后，他在波恩大学继续深造，随后来到莱比锡大学求学。24岁那年，经学者谢尔思的推荐，他被任命为巴塞尔大学古典语言学教授。这一成就在他那个年纪实属难得。尼采人生的第二个阶段也由此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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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教了十年的希腊古典语言学，这十年充满了艰辛和失败。首先，工作量大得惊人：除了在巴塞尔大学授课，他还需要在一所教育学院（Pedagogium）兼课。可是，尼采真的只想当一名古典语言学者吗？他曾长时间痴迷于音乐，后来又狂热地迷恋上了哲学。诚然，确实是古典语言学最先向尼采张开怀抱，但投入对方怀抱时，他却略带苦涩，因为他并不以成为古典语言学者为其最终的天职。然而，无论如何，这一学科帮助他阅读了许多古希腊名著：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作品，荷马、赫西俄德的诗歌，赫拉克利特、阿那克西曼德的哲学著作，以及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历史作品（尼采很喜欢他的作品，他说在拉尔修的作品中，他读到了人是凌驾于系统之上的）。工作的第一年过得十分美好：尼采充满热忱地准备着上课内容，他的课也受到了学生的大力追捧。同时，丰富的教学生活也让尼采结识了新的同事，有一位名叫弗兰茨·奥弗尔贝克的神学教授很快成为他亲近而忠诚的朋友。这位朋友后来成为尼采一生的挚友，总在危难之时向他伸出援手——正是他，在那场灾难后，在都灵接纳了尼采。1869年，尼采辗转来到卢塞恩，为的是能够更便捷地到达特里布森去拜访栖身在当地豪宅里的“大师”瓦格纳。在那里，他为瓦格纳夫人科茜玛的魅力所倾倒。在后来写给科茜玛的炽热信件中，尼采把她唤作：“我的公主阿丽亚娜，我心爱的人——外界流传我应该会成为一个人物，然而，事实却是：很久以来我只是有幸和真正的人物们保持着联系罢了。”（1889年1月）
对艺术的激情和对大学工作的热忱让尼采良好的身体状况并没有保持多久。他的身体开始变差，并时常伴有疾病发作。自此，尼采的身体开始在各种沉重的误解中开始了它的报复。
尼采遭遇的首先是事业上的误解。事件的导火索来自他1871年出版的《悲剧的诞生》。这本著作震惊了当时的知识界，也激怒了一批古典语言学教授。是否隐隐之中他们本来自己也打算写一本这样的书？这不是一本以严肃研究为基调的著作，全书充满了模糊的直觉判断和抽象的形而上观点，展现了混沌和规范的永恒冲突。紧接着是友谊上的打击。虽然他还会经常怀着朝圣般的心情前往拜罗伊特去拜访音乐大师，然后回到特里布森，顺带游历欧洲。然而，每次拜访完毕，尼采都能够更深切地感受到瓦格纳狂热的教条主义和盛气凌人的作风，而且这一切都已经浸润到他的音乐创作中，以至于听到他的作品总让尼采感到胃不舒服，甚至有种病态的体验。尼采写道：“瓦格纳的音乐让人消沉，又让人沉溺，只有懂得在他的音乐汪洋中不断划水才能幸存。因为瓦格纳的作品就像一阵无序扰人的波浪将人淹没，每次听到他的作品都会让我不知所措。相反，罗西尼的作品会让人产生跳舞的冲动。更不用说比才的《卡门》了。”随后到来的是情感上的重创：他的多次求婚请求都遭到了粗暴的回绝。最后是社交上的失败。因为尼采始终无法在拜罗伊特花哨的上流社会圈里左右逢源，也无法融入质朴的教授、学者圈。
这些打击让尼采无力面对。每一个新的学期都变得更加困难，让他举步维艰。越来越频繁的头疼使得他不得不经常卧病在床，独自面对黑暗，痛苦地呻吟着。尼采的视力也在这个时期迅速恶化，让他几乎无法读写。每十五分钟的阅读或写作都将以之后数小时的头疼折磨为沉重代价。尼采不得不请求其他人为他朗读作品，因为他的眼睛一接触到书页就会踟蹰不前。
尼采也尝试着和现实妥协：他要求减少课时量，甚至很快要求取消教育学院的所有教学任务。这样一来，他获得了一年的休假时间来自由呼吸，同时精心调养、回复元气。
可是，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尼采找到了对抗无处不在的强烈痛苦的两剂良药：行走和独处。这两种方式也预示了他未来的人生走向。一个人若想远离世间的纷乱、怂恿和动荡，必将为之付出惨痛的代价。然而行走，长时间的行走可以让人暂时驱散、排解、淡忘命运朝着太阳穴对我们的重击。
当时，尼采还未领略过高山的隽美，也没有意识到由于干燥，南部布满碎石的小路所散发出的阵阵清香。他通常只是沿着湖边散步（和格斯多夫一起，他们沿着勒曼湖，每天一走就是六个小时）。尼采也喜欢漫步在密林深处：位于黑森林南边的斯特那伯有一座松林，那里常常留有尼采的足迹。他在书中写道：“我穿越森林，在那里长时间地行走，并与自己进行了那些著名的对谈。”
1877年的8月，尼采来到罗塞拉维，开始了隐居的生活。他在书中记载道：“我多么希望我在某处能拥有像这里一样的一幢小房子，我每天行走六小时，思绪飞扬，随后回到家，我便把它们一股脑地都写在了纸上。”
但是，一切于事无补。因为尼采的痛苦过于强烈。头疼常常让他一连几天卧床不起，呕吐时常把他折磨得彻夜无眠。尼采的眼睛也让他吃尽了苦头，视力急剧下降。终于，在1879年的5月，尼采向巴塞尔大学提交了辞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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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人生的第三个阶段也由此开始。这一阶段共持续了十年：从1879年的夏天一直到1889年的年头。在这个时期，尼采仅靠三份微薄的年金度日。这些钱只够他勉强维持生计：在简陋的小酒馆留宿，支付他从高山来到大海，再从大海返回高山的火车票。他也偶尔前往威尼斯去拜访彼得·加斯特。也正是在这个阶段，尼采成为能被载入传奇的伟大行走者。他行走，就像别人在工作。事实上，他是通过行走而工作。
从1879年第一个夏天开始，尼采就开始尝试在山间行走：首先是恩格丁山脉，第二年则来到了锡尔斯玛利亚山庄。那里空气清透，光线适宜，微风拂过，充满了生命力。由于尼采厌恶闷热的天气，所以之后的每个夏天他都在那里度过，直到他发病的前夕。他在给朋友（奥韦尔贝克和加斯特）的信中写道：“我在山间发现了自然和养分。”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作为一个半瞎的人，这是我所能期望看到的最美好的路，所能呼吸到的最滋补的空气。”（1879年7月）山间有尼采专享的风景，他感觉自己和这里的一切都血脉相连，“甚至比血脉相连更为紧密”。
从辞职后的第一个夏天开始，尼采就开始行走，有时甚至可以独自行走八小时。他在《漫游者和他的影子》中写道：
我所有的灵感都是在行走之时迸发出来的，然后，我拿铅笔把它们用寥寥几行分别记录在六本小册子上。
随后，尼采在一些南部城市度过了冬天，主要是在热那亚、拉巴洛海湾，以及尼斯。他在给别人的信中写道：“我平均每天早晨行走一小时，下午行走三小时，步履矫健，并且每天走的都是同一条路：有时，重复也是一种美。”（1888年3月）他在芒通也居住过一次。关于这座城市，他留有如下回忆：“我找到了八条散步的小路。”（1884年11月）山丘成了尼采写作时的靠板，大海则成了拱顶。他记载道：“大海和天空是那么纯静！我以前对自己实行的折磨在此刻显得如此可笑！”（1881年1月）
通过行走，尼采站在高处，俯瞰世界和普通人。他骄傲地创作、想象、探索着，同时为自己所发现的一切雀跃或惶恐。有时，也会因为行走时偶尔遇到的事情烦恼或感动。
我情感的强度总让我在想笑的同时又忍不住战栗。有好几次我都无法离开自己的房间，理由很荒唐：我的眼眶红了，但怎么会红的？因为前一天晚上，我在长时间独自行走的时候，哭得太厉害。我哭，并不是由于我多愁善感，我流的是幸福的泪水。在我高歌、踉跄前行之时，突然灵光闪现，发现自己拥有当代人所没有的特权。
在这十年间，尼采写出了他最伟大的几部作品：从《朝霞》到《道德谱系》，从《快乐的科学》到《善恶的彼岸》，当然还有《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一时期的历练，让他成为一个真正的隐居者、孤独者、漫游者。尼采记载道：“我重新成为隐士，每天完成一个隐居者所应该完成的十小时行走。”（188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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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提到的行走和康德的行走不尽相同。后者的行走，指的是暂时抛开工作，从医学保健的角度出发，帮助身体从久坐、弯曲、“一折为二”的状态中恢复过来。而对于尼采来说，行走是他写作的前提条件。行走对他而言，已经远非放松和陪伴那么简单。行走已经真正成为尼采的生命要素。
我们不是那种只能在书中才能思考的人，我们的想法也不是只有在书页间才能迸发；我们的伦理道德是指在清新的空气中，通过行走、跳动、攀登、舞蹈的方式来思考。最好是在孤寂的山头或是大海的岸边，因为在那里，就连每条路都会思考。
然而，仍有那么多人仅仅通过阅读书籍来创作自己的作品，仍有那么多著作透出图书馆浓重的封闭气息。我们到底依靠什么来评判一本书？通过它的味道（或是像后文提到的那样，通过它的节奏）。如今，太多的书籍透出阅览室或书桌所散发出的厚重气味。人们几乎可以看到作者身处一间灯光昏暗、空气混浊的房间。那里，气流在书架间流通不畅，到处弥漫着纸张缓慢霉变和化学墨水变质的味道。总之，那里的空气充满着腐朽的气味。
其他一些书籍则透出一股生命的活力：人们仿佛可以嗅到外部世界灵动的空气，感受到穿梭于高山间的微风。这阵风，也许来自高山，冰凉刺骨；也许来自南部清晨的松林小道，清新恬然，透着淡香。这些书是在真正地呼吸。它们不会负担过重，不会被那些空洞、枯萎的知识完全侵透。
如果一个作者是在弓着背、长时间久坐、独自面对着墨水瓶、埋首纸页的情况下获得想法的话，我们定能一眼看出。读完他们作品的速度也会非常快！由于长期伏案，作者对肠道进行着长期压迫，我们似乎可以透过这番场景，感受到稀薄的空气、低矮的顶棚和局促的空间。
然而，还有对另一种光线的追寻。图书馆总是太过昏暗。堆砌、叠放、重叠的各种藏书以及高大的书架都很容易阻碍光线的通过。
另一些书籍则能够透射出高山上明媚的光线，或是重现大海在阳光下的波光粼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色彩。图书馆的色调总是灰色的，书里的内容也同样黯淡无光：里面总是充斥着各种引文、参考资料、页面底部的注解、作者缩手缩脚的想法以及外人模棱两可的反驳。
最后，让我们来谈一谈作者写作时的身体形态：他的手、脚、肩和腿。其实作品有时是身体形态的最好诠释。如今，我们从太多的书中感受到的是弯折的身躯、久坐的身板、佝偻的背影，以及封闭的姿态。相反，行走的身体张弛有度，就像一把弓：如向日葵一般向外部世界呈现开放的姿态。行走的作者常常敞开胸怀，紧绷双腿，张开怀抱。
在评价一本书、一个人或是一段音乐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抛出如下问题：他懂得行走吗？
如果书的作者是封闭空间的囚徒，只知道禁锢在自己的座位上写作，那么他的作品一定晦涩难懂、严肃沉重。因为它们只是桌上其他作品堆砌的产物。这类著作就像被刻意填喂的肥鹅：被作者强行塞入引文，填充参考资料，过多的注解使得全书显得臃肿不堪。总的来说，这些作品呆板、笨重，读起来缓慢，让人感到无趣、艰涩。因为它们的作者只是通过比对字里行间的深意，重复其他人在别处“批发”来的老生常谈进行写作，换句话说，他们是在利用其他人的作品来完成他们自己的著作。不难发现，写作之于他们，只是单纯的检验、定义及校正：在他们的作品中，别人书里的一句话，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段落，甚至一个章节。如今，某部经典中的一句话可能会有百本作品对其进行阐释。事实上，那些封闭作者的著作只是对这百本作品进行了总结和评论。
相反，那些行走的作者却可以自由地抛开一切束缚。他们的思想不会受到其他作品的奴役，不会为了检验细节而裹足不前，更不会被他人的主张所禁锢。因为他们无需向任何人汇报想法，要做的只是：思考、判断、抉择。这是一种来源于行动、奔涌而出的思想。通过这种思想，人们可以感受到躯体的灵动和运动的美感。同时，这种思想也时刻记录下身体的律动，表现出生命的活力。对于行走的作者来说，思考时就要心无旁骛，排除一切干扰、幻想、障碍，以及文化和传统的壁垒。显而易见，他们的思想绝非冗长、系统的论证，而是机敏、深刻的智慧结晶。自此，我们可以得出一条规律：越是轻盈的思想，一般会飞得越高，也更富含深意。因为，在垂直的高空中，在昏眩的状态下，往往更能迸发出信念、想法和智慧。此刻，反观那些在图书馆完成的著作，我们能够深刻地感受到它们的肤浅和笨重。仔细想来，这也并不奇怪，因为这些作品始终停留在复制的阶段。
边想边走，边走边想，写作只不过是这一过程中的短暂停歇。就像行走中的身体偶尔停下来休息，为的是凝望一会儿周边开阔的空地。
在尼采的著作中，常可以读到他对脚的大力颂扬。在他看来，人们不只是用手在写作，“通过双脚”也能很好地完成作品。因为脚是一位出色的见证人，至少是最可靠的。在阅读时，应时刻观察双脚是否“竖起了耳朵”。对于尼采来说，双脚也会倾听，正如《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二部《跳舞之歌》中所描绘的那样：“我的大脚趾在聆听时会不由自主地竖起来，因为舞者在起舞时把自己的耳朵放在了大脚趾上。”如果双脚在聆听某部作品时欢欣得直打战，那一定是因为这部作品给了双脚想要摆动、出发、身处室外的欲望。同样，在评定一段音乐时，也要给予双脚以信任。确切地来说，如果双脚在听到某段音乐时有随着节奏摇摆的冲动，有以地面为支点，向上跳跃的渴求的话，那这一定是段不错的音乐。一般来说，所有的音乐都是一次轻盈舞动的邀约。然而，瓦格纳的作品却总是让双脚感到“消沉”、恐慌，甚至无所适从。更糟糕的是，在听到瓦格纳的音乐后，双脚会变得软弱无力、拖沓、暴躁不安，直至不知所措地到处乱转。
正如尼采在他最后几篇随笔中所谈到的那样，要想在聆听瓦格纳作品时有跳舞的欲望，将注定是徒劳的。因为在聆听时，百转迂回的音乐已经形成旋涡将我们团团包围，激起混浊的洪流，引发莫名的阵痛。
当我耳边响起瓦格纳音乐的时候，就会立刻感觉呼吸困难：我的双腿开始焦躁起来，随时准备着反抗。因为双脚期望的是能够紧随节奏翩翩起舞，或是疾走如飞——事实上，双脚希望从音乐中获得的正是畅快行走后的陶醉。
就像我们所能看见的一样，尼采每天都在行走，途中需要时刻面对天空、大海和冰川。他每每能从它们身上获取挑战的力量和思想灵感，并把这些灵感随意记录在各处。我总愿意把他的这些行走看成是一种向上的移动。正如查拉图斯特拉所言：“我是一个行走中的人，我总在翻山越岭，因为我不喜欢平原，也无法长时间安静地坐着；无论我未来命运如何，也不管我今生怎样生活，我都需要缓慢前进，不断向上。因为人总是通过自己而经历人生。”不难发现，行走在尼采的作品中意味着向上、攀登、上升。
早在1876年，当尼采还居住在索伦特时，就把每天的散步地点选在城市后面的山间小路上。在尼斯，尼采同样喜欢漫步在通往埃兹小镇陡峭的山路上，在那里，人们简直和大海垂直成一线。在锡尔斯玛利亚，他选择行走在通向高地的道路上。在拉巴洛，尼采则爱好攀爬当地主要高山：阿来格尔山脉。
在纳瓦尔的作品中，那些被他称为“乏味迷宫”的林间小道，那些单薄的平原，会让身体陷入一种轻柔、颓丧的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中，回忆就像飘荡的薄雾一般涌入脑海。在尼采的作品中，空气显得更具活力、干燥、清透。在这样的环境下，身体轻微抖动，渐渐苏醒，思想也变得更加锐利。此刻，涌入脑海的不再是记忆，而是判断、诊断、发现、插入、裁定。
身体的上升总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因为它总是处在一种持续紧张的状态下。它会帮助思想完成甄选：让其走得更远，飞得更高。行走者应避免自我削弱，集聚能量向前进，让双脚与大地紧密贴合，慢慢支起身体，以便重获平衡。对于一个真正的行走者来说，思想先是一个初生的想法，然后不断上升，逐渐变得难以置信、闻所未闻，直至完全成为新生的独立思想。
另外，身体的上升还需要不断攀登，达到一定的高度。因为，有些思想只有在超过平原和海平面六千英尺处才会突然涌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