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受命飞赴新疆
当时正在上海的我，虽然忙于写作，但是一直关注着彭加木的命运，每天从报纸上阅读来自罗布泊的新闻。我当时担任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常委，关心上海科学家的动向是理所当然的。
1980年6月26日，上海《文汇报》发表报道《上海科技界十分关心彭加木安全》：
著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彭加木同志在罗布泊地区考察失踪的消息传出后，上海科技界的同志都十分关心他的安全。
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上海生化研究所、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的领导同志根据市委指示，看望了彭加木同志的爱人、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夏叔芳同志。她对党和同志们对彭加木的无比关切深表感谢。
彭加木同志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科学研究事业，几十年来兢兢业业，努力工作，为发展我国的植物病毒学的研究做了大量工作。今年4月中旬，彭加木刚从海南岛归来，5月初又风尘仆仆地赶往新疆，率领科研人员对罗布泊地区进行综合考察。不少科研人员表示：“彭加木同志不怕艰苦，不计报酬，一心一意搞科研，乐为四化作贡献，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1980年6月30日，我从上海《文汇报》上读到关于搜索彭加木的最新消息《寻找彭加木的部队发现线索》：
新华社乌鲁木齐6月29日电新华社记者赵全章报道：参加指挥营救著名科学家彭加木的罗布泊附近驻军参谋长朱平对记者说，寻找彭加木的部队在离出事地点库木库都克以东15公里处，发现了地上有人坐的印子和一双脚印，旁边有一张糖纸。
朱平说，这个情况表明，彭加木有可能在此休息过。彭加木17日上午离开库木库都克时曾留下字条说他“往东找水”。如果他在此处休息过，那就表明他确是往东走的。
朱平说，从考察队员那里得知，彭加木临走时，带有能装两公斤水的水壶，一袋饼干，两架照相机，还有毛衣和自卫用的匕首。
朱平认为，以彭加木的体质、经验和意志，是有可能在两天内走出那一带45公里的戈壁沙漠，到达有水草的疏勒河故道的。他说，故道那里有能食用的野生动植物。
目前，部队派出的人员正在上述地带加紧寻找。
就在这一天，上海人民出版社女编辑曹香秾突然来到我家。她曾经与我有过许多交往。这次来访，她告诉我，自从新华社发表彭加木在罗布泊失踪的消息以来，作为上海人民出版社，高度关注上海著名科学彭加木的命运。尽管彭加木生死未卜，但是上海人民出版社都认为应该为他出版一本书，而社领导在物色作者时，想到的第一人选就是你！
曹香秾郑重其事地说，她代表上海人民出版社，聘请我作为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特约作者，希望能在最短的时间里飞赴新疆，赶往罗布泊采访。
我二话没说，欣然接受了这一重要采访任务。
那时候，采访要凭介绍信。我前往上海人民出版社，开了许多张采访介绍信。
那时候，买飞机票要凭单位介绍信，而且上海飞往乌鲁木齐的飞机也不是每天都有。我一边开始办理购买机票的手续，一边赶往上海解放日报社。我知道，上海解放日报社的资料室里，有“人头档案”——即把重要的、著名的人物，按人剪贴剪报。这些剪报原本只是供报纸记者内部使用，由于我跟《解放日报》社熟悉，就去资料室查阅，果真查到一大本彭加木的报道剪报集。这样，使我在前往新疆采访之前，对于彭加木的情况有了一个概括的了解。
我赶到文汇报社，从摄影记者臧志成那里查阅他拍摄的诸多彭加木照片。
我来到彭加木所在单位——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得到宣传科朱克华、李建平以及施建平的帮助，使我知道写作彭加木传记需要采访哪些人。
终于，我买到了最近的一班从上海飞往乌鲁木齐的班机机票——7月4日起飞。
在离开上海的前夕，7月3日，我前往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采访了植物病毒研究组副组长、彭加木的助手陈作义。他与彭加木共事多年，花了一上午的时间，向我介绍彭加木的人生历程，使我对彭加木有了深入、全面的了解。
彭加木与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的同事在一起（夏叔芳生前供稿）
陈作义给我看了彭加木在失踪前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
我们在5月3日出发到南疆考察，5月9日开始进入湖区，一个七人的探路小分队带上四大桶水、两大桶汽油、一顶帐篷、粮食炊具等物，自北往南纵穿罗布泊湖底。
进入湖区的第三天，遇到盐碱皮（盐壳），汽车轮胎被锋利的盐晶块“啃”去一小块一小块的，无法继续前进。而所带的油、水又已消耗不少，只得原路返回。
在山里常常找不到路，在湖里则是一望无边，没有一个定位前进的目标。这两天正在准备再度进入湖区，纵贯罗布泊，希望到达阿尔金山前。打算后天出发。我们将在6月底前结束这一阶段的考察工作。信是请人带到有居民点的地方发出的。
彭加木
1980年5月28日于罗布泊西北部山前的一个营地
那天下午，我采访彭加木的另一位多年的同事朱本明，他也详尽地介绍了彭加木的感人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