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懂得的尽是些
偏僻的人生，
我想世间死了祖父，
就没有再同情我的人了，
世间死了祖父，
剩下的尽是些
凶残的人了。
月圆的时候，
可以看到；
月弯的时候，
也可以看到。
但人的灵魂的偏缺，
却永远也看不到。
——萧红
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一九一一年，在一个小县城里边，我生在一个小地主的家里。那县城差不多就是中国的最东最北部——黑龙江省，所以一年之中，倒有四个月飘着白雪。
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
有一次，为着房屋租金的事情，父亲把房客的全套的马车赶了过来。房客的家属们哭着诉说着，向我的祖父跪了下来，于是祖父把两匹棕色的马从车上解下来还了回去。
为着这两匹马，父亲向祖父起着终夜的争吵。“两匹马，咱们是算不了什么的，穷人，这马就是命根。”祖父这样说着，而父亲还是争吵。九岁时，母亲死去。父亲也就更变了样，偶然打碎了一只杯子，他就要骂到使人发抖的程度。后来就连父亲的眼睛也转了弯，每从他的身边经过，我就像自己的身上生了针刺一样；他斜视着你，他那高傲的眼光从鼻梁经过嘴角而后往下流着。
所以每每在大雪中的黄昏里，围着暖炉，围着祖父，听着祖父读着诗篇，看着祖父读着诗篇时微红的嘴唇。
父亲打了我的时候，我就在祖父的房里，一直面向着窗子，从黄昏到深夜——窗外的白雪，好像白棉花一样飘着；而暖炉上水壶的盖子，则像伴奏的乐器似的振动着。
祖父时时把多纹的两手放在我的肩上，而后又放在我的头上，我的耳边便响着这样的声音：
“快快长吧！长大就好了。”
二十岁那年，我就逃出了父亲的家庭。直到现在还是过着流浪的生活。
“长大”是“长大”了，而没有“好”。
可是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
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蹲在洋车上
看到了乡巴佬坐洋车，忽然想起一个童年的故事。
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祖母常常进街。我们并不住在城外，只是离市镇较偏的地方罢了！有一天，祖母又要进街，命令我：
“叫你妈妈把斗风给我拿来！”
那时因为我过于娇惯，把舌头故意缩短一些，叫“斗篷”作“斗风”，所以祖母学着我，把“风”字拖得很长。
她知道我最爱惜皮球，每次进街的时候，她问我：
“你要些什么呢？”
“我要皮球。”
“你要多大的呢？”
“我要这样大的。”
我赶快把手臂拱向两面，好像张着的鹰的翅膀。大家都笑了！祖父轻动着嘴唇，好像要骂我一些什么话，因我的小小的姿势感动了他。
祖母的斗篷消失在高烟囱的背后。
等她回来的时候，什么皮球也没带给我，可是我也不追问一声：
“我的皮球呢？”
因为每次她也不带给我，下次祖母再上街的时候，我仍说是要皮球。我是说惯了，我是熟练而惯于作那种姿势。
祖母上街尽是坐马车回来，今天却不是，她睡在仿佛是小槽子里，大概是槽子装置了两个大车轮。非常轻快，雁似的从大门口飞来，一直到房门。在前面挽着的那个人，把祖母停下。我站在玻璃窗里，小小的心灵上，有无限的奇秘冲击着。我以为祖母不会从那里头走出来，我想祖母为什么要被装进槽子里呢？我渐渐惊怕起来，我完全成个呆气的孩子，把头盖顶住玻璃，想尽方法理解我所不能理解的那个从来没有见过的槽子。
很快我领会了！见祖母从口袋里拿钱给那个人，并且祖母非常兴奋，她说叫着，斗篷几乎从她的肩上脱溜下去！
“呵！今天我坐着东洋驴子回来的，那是过于安稳呀！还是头一次呢，我坐过安稳的车子！”
祖父在街上也看见过人们所呼叫的东洋驴子，妈妈也没有奇怪。只是我，仍旧头皮顶撞在玻璃那儿，我眼看那个驴子从门口飘飘地不见了！我的心魂被引了去。
等我离开窗子，祖母的斗篷已是脱在炕的中央，她嘴里叨叨地讲着她街上所见的新闻。可是我没有留心听，就是给我吃什么糖果之类，我也不会留心吃，只是那样的车子太吸引我了！太捉住我小小的心灵了！
夜晚在灯光里，我们的邻居，刘三奶奶摇闪着走来，我知道又是找祖母来谈天的。所以我稳当当地占了一个位置在桌边。于是我咬起嘴唇来，仿佛大人样能了解一切话语，祖母又讲关于街上所见的新闻，我用心听，我十分费力！
“……那是可笑，真好笑呢！一切人站下瞧，可是那个乡巴佬还是不知道笑自己，拉车的回头才知道乡巴佬是蹲在车子前放脚的地方，拉车的问：‘你为什么蹲在这地方？’乡巴佬说他怕拉车的过于吃力，蹲着不是比坐着强吗？比坐在那里不是轻吗？所以没敢坐下……”
邻居的三奶奶，笑得几个残齿完全摆在外面，我也笑了！祖母还说，她感到这个乡巴佬难以形容，她的态度，她用的一切字眼儿，都是引人发笑。
“后来那个乡巴佬，你说怎么样！他从车上跳下来，拉车的问他为什么跳？他说：‘若是蹲着吗？那还行。坐着，我实在没有那样的钱。’拉车的说：‘坐着，我不多要钱。’那个乡巴佬到底不信这话，从车上搬下他的零碎东西，走了。他走了！”
我听得懂，我觉得费力，我问祖母：
“你说的，那是什么驴子？”
她不懂我的半句话，拍了我的头一下，当时我真是不能记住那样繁复的名词。过了几天祖母又上街，又是坐驴子回来的，我的心里渐渐羡慕祖母，也想要坐驴子。
过了两年，六岁了！我的聪明，也许是我的年岁吧！支持着我使我愈见讨厌我那个皮球，那真是太小，而又太旧了；我不能喜欢黑脸皮球，我爱上邻家孩子手里那个大的；买皮球，好像我的志愿，一天比一天坚决起来。
向祖母说，她答：“过几天买吧，你先玩这个吧！”
又向祖父请求，他答：“这个还不是很好吗？不是没有出气吗？”
我得知他们的意思是说旧皮球还没有破，不能买新的。于是把皮球在脚下用力捣毁它，任是怎样捣毁，皮球仍是很圆，很鼓，后来到祖父面前让他替我踏破！祖父变了脸色，像是要打我，我跑开了！
从此，我每天表示不满意的样子。
终于一天晴朗的夏日，戴起小草帽来，自己出街去买皮球了！朝向母亲曾领我到过的那家铺子走去，离家不远的时候，我的心志非常光明，能够分辨方向，我知道自己是向北走。过了一会儿，不然了！太阳我也找不着了！一些些的招牌，依我看来都是一个样，街上的行人好像每个都要撞倒我似的，就连马车也好像是旋转着。我不晓得自己走了多远，只是我实在疲劳。不能再寻找那家商店，我急切地想回家，可是家也被寻觅不到。我是从哪一条路来的？究竟家是在什么方向？
我忘记一切危险，在街心停住，我没有哭，把头向天，愿看见太阳。因为平常爸爸不是拿指南针看看太阳就知道或南或北吗？我虽然看了，只见太阳在街路中央，别的什么都不能知道，我无心留意街道，跌倒在了阴沟板上面。
“小孩！小心点。”
身边的马车夫驱着车子过去，我想问他我的家在什么地方，他走过了！我昏沉极了！忙问一个路旁的人：
“你知道我的家吗？”
他好像知道我是被丢的孩子，或许那时候我的脸上有什么急慌的神色，那人跑向路的那边去，把车子拉过来，我知道他是洋车夫，他和我开玩笑一般：
“走吧！坐车回家吧！”
我坐上了车，他问我，总是玩笑一般地：
“小姑娘！家在哪里呀？”
我说：“我们离南河沿不远，我也不知道哪面是南，反正我们南边有河。”
走了一会儿，我的心渐渐平稳，好像被动荡的一盆水，渐渐静止下来，可是不多一会儿，我忽然忧愁了！抱怨自己皮球仍是没有买成！从皮球联想到祖母骗我给买皮球的故事，很快又联想到祖母讲的关于乡巴佬坐东洋车的故事。于是我想试一试，怎样可以像个乡巴佬。该怎样蹲法呢？轻轻地从座位滑下来，当我还没有蹲稳当的时节，拉车的回头来：
“你要做什么呀？”
我说：“我要蹲一蹲试试，你答应我蹲吗？”
他看我已经偎在车前放脚的那个地方，于是他向我深深地做了一个鬼脸，嘴里哼着：
“倒好哩！你这样孩子，很会淘气！”
车子跑得不很快，我忘记街上有没有人笑我。车跑到红色的大门楼，我知道家了！我应该起来呀！应该下车呀！不，目的想给祖母一个意外的发笑，等车拉到院心，我仍蹲在那里，像耍猴人的猴样，一动不动。祖母笑着跑出来了！祖父也是笑！我怕他们不晓得我的意义，我用尖音喊：
“看我！乡巴佬蹲东洋驴子！乡巴佬蹲东洋驴子呀！”
只有妈妈大声骂着我，忽然我怕要打我，我是偷着上街。
洋车忽然放停，从上面我倒滚下来，不记得被跌伤没有。祖父猛力打了拉车的，说他欺侮小孩，说他不让小孩坐车让蹲在那里。没有给他钱，从院子把他轰出去。
所以后来，无论祖父对我怎样疼爱，心里总是生着隔膜，我不同意他打洋车夫，我问：
“你为什么打他呢？那是我自己愿意蹲着。”
祖父把眼睛斜视一下：“有钱的孩子是不受什么气的。”
现在我是二十多岁了！我的祖父死去多年了！在这样的年代中，我没发现一个有钱的人蹲在洋车上；他有钱，他不怕车夫吃力，他自己没拉过车，自己所尝到的，只是被拉着的舒服滋味。假若偶尔有钱家的小孩子要蹲在车厢中玩一玩，那么孩子的祖父出来，拉洋车的便要被打。
可是我呢？现在变成个没有钱的孩子了！
烦扰的一日
他在祈祷，他好像是向天祈祷。
他正是跪在栏杆那儿——冰冷的、石块砌成的人行道。然而他没有鞋子，并且他用裸露的膝头去接触一些个冬天的石块。我还没有走近他，我的心已经为愤恨而烧红，而快要胀裂了！
我咬我的嘴唇，毕竟我是没有押起眼睛来走过他。
他是那样年老而昏聋，眼睛像是已腐烂过。街风是锐利的，他的手已经被吹得和一个死物样。可是风，仍然是锐利的。我走近他，但不能听清他祈祷的文句，只是喃喃着。
一个俄国老妇——她说的不是俄语，大概是犹太人——把一张小票子放到老人的手里，同时他仍然喃喃着，好像是向天祈祷。
我带着我重得和石头似的心走回屋中，把积下的旧报纸取出来，放到老人的面前，为的是他可以卖几个钱，但是当我已经把报纸放好的时候，我心起了一个剧变，我认为我是最庸俗没有的人了！仿佛我是做了一件蠢事般的。于是我摸衣袋，我思考家中存钱的盒子，可是连半角钱的票子都不能够寻思得到。老人是过于笨拙了！怕是他不晓得怎样去卖旧报纸。
我走向邻居家去，她的小孩子在床上玩着，她常常是没有心思向我讲一些话。我坐下来，把我带去的包袱打开，预备裁一件衣服。可是今天雪琦说话了：
“于妈还不来，那么，我的孩子会使我没有希望。你看我是什么事也没有做，外国语不能读，而且我连读报的趣味都没有呀！”
“我想你还是另寻一个老妈子好啦！”
“我也这样想，不过实际是困难的。”
她从生了孩子以来，那是五个月，她沉下苦恼的陷阱去，唇部不似以前有颜色，脸儿皱皱的。
为着我到她家去替她看小孩，她走了，和猫一样蹑手蹑脚地下楼去了。
小孩子自己在床上玩得厌了，几次想要哭闹，我忙着裁旗袍，只是用声音招呼他。看一下时钟，知道她去了还不到一点钟，可是看小孩子要多么耐性呀！我烦乱着，这仅是一点钟。
妈妈回来了，带进来衣服的冷气，后面跟进来一个瓷人样的，缠着两只小脚，穿着毛边鞋子，她坐在床沿，并且在她进房的时候，她还向我行了一个深深的鞠躬礼，我又看见她戴的是毛边帽子，她坐在床沿。
过了一会儿，她是欣喜的，有点不像瓷人：“我是没有做过老妈子的，我的男人在十八道街开柳条包铺，带开药铺……我实在不能再和他生气，谁都是愿意支使人，还有人愿意给人家支使吗？咱们命不好，那就讲不了！”
像猜谜似的，使人想不出她是什么命运。雪琦她欢喜，她想幸福是近着她了，她在感谢我：
“玉莹，你看，今天你若不来，我怎能去找这个老妈子来呀！”
那个半老的婆娘仍然讲着：“我的男人他打我骂我，以先对我很好，因为他开柳条包铺，要招股东。就是那个入二十元钱顶大的股东，他替我造谣，说我娘家有钱，为什么不帮助开柳条铺呢？在这一年中，就连一顿舒服饭也没吃过，我能不伤心吗！我十七岁过门，今年我是二十四岁。他从不和我吵闹过。”
她不是个半老的婆娘，她才二十四岁。说到这样伤心的地方，她没有哭，她晓得做老妈子的身份。可是又想说下去，雪琦眉毛打锁，把小孩子给她：
“你抱他试试。”
小孩子，不知为什么，但是他哭，也许他不愿看那种可怜的脸相！
雪琦有些不快乐了，只是一刻的工夫，她觉得幸福是远着她了！
过了一会儿，她又像个瓷人，最像瓷人的部分，就是她的眼睛，眼珠定住。我们一向她看去，她忙着把眼珠活动一下，然而很慢，并且一会儿又要定住。
“你不要想，将来你会有好的一日……”
“我是同他打架生气的，一生气就和呆人一样，什么也不能做。”那瓷人又忙着补充一句，“若不生气，什么病也没有呀！好人一样，好人一样。”
后来她看我缝衣裳，她来帮助我，我不愿她来帮助，但是她要来帮助。
小孩子吃着奶，在妈妈的怀中睡了。孩子怕一切音响，我们的呼吸，为着孩子的睡觉都能听得清。
雪琦更不欢喜了。大概她在害怕着，她在计量着，计量她的计划怎样失败。我窥视出来这个瓷器的老妈，怕一会儿就要被辞退。
然而她是有希望的，满有希望，她殷勤地在盆中给小孩在洗尿布。
“我是不知当老妈子的规矩的，太太要指教我。”她说完坐在木凳上，又开始变成不动的瓷人。
我烦扰着，街头的老人又回到我的心中；雪琦铅板样的心沉沉地挂在脸上。
“你把脏水倒进水池子去。”她向摆在木凳间的那瓷人说。捧着水盆子，那个妇人紫色毛边鞋子还没有响出门去，雪琦的眼睛像小偷一样转过来了：
“她是不是不行？那么快让她走吧！”
孩子被丢在床上，他哭叫，她到隔壁借三角钱给老妈子的工钱。
那紫色的毛边鞋慢慢移着，她打了盆净水放在盆架间，过来招呼孩子。孩子惧怕这瓷人，他更哭。我缝着衣服，不知怎么一种不安传染了我的心。
忽然老妈子停下来，那是雪琦把三角钱的票子示到面前的时候，她拿到三角钱走了。她回到妇女们最伤心的家庭去，仍去寻她恶毒的生活。毛边帽子，毛边鞋子，来了又走了。
雪琦仍然自己抱着孩子。
“你若不来，我怎能去找她来呢！”她埋怨我。
我们深深呼吸了一下，好像刚从暗室走出。屋子渐渐没有阳光了，我回家了，带着我的包袱，包袱中好像裹着一群麻烦的想头——妇女们有可厌的丈夫，可厌的孩子。冬天追赶着叫花子使他绝望。
在家门口，仍是那条栏杆，但是那块石道，老人向天跪着，黄昏了，给他的绝望甚于死。
我经过他，我总不能听清他祈祷的文句，但我知道他祈祷的，不是我给他的那些报纸，也不是半角钱的票子，是要从死的边沿上把他拔回来。然而让我怎样做呢？他向天跪着，他向天祈祷……
镀金的学说
我的伯伯，他是我童年唯一崇拜的人物，他说起话有宏亮的声音，并且他什么时候讲话总关于正理，至少那时候我觉得他的话是严肃的，有条理的，千真万对的。
那年我十五岁，是秋天，无数张叶子落了，回旋在墙根了。我经过北门旁在寒风里号叫着的老榆树，那榆树的叶子也向我打来。可是我抖擞着跑进屋去，我是参加一个邻居姐姐出嫁的筵席回来。一边脱换我的新衣裳，一边同母亲说，那好像同母亲吵嚷一般：“妈，真的没有见过，婆家说新娘笨，也有人当面来羞辱新娘，说她站着的姿势不对，坐着的姿势不好看，林姐姐一声也不作，假若是我呀！哼！……”
母亲说了几句同情的话，就在这样的当儿，我听清伯父在呼唤我的名字。他的声音是那样低沉，平素我是爱伯父的，可是也怕他，于是我心在小胸膛里边惊跳着走出外房去。我的两手下垂，就连视线也不敢放过去。
“你在那里讲究些什么话？很有趣哩！讲给我听听。”伯父说话的时候，他的眼睛流动笑着，我知道他没有生气，并且我想他很愿意听我讲究。我就高声把那事又说了一遍，我且说且做出种种姿势来。等我说完的时候，我仍欢喜，说完了我把说话时跳打着的手足停下，静等着伯伯夸奖我呢！可是过了很多工夫，伯伯在桌子旁仍写他的文字，对我好像没有反应，再等一会儿他对于我的讲话也绝对没有回响。至于我呢，我的小心房立刻感到压迫，我想：我错在什么地方？话讲的是很流利呀！讲话的速度也算是活泼呀！伯伯好像一块朽木塞住我的咽喉，我愿意快躲开他到别的房中去长叹一口气。
伯伯把笔放下了，声音也跟着来了：“你不说假若是你吗？是你又怎么样？你比别人更糟糕，下回少说这一类话！小孩子学着夸大话，浅薄透了！假如是你，你比别人更糟糕，你想你总要比别人高一倍吗？再不要夸口，夸口是最可耻，最没出息的。”
我走进母亲的房里时，坐在炕沿我弄着发辫，默不作声，脸部感到很烧很烧。以后我再不夸口了！
伯父又常常讲一些关于女人的服装的意见。他说穿衣服素色最好，不要涂粉、抹胭脂，要保持本来的面目。我常常是保持本来的面目，不涂粉不抹胭脂，也从没穿过花色的衣裳。
后来我渐渐对于古文有趣味，伯父给我讲古文，记得讲到《吊古战场文》那篇，伯父被感动得有些声咽，我到后来竟哭了！从那时起我深深感到战争的痛苦与残忍。大概那时我才十四岁。
又过一年，我从小学卒业就要上中学的时候，我的父亲把脸沉下了！他终天把脸沉下。等我问他的时候，他瞪一瞪眼睛，在地板上走转两圈，必须要过半分钟才能给一个答话：
“上什么中学？上中学在家上吧！”
父亲在我眼里变成一只没有一点热气的鱼类，或者别的不具着情感的动物。
半年的工夫，母亲同我吵嘴，父亲骂我：“你懒死啦！不要脸的！”当时我过于气愤了，实在受不住这样一架机器压轧了。我问他：“什么叫不要脸呢？谁不要脸！”听了这话他立刻像火山一样爆裂起来。当时我没能看出他头上有火冒也没。父亲满头的发丝一定被我烧焦了吧！那时我是在他的手掌下倒了下来，等我爬起来时，我也没有哭。可是父亲从那时起他感到父亲的尊严是受了一大挫折，也从那时起每天想要恢复他的父权。他想做父亲的更该尊严些，或者加倍的尊严着才能压住子女吧！
可真加倍尊严起来了！每逢他从街上回来，都是黄昏时候，父亲一走到花墙的地方便从喉管作出响动，咳嗽几声啦，或是吐一口痰啦。后来渐渐我听他只是咳嗽而不吐痰，我想父亲一定会感着痰不够用了呢！我想做父亲的为什么必须尊严呢？或者因为做父亲的肚子太清洁？！把肚子里所有的痰都全部吐出来了？
一天天睡在炕上，慢慢我病着了！我什么心思也没有了！一班同学不升学的只有两三个，升学的同学给我来信告诉我，她们打网球，学校怎样热闹，也说些我所不懂的功课。我愈读这样的信，心愈加沉重。
老祖父支住拐杖，仰着头，白色的胡子振动着说：“叫樱花上学去吧！给她拿火车费，叫她收拾收拾起身吧！小心病坏了！”
父亲说：“有病在家养病吧，上什么学，上学！”
后来连祖父也不敢向他问了，因为后来不管亲戚朋友，提到我上学的事他都是连话不答，出走在院中。
整整死闷在家中三个季节，现在是正月了。家中大会宾客，外祖母啜着汤食向我说：“樱花，你怎么不吃什么呢？”
当时我好像要流出眼泪来，在桌旁的枕上，我又倒下了！因为伯父外出半年是新回来，所以外祖母向伯父说：“他伯伯，向樱花爸爸说一声，孩子病坏了，叫她上学去吧！”
伯父最爱我，我五六岁时他常常来我家，他从北边的乡村带回来榛子。冬天他穿皮大氅，从袖口把手伸给我，那冰寒的手呀！当他拉住我的手的时候，我因害怕挣脱着跑了；可是我知道一定有榛子给我带来，我秃着头，两手捏耳朵，在院子里我向每个货车夫问：“有榛子没有？榛子没有？”
伯父把我裹在大氅里，抱着我进去，他说：“等一等给你榛子。”
我渐渐长大起来，伯父仍是爱我的，讲故事给我听。买小书给我看，等我入高级，他开始给我讲古文了！有时族中的哥哥弟弟们都唤来，他讲给我们听，可是书讲完他们临去的时候，伯父总是说：“别看你们是男孩子，樱花比你们全强，真聪明。”
他们自然不愿意听了，一个一个退走出去。不在伯父面前他们齐声说：“你好呵！你有多聪明！比我们这一群浑蛋强得多。”
男孩子说话总是有点野，不愿意听，便离开他们了。谁想男孩子们会这样放肆呢？他们扯住我，要打我：“你聪明，能当个什么用？我们有气力，要收拾你。”“什么狗屁聪明，来，我们大家伙儿看看你的聪明到底在哪里！”
伯父当着什么人也夸奖我：“好记力，心机灵快。”
现在一讲到我上学的事，伯父微笑了：“不用上学，家里请个老先生念念书就够了！哈尔滨的文学生们太荒唐。”
外祖母说：“孩子在家里教养好，到学堂也没有什么坏处。”
于是伯父斟了一杯酒，夹了一片香肠放到嘴里，那时我多么不愿看他吃香肠呵！那一刻我是怎样恼烦着他！我讨厌他喝酒用的杯子，我讨厌他上唇生着的小黑髭，也许伯伯没有观察我一下！他又说：“女学生们靠不住，交男朋友啦！恋爱啦！我看不惯这些。”
从那时起伯父同父亲是没有什么区别，变成严凉的石块。
当年，我升学了，那不是什么人帮助我，是我自己向家庭施行的骗术。后一年暑假，我从外回家，我和伯父的中间，总感到一种淡漠的情绪，伯父对我似乎是客气了，似乎是有什么从中间隔离着了！
一天伯父上街去买鱼，可是他回来的时候，筐子是空空的。母亲问：
“怎么！没有鱼吗？”
“哼！没有。”
母亲又问：“鱼贵吗？”
“不贵。”
伯父走进堂屋坐在那里好像幻想着一般，后门外树上满挂着绿的叶子，伯父望着那些无知的叶子幻想，最后他小声唱起，像是有什么悲哀蒙蔽着他了！看他的脸色完全可怜起来。他的眼睛是那样忧烦地望着桌面，母亲说：“哥哥头痛吗？”
伯父似乎不愿回答，摇着头，他走进屋倒在床上，很长时间，他翻转着，扇子他不用来摇风，在他手里乱响。他的手在胸膛上拍着，气闷着，再过一会儿，他完全安静下去，扇子任意丢在地板，苍蝇落在脸上，也不去搔它。
晚饭上桌了，伯父多喝了几杯酒，红着颜面向祖父说：
“菜市上看见王大姐呢！”
王大姐，我们叫他王大姑，常听母亲说：“王大姐没有妈，爹爹因为贫穷去做了土匪，只留下她这个可怜的孩子住在我们家里。”伯父很多情呢！伯父也会恋爱呢，伯父的屋子和我姑姑们的屋子挨着，那时我的三个姑姑全没出嫁。
一夜，王大姑没有回内房去睡，伯父伴着她哩！
祖父不知这件事，他说：“怎么不叫她来家呢？”
“她不来，看样子是很忙。”
“呵！从出了门子总没见过，二十多年了，二十多年了！”
祖父捋着斑白的胡子，他感到自己是老了！
伯父也感叹着：“嗳！一转眼，老了！不是姑娘时候的王大姐了！头发白了一半。”
伯父的感叹和祖父完全不同，伯父是痛惜着他破碎的青春的故事。又想一想他婉转着说，说时他神秘地有点微笑：“我经过菜市场，一个老太太回头看我，我走过，她仍旧看我。停在她身后，我想一想，是谁呢？过会儿我说：‘是王大姐吗？’她转过身来。我问她：‘在本街住吧？’她很忙，要回去烧饭，随后她走了，什么话也没说，提着空筐子走了！”
夜间，全家人都睡了，我偶然到伯父屋里去找一本书。因为对他，我连一点信仰也失去了，所以无言走出。
伯父愿意和我谈话似的：“没睡吗？”
“没有。”
隔着一道玻璃门，我见他无聊的样子翻着书和报，枕旁一支蜡烛，火光在起伏。伯父今天似乎是例外，同我讲了好些话，关于报纸上的，又关于什么年鉴上的。他看见我手里拿着一本花面的小书，他问：“什么书？”
“小说。”
我不知道他的话是从什么地方说起：“言情小说，《西厢》是妙绝，《红楼梦》也好。”
那夜伯父奇怪地向我笑，微微的笑，把视线斜着看住我。我忽然想起白天所讲的“王大姑来了”，于是给伯父倒一杯茶，我走出房来，让他伴着茶香来慢慢地回味着记忆中的姑娘吧！
我与伯伯的学说渐渐悬殊，因此感情也渐渐恶劣，我想什么给感情分开的呢？我需要恋爱，伯父也需要恋爱。伯父见着他年轻时候的情人痛苦，假若是我也是一样。
那么他与我有什么不同呢？不过伯伯相信的是镀金的学说。
感情的碎片
近来觉得眼泪常常充满着眼睛，热的，它们常常会使我的眼圈发烧。然而它们一次也没有滚落下来。有时候它们站到了眼毛的尖端，闪耀着玻璃似的液体，每每在镜子里面看到。
一看到这样的眼睛，又好像回到了母亲死的时候。母亲并不十分爱我，但也总算是母亲。她病了三天了，是七月的末梢。许多医生来过了，他们骑着白马，坐着三轮车。但那最高的一个，他用银针在母亲的腿上刺了一下，他说：
“血流则生，不流则亡。”
我确确实实看到那针孔是没有流血，只是母亲的腿上凭空多了一个黑点。医生和别人都退了出去，他们在堂屋里议论着。我背向了母亲，我不再看她腿上的黑点。我站着。
“母亲就要没有了吗？”我想。
大概就是她极短的清醒的时候：
“……你哭了吗？不怕，妈死不了！”
我垂下头去，扯住了衣襟，母亲也哭了。
而后我站到房后摆着花盆的木架旁边去。我从衣袋取出来母亲买给我的小洋刀。
“小洋刀丢了就从此没有了吧？”于是眼泪又来了。
花盆里的金百合映着我的眼睛，小洋刀的闪光映着我的眼睛。眼泪就再没有流落下来，然而那是热的，是发炎的。但那是孩子的时候，而今则不应该了。
祖父死了的时候
祖父总是有点变样子，他喜欢流起眼泪来，同时过去很重要的事情他也忘掉。比方过去那一些他常讲的故事，现在讲起来，讲了一半，下一半他就说：“我记不得了。”
某夜，他又病了一次，经过这一次病，他竟说：“给你三姑写信，叫她来一趟，我不是四五年没看过她吗？”他叫我写信给我已经死去五年的姑母。
那次离家是很痛苦的。学校来了开学通知信，祖父又一天一天地变样起来。
祖父睡着的时候，我就躺在他的旁边哭，好像祖父已经离开我死去似的，一面哭着一面抬头看他凹陷的嘴唇。我若死掉祖父，就死掉我一生最重要的一个人，好像他死了就把人间一切“爱”和“温暖”带得空空虚虚。我的心被丝线扎住或铁丝绞住了。
我联想到母亲死的时候。母亲死以后，父亲怎样打我，又娶一个新母亲来。这个母亲很客气，不打我，就是骂，也是指着桌子或椅子来骂我。客气是越客气了，但是冷淡了，疏远了，生人一样。
“到院子去玩玩吧！”祖父说了这话之后，在我的头上撞了一下，“喂！你看这是什么？”一个黄金色的橘子落到我的手中。
夜间不敢到茅厕去，我说：“妈妈同我到茅厕去趟吧。”
“我不去！”
“那我害怕呀！”
“怕什么？”
“怕什么？怕鬼怕神？”父亲也说话了，把眼睛从眼镜上面看着我。
冬天，祖父即使已经睡下，也会起床，然后赤着脚，开着纽扣跟我到外面茅厕去。
学校开学，我迟到了四天。三月里，我又回家一次，正在外面叫门，里面小弟弟嚷着：“姐姐回来了！姐姐回来了！”大门开时，我就远远注意着祖父住着的那间房子，果然祖父的面孔和胡子闪现在玻璃窗里。我跳着笑着跑进屋去，但不是高兴，只是心酸，祖父的脸色更惨淡、更白了。等屋子里一个人没有时，他流着泪，他慌慌忙忙的一边用袖口擦着眼泪，一边抖动着嘴唇说：“爷爷不行了，不知早晚……前些日子好险没跌……跌死。”
“怎么跌的？”
“就是在后屋，我想去解手，招呼人，也听不见，按电铃也没有人来，就得爬啦。还没到后门口，腿颤，心跳，眼前发花了一阵就倒下去。没跌断了腰……人老了，有什么用处！爷爷是八十一岁呢。”
“爷爷是八十一岁。”
“没用了，活了八十一岁还是在地上爬呢！我想你看不着爷爷了，谁知没有跌死，我又慢慢爬到炕上。”
我走的那天也是和我回来那天一样，白色的脸的轮廓闪现在玻璃窗里。
在院心我回头看着祖父的面孔，走到大门口，在大门口我仍可看见，出了大门，就被门扇遮断。
从这一次祖父就与我永远隔绝了。虽然那次和祖父告别，并没说出一个永别的字。我回来看祖父，这回门前吹着喇叭，幡杆挑得比房头更高，马车离家很远的时候，我已看到高高的白色幡杆了，吹鼓手们的喇叭怆凉地在悲号。马车停在喇叭声中，大门前的白幡、白对联，院心的灵棚，闹嚷嚷许多人，吹鼓手们响起呜呜的哀号。
这回祖父不坐在玻璃窗里，是睡在堂屋的板床上，没有灵魂地躺在那里。我要看一看他白色的胡子，可是怎样看呢！拿开他脸上蒙着的纸吧，胡子、眼睛和嘴都不会动了，他真的一点感觉也没有了！我从祖父的袖管里去摸他的手，手也没有感觉了。祖父这回真死去了啊！
祖父装进棺材去的那天早晨，正是后园里玫瑰花开放满树的时候。我扯着祖父的一张被角，抬向灵前去。吹鼓手在灵前吹着大喇叭。
我怕起来，我号叫起来。
“咣咣！”黑色的、半尺厚的灵柩盖子压上去。
吃饭的时候，我饮了酒，用祖父的酒杯饮的。饭后我跑到后园玫瑰树下去卧倒，园中飞着蜂子和蝴蝶，绿草的清凉的气味，这都和十年前一样。可是十年前死了妈妈。妈妈死后我仍是在园中扑蝴蝶，这回祖父死去，我却饮了酒。
过去的十年我是和父亲打斗着生活，在这期间我觉得人是残酷的东西。父亲对我是没有好面孔的，对于仆人也是没有好面孔的，他对于祖父也是没有好面孔的。因为仆人是穷人，祖父是老人，我是个小孩子，所以我们这些完全没有保障的人就落到他的手里。后来我看到新娶来的母亲也落到他的手里，他喜欢她的时候，便同她说笑，他恼怒时便骂她，母亲渐渐也怕起父亲来。
母亲也不是穷人，也不是老人，也不是孩子，怎么也怕起父亲来呢？我到邻家去看看，邻家的女人也是怕男人。我到舅家去，舅母也是怕舅父。
我懂得的尽是些偏僻的人生，我想世间死了祖父，就没有再同情我的人了，世间死了祖父，剩下的尽是些凶残的人了。
我饮了酒，回想，幻想……
以后我必须不要家，到广大的人群中去，但我在玫瑰树下战怵了，人群中没有我的祖父。
所以我哭着，整个祖父死的时候我哭着。
索非亚的愁苦
侨居在哈尔滨的俄国人那样多。从前他们骂着：“穷党！穷党！”
连中国人开着的小酒店或是小食品店，都怕“穷党”进去。谁都知道“穷党”喝了酒，常常会讨不出钱来。
可是现在那骂着穷党的，他们做了“穷党”了：马车夫，街上的浮浪人，叫花子，至于那大胡子的老磨刀匠，至于那去过欧战的独腿人，那拉手风琴在乞讨铜板的，人们叫他街头音乐家的独眼人。
索非亚的父亲就是马车夫。
索非亚是我的俄文教师。
她走路走得很漂亮，像跳舞一样。可是，她跳舞跳得怎样呢？那我不知道，因为我还不懂得跳舞。但是我看她转着那样圆的圈子，我喜欢她。
没多久，熟识了之后，我们是常常跳舞的。“再教我一个新步法！这个，你看我会了。”
桌上的表一过十二点，我们就停止读书。我站起来，走了一点姿势给她看。
“这样可以吗？左边转，右边转，都可以！”
“怎么不可以！”她的中国话讲得比我们初识的时候更好了。
为着一种感情，我从不以为她是一个“穷党”，几乎连那种观念也没有存在。她唱歌唱得也很好，她又教我唱歌。有一天，她的手指甲染得很红的来了。还没开始读书，我就对她的手很感到趣味，因为没有看到她装饰过。她从不涂粉，嘴唇也是本来的颜色。
“嗯哼，好看的指甲啊！”我笑着。
“呵！坏的，不好的，‘涅克拉西为’是不美的、难看的意思。”
我问她：“为什么难看呢？”
“读书，读书，十一点钟了。”她没有回答我。
后来，我们再熟识的时候，不仅跳舞、唱歌，我们谈着服装，谈着女人：西洋女人，东洋女人，俄国女人，中国女人。有一天，我们正在讲解着文法，窗子上有红光闪了一下，我招呼着：
“快看！漂亮哩！”
房东的女儿穿着红缎袍子走过去。我想，她一定要称赞一句，可是她没有：“白吃白喝的人们！”
这样合乎文法完整的名词，我不知道为什么她能说出来。当时，我只是为着这名词的构造而惊奇。至于这名词的意义，好像以后才发现出来。后来，过了很久，我们谈着思想，我们成了好友了。
“白吃白喝的人们，是什么意思呢？”我已经问过她几次了，但仍常常问她。她的解说有意思：“猪一样的，吃得很好，睡得很好。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想……”
“那么，白吃白喝的人们将来要做‘穷党’了吧？”
“是的，要做‘穷党’的。不，可是……”她的一丝笑纹也从脸上退走了。
不知多久，没再提到“白吃白喝”这句话。我们又回转到原来友情上的寸度：跳舞、唱歌，连女人也不再说到。我的跳舞步法也和友情一样没有增加，这样一直继续到“巴斯哈”节。
节前的几天，索非亚手脸色比平日更惨白些，嘴唇白得几乎和脸色一个样，我也再不要求她跳舞。
就是节前的一日，她说：“明天过节，我不来，后天来。”
后天，她来的时候，她向我们说着她愁苦，这很意外。友情因为这个好像又增加起来。
“昨天是什么节呢？”
“‘巴斯哈’节，为死人过的节。染红的鸡子带到坟上去，花圈带到坟上去……”
“什么人都过吗？犹太人也过‘巴斯哈’节吗？”
“犹太人也过，‘穷党’也过，不是‘穷党’也过。”
到现在我想知道索非亚为什么她也是“穷党”，然而我不能问她。
“愁苦，我愁苦……妈妈又生病，要进医院，可是又请不到免费证。”
“要进哪个医院。”
“专为俄国人设的医院。”
“请免费证，还要很困难的手续吗？”
“没有什么困难的，只要不是‘穷党’。”
有一天，我只吃着干面包。那天她来得很早，差不多九点半钟她就来了。
“营养不好，人是瘦的、黑的，工作得少，工作得不好。慢慢健康就没有了。”
我说：“不是，只喜欢空吃面包，而不喜欢吃什么菜。”她笑了：“不是喜欢，我知道为什么。昨天我也是去做客，妹妹也是去做客。爸爸的马车没有赚到钱，爸爸的马也是去做客。”
我笑她：“马怎么也会去做客呢？”
“会的，马到它的朋友家里去，就和它的朋友站在一道吃草。”
俄文读得一年了，索非亚家的牛生了小牛，也是她向我说的。并且当我到她家里去做客，若当老羊生了小羊的时候，我总是要吃羊奶的。并且在她家我还看到那还不很会走路的小羊。
“吉卜赛人是‘穷党’吗？怎么中国人也叫他们‘穷党’呢？”这样话，好像在友情最高的时候更不能问她。
“吉卜赛人也会讲俄国话的，我在街上听到过。”
“会的，犹太人也多半会俄国话！”索非亚的眉毛动弹了一下。
“在街上拉手风琴的一个眼睛的人，他也是俄国人吗？”
“是俄国人。”
“他为什么不回国呢？”
“回国！那你说我们为什么不回国？”她的眉毛好像在黎明时候静止着的树叶，一点也没有摇摆。
“我不知道。”我实在是慌乱了一刻。
“那么犹太人回什么国呢？”
我说：“我不知道。”
春天柳条舞着芽子的时候，常常是阴雨的天气，就在雨丝里一种沉闷的鼓声来在窗外了：“咚咚！咚咚！”
“犹太人，他就是父亲的朋友，去年‘巴斯哈’节他是在我们家里过的。他世界大战的时候去打过仗。”
“咚咚，咚咚，瓦夏！瓦夏！”
我一面听着鼓声，一面听到喊着瓦夏，索非亚的解说在我感不到力量和微弱。
“为什么他喊着瓦夏？”我问。
“瓦夏是他的伙伴，你也会认识他……是的，就是你说的中央大街上拉风琴的人。”
那犹太人的鼓声并不响了，但仍喊着瓦夏，那一双肩头一齐耸起又一齐落下，他的腿是一只长腿一只短腿。那只短腿使人看了会并不相信是存在的，那是从腹部以下就完全失去了，和丢掉一只腿的蛤蟆一样畸形。
他经过我们的窗口，他笑笑。
“瓦夏走得快哪！追不上他了。”这是索非亚给我翻译的。
等我们再开始讲话，索非亚她走到屋角长青树的旁边：
“屋子太没趣了，找不到灵魂，一点生命也感不到地活着啊！冬天屋子冷，这树也黄了。”
我们的谈话，一直继续到天黑。
索非亚述说着在落雪的一天她跌了跤，从前安得来夫将军的儿子在路上骂她“穷党”。
“……你说，那猪一样的东西，我该骂他什么呢？——‘骂谁“穷党”！你爸爸的骨头都被“穷党”的煤油烧掉了’——他立刻躲开我，他什么话也没有再回答。‘穷党’，吉卜赛人也是‘穷党’，犹太人也是‘穷党’。现在真正的‘穷党’还不是这些人，那些沙皇的子孙们，那些流氓们才是真正的‘穷党’。”
索非亚的情感约束着我，我忘记了已经是应该告别的时候。
“去年的‘巴斯哈’节，爸爸喝多了酒，他伤心……他给我们跳舞，唱高加索歌……我想他唱的一定不是什么歌曲，那是他想他家乡的心情的号叫，他的声音大得厉害哩！我的妹妹米娜问他：‘爸爸唱的是哪里的歌？’他接着就唱起‘家乡’‘家乡’来了，他唱着许多‘家乡’。我们生在中国地方，高加索，我们对它一点什么也不知道。妈妈也许是伤心的，她哭了！犹太人哭了——拉手风琴的人，他哭的时候，把吉卜赛女孩抱了起来。也许他们都想着‘家乡’。可是，吉卜赛女孩不哭，我也不哭。米娜还笑着，她举起酒瓶来跟着父亲跳高加索舞，她一再说：‘这就是火把！’爸爸说：‘对的。’他还是说高加索舞是有火把的。米娜一定是从电影上看到过火把。……爸爸举着三弦琴。”
索非亚忽然变了一种声音：
“不知道吧！为什么我们做‘穷党’？因为是高加索人。哈尔滨的高加索人还不多，可是没有生活好的。从前是‘穷党’，现在还是‘穷党’。爸爸在高加索的时候种田，来到中国也是种田。现在他赶马车，他是一九一二年和妈妈跑到中国来。爸总是说：‘哪里也是一样，干活计就吃饭。’这话到现在他是不说的了……”
她父亲的马车回来了，院里铛铛地响着铃子。
我再去看她，那是半年以后的事，临告别的时候，索非亚才从床上走下地板来。
“病好了我回国的。工作，我不怕，人是要工作的。传说那边工作很厉害。母亲说，还不要回去吧！可人们没有想想，人们以为这边比那边待他还好！”走到门外她还说：
“‘回国证’怕难一点，不要紧，没有‘回国证’，我也是要回去的。”她走路的样子再不像跳舞，迟缓与艰难。
过了一个星期，我又去看她，我是带着糖果。
“索非亚进了医院的。”她的母亲说。
“病院在什么地方？”
她的母亲说的完全是俄语，那些俄文的街名，无论怎样是我所不懂的。
“可以吗？我去看看她？”
“可以，星期日可以，平常不可以。”
“医生说她是什么病？”
“肺病，很轻的肺病，没有什么要紧。‘回国证’她是得不到的，‘穷党’回国是难的。”
我把糖果放下就走了。这次送我出来的不是索非亚，而是她的母亲。
过夜
也许是快近天明了吧！我第一次醒来。街车稀疏地从远处响起，一直到那声音雷鸣一般地震撼着这房子，直到那声音又远远地消灭下去，我都听到的。但感到生疏和广大，我就像睡在马路上一样，孤独并且无所凭据。
睡在我旁边的是我所不认识的人，那鼾声对于我简直是厌恶和隔膜。我对她并不存着一点感激，也像憎恶我所憎恶的人一样憎恶她。虽然在深夜里她给我一个住处，虽然从马路上把我招引到她的家里。
那夜寒风逼着我非常严厉，眼泪差不多和哭着一般流下，用手套抹着、揩着；在我敲打姨母家的门的时候，手套几乎是结了冰，在门扇上起着小小的黏结。我一面敲打一面叫着：
“姨母！姨母……”她家的人完全睡下了，狗在院子里面叫了几声。我只好背转来走去。脚在下面感到有针在刺着似的痛楚。我是怎样的去羡慕那些临街的我所经过的楼房，对着每个窗子我起着愤恨。那里面一定是温暖和快乐，并且那里面一定设置着很好的眠床。一想到眠床，我就想到了我家乡那边的马房，挂在马房里面不也很安逸吗！甚至于我想到了狗睡觉的地方，那一定有茅草。坐在茅草上面可以使我的脚温暖。
积雪在脚下面呼叫：“吱……吱……吱……”我的眼毛感到了纠绞，积雪随着风在我的腿部扫打。当我经过那些平日认为可怜的下等妓馆的门前时，我觉得她们也比我幸福。
我快走，慌张地走，我忘记了我背脊怎样的弓起，肩头怎样的耸高。
“小姐！坐车吧！”经过繁华一点的街道，洋车夫们向我说着。
都记不得了，那等在路旁的马车的车夫们也许和我开着玩笑。
“喂……喂……冻得活像个他妈的……小鸡样……”
但我只看见马的蹄子在石路上面跺打。
我走上了我熟稔的扶梯，我摸索，我寻找电灯，往往一件事情越接近着终点越容易着急和不能忍耐。升到最高级了，几乎从顶上滑了下来。
感到自己的力量完全用尽了！再多走半里路也好像是不可能，并且这种寒冷我再不能忍耐，并且脚冻得麻木了，需要休息下来，无论如何它需要一点暖气，无论如何不应该再让它去接触着霜雪。
去按电铃，电铃不响了，但是门扇欠了一个缝，用手一触时，它自己开了。一点声音也没有，大概人们都睡了。我停在内间的玻璃门外，我招呼那熟人的名字，终没有回答！我还看到墙上那张没有框子的画片。分明房里在开着电灯。再招呼了几声，但是什么也没有……
“喔……”门扇用铁丝绞了起来，街灯就闪耀在窗子的外面。我踏着过道里搬了家余留下来的碎纸的声音，同时在空屋里我听到了自己苍白的叹息。
“浆汁还热吗？”在一排长街转角的地方，那里还张着卖浆汁的白色的布棚。我坐在小凳上，在集合着铜板……
等我第一次醒来时，只感到我的呼吸里面充满着鱼的气味。
“街上吃东西，那是不行的。您吃吃这鱼看吧，这是黄花鱼，用油炸的……”她的颜面和干了的海藻一样打着波皱。
“小金铃子，你个小死鬼，你给我滚出来……快……”我跟着她的声音才发现墙角蹲着个孩子。
“喝浆汁，要喝热的，我也是爱喝浆汁……哼！不然，你就遇不到我了，那是老主顾，我差不多每夜要喝——偏偏金铃子昨晚上不在家，不然的话，每晚都是金铃子去买浆汁。”
“小死金铃子，你失了魂啦！还等我孝敬你吗？还不自己来装饭！”
那孩子好像猫一样来到桌子旁边。
“还见过吗？这丫头十三岁啦，你看这头发吧！活像个多毛兽！”她在那孩子的头上用筷子打了一下，于是又举起她的酒杯来。她的两只袖口都一起往外脱着棉花。
晚饭她也是喝酒，一直喝到坐着就要睡去了的样子。
我整天没有吃东西，昏沉沉和软弱，我的知觉似乎一半存在着，一半失掉了。在夜里，我听到了女孩的尖叫。
“怎么，你叫什么？”我问。
“不，妈呀！”她惶惑地哭着。
从打开着的房门，老妇人捧着雪球回来了。
“不，妈呀！”她赤着身子站到角落里去。
她把雪块完全打在孩子的身上。
“睡吧！我让你知道我的厉害！”她一面说着，孩子的腿部就流着水的条纹。
我究竟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
第二天，我要走的时候，她向我说：
“你有衣裳吗？留给我一件……”
“你说的是什么衣裳？”
“我要去进当铺，我实在没有好当的了！”于是她翻着炕上的旧毯片和流着棉花的被子。
“金铃子这丫头还不中用……也无怪她，年纪还不到哩！五毛钱谁肯要她呢？要长样没有长样，要人才没有人才！花钱看样子吗？前些个年头可行，比方我年轻的时候，我常跟着我的姨姐到班子里去逛逛，一逛就能落几个……多多少少总能落几个……现在不行了！正经的班子不许你进，土窑子是什么油水也没有，老庄那懂得看样子，花钱让他看样子，他就干了吗？就是凤凰也不行啊！落毛鸡就是不花钱谁又想看呢？”她突然用手指在那孩子的头上点了一下。“摆设，总得像个摆设的样子，看这穿戴……呸呸！”
她的嘴和眼睛一致地歪动了一下。“再过两年我就好了。管她长得猫样狗样，可是她到底是中用了！”
她的颜面和一片干了的海蜇一样。我明白一点她所说的“中用”或“不中用”。
“套鞋可以吧？”我打量了我全身的衣裳：一件棉外衣，一件夹袍，一件单衫，一件短绒衣和绒裤，一双皮鞋，一双单袜。
“不用进当铺，把它卖掉，三块钱买的，五角钱总可以卖出。”
我弯下腰在地上寻找套鞋。
“哪里去了呢？”我开始划着一根火柴，屋子里黑暗下来，好像“夜”又要来临了。
“老鼠会把它拖走的吗？不会的吧？”我好像在反复着我的声音，可是她，一点也不来帮助我，无所感觉的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