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雨斋译丛总序
《苦雨斋译丛》新的一辑，收录周作人四种译著：《现代日本小说集》《两条血痕》《如梦记》和《石川啄木诗歌集》。诸书体裁不一，《如梦记》是“写生文”；《两条血痕》是短篇小说、剧本合集；《现代日本小说集》和《石川啄木诗歌集》则如书名所示，分别是短篇小说集和诗歌集，而“诗”与“歌”又实为两种形式。译介缘由也不尽相同，翻译《现代日本小说集》及《两条血痕》是译者早期重要的文学活动；翻译《如梦记》则更多出于个人爱好，即如其所说，“我们在明治时代留学日本的人，对于那时自然更多有怀念，文泉子此书写儿童时代与明治风俗，至为可喜，又与我有不少情分”（《〈如梦记〉第一章附记》）；至于《石川啄木诗歌集》，则系晚年应出版社之约译出，虽然周氏明言“他的诗歌是我顶喜欢的”（《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五》）。上述作品的共同之处在于，除个别篇目外，均属于日本文学史上同一时期——按照吉田精一《现代日本文学史》的分期方法，是为日本近现代文学的“第三期”，即“从明治三十九年自然主义文学运动以后至大正十三、四年无产阶级文学和新感觉派兴起时期止（一九〇六年—一九二五年）”。译者对于近现代日本文学显然有自己特殊的兴趣点和关注点。
周作人到日本留学，恰恰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的一九〇六年，当时夏目漱石与森鸥外正处在创作高潮；五年后回国，唯美派、白桦派和新思潮派作家均已登场，曾经甚嚣尘上的自然主义文学，就在此时开始走下坡路。这些都给周氏留下深刻印象。以后他在《与谢野先生纪念》中说：“我们在明治四十年前后留学东京的人，对于明治时代文学大抵特别感到一种亲近与怀念。这有种种方面，但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这文坛的几位巨匠，如以《保登登几寿》（义曰杜鹃）为本据的夏目漱石，高滨虚子，《早稻田文学》的坪内逍遥，岛村抱月，《明星》，《寿波留》（义曰昴星），《三田文学》的森鸥外，上田敏，永井荷风，与谢野宽诸位先生。三十年的时光匆匆的过去，大正昭和时代相继兴起，各自有其光华，不能相掩盖，而在我们自己却总觉得少年时代所接触的最可留恋，有些连杂志也仿佛那时看见的最好，这虽然未免有点近于笃旧，但也是人情之常吧。”
“五四”之后，周作人和鲁迅着手译介日本现代文学，上面提到的几派作家，均处在创作的巅峰状态。《现代日本小说集》以“介绍现代日本的小说”为目的，理所当然要把他们的作品囊括在内。至于自然主义文学之未予收录，则因为译者眼见得它们“已经是文艺史上的陈迹了”。《小说集》别取“普通被称作日本自然派小说家的先驱”的国木田独步两篇作品，不过所看重的是他有别于自然主义作家，而与夏目漱石、森鸥外等相一致的倾向，乃是将其视为反对自然主义一派的先驱，一并予以介绍。结合吉田精一前述分期方法，可以说《现代日本小说集》是企图全面介绍“第三期”日本近现代小说——自然主义文学除外——的一本集子。假如加上“序文中说及原来拟定而未及翻译的几家”，这一意向就更其明显。周作人所译《两条血痕》一书和收入《陀螺》的《杂译日本诗三十首》（一九二一年）、《啄木的短歌》（一九二二年），以及鲁迅所译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本《一个青年的梦》（一九二二年），其实也是对《现代日本小说集》的补充，而且把范围扩大到整个“文学”了。以后周作人译《如梦记》和《石川啄木诗歌集》，仍然与其一己经验密切相关。
此前日本近现代文学之“第一期”（一八六八年—一八八六年）和“第二期”（一八八七年—一九〇五年）的作品，周作人虽然曾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一文中有所介绍，却很少动手移译。“第三期”终止于大正末年，嗣后周氏并未“与时俱进”。正如《我的杂学》中所说：“明治大正时代的日本文学，曾读过些小说与随笔，至今还有好些作品仍是喜欢，……”继而更写一篇《明治文学之追忆》，对此详加说明。多年后又在私人通信中概括为：“我对于明治时代文学者佩服夏目漱石与森鸥外，大正以下则有谷崎君与永井荷风，今已全变为古人了，至于现代文学因为看不到，所以不知道，其实恐怕看了也不懂得也。”（一九六五年八月七日致鲍耀明）所谓“现代文学”，也许包括整个昭和文学，即吉田精一所说“第四期”（一九二六年—一九四五年）和“第五期”（一九四六年以后）在内。周氏著文涉及这一时期文学，视野仅限于几位仍然活跃的老作家，如岛崎藤村、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等；昭和年代崭露头角的人物，像新感觉派的横光利一、川端康成等，新兴艺术派的龙胆寺雄、舟桥圣一等，则无只字评论。至于晚年翻译战后作家壶井荣的《橡皮底袜子》（收入文化生活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六月出版周丰一译《反抗着暴风雨》一书）、西野辰吉的《美系日人》和《烙印》（分别发表于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二日至十九日和八月二十一日香港《文汇报》，署周丰一译），大约与替出版社校阅高仓辉著《箱根风云录》、德永直著《静静的群山》相仿，属于“为稻粱谋”。
前引周氏对于夏目漱石与森鸥外的推崇，正与鲁迅完全一致。后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周作人自己并未翻译过夏目漱石的作品，森鸥外的也只将Vita Sex－ualis译了一小部分（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九月十六日《北新》第二卷第二十一期），但《现代日本小说集》中有鲁迅所译夏目的《挂幅》《克莱喀先生》和森的《游戏》《沉默之塔》——该书系周氏兄弟合译，反映了他们共同的文学理念。有如此前《鲁迅全集》和《鲁迅译文集》只收录鲁迅所译部分一样，现在《苦雨斋译丛》亦只收录周作人所译部分，然而此皆囿于体例之举，读者仍以一并读之为宜。
二十年代后期，周作人宣布“文学小店关门”；翻译现代日本文学作品的工作，也就告一段落。后来他说：“老实说，我是不大爱小说的，或者因为是不懂所以不爱，也未可知。我读小说大抵是当作文章去看，所以有些不大像小说的，随笔风的小说，我倒颇觉得有意思，……”（《明治文学之追忆》）他对继乎夏目漱石和森鸥外之后的永井荷风和谷崎润一郎，态度就不太一样。曾说：“这两个人都是小说家，但是我所最喜欢的还是他们的随笔。”（《冬天的蝇》）虽然动手翻译过的完整篇章，唯有永井的一则《地图》（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六月《文饭小品》第五期），但是对于永井的随笔集《日和下驮》《冬天的蝇》，谷崎的随笔集《青春物语》《摄阳随笔》，都予以很高评价。《日本管窥之三》一文以谷崎的小说《武州公秘话》所写内容为例，却不是当小说来看的。就像此前写文章谈及菊池宽的小说《兰学事始》，也只是取其材料而已。这与关注点集中于明治、大正两朝文学，无疑都是个人口味使然。周氏后来精心移译文泉子的《如梦记》，且以“假如我在文学上有野心的话，这就是其一”自许，更是这方面的显明例子。
周作人曾在《怠工之辨》中说：“有同乡友人从东京来信，说往访长谷川如是闲氏，他曾云，要了解日本，不能只译文学，要译也须译明治作家之作，因他们所表现的还有日本精神，近人之作则只是个人趣味而已。我很喜欢在日本老辈中还有我们这一路的意见，……”这启发我们，他对于日本近现代文学的上述“偏嗜”，或许还有超越于一己喜好的更深一层的原因。周氏之看重“第三期”文学，尤其是明治后期文学，大概与吉田精一所说有不谋而合之处：此乃日本近现代文学史上“最充实，最多彩，产生了许多名作家、名诗人，因而使人有日本之花盛开之感的时期”。《苦雨斋译丛》所收四部作品，多少反映了这一面貌。
二〇〇四年九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