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雨斋译丛总序

苦雨斋译丛总序

《苦雨斋译丛》新的一辑,收录周作人四种译著:《现代日本小说集》《两条血痕》《如梦记》和《石川啄木诗歌集》。诸书体裁不一,《如梦记》是“写生文”;《两条血痕》是短篇小说、剧本合集;《现代日本小说集》和《石川啄木诗歌集》则如书名所示,分别是短篇小说集和诗歌集,而“诗”与“歌”又实为两种形式。译介缘由也不尽相同,翻译《现代日本小说集》及《两条血痕》是译者早期重要的文学活动;翻译《如梦记》则更多出于个人爱好,即如其所说,“我们在明治时代留学日本的人,对于那时自然更多有怀念,文泉子此书写儿童时代与明治风俗,至为可喜,又与我有不少情分”(《〈如梦记〉第一章附记》);至于《石川啄木诗歌集》,则系晚年应出版社之约译出,虽然周氏明言“他的诗歌是我顶喜欢的”(《知堂回想录·我的工作五》)。上述作品的共同之处在于,除个别篇目外,均属于日本文学史上同一时期——按照吉田精一《现代日本文学史》的分期方法,是为日本近现代文学的“第三期”,即“从明治三十九年自然主义文学运动以后至大正十三、四年无产阶级文学和新感觉派兴起时期止(一九〇六年—一九二五年)”。译者对于近现代日本文学显然有自己特殊的兴趣点和关注点。

周作人到日本留学,恰恰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的一九〇六年,当时夏目漱石与森鸥外正处在创作高潮;五年后回国,唯美派、白桦派和新思潮派作家均已登场,曾经甚嚣尘上的自然主义文学,就在此时开始走下坡路。这些都给周氏留下深刻印象。以后他在《与谢野先生纪念》中说:“我们在明治四十年前后留学东京的人,对于明治时代文学大抵特别感到一种亲近与怀念。这有种种方面,但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这文坛的几位巨匠,如以《保登登几寿》(义曰杜鹃)为本据的夏目漱石,高滨虚子,《早稻田文学》的坪内逍遥,岛村抱月,《明星》,《寿波留》(义曰昴星),《三田文学》的森鸥外,上田敏,永井荷风,与谢野宽诸位先生。三十年的时光匆匆的过去,大正昭和时代相继兴起,各自有其光华,不能相掩盖,而在我们自己却总觉得少年时代所接触的最可留恋,有些连杂志也仿佛那时看见的最好,这虽然未免有点近于笃旧,但也是人情之常吧。”

“五四”之后,周作人和鲁迅着手译介日本现代文学,上面提到的几派作家,均处在创作的巅峰状态。《现代日本小说集》以“介绍现代日本的小说”为目的,理所当然要把他们的作品囊括在内。至于自然主义文学之未予收录,则因为译者眼见得它们“已经是文艺史上的陈迹了”。《小说集》别取“普通被称作日本自然派小说家的先驱”的国木田独步两篇作品,不过所看重的是他有别于自然主义作家,而与夏目漱石、森鸥外等相一致的倾向,乃是将其视为反对自然主义一派的先驱,一并予以介绍。结合吉田精一前述分期方法,可以说《现代日本小说集》是企图全面介绍“第三期”日本近现代小说——自然主义文学除外——的一本集子。假如加上“序文中说及原来拟定而未及翻译的几家”,这一意向就更其明显。周作人所译《两条血痕》一书和收入《陀螺》的《杂译日本诗三十首》(一九二一年)、《啄木的短歌》(一九二二年),以及鲁迅所译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本《一个青年的梦》(一九二二年),其实也是对《现代日本小说集》的补充,而且把范围扩大到整个“文学”了。以后周作人译《如梦记》和《石川啄木诗歌集》,仍然与其一己经验密切相关。

此前日本近现代文学之“第一期”(一八六八年—一八八六年)和“第二期”(一八八七年—一九〇五年)的作品,周作人虽然曾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一文中有所介绍,却很少动手移译。“第三期”终止于大正末年,嗣后周氏并未“与时俱进”。正如《我的杂学》中所说:“明治大正时代的日本文学,曾读过些小说与随笔,至今还有好些作品仍是喜欢,……”继而更写一篇《明治文学之追忆》,对此详加说明。多年后又在私人通信中概括为:“我对于明治时代文学者佩服夏目漱石与森鸥外,大正以下则有谷崎君与永井荷风,今已全变为古人了,至于现代文学因为看不到,所以不知道,其实恐怕看了也不懂得也。”(一九六五年八月七日致鲍耀明)所谓“现代文学”,也许包括整个昭和文学,即吉田精一所说“第四期”(一九二六年—一九四五年)和“第五期”(一九四六年以后)在内。周氏著文涉及这一时期文学,视野仅限于几位仍然活跃的老作家,如岛崎藤村、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等;昭和年代崭露头角的人物,像新感觉派的横光利一、川端康成等,新兴艺术派的龙胆寺雄、舟桥圣一等,则无只字评论。至于晚年翻译战后作家壶井荣的《橡皮底袜子》(收入文化生活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六月出版周丰一译《反抗着暴风雨》一书)、西野辰吉的《美系日人》和《烙印》(分别发表于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二日至十九日和八月二十一日香港《文汇报》,署周丰一译),大约与替出版社校阅高仓辉著《箱根风云录》、德永直著《静静的群山》相仿,属于“为稻粱谋”。

前引周氏对于夏目漱石与森鸥外的推崇,正与鲁迅完全一致。后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周作人自己并未翻译过夏目漱石的作品,森鸥外的也只将Vita Sex-ualis译了一小部分(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九月十六日《北新》第二卷第二十一期),但《现代日本小说集》中有鲁迅所译夏目的《挂幅》《克莱喀先生》和森的《游戏》《沉默之塔》——该书系周氏兄弟合译,反映了他们共同的文学理念。有如此前《鲁迅全集》和《鲁迅译文集》只收录鲁迅所译部分一样,现在《苦雨斋译丛》亦只收录周作人所译部分,然而此皆囿于体例之举,读者仍以一并读之为宜。

二十年代后期,周作人宣布“文学小店关门”;翻译现代日本文学作品的工作,也就告一段落。后来他说:“老实说,我是不大爱小说的,或者因为是不懂所以不爱,也未可知。我读小说大抵是当作文章去看,所以有些不大像小说的,随笔风的小说,我倒颇觉得有意思,……”(《明治文学之追忆》)他对继乎夏目漱石和森鸥外之后的永井荷风和谷崎润一郎,态度就不太一样。曾说:“这两个人都是小说家,但是我所最喜欢的还是他们的随笔。”(《冬天的蝇》)虽然动手翻译过的完整篇章,唯有永井的一则《地图》(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六月《文饭小品》第五期),但是对于永井的随笔集《日和下驮》《冬天的蝇》,谷崎的随笔集《青春物语》《摄阳随笔》,都予以很高评价。《日本管窥之三》一文以谷崎的小说《武州公秘话》所写内容为例,却不是当小说来看的。就像此前写文章谈及菊池宽的小说《兰学事始》,也只是取其材料而已。这与关注点集中于明治、大正两朝文学,无疑都是个人口味使然。周氏后来精心移译文泉子的《如梦记》,且以“假如我在文学上有野心的话,这就是其一”自许,更是这方面的显明例子。

周作人曾在《怠工之辨》中说:“有同乡友人从东京来信,说往访长谷川如是闲氏,他曾云,要了解日本,不能只译文学,要译也须译明治作家之作,因他们所表现的还有日本精神,近人之作则只是个人趣味而已。我很喜欢在日本老辈中还有我们这一路的意见,……”这启发我们,他对于日本近现代文学的上述“偏嗜”,或许还有超越于一己喜好的更深一层的原因。周氏之看重“第三期”文学,尤其是明治后期文学,大概与吉田精一所说有不谋而合之处:此乃日本近现代文学史上“最充实,最多彩,产生了许多名作家、名诗人,因而使人有日本之花盛开之感的时期”。《苦雨斋译丛》所收四部作品,多少反映了这一面貌。

二〇〇四年九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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