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北站
我常想开始的地方往往不是我们想象的去处，而结束的地方更距我们遥远。但我还是丢不下这个念头，想象第一站非比寻常，那些已与实景脱离干系的地点，是名词加想象的复合体，只需盘踞大脑便自成一种拔地而出的力量。我们一直在寻找停靠传奇火车的地点，又或干脆一个小城的车站，只要有静静的月台、火车启动或抵达时冒出白色的蒸汽，就已经是半个旧梦了。我们情愿过去只是个梦，那么偶尔再飘回来，也无碍。
故事开始的时候总要有一个地点。1896年7月13日，作为大清国的特使，中国方面叫钦差头等大使，李鸿章抵达巴黎的第一站，就是这座1864年才扩建完成的火车站：巴黎北站。这个火车站在1846年建成后不足十年，就已经盛不住飞速扩充的客流量。那是欧洲工业化步伐加快、万丈雄心只相信进步的年代。的确，如果必须回到19世纪，这个基调是逃不了的。从那时到现在，欧洲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几乎将已有的世界砸碎，按自己的意愿又重造了一个。
记得有一次与朋友比尔聊天，他说：“你看看周围，没有一样东西不是造出来的，连脚下的石子都是从别的地方运来，而这一切就是从19世纪开始。”
然后他睁大牛一样的眼睛瞪着我：“你想象得出吗？我们翻天搅地造出了一个原来没有的世界！”
我说：“想象已经远远不够，现在这个钢铁水泥世界是人的孤独杰作，与以往的创造不同，人第一次向自然扭过身去，不再惧怕；并且第一次把最高统治权从人手里转给了那个非人的玩意儿——钱，从此真正的主人不是国王也不是上帝。这一百多年，地球完成了一次地壳运动，不过不是天然的，而是人工的。人怀揣着拔地而走的可能，并不满意老天给的这颗星球。”
他甩动着半长的栗色头发：“人是疯子！毫无疑问，人是疯子！”
我说：“不如说欧洲人是疯子，我们只是被绑架的人质，忧愁是我们的记忆。”
我挑了个晚上，来到这座后来又扩建过几次的车站。不足两个世纪，在奢华中迅速衰老的欧洲对进步的神奇秘方已产生怀疑。总要尝遍奢靡的各种滋味，才发觉这膘肥毛亮的动物无头无尾。
曾作为进步标志的北站，物转星移，成了负面新闻的释放匣子，有人说这是郊区青年贩毒斗殴的窝点。文明越走越灿烂之痴人说梦，一个半世纪就足以拿出证据。所谓“青年”是精英们秘送给黑人和马格里布人的统称。这个社会布满行为和语言密码，为的是表面看去漫无禁忌。“青年”对掌握密码的人有另一层含义，前面加冠词，知道密码的人便都知道指的是哪一群人。同时密码也是分级的，越到社会上层掌握的密码越多，像一个金字塔，每一层都自觉设界，不让真实下漏。像“青年”这类密码是最低级的，民间都已心照不宣。
但这个必要时耍一耍大戏的玩偶社会堪称小资天堂，因为下里巴人庸俗的延展性和破坏性被降至最低点。金腰带般缠在金字塔塔尖下的小资们被这样的娇宠哄得个个以为怀揣国王卧室的钥匙。小资被强权征服远易于“野蛮人”，他每一个细胞都想取悦于人。被玩于股掌之中的人，偏偏易生自由幻觉，人性就是这么卑贱得掉渣。这聚光舞台上脂粉的狂舞，足以遮蔽死亡之手，让人看不见小资天堂是一个文明被送进陵寝前涂脂抹粉的殡仪馆。
北站位于巴黎东北部穷人区与城中心富人区接壤的地方。再往北圣德尼斯一带，已经远不是我们臆想的巴黎，而是小马里或小摩洛哥，只有那些旧房子还顽固地为现实提供历史苍白的记录。人的迁徙是文明被偷梁换柱最秘而不宣的武器，有时想想便唏嘘不已，那些扯着文明皮囊的人群，肆无忌惮地增删着它的细节，却早已脱了旧血脉，也并不需要什么凭据，就做了主人。不管在哪里，野蛮人都是最后的赢家，旺盛的生命力藤蔓一般寻找最屈辱的去处，悄无声息地繁衍。不需百年，文明城堡的细节便被偷换，只留下个空架子。现代化不过是将隐而不露的流变浓缩了时间、压缩了距离，让人无须掘墓，便一眼看到了。清醒者时常在这种时候想赶在一切尚未结束前遁入黄泉。
北站我是不常来的，往北去远至阿姆斯特丹都可以自己开车。越是生活在一个城市，越是各人有各人的世界。偷生在十五区小资间的我，虽时时意识到终身为钱袋绑架的命运，亦不喜富人世界的规整和气大压人，但对北站以北贫民区的繁杂与亲昵也是逃之不及的。在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这个问题上，宽容、慷慨和灵性这些面纱都是撑不住半秒的。
时值九月初，夏天的尾声，气温已经变得随心所欲，像这个橙色、湿热的傍晚，法国人浪漫地称之“印第安夏天”，温度让血管和毛孔舒张到身体兴奋所需的恰到好处的程度。有一首民歌唱北美的印第安夏天，橘黄色的。几句歌词便让我在十数年间为薄暮西下找到了放置想象的词语匣子。
乘四号地铁可以直入北站的腹部，这就让车站外墙一尊尊华美的雕塑失去悦人的目的，历史剩余的奢华为最后的眼睛顽强地坚守着那几条旧花边。在拉丁区换乘四号地铁，扑面而来的已是肤色的深度，那个渐变的过程默然不语然而却是神速的，让你即刻惊觉贫贱剪不断理还乱的生命力，以及在肤色的覆盖交替中，文明暗流的角斗和征服。进了北站，这幕堪称“弱者的报复”的景象更加触目，在走进车站旧大厅之前，那些向旅人兜售小商品的店铺满堂堂的摆设、物品浓重的气味、惨白的照明，提醒你人生下水道之密如血管。直到走近月台，这种“贱民”呼啸而来的报复才一点点退去。
我们在旧电影里看到的飘动着白气和车头“扑哧扑哧”喘气的月台，已被进步永远留在了明信片上。新的尖头高速火车减速进站，几乎没有摩擦铁轨的声音，只听见自动门扑的一声开启，人水一般泄出，在下一班火车启动的宣告声中，沉着脸缄默无言的人群在各个出入口消失。只在这种聚散地人群流逝的速度里，现代人无主的人生，以及被极度扩张的自由幻觉，才像针一样刺过来。在活着等同消费的时代，被抛出历史轨道的他们来不及抽泣就已被品牌同化。他们多半是轻装的，被商品同化的大军，远行已不用带上半个家。何况这里的人走到哪里都没有带礼品之累，这个自我围墙建得极高的民族，因为小气而设计出了另一种虚伪，绝少物与物交手传递的直白，为人的自我提供了躲避追索的空间。
想到李鸿章从这北站下车，居然带了活鸡，装在一个柳条编的笼子里，怕巴黎没有新鲜鸡蛋吃。那后来在旅行中简直是累赘的上百个行李箱里也不知装了多少礼品，但东边的宝贝西边可能一钱不值，送礼的两头常是这么一冷一热。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入宫谨见乾隆，带去天文仪，乾隆说是雕虫小技；乾隆赠马特使一绿一白两个玉如意，那帮眼里只有透明宝石的英国佬，对这两块混浊的石头也是大眼瞪小眼。东西在人眼里价值的飞升和坠落，是对人的贪婪本性开的最大的玩笑！
我跑到敦刻尔克街的正门打量车站的外形，19世纪中叶“新古典主义”盛行时的作品，即使饱经风霜，石头变得半黑，那个时代的雄心和霸气也是抹不去的。也只有那年头会为一个火车站精雕细琢，人尚未被速度全盘俘虏，科学的进步还没有让人摸到生命的底线，却给人未来无限的错觉。我在欧洲19世纪的建筑中，时常体味到好像永远做了时间主人的笃定和张狂，仿佛人已经彻底摆脱了对过去的憎恨和对未来的恐惧。那是个失去了“临时感”的时代，我本来就认为这个两千年信奉一神的教士种族，比起孔孟信众，十二分地缺乏“临时感”，居然想象出个至高无上的上帝站在自己一边，待我走回19世纪，才惊悟那一百年他们才真是丢失了“临时感”，好像已然站在世界末日的门槛之上，振臂一挥，就可以开启宇宙之门。不了解欧洲的那一百年，便难解为何他们不足一个世纪就把人类全部文明打翻在地，以及一越过19世纪便打了两场史上最残酷的战争。
而现代化的过程，是人的“临时感”一点点浮出的过程，北站最新扩建的部分，已经是透明玻璃加可脱卸的钢筋，连水泥都不爱用了。建筑用材和建筑方式常常比历史书都能说明问题。李鸿章被领上双篷四轮马车，在围观的人群中，有没有时间看一眼这现代驿站张扬的建筑？那笼里的家禽和带鸡人脑后拖的长辫，已经引得街上看热闹的小民把道路堵得水泄不通。
1896年7月7日至9日，在法国驻比利时公使和法国外交部及管铁路的公共建设部之间，商定了让李鸿章的专列直接从法比边界的小城热蒙开到巴黎北站。这是我看到的官方记录，如果这样的细节也有野史的话，当时报界有另一版本，说巴黎北站派了专列到热蒙接他。照此一说法，李鸿章在热蒙是换了车的，而且是巴黎北站为迎接他特意派去的。那么究竟是记者捕风捉影，还是北站的人信口开河？
法驻比公使7月11日致电外交部：李的专列13日中午12点52分从列日火车站出发，15点26分在热蒙过境，18点50分抵达巴黎。专列由一节豪华车厢、一节卧铺车厢、两节头等车厢和两节行李车厢组成。从电报看，在边境小站热蒙换专列的可能性不大，至多换了车头。
李鸿章享用的那节豪华车厢，由德国军火商弗雷德里克·克虏伯提供，供他整个旅行使用。他的远道而来，令全欧洲的军火商雀跃，这可是远东最大的买主！
李鸿章在德国的那些天，整个柏林为之兴奋：这个前直隶总督权力大得很，要为刚刚被日本人打败的中国军队配备武装。这可是千载难逢的一份大订单！德国《Kladderadatsch》和《Ulk》两份报纸轮番出漫画，《Kladderadatsch》上有一幅，由1896年7月10日的法国《费加罗报》转载过来，有趣！一百年后一模一样地可以再画一幅：李鸿章坐在由一大堆工厂烟囱放出的烟云上，戴着插了孔雀毛的帽子，头上还挂了一圈只有基督教圣贤才有的光环，脚下是一堆堆钱袋。这边的山头上，裸体的古罗马商神梅屈尔，沐浴着也变成钱袋的太阳光，正引领着欧洲人民走向争取订单的战场，打仗是梅屈尔的专长。走在最前面的是法国和德国，一个手里拿着火药，另一个拿着最新型的装甲舰；跟在后面的是奥地利、俄罗斯和英国，提了一篮商品；再后面，西班牙手里是一只巨大的哈瓦那雪茄；意大利则拿了一包通心粉。漫画的解说词是这样一句：“东方的敌人来了，欧洲人民，拿起武器准备战斗！把你们最珍贵的商品卖给他！”
一百多年以后，客居西欧的我，对这不加收藏的敌意，以及将之引领而来的思维定式，已习以为常，这句话没变几个音节。商神兼具打仗的专长，这个文明起源的那点海盗性质，便通过远古的传说透显。国人每每诧异他们怎么忽然变了脸，其实那脸百年未变过几根线条。对外狩猎（寻敌），对内驯化猎犬，虽不是西方诸强之由来的唯一解释，至少是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奇迹时常不被揭开的一角。19世纪那场文明大颠覆之后，站在征服者行列的民族，都有此一特性，这也是被打翻在被征服者队列的中国人虽几经磨难学不会的，就是民众必经猎犬驯化。在圈养和驯化过程中，“食品”（精神食粮）须严密控制和筛选，绝不能让“众犬”吃杂食并对外界有好感。这就部分解释了非同类的中国人只剩下一种身份让他们折服，就是买主身份。不论中国哪个领导人来，法国报纸如果暂时放下文明驯兽师的架势，必是谈订单的大小，舍此绝无其他。政客只在中国国土上大谈中法友谊，这四个字一到法国本土便踪迹全无。随访的记者会自觉一律地将政客们在非同类国家的友情表演删除剔尽，只报他们如何居高临下向对方施压或要对方买东西。让时间永远锁定在19世纪，几乎成了精英们最后的定心丸。遮天蔽日的统治术举世皆有，但做得如此上下配合，且为“猎犬们”旷日持久地欣然接受，来自“野蛮人”阵营的我，有揪发断舌的惊骇。
“空客订了几架？”
“是买德国的还是买我们的高速火车？”
“多少亿的成交额？”
全是打劫分赃的口吻。一百年了，不掏钱就如粪土，不是慷慨的买主就是可恨的敌人。“野蛮人”为他们的慷慨周而复始地被留在“野蛮人”阵营里，是不懂得猎犬驯化的民族的宿命。
只需一个李鸿章漂洋过海而来，欧洲的政要们便一个个变成了储钱罐，这是当时的另一幅漫画。深解一幅漫画，往往要翻出一个文明的根底，这就让玩笑都浸着苦涩。比如绅士眨眼变成储钱罐，是因为面对非同类，连基督徒表面的“空灵”都不必布设，直接伸手就行了。所以李鸿章人未到，被“想象中的订单”电击过的人群已处在猎食前的兴奋状态了。
专列于18点50分抵达北站。然而18点车站就被好奇者侵占了，赶都赶不走。一、二、三等车厢的候车室塞满了人，鼎沸的人声连足有二十米高的车站顶棚都盛不住。这是因为买主人未到，法国报纸已先行。亲政府的报纸还算殷勤，理由很简单，不能得罪大买家。欧洲各国比试着接待规格，摩拳擦掌地争抢订单。打人的拳头只在银子面前张开柔软的掌心。
我此时站在高高的顶棚下，搜索昔日一、二、三等候车室的影子。问一个车站工作人员，说应该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就拆了。他大略地给我指了一下三个等级候车室曾经的位置。我便寻思当年车站的警卫拼着命把人堵在里面不让他们往月台上跑的情景。现在乘火车的人已分不出那么多等级，穷人旅行是免谈的，大富的人并不只有乘火车的选择，这一大工业时代先进的运输工具几乎成了中产阶级的专利。旧日贵妇牵着哈巴狗，身后跟着个挑夫的情景，是只有到电影里去看了。
虽然几经改造，19世纪搭起的原坯却并没有被破坏，巴黎的老火车站还有几分时钟停摆在一个精致时刻的感觉。19世纪人们把建教堂的激情一半转到了重造世界的热情中，在建筑上这也是石头和钢铁搭配最好的时期。其他建筑材料挤进来，古典建筑就彻底结束了。像北站那些漆成绿色直通顶的雕花铁柱，是古典建筑转向现代建筑的良好过渡。再往下走，人就偷工减料了。它们一式两行顺着月台排过来，与墙体石头的凝重恰成对比，使这个巨大的“车间”毫无笨重感和压抑感。
此时铁柱高处挂了八件特大号风衣，是某家洗衣机公司在做实物广告，告诉人们用我的洗衣机衣衫不皱。来北站途中还看到一个手机广告，广告词好像上帝起草：“有些东西是永恒的，奇迹正在发生。”实际上都不用这些大脑洗涤灵每日冲洗，作茧自缚的“现代人”除了商品难道还有别的路通向天堂？
挂风衣广告的位置上，1896年7月13日那天挂满了大清国的黄龙旗。离专列抵达只有一小时了，必须清场。车站的人搬来警察分局局长穆坎先生，他在乱哄哄的站内一番调兵遣将，总算把看热闹的人清出去了。月台空出，有人连忙辅上红地毯。一百多名警察开进车站，随后是一百五十名共和国卫队仪仗队员举着喇叭背着鼓顺月台一字排开；另有一百名骑兵在站前阻止马车接近车站大门。反正车站这会儿是停运了，到站的人进不来，要走的人车不开。警察头头们都抱怨巴黎的火车站设计有问题，上面送往迎来必经车站，应该有一个专留的站台，也免了公众受这番苦，李鸿章来一次，就让这么多人乘不上火车。
只听一声汽笛长鸣，专列于18点50分准时进站。军号和鼓声齐鸣。被允许留在站内的成群的摄影师、绘图员和记者都伸长了脖子。绘图员这个职务要说明一下：那时照相机不普及，操作起来也不方便，被照的人要专门摆一会儿姿势，所以抢新闻照片倒不如绘图员随看随画，来得活灵活现。因此提供新闻图片多得力于这些速描快手。
74岁的李鸿章走下车，在场的人都被他的高大震慑，远非法国人想象的亚洲小老头。当时的报纸都说他足有两米高，像巨人一样顶着奇大的脑袋走过来，背微驼；长长的唇髭垂下来半掩住双唇，居然还没有染霜，但下巴上的胡子已经白了；面色呈古铜色——20世纪以后欧洲阔佬们追逐的肤色，鼻子上架了副特大的金边圆眼镜；头上戴了一顶红色无边圆帽，身上是垂到膝部的黄色丝绸长衫，内衬一件深色的袍子。
这都是当时人们的描述，毕竟是没有画面的，只有供人咀嚼的线条和色彩。
他由亲自到边境迎接他的清廷驻法公使庆常（庆霭堂）搀扶着下了车，沿着月台步子缓慢地走过来。另有一说，庆常未去法比边境接李鸿章，而是在18点半来到北站月台上等他。
从各方报道看，李鸿章身体健壮、精力好，但腿脚似已不灵便。
法国方面前来迎接的有总统代表莫罗少校、礼宾司副司长莫拉尔，后者代表缺席的司长克罗齐耶，全都身佩礼服勋章，外交部长汉诺多没有亲自到场，估计与李鸿章当时下野的身份有关。
《吉尔·布拉斯报》的记者说李鸿章走路迈着碎步，眼睛看着地，脸上露出倦态。二等候车室被临时布置成了接待厅。三名中国侨民的小孩，一女两男身穿中装、捧着鲜花给李鸿章叩了头。花束主要由菊花扎成，选此花的用意据说是它来自东方，但菊花在法国人的习俗中，是上坟用的。从不同文明对花的态度，可以体察文化细节的千差万别，中国人把菊花耐久归之生，西方人则取其久面向死，相信上帝开始一切并终结一切的他们，认为极乐世界在天堂，那是死后才能换得的。在西方看到生死界紧锁的大门，悟出设计天堂只在划界，我才看清阴阳阻隔的文明心肠有多硬。华夏文明一路逃避死亡，代价是模糊界线，阴界阳界不过俗世的前庭后院，一出唱不完的戏。
在接待厅休息了片刻，李鸿章检阅了共和国卫队的仪仗队。
《费加罗报》在当日的报道中有这样一句话：“李鸿章到我们这里来干什么？来研究我们。”这样兴师动众的造访，光仆人就带了六十名，还不算代表团的三十五名成员，怎么潜得下心？走马观花、前呼后拥，看到实质真要有等待奇迹的痴心。我至今都在等待这一奇迹，但心火已是渐行渐灭，有一天总算看清：中国人并不想看实质，他永远只在刀锋上绕行。这是个拒绝死亡的文明，看实质是直面死亡。再说两个文明一个崇善一个向恶，一个乐生一个恋死，简直油和水，搅和不起来。七十多岁又刚刚经历“马关条约”磨难的他，对人家把他当成买主盛情款待，恐怕是会感激接住的。
《费加罗报》另一篇评价李鸿章的文章分析透彻，西方人是什么都看到了。一直以来说西方人不了解中国，实际是个错误信息，他们的精英深解我们远胜于我们看清他们，而且至少有一个世纪的提前量，他们早就剖析了我们的弱点，对症下药。小人对付好人总有使不尽的计谋。所谓“西方不了解中国”的准确含义是：西方精英阻止其百姓看到真相。这道自觉组建的防火墙之坚硬持久，以及被阻隔在墙另一边的西方百姓之甘愿被操纵，是我旅欧以来至今未回过神的撞击。文中说：正当日本的山县有朋苦心钻研欧洲的军事机构和战术兵法，把重点放在一式一样按欧洲军团的模式为日本建立起一支军队的时候，李鸿章却满足于付大价钱向德国工厂买会开花的大炮和不会开花的炮弹。最后这几个字是法国人讽刺德国产品的质量，两国在向中国兜售武器上，处在激烈的竞争中。
就在李鸿章抵法的时候，一个名叫马塞尔·莫尼埃的法国人正在从天津乘马车赶往北京的途中。他把一路所见寄给《小巴黎人报》。他这一路遇到很多士兵，在防御工事后面已经驻扎了好几个月，这些工事是为了防御日本人进攻北京而匆匆搭建的。这位旅行者说，这些士兵“被遗忘丢弃在那里，得过且过，军官把自己的坐骑卖掉，士兵则用自己的枪和弹药变卖了换几个小钱”。帝国崩塌前的残败由征服者遍布大江南北的耳目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记录着，那沉落的过程对凝注的眼睛，仿若电影慢镜头，从无力收拾残局到自贱，时间差已经越来越短。隔在失败与自贱之间那条线是那么模糊，而人取悦于强者的本能又是那么强烈，有时自贱都逆向成了一种快乐。如此军风士气却并不影响那头继续扮演军火大买主的角色。
再来看火车站。
人群最初被来自中华帝国的男人们服饰的色彩斑斓惊呆了，随后便在远处高叫起来：“瞧啊，他来了！他来了！”为表示敬意，男人头上的帽子都摘了下来，他们被临时围栏阻挡着不得靠近，但顽童们爬上了火车车顶。在整体的兴奋中，也有少数人起哄吹口哨。但李鸿章似乎不为所动。
左派报纸对中国政要的态度百年如一日拧死在一根弦上，骂是恒定的。这里必须加一注脚，西方的左派（剔除极少数真左派，即被贬称为极左派的人）与中国的右派在意识形态上一拍即合，中国历届政府都只与西方的右派多少能找到共同语言。这是个奇妙现象，不注明足以搅乱视听，可见名词与身后掩藏的东西对人群的欺骗。所以看当时不同的报纸，可以读出完全不同的李鸿章。比如右派的《费加罗报》说李鸿章双目“炯炯有神”；而左派的《不妥协报》却说他“神态阴险，两个大大的圆框眼镜后面是一双躲闪的眼睛”。有些报纸说他是个威严的老人，肩宽、四肢匀称；有些却把他描绘成“长而下垂的唇须和下巴上松散的胡子让他看起来像只公山羊”。有报纸报道人群里有人叫“总督万岁！”；也有报纸报道有人叫：“啊！他真丑！”“给这个丑家伙这么隆重的接待岂不让人不舒服？”所以不择边而站的我，左右派的报纸都看，呈现给读者的可能比较接近真实。而在当时接受这些胡乱信息的法国社会，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往往右派只读右派报纸，左派只接受左派观点，世界到底还存有多少真实就值得疑问了，这个“割裂式思维”的民族从古至今都在与自己的影子做斗争。
不过欧洲舆论对李鸿章年过古稀还为国家走了半个地球总体是颇有赞词的。何况他是来虚心求教的，只这一点就让欧洲人眉飞色舞。冗长世纪对背教者和异教徒的屠戮，铸就了一个非教莫能的种族，可中国人总是让人人教士的西方人不知所措：不会看眼色的愣头野小子，说是不听的，打也不过是一时生效，哪像日本人那么学乖卖巧。在认真临摹的学生日本和不想作学生、作了又不知从何临摹的中国之间，两百年盖棺论定似有清晰的输赢，五百年就不一定了。小国寡民在历史长河中时常靠背叛苟得一线生机，坚定不移是大文明才有的奢侈。好学生到最后连颓废都模仿得惟妙惟肖；坏学生痛哭流涕后站起来还是自己。
李鸿章登上总统府的双篷四轮马车离开北站向歌剧院广场驶去，两边有重骑兵护驾。所谓重骑兵，就是从头到脚披戴金属装饰，亮闪闪且发出震慑的声音，威风排场，属于权力的花架子。我也跟着李鸿章的离去，走出北站。
夜幕将来时尚存的天光追赶挤压到天边，人潮也已泄流到城市的边边角角。敦刻尔克街车站边门聚了一群“回家”的流浪汉，手里、脚边都是酒瓶。在这个彼此躲避纠缠的社会，酒精是弱者的归宿，那道迷醉的墙里糊着他们一寸寸丢失的尊严。是酒精让他们毁灭，还是毁灭让他们沉溺于酒精？不幸的理由是没有先后的。堆放城市下脚料的去处，车站乃其一，好像怕被人群抛弃，要像苍蝇一样叮着这个城市的进出口。街对面是一溜白昼般通明的酒店饭铺，在这个“印第安夏天”的晚上，千缠万绕地拖着行人匆匆的脚步。忽然有百年一瞬的被劫感，我以为很久很久的往事，新鲜地漂浮在骤然铺陈的时间锦被上。近代史多不幸怎堪回首，在我族漫长的生存史上，那会不会只是一个细节？也许只有这个寄望千年的安慰。旧人旧事烟缕似的飘荡在这条街上，为他们没有留下的故事铺呈着纸笔。
在翻阅那些资料的时候，我意识到这其实是两个人的旅行，死去的人和活着的人。活着的人有活着的人的现实，死去的人有死去的人的历史，现实与历史的碰撞让人害怕。怎么能保证这个世界不与人们对它的叙述混淆在一起？时隔百年的两次旅行能把这一切牵到哪里？
虽死犹生的人和虽生犹死的人，在假面舞台上彼此追逐着，想拉住对方的衣角。我在喧闹中从台下走过，犹豫着是否走进这幽灵的盛会，面具下的狂欢让人分不清有谁一息尚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