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风雨谈》

关于《风雨谈》

止庵

《风雨谈》一九三六年十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除《小引》与《后记》外,本文三十四篇,附录两篇,皆为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六年五月所写,是继《苦竹杂记》之后的作品。“风雨谈”原是一九三五年一到五月在《宇宙风》所发表之系列文章总的题目。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周氏日记云:“晚重阅《风雨谈》,对于自作的文章,觉不无可取,亦可笑也。”

集中各篇文章,主要仍承继《夜读抄》以降的风格,或“关于一种书”,或关于某书中之某一观点,即便像《关于傅青主》或《老年》这类题目,其契机亦是自读书得来,所以几乎统可以作者所谓“读书录”或“看书偶记”名之。《小引》中提到“杂文”,《苦竹杂记后记》也说“不佞只能写杂文”,此“杂文”用法与《夜读抄》之有别于“本文”者又复不同,大概是一并包括两类文章而言之,相当于后来所说“随笔”。作者又说:“或曰,是与《雨天的书》相像。然而不然。《雨天的书》恐怕有点儿忧郁,现在固然未必不忧郁,但我想应该稍有不同,如复育之化为知了也。”此处系就书名说话,但前后文章区别确实相当明显,“忧郁”云云或可理解为某种情感,原先作者较多感性表露,而现在感性则多隐含于知性之下。此外这里颇有几篇写意之作,譬如《关于纸》、《北平的春天》、《买墨小记》等,与《苦茶随笔》中之《关于苦茶》、《骨董小记》题材相近,却又有所不同,目的不在辩难,几乎纯然闲适,倒像是早期的《故乡的野菜》、《苍蝇》等,不过味道由冲淡变为清涩,读书文章中也有些与此意趣相近,在中期创作中可视为单独一路,后来写《秉烛后谈》、《药味集》,成分就更重了。

《小引》说:“不佞故人不多,又各忙碌,相见的时候颇少,但是书册上的故人则又殊不少,此随时可晤对也。”其实非独此处为然,《夜读抄》之后各书均是“既见君子,云胡不喜”的“风雨谈”也。而所“晤对”的“故人”,也不止这里介绍的傅青主、王谑庵诸位,连同他一再提及的霭里斯、安特路朗等也在其列,虽然比较而言,还是以中国古代人物为多。周氏的关注点逐渐发生转移,着力对中国古代著述(以笔记为主,间有诗文)加以缜密的审视,涉及领域甚广,投入精力至巨,应该被视为是其一生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所写文章虽然都是短篇,这项工作却是系统的。此种审视首先是思想意义上的,而作者的文学观念,特别是有关文章的看法,也时时有所体现。他的功夫是“披沙拣金”(《苦竹杂记后记》),态度是“褒贬显然”(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一日致鲍耀明),从古人之作中看到许多弊害,也发现了若干好处。其间的取舍标准,即一向强调的“疾虚妄”和“重情理”;换句话说,他的立场是科学精神和人道主义,或者一并说是现代文明。所首肯者都是思想与文学上的异端,最终他在中国传统文化系统中分立出一个与正统儒家(以程朱一派宋儒为主)针锋相对的思想体系,标举了一批与主流文章(以唐宋八大家和清代桐城派为主)截然不同的鲜活文字。周氏所心仪的人物不是文章作者,就是文章记述对象,他与他们交流的方式不外乎读书与抄书,最终完成于自己的写作,故以作品而言是读书记,以写法而言是“文抄公”,以内容而言则是人物论与思想论,这也是“文抄公”写法的意义之一。这种工作一项重要成就(至少对作者来说是最有价值的),是他后来所说的:“上下古今自汉至于清代,我找到了三个人,这便是王充,李贽,俞正燮,是也。王仲任的疾虚妄的精神,最显著的表现在《论衡》上,其实别的两人也是一样,李卓吾在《焚书》与《初潭集》,俞理初在《癸巳类稿》《存稿》上所表示的正是同一的精神。……我尝称他们为中国思想界之三盏灯火,虽然很是辽远微弱,在后人却是贵重的引路的标识。”(《我的杂学》)周氏承认是他们的传人,也就将自己纳入“虽儒家而反宋儒”的思想系统了,——在他看来,这才是未被改篡过的孔孟思想的流脉,所以他后来自称是“儒家的正宗”(《药味集序》)。

此次据北新书局一九三六年十月初版本整理出版。原书小引三页,目次四页,正文二百六十五页,后记二页,目次、正文中“小引”均作“风雨谈小引”,正文中“后记”作“风雨谈后记”,而在目录中未予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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