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自20世纪90年代网络构入文学领域以来，不仅文学的创作、传播、接受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文学的批评实践也发生了从主体、模式、话语到价值取向的多重变化，呈现出一些新的面貌和特征。网络技术的构入既给文学批评带来了开放、互动、多元等积极变化，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与困境。文学批评的实践呼唤多元主体共同进入网络现场，通过主体间的对话实践求解问题并凝聚新的批评理论，建构新的批评模式。

本书以文学的网络创作、网络传播、网络批评热潮为写作背景，以当代文学批评的“文化转向”为学术语境，以传播学、文艺学、社会学、哲学等多学科融合考察为研究视角，以文学与其传播媒介之间的互动、互构关系为切入点，进入文学的网络实践现场，考察网络媒介深刻影响社会日常生活的当今，文学批评呈现出哪些主体、模式、话语和观念的新变，这些变化在使文学批评更加自由、丰富多元与具有创新性的同时又带来了哪些新的问题与挑战，以及这些困境中哪些是网络媒介特性带来的自限性，哪些是既有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对网络新实践的不适应。本书通过对传播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理论的分析与探究，揭示网络传播时代文学批评的变与不变，为求解网络时代多元主体在批评中的位置与关系、批评的话语和方式，以及批评所依据的价值追求进行方向性探索。

全书共分三篇。第一篇“新变”以“媒介即信息”这一传播学理论为主要理论工具，从总体上概括和梳理了网络技术介入文学传播后，文学批评空间的结构性变革，对文学批评在主体构成、运作模式、话语风格、价值取向等方面的新变化进行归纳和分析。第二篇“困境”从研究模式、批评话语、媒介环境、文学观念、价值尺度等几方面对网络时代文学批评正在遭遇和可能面对的问题进行归纳与分析。第三篇“求解与建构”从网络传播时代多元评判主体的网络共场开始，对前述问题从受众视角、间性模式、理性与人伦价值坚守等几方面进行求解，并提出适应网络时代批评新实践的理论建构追求。

第一篇“新变”从总体上概括和梳理了网络技术构入文学领域后批评空间的结构性变革。这部分首先引入了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理论，依据媒介技术对社会文化的形塑作用与认知创新功能，对网络传播时代的社会文化表征空间进行了特征描摹。作为这个文化表征空间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及文学批评在新的文化空间中发生了从生成机制到表现形态的诸多变化。首先，网络变革了批评主体的身份构成，批评的话语权力从“专家”泛化到“网众”，身份庞杂的批评主体之间的位置关系也在从“中心—边缘”结构，转向“节点—节点”结构，并仍处在持续的自演化状态中。批评的方式从网络前时代的专业批评主体通过专业媒体进行一对多的单向传播，转变为多主体即时互动的共场在线模式，文学批评不只有专家“独白”，还有网友在线“对话”，文学批评从预设理论框架的标准化判评演变成现场互动的生成性过程。在线式批评的即时性、互动性鼓励了批评表达的情绪化、口语化与个性化，批评的话语以通俗浅显代替了专业深刻，以吉光片羽的感悟代替了连篇累牍的论述，个性化表现代替了规范化的表述，并在大量的网络实践中积累了一些文学批评的网络话语。在更深层次上，批评的价值取向变得更为多元，这种多元不是判断文学价值经典标准的失效，而是这些标准要素在网络主体价值判断中的比重发生了位移。对文本价值的评判过程中，愉悦体验的比重超过了审美批判，草根趣味冲击了神圣崇高。

第二篇“困境”在总结文学批评新变并分析了媒介性成因后，对当下文学批评实践中较为突出的困境或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网络传播带来的第一个文学批评困境是网络文本的敞开性与海量性给传统的专业批评模式带来的挑战。网络书写使文学边界日益模糊，网络超链接的文本结构模式，以及改写、接龙等新创作模式造成了文本的敞开；同时网络对创作主体的开放与连载的发表方式又造成了文本数量与规模的激增。这些造成了批评主体把握文本结构的完成性和量的完成性的困难，在批评家无法对文本进行通读和细读的前提下，以文本研究为基础的传统批评模式遭到了挑战。网络文学空间的敞开性使传统批评家之外的网络大众成为文学批评的主体，并因其数量优势而成为批评空间的重要力量，但专业批评家与网络大众批评者之间因文学观念的差异、批评话语的隔膜等存在很大的交流障碍。有些专家往往因为对网络文学实践持有否定或怀疑的态度，而不愿去理解和接纳网络中新的表达；网络大众则因为对传统权威的下意识的否定与对抗而拒绝专业语言与规范，在网络的自由空间中恣意喧哗而伤害了对话的伦理。传媒机构与商业资本作为网络文学空间的重要构成要素，也在以超出以往的程度介入文学批评，商业资本与网络平台融为一体并为了商业效益开展媒介炒作，营销以批评的名义干扰着文学判评。这一切最终都影响着文学批评的价值尺度，造成网络时代文学批评价值取向的分歧。网络给文化多元带来宽容环境的同时也向打着文化多元主义旗号的私人性批评敞开了大门，齐格蒙特·鲍曼将这种以“文化多元主义”为名，要求对任何差异性予以尊重的观念称为“多元文化主义”，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满足公共公平基础上的个性多元，后者则要求对个体性绝对尊重而放弃公共平等。需要警惕的是当下网络批评追求价值多元的氛围下，一些打着文化多元旗号的对多元的误用和伪用，可能造成私人性价值对公共价值的侵害；另外，网络传播的点对点模式在带给网络主体更大的选择自由的同时，也使其陷入了由个人偏好织就的信息的“茧房”，给文学接受和文学批评带来了价值失衡和公共性流失的隐忧。

第三篇“求解与建构”从多元主体网络共场、主体间性对话、受众导向批评与网络新理性下的人伦价值追求等几个方面入手，对批评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和面临的困境进行求解。首先，要求传统批评家进入网络批评空间，与多元批评主体共场。这是在传统批评陷入危机与网络批评暴露问题的现实情况下，专业批评家的必然与可然选择。当然，入网的专业批评家需要进行必要的视角与身份转换，从原来站在网络对岸的“外观”转向深入其中的“内观”，以“学者粉丝”的身份进入网络内部，通过对网络“土著”话语的理论转化，形成对网络实践的谱系研究和理论提炼；在此基础上将自己对网络实践的认识与见解阐释出来，走下原来“立法者”的高台，通过自己能够融通理论与实践的文学阐释影响和引领文学的创作与接受，在网络时代中重新发挥专业批评的引导作用。其次，顺应网络传播时代交往对话的文化逻辑，文学批评也应提倡间性对话模式，进而从既有理性的解构中凝聚新的网络共同体意识。最后，网络传播时代的文学批评已经从创作导向转向受众导向，文学批评需从受众视角出发，对文学网络接受的主体、热点以及所追求的接受效果进行研究。分析网络接受主体的特征与他们的接受行为特征如何影响其文学选择与批评的方式，以及他们热衷于玄幻、职场、仙侠等文学类型的背后体现了怎样的时代情绪与社会心理。网络时代的文化逻辑并非表面的非理性、断裂，而是在印刷文明的线性、因果关系之外，还包含着网状、相关关系的更为复杂和统合的逻辑。无论自然世界、人类社会还是文学作品都是存在复杂关系的有机整体，网络的逻辑使这种超出以往线性文明认知阶段的整体性逻辑凸显出来。所以，网络时代的文学批评仍须相信理性与科学的有效性，从网络批评的实践中提炼网络时代的新理性，并在文学的接受与批评中审美地实现人类的整体性生存。